《约婚夫妇》：力量关系的小说
本文是1973年10月在奈梅亨大学举办的曼佐尼研讨会上的发言。刊登在由卡尔洛·巴雷利尼（Carlo Ballerini）主编的大会论文集上，其中还包括了与会者们的讨论。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于1973年5月20日发表在《日报》上（这一期有四个版面纪念曼佐尼逝世一百周年）。
1.伦佐和鲁琪亚的图书馆
伦佐和鲁琪亚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在《约婚夫妇》中，这一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我觉得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在他们出现之前或者之后，不会读书写字（或者可以假设如此）是许多文学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共同特点。不过，作者对文盲状态具有如此明确意识的伟大著作，我无法再举出另外一部。在一个书写文字不断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世界里，伦佐和鲁琪亚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文字使他们卑微的梦想无从实现。
在伦佐和鲁琪亚的世界里，书写文字以双重的面孔出现：权力的工具和信息的工具。作为权力的工具，它经常会与这对可怜的未婚夫妇作对：它是阿策卡—加布利医生使用的书写文字，是满月客栈老板用来记录顾客身份的“纸张、翎笔、墨水瓶”，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它是安布罗焦·富塞拉用来给伦佐设置陷阱的无形的纸张、翎笔、墨水瓶。
事实上，我们很难确定《约婚夫妇》的内在规则，因为曼佐尼不停地移动他那副望远镜的焦点。一旦确信小说和观念的机器大体上能够运转后，他便开始进行调整工作：聚焦各种人物和各个方面，每个人物都来自不同的启示，而且这些启示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与差异。在小说的不同版本里面，他的人物描写制造出越来越逼真的效果，不过，效果最好的未必是小说最后一版——就像最近皮奥维内在文章中所写到的那样，这个特点尤其体现在唐罗德里戈这个角色的身上。
曼佐尼真正在意的并非人物，而是社会上和生活中现存的权力、它们的存在状况，以及彼此之间的冲突。这些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叙述中真正的动力，也是他在道德和历史方面担忧的症结所在。在对权力关系的表现上（例如身处唐罗德里戈宴席上的克里斯托福罗，格特鲁德在修道院里宣誓仪式上的“自愿选择”，坐在费雷尔的马车里面，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的供应督办），曼佐尼的笔触总是自信而轻盈，知道如何找到最正确的点，精确度达到毫米级别。《约婚夫妇》并非我们国家读者最多的政治书籍，但是，所有政党都认为这本书决定了意大利政治生活的形式。然而，对于一个从事政治，而且每天都试图让普遍性想法与客观条件相适应的人来说，他在读这本书时，能够比读其他书籍更好地认识自己。它还是一部优秀的与政治唱反调的著作，确信，无论是通过奢望遏制现行力量的法律，还是借助一种为被排斥者提供支持的集体力量的确立，政治都不能带来任何改变。曼佐尼并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刚好相反：的确，应该由阿策卡—加布利那样的律师去向打手们“叫喊”；的确，置身袭击米兰面包房的人群当中，总会遇到被司法队长派去的一个像安布罗焦·富塞拉这样的人的挑衅，他是要找到那个常见的替罪羊。当然，这一点在意大利也是古已有之，而且从来没有停止按照它的方式去塑造现实。
在几个版本的《约婚夫妇》中，有一本“革命”小说，它会不时探头到那本“温和的”小说的隐秘之处去偷窥：它会在“阴谋之夜”的“巨大混乱”当中，进行那段关于压迫者和受害者的著名“思考”；也会借着米兰人因为面包价格过高而造反的事件，借助伦佐之口来倾诉曼佐尼个人对公正的渴望。假如说作为“革命”小说，这本书讲述的是那些错过的革命时机，那么即使是作为一本“立场温和”的小说，其中那些更加显而易见的时机也同样被一次次地错过：克里斯托福罗修士的美德并没有打动唐罗德里戈的心，而能够解决问题的皈依也被委托给身份更高的唐罗德里戈和匿名者，却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将问题解决，而仅仅是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描写一场不可能的革命的“革命”小说，与表现虚伪和解的一本“温和的”小说，同样具有欺骗性。曼佐尼生活的那个世界，带有法国大革命的创伤留下的深深烙印，他一边写作，一边感到复辟带来的沉重。要想赋予他的小说一个解决方法，就要另辟蹊径。
3.故事、饥馑、鼠疫
只有将观察的角度从个人过渡到世界，才能解决莱科这对未婚夫妇的问题。一旦发现天意是通过鼠疫来体现的，我们就能够明白，那个微不足道的政治思想早就被炸上了天。小说中涉及的真正力量，表现为缓慢孵化或者突然爆发的自然或者历史灾难，它们搅乱了权力关系之间进行的这个小游戏。这种形势在蔓延，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之间的联系仍旧紧密而又不确定，就像我们在探索如今世界上生物和人类未来时发现的那样。读者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约婚夫妇》从一开始就是一本关于饥馑和蛮荒之地的小说：在第4章的开篇之处，克里斯托福罗离开佩斯卡莱尼科，在简洁的画面中旅行：“骨瘦如柴的小女孩，在牧场里用绳子牵着一头骨瘦嶙峋的小母牛……”［小说中不时会出现一个画家曼佐尼，他的画作几乎采用了勃鲁盖尔（Brueghel）的风格，属于北欧那种粗陋的绘画作品；那个“流派”的另一个实例是唐罗德里戈所居住的村庄，在第5章；还有一个例子，是瘟疫病人居住的传染病院里的保姆。］
曼佐尼小说中表现的是被上帝抛弃的自然，这与受到上天恩惠完全是两码事。当上帝现身，让事情恢复正常时，同时也带来了鼠疫。今天，有人企图在曼佐尼的作品中，在教育主义思想的外表下，找到某种虚无主义；而更加彻底的虚无主义，我们随后只有在福楼拜的作品中才能见到［请参考一位年轻学者评论否定文学的论文，也就是朱塞佩·赛尔托利（Giuseppe Sertoli）的文章，发表在《新潮流》杂志，1972年，第57—58期］。
从人的角度来讲，书中描写的就只有破坏：糟糕的统治、糟糕的经济、战争，还有从天而降的德国雇佣兵。这是一部被包裹在小说章节中的史书（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历史，华伦斯坦事件和曼托瓦公国继承战争，都被排斥在唐罗德里戈饭桌上的闲谈之外，而他们谈论的话题都是农业危机、小麦的价格、人工的需求和流行病的曲线）。《约婚夫妇》提出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就是人类不停地在应对灾难。
回到之前的那些三角形上面（腐败的权力、坏的教会、好的教会），我们还可以在上面罗列一个新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顶端是人类历史（糟糕的统治、战争和顺从）、被上帝抛弃的自然（饥馑），以及可怕而又不可思议的神圣正义（鼠疫）。曼佐尼所描述的鼠疫，除了作为大合唱式的宏伟展现以外，还是一个新的范畴，其中的所有人物和故事，与之前相比都发生了变化。伦佐的流浪旅行重新开始，而且变成一次神秘的入会式的旅程，高潮之处是他跳上脚夫们的推车，穿越狂欢般死亡的快乐。这是小说中最值得提及的一处，其中不仅出现了“可怜的瘟疫传播者”这个词，还有一段出乎意料的死神之舞，是曼佐尼小说中很少出现的一个放纵时刻。另外，还能见到倒骑在马背上，被黑马带走的那位狂热骑士的影子。在《菲尔莫与鲁琪亚》中，唐罗德里戈本人如同在宗教剧的表演中那样，被拖进了地狱。
要想将反映《约婚夫妇》这出“宗教剧”中彼此对立的力量与上天的恩惠的图表补充完整，只需加入与被上帝抛弃的世界演对手戏的人类的意愿，而人类想要强迫上帝改变他对世界的规划。如此，一个决定性的力量就变成了阻碍。在个人层面上，这种力量表现在伦佐尝试进行的抵抗当中，从因为朋友们的退缩而失败的最初模糊的意图，到“欺骗者之夜”复杂的安排；从集体层面上来讲，同一种力量行动了起来，并且在米兰袭击面包店的事件中遭遇了失败。
针对这个主题，我想要列举的不仅仅是代表着曼佐尼创作手法最大成功的这两个片段，还有书中最晦涩的一个部分，那就是鲁琪亚的誓愿。曼佐尼不太相信通过作品所做的辩解，认为鲁琪亚的誓愿就像人类出于唯意志论而做的所有行为一样，是强迫上帝改变他对人类世界的规划的无益尝试，这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犯下的错误，也是曼佐尼厌恶的那种墨守成规，几乎是想要强迫上帝签署协议。因此，鲁琪亚的誓愿也就成了一项无效的协议，被克里斯托福罗这样的修士轻易废除了。这是一个从传染病院的瘟疫病人中间重生的克里斯托福罗修士，他几乎骨瘦如柴，使命完成后就会立刻死去，如同童话中有魔法而且施以援手的角色，是一头善良而且注定被牺牲的动物。
小说的靶子始终只有一个：在无情而复杂的现实力量面前，人类那种自负的唯意志论。无论在严厉的先验性的面孔上，还是在科学所探寻的自然力量上面，我们都可以见到这些现实的力量。在曼佐尼的作品中，严厉的神学语言不止一次与仅仅考虑事实的科学语言相混淆。《那根臭名昭著的柱子的故事》这部作品，并非出自一个先于或者与持天命论的曼佐尼同时存在的、作为启蒙主义者的曼佐尼之手：二者是同一个人。无论从关于细菌性传染病蔓延的科学知识出发，还是根据曼佐尼式的神学，对所谓瘟疫传播者的迫害都是一个可恶的错误。曼佐尼式的神学认为，鼠疫的灾难不可能是来自人类意志的行为，或者少数人的行为，而只能出于上帝之手；也就是来自人类罪行的链条，它们导致了上帝的惩罚以及通过天意来进行的极端拯救。
在《约婚夫妇》中，关于饥馑的讨论也遵循同样的路线。早在第5章中唐罗德里戈的宴会上，曼佐尼就已经谈到了这个错误，即认为面包的短缺是囤积者和面包店主人的意愿所致。直到第12章，作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曼佐尼才解释说，是天气、社会、军事和糟糕的管理等复杂原因，导致了饥馑的发生。在这里，科学原理同样也解释了上帝的无限性概念，这种宗教情感，在其深处与莱奥帕尔迪的无神论抱有同样悲观主义的态度。
面对18世纪的文化危机，这两位仍旧深深沉浸在18世纪的诗人奋起反抗，但他们的理想却完全不同。如今，我们能够在他们各自的理想中辨认出一些相似之处，而不仅仅是彼此的对立，但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在道德和风格上的选择，都仅仅集中在了他们之间的对立上：针对轻而易举对人类进步和自然善意产生幻想的那种信仰，莱奥帕尔迪的拒绝更加强烈；而对于将世界的无情掩盖起来的安慰性的宗教情感，曼佐尼的反对自相矛盾，而且小心谨慎。在两位诗人看来，只有从对于需要迎战的力量的准确理解出发，人类的行为才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