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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创作的社会学著作。什么是人的条件？阿伦特在介绍人的条件前先提出“积极生活”的三大基本要素: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劳动是与人体生命过程对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的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必需品。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行动，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plurality)的人之条件，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的事实。除了以上三个人之基本条件外，人也是被条件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条件。人的条件不等于人的本性，与人的条件相应的所有人类活动和能力的总和，都不构成任何类似于人的本性的东西。
钦定仪象考成
清代一部以星表为主的天文工具书，由钦天监组织在京监内外人员完成。中国清代对天文观测的专著。主编允禄、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刑部尚书张照。协理者刑部左侍郎觉罗勒尔森,工部左侍郎何国宗、实际负责者钦天监监正德人戴进贤(I. Kogler,1680—1746)与奥人刘松龄(A. De Hallerstein,1703—1774)。分正、续两编。正编于乾隆九年(1774年)开始编撰，十七年完成。由当时的钦天监监正、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戴进贤主编，有26人参加编算。共32卷，分10册。书首两卷是《仪说》，介绍乾隆九年创制的玑衡抚辰仪的性质和用法;后30卷为星表，列有300个星座、3083颗星的黄道坐标和赤道坐标，及每颗恒星的赤道岁差等。星表使用80年后，因岁差和黄赤交角的变动，产生的误差较大，钦天监又对《仪象考成》进行复测、修订，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成书32卷，称为《仪象考成续编》。由当时钦天监监正周余庆主编，有38人参加测算和编写，共录星3240颗，较前增加163颗。这是一部由中国人独立观测、编算的星表，提供了一批年代可靠的新恒星坐标值。它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肯定了恒星有自行，并提出恒星也有和行星轨道运动类似的运动等。
乐论
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
保生心鉴
明代铁峰居士撰，一卷。作者姓氏生平无考。序云作者于弘治十八年 (1505年) 得 《圣贤保修通鉴》，深加契爱，惜其“简而未祥，微而不著”，遂参诸医经、月令等书，正讹补略，并采用《活人心法》，令人缮形摹写，绘图三十二幅，纂为一帙，使有心者保养心元，不致轻耗。书成于正德元年 (1506年)。首为《修真要诀》，主要是选辑《保修通鉴》、《内经》、《运气论奥》等十种古籍中有关著录，并附五运六气枢要、六十年统运、四时气候、主气、客气、脏腑配经络、脏腑配四时等图; 次为《养生总论》及《二十四气导引图》等; 末附朱权的《法人心法》。作者认为，摄生之道以修养为第一，医药为第二，导引为第三，故对保养真元修心养性较为重视。书中所辑养生理法较详，文图并茂，对于研究养生学有一定参考价值。如《太清二十四气水火聚散图》(目录中简称《二十四气导引图象》)等，在后来王圻的《三才图会》、高濂的《遵生八笺》等名著中均有收录，或称为 《二十四气坐功法》，或称为《陈希夷坐功》。有《寿养丛书》本。据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年) 《猗氏县志》载，明代令狐鎴曾撰有 《保生心鉴》，或即本书。鎴字仲平，山西猗氏县人。
四书正误
共6卷,清初哲学家颜元编,为读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的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今有《大学》、《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除注释外,多为批评程朱的内容。《四书正误》认为宋儒理学的“明理”,是“离了治情讲心性,离了平好恶讲治情,离了待人接物讲平好恶,所以为禅宗”(卷一)。脱离现实的理学是流入了佛教禅宗一路。“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之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卷六)。意谓理学之“理”并非儒家经典原义,而是源于佛教。认为“理”不过是事物的“条理”,“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卷六)。批评理学以作事会妨碍“存心”、“尽心”的明理工夫,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勇于任事,努力作事。“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见。若吾儒隐居求志,凡兵农礼乐,为君为相为百职,职掌机宜,哪一件不去理会……无志小儒、章句禅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卷三)，批评理学的“即物穷理”只是读书穷理,对与实际事物有关的学问则茫然无知。“自汉宋来,学字已误,况博乎!况问、思、辩、行乎……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也。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卷二)理学家只是“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大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卷四)。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
佛古闻禅师语录
三卷，清行闻说，超质等编，胡周鼒序，徐元文序，有塔铭。南岳下第三十五世，嗣林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