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艰难的田园诗
大鱼，小鱼
泽费利诺的父亲从来不穿游泳衣。他总是穿着卷着裤脚的裤子，套着短袖衫，戴着顶白布料的帽子，从来不离开礁石群。他的爱好是帽贝，那种扁平的、贴在礁石上的软体动物，它们硬极了的介壳和石头几乎浑然一体。为了把它们拿下来，泽费利诺的父亲得使上刀，每个星期天他都用自己那戴着眼镜的目光检阅海岬上的每一块石头。他能一直这样继续下去，直到他的小筐子里装满帽贝；有几个是刚摘下就吃掉了，他吸着帽贝那湿润而发酸的贝肉，就像从调羹里吸出来一样；其他的帽贝他则放进篮子。他不时地抬起眼睛，并把这有些茫然的眼睛转向平滑的大海，喊道：“泽费利诺！你在哪里？”
泽费利诺整个下午都待在水里。他们两个一起来到海岬，随后父亲就把他丢在那里，赶紧去跟在他的帽贝后面了。帽贝这么坚定固执，不可能吸引泽费利诺的注意力；首先吸引他的是螃蟹，然后是章鱼，再有就是水母，接着是各种各样的鱼。入夏以来，他这个猎打得是越来越复杂和巧妙了：现在跟他一般大、持着水下猎枪能把猎打得像他这么好的小伙子，是一个也没有。水下功夫上乘一些的要数有点矮胖的家伙，耐力好，肌肉足；泽费利诺正在往这个样子长。在地面上，他那样牵着父亲的手，看起来就是一个那种剃着光头，张大嘴巴，需要让人拍着脑袋才能往前走的小伙子，在水上，他可是比谁都要强；潜在水下还要厉害。
那一天，泽费利诺为了水下狩猎把所有器械都准备齐全了。潜水面具他是去年就有的，那是他奶奶的礼物；一个表姐妹的脚小，就把她的脚蹼借给了他；猎枪他是从舅伯家里拿来的，他拿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却跟父亲说是他们借给他的。再说他是个小心的孩子，既会耍枪，处事又周全，大家把东西借给他都很放心。
大海很美，很清澈。泽费利诺对所有的嘱咐都说：“好的，爸爸，”然后就下水了。他那样顶着插上通气管的玻璃脸罩，蹬着双鱼尾一样的腿，手里还操着那既像长矛，又像步枪，也像鱼叉的工具，都不再像人类了。然而，一下海，尽管他是半埋在水中地游弋，还是很快就能认出来那是他：从他拍脚蹼的模样，从他把枪夹在腋下举向前方的方式，从他把头浮在水面向前行进的那个势头。
海底起初是沙子，然后是石头，有些石头表面给侵蚀了，光秃秃的，另一些上面则是长胡子般布满了密匝的褐色海带。在礁石的每一处褶缝里，或是翱翔在水流中那颤抖的须根之间，都有可能突然出现一条大鱼，玻璃面罩后，泽费利诺全神贯注地转动着不安的眼睛。
第一次发现海底时，会觉得它很美：不过就像其他每一件东西，最美的，还在后头，要通过一次次的划臂才能完全了解它。就好像是在喝这些水下景色：走啊走，永远也走不到头。面罩的玻璃是一只巨大的单眼，吞食着这些阴影与色彩。现在阴暗结束了，他已经远离了那片礁石的海域；在海底的沙子上，能辨认出来被海水流动勾勒出的纤细波纹。太阳的光芒一直到达这底下，摇曳着闪烁不停，成群的追饵鱼[5]也跟着闪动不止：极小的鱼群笔直地疾行着，然后突然又一齐来个直角转弯。
突然升腾起来一片沙云，那是海底的一条金鲷鱼拍了一下尾巴。它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对准了那个鱼叉。泽费利诺已经在潜游了；而金鲷鱼呢，那生着条条线纹的两侧漫不经心地摆动几下后，猛的一跳就溜走直冲到水面去了。这鱼和捕鱼人一直游到了一片小海湾里，周围尽是些竖着刺海胆的礁石，那里的石头多孔，光溜溜的。“在这里它可就逃不掉了，”泽费利诺想；就在那一刻，金鲷鱼失踪了。从一些洞穴和凹槽里，冒出一串小泡，然后很快就止住了，然后在另一处又冒起泡来；海葵不停地发着光。金鲷鱼从一个穴口中探出身来，随即消失在另一口洞穴中，很快又从极远的一个孔里钻出来。它沿着一块山嘴般的礁石，朝底下游去，泽费利诺看见在海底有一处地方绿得发光。这鱼在那片光亮中迷失了方向，泽费利诺紧随它游去。
穿过一块山石脚下的低矮拱洞，在他上方又是高高的水深和天空。浅色石头的阴影包围着这片海底，落在更深处一块半浸在水里的礁石上。泽费利诺腰一挺，脚蹼一蹬，准备浮到水面上来换口气。气管露了出来，他吹出几滴钻进面罩的水珠，但这小伙子的头还埋在水里。他又找到了那条金鲷鱼；甚至：是两条！同时，他又看到一整队的金鲷鱼安详地游在他左侧，而右侧闪耀着另外一群。这个地方的鱼类富裕极了，而且几乎是片封闭的水域，不管泽费利诺望着什么方向，总能碰到闪现的纤细鱼鳍，耀眼的鱼鳞，以至于他惊愕和狂喜得一枪都打不出去。
这时候不能急，要研究好最佳出击，同时又要注意不能把恐惧散布开来。泽费利诺的头仍是埋在水下，往最近的一处礁石边游去；在水中，顺着岩壁，他看见一只白乎乎的手悬在那里。大海是静止的；在那绷紧和明净的海面上，扩散着一圈圈的同心圆，就像是一滴雨珠掉了下来。小伙子抬起头望着。一个肥胖的女人，在礁石边缘上俯着身，穿着泳衣，正在晒太阳。她在哭。眼泪一滴滴地从脸颊上滑下来，落在海里。
泽费利诺提起额头上的面具，说：“对不起。”
胖女人说：“看你说的，小伙子，”然后继续哭。“你尽管逮你的鱼。”
“这个地方全是鱼，”他解释道。“您看见有多少鱼吗？”
胖女人的面容宽慰了些，直勾勾望着自己前方的眼里饱含着泪水。“我还真没看见。我怎么办？我止不住总是想哭。”
泽费利诺但凡谈及大海，谈及鱼群，那是最能干的；然而，这一碰着人，就又是他那副张口结舌的模样。“我很抱歉，夫人……”于是就想回到他的金鲷鱼那里去，但是，一个哭泣的胖女人又是如此罕见的景致，搞得他不得不着迷地看她。
“我不是位夫人，小伙子，”胖女人说，她那高贵的嗓子略带些鼻音。“你该叫我小姐。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那你叫什么名字？”
“泽费利诺。”
“好孩子，泽费利诺。你捕鱼捕得怎么样？或者说猎鱼猎得怎么样，怎么说来着？”
“我不知道这该怎么说。我还什么都没逮着。但这里是个好地方。”
“可你拿那把猎枪时要小心。不是说跟我，你拿枪要小心，我一个可怜人又能怎么样。我是说你，你要小心别弄伤自己。”
泽费利诺跟她保证，叫她不要担心。然后也在岩石上，挨着她坐下，又看着她哭了一会。好像有那么几阵子，她稍停下来，用那个发红的鼻子抽口气，抬起头，再摇一摇。同时，在眼角和眼皮下面，好像又鼓起了一泡眼泪，然后很快就从眼睛里溢了出来。
泽费利诺不知道该想些什么。看着一个小姐哭，是件揪心的事情。但面对那样一片充盈着各种鱼类的海上围场，怎么能伤心得起来呢？心中应该是满怀着兴奋与念想才对呀。跳进那一潭绿色中，跟在鱼群后面，又怎么能靠在一个哭得全是泪的大人旁边？在同样的时刻，同样的地方，却同时存在着两种如此对立而不可协调的折磨。泽费利诺不能同时考虑这两件事情；却也不能让其中的任何一种折磨随之而去。
“小姐，”他问道。
“你说。”
“您为什么哭？”
“因为我在爱情方面非常不幸。”
“啊呀！”
“你不能明白的，你还是个孩子。”
“您想戴着面罩游一会泳吗？”
“谢谢，我很乐意。有意思吗？”
“这是世上最有意思的事情了。”
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站起身来，扣住背上游泳衣的肩带。
泽费利诺把面罩给她，很清楚地解释了该怎么戴它。她半打趣半羞赧地晃了晃脑袋，把面罩戴在了脸上，但逆着光，还是能看见她的眼睛在不住地流泪。她用不是很优雅的动作下了海，就像一只海豹，脸朝下地胡乱扑腾起来。
泽费利诺夹着猎枪，也跳进水里游了起来。
“您看见什么鱼的话，请告诉我一声。”他对德·玛吉思特里斯喊道。在水里他可是不开玩笑的；他很少会给出和他一起来逮鱼的特权。
但是那小姐抬起头来，做了个不行的手势。玻璃变朦胧了，看不清她脸上的轮廓。她把面具脱下。“我什么都看不见，”她说，“眼泪把玻璃弄模糊了。我不行。真抱歉。”然后就待在那里，哭泣着，在水里。
“真糟糕，”泽费利诺说。他连可以把玻璃擦干净的半块土豆都没有[6]，但是他用一点口水将就地打理了一下，自己又戴上面罩。“您看我是怎么做的，”他对那个胖子说。他们在那片海里一起往前游，他全仗着脚蹼，头埋在水下，她则是侧身划着，一只胳膊展开，另一只曲着，脑袋痛苦地挺着，极度伤心的模样。
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游泳游得很糟糕，整个身子都是侧着的，每划一次臂膀，她人就笨拙地往前冲一下。她下面，成米成米的鱼群在海里奔跑着，海星和乌贼尽情地畅游，海葵大张着嘴巴。在泽费利诺眼前，迎来的就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景色。水很高，沙质的海底上布满了小块的礁石，礁石间是一触到海水的涌动就荡漾起来的缕缕海带。但是往那下面看，在大片质地均匀的沙子上，就好像礁石在那片长满了海带的静止水域中波动一般。
突然，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看见他头朝下地消失了，只是臀部露出了片刻，然后是脚蹼，再接着是他潜在水下的淡色阴影，正徐徐地往海底降下去。当那条狼鲈发现危险时已经太晚了：被掷出的鱼叉已经斜着击中了它，鱼叉中间的那根叉子戳中了它的尾巴，从鱼的一侧穿进，又从另一侧穿了出来。这狼鲈竖起了多刺的鱼鳍，扑扇着水，猛地往外挣脱，鱼叉的其他叉子没戳着它，它冒着丢掉尾巴的危险，还指望能逃跑。但它得到的却是被鱼叉的另一根叉子刺进了鱼鳍，它完了。枪筒已经收回了线，鱼的上方是泽费利诺那满意的粉红色阴影。
刺穿狼鲈的鱼叉从水中冒了出来，接着是小伙子的胳膊，然后是戴着面罩的脑袋，还有从通气管中汩汩涌出的水泡。泽费利诺露出脸来：“看见没？这多美啊！小姐，看见没？”这是一条银色与黑色相间的粗壮狼鲈。但是那女人仍是在哭。
泽费利诺顺着一块礁石的尖角爬了上去；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吃劲地跟着他。为了把鱼放到一处清凉的地方，小伙子选了一个积满水的小凹槽。他们蹲在旁边。泽费利诺凝视着狼鲈闪闪发光的颜色，抚摩着它的鱼鳞，想让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也照着他的样子做。
“您看见它有多美吗？您看见它是怎么戳人的吗？”当他感到在这个胖女人的沮丧中，正有一丝对这鱼的兴趣在逐渐扩大时，便说了句：“我去看一下能不能再弄一条上来，”说罢就已经全副武装好了，跳入水中。
那女人就和鱼留在了一起。她才发现没有比这条更不幸的鱼了。她用手指抚过它环形的嘴巴，鱼鳃，还有鱼尾；这才看见，在它那银色的漂亮身段上，打开了成千上万的小孔。狼鲈身上的水蚤和微型寄生虫，已经在上面统领了很长时间，且仍在啃噬着它身上的肉为自己开路。
泽费利诺才不管这些事情，他已经又浮出了水面，鱼叉上戳着一片金色的阴影，他把它伸到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跟前。于是两个人就这么分了工：女人把鱼从鱼叉上取下，并把它们放在背阴的凹槽里；泽费利诺再把头陷进水中，捉另一条鱼去了。但每次下水之前，他总要先看看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是否已经止住了哭泣：如果她没有停下哭泣来看这狼鲈，这一小片影子，那还有什么东西才能够安慰得了她？
金色的条纹横穿着那小片阴影的两侧。它背上的两片鱼鳍排成了一行。在这些鱼鳍之间，小姐看见了一条既细又深的伤口，比那杆鱼叉刺出来的口子还要老旧。应该是海鸥使了好大劲在那鱼背上啄出的一道口子，叫人不明白的是，那一口怎么会没把它给弄死。谁知道那一小片阴影携着这痛楚有多长时间了。
比泽费利诺的鱼叉还要快的是一条鲷鱼，它在一群细小且行踪不定的黑棒鲈之上，正准备出击。鲷鱼及时吞进一条黑棒鲈，而鱼叉却同时戳进了它的喉咙。泽费利诺从来没这么高超地逮过鱼。
“这条鲷鱼妙极了！”他大嚷着，摘掉了面罩。“我原来是跟在黑棒鲈后面的，那鲷鱼吃了一条黑棒鲈，而我又……”他解释着当时的场面，结结巴巴地表达着兴奋之情。一条又肥又漂亮的鱼一般是很难猎着的：泽费利诺想让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最终能参与到他的欣喜中来。而她望着那条银色的肥厚身躯，那个刚刚吞进一条青色小鱼的喉咙，这次这鱼却是被鱼叉的叉齿撕了个粉碎：这就是整个海洋的生活。
泽费利诺又捉住一条灰色的洛克鱼[7]，一条红色的洛克鱼，身上有黄色条纹的金鲷鱼，胖嘟嘟的乌颊鱼，还有一条扁平的刺鳍鱼；甚至还有一条有髭须并多刺的真豹鲂zaozi。但在所有的鱼里，除了鱼叉戳出的伤口，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还发现了水蚤在鱼身上啃出的咬痕，一种不知名寄生虫的斑迹，或是一只长久刺入喉中的鱼钩。那片被小伙子发现的海湾，那个各种鱼类约会相聚的地方，也许是一家被判了长期濒死状态罪的动物避难所，一个海洋传染病医院，一处拼死决斗的竞技场。
现在泽费利诺在礁石间忙活个不停：章鱼！他发现了藏匿在一大块岩石脚下的群落。在鱼叉上已经出现了一只肥大的紫色章鱼，从它的伤口里正渗出一种类似于被稀释了的墨汁的液体；一种奇怪的不安之感抓住了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为了放置章鱼，他们又远远地另找了一处凹槽，泽费利诺再也不会离开那里了，他欣赏着那渐变着的灰色和粉红色皮肤。有点晚了，小伙子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反正他也下海游了很长时间了。但泽费利诺还是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想放弃刚发现的那一整家章鱼。
小姐正观察着章鱼，看着它滑溜溜的肉体，它生着吸盘的嘴巴，还有它那微红的、几乎呈液体状的眼睛。这就是章鱼，在被捕上来的东西中唯一一个让她觉得既没有伤痕，也没有痛苦的家伙。它的触角是人类一般的肉红色，是如此的柔软而蜿蜒，触角下全是隐蔽的腋窝，唤起了人们对健康与生命的念想，几下怠倦的抽搐使触角左转右移，触角上的吸盘也跟着微微扩张开来。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的手悬在半空中，做着抚摸章鱼的动作，手指也模仿章鱼做出的抽动动作，并且越来越靠近它，几乎就要碰着它了。
夜幕降临了，海上起了浪。章鱼的触角在风中颤抖，就好像鞭子一般，突然使出浑身的劲，抓住了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的胳膊。她站在一块礁石上，就好像想逃脱出自己被囚禁的胳膊一般，抛出一声类似于“章鱼！章鱼弄疼我了！”的尖叫。
泽费利诺，其时刚把一条鱿鱼逐出来，头一露出水面，就看见胖女人的胳膊上趴着那只章鱼，而且它正把自己的一条触角伸向她的喉咙，他还听见了那一串尖叫的尾音，那是一种高亢而持续的哀嚎，然而是一种——起码小伙子是这么觉得的——不再流泪的哀嚎。
一个持刀男人跑了过去，踢起了那个软体动物的眼睛：他干脆利落地砍掉了它的头部。那是泽费利诺的父亲，他装满了那一篮子帽贝后，就来礁石群上找儿子。他听见呼喊，便聚集起那戴着眼镜的目光，看见了那女人，于是揣着他用来摘帽贝的刀片跑去帮她。触角很快就软塌下去；德·玛吉思特里斯小姐晕倒了。
当她苏醒过来的时候，看见章鱼给切成了好几块，泽费利诺和他的父亲把章鱼送给她去煎了吃。晚上了，泽费利诺穿上了衬衫。父亲用精确的手势向她说明如何可以做得一盘美味的章鱼。泽费利诺望着她，有那么几次，他以为她又要哭起来了；然而，她一滴眼泪都没流出来。
一个下午，亚当
新来的园丁是一个长头发的小伙子，他的头上有一个布制的小十字扣，用来卡住头发。现在他上了林荫道，拎着满满的喷水壶，同时伸出另一只胳膊以使负重平衡。他给水田芥洒水，慢慢地，就好像在倒牛奶咖啡：在土里，在小植物的底部，一摊深色积水扩大开来；当这摊水很大了且松软的时候，小伙子扶起喷水壶，换另一株植物浇。园丁应当是个好活儿，因为做所有的事都能悠着来。玛利亚—努琪亚达正从厨房的窗子里望着他。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但还穿着短裤。而那头发长得就像个姑娘。玛利亚—努琪亚达停下洗碗，敲了敲玻璃窗。
“小伙子，”她说。
小伙子园丁抬起头，看见玛利亚—努琪亚达，笑了。玛利亚—努琪亚达也开始笑，既是为了回应他，也是因为她从来没见过一个小伙子头发留这么长，并且还在他头上戴那样一个十字扣。然后小伙子园丁就向她做了个“你过来”的手势，玛利亚—努琪亚达于是因为他那个打手势的滑稽样子继续笑着，然后就连她也开始做一些手势来向他解释自己还有盘子要洗。但小伙子园丁还是一只手做着“你过来”的动作，另一只手指着大丽花的花瓶。为什么他总指着大丽花的花瓶？玛利亚—努琪亚达打开一点点玻璃窗，把脑袋伸到外面。
“什么呀？”她说，然后开始笑。
“你说说：你想不想看一个漂亮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一个漂亮的东西。你过来看看。快点。”
“告诉我是什么东西。”
“我把它送给你。我送给你一个漂亮的东西。”
“我有盘子要洗。待会儿夫人来，就找不着我了。”
“你想要还是不想要？来，来吧。”
“你在那边等着，”玛利亚—努琪亚达说，关上窗户。
当她从便门里出来的时候，小伙子园丁还一直在那里浇水田芥。
“你好，”玛利亚—努琪亚达说。
玛利亚—努琪亚达好像要更高一点，因为她穿着有软木底的漂亮鞋子，很可惜她在干活的时候也穿着这鞋子，她喜欢这样。但是她有一张娃娃脸，黑色的鬈发中，一张脸小小的，她的腿也还很细，还没发育好，但在围裙皱泡里的身子已然丰满，就跟成人一样了。她总是在笑：对别人说的每一件事情，或是对她自己说出来的事情，都要笑。
“你好，”小伙子园丁说。他有着深棕色的皮肤，脸上，脖子上，胸前：也许是因为他一直这样，半裸着身子。
“你叫什么名字？”玛利亚—努琪亚达说。
“里贝莱索，”小伙子园丁说。
玛利亚—努琪亚达笑着反复念叨：“里贝莱索……里贝莱索……什么名字呀，里贝莱索。”
“这是一个埃斯佩朗多语[8]的名字，”他说。“在埃斯佩朗多语中是自由的意思。”
“埃斯佩朗多语，”玛利亚—努琪亚达说。“你是埃斯佩朗多人？”
“埃斯佩朗多是一种语言，”里贝莱索解释道。“我父亲说埃斯佩朗多语。”
“我是卡拉布里亚人，”玛利亚—努琪亚达说。
“你叫什么名字？”
“玛利亚—努琪亚达，”她又笑。
“为什么你总在笑？”
“那你为什么叫埃斯佩朗多呢？”
“不是埃斯佩朗多：里贝莱索。”
“为什么呢？”
“那你又为什么叫玛利亚—努琪亚达呢？”
“因为这是圣母玛利亚的名字呀。我的名字跟圣母玛利亚的名字一样，我兄弟的名字跟圣约瑟的名字一样。”
“圣朱瑟？”
玛利亚—努琪亚达爆笑起来：“圣约瑟！约瑟，不是圣朱瑟！里贝莱索！”
“我兄弟，”里贝莱索说，“叫杰尔米纳尔，我的姐妹叫奥姆尼亚。”
“那个东西，”玛利亚—努琪亚达说，“让我看看那个东西。”
“过来，”里贝莱索说。他放下喷水壶，牵起她的手。
玛利亚—努琪亚达不肯走：“先告诉我是什么。”
“你会看到的，”他说，“你得答应我会好好保管这个东西。”
“你把它送给我么？”
“对，我送给你。”他把她带到靠着花园围墙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有一些大丽花，装在花瓶里，就跟他们一般高。
“在那里。”
“什么呀？”
“等一下。”
玛利亚—努琪亚达从他的肩后探着脑袋看。里贝莱索俯身挪开一个花瓶，把另一个花瓶抬到墙边，然后指了指地上。
“那里，”他说。
“什么呀？”玛利亚—努琪亚达说。她什么也没看见：就是一块阴翳中的角落，有一些潮湿的叶子和松软的土。
“看它是怎么动的，”小伙子说。于是她就看见一块树叶般的石头在动，一个湿乎乎的东西，有眼睛有脚：一只癞蛤蟆。
“我的妈呀！”玛利亚—努琪亚达穿着她那漂亮的软木底鞋子，在大丽花丛中跳着逃开了。里贝莱索蹲在癞蛤蟆旁边，笑着，深棕色的脸当中牙齿白白的。
“你害怕！是一只癞蛤蟆呀！你为什么害怕？”
“是一只癞蛤蟆！”玛利亚—努琪亚达呜咽道。
“是一只癞蛤蟆。过来，”里贝莱索说。
她用手指指着癞蛤蟆：“弄死它。”
小伙子双手摊向前，几乎是要保护它：“我不想。它很好。”
“是只好蛤蟆？”
“蛤蟆都很好。它们吃害虫。”
“噢，”玛利亚—努琪亚达说，但还是没靠近。她咬着围裙的领子，试着斜着眼睛看。
“看它多漂亮，”里贝莱索说，然后放下手。
玛利亚—努琪亚达靠过来：不再笑了，张大嘴巴地看着：“不！别碰它！”
里贝莱索正在用一根手指头抚摸着癞蛤蟆那灰绿色的背，它背上长满了淌着水的疣粒。
“你疯了吗？你不知道摸它的话会烧手吗，而且你的手会肿的？”
小伙子把自己深棕色的大手给她看，他的手心覆着一层黄色的老茧。
“我没事呀，”他说。“它真漂亮。”
他拎住癞蛤蟆的后颈，就像拎一只小猫那样，然后他把癞蛤蟆放在自己的手心上。玛利亚—努琪亚达咬着围裙上的围脖靠过来，挨着他蹲下。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感觉呀，”她说。
他们两个人都蹲在大丽花的后面，玛利亚—努琪亚达玫瑰红色的膝盖蹭着里贝莱索那擦破了皮的深棕色双膝。里贝莱索不停地用手心和手背抚摩癞蛤蟆的后背，每当癞蛤蟆要滑下来时他还不时地接住它。
“你也摸摸它，玛利亚—努琪亚达，”他说。
小姑娘把手藏在怀里。
“不，”她说。
“怎么？”他说，“你不想要它吗？”
玛利亚—努琪亚达垂下双眼，然后看了看癞蛤蟆，旋即又垂下眼睛。
“不，”她说。
“是你的呀。我送给你的，”里贝莱索说。
玛利亚—努琪亚达两眼迷茫，现在：她很难过要拒绝一个礼物，从来没有人给她送过礼物，但她实在讨厌癞蛤蟆。
“我让你带它回家，如果你想的话。它会给你做伴的。”
“不，”她说。里贝莱索把癞蛤蟆放回地上，它立马跳开，躲在树叶里。
“再见，里贝莱索。”
“等一下。”
“我得把盘子洗完。夫人不想我到花园里来。”
“你等一下。我想送你什么东西。一个非常漂亮的东西。过来。”
她开始跟着他，在铺着鹅卵石的小道上走着。他是个奇怪的小伙子，里贝莱索，长头发，还把癞蛤蟆捧在手里。
“你多少岁，里贝莱索？”
“十五。你呢？”
“十四。”
“已经十四了还是要满十四？”
“我是圣母领报节那天过生日。”
“已经过了吗？”
“什么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圣母领报节吗？”
她又开始笑了。
“不知道。”
“圣母领报节，就是有游行队伍的那天。你不去参加游行队伍吗？”
“我不去。”
“在我的家乡所有人都去，因为有很多漂亮的游行队伍。在我的家乡不像在这里。那里有大片的地，地上满是香柠檬树，除了香柠檬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工作就是从早到晚地采柠檬。我们原来有十四个兄弟姐妹，大家都要采柠檬，有五个很小就死了，我妈妈又害了破伤风，为了到卡尔梅娄舅舅那里，我们坐了一个星期的火车，在舅舅那里八个人睡在一个大车库里。说说，你为什么留那么长的头发？”
他们停在一个开满马蹄莲花的花坛前。
“因为就是这样啊。你也留着长头发呀。”
“我是个女孩。如果你留长头发就好像一个女孩。”
“我不是像女孩那样。不是根据头发才能看出来一个人是男还是女的。”
“怎么不是从头发上看出来的？”
“不是从头发上看出来的。”
“为什么不是从头发上看出来的？”
“你想不想我送你一个漂亮的东西？”
“想。”
里贝莱索开始在马蹄莲花丛中走动。花都已经开了，喇叭状的白花直冲着天。里贝莱索往每一朵马蹄莲的花朵里面看，他用两根手指头在花朵里拨弄，然后把什么东西藏进攥紧成拳头状的手里。玛利亚—努琪亚达没进花坛，她看着他，静静地笑着。他在做什么，里贝莱索？他已经把所有的马蹄莲花都查了个遍。他正在把手伸向前，一只手被包在另一只手之中。
“把手打开，”他说。玛利亚—努琪亚达虽然把手掬成了窝状，但也害怕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下。
“你那里面是什么？”
“一个漂亮的东西。你会看见的。”
“先让我看看。”
里贝莱索稍微松开了点手，让她往里看。他装着满手的甲虫：各种颜色的甲虫。最漂亮的是那些绿色的，然后也有些暗红色的，黑色的，还有一只深蓝色的。它们有的嗡嗡作响，有的从别的甲虫壳上滑下来，黑色的脚在空中乱蹬。玛利亚—努琪亚达把手藏在围裙下。
“拿着，”里贝莱索说，“你不喜欢吗？”
“喜欢，”玛利亚—努琪亚达说，但她一直把手收在围裙下。
“把它们握在手里的时候痒痒的：你想感觉一下吗？”
玛利亚—努琪亚达把双手伸向前，战战兢兢地，里贝莱索就把那小瀑布般各色昆虫倒在了她手里。
“勇敢点。它们不咬人。”
“我的妈呀！”她还没想过它们会咬她呢。她打开手，这些被放到空中的甲虫张开了翅膀，那些漂亮的颜色消失了，只剩下一群黑色的鞘翅，飞舞和停泊在马蹄莲中。
“真可惜；我想送你一个礼物，你却不想要。”
“我要去洗盘子了。如果夫人找不着我，要叫的。”
“你不想要一个礼物吗？”
“你送我什么呢？”
“过来。”
他牵着她的手，继续领着她在花坛间走。
“我得赶紧回厨房，里贝莱索。然后我还得给一只小母鸡拔毛。”
“呸！”
“为什么：呸？”
“我们不吃死动物的肉。”
“你们总在封斋吗？”
“什么？”
“你们吃什么？”
“很多东西，洋蓟，莴苣，番茄。我父亲不想我们吃死动物的肉。咖啡和糖也不吃。”
“用证领的糖也不吃吗？”
“这糖我们卖给黑市。”
他们来到一挂瀑布般的肉质植物前，植物上红色的花儿星罗棋布。
“好漂亮的花儿，”玛利亚—努琪亚达说，“你从来没采过花儿吗？”
“为了什么？”
“为了把花儿带给圣母玛利亚啊。花儿是用来带给圣母玛利亚的。”
“松叶菊。”
“什么？”
“这种植物在拉丁语里叫松叶菊。所有的植物都是用拉丁语来命名的。”
“弥撒也是拉丁语。”
“我不知道。”
里贝莱索正在墙上那弯弯曲曲的枝蔓间仔细地盯着什么。
“就在那里啦，”他说。
“什么？”
有一条绿蜥蜴，待在阳光下，全身绿色，绿中还有些黑色的小图案。
“我这就去逮住它。”
“不。”
但他已经向绿蜥蜴靠过去了，张着双手，小心翼翼地，然后一个猛冲：逮住了。这下他笑得可开心了，笑容是白色和深棕色的。“你看它还想逃！”从他合上的手里时而冒出迷惑的小脑袋，时而露出尾巴。连玛利亚—努琪亚达也笑了，但每次她一看见绿蜥蜴露出来，就往后跳几步，攥紧膝间的衬裙。
“总之，你就是不想要我送你任何东西吗？”里贝莱索说，有点不乐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把绿蜥蜴放在一小垛墙上，蜥蜴箭也似的跑了：玛利亚—努琪亚达垂着双眼。
“跟我来，”里贝莱索说，又牵起了她的手。
“我会喜欢一小管口红，喜欢在星期天的时候给嘴唇涂上口红去跳舞。然后还要有一面黑纱来裹头，之后去参加祝福式。”
“星期天的时候，”里贝莱索说，“我和我的兄弟去森林里，我们装上两袋子的松果。然后，晚上的时候，我父亲大声地读埃里塞奥·莱克鲁斯的书。我父亲的长头发披到双肩，胡子拖到胸膛。他夏天和冬天都穿短裤。而我给国际航空联合会的小展窗画图。那些戴着大礼帽的是金融家，那些戴着法国圆顶军帽的是将军，那些戴着圆帽的是神父。然后我用水彩给画上色。”
那边有只水缸，缸里浮着些睡莲的圆叶。
“嘘，”里贝莱索说。
能看见水下有只青蛙，正在往水面上游，绿色的腿一蹬一收的。它浮出水面后，就跳上一片睡莲叶子，端坐于中央。
“这里，”里贝莱索说，伸手就去捉它，但玛利亚—努琪亚达叫道：“噢！”青蛙跳进水里。但里贝莱索鼻子紧贴水面，还在找它。
“在那下面。”
他把手伸到水下，把攥成拳头的手拿出水面。
“一次两只，”他说，“你看。是两只，一只在另一只身上。”
“为什么？”玛利亚—努琪亚达说。
“公的和母的粘在一起，”里贝莱索说道，“看它们是怎么做的。”
他想把青蛙放在玛利亚—努琪亚达的手上。玛利亚—努琪亚达不知道自己害怕的是因为它们是青蛙，还是害怕的是因为它们是粘在一起的公蛙和母蛙。
“让它们自己待着去罢，”她说，“没必要碰它们呀。”
“公的和母的，”里贝莱索重复道。“然后它们产蝌蚪。”
一朵云飘过太阳。玛利亚—努琪亚达突然担心起来。
“天晚了。夫人肯定在找我。”
但她一直没有离开。他们继续在花园里转悠，太阳也没了。这回是一条蛇。它在一排竹子后，一条小蛇，一条玻璃蛇蜥。里贝莱索把蛇缠在自己的胳膊上，摸着它的小脑袋。
“我曾经驯过蛇，我有过十来条呢，还有一条长长长长的，黄色的，水蛇属的。然后它蜕了皮，逃了。你看这条，张开嘴了，你看这分叉成两半的舌头。你摸摸它，不咬人的。”
但是玛利亚—努琪亚达也怕蛇。于是他们就去了石头砌成的小水槽边。他先给她看了喷水的泉眼，打开了所有的水龙头，她很高兴。然后他给她看了一条红色的鱼。这是一条孤独的老鱼，鱼鳞已经开始泛白了。是了：玛利亚—努琪亚达喜欢红鱼。里贝莱索开始用双手在水里捞，想要抓到它，这是件麻烦事，但捉住后玛利亚—努琪亚达就可以把这鱼放在小水缸里了，还可以放在厨房里。他抓住了那条鱼，但没有把它拿出水面，是为了不使它窒息。
“把手放下来，摸摸它，”里贝莱索说，“能感到它在呼吸；它的鱼鳍就跟纸一样，鱼鳞有点扎人，但就一点点。”
但玛利亚—努琪亚达连鱼也不想摸。
在一个矮牵牛花的花坛里，有一处肥土很松软，里贝莱索用手指在土里抓来抓去，拔出来一些长长软软的蚯蚓。
玛利亚—努琪亚达小声叫着逃开了。
“把手放在这儿，”里贝莱索说，指着一棵老桃树的树干。玛利亚—努琪亚达不明所以，但还是把手放上去了：然后她惊叫起来，跑去把手浸到水盆的水里。她是从一堆蚂蚁上把手抽出来的。桃树上满是来来往往的、极小极小的阿根廷蚂蚁。
“你看，”里贝莱索说，他把一只手撑在树干上。眼看着这些蚂蚁爬上他的手，但他并不把手拿走。
“为什么？”玛利亚—努琪亚达说，“为什么你让蚂蚁爬满你的手？”
手已经黑了，蚂蚁已经上了手腕。
“挪开手，”玛利亚—努琪亚达呻吟道，“你让所有的蚂蚁都爬到你身上来了。”
蚂蚁上了他的光膀子，已经到了胳膊肘。现在整条膀子都覆盖着一层密密麻麻的、攒动着的小黑点；蚂蚁已经到了胳肢窝，但他还是没有挪开手。
里贝莱索笑着，有几只蚂蚁已经从他脖子上爬到脸上了。
“里贝莱索！所有那些你想要的！你送我的所有礼物我都要！”
她搂住他的脖子，开始给他驱赶蚂蚁。
这下里贝莱索才把手从树上拿下来，笑得白白地，深棕色地，满不在乎地掸了掸自己的膀子。但看得出，他还是很激动的。
“那末，我要给你一个大礼物，我决定了。一个我能给你的最大的礼物。”
“什么？”
“一头豪猪。”
“我的妈呀……夫人！夫人叫了！”
玛利亚—努琪亚达听到一块小石子砸在玻璃窗上的时候，已经洗完碗了。里贝莱索在底下，拎着个大篮子。
“玛利亚—努琪亚达，让我上来。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你不能上来。你那里面装了什么？”
但就在这时夫人按铃了，玛利亚—努琪亚达消失了。
当她回到厨房时，里贝莱索不在了。不在里面，也不在窗户下边。玛利亚—努琪亚达走到水池前。于是看到了惊喜。
在每一个放好了要擦干的盘子上都有一只蹦蹦跳跳的蛙，一条蛇盘在平底锅里，大汤碗里则全是绿蜥蜴，潮兮兮的蜗牛在玻璃柜子上留下了道道彩虹色的痕迹。装满水的洗衣盆里游着那条红色孤独的老鱼。
玛利亚—努琪亚达退了一步，脚边却有只癞蛤蟆，一只肥蛤蟆。甚至，应该是只母的，因为它后面跟着整个一窝蛤蟆，五只小蛤蟆排成队，在黑白相间的地砖上一步一小跳地前进着。
装螃蟹的船
多罗里广场[9]的小伙子，每年都是在四月里的一个星期天第一次下海，那时的天是崭新而碧蓝的，太阳是愉悦而年轻的。他们跑着从小巷子里下来，打满补丁的线裤飘呀飘的，有些人已经趿上了木屐鞋，在石子路上噼里啪啦地走着，更多人是光着脚的，这样就可以省去之后得把袜子穿在湿脚上。他们冲向堤道，跳过铺张在地上的渔网，于是这网就从蹲伏在那里补网的渔夫那赤裸而长满老茧的脚边扬了起来。他们在一片礁石带上脱下了衣服，对海带那种腐朽的酸味，对海鸥那试图把那片过大的蓝天填满的翱翔感到无比兴奋。他们把衣服和鞋子藏在礁石的洞穴里，把年轻的螃蟹搞得东逃西窜；他们赤着脚裸着身地在礁石间跑了起来，等着有谁第一个准备好了跳下水去。
水面很平静，但不透明，那是一种浓厚的蓝色，荡漾着生冷的绿色倒影。江·马利亚，人称马利亚萨，跑上一块高大礁石的顶部，用他那种拳击运动员般的动作，把拇指堵在鼻子下深吸了一口气。
“走啊，”他说；双手合掌伸向自己前方，头朝下地跳进水去。他从几米以外的地方吐着水泡冒出来，然后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
“水冷吗？”他们问他。
“热极了，”他大嚷着，却疯狂地划起胳膊来，好让自己不被冻僵。
“伙伴们！跟我一起来！”奇琴说道，一副首领的模样，尽管没人听他的话。
所有的人都跳进水去了：皮埃尔·林杰拉是翻着筋斗跳下去的，邦波洛耍的是肚子拍水，接着是保乌洛，卡鲁巴，最后还有非常怕水的梅宁，他用手指捂住鼻子，脚朝下地跳了进去。
在水里皮埃尔·林杰拉是最厉害的，他害得每个人都要喝上几口水，然后所有人就商量好，一起也让皮埃尔·林杰拉喝上水。
就在那时，人称马利亚萨的江·马利亚建议道：“船！我们到那艘船上去！”
那时仍有一艘在战争期间被德国人阻拦并打沉的、靠在港口边的船只。甚至，是两艘，一艘架在另一艘之上，那艘能看见的船是倚在另一艘完全被淹没的船身之上的。
“走啊！”别人都说。
“能上去吗？”梅宁问。“那是埋了雷的。”
“胡说：什么埋了雷啊！”卡鲁巴说。“阿雷内拉[10]的那些家伙是想什么时候上去就什么时候上去，打仗的时候还上去玩过呢。”
他们于是往那船的方向游去。
“伙伴们！跟我一起来！”想当头的奇琴说着：不过其他人都比他水性好，早把他远远地扔在了后面，除了梅宁，游的是蛙泳，永远是最后一个。
他们来到船下，那船刷着老旧焦油的褐色舷墙高耸在崭新、碧蓝的天空下，舷墙上光秃秃的，霉迹斑斑，船的上体已经彻底毁坏了。腐烂海带的须根爬上了船，铺满了龙骨以上的船体，陈旧的油漆大片大片地脱落下来：小伙子们游在这船的周围，然后留在船尾下，看着那一行全被抹掉的名字：Abukir，Egypt[11]。船上还斜拉着锚链，不时地跟着潮汐涌动摆动一番，在那生了锈的巨大铁环之间吱嘎作响。
“我们别上去，”邦波洛说。
“什么呀，”皮埃尔·林杰拉说，已经手脚并用地抓住了铁链。他像一只猴子似的爬了上去，其他人也跟着他。
邦波洛爬到一半的时候，滑了下来，肚子朝下地掉进海里；梅宁连上都上不去，所以得过来两个人把他拉上去。
他们在甲板上一言不发地转起来，在那艘被摧毁的船上，他们找起了舵轮，汽笛，船舱口，小艇，以及所有那些一条船上应有的东西。但这艘船荒凉得就像一只木筏子，只是被海鸥泛白的粪便覆盖着。船上有五只海鸥，栖在舷墙上；听到一帮顽童赤着脚的脚步声，它们就一只接着一只地，大幅度地扑打着翅膀飞了起来。
“哇！”保乌洛叫了一声，把一颗拾起的螺钉从后面扔向最后一只海鸥。
“伙伴们：我们去机械舱！”奇琴说。在机械舱或是货舱里玩当然更有意思。
“可以下到船底下去吗？”卡鲁巴问道。如果能行，那可是妙极了：待在那底下，一切都是封闭的，四周和上方会全是大海，就像在一艘潜水艇里。
“船底下的那部分是埋了雷的！”梅宁说。
“你才是给埋了雷的呢！”他们对他说。
他们就从一段台阶上下去了。没下几级就停住了：他们的脚面上已经没过了黑色的海水，海水在那个密封的空间里拍击着。多罗里广场上的小伙子们呆呆地望着，一声不吭；在那片水体的底部，一片黑色的刺状物在不断闪烁：那是刺海胆的集群缓缓地张开了皮刺。整个周围的船壁上都镶满了帽贝，帽贝的介壳上又长满了胡子般的绿色海带，它们攀缘到船壁的铁皮上，铁皮就像被腐蚀了一般。在水的边缘处，熙熙攘攘的全是螃蟹，成千上万的螃蟹，各种形状，各种年龄的，有的用自己那蜷曲而发光的爪子打着转，有的咬着自己的螯脚，有的是探伸着那没有目光的眼睛。大海沉闷地冲洗着铁墙之内的四方体，舔舐着螃蟹们那扁平的肚子。也许整艘船的货舱里都爬满了在黑暗中摸索的螃蟹，也许有一天，这艘船会在螃蟹爪子的驱动下位移起来，还会在大海中走动。
他们又爬到甲板上去，来到船首。就在那时，他们看见了那个女孩。他们之前并没有看到她，但好像是她一直就在那里一样。这是一个六岁左右的女孩，肥胖，头发既长又拳曲。完全给晒成了古铜色，身上只穿着白短裤。搞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到这里来的。她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们。她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木头地板上一只被翻过来的水母上，它触角上湿软的齿形边缘零落地散在周围。女孩正捣着一根木棍，试着把它的圆盖翻到上面来。
多罗里广场上的小伙子们停在她周围，瞠目结舌。马利亚萨首先往前走了一步。抽了一下鼻子。
“你是谁？”他说。
女孩抬起她那深色胖乎乎脸庞上的天蓝色眼睛；然后又用木棍在水母底下捣鼓起来。
“她应该是阿雷内拉那一伙的，”经验丰富的卡鲁巴说。
阿雷内拉的小伙子们会带着女孩跟他们一起游泳，一起玩球，还一起用芦竹打闹。
“你，”马利亚萨说，“你是我们的囚犯。”
“伙伴们！”奇琴说。“你们把她活拿下来！”
女孩继续摆弄着水母。
“拿起武器！”保乌洛不经意地转了一下身，突然大喊道。“阿雷内拉那伙人！”
当他们正专注于这个女孩时，成天在水中度日的阿雷内拉小伙子们已经从水下游到了船边上来，并且静悄悄地从锚链上爬上了船，又阒然无声地跨过舷墙，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是些又矮又壮的小伙子，柔软得就跟猫一般，头发都给剃光了，皮肤黝黑。他们的裤子不是像多罗里小伙子的裤子那样又黑又长、松弛下垂，而是用白布料做的，裤子上还有一道杠。
他们打了起来；多罗里广场的小伙子，除了邦波洛是个大肚子，个个苗条精瘦，但他们在打架方面有一种狂热的愤怒，而且早在老城区窄小的小巷子里与圣西罗和小花园[12]帮派的长期混战中锤炼出来了。阿雷内拉的那伙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来了个出其不意而处了上风，但很快，多罗里的小伙子们就守在了台阶上，台阶上没有任何抽身之处，他们绝不能让自己被阿雷内拉那伙人赶到舷墙附近，因为那里很容易被他们弄下水。最后，伙伴中最强悍，也是年纪最大的，只是因为留级才跟他们混在一起的皮埃尔·林杰拉，终于把阿雷内拉那伙人中的一个逼到船舷上，并把他推下了海。
于是多罗里的小伙子们就转成进攻方：阿雷内拉那群在水里才得意起来的人，很务实，脑子里没什么死要面子的概念，于是就一个接着一个地逃脱了敌人，跳进水中。
“如果你们有胆量，来水里抓我们呀，”他们叫嚷着。
“伙伴们！跟我来！”奇琴叫道，已经准备跳下去了。
“你傻呀？”马利亚萨把他拦住。“在水里面他们是想怎么赢就怎么赢。”于是就傲慢无礼地对那些逃跑者咆哮着。
阿雷内拉的那伙人从底下往上泼起了水；他们泼得很带劲，以至于船上没有任何一处是没被他们那一捧捧的水浇湿的。最后，他们泼累了，就矮着头，把胳膊蜷成弓形地离去了，不时喷着小水花地抬起头来换口气。
多罗里广场的小伙子们就成了这里的主人。他们来到船头：女孩还在那里。她终于把水母给翻过来了，现在正试着用木棍把它给举起来。
“他们留下了一个人质！”马利亚萨说。
“伙伴们！一个人质！”奇琴兴奋地说。
“懦夫！”卡鲁巴在那些逃跑者后面嚷道。“把女人留在敌人的手上！”
他们对多罗里广场感到一种非常分明的尊严感。
“你跟我们来，”马利亚萨说，正准备把一只手搁在她肩头上。
女孩做了一个他别动的手势：她就要把水母举起来了。马利亚萨蹲下来看。就在那时，女孩竖起了棍子，水母被平衡地顶在上面，她继续把棍子往上举，再往上举，然后把水母拍在了马利亚萨的脸上。
“猪！”马利亚萨唾骂道，揪着自己的脸。
女孩看着大家，笑着。然后就转过身，径直走到船首最高处，抬起胳膊，又把双手对准合拢，来了个天使式跳水[13]，头也不回地游走了。多罗里广场的小伙子们一动不动。
“喂，”马利亚萨摸着自己的脸颊问道。“水母是不是真的这么烧皮肤啊？”
“你等等不就知道了，”皮埃尔·林杰拉说。“不过最好是你马上跳到水里去。”
“走啊！”马利亚萨说着，和其他人走过去。
然后他停下来：“从现在开始，我们帮里也要有一个女人！梅宁！你让你妹妹过来！”
“我妹妹傻得很，”梅宁说。
“没关系，”马利亚萨说，“来呀，”并推搡了梅宁一下，把他扔进了海，因为反正他也不会跳水。然后大家都跳了下去。
被施了魔的花园
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在铁路上走着。底下是鳞光闪闪的大海，海蓝色是深浅相间；上头，是条条白云隐约忽现的天空。铁轨耀眼，热得灼人。在铁路上，走着很舒服，还可以玩很多游戏：他平衡在一股轨道上，她平衡在另一股轨道上，然后两人一起手勾着手地往前走，或者是从一条枕木跳到另一条枕木上，脚不能碰到枕木间的石头。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之前去捉过了螃蟹，现在决定来勘探一下一直伸向隧道里的铁路。和赛来内拉能玩很愉快，因为她跟其他女孩都不一样，别的女孩总是怕这怕那，不管什么事都要哭：当乔瓦尼诺说：“我们去那里”，赛来内拉总跟着他走，从不争辩。
噔！他们惊跳起来，往上面看去。是杆顶的道岔信号盘的卡嗒一蹦。就像一只铁鹳突然合住了嘴巴。他们仰着鼻子地看了一会：真可惜没有看到那一刻！它不再会那么做了。
“火车要来了，”乔瓦尼诺说。
赛来内拉没从轨道上挪开。“从哪里？”她问。
乔瓦尼诺看看四周，一副很在行的样子。指了指那时而明晰时而模糊的隧道黑洞，那是由于从路边石头间扬起的看不见的蒸汽振颤造成的。
“从那里，”他说。就好像已经感到从隧道里传来的模糊喷气，并看到它践踏着烟雾与火苗地突然压到自己身上来，车轮在无情地吞噬着铁轨。
“我们去哪里，乔瓦尼诺？”
往海边去的路上有着大株的灰色龙舌兰，一束束的全是那叶片上难以靠近的皮刺。往山上跑着一排甘薯的篱笆，上面重压着没花的叶子。还没有听到火车来：也许火车头是熄着火、不出声地在奔驰着，然后一下子就从他们上头猛冲过去。但是乔瓦尼诺这会在篱笆间找到一处裂口。“从那边走。”
攀缘植物覆盖下的篱笆，是一面摇摇欲坠的旧金属网。它在某处从地面上，像书页一角一般地被掀了开来。乔瓦尼诺身子已经没入了一半，正在往里溜。
“你帮我一把，乔瓦尼诺！”
他们来到了花园一角，两个人都匍匐在一个花坛下面，头发上落得全是干树叶和软土。四周一切寂静无声；树叶都不会动一下的。
“我们去看看，”乔瓦尼诺说，赛来内拉说：“嗯。”
那里有棵高大古老的肉色桉树，还有砾石铺出的小路。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踮着脚尖地在小路上走着，小心不使脚步下的砾石发出窸窣声。如果现在主人来了怎么办？
一切是如此的美丽：被拳曲的桉树树叶勾勒出的拱顶细窄而高耸，还有那被树叶切碎的天空；只是他们心中怀着那样的焦虑，焦虑这个不属于他们的花园，焦虑他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赶出这里。但是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在一个拐角处的杨梅丛间，一群麻雀扑腾起来，叽叽喳喳地叫唤了一阵。然后又回复了宁静。也许是个被抛弃的花园？
可走着走着，高大树木的阴影突然没了踪迹，他们来到一片开阔的天空下，来到一个种满被修理过的矮牵牛和旋花的花坛前，然后是林荫小道和排排栏杆，还有行行的锦熟黄杨。花园的高处，是一幢硕大的别墅，别墅装着亮闪闪的玻璃，还有黄色和橘色的窗帘。
整个房子是荒凉的。两个孩子小心翼翼地踩着砾石，走上前去：也许玻璃窗会被突然打开，苛刻极了的先生和夫人们就要出现在阳台上，肥大的狗就要被松开锁链，跑到路上来了。他们在排水沟边找到一辆独轮小推车。乔瓦尼诺抓上推车的镫形把手，把它往前推：轮子每转一周，就会吱嘎作响一下，就像是在吹口哨。赛来内拉坐在车上，他们就这样一声不吭地前进着，乔瓦尼诺推着车，她在车上，沿着花坛和人工喷泉。
“那个，”赛来内拉不时地低声说道，指着什么花。乔瓦尼诺就停好车，去把花采下来，带回来给她。她手里已经攥满一束漂亮的花了。但逃跑时要从篱笆缝里钻出去，可能得把它们都扔掉！
这样他们就来到了一处空地上，砾石路也走到了尽头，底下铺的是水泥和方砖。在这块空地的中间，劈开了一块庞大空旷的长方形：一个游泳池。他们来到游泳池边上：里面贴着蓝色的瓷砖，清澈的水体一直漫到池边。
“我们跳进去？”乔瓦尼诺问赛来内拉。如果他是询问她，而不是单说一句“下去！”，那就肯定说明是相当的危险。但水是那么澄净与碧蓝，而赛来内拉又是从不害怕的。她从推车上下来，把那一小束花搁在车上。他们已经是穿着泳衣的：这之前他们一直都在逮螃蟹。乔万尼诺跳了进去：不是从跳板上跳下去的，因为溅泼声会太响，于是他是从池边上下去的。他睁大眼睛，不断地往下游啊游，却只能看见蓝色，双手就好似玫瑰色的鱼；这跟在大海里的水下不同，那里的水中全是无形的绿黑色阴影。一片玫瑰色的阴影出现在自己上方：赛来内拉！他们手牵着手，从池子的另一头冒出来，他们有一点点的焦虑。不，实在没有任何人在看他们。这没他们想像得美妙：总是有那么一种酸楚而担心的基调，那就是，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们，而他们也可能会被随时赶走。
他们从水里出来，正是在那里，游泳池的边上，他们找到了一张乒乓球桌。乔万尼诺立刻用球拍击了一下球：赛来内拉在桌子另一头身手矫捷地又把球拍回给他。乔万尼诺就这样，轻轻地回击着，以便从别墅里面听不到这边的乒乓声。突然一球高高地弹起，而乔万尼诺为了救球，把球打飞了，还飞得好远；球撞上了挂在一条藤廊支架上的一面铜锣上，铜锣就低沉而持久地颤响了起来。两个孩子赶紧蜷缩在一个毛茛花坛的后面。很快就来了两个穿着白上衣的用人，端着宽阔的托盘，并把托盘搁置在一张圆桌上，圆桌则是在一把黄色与橘色相间的太阳伞下，然后他们就走掉了。
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来到圆桌旁。上面有茶、牛奶和西班牙面包[14]。他们只得坐下来享用起来。他们满上两杯茶，切了两块西班牙面包。但他们坐得不是很安稳，只是坐在板凳边缘那一点点的地方，不停地挪动着膝盖。他们一点都感受不到甜点、还有茶和奶的味道。那个花园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是如此：美妙而难以受用，带着那种内心的不适与恐慌，这也许只是命运的什么消遣吧，而他们也很快会被叫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他们悄无声息地靠近了别墅。在一扇木制对开的百叶窗叶片之间，他们看见，里面，有一间漂亮荫蔽的房间，墙上尽是采集的蝴蝶标本。在这间房里，有一个苍白的男孩。他应该就是这幢别墅和花园的主人，幸运的他。他坐在一张躺椅上，翻着一本厚厚的带插图的书。他的双手纤细白皙，睡衣的扣子一直系到脖子上，尽管那是夏天。
现在，这两个透过百叶窗叶片窥视的孩子，紧张的心跳缓缓减弱下去。事实上，那个富有的男孩好像是端坐着翻阅那些书页，然而他望着自己的周围时，却是比他们还要焦虑与局促。他起身的时候踮着脚，就好像害怕有谁，时不时地会过来赶他，就好像他感到那本书，那张躺椅，墙上那些被装上框的蝴蝶，带有人造喷泉的花园，下午茶，游泳池，林荫小道，都只是因为一个巨大的错误才被授予给他的，而他也是不能享用它们的，却只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那个错误的痛楚，就好像是他犯下的什么错误一样。
苍白的男孩在他阴翳的房间里转来转去，脚步偷偷摸摸的，他用那白皙的手指摩挲着镶有玻璃的蝴蝶标本边框，并时不时地停住听着什么。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刚缓下来的心跳声又密集起来。那是一种对什么魔法的害怕，那魔法正压迫在那幢别墅，那个花园上，压迫在所有那些美丽而舒适的东西上，就好像一种古老的不公。
太阳被云朵遮住了。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默不作声地离开了。他们在小道上走着，步伐敏捷，但也没有跑起来。他们匍匐着穿过了那排篱笆。在龙舌兰从间，他们找到了通往海边的一条小路。于是他们发明出来一个有意思极了的游戏：用海带打仗。他们将一把把的海带摔到对方的脸上，一直摔到晚上。好在赛来内拉从来不哭。
人们中没有一个知道这事
第一缕晨曦出来时，牧羊人正在路上，看着雾气从山谷里升起，揭开了一小摊湖，还看见那头的山坡上，猎人房子的窗户仍是闩着的。似乎是每天晚上猎人都躲在里头：怕湖里的湿气，他们说，也是为了提防贼。这完全是针对牧羊人的说法，这牧羊人知道。
从猎人的房子里升起了一缕烟；首先出现在门口的是女人，她们正在把生火的木棍弄断，并早已戴上了遮挡正午太阳的大草帽。能听见狗醒了；然后就是扎乌迪先生，他手揣在口袋里，出来看天气，吐口痰，然后又回到温热中去。姑娘阿伊洛尔迪，抬起头来扇炉子时，看见那一面山坡上的牧羊人正在张望着什么，就挽起母亲的胳膊，指着他们。于是牧羊人转过身去，跟着羊走。
最后一个在门口露面的猎人是阿伊洛尔迪的弟兄，他是个医生；但他已经准备就绪了，而且很快就上了路。他做什么都是一个人，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女人的猎人，做什么都很快：睡觉时衣服都已经穿得差不多了，裹得严严实实的，自己准备面包和奶酪，喝过滚烫的牛奶咖啡，背上前一天晚上就擦干净和准备好的猎枪，就出门了。他没戴眼镜地环顾了一下周围，就像是在品味着空气和时辰，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擦着眼镜，等着其他人。屋子里面，狗在嗥叫，晃着铃铛，它们这般心神不安，是因为了解那些人为了逮羚羊做的准备工作，并且已经疑心自己会被链条拴留在家里了。
在猎人房子所处的山谷上面，在牧羊人领着绵羊群走过的高高牧场上方，有几块羚羊地，黑成一片的羚羊群要么是在山体滑落的地方成群地奔跑，要么是晒在太阳底下，能洋洋洒洒地坐上好几家，活动着骤然跳动的笔直的脑袋。那几年，山里全是羚羊；早上的时候，它们会下到牧羊人给牲畜撒盐的石头地上来，可以在这里窥伺它们。
每年的九月二十日，牧羊人都要在湖里洗绵羊，他们会来到平原上：就快到那天了，本该是没有太多时间来吵架的。前几年的九月二十日以前，打羚羊的猎人都会邀请牧羊人来打猎。今年也是；直到发生了那件事情。
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绷紧，阿伊洛尔迪姑娘在睡眠中听见绵羊群经过房子周围，她在和妈妈同睡一起的床上，蜷起身子，缩在一角。夜里要小心别把任何东西忘在外头：丢在窗台上的一块奶酪消失了；阿伊洛尔迪家兄弟中最壮的猎人对陌生的盗贼呵斥威胁，而牧羊人正赶着绵羊群回家，假装什么都不明白。然后是蓬维奇诺先生忘在外楼梯上的子弹带不见了；当时他也是大闹了一番，但当着牧羊人的面，他们却什么都没敢说。
现在，蓬维奇诺带着一个在他肚子上摇来晃去的小包，来代替子弹带，他后面的是扎乌迪先生，携着把比他还要高的猎枪，貂一般的神气。最壮的阿伊洛尔迪家兄弟走在最后，大骂着因为看到他们出发而狂吠不止的猎狗；在门口，他跟他的女人们叮嘱着饭的事宜，而她们则嘱咐他要小心流汗和风寒。猎人们在上爬的小道上隐去了，女人们则留在屋子周围，戴着大草帽，待在寒冷和半明半暗中，面对着大把的小时，已经操起了要洗的杯子。
要到达羚羊出没的地方，猎人们还有很多路得走。阿伊洛尔迪医生总是把大家都甩在后面，迈着他能一直保持住的极长步伐，默不作声地走着，非常警觉，就像一直在追踪猎物。然而蓬维奇诺先生，走着走着就走烦了，没有一刻会走在正道上，要么是在灌木丛里转悠，要么是往树上张望；大清早的，有时，为了一只槲鸫，一只松鸦，他都控制不住自己，就那么放上一枪。于是其他人就都生他的气，比如医生，在打猎方面，他是最讲究纪律的：就为一只鸟，却把空中填满了枪声，这是给整座山里的野兽都发出了警报！每当遇到小径时，蓬维奇诺便开始四处张望，手则是摸向小包，准备去找弹丸弹药筒，而他们，就会紧紧地盯住他。
打猎的计划他们总是在走路时决定下来的，为这又要吵上几架。因为阿伊洛尔迪家的壮汉总是会提出什么新路线，总想大家按照他的想法来办事，想要一些人在这边停下，另一些人去那边找，然后连他也变了主意，如果不顺的话，他就生所有人的气，因为他们不听他的话。事实是别人喜欢一种猎捕方式，他喜欢另一种。他们想悄悄来到一个猎物经常出没的好地方，然后守在那里，让羚羊们自己送来当靶子打，这样就更能打出准枪。然而说了这么多，阿伊洛尔迪总是能说服一些人到一头去吓唬羚羊，然后另一些人在另一头去堵死通道，于是，他只身一人，就终于可以显示显示自己的什么才干了，可以在那些悬崖峭壁上独自上蹿下跳，迎着别人赶跑的羚羊群冲去，把子弹打响整个山谷。
当他们还和牧羊人，或和附近村落的几队山里人一起去打猎时，阿伊洛尔迪还能通情达理，一部分是因为那些人既十分了解地形，也很有经验，一部分是因为有外人在，总能阻止他去大吵大闹。但当他和朋友们，或只是和几个护林人，或财政警察一起去打猎的话——他们都是些让人笑话的猎人，不在行的人——他们则每天早上都要大吵一番。
最心平气和的要数扎乌迪，那个做农业机器生意的买卖人，他有一张貂一般冷笑的脸。每当他看到围捕羚羊的事因为阿伊洛尔迪的争执而搞糟时，他就向后一转，去牵他的狗。然后，人和狗，孤孤单单、高高兴兴地，走开去，找野兔。那上头，有白色的野兔；那个季节，它们还是灰色的，因为只有在下雪时节它们才会变成白色。被狗追赶的白兔子会藏在洞穴里。于是扎乌迪先生就成小时地忙着把它撵出窝，回家时，已经僵掉的兔子就会给挂在装猎物的网袋里，耳朵垂着，拖在地上。
然而那天早上，却是阿伊洛尔迪家的壮汉自己走开了。他脑子里生出一个主意，就没法把它摆脱掉了：取代那种走在半山腰上、从一个山谷转到另一个山谷去打猎的法子，他想要大家一直爬上到念珠山[15]的顶峰去，然后从高处下山来，走着扇形路线地穿过那些陡峭的坡子去打猎。他的医生兄弟到目前为止还什么都没说，那是比别的路线都要高的一条小路，他兄弟突然转过身来，直挺挺地靠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幅度很大地，把之前一直裹到鼻子上的一条围巾扔到空中。“不！不！不！”他说。“我们就走以前一直走的那条路。如果你同意，很好。如果你不同意，你就到念珠山上去，到上帝的座位前去，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够了。”
“我就去念珠山，我去射他个一堆羚羊，整个一年的猎就能漂亮地打完了！”他兄弟回答道，整张脸都红了。
“唔！”一个声音叫了起来，猎人们抬起眼睛，看见一群绵羊，就像一片云一般，在牧场的绿色上游移着，再往上去，是直挺挺和静止不动的牧羊人们，他们手撑着拐杖，帽子的阴影遮住了目光。阿伊洛尔迪家的壮汉就独自走掉了；沉重的步伐几乎都要跑起来了，他在峭壁上的裂缝间攀爬了起来。
有关大山和羚羊的许多东西阿伊洛尔迪都是从牧羊人那里学来的。来打猎时，牧羊人带着战争时期的“M91”步枪，倒不以枪法闻名；但是，他们很了解野兽和地形，可以说，打猎是由他们来指挥的。
那一次，也是他们把那一群六十头的羚羊一直赶到了那里，在大山的法国一侧，远远的走了一遭。他们和猎人们吵上架是有理由的，就为了阿伊洛尔迪家的壮汉对他们做过的事情。
那一次，猎人独自一人在山脊陡峭的小路上走着，心急火燎地，当一群羊拥进底下的山谷中时，远远地就能听见它们的蹄子在石头上劈裂开来的声音，他又感到热血沸腾起来。羊群突然停住，全身上下一动不动：腿细细直直的，背部窄窄的，羊角弯成了弓形；尽管是这样，还是会觉得，这群羊正在极快地行动，也许是因为那呼吸，也许是因为尖锐的目光。然后，当猎人们连射过以后，羚羊就往底下的湍流和森林里逃去，高高地蹦跳着，而那些中弹的就突然倒下。正是在那时，另一面山谷里又荡起了枪响的回声，一声声的，听得很是分明，已经快进森林的羚羊又被回声吓怕了，上起山来快得就像是在下山，迎着猎人跑去，猎人呢，就第二次开了枪，来了个大屠杀。
然后，那天晚上，在猎人的屋子前，大家借着火炬的光，围着那些僵硬的长腿野兽，忙前跑后，猎人们呢，就为自己，为村子里的人，为牧羊人，为允许他们出境打猎的财政警察忙吃的。扎乌迪太太和蓬维奇诺太太用那熟识血液和畜生的双手，把它们的内脏切下来给狗吃。突然，阿伊洛尔迪家的壮汉说：“什么牧羊人啊。他们的那份就是这个。”他指着他们抓到的最老的一只羚羊，一具脱了毛、生了癣疮的腐烂兽尸。其他人都觉着他很不像话的，但一时间也都默不作声。阿伊洛尔迪正跪在地上，正准备切一头野兽的大腿，就在这时，那具生着癣的骨架落在他脚边，差点就能撞在他身上。骨架背部着地，好像是被拎着腿部扔出去的，显然是两个人一起干的。大家都转过身来，只见牧羊人的短斗篷，在黑暗中远去。
于是就开始了那场争吵。之后，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当牧羊人里最年轻的一个下山来买东西时，在村子的酒馆里，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的。有那么几天晚上，阿伊洛尔迪逃开伙伴，逃开他的女人们，走完一整条路，一直走到村子里，去喝酒，去和水坝上的工人，和士兵还有他们的女人们找茬闹事。直到跟那个年轻牧羊人动上了拳头，砸上了酒瓶。
事实是，第二天，老牧羊人就看见阿伊洛尔迪的狗齐林围着马格利亚[16]附近转来转去，而他的儿子手里握着一把吃的，正咂着舌头，喊狗过来，狗就吃了起来。“你疯了吗？”他对儿子大嚷道。“他们会报复的！他们会在我们的牧场上下毒的！”他把已经开始口吐白沫的狗裹在一条毯子里，抱在胳膊里，送到猎人的家里去。并解释说，这狗误食了他喂给老鼠的毒药。阿伊洛尔迪医生把狗救了回来。他兄弟则把这事当作警告。
从那以后，他们和牧羊人就连招呼也不打了，他们自己去打猎，反正地方他们已经熟了。阿伊洛尔迪家的壮汉很自信，自以为什么都懂。那天早上，他从念珠山喘着粗气下来时，透过明净的空气，往下面细看过去，在一片山谷的底部，是踌躇不决的一家十口羚羊，他并没有失掉镇静，他退到后面，决定使使听牧羊人说过许多遍的一种诀窍。他拿上一根既长又直的棍子，在上面挂上短斗篷，再在上面盖一顶帽子，并把这根棍子插在山顶石头间一处很是显眼的地方。羚羊呢，就这么一腿笔直，另一腿弯曲着地僵在那里，鼻口部扬得老高，等着山顶上面的那片影子动上一动。而阿伊洛尔迪，则已经在从山后面下到山谷底下去的小路上跑了起来。
用那种办法，他来到羚羊身后很近的地方，好把枪打准了。他用双管猎枪开了一枪，很快就打中了一只，第二只却没打中，他及时给枪上了膛，打伤了它，看见它咩咩叫唤着跌倒在地，然后在第三只羊跑出视线之前，又把这第三只羊撂倒了。
他把三头野兽铺在石头上，跑下去找援兵，对那幸运的一击已是骄傲自大起来，有一种想把这事对着整片空旷山谷大声呼喊出来的愿望。
他来到牧场上，那里有群绵羊，羊中间有个牧羊人。阿伊洛尔迪一心想装作大人物，便大声喊道：“我打到了三只！三只公的，这么大，我一个人，就在黑岩石[17]前面！您让一队人过来，我们把它们抬走！”
牧羊人不知道正看着什么地方，好像是在和他的狗细声慢语地说着话。阿伊洛尔迪气喘吁吁地跑下来：“您这一天想弄到点好东西吗？来黑岩石吧，带上绳子和杆子，我们有三只羚羊要带回家去。”
“我只是一个人在这里，得看着绵羊，”牧羊人说。“您去跟别人说这事吧。”
“他们在哪里？”
“嗯，在下面那个被烧掉的小屋子里打柴。”
阿伊洛尔迪就在牧场上跑了起来，下了山去，还把羊群给吓着了。一刻钟以后，他来到被烧掉的小屋子里，那里一点生气都没有。他又回到上面去，远远地看见羊群在移动，现在是两个牧羊人了。
“嘿！”他大叫了一声。“这里一个人也没有！”
他们回答了他什么东西，他没听懂。
“我的同伴都去什么方向了？”阿伊洛尔迪大嚷道。
牧羊人做了个类似于“那边！那边！”的回答，用棍子指着什么地方。
阿伊洛尔迪转了半天。直到晚上，和他的同伴，还有一队村民，回到了他杀了三头羚羊的地方，他不得不前前后后地转上一个小时，来说服自己并没有弄错地方，来说服自己那些野兽确实是没了踪影。然后他找到了一绺毛，还有一些血迹，于是其他人也都确信他没在编故事。
在护林人的营房和在财政警察的兵营里，阿伊洛尔迪后来也和他们吵了起来，因为他想让他们立刻去马格利亚把牧羊人逮起来，还要来个人赃俱获。
“您的羊谁知道在哪里，”一个军士对他说，“在这片林子里，谁还能找得到它们？牧羊人夜间也行动的……”
“我夜间也可以行动的，”阿伊洛尔迪说罢，就走掉了。
晚上，他把装着砒霜的一只袋子塞进猎服里，把狗系在家里，出去了。夜里有月亮，他整整一夜都在牧场上转着，挥动着胳膊，就像是在播种。
第二天早上，他是第一个来到门槛前的。没下雨：成了。在马格利亚那边，还没有人影。这天的晚些时候，老牧羊人过来了。
“今天早上牧场去得很晚呀？”阿伊洛尔迪说。
老人指着山谷。“今天没去牧场，”他说，“我们在湖里洗了羊。现在就下来。”
绵羊群从小道上走来，冻得发抖，雪白无瑕，咩咩叫唤着。
一只小羚羊，也许是从黑岩石的羊中离群走散出来的，它从山谷上的岩石中探出身来，看见了湖泊、绵羊，看见猎人们那升着缕缕轻烟的屋子，看见正在晾衣服的阿伊洛尔迪家姑娘，看见门槛上她的父亲，看见经过他前面的牧羊人。它把一切都看了个清楚，就没了影子。人们中没有一个知道这事。
好游戏玩不长
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在玩打仗的游戏。那里有一处干涸的溪流，岸边全是芦竹，河床上都是些灰黄的磐石。既没有敌人，也没有那种会开始然后又会结束的真正战斗，只需要踩着溪流冲到下面去，手里再握着杆芦竹，照着脑子里浮现出的战争场面做就行了。
芦竹是各种武器：可以是刺刀，乔瓦尼诺在一片流着沙的河滩上做出扑到前面去袭击敌军的动作，同时发出一种从喉部出来的声音；也可以是机关枪，他把它搁在两块礁石间的低坳处，然后把它从一头转到另一头，震得直响；还可以是旗子，旗手攀爬到一块水中小丘的顶端，把它插上去，然后手捂着胸口地倒下来。
“红十字！”他叫道。“你是红十字的！快过来！没看见我受伤了吗？”
到那时为止一直扮演敌方机关枪的赛来内拉，跑向他去，在他的额头上碾压上一张薄荷的树叶，充作膏药。
乔万尼诺猛地蹦起来，横向拿着芦竹跳开了，胳膊伸得老开。“轰炸机！轰炸机对准目标了！嗖……轰隆！”然后就把一手的白砾石撒到赛来内拉的身上来。
“你是正在行进中的敌军汽车纵队！我炸了你！”
“那我，该干什么呀？”赛来内拉问。
“你要在地上匍匐前进，还要接到炸弹。嗖……轰隆！不，现在你要撤到开阔地上去！”
赛来内拉就在芦竹间跑了起来，但乔万尼诺又大嚷着叫起她来：“狙击！你是敌方的狙击！现在你在攻击我！”
但赛来内拉不是很明白这个狙击是做什么的，于是乔万尼诺就决定由自己来扮演敌方狙击，让赛来内拉来充当那个轰炸小队。
“我是一个掉在火堆中的飞行员，你看！”乔万尼诺说。
“那我呢？我呢？”赛来内拉问。
“你嘛，你就是那个拥抱阵亡者的女人。”
“谁啊？”
“对，就是那个，格洛丽亚[18]!你不知道格洛丽亚是怎么做的？你得像天使一样地过来，然后跪在我身边。”
赛来内拉就试着当起了格洛丽亚，做得很不错。
然后，他们就像投标枪一般地掷了几根芦竹，发射了一颗V2火箭[19]。芦竹一直飞到一潭池塘里，浮在绿色的水面上，于是他们又打起了海战，被芦竹—鱼雷击中的赛来内拉—战舰，被芦竹—突击队占领的赛来内拉—港口，正面射中乔瓦尼诺—航空母舰的赛来内拉的泼水—舷炮齐射，乔万尼诺的双手—潜水艇对抗巡洋舰—芦竹，还有乔万尼诺的双手—幸存者逃到小艇—赛来内拉身上来。
他们从头到脚都淋湿了，在一段沙滩上滚了一会，乔万尼诺决定当起坦克了，不行，她是坦克，他来当反坦克雷。她扮演的坦克爆炸了，还喷向空中，他们就又拿起芦竹，把它们当坐骑一般地骑在上面，又玩起了骑兵巡逻队的交锋。要来个骑兵冲锋，还得需要个喇叭，乔万尼诺于是就撕开了他芦竹上的叶鞘，攥在合拢的双手里，并把它吹得直颤，还发出一种刺耳的嘶嘶声。正是那嘶嘶声作响时，出现了三个真正的士兵。
溪流间有一片开阔处，山谷是一片倾斜成凹槽的草地，四下里散落着大丛的荆棘。两个士兵的头盔上扎着青绿的树枝，肚子抵在地上，钉着鞋钉的鞋底垂直地顶在地上，另一个战士戴着耳罩，正在捣鼓一台卡带式的收音机，收音机上面还有个环状天线。
两个孩子，大气不敢出一声地，拖着芦竹尖，靠到一名战士身边。他正躺在草地上，举着步枪，而头盔，肩包，干粮袋，行军水壶，手榴弹，防毒面具是一个压在另一个之上地堆在他身上，就像是一场由不同物件构成的雪崩，把他给埋没了，在所有这些东西上，是从一株含羞草上扯下并捆在一起的枝叶，树枝上的裂缝露出了木头的红心，还有一片片被剥掉的树皮。那个士兵，从地上把脸转向孩子，几乎都没挪动头盔，只是把头在头盔里转着，一直转到把一面脸颊贴在地上。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忧郁，唇间含着一片樱桃叶。
孩子们蹲伏在他身边；芦竹被他们戳在前面，和战士的步枪平行。乔万尼诺说：“你们在打仗吗？”
士兵在地上蹭了蹭下巴，张开嘴唇，吹走了那片樱桃叶，什么也没说。他捏住乔万尼诺芦竹的顶端，一手拿过来，把它折弯，想弄断它，但这是一根新出的芦竹，它一层层嫩绿而柔韧的内里中裹的仍全是叶鞘，所以只是被折弯了，但并没有断裂开：这士兵不得不扭绞着它，并一条纤维一条纤维地把它撕断。乔万尼诺看到那架武器就这么被糟蹋掉了，很不愉快，他对它很有感情，但那个士兵做这些举动时花了那么大的劲，搞得他也不敢说什么。
“那底下，”赛来内拉说。她看见在山谷对面的坡子上，另一个士兵正在挥动一些小彩旗。
“对不起：我们能到那下头去吗？”乔万尼诺问。那个士兵应该是做了个类似于耸肩膀的动作，因为自己身上的东西都动了一下，这样一来，行军水壶就砸到了他头盔上。孩子们赶紧踮着脚尖地跑掉了。
在一段斜坡上，一棵桑树投下阴翳，桑树底下，一把折叠椅上，坐着一位将军。那是个臃肿的男人，只穿着衬衫，没罩外套，把墨镜抬到额头上，用望远镜看着什么，然后再把眼镜放下来，用手绢拭去汗水，再把也蘸上汗水的眼镜用手绢擦干净，还在膝盖上一张摊开的地形图上指指画画的，喘着粗气地跟他的参谋部长说着什么：还有一些军官坐在他脚下的草丛里，双腿曲着，手要么是搁在行军包上，要么是紧攥着望远镜的螺丝。
乔瓦尼诺和赛来内拉一动不动地待在将军背后，使芦竹直挺挺地立正着。
“啊呀……敌人的炮火，”将军说，“全部击中了我们的人……啊呀……”然后其他一些话他们就听不懂了。他长满红毛的短小手指在地图上摩挲着，就像是肥大的毛虫。“失去一些弟兄是很痛心的，但是……啊呀……位置……”
参谋部长的军官们，以那种不舒服的姿势坐在那里，把整个身子的重量撑在自己的手上，有时也撑在前臂上，艰难地抵御着想躺在草地上、睡在太阳下的诱惑，同时还在将军周围表现出很活跃的模样：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东西，跟随着地图上的调遣，对他们中一个正在折腾测角器的人显示出很大的兴趣；他们好像在思量着每一处的环境因素，思量着那些掩护得糟糕的队伍，队伍里的士兵总是会时不时地从周围冒出来，顺从而无动于衷，就好像将军用铅笔在地图上画出来的痕迹正在把他们从地面上抹掉。
“自然，什么时候能看到葡萄园了，”将军说，“那就是我们的炮火把土地给烧焦了……就在那里，那个露天的地方……啊呀……你们看见敌军的侦察所没有？”
“这在地图上标出来了，将军先生，”一位军官热情地说，“‘农居区’……”
但将军没有看地图，而是继续指着那个土丘，乔万尼诺和赛来内拉知道，那是老头保乌洛的家，那个养蚕人的房子。
“这是第一个要轰掉的目标，”将军说。那个摆弄测角器的军官就报了一串数据。
孩子们看了一阵养蚕人的家，又看了一阵将军在地图上画上一个叉[20]的铅笔。又响起一声爆炸。乔万尼诺和赛来内拉惊跳起来，他们手中的芦竹也就跟着互撞了一下。
“这两个家伙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声音说道，同时孩子们感到自己的领子被揪了起来。“是谁把这些孩子丢在作战区的？”
乔万尼诺和赛来内拉用猫一般的一跳，逃脱了那些手掌；他们用一种稳健的小跑从一条小径上逃开了，一声不吭，也没回头，拳头里紧紧攥着他们做着横向持枪动作的芦竹。
直到他们气喘不过来的时候，才停了下来。他们来到一个地方，那里的芦竹丛围出了一种又长又密的屏障，芦竹丛间，里头鲜绿外头淡绿的叶鞘随着漾起的风窸窣作响。
“这里，”乔万尼诺说，“我们有用来做武器的了。”
但是，回到他们心中的愉悦感却被稍稍遮蔽住一些。
他们扔掉了陈旧的武器。在芦竹地里走起来。“你看我的多漂亮啊……”“但我的更高……”但好像没有一根能跟以前的比，一根和另一根都差不多，就算把它们想成长矛，想成冲锋枪，或者是飞机都不能带来任何满足感了。
芦竹地倏地到了头；过了芦竹地后，是天空和大海。岸上是陡峭的狭窄田地，那里有笔直的席子，是用来保护田地免受海水盐分侵蚀的，接着就是海边滚圆的石头，海面又一浪接一浪地升了起来，一直涌到天边。
“啊呜！……”乔万尼诺发出一声嚎叫，接着就猛扑过去，从陡坡上跑了下去。“冲啊！在敌人的炮火下……！”
“啊呜！……”赛来内拉大喊着，也跑了起来，但很快就停下来了：乔万尼诺也停下来了，一副沮丧的模样。当他叫嚷的时候，感到自己的声音就跟另一个人的声音一样。
“被烧焦的土地！”他又叫了一声。“坦克压过去吧，草就再也长不起来了！”然后他们就从一段沙坡上滚了下去，但是接着他就想了，要是因为这么傻的一个游戏把自己的骨头给弄伤了，那可真是笨蛋了。
于是他就生起她的气来：“赛来内拉！如果你不会玩，就没意思了！”
“为什么？我该怎么做？”
“机关枪！你是机关枪掩体，而我要攻占你！”
“嗒—嗒—嗒！嗒—嗒—嗒！”赛来内拉迁就地说，同时作埋伏状。
“我现在要往前走，要给你扔过去一颗手榴弹，但是我会重重地摔到地上去：你看！”
他往她身上投去一片棕榈树的叶子，然后把手捂在胸前，倒在地上。倒得是蛮好，但是连在疆场上战死都难以给他满足感……
赛来内拉又做了次把次“嗒—嗒—嗒！”，之后就明白她该变成什么别的东西了，她靠过去说道：“你看，我是格洛丽亚！拥抱阵亡战士的格洛丽亚……”她天使般地跪在他身边，但他没理会她，于是她觉得这一切都很傻。
他们坐在地上，头垂着，缓缓地扯起一簇簇的草。先前玩打仗的游戏很有意思，但现在，他们的脑袋里总想起那个唇间含着叶子的士兵那忧伤的眼神，想起了将军抹掉了葡萄园与农舍的那毛茸茸的手指。乔万尼诺尽量去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游戏，但在每一缕思绪之间，那些忧伤的眼睛和红色的手指总是不时地回到他面前。
他有了个主意。“一个新游戏！”他跳起来。那里有一堵被香忍冬爬得密不透风的墙。乔万尼诺拽着香忍冬的枝头，拉下来长长的一条，把它向后拖着，同时还注意不弄断它，不把它从墙上拔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什么？”
“这是一根导火索，和威力无穷的三硝基甲苯炸药相接，藏在军团参谋部底下。”
“那应该怎么做？”
“你捂住耳朵。我要给导火线点火了，几秒钟以后，军团就会爆炸了。”
赛来内拉立刻塞住了耳朵，乔万尼诺做出燃上一根火柴的动作，并把火柴送到导火线旁，然后发出：嘶嘶嘶……的声音，然后用目光跟着那正在被火苗消耗掉的导火索走。“我们扑到地上去，快，赛来内拉！”他大嚷着，自己也用双手捂住了耳朵，两个人都俯下脸。
“你听见没？这轰隆声真是可怕极了！军团没了。”
赛来内拉笑了；这就已经是更好玩些的游戏了。
乔万尼诺又拉过来那攀缘植物的一根枝藤。“你知道这根导火索又是去哪里的吗？是去参谋部底下的。”
赛来内拉已经把手指塞到耳朵里了。乔万尼诺做了个点燃的动作。“你赶快扑到地上去，乔万尼诺！”她叫着，推了他一把。
参谋部也被炸掉了。
“这回是师参谋部的！”这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游戏。
“现在你炸什么？”赛来内拉刚从地上爬起来就问道。
去指挥部
森林是稀疏的，几乎被大火摧毁，在烧焦的树干中灰灰一片，并因松树干枯的松针而稍显发红。带武器的人和没武器的人照着“之”字形，在树林间穿梭着，往坡下走去。
“去指挥部，”带武器的人说。“我们去指挥部。顶多半小时的路。”
“然后呢？”
“然后什么？”
“我是说，如果之后他们放我走了，”没武器的人说；每个回答他都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侧耳聆听，就像是在寻找什么不真实的迹象。
“他们当然会放您走，”带武器的人说。“我会出示营里的文件，他们会在登记簿上做记号的，然后您就可以回家了。”
没武器的人摇摇头，做出一副悲观者的模样。
“唉，事情麻烦着呢，我明白……”他说着，也许只是为了听另一个人再重复一遍：
“我跟您说吧，他们很快就会放您走的。”
“我原打算，”他补充道，“我原打算今天晚上到家的。算了吧。”
“我说您会到家的，”带武器的人说。“也就是个他们做记录的时间，然后就会放您走了。他们可得把您的名字从间谍簿上擦掉。”
“你们有间谍簿吗？”
“我们当然有。所有那些做间谍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会一个个地把他们抓起来的。”
“那我的名字也被标在那上边了？”
“是啊，也有您的名字。这下一定要把您的名字擦掉，否则，您还会有被抓起来的危险。”
“那么确实需要我到那里去，好跟他们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
“我们这不是正在去嘛。一定得要他们看一看，查一查的。”
“但是已经，”没武器的人说，“您已经知道我是你们的人了，我从没做过间谍。”
“正是如此。这我们已经知道了。您就放心吧。”
没武器的人表示同意，四周张望了一阵。他们走在大片的林中空地中，旁边尽是些枯瘦的松树和落叶松，都被大火烧死了，空地上堆满了倒伏的树干。他们走离了原来的路，接着又找着了，然后又走丢了，就好像是在稀疏的松林间这么随意地走着，穿行在森林中。没武器的人认不出来这地方，夜幕携着片片薄雾爬升起来，底下则是在幽暗中变得越来越密匝的森林。
远离了原来的小道让他不安起来；他试着——既然那个人好像是随意走的——他就试着往右边拐去，那里也许就是原来的小道：那个人也就跟着往右拐了，就好像是随意走出来的。他这么伴着那个人走，往左或是往右，难道是根据这路的舒服程度来走的吗？
他决定问一下：“可这指挥部在哪里？”
“我们这就去，”带武器的人说。“您一会就能看到了。”
“可大概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区域？”
“怎么说呢？”他答道。“指挥部是不说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区域的。指挥部就在是指挥部的地方。您明白吧。”
他明白；这个没武器的家伙，是个明事之人，不过他还是问了句：“可是去那里，连一条路都没有吗？”
另一个人说：“一条路。您明白吧。一条路总是通往一个什么地方的。到指挥部不是从路上去的。您明白吧。”
没武器的人明白，他是个明事之人，一个精明人。
他问道：“您经常去指挥部吗？”
“经常，”带武器的人说。“我经常去。”
带武器的人有一张忧伤的脸庞，没有目光。不怎么认识路：好像，不时地会迷路，但仍无关紧要一般地继续走着。
“今天这个他们派人来押送我的苦差事，为什么是由您来做？”没武器的人问道，同时仔细地观察他。
“押送您这活，就该由我做，”他答道。“我专门送人去指挥部。”
“您是传令兵吗？”
“对啊，”带武器的人说，“传令兵。”
“一个奇怪的传令兵，”没武器的人想，“他不识路。但是，”他想，“今天他不想从那些路上走，是为了叫我搞不清楚指挥部在哪里，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他们仍旧不相信他，不是个好迹象；没武器的人固执地这么想着。但是，在这个不好的迹象里面，有一点肯定的是，他们确实正往指挥部走去，他们真的想释放了他，然而在这个不好的迹象之外，有一个还要糟糕的迹象，那就是森林变得越来越稠密了，没有什么能出得去的意思，那里面只有寂静，和那个带武器人的忧愁。
“您也陪书记去指挥部吗？磨面厂的弟兄呢？女教师呢？”他想都没想地一口气问出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决定性的一问，将说明一切：市委书记，磨坊的那些兄弟，女教师，他们都是被带走的人，再也没回去过，大家再也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
“书记是个法西斯分子，”带武器的人说，“磨坊的兄弟在部队里，女教师做辅助工作。”
“我这么说也就是想问问，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回去过。”
“我说了，”带武器的坚持道。“他们是他们。您是您。没什么好比的。”
“当然，”另一个人说，“没什么好比的。我只是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就这么一问，好奇。”
没武器的人自信起来，是信心十足。他是老家最精明的人，人们很难骗得了他。其他人，书记和女教师，是再没回去：而他是会回去的。“我是伟大的kamarad[21]”，他也许会跟上士这么说。“Partisan[22]根本不能kaputt[23]我。我kaputt所有的partisan了。”也许上士还会笑起来。
但被烧焦的森林无边无垠，没武器人的思绪被陌生和阴暗围裹着，就像森林中央的开阔地。
“我不是很了解书记，也不了解其他那些人。我是个传令兵。”
“到了指挥部，他们会知道的，”没武器的人坚持说道。
“是啊。到了指挥部，您可以问这事。在那里他们是知道的。”
天晚了。在这荒地上走路得小心翼翼的，得注意步子落在哪里，以免在隐匿在繁茂荆棘下的石头上滑倒。他还得在那种不安最剧烈的时候，留心自己的每一缕思绪是何去何从，好叫自己不会骤然被恐慌埋没。
当然，如果他们认为他是一个间谍的话，是不会把他这么扔到森林里的，只跟那个好像都不怎么在意他的人一起；有多少次他都可以逃走啊。如果他打算逃，另一个人会怎么做？
没武器的人在林间往坡下走时，就开始跟他空出一段距离来，当他往左拐时，自己就往右拐。但是带武器的人继续走着，几乎都没注意他，他们就这么在寥落的森林里往下走着，已经隔得很远的了。有时甚至相互之间都看不到，被树干、灌木丛所掩盖，但不时地，没武器的人又看见那个人就在他上方，好像不怎么在意他的模样，但却一直隔着一段距离地跟在他后面。
“只要他们能给我片刻的自由，那就再也别想抓着我了，”到那时为止，没武器的人还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他突然想到：“如果我自己能想办法逃掉，那就……”他在自己的脑海中，已经看到了德国人，一队队的德国人，在卡车和装甲车里的德国人，看到别人的死亡，看见自己的稳妥，他，精明人，没有任何人能骗得了的人。
他们从林中空地和荒地中走出来，进入了幸免于火灾之害的森林，那里既密又绿：地面被松树的干枯掉的松针盖满了。带武器的人仍在后面，也许走了另一条道。没武器的人于是就，小心地，牙齿咬着舌尖地，加快了步伐，往密林的更深处挺进，甚至挤进了底下松林中的峭壁陡坡。他在逃跑：他发现了。于是他害怕起来；但是他明白，自己已经偏离得太远了，那个人肯定已经发现了自己是想逃跑，而且肯定正追着他：他只能继续跑，现在他已经试图逃跑了，再落入另一个人的射程内可就完蛋了。
突然他听见自己身后上方响起了脚步声，便转过头来：几米以外便是带武器的人，正踩着从容不迫的步伐朝这边走来，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他手里拿着武器。说：“从这里应该有条捷径，”然后做了一个让他先行的手势。
于是一切又回到从前：一个暧昧的世界，一切都是糟的，一切也都是好的：那片不但没到头，反是愈来愈密的森林，还有那个几乎让他跑掉却什么都没说的男人。
他问：“这片森林难道没有尽头吗？”
“一转过那个山头我们就到了，”那人说。“加油，今晚您就到家了。”
“这样啊，他们肯定会放我回家吗？我是说，比如，他们不会想把我留在那里当人质吗？”
“我们又不是德国人，尽干留人质的那种事。至于人质，他们最多也就会拿走您的鞋子，因为我们差不多都是赤脚的。”
于是那男人就嘟囔起来，就好像这鞋子是所有东西中他最害怕失去的物件，但心底里却喜悦开来：他命运中的各种细节，好歹总算又给了他一点安全感。
“您听我说啊，”带武器的人说，“既然您这么在乎这鞋，我们这样吧：您穿上我的鞋，一直穿到指挥部去，因为我的鞋都破了，他们不会拿去的。我穿着您的鞋，等我陪您回去后，再把这鞋还给您。”
现在就连一个孩子都会明白，这一切都是假话。带武器的人想要他的鞋子，好的，他想要什么，没武器的人都会给他的，他，是一个明事之人，很高兴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应付过去。“我是伟大的kamarad，”他会跟上士这么说的，“我给他们鞋，他们放我走[24]。”上士说不准还会让人给他一双靴子，就像德国士兵的那种。
“那么你们什么人都没扣吗：人质？犯人？市委书记和其他人都没扣？”
“这个书记让人抓了我们三个同伴[25]；磨坊的兄弟和法西斯军队一起扫荡，女教师和第十师的那帮人上床。”
没武器的人停下来。说：“您不会是认为我也是间谍吧。您把我带到这里来不会就是为了杀掉我吧，”说罢露出一点牙齿，好像想微笑一下。
“如果我们认为您是个间谍，”带武器的人说，“我也不至于花这么大劲了。”接着就把武器的保险打开。“就是这样了。”带武器的人把武器对准他的肩，摆出要对他开枪的姿势。
“好了，”间谍想，“他不会开枪的。”
可另一个人并没放下武器，而是扣动了扳机。
“放空枪，他放的是空枪，”间谍甚至还来得及这么想。当他感到射进自己身体中的子弹就像火拳头一样，砸个不休，他居然还能想到：“他以为把我给杀了，然而我还活着。”
他倒下来，脸挨着地，他看见的最后一个东西，就是穿着自己的鞋子的一双脚，正从他身上跨过。
就这样，他的尸体留在了森林深处，嘴巴里满是松针。两个小时以后，他已经浑身是蚂蚁了。
乌鸦最后来
这溪流是张用轻盈清澈的波纹做成的网，网中水在流。不时地，就像是银色的翅膀扑腾在水面上：那是一条鳟鱼的背脊在闪闪发光，很快又顺着“之”字形线路没入水中。
“这里全是鳟鱼，”那些人中的一个道。
“如果我们扔一颗炸弹进去，它们就都会肚皮朝上地浮出来了，”另一个人说；接着从腰带上摘下一颗炸弹并拧起了火帽。
就在那时，一直在观察他们的小伙子往前走了一步，那是一个山里的男孩，脸是苹果形的。“你给我，”说罢就从他们中的一个人手上拿过步枪。“这个家伙想干什么？”那个男人说着，想从小伙子手上夺回步枪。但小伙子把武器对准了水中，就好像在找一个目标。“你如果往水里射，除了吓走鱼，不会有别的结果，”那男人想这么说，但都没能说完。一条鳟鱼扭动着冒了出来，小伙子一枪射到它身上，就好像鱼在那里等着他一样。现在，鳟鱼是白着肚子地浮在水面上。“嘿呦，”那些人说道。
小伙子又上了子弹，举枪转了一周。空气明净而紧绷着：能看见对面岸上松树上的松针，还有溪流中流水做出的网。一片波纹冲向水面：另一条鳟鱼。他开枪了：这下死鱼浮在了水面上。男人们看了一阵鳟鱼，又看了一阵他。“这家伙枪法不错，”他们说。
小伙子又把枪口对准了空中。想来就觉得很奇怪，人们如此被空气包围着，因为几米的空气，就和其他东西隔开了。然而如果要瞄准步枪的话，空气就是一条看不见的直线，一条从枪口到东西之间绷直了的直线，这会，枪就瞄准了一只小鹰隼，它正张着好似静止的翅膀，在空中移动。扣动扳机的时候，空气仍像之前一样清澈而通透，但那上头，也就是在这条直线的另一端，小鹰隼合起了翅膀，像石头一般地落了下来。从打开的后枪膛里，泄出一种好闻的火药味。
他又让人给了他另外的弹药。在他身后一条小河的河岸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看他了。对岸树顶上的松果为什么只能看而不能碰呢？是因为在他和那些东西之间那段空荡荡的距离吗？是因为从他这里、在他眼中是一样东西的松果，却是在遥远的那边吗？但如果瞄准步枪，就会明白那空荡荡的距离只是一个骗局；他碰了下扳机，就在同时，松果掉了下来，在叶柄处断开。这是一种空间的意义，就像一种抚摸：步枪枪管里的那个空间，继续向前，穿过空气，被射击填满，一直延续到那边的松果、松鼠、白色的石头，还有罂粟花上。“这家伙一枪也没打歪，”那些人说道，没一个人敢笑。
“你跟我们来，”领头的说。“那你们把枪给我，”小伙子答道。“好啊。当然。”他就跟他们走了。
他是带着一只装满苹果和两种乳酪的干粮袋出发的。这个村子就是山谷里的一堆板岩、稻草和牛粪。离开这里挺好的，因为在每个拐弯处，都能看见一些新东西，长松果的树木，从枝头上飞开的鸟，石头上的地衣，所有的东西都在虚假的距离范围内，在子弹吞噬着其中的空气时填满的那段距离范围内。
但不能开枪，他们跟他这么说：他们过这些地方时不能出声，而弹药打仗时也用得着。可是突然，一只受脚步声惊吓的小野兔在他们的喧闹声和忙乱中穿过了小路。正当它要消失在灌木丛中时，小伙子的一发子弹把它拦了下来。“打得好，”领头的说，“但是我们到这里不是来打猎的。就算你还会看到环颈雉，再也不能开枪了。”
没过上一个小时，队伍里又听见了几声枪响。“又是那个小伙子！”领头的发了火，赶上他。他用那张苹果形的、白里透红的脸笑着。“山鹑，”他说着，还拎出来给他看看。这山鹑是从一排篱笆后面飞起来的。
“山鹑也好，蟋蟀也罢，我都跟你说了。把枪给我。你要是再让我生气，就给我回家去。”小伙子噘着嘴，有点不高兴；行进时不带武器可是没意思，但只要他还和他们在一起，就有希望重获步枪。
晚上他们睡在牧羊人的小房子里。天刚亮小伙子就醒了，而其他人还在睡着。他拿上他们最漂亮的枪，把干粮袋里装满子弹，就出去了。外面的空气腼腆而明净，是那种大清早的空气。离农舍不远处，有一棵桑树。这是松鸦到来的时候。正好有一只：他开了枪，跑去拾起它，并把它搁在干粮袋里。就在他捡松鸦的地方，他没挪位就找到了一个目标：一只睡鼠！睡鼠被枪声吓坏了，跑到一株栗树顶端，想拱进树洞。死的是一只灰尾巴的肥老鼠，他摸它的时候，它还掉了几撮毛。从栗树下面，他看见，在下面的草地上，有一只蘑菇，红色的，上面有白点，带毒。他一枪把蘑菇炸碎了，然后过去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打中了。这样从一个目标过渡到另一个目标真是个有意思的游戏：也许能这样周游整个世界。他在一块石头上看见很肥的一只蜗牛，他瞄准了蜗牛外壳，到那里后却只看见粉碎的石头，还有一点彩虹色的黏液。他就这样远离了牧羊人的农舍，下到陌生的草地上去。
在打爆蜗牛的石头上，他看见一堵墙上有只蜥蜴，在那堵墙前，又看见一汪泥潭和一只青蛙，从泥潭那里又看见公路上的路标，很容易的目标。从路标那里，能看见“之”字形的道路，而那底下：那底下有些穿着制服的人，正平举着枪前进。当男孩用那个苹果形的、白里透红的脸，微笑着持枪出现时，他们哇哇大叫起来，把武器对准了他。但小伙子早就已经看中他们中一个人胸前的金色扣子了，并瞄准了这扣子，开了火。
传来了男人的尖叫，于是一阵阵的扫射或是零星的几枪呼啸着从他头顶上穿过：他早就躺在路边地上的一堆石子后面，藏在一个死角里了。他还可以走动，因为石堆很长，可以在一个始料不及的地方露出脑袋来，可以看见那些士兵的枪口在闪光，看见他们制服的灰色和光泽，还可以对准一枚军衔，一个袖章射击。然后再伏在地上，敏捷地爬到另一处开火。不一会，他听到自己身后扫射起来，可这扫射都越过了他，击中了那些士兵：是同伴们赶来用冲锋枪支援他了。“亏得这小伙子用枪声叫醒我们，”他们说。
而小伙子呢，被同伴们的枪火掩护着，瞄得更准了。突然，一颗子弹擦过他的脸颊。他转过身来：一个士兵来到了上方的路上。他跳进排水沟，躲起来，但之前已经开了火，可子弹并没有击中那个士兵，只是擦过他步枪的枪托。他听见那个士兵上不了子弹，把枪扔在了地上。于是小伙子猝然爬出来，朝那个正在逃跑的士兵射击：他把士兵的肩章打掉了。
他跟着他。士兵时而消失在树林里，时而出现在射程之内。他打焦了士兵头盔的帽顶，然后是皮带圈。这么追着他，就追到了陌生的山谷里，那里听不见激战的喧嚣。突然间，士兵的眼前就不再是树林了，而是一片林中空地，周围是生着浓密灌木的悬崖。可那小伙子就要从树林里出来了：在林中空地的中央，有一块巨大的石头；士兵刚好来得及躲在了石头后面，把脑袋蜷在了双膝间。
在那里，到目前为止他是感到安全的：他有手榴弹，那小伙子是不能靠近他的，而只能在步枪射程范围内守着他，好不让他逃掉。当然如果他早先就能跳到灌木丛中就安全了，因为可以从灌木繁密的斜坡上滑下去。但是要穿过那段光秃秃的地：那小伙子能留在那里多长时间呢？他难道永远都会瞄准武器吗？士兵准备做个尝试：他把头盔顶在刺刀尖上，然后把头盔举过了石头顶部。一声枪响，头盔滚在了地上，给钻了孔。
士兵并没有灰心；在石头周围瞄准当然很简单，但如果他快速移动的话，那就不可能逮着他了。就在这时刻，一只鸟急速穿过了天空，也许是一只戴胜。一声枪响，它掉下来了。士兵擦了把脖子上的汗。咽了口唾液。那里应该是一处鸟的过道：各种鸟儿继续飞，那小伙子继续射击，继续把鸟儿弄掉下来。士兵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他正专注于打鸟，那就不会在意我。他一开枪我就冲过去。”但也许最好还是先做个尝试。他拾起头盔，并把它盖在刺刀顶端，时刻准备着。这次是两只鸟儿一起飞过：是扇尾沙雉。士兵对要把如此一个绝妙的机会浪费在尝试上感到惋惜不已，但也不敢贸然行动。小伙子朝一只沙雉开了一枪，于是士兵就赶紧把头盔伸了出去，他听见枪响，看见头盔蹦向空中。现在士兵感到嘴里是一口铅的味道；他才发现，枪很快又响了一声，那两只沙雉中的另一只也落了下来。
所以他不该做出任何仓促的举动：在那块石头后，握着手榴弹，他还是安全的。为什么他不试一试把手榴弹摔到小伙子那边去呢？尽管小伙子也是藏着的。他背靠着地躺下来，把胳膊伸在后头，同时还注意着不暴露出自己，攒足了劲，把手榴弹给扔了出去。扔得不错；也许可以扔得更远；但当手榴弹就要走到抛物线的一半处时，又是一枪，它在空中炸开了。士兵把脸埋在地上，以防榴弹碎片砸在自己身上。
当他再抬起头来时，乌鸦来了。他上方的天空中，一只鸟儿缓缓地盘旋着，也许是一只乌鸦。现在小伙子肯定得对它射击了。但那枪声却是迟迟没响。尽管他击中的那些鸟儿都比这只飞得高和快。最后，一声枪响：这下乌鸦该掉下来了，不，它继续缓缓地转着，无动于衷地。然而，却从最近的一棵松树上掉下一只松果。现在他打起了松果？他一枪一枪地打下了松果，松果掉在地上时会“砰”地响一声，干巴巴的。
每响一枪，士兵就看一眼乌鸦：掉下来没？没有，那黑鸟在他上方盘得越来越低。难道是那小伙子没看见这鸟吗？也许是这乌鸦就不存在，只是他的一个幻觉。也许谁要是快死了，就会看见各种鸟飞过：当看到乌鸦了，就说明到时候了。那么，就得告诉那个总是在打松果的小伙子。于是士兵就站了起来，用手指着那只黑鸟，“那里，有只乌鸦！”他用自己的语言大喊着。子弹打在他绣在制服上的那只展翅飞翔的老鹰的正中间。
那只乌鸦打着圈地徐徐降下。
在路上的害怕
九点一刻，他和月亮一起来到科拉·布拉卡，九点二十，他已经到了两棵树岔口，过半的时候，就能到山泉那里了。在十点之前能到圣法乌斯蒂诺，十点半就可以到佩拉罗，半夜十二点能到克雷伯，那么一点钟就可以到卡斯达尼亚[26]的复仇[27]那里了：以通常步伐要走上十个小时的路，对他千斤顶[28]来说，最多只要六小时就能走完，他是第一营的通讯员，全旅里最快的通讯员。
千斤顶走得很带劲，拼着命地在小道上下着山，在全是一个模样的转弯口从没出过错，他能在黑暗中认出石头、荆棘，用胸膛去[29]攀爬，而那平稳的胸膛都不会改变一下呼吸节奏的，腿部的力道就像是被活塞推出去的一样。“加油，千斤顶！”在远处的战友一看到他正往自己的营地这边攀爬过来，就这么对他喊道。他们企图在他的脸上读出他带来的消息和命令是好还是坏；但是千斤顶的脸就像一只拳头一样紧闭着，是那种山里人的窄脸，多毛的嘴唇，他身材矮小，骨骼粗大，更像个小伙子，而不是男孩，一身石头般的肌肉。
他的这项工作是个艰苦而孤单的活，随时都会被叫醒，会一直被派遣到蛇，到皮那里，他得在夜晚山谷的黑暗中前行，以挂在双肩上的、轻得就如同一把木制小步枪的法国武器为伴，他得到达一个支队，然后还得重新出发至另一个支队，或带上一个答复，再次回到这里，叫醒厨师，在冰凉的军用大锅里找吃的，然后还要带着仍卡在喉咙里的一盒栗子重新启程。但这也是他天生的工作，因为他从来不会在森林里迷路，他认识所有的小路，他在孩童时总去那里赶羊、打柴、刈草，把这些路都走了个遍，从不会崴到脚，而在那些石头间上上下下地穿行，脚也不会脱皮，不像那些从城里或是海边上来的游击队员。
一截栗树的空树干，一块石头上的天蓝色地衣，堆着木柴堆的空旷地，都是迷茫而单调的舞台侧幕，生根在他最遥远的记忆里，正在渐渐激活起来：一头逃跑的羊，一只被赶出洞穴的貂，一个姑娘身上被掀起的衬裙。而在这些记忆之上，又添加了新的记忆，也就是在他的这些地方所经受战争的记忆，是他故事的延续：变成了战争的游戏，任务，打猎：在罗莱多桥上的射击味，在坡地上荆棘丛中的营救，孕育着死亡的铺满地雷的草坪。
战争在那些山谷里反复打转，就像一条想咬自己尾巴的狗；游击队员和狙击兵与特种兵肘抵着肘地挤在一起；如果一些人上到山上去，那么其他人就下到山谷里，然后一些人在山谷里，其他人就在山上，总是在山顶上兜着大圈子，为的是不落在对方的手上，不被别人的枪弹打中，不过总是会有些人死掉，在山上，或是在山谷里。千斤顶的家乡是在底下的田地里，圣法乌斯蒂诺，三拨房子，一拨这里，一拨在那头的山谷里，还有在扫荡的日子里会展着床单的莱吉娜的窗户。千斤顶的家乡是在下山和上山之间的一段短暂间歇，是小呷一口的奶水，是他母亲为他准备的一件干净毛衣；然后，为了能不看见他们突然从四面八方到来，他得赶紧逃跑，因为在圣法乌斯蒂诺死去的游击队员已经够多了。
冬季是一场相互追赶并相互躲藏的游戏；在巴亚尔多的狙击兵，在莫里尼的特种兵，在布里咖的德国人：在这些人中间的，是挤在山谷间两道拐弯处的游击队员，他们在夜间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穿过纷争地，避免了一次次的扫荡。正是那天夜里，一支德国队伍从布里咖赶来，也许已经到卡尔莫了，士兵们已经准备好从莫里尼上山前来支援，分遣队员围在半灭的火炭边，藏在农舍的秸秆堆里睡觉；千斤顶在森林的黑暗中前行，在那个命令下，他的双腿托付着他们的希望：“迅速从山谷中撤离出来，黄昏前，整支营队都要带上重武器到朝圣者山的山顶上。”
焦虑是在千斤顶肺里蝙蝠的一阵轻盈扇翅，是在没有视线的黑暗中，想用手去抓住远在两公里外的山脊，登到那上面去，然后好似草间的一阵清风，把命令给吹拂过去，并能感到它就像是穿过了鼻孔前的胡须，飘到复仇那里，飘到蛇那里，滑到游击战那里。然后他要在栗树的树叶中挖出一个洞来，并陷入其中，他和莱吉娜一起，先要拨开那些可能会戳到莱吉娜的栗子壳，但是越在树叶中沉下去，栗子壳就越多，在那里头是不可能给莱吉娜腾出地方来的，那个皮肤光滑细腻的莱吉娜。
干树叶和栗子壳在千斤顶的脚下窸窸作响，几乎是在他的脚边潺潺流过；长着发光圆眼的睡鼠，跑着回到树顶的洞中。“加油，千斤顶！”长官勇气[30]把命令交给他时这么对他说。睡意从夜晚的胸中升起，使他眼皮里生出了绒毛；千斤顶倒想走丢了去路，迷失在干树叶的海洋中，在那里游弋直至浸入其中。“加油，千斤顶！”
千斤顶现在正走在图梅纳高坡上，那里仍结着冰，一条小径被足迹印了出来，千斤顶就顺着那路走着。图梅纳是那些地区中最辽阔的一片山谷，有着迥异和极高的山坡；对面的山坡在黑暗中变得模糊，在那边行军，会迷失在荒芜的坡子上，白天的时候，在那里的荆棘丛间，会振翼飞起大群的山鹑。千斤顶感觉，在图梅纳的山脚下，看到了远远的一点光，走在他前面。那光不时地走出“之”字形，就好像在转弯，然后又消失了，再在意想不到的方向重新出现在不远的那边。在那个时候能会是谁？有时，千斤顶感觉那光非常远，就像在另一边的山坡上，有时那光又静止不动，有时还会落在他身后。有可能是，许多不同的光，在图梅纳山脚下的各条小路上行进。也许就在他的后面或是前面，而在图梅纳的山顶，那些光忽闪忽灭。德国人！
一头野兽跑在千斤顶的脚印上，被从孩童地带的深处唤醒了，追随着他，很快就赶上他了：害怕。那些光是德国人的光，他们在图梅纳山上巡逻，一支支的营队，在一丛丛的荆棘地里搜查。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千斤顶知道，尽管他感到，如果还真相信这回事，并沉湎在那紧随他的孩童野兽幻想中倒挺愉快的。在千斤顶的喉咙里，时间敲出那吞咽下去的锣鼓声。要赶在德国人前面，把同伴们挽救出来已经迟了。千斤顶已经能看见在卡斯达尼亚的复仇农舍被烧焦了，看见同伴们鲜血直流的身体，看见用长发挂在落叶松树枝上的脑袋。“加油千斤顶！”
他对自己来到的地方感到惊异，他感到自己用了很多时间，却只穿过极短的路途：也许他不知不觉地放慢了脚步，也许他停下来了。然而，他的步伐并没有改变：他很清楚自己的步伐一直都是相同而确定的，他也没有必要去相信那头在自己夜班任务期间来探访他的野兽，那头用它看不见的、浸蘸着口水的手指弄湿了他双鬓的野兽。千斤顶，是个好小伙子，在任何事变中，都镇定而冷血；他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自己所有的行动决定力，尽管如此，他还是带着那头野兽，就像一只被挂在脖子上的猴子一样。科拉·布拉卡的草地在月光中好似湿润一般。“地雷！”千斤顶想。那上头没有地雷，千斤顶知道：地雷埋在很远的地方，在切波山的另一面山坡上。但是千斤顶现在想，地雷会在地下移动，在大山里的一处和另一处之间走动，追随着他的步伐，好像巨大的地下蜘蛛。在地雷上面的土地会生出奇特的菌类，踩到上面可就糟糕了：一切都会在瞬间爆炸，但是秒变得好似世纪一般长，世界也好像中了魔一样地停滞下来。
现在，千斤顶从森林中下来。困意和黑暗给树干和荆棘遮上阴郁的面具。周围全是德国人，这是真的。当他经过月亮下的科拉·布拉卡草地时，他们准看到他了，他们正追踪着他，在山口处等他。一只猫头鹰在不远处叫着：这是德国人之间商量好的口哨，他们在他周围拢得密密匝匝，这又是一声回应那一声的口哨，他被包围了！一头野兽在一簇石南底部动了一下：也许是只兔子，也许是条狐狸，也许是一个躺在灌木丛里的德国人，正瞄准着他。每一丛荆棘里都躲着一个德国人，每一棵树的树顶上都栖息着一个德国人，和睡鼠一起。石子堆里迅速丛生出头盔，树枝间升起了步枪，树木的根系处现出人类的脚。千斤顶沿着一条两边都埋伏着德国人的篱笆前进，他们正睁着似树叶一般光亮的眼睛盯着他：他越往前走，就越深入他们中间。在第三声，第四声，第六声猫头鹰的嚎叫响起时，所有的德国人就会从他周围蹦出来，举着武器，胸部斜挂着冲锋枪的子弹带。
他们中的一个，唤作龚德，在头盔下露出可怖的白色笑容，就要向他伸来巨大的双手，要抓住他。千斤顶不敢回头，因为不想看见自己背后的龚德突然高高地现出身来，并举着冲锋枪瞄准了他，双手摆放在空中。或者，也许他会从小路上迎面而来，用一根手指指着他，或者，当一颗石子滚起来时，他会感到龚德就出现在他身旁，和他一起在寂静中行走。
忽然他感到走错了路：尽管他识得这条路，这石头，树木，还有麝香。但是它们是远方另一条路上的石头，树木，和麝香，是上千不同而遥远地方的石头，树木，和麝香。在那段石头台阶后，应该是一处悬崖，而不应该是一簇荆棘；越过了那段山脊后，应该是一丛鹰爪豆，而不是一片枸骨叶冬青树；小溪应当是干涸的，而不应当有水流和青蛙。这些是另一块山谷里的青蛙，在德国人身边的青蛙，歇在道路的曲折徘徊处，是埋伏着的德国人设计出来的伎俩，这伎俩会突然把他擒在他们手中，面对着那个高大的德国人，他在我们所有人的心底里，那个唤作龚德的，他一身的头盔，子弹带，武器口对准了他，他把那双巨大的手摊开在我们所有人的头上，却从来也抓不住我们。
为了赶走龚德，需要想着莱吉娜，想着和莱吉娜一起，在雪中挖出一口凹地，但是雪既坚硬，又结上了冰，不能让莱吉娜躺在那上面，她穿着一件薄如皮肤的衬裙；也不能在松树下躺下，层层的松针没完没了，拨完松针，见到了土地，却是一个蚂蚁窝，龚德就在我们上面，把手放在了我们的头上，我们的喉咙上，我们的胸前，他还在继续往下压手：我们叫了起来。需要想着莱吉娜，这个姑娘在我们所有人心中，正是为此，我们所有人才会想在森林的深处挖一口凹地。
但是，在千斤顶和龚德间的追赶结束了：距离复仇的营地只剩下十五二十分钟的路了。千斤顶带着思绪地跑着：可他的步子仍旧落得有规律，为得是不至上气不接下气。到了同伴们那里以后，害怕就会消失，会被从记忆的深处抹去，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要想着去唤醒复仇和马刀，还有长官，要跟他们解释勇气的指令，然后还要再次启程去杰尔蓬特，去蛇那里。
但是，他还能到农舍吗？那农舍不会是被拴在了一根线上，当他慢慢地越来越靠近时，那线却把农舍拉得离他越来越远？他到达的时候，不会听到德国人的“奥什奥什”[31]，看见他们都围在篝火周围，吃着剩下来的栗子吧？千斤顶已经在想像，他到达农舍的时候，那里已经给烧得个半光，没有人了。他进去：空的。但是在一个角落里，高极了的，正盘腿而坐的，头盔一直顶到屋顶的，正是龚德，滚圆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像是睡鼠的眼睛，湿润的嘴唇间牙齿发出白色的微笑。龚德跟他做了个手势：“你坐下。”而千斤顶就会坐下来了。
好了，在他一百米外有一粒光：是他们！他们是谁啊？他想往回走，想逃跑，就好像所有的危险都在那底下，在卡斯达尼亚平地的农舍里。但是他仍利索地走着，脸庞坚毅和紧闭得就像一只拳头。那火光时而好像是靠近得过于迅速了：那光是在迎他而来吗？时而又在远去：它在逃逸吗？但它其实是静止不动的，是营地中还未熄灭的篝火，这千斤顶知道。
“谁在那边！”他没有惊跳。“千斤顶，”他说。“哨兵。我是猫头鹰。有什么消息吗，千斤顶？”“复仇在睡觉吗？”现在他已经在农舍里了，周围都是熟睡着的同伴们的气息。同伴们，自然，还能会是其他什么人？
“德国人到了下面的布里咖，法西斯分子在上头的莫里尼。撤退。黄昏前，所有的人都要带上重武器，到朝圣者山的山顶上去。”刚刚醒来的复仇，胡乱地揉了揉眼皮。“真见鬼，”他说。然后站起来，拍了拍手：“都醒醒啊，有场仗要打。”
现在，千斤顶正咂着嘴，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盒煮栗子，不断地吐出黏糊糊的薄膜残余。人们正分着班带走军需品，还有重武器的三脚撑架。他上路了。“我去杰尔蓬特的蛇那里，”他说。“加油，千斤顶，”同伴们对他说。
雷区
“布了雷了，”老头是这么说的，边说着，还边在眼前把一只摊开的手挥来舞去，就好像想擦净一块模糊的玻璃。“都在那边，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他们来了以后，就埋上了地雷。我们当时都躲了起来。”
穿着朱阿夫兵[32]裤子的男人看了一眼山坡，又看了一眼直直地站在门口的老头。
“但是从战争结束到现在，”他说，“有的是时间扫雷。而且通道总该会有的。总有人会知道的。”
“你，老头，你就知道，”他也这么想着，因为这老头肯定是个走私贩，对边界的了解正如对自己烟锅袋的谙熟。
老头看了看男人打着补丁的朱阿夫裤子，他开了缝的软塌塌的干粮袋，还有那从头发到鞋子上结了一层皮的灰尘，证明出他用脚走了多少公里的路途。“也搞不清楚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他重复了一遍。“在山口那里。有片雷区。”他又做了一遍那个动作，就好像在他和其余一切之间有块模糊的玻璃。
“我说，我还不至于那么不幸，会去撞上一片雷区吧？”男人问道，笑容粘住了牙齿，就好像一个生涩的柿子。
“嘿，”老头说了句。只是这样：“嘿。”于是现在男人就试图回忆出那个“嘿”的语气。因为可能是一个嘿，可别赶上了，或者是一个嘿，这可不知道，再或者是一个嘿，再没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了。可那老头仅仅说了个嘿，没带上任何语气，荒芜得就像他的眼光，正如那些大山上的土地，上面的草也是既短又硬，好似人类没剃好的胡子。
山坡上的植物不会长过荆棘的高度，不时会有一株歪斜、多树胶的松树，是以一种尽可能少地制造出阴影的方式安置的。那男人现在走在上山小道的残余部分上，那些小道或被成年累月的荆棘吃掉，或只是被走私贩的脚印、被留下不多痕迹的野兽足迹践踏。
“该死的土地，”穿着朱阿夫兵裤的男人说。“我真是等不及赶到另一头的坡子上去。”幸运的是，战争前，他已经走过一次这条路，可以不要向导。他也知道，那山口在坡子上的一处大峡谷里，不可能整条路上都布了雷的。
然后，小心在哪里搁脚，这就足够了：底下埋了地雷的地方和其他所有的地方是应该很有些区别的。有些区别：移动过的土壤，故意堆放出来的石头，还有新嫩的青草。比如那里，很快就能看得出来，是不可能有雷的。不可能？那一块翘起的岩板呢？那一带草地中央的秃地呢？还有那一段倒在路上的树干？他停了下来。但是山口还很远，不可能有雷的，继续：他继续走着。
也许他会喜欢在夜间穿过雷地，在黑暗中爬行，倒不是为了躲过边界巡逻队，因为有巡逻队的地方是安全的，而是为了躲过对于地雷的害怕，这地雷就好像是些仍睡意朦胧的大型野兽，在他经过时，它们会惊醒过来。旱獭：巨大的旱獭蹲伏在底下洞穴里，其中一只会在一块石头的高处放哨，就像旱獭习惯的那样，当它们看见他时，会用咝咝声发出警报。
“当那个咝咝声响起的时候，”男人想，“雷区就会爆炸：硕大的旱獭就会朝我冲来，用啃噬把我撕烂。”
男人从未被旱獭咬过，他也不会在雷区里被炸掉。那是饥饿，让他产生了那些想法；这男人知道，他了解饥饿，了解挨饿日子里的幻觉玩笑，每一个被看到或听到的东西，都会承载出一种食物或是啃噬的含义。
不过，旱獭倒真是有的。在石子堆的高处，能听见它们的咝咝咝声：咯咿……咯咿……“我能用一块石头砸死一只旱獭就好了，”男人想，“再把它穿在一根树枝上烤上一烤。”
他想着旱獭的油腻味，却也不觉得恶心；饥饿让他对旱獭的油腻，对任何可以咀嚼的东西都生起了欲想。他在乡间农舍附近转来转去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拜访着各式各样的牧羊人，为的是能乞讨到一块黑麦面包，一杯凝乳。
“但愿我们能有这些东西。这里什么都没有，”他们说着，给他指了指光秃而昏暗的墙体，那里仅仅饰有几串大蒜。
他看到了山口，这比他以为需要的时间要早。他感到一阵惊愕的激动，很快，就几乎成了一种胆战的激动：他没有料到那里开满了杜鹃花。他指望会在自己面前看到一片光秃秃的峡谷，指望在往前迈出每一步前，都能仔细研究好每一块石头，每一丛荆棘，然而，他却身陷一片杜鹃花没过膝部的海洋，一片匀质的、不可穿透的海洋，那里只偶尔露出灰色石头的脊背。
那底下，是地雷。“搞不清楚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老头这么说过。“都在那边。”他还在空中挥舞了一番那双摊开的手。穿朱阿夫兵裤的男人感到看见那双手的影子落在了那大片的杜鹃花上，并在不断扩张，以至覆盖住了那整整一大片的花。
他选出了一个行进方向，即沿着与峡谷平行的路迂回走，这路不易于前行，但对想在这里布雷的人来说也不方便。越往上走，杜鹃花就越稀薄，在石头间能听见旱獭咯咿……咯咿……的叫声，一刻不休，就如晒在后颈上的太阳。
“哪里有旱獭，”他想着，便拐到那个方向上，“就说明哪里没有布雷。”
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推理：地雷是反人的，一头旱獭的重量并不足以使地雷爆炸。直到那时，他才想起来地雷被称为反人地雷，这让他害怕起来。
“反人的，”他重复道，“反人的。”
陡然间，单是那个名称就让他害怕起来。当然，如果他们真在什么山口埋了雷，那真是完全难以通行了：他最好回去，跟附近的人们问问清楚，再试走另外一条路。
他转过身，准备往回走。但是，之前，他的脚步都落在了哪里？他身后的那片杜鹃花一直延伸着，就像是一片植物的海洋，难以穿透，没有任何过道的痕迹。也许他已经身处雷区了，一步走错就能叫他完蛋：还不如继续。
“该死的土地，”他想着，“该死的土地直到最后一步都不放过人。”
他要有条狗就好了，像人一般重的一条大狗，这样就好把它赶到前面去试路。他甚至咂起了舌头，就好像正在鼓动一只狗往前跑去。“我要给我自己做条狗，”他想。
也许一块石头就够了。他身边就有一块，很大，但还挪得动，正合适。他用双手把石头捧起，然后把它抛到自己前面尽可能远的坡子上。石头没落得很远，还朝他滚了回来。这样，不过是试试运气。
他已经来到了峡谷的高处，周围尽是没完没了的石头堆。旱獭的群体听到了男人，它们发出了警报。空气被它们的尖叫戳破，就如同被仙人掌的刺戳穿一般。
但是男人再也不想逮什么旱獭了。他发现这峡谷，在入口处相当的宽阔，进去以后却慢慢地窄了起来，甚至只是一条铺满石头和灌木的裂缝。于是男人明白了：雷区只可能在那里。只有在那个地方，隔着适当距离安置的地雷，才可能封锁住所有必要通道。这个发现却没有吓住他，反而给了他一种奇特的沉静。好了：他已经是身处雷区了，这是确定的。已经只能继续往山上爬，随便走，想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如果命中注定那天该死，那总归都是会死的；如果还不该死，那么他在一个地雷和另一个地雷之间走过时，是怎么都能幸免于难的。
他提出了这个有关命运的想法，自己却都不怎么很信服：他不相信命运。当然，如果他迈出了一步，那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是因为他的肌肉运动，他的思绪进程把他带向了那一步。可有那么一刻，他不知道该迈出哪一步，其时的思绪仍在迟疑中，而绷紧的肌肉还找不到前行的方向。他决定不再想下去，决定让自己的腿像机器人一样摆动，决定在石头上随意地迈步；但他总在疑心，是自己的意志在决定该往右还是往左拐，决定该踏在这块石头还是那块石头上。
他停下来。感到自己身上生出一种奇特的焦躁感，这种焦躁是饥饿和害怕带来的，永远得不到消解。他在口袋里找了起来：他带着一面小镜子，那是有关一个女人的记忆。也许这才是他想要的：照一下镜子。在那一小块模糊的玻璃上，出现了一只眼睛，肿胀而发红；而后是一张面颊，上面的灰尘和毛须都结成了硬皮；接着是干燥裂开的嘴唇，还有比嘴唇还红的牙龈，牙齿……但是男人还想在一面大镜子中照一照自己，看一眼自己的全身。把那小面镜子在自己脸的周围翻来覆去地摆弄着，看看一只眼睛，一只耳朵，这不能满足他。
他继续走着。“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雷区，”他想，“已经迈出了有五十，四十来步了吧。”
他每一次落脚时，感到自己身下那结实而静止的土壤，都要深吸一口气。走出一步，又一步，再一步。这块泥灰岩像是个圈套，然而却很坚固；这一丛石南什么也没藏着：这一块石头……他体重下的石头下陷了两指深。“咯咿……咯咿……”旱獭叫道。前进，另一只脚。
土地变成了太阳，空气变成了土地，旱獭的咯咿变成了雷鸣。男人感到一只铁手抓住了他的头发和脖子。不是一只手，而是一百只手，每只手都抓住他的一根头发，把他从头到脚撕得粉碎，就像在把一张纸撕做成百的小碎片。
三个人中的一个仍活着
三个人赤着身，坐在一块石头上。周围是这个村里所有的男人，那个长着胡子的高个子站在他们前面。
“……我看见山上最高的火苗了，”长胡子的老头说，“我就说了：一个村子怎么能烧出这么高的火？”
他们什么也听不懂。
“我闻到难以忍受的烟味，我就说了：我们村子的烟怎么能这么臭？”
三个光着身子人中的高个子抱住了双肩，因为起了一点风，他用胳膊肘顶了一下老人，想让他解释一下，他仍试图去明白什么，老人是他们三个中唯一一个懂点语言[33]的人。但是老人现在却怎么都不把头从双手中抬起来，只是偶尔，在他弯下的脊背上，一阵哆嗦会掠过他链条般的脊椎骨。胖子是再没什么好指望的了；让他浑身打颤的抖动使他身上女性般的脂肪都晃荡起来，眼睛就像是被雨水打出线条来的玻璃。
“然后他们跟我说，是我们麦地里的火焰烧掉了房子，房子里头有我们被杀死的孩子，是他们被烧焦的时候散发出来的恶臭：唐沁的儿子，杰的儿子，还有税警的儿子。”
“我的弟弟巴斯蒂安！”眼睛着了魔一般的一个家伙大嚷道。那是他们中间唯一一个会不时插话的人。其他人都严肃而默不作声，双手靠在步枪上。
三个光着身子人中的高个子跟他的战友完全不是一个国籍：他来自的那个地区，一度也曾领教过什么是烧毁的村庄和被杀死的孩子。于是他很清楚人们对那些烧房子和杀孩子的人，是怀着怎样的想法的，与另两个人相比，他应该是最不抱什么希望的。然而有什么东西在阻止他屈服于现状，一种让人焦虑的不确定感。
“现在我们终于抓住了这三个人，”长着胡子的高个子说。
“只有三个，可惜啊！”着了魔的人嚷道，但其他人都沉默着。
“可能在他们中间也有不怎么坏的人，那些违心服从命令的人，也可能这三个人是那种人……”
着了魔的人朝老头睁大了眼睛。
“你解释一下啊，”三个光着身子人中的高个子对老人低声说道。可老人所有的生命力似乎都已从丘陵般的脊椎骨上跑掉了。
“但是，当涉及到被杀死的孩子和被烧毁的房子时，是不分什么坏人和不怎么坏的人的。我们能肯定把这三个人处死的合理性。”
“死，”三个光着身子人中的高个子想着，“我刚听到这个词。这是什么意思？死。”[34]
但老人没听他的话，胖子好像已经开始喃喃地祈祷起来了。胖子突然想起来自己是个天主教徒。他是他们中间唯一的天主教徒，而他的同志也经常因此开他玩笑。“我是天主教徒……”他用自己的语言，低声重复起来。搞不清他是想祈求能留在地上继续过活呢，还是祈求能升入天堂。
“我说，在把他们弄死之前，得……”着了魔的人说道，但其他人都站了起来，没理他。
“到库尔迪斯特雷加[35]去，”那个长着黑胡子的人说，“这样就省得挖坑了。”
他们让那三个人站起来。胖子用手捂住生殖器。没有什么比光着身子更让他们觉得自己是被指控的了。
他们把这三个人带到了上山的岩石路上，武器顶在他们的腰上。库尔迪斯特雷加是一座垂直走向山洞的开口处，那是一口伸到大山腹地中去的洞，一直往下延伸去，都不知道会到什么地方。三个光着身子的人被领到洞口的边缘，手持武器的村民站在他们前面；于是老人就大叫起来。他叫着一些绝望的句子，也许是用他的方言，另外两个人听不明白：老人是一家之父，但也是他们中最坏的一个，他的叫嚷有让其他两个人对他恼怒起来、并能更平静地面对死亡的效果。然而那个高个子，仍有那种奇特的不安之感，就好像对任何事情都不会很肯定的样子。天主教徒把手垂下，双手合拢，搞不清是在祈祷呢，还是想挡住被害怕吓得皱起来的生殖器。
听到老人的喊叫而失去了镇静的是那些武装的村民：他们想赶紧了结这事，于是就杂乱无章地扫射起来，都没有等待下令。高个子看见天主教徒在自己身边重重地倒下，滚进了陡坡中，然后老人也头朝后仰地倒了下去，消失了，顺着岩壁拖曳着他最后的嚎叫，一直落到底下去。他还在似云般的灰尘中看到一个村民对着被卡住的步枪封闭器大发雷霆，然后他也跌入黑暗之中。
他没有很快失去知觉，因为大团的疼痛向他袭来，就好像被大群的蜜蜂蜇到一般：他正在穿过一片荆棘地。然后，成吨的空间挂在肚子上，他昏过去了。
突然，他感到像是被土地狠狠地推了一把，又回到了高处：他停下来了。他碰到了什么湿湿的东西，闻到了血液的味道。他肯定是被击得粉碎，就快要死了。但他并没有感到自己昏厥过去，自己身上由于跌落带来的所有痛楚也仍旧鲜活明显。他动了动一只手，左手：有反应。然后试图去摸索起另一条手臂，他摸着了手腕，肘部：可是胳膊什么都没感觉到，就像是死去了一般，只是在被另一只手举起来的时候才动了一下。他这才发现，自己正用两只手抬起右手的手腕：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明白过来，手里的胳膊是另一个人的；他掉在了两个被杀死的同志的尸体上。他摸了一下天主教徒的脂肪：这是一张柔软的地毯，减缓了他的掉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存活了下来。为此，因为，他现在才想起来，因为他没有被击中，而是先掉了下来；但他记不得是不是自己故意这么做的了，可这个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然后他就发现了自己正看着的东西：有一点光一直从山口传到那底下去，三个光着身子人中的高个子于是就能看清自己的双手，还有从他身下肉堆里冒出来的手掌。他转过身来，往高处望去：顶上，有一处开口，满是光亮：那是库尔迪斯特雷加的洞口。刚开始的时候，那种好似黄色闪光的视线弄伤了他；然后他的眼睛就适应过来，辨别出了天空的蓝色，离他远极了，比他离地表还要双倍的远。
看到天空使他失望起来：如果他能死去当然是更好。现在，他和两个被枪打死的同志留在了一口洞的洞底，永远也不可能从这里头出去了。他大叫起来。那顶上天空的一块斑点被一些脑袋削成了牙齿状。“他们中的一个还活着！”他们说道。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光着身子的人看着那个石头一般的东西滚落下来，撞在岩壁上，然后又听到了一声爆炸。在他身后的岩石中，有一处凹洞，光着身子的人于是就僵在那里面：洞里填满了灰尘和塌方下来的石子碎片。他把天主教徒的身体拉到自己身边来，让这身子立在凹洞前面；他也就是刚能把那尸体拼在一起，但是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用来给他做掩护的东西了。他这样做得正是时候：另一颗炸弹落下来，掉到井底，扬起一团血肉和石子。那具尸体给炸成了碎片：光着身子的人这下是既没防御也没希望了。他大叫起来。在天空的星形中，出现了高个子的白胡子。其他人都退到一边。
“嘿，”长着胡子的高个子说。
“嘿，”光着身子的男人从洞底答道。
长着胡子的高个子又重复道：“嘿。”
他们之间没什么别的好说的。
于是长着胡子的高个子转过身：“你们给他扔根绳子，”他说。
光着身子的人没弄明白。他看见人们脑袋的离去，剩下来的人在给他打手势，那是肯定的手势，叫他镇静的手势。光着身子的人从凹洞中探出脑袋，看着他们，不敢抽出全身，仍怀着那种当他还坐在石头上，他们起诉他时的不安之感。但是村民们现在不再扔炸弹了，望着那下面，向他提问，而他则是用呻吟作答。绳子不够长，村民一个个地离开了洞口。光着身子的人于是就从藏身处出来，考虑着把他和那上面分开的高度，考虑着陡峭而光秃秃的岩壁。
在那星形洞口中，出现了着了魔的人的脸。他望了一遭，微笑着。他在库尔迪斯特雷加的洞口处探出脑袋；把枪对准下面，开了火。光着身子的人听见子弹从耳边穿过：库尔迪斯特雷加是一条有些歪斜的隧道，不是很直，所以被扔下去的东西很少能到得了洞底，而子弹更是容易撞着岩石的什么拐弯处，然后就停在那里了。他又躲进了自己的藏身处，嘴唇上挂着口水，就像一条狗。好了，现在那上面所有的村民都回来了，一个人往悬崖底下抛开一条长长的绳子。光着身子的人看着绳子降了又降，他却没有动弹。
“来呀，”长着黑胡子的那个人对底下嚷道，“你拽住绳子，上来。”
但是光着身子的人还是在凹洞里静止不动。
“来啊，好样的，”他们喊道，“我们什么也不会对你做的。”
他们在他眼前晃了晃那根绳子。光着身子的人害怕起来。
“我们什么也不会对你做的。我发誓，”人们说道，试着给出最诚恳的语调。他们是诚恳的：他们想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上来，是为了能再次枪毙他，但在那一会，他们确实是想拯救他，而且在他们的语气中，确实是有一丝关切的、兄弟情谊般的语气。光着身子的人感到了这一切，就没什么好选择的了：他抓住了绳子。但是，在那些正把绳子往上拽的人中间，他看见了那个长着中了魔般双眼的脑袋；于是他松开绳子，藏了起来。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开始劝服他，请求他；终于他决定开始往上爬了。绳子多结，很容易爬，而且还可以抓住岩石的突出部，光着身子的人徐徐地又重新出现在光线中，洞顶处的村民脑袋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大。那个有着中了魔的眼睛的家伙突然出现在洞口，其他人甚至来不及拦住他：他持着一把自动武器，立刻开了火。绳子在第一阵扫射后就断了，就在他双手上面的位置。男人撞着岩壁地猛跌下去，又砸到同志们的尸体残余上。那上面，在那天空的背景下，长着胡子的高个子伸了下双臂，摇了摇头。
其他人想跟他解释，用手势，用喊叫，想说这不是他们的错，说他们会惩罚那个疯子的，说现在他们会再去找根绳子让他上来的，但光着身子的人已不再抱有希望了：他再也不能回到那地上去了。那个在井底的人，他再也不能从里面出来了，他会喝着人血、吃着人肉地疯掉，却永远也不能死去。那上面，在那天空的背景下，有执着绳子的善良天使，还有手持炸弹和步枪的恶毒天使，也有一个长着白胡子的高个子老头，他展开双臂，却不能拯救他。
那些带武器的家伙，看到他不肯被他们的好言劝服，就决定用几番轮炸结果他，并扔起炸弹来。但光着身子的人又找到另一个藏身之处，一条可以安全地在里面爬行的平坦裂缝。每丢下来一颗炸弹，他就再往这条岩缝的里面去一些，直至他来到一处再也见不到任何光亮的地方，可他仍没有碰到这条缝隙的尽头。他继续用肚子顶着岩壁爬行，就像一条蛇，而他的周围，尽是黑暗，还有潮湿和滑溜溜的凝灰岩。凝灰岩的底部本来就是潮湿的，现在变得水淋淋的，接着又被水没过；光着身子的人感到一条冷冽的小溪在他的肚子下淌过。那是从库尔迪斯特雷加滴下的雨水开出来的一条地下小道：一溜长极了的，狭窄的山洞，一条狭长的地下通道。它会伸到哪里？也许会消失在大山腹地中黑漆漆的山洞里，也许那山洞会经过极细的支流，把这水注入到泉水里。于是他的尸体就会在一个地道里这样腐烂掉，会败坏水源，使整片村落的人中毒。
空气难以使人呼吸；光着身子的人感到，他正在走向自己的肺部再也支撑不下去的时刻。然而溪水突然愈加清凉起来，而且水位也越来越高，水流也越来越湍急；光着身子的人现在是整个身子都没在水中爬行，正好可以洗净泥浆的硬皮，洗净自己的或是他人的血。他不知道自己是走了不多的路，还是很多的路；彻底的黑暗和那样的移动，在他的爬行过程中，给他摘去了有关距离的概念。他筋疲力尽：他的眼睛里开始出现发着光的图案，它们有着不规则的形状。越往前行，他眼里的这个图案就越亮，而且呈现出了清晰的轮廓，尽管这轮廓仍在不停地变化形状。如果不是什么视网膜的闪光，而是一粒光，一粒真正的光，那会是山洞的尽头吗？要来肯定这个事实，只需闭一下眼睛，或是看一眼相反的方向。但谁要是盯着什么光源看，就会在眼光的根部留下耀眼的光亮，即使是合上眼皮，转动眼珠，这光亮也不会退去：于是他又分不清这外部光亮和自己眼球中的光亮了，他又疑惑起来。
他四处摸索时又发现了一个新东西：钟乳石。滑溜溜的钟乳石吊在地道的顶部，石笋从地上升出来，长在溪流边，不会被腐蚀。光着身子的人拽着他头顶上的钟乳石前行着。爬着爬着，他就发现自己先前屈着的臂膀，慢慢地，需要伸直了才能够着钟乳石，也就是说，地道在渐渐变宽敞。很快男人就能弓起背了，能匍匐前行了，光亮也不是那么不确定了，现在他能分得清自己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的，而且已经能猜出事物的轮廓，山洞的拱顶，钟乳石的挂坠，溪流的黑色闪烁。
随后，男人就已经能用双脚行走了，走在长长的山洞里，走向光亮的开口处，水流没至他的腰部，他总得抓住钟乳石，以保持身体的直立。有一株钟乳石好像比别的都要大，当男人抓住它时，感到手里展开了一只凉飕飕软兮兮的翅膀，这翅膀还扑腾到他的脸上。一只蝙蝠！它继续飞着，而其他矮矮地挂在头顶上的蝙蝠也给惊醒，也飞了起来，很快，整口洞里都安静地飞满了蝙蝠，男人感到自己周围它们翅膀扇出来的风，还有它们的肌肤在自己额前、在嘴巴上的轻抚。他就这么埋在一团蝙蝠的云雾中前行着，一直走到露天处。
山洞通向一条河流。光着身子的男人又来到地表，在天空之下。他得救了吗？他得小心别自欺欺人。河流很安静，里面有着白色和黑色的石头。旁边，有一片密集的森林，森林里尽是畸形的树木，在树林下方，只是长着干树枝和荆棘。男人光着身子，在这一片野生荒芜的地带里，离他最近的人类都是敌人，一看到他，就会持着长柄叉和步枪追着他。
光着身子的男人爬上一棵柳树的树冠。在一排灰色的群山下，整个山谷里全是森林和荆棘丛生的悬崖。但是山谷深处，在一处河流的隆起处，有一块板岩做成的屋顶，还有一缕升腾起来的白色轻烟。生活，光着身子的人想着，就是一座地狱，只有极少的对古老而幸福天堂的召唤。
牲口林
在扫荡的日子里，树林好似成了集市。在小路边的灌木丛和树林间，会络绎不绝地经过赶着奶牛和牛犊的人家，还有用绳子牵着山羊的老妪，也有怀中抱着鹅的小女孩。甚至还有人带着兔子一起逃难。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栗树林越密的地方，就越会碰见大腹便便的公牛和下腹宽大的母牛，它们在那些陡峭的山坡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动弹。山羊们则自如许多，但最得意的还属骡子，终于有那么一次，它们可以不用负重地走动了，还能边走边啃羊肠小道上的草茎树皮。猪则在拱地，口鼻部上扎得全是栗子壳；母鸡栖在树上，吓坏了松鼠；经过几个世纪的圈养而忘记挖洞做穴的兔子，只好钻进树洞里。有时还会遇到咬它们的睡鼠。
那天早上，农民朱阿·德伊·费奇正在树林一个遥远的角落里打柴。对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因为想采大清早的蘑菇，他前一天晚上就离村出发了，睡在林子里一间秋天用来风干栗子的农舍里。
于是，当他正对着一棵枯树干挥动斧子时，隐约听到林子里远远近近的满是牲口身上的铃铛声，很是惊异了一番。他停下活，听着声音由远及近。就喊了一声：“噢——唔！”
朱阿·德伊·费奇是个又矮又圆的小个子，满月般的圆脸既黑又结实，毛茸茸的，透出酒红色，他头戴一顶绿色的圆锥形帽子，上面还插着根环颈雉的羽毛，身着一件有着黄色大圆点的衬衫，外面罩着件毛背心，球一般的肚子上，一条红色围巾系住了他打满蓝色补丁的裤子。
“噢——唔！”他们答他道，于是在长着绿色地衣的石头间，出现了一个长着胡子头戴草帽的农民，那是他的老乡，他正牵着一头长着白胡子的大山羊。
“你在这里干什么呀，朱阿，”老乡对他说，“德国人到村里来了，正挨个搜查牲口棚呢！”
“我的老天啊！”朱阿·德伊·费奇大声道。“他们会找到我的奶牛科齐内拉，会把它带走的！”
“你快去，也许你还来得及把它藏起来，”他的老乡向他建议道。“我们看到一队人从谷底上来，就赶紧逃掉了。不过可能他们还没到你家呢。”
朱阿扔下木柴、斧子，还有装着蘑菇的篮子，撒腿就跑。
在林子里跑着，总能遇上成排的鸭子，它们拍打着翅膀从他脚下逃开，还会遇上成群的绵羊，它们一只挨着一只地、密密匝匝地行进着，一点都不给他让路，还会遇到孩子们和老太太，他们对他喊：“他们已经到了玛多内塔了！正在桥上的房子里搜查呢！我看见他们过了进村之前的拐弯口了！”朱阿·德伊·费奇用他那双短腿赶紧地跑着，下坡时就像一只球在滚，上坡时却气喘吁吁。
跑着跑着，他来到了山脊上的拐弯口，那里能看见整片村庄。
那里清晨漂漾的柔和空气，环绕着模糊的群山，这其中的便是村庄，村里的房子全是用石头和岩板搭成的，座座骨胳粗大，堆叠在一起。在绷紧的气氛中，从村里传来德国人的叫嚷，还有用拳头砸门的声音。
“我的老天啊！德国人已经闯到屋里去了！”
朱阿·德伊·费奇的胳膊和腿都打起颤来：一部分是因为，由于酗酒他一直就有发抖的毛病，另一部分是因为，他现在想到了奶牛科齐内拉，他在世上的唯一财产，就要被人带走了。
朱阿·德伊·费奇静悄悄地穿过田地，以排排的葡萄架作掩护，靠近了村庄。他的房子在最后面几家，也最靠外面，那里，村庄渐渐消失在菜地里，消失在像泛滥的洪水一般的南瓜的绿色之中：德国人可能还没到那里。
朱阿从屋角边探了探头，开始往村里溜。他看见依然带有干草和马厩气味的道路已是空无一人，这些陌生的声音是从村里中心传来的：非人性的言语声，带钉子的脚步声。他的家在那里：大门仍是关着的。不管是底层牲口圈的门，还是在坏损的外部楼梯高处的房间门，都是关着的，楼梯周围的陶土锅里种着丛丛罗勒。一个声音从牲口圈里面说道：“哞……”那是奶牛科齐内拉，它识出了主人的到来。朱阿高兴得激动不已。
可就在这时，拱门下传来了轰隆隆的脚步声：朱阿赶紧躲进门洞里，使劲地把自己滚圆的肚子往回缩。那是一个农民神气的德国人，短小的制服遮不住他瘦长的手腕和脖子，他的腿也很长，还有一杆跟他一般高的破枪。他离开了同伴，是想看看能不能给自己捞点东西；也是因为村里的东西和气味让他回忆起了熟识的东西和气味。就这样，他边走边嗅着空气，东张西望，被压扁的布军帽下是一张猪一般的黄脸。在牲口圈里，科齐内拉说道：“哞……”它不明白主人为什么还没到来。德国人在他那身窄小的衣服里惊跳了一下，赶紧向牲口圈里走去；朱阿·德伊·费奇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他看见德国人不停地踢门：他肯定很快就能把门踢开了。于是朱阿闪开，绕到房子后面，去了干草仓，在干草堆里翻寻起来。那里藏着他一支老旧的双管猎枪和子弹带。朱阿把打豪猪用的两颗子弹推上膛，并把子弹带系在腰间，悄无声息地，端平了步枪，去牲口圈门口隐蔽了起来。
德国人已经牵着被绳索套住的科齐内拉出来了。这是一头红色的、长着黑点的漂亮奶牛，正因如此才被唤作科齐内拉[36]。这是一头年轻的奶牛，温情而固执：现在它不想被这个陌生人带走，怎么都不肯走；德国人不得不拽住它的鬐甲，推着它走。
朱阿·德伊·费奇躲在一堵墙后，开始瞄准了。现在要知道，朱阿是村里最蹩脚的猎人。他从来都瞄不准的，不用说兔子，就连一只松鼠都没打中过。当他向静止不动的鸫鸟开枪时，它们甚至都不会从树枝上飞走的。没有一个人想和他一起打猎，因为他会打中同伴的屁股。他本来就瞄不准，手又抖。现在呢，可想而知，他还这么激动。
他在瞄准，但双手抖得厉害，双管猎枪的枪口一直就在空中晃悠。他正要瞄准德国人的胸膛，可很快他准心上出现的却是奶牛的屁股。“我的老天啊！”朱阿想着，“如果我向德国人开枪，可却杀死了科齐内拉怎么是好？”于是不敢贸然开火。
德国人牵着这头奶牛吃劲地走着，奶牛感到主人就在附近，怎么也不肯被拖走。德国人突然发现他的战友们已经撤离出村庄，而且已从大路上下去了。他于是准备拉上那头倔犟的奶牛赶上他们。朱阿保持着一定距离地跟着他们，跳来跳去地，躲在篱笆和矮墙后，不时地举起破枪来瞄准。但他从也不能保持武器的静止，而德国人和奶牛互相之间又总是靠得太近，以至于他都不敢发出一枪。但也不能就这么让它被带走吧？
为了赶上越走越远的大部队，德国人抄上了林中的一条小道。现在，朱阿藏在树干间，就更容易跟着他们了。这会，也许德国人走路时会离奶牛远一些，这样就好对他开枪了。
一进入树林，科齐内拉好像就不是那么不愿意走动了，相反，因为德国人在那些小道上走，不怎么识路，是由它来领着他走，并来选择走哪条岔路的。没过一会，德国人就发现自己不在通往那条大道的近路上了，而是来到一片密林里：一句话，他和那头母牛一同迷了路。
朱阿·德伊·费奇在鹪鹩起飞的振翼中，在泥塘里青蛙的溜窜间，跟在他们后面，鼻子给荆棘划破，双脚踩入小溪。在树木间瞄准更是困难，瞄准要穿过重重障碍，而那个如此辽阔的红黑色臀部则总是在他眼下晃来晃去。
当德国人听见杨梅丛中响起一阵窸窸声，而后又钻出一头漂亮的粉红色小猪时，他早已是心惊胆战地望着这片密林了，研究着怎样才能脱身出来。在他老家，从没看过猪在树林中出没。他松开牵着奶牛的绳子，跟着猪走起来。科齐内拉一看见自己自由了，就即刻小跑着拱入密林中，它感到那里聚集着许多朋友。
对于朱阿来说，是时候该开枪了。德国人正手忙脚乱地抓那头猪，好不容易抱到它，想稳住它，但那家伙还是挣脱了。
当朱阿就要扣下扳机时，他身边出现两个小孩，一个男娃一个女娃，头戴羊毛绒球帽，足蹬长筒袜。他们大粒的泪珠就快要落下来：“你可要瞄准了，朱阿，拜托了，”他们说道，“如果你打死了那猪，我们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朱阿·德伊·费奇手中的那把步枪又跳起了塔兰泰拉舞：他这个人，心肠太软，太容易激动，不是为了他得杀死那个德国人，而是因为他会冒险打死那两个可怜孩子的猪。
德国人和怀中的那头猪在石头和荆棘丛中滚着，那猪一边挣扎，一边叫唤：“咯咿咿……咯咿咿……咯咿咿……”突然，应着猪的叫唤，答了一声：“咩……”从一口洞穴中里冒出头小羊。真是奇怪的森林，他想，灌木丛中跑着小猪，洞穴里钻着羊羔。他抓住了那只竭尽全力叫唤的羊羔的一只蹄，然后像个善良的牧羊人[37]那样，把羊扛在自己的肩上，走了。朱阿·德伊·费奇静悄悄地跟着他。“这一次他不能再逃脱了。这一次能行，”他这么说着，就已经准备射击了，这时一只手把他的枪杆托起来。那是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牧羊人，对着他双手合十地说道：“朱阿，你可别杀了我的羊羔，你把他杀掉，但别杀了我的羊羔。你瞄准了，至少也得准这么一次，你可要瞄准了！”但是朱阿早就什么都不明白了，连扳机都找不到在哪里。
德国人在树林里走着走着，总是能发现什么让人张大嘴巴的东西：栖在树上的小鸡，在空树干里探出脑袋来的印度豚鼠。整个就是条诺亚方舟。这下，在松树的树枝上，他看见停着一只开屏的火鸡。便赶紧伸出手去抓它，但是火鸡轻轻一跳，就跳到更高一层的树枝上去休息了，仍是继续开着屏。德国人于是就丢下了羊羔，爬起了那棵松树。但他每爬到一层，火鸡就跳到更上面一层，不紧不慢地，昂首挺胸，悬挂着的垂肉就如火焰般灿烂。
朱阿来到这树下，头顶着一根枝叶繁茂的树枝，另外两根扛在肩上，还有一根捆在枪杆上。但是，过来一个头戴红围巾的年轻胖姑娘。“朱阿，”她说，“你听我说，如果你杀了德国人，我就嫁给你，如果你杀了我的火鸡，我能割断你的肠子。”朱阿年纪不小了，但还是个单身汉，童子身，变得满面通红，枪杆就像烤肉用的铁叉在他跟前转了起来。
德国人还在往上爬着，来到了最细的树枝上，他脚下的一根树枝突然折断，他跌了下去。差一点就砸到朱阿·德伊·费奇身上，朱阿这次长眼睛了，赶紧逃开了。但是伪装自己用的所有树枝都留在那地上了，于是德国人就跌在了松软的树枝上，一点没伤着。
德国人跌下来后，看见小道上有只野兔。但又不是什么野兔：它有着卵形的大肚子，听到声响后，不仅不逃，反而趴在地上不动。那是一只家兔，德国人抓住它的耳朵。德国人就这么拎着兔子地走着，兔子一边尖叫，一边浑身扭动，而他为了不让它逃跑，不得不抬着胳膊跳来跳去。林子里尽是哞哞声，咩咩声，还有咯咯哒声：每走一步，就会发现新的动物：枸骨叶冬青树枝上的一只鹦鹉，在一口泉眼里嬉戏打闹的三条红鱼。
朱阿骑在一棵高高的老栎树上，盯着德国人和兔子跳出来的舞步。但是瞄准德国人有些困难，因为兔子总是在不停地变换位置，总是不知怎么的就瞄住兔子了。朱阿觉得有人在拽他的背心衣角：那是一个扎着辫子、满脸雀斑的小姑娘：“你别杀了我的兔子，朱阿，否则那就跟德国人已经把我的兔子带走一样。”
就在这时，德国人来到一处地方，那里全是被蓝色和绿色地衣侵蚀的灰石头。周围只长着很少几棵干枯的松树，而旁边就展开了一面悬崖。在松枝铺成的地毯上，一只母鸡正在上面觅食。德国人正要去追赶母鸡，兔子就乘机逃了。
那是又瘦又老又脱毛的一只母鸡，真是从没见过那样的母鸡。那是吉卢米娜的母鸡，吉卢米娜是村里最穷的老妇人。德国人很快就用双手把它抓住了。
朱阿埋伏在那些石头顶上，并用石头给自己的枪搭了一个底座。甚至，他简直是筑起了一座小碉堡，只留下一个狭窄的枪眼，用来搁放枪杆。这下，他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射击了，因为就算他把那只母鸡杀了，也没什么大关系。
但是就在这会，老太太吉卢米娜，裹着破破烂烂的黑围巾，赶上他，说起了这番道理：“朱阿，如果是德国人带走了这母鸡，这个我在世上唯一的东西，那已经很伤心了。但如果是你用枪把我的母鸡杀死，那我就更伤心了。”
朱阿的手于是又抖起来，比以前抖得更厉害，为了落在他身上的巨大责任。但他还是鼓足了勇气，扣动了扳机。
德国人听见枪声，看见手里的母鸡扑腾着翅膀，却没了尾巴。然后又是一枪，母鸡少了一只翅膀。这母鸡难道是中了妖术，会不时地在他手中自行爆炸，自我消耗？又是一声爆响，母鸡完全脱了毛，简直可以直接送去烤了，尽管这样，它仍在扑扇着。仍在担惊受怕的德国人捏着母鸡的脖子，离自己远远地拎着母鸡。朱阿的第四发子弹切断了正好在德国人手下方的鸡脖子，德国人手中只留下了还在动弹的鸡头。德国人把手中的东西全扔了，赶紧逃了。但他再也找不着路了。他身边展开的是那面多岩的悬崖。
悬崖前的最后一株树是一棵豆角树，在豆角树的树枝上，德国人看见上面爬着一只肥猫。
现在德国人看到树林里出现的家养动物已经不再吃惊了，他伸出手来，要抚摸那猫。他拿住猫的后颈，希望听见它发出呼噜声，聊以自慰。
现在要知道，那片树林长久以来都受一只恶野猫的侵扰，它弄死林里的飞禽，有时还能一直逼到村里的鸡舍中。于是那个以为能听见呼噜声的德国人，看见那只猫科动物竖着一身乱毛，直冲着自己扑来，感到它的指甲把自己撕成碎片。在持续的混战中，男人和那头野兽双双都滚下了悬崖。
就这样，朱阿，那个蹩脚的射手，像全村最了不起的游击队员和猎人那样受到了欢迎。而可怜的吉卢米娜呢，人们用公家的钱给她买了一窝小鸡。
不可信的村庄
在睡梦中，他感到一头野兽，一种蝎子，或是螃蟹类的东西，在他腿上蜇了一口，在股骨上。他醒了。太阳很高了，汤姆的眼睛给晒得昏花：不管他的眼光放向何处，总能看见松枝把灿烂的天空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他就认出来那个地方了，他倒在那里的时候，已是累得昏死，那时他的伤腿已经疼得难以消受，而夜又太黑，找不着同伴的去路。他迅速看了看腿：绷带已经和伤口粘成一块几乎为黑色的硬斑，周围全肿了起来。
当时好像是件无所谓的事情。打仗时，当一颗子弹在他大腿一半处擦他而过时，他几乎都没有察觉。他的错误在于，晚一些的时候，当他们退到林子里时，他总说：“不，不，我走得很好，我能行的！”但是当时，他真的感觉只有一点点的跛。而当突然一阵扫射打到林子里来，游击队员们因此而走散时，汤姆才开始落后的。叫是不能叫的，于是他便这么迷路了，夜晚来临了。他一头倒在松针上，不知道睡上了多长时间。现在已经是大白天了。他有一点发烧。也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里。
他站起来。把步枪搭在肩上，撑在一根榛树的树枝上，从前一天起，他就开始拿这树枝当拐杖使了。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林子让他看不清周围。山脊上有一块灰色的石头；汤姆十分费劲地爬了上去。他看见山谷在自己面前打开。在天空那口静止的钟罩下，就在正中间，是一个村庄，堆积在一座山顶上，被葡萄园包围着，葡萄园很贫瘠，在村子周围扩散下去。一条灰尘仆仆的马路拐着弯地爬上来。一切都宁静而停滞。没有一个存在之人从屋子里钻出来，地里也是一个人也没有。没有鸟飞。阳光下的道路空空荡荡，就好像是为蜥蜴做出来的路一样。没有一丝敌人的痕迹：于是也就根本不像是一场战斗的第二天。
汤姆曾经来过这个村庄。不是最近，而是几个月以前。几个月以来，游击队员中只能有很少的人在这里短住，不能长留，因为—尽管这里没有敌军的固定驻军——这村庄是与其他几条通往敌人兵力所驻扎村庄的道路相连的，那就有可能是个圈套。但是，在安稳的那几个月中，当整个地区都被控制在游击队员的手里时，他们在所有的村子里转悠，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汤姆记得有一天他是在那个村庄里过的，记得带花来的姑娘们，记得备着盛筵的桌子上的盘盘宽面条，还有一场露天舞会，还有友善的脸庞，还有歌声。“我去那村庄好了，”汤姆跟自己说，“我肯定会找到能帮我的人，他们会帮我重新找到同伴的。”
但是同时，他脑子里又冒出曾听同伴闪电说过的一句话，他当时没重视的一句话。那天晚会中，闪电说过什么东西，是有关那个村子所有人的，说他真希望能遇到那个村子里的人，可却总也见不着……闪电，一边在他那圈黑胡子中讥笑着，一边抚摸着他的火绳枪枪托。但闪电就是那么个人，说话总是那样，于是汤姆就把那个记忆从脑中驱逐出去。他从林子里出来，下到大路上去。
太阳还是很灿烂，但不管是强度还是热度都减弱了一些。天空被片片黄云穿过。汤姆继续前行，尽量不屈着腿，这样他就不会疼了；粒粒汗水像珍珠一样缀在他的额头上；他等不及赶到头几家屋子里去，但更等不及在那一片好像是屋瓦和紧闭的窗子堆砌成的住宅区里看见什么人，或是什么生命的迹象。
在把田地围起来的一堵墙上，贴着一个布告。“通知，”这样写道，“对于任何协助俘获暴徒的人，不管暴徒是活是死，德国军事指挥部将保证……”汤姆用拐杖头把布告捣烂；但他不得不使上很大的劲，因为布告贴得很好，怎么也不肯掉。
在围墙后面，围着一圈铁丝网做成的围栏。一只母鸡在无花果树的阴影下啄着地。如果有什么母鸡的话，也一定是该有什么人的，于是汤姆在铁丝网和爬上了藤木架的南瓜叶子中看了又看：直到发现了一张呆滞而发黄的脸，就像一只南瓜，正盯着他看。那是一位裹着黑衣的老妇人。“嘿！”汤姆说，老妇人默不作声地将背转向他，走了。就连母鸡也转了个身，跟在她后面走了。“嘿！”汤姆又说了一次，想要叫住她们，但老妇人和母鸡已经消失在那个类似于鸡舍的地方，然后就听见生了锈的门闩声。
汤姆继续走着。伤腿的疼痛越来越厉害，甚至成了一种恶心。前面是一块打谷场的入口。汤姆进去了。在打谷场的中央，有一头一动不动的肥猪。一个男人缓慢地走上前来，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戴着一顶遮住眼睛的帽子，披着一件小斗篷，虽然天很热。汤姆迎他而去。“对不起，今天不会是有德国人吧？”他问道。老头停下来，脸都没抬，摇了摇脑袋，就好像是自顾自地说：“……德国人？……不知道，我可……从没见过，这里，德国人……”
“怎么从没见过？”汤姆说。“昨天呢？他们没上到这个地方来，昨天？这里没打过仗？”
老头在斗篷里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汤姆突然不耐烦起来。伤口在牵引他；他感到肌肉都皱了起来。他又来到了外面。
道路在房子间往上爬。就这样一个人地，又几乎是丧失能力地进入村庄或许不大谨慎；但汤姆怎么说还是带着武器的，然后他又忆起遥远的那一天里他们节日般的欢迎，这证明了游击队员在那些居民间有多少朋友。
这不，在第一座房子的屋角边，闪过一个男人，一个胖家伙，红色的后颈很短。汤姆跟着他走：从外台阶上上去。
“对不起，”汤姆说，但男人没转身，汤姆就跟在他后面上去了，并赶在他关门前把他给拦下来了。
“您想干什么[38]？”胖男人说。
汤姆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张摆着饭菜的桌子，桌上有热气腾腾的汤，桌边是一家人，三个胸部丰满且长有髭须的女人，还有一个精瘦的青年，嘴唇上同样长着细软的短须，每个人手里都握着调羹地坐着。
“要一盘汤，”汤姆坚定地走向前去。“我已经有四十八个小时没吃过东西了。我受伤了。”
胖女人们和年轻人的目光从汤姆的脸上转移到一家之长的脸上，他抽了下鼻子，然后答道：“这是禁止的。我们不能这么做。有布告。”
“布告？”汤姆说。“你们究竟有什么好怕的？村里又没驻德军！那布告，能撕掉的！”
“这是禁止的……”胖男人还是这么说道。
“现在我把枪对着他们，”汤姆想，但是他感到自己衰弱极了，必须要支在拐杖上。他很想坐下来，但房间里没有一把空椅子。
用目光扫了一圈，他看见，在一面墙上，被一份荷兰日历半遮着的是一匹马的画。那是一匹肌肉和胸部都很发达的马，在脚镫子上，是两只黑色长筒靴，长筒靴子上，是一套挺着大肚子、挂满奖章的制服，其余的部分被挡起来了。汤姆掀开日历，看见了墨索里尼的下颌和闪闪放光的头盔。“那么这个东西，在这干什么？”他问道。
“噢，这个东西啊，一张老画，我们有很长时间不整理了，”胖男人说道，并手忙脚乱起来，好像想把它藏起来一样，但同时又像是在给画掸灰，并使它完好无缺一般。
“我就不明白了，”汤姆说，几乎是自言自语的，“几个月前，你们还把我们招待得这么好，在这个村里……宽面条……舞会……花……你们不记得了吗？”
“谁知道啊……当时我们不在村里……”男人说。
“但是，那宽面条，”长胡子女人中的一个忍不住突然说道，“用的可是我们的面！三十袋……”但她很快就止住了，因为她丈夫狠狠地看了她一眼。
汤姆想起了闪电的话。“那么，”他问，“那时的那些人，我们的朋友，他们在那里……？”
“谁知道啊……”胖男人道，“我不知道……很多家庭都……搬家了，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年轻人，您去市政府好了，您去找市长[39]，在那里他们会帮助您的……”
“去找市长？我把整弹夹的子弹都射到你们市长的胃里去！”
汤姆想这么说，但他觉得浑身无力，而胖男人又正在把他往门外推，尽管几乎都没碰到他。“我需要，一个医生……我受伤了……”
“是，是，医生，”胖男人说，“您会在广场上找到他的，这个时候他总是在那里……”同时胖男人把他推到台阶上，并已经在他身后关上了门。
汤姆又回到路上。现在那里有些人，一群群地挤在一起，正在低声议论着什么，看到他经过，就都让开了，眼神闪烁。他看见一个长长的神父，瘦高个，象牙白的肤色，正在和一个个子相当矮、头发相当乱的女人说话，而他感到，他们正用手指指着他自己。
汤姆跛着脚地往前走，越走越费劲，感到自己看到的脸，总与之前他经过的那些脸相同；而那个长着象牙脸的神父是一会出现一会消失，在每群人里都要低声议上些什么。汤姆发现，那些村民对他的态度渐渐有所改变，他们用一种颇感兴趣的眼神望着他，带着某种甜蜜的笑容，直至先前那个和神父说话的极矮女人一路向他小跑过来，对他说：“可怜的小伙子，你别站着，你跟我来。”
那是一个长着貂脸的小女人；从她手中的注册簿，从好似一件被改过的制服的黑衣服那满身粉笔灰上来看，蛮可以说她是个教师。
“你是来报到的吗？真不错！”教师说道，然后，就好像是要给他减轻什么重量一般，企图把枪从他的肩上摘下。
但是汤姆紧紧用手抓住枪的背带，停下来。“什么？报到？跟谁报到？”
教师给他打开一间教室的门。那里的课桌都给堆在一个角落里，但还有挂在墙上的罗马历史场景，皇帝们凯旋仪式的图画，还有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40]的地图。“你坐在这边，在学校里，我们马上给你端盘汤来，”教师说道，边说着就要把他关在里面。
汤姆把她推开。“一个医生，”他说。“现在我要去找一个医生。”在广场上的那群人中，有一个身着黑衣的小个子，胳膊上捆着一圈印有大号红十字的白绷带。
“您是医生，对吧？”汤姆说。“我来找您一下！”
小个子张大没牙的嘴巴，张望了一周，就好像不是很确定的样子。但他旁边的那些人纷纷推搡他，并轻声地跟他建议着什么，之后医生就走向汤姆，指了指自己胳膊上的红十字，说：“我是中立的，既不知道这一派，也不了解那一派，我只执行我的职责。”
“那当然，那当然，”汤姆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于是就跟着他往广场上的一个房子走去了。人们隔着一段距离地跟在他们身后，直到在他们中间，一个神情既权威又紧张的家伙打开一条路出来，他穿着朱阿夫兵裤，做出一切都由他来解决的手势。
汤姆跟着医生来到一间半暗的书房里，那里散发着苯酚的臭味。肮脏的纱布、注射器、小盆子、听诊器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周围。医生打开百叶窗，一只猫从就诊床上跳了出去。
“这里，你把腿伸在这里，”医生说，吁着酗酒人的气息。为了不叫出来，汤姆的牙齿咬紧了嘴唇，然而那个小个子，用颤抖和令人生厌的双手，给他切开腿上的伤口。“好厉害的感染，”他说，“好厉害的感染。”汤姆觉得他永远也说不完这话。
现在他又缠起了一卷纱布，但却越缠越乱，他不是给他绑腿，而是把那纱布绕得到处都是，甚至缠到了床上，缠到了汤姆的胳膊上，直至汤姆从他手上一把夺过整卷纱布，大嚷道：“您醉了！我自己来！”四加四得八，他就非常专业也十分贴身地给自己包扎好了整条大腿。
“赶快，退烧药，”汤姆说，因为医生在那一堆乱七八糟散落在四处的药品样本中胡乱翻着，汤姆就插手过去，读着一只小药瓶上的名字，然后从里面拿出两片药，嚼了嚼，接着把小药瓶搁进口袋。
“感谢您的一切，”他说，又操起步枪，出去了。但是他头昏起来。若不是那个在那里等着他的、穿着朱阿夫兵裤子的男人搀住他，他可能都要跌在门槛上。“可你总得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你现在一定很虚弱……”他说。“你来，你来我家……”他指了指，一排铁栅后，是一座半别墅半佃农屋子风格的建筑。汤姆带着模糊的视线，跟着他去了。
他们刚进去，栅栏就突然关上了。尽管那是种陈旧的栅栏款式，但却带有防盗锁。就在那时，从钟楼上开始落下钟声，那是一种接连的有节拍的声响，总是相同而缓慢，就像在鸣丧，但有节奏得却像是一则电报信号。“就像是一个信号……”汤姆这么想着，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声响上，好让自己不昏厥过去。“那是什么？”汤姆问那个朱阿夫兵裤的男人。“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鸣钟？还是在这个时候？”
“没什么，没什么，”那个人答道。“是教区长。可能是要做个仪式，我想。”
他让汤姆进到一个类似于高档客厅的地方，那里有一组沙发。
在餐桌上备有一个托盘，还有酒瓶和酒杯。“尝尝这种露酒！”他说，在汤姆能抗议说自己更需要别的东西前，他就已经让汤姆吞进一杯酒了。
“现在请允许我去安排午饭，”然后就出去了。汤姆瘫在沙发里。他的脑袋跟着那钟的撞击晃着：“咚当叮！咚当当！”他感到自己掉进柔软无底的睡眠中。他盯着自己面前碗橱餐具架一层隔板上的一团黑斑看，那黑斑在扩大，渐渐失去了轮廓，汤姆为了战胜睡意，尽量把自己的目光对焦在那团黑斑上，就这样，那黑斑又重新获得了正常的形象和轮廓，那是一个又矮又圆的物件，如果他还能撑起眼皮的话，就能辨清那是个什么东西了：那是一顶帽子，圆圆黑黑的，帽子从顶头上像雨帘般撒了一圈的光亮流苏，是用丝线做成的：一顶法西斯党魁专用的土耳其风格的帽子，被保存在碗橱餐具架上的一口玻璃罩下。
现在，汤姆能从沙发上站起来了。在那一刻，空气给他带来一阵好似遥远的嗡嗡声。他侧耳倾听起来。应该是从什么地方经过了一辆卡车。一辆卡车，或者不止一辆，那隆隆声正一分一秒地靠近。汤姆使出浑身的劲来尽量战胜正在侵袭自己的麻木。发动机的隆隆声好像是在回应钟鸣的信号，已经把玻璃震得叮当作响了。而那钟鸣声，终于，静了下来。
汤姆来到窗前，掀起一面窗帘。窗子面向一个铺着卵石路的庭院，那里一个卖绳子的人正和他的徒工劳作着。汤姆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好像是些上了年纪的家伙，严厉的模样，长着厚厚的黑胡子。默不作声地，迅速地铺开并卷上一条用大麻纤维织成的粗壮辫状物，是要做一条绳索。
汤姆转过身，抓住门的拉手。门打开了。在过道里，他来到三扇关着的门前。其中的两扇是用钥匙锁住的，第三扇是一个矮小的出口，一段用砖头铺成的台阶通上来，黑黢黢的。汤姆下去了，来到一个宽敞空旷的马厩里。在牲口槽里，是一些老旧的干草。这周围都给用铁栅栏给圈了起来。看不见什么出路。发动机的隆隆声在逐渐变响，也许是整个一条汽车纵队，正在一团厚厚的尘云中爬坡前行，就在通向这个村庄的蜿蜒道路上。而他则中了圈套。
这时汤姆听见一个细小的声音在呼唤他：“游击队员！喂，游击队员！”从一堆干草中，走出来一个编着辫子的小女孩。
她手里拿着个红苹果。“你拿着，”她说，“你咬口苹果，跟我来，”然后就向他指了指那堆干草后墙上的一个缺口。他们来到未经开垦的田地里，那里星星点点地开满了黄色的野花。他们在村庄的后方。在他们上方，升起了古老城堡坍塌的围墙。能听见那些汽车的声音，它们应该已经到了最后一个转弯口了。
“他们派我来给你指路逃跑，”小女孩说。
“谁？”汤姆咬着苹果问，但他已经能肯定，自己可以闭着眼睛地相信那个小女孩。
“所有人。我们所有人都不能被在村里看见，都藏了起来。否则他们会告我们的密。我有两个游击队员兄弟，你知道吗，”她补充道，“你认识泰山吗？你认识暴风雨吗？[41]”
“认识，”汤姆说。“每一个村庄，”他想，“就算是看起来最敌意而且最非人的村庄，也有两副脸庞；到某个程度时，你就会发现好的那副脸庞，其实它一直是存在的，只是你看不到这张好脸，或者是不会期望罢了。”
“你看见葡萄园中的这条路了吗？你尽管从那里下去，别人看不见的。然后你从那座桥上过去，要尽可能地快，你要小心，那里是暴露的。你进林子里去。在那棵粗粗的栗树下，有一个大洞，洞里有很多吃的东西。今天夜里，会过去一个姑娘，她叫苏珊娜：她是通讯员，会把你领到同伴们那里。快去，游击队员，快去，快点！”
汤姆现在走在葡萄园里，几乎再也感觉不到腿上的伤痛了，过了小桥便铺开一片密集幽深的森林，全然一片发黑的绿色，阳光都不能穿透。村子里发动机的隆隆声越响，汤姆就感到那林子越密越暗。“如果我能把这苹果的果核丢进河里，那我就能得救了，”汤姆想。
编着辫子的小女孩，从那片未经开垦的田地上方，看见汤姆藏在桥的扶手下穿过了小桥，而后果核就掉进了湖面一般的清澈河水里，在芦竹丛间溅起片片水花。她拍了拍手，走了。
一家糕点店的盗窃案
机灵鬼来到事先商定好的地方时，其他人已经等了他一会了。另两个都到了：圣婴和乌奥拉—乌奥拉[42]。万籁俱寂，以至于能听见路边屋子里钟走的声音：今晚要行两起窃，得抓紧时间，否则会赶上天亮。
“我们走，”机灵鬼说。
“去哪里？”他们问。
机灵鬼就是那么个人，从来不解释要行什么窃。
“我们现在就去，”他答道。
机灵鬼在空旷的街道上默不作声地走着，这街道就好似枯竭的河流，月亮沿着有轨电车的电线跟着他们，机灵鬼走在最前面，黄眼睛转个不休，他的鼻孔也是翕动个不停，就好像是在嗅着什么。
圣婴，他们这样叫他，是因为他头大得就像是新生儿，身体矮胖；也许也是因为他的头发削得很短，漂亮的小脸蛋上长着乌黑的小胡子。他一身的肌肉，活动起来却柔韧得像只猫；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攀爬高处或是蜷缩身子，每当机灵鬼带上他时，总是有什么原因的。
“机灵鬼，这次能偷到好东西吧？”圣婴问。
“如果偷的话……”机灵鬼说，一个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回答。
就在那时，在只有他识得的那些拐弯中，他让他们躲进了一个院子里。他们两个就明白了，这次要在一个商店的后间里干活，乌奥拉—乌奥拉走到了前面，因为他不想放哨。乌奥拉—乌奥拉就是个放哨的命；他的梦想就是能像别人那样，进到那些屋子里去，去翻找东西，去填满口袋，可每次总是轮到他冒着遇上巡逻队的危险，站在寒冷的大街上放哨，牙齿直打战是为了不冻在一起，还要抽着烟地装腔作势。乌奥拉—乌奥拉是个瘦高个的西西里人，生着一张黑白混血儿般忧伤的脸，手腕在袖口处很是突出。每次要行窃时，他都会穿得很雅致，也不知道为什么：帽子，领带，防水衣，如果要逃跑的话，他就会拎起防水衣的下摆，就好像要张开双翼一般。
“你去放哨，乌奥拉—乌奥拉，”机灵鬼说，翕动着鼻孔。乌奥拉—乌奥拉怏怏地走开了：他知道否则的话，机灵鬼还会越来越敏捷地翕动着那鼻孔，然后会突然停止翕动，并掏出手枪。
“那边，”机灵鬼对圣婴说。那里有扇离地面较高的小窗户，在破损的玻璃处，糊着一张硬纸壳。
“你爬上去，进去，给我把门打开，”他说。“注意别开灯，从外面能看见的。”
圣婴就顺着光滑的墙体，像只猴子般地爬了上去，捣破了硬纸壳，没弄出一点声音来，把头探了进去。直到这时他才闻到那味道：他吸了口气，一团那种甜点特有的香味就在鼻孔中升腾上来。他顿时体会到的不是贪婪，而是一种焦急的激动，一种遥远的温柔。
“这里头，应该有什么甜点吧，”他想。他有好多年没像应得的那样吃上一些甜点了，也许从战争前开始。他要把这里翻个遍，不找到甜点就不罢休；那简直是一定的。他在黑暗中攀缘而下；踢了一脚电话，一把扫帚戳进了他的裤筒，然后他就落在了地上。甜点的味道越来越浓重，但搞不清楚是从哪里散发出来。
“这里应该会有很多甜点吧，”圣婴想。
他伸出一只手，试图在黑暗中适应环境，摸着去给机灵鬼开门。可很快，他就厌恶地抽回手来：他面前肯定有什么野兽，一只海洋里的野兽，也许，那是软绵绵、黏糊糊的什么东西。他的手就这么顿在空中，手上变得黏黏的、湿湿的，就像生上了麻风病。他感到自己的指间长出了一个圆东西，一个赘疣，也许还是什么毒疣。他在黑暗中睁大眼睛，可什么都看不见，即使是把手放在鼻子下也什么都看不到。他看不到，可是能闻得到：于是就笑开了。他明白自己刚才是碰到了一个蛋糕，而手上呢，都是奶油，还有一只樱桃蜜饯。
他立刻就舔起手来，另一只手则继续在周围摸索着。他碰到了什么固体但是松软的东西，表面上有层颗粒状的东西；是油煎饼！他一边摸索，一边把整块油煎饼都塞进了嘴巴。然后就发出了一小声惊叹，因为他发现油煎饼里面还有果酱。那地方真是妙极了：黑暗中那手所伸之处，总能碰到什么甜点的新发现。
他忽然听到不远处有敲门声，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那是机灵鬼在等着他开门。圣婴就往敲门声处走去，他的双手先是撞到了奶油夹心烤蛋白，然后又是杏仁甜点。他开了门。机灵鬼的手电筒照亮了他的脸，那小胡子已被奶油染白。
“这里头全是甜点！”圣婴说，就好像另一个人对此毫无所知一般。
“这不是吃甜点的时候，”机灵鬼说，一把推开他，“没时间浪费。”他走向前去，又混入黑暗之中，举着那一束手电筒的光。光束所照之处，都能发现一排排的货架，货架上面是一列列的托盘，托盘之上，又是被摆成行的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糕点，还有渗出了奶油的蛋糕，那就像是从被点燃的蜡烛上流出来的蜡，也有被整成了一组组的面蛋糕[43]，和堆成了城堡似的果仁饼[44]。
那时间，一种了不得的惊愕之感攫住了圣婴：一种没有时间饱食一顿，一种在能品尝完所有种类的甜点前就得逃跑掉，一种在他手中的所有那般甜蜜在他的整个生命中只有那么几分钟时间的惊愕。越多的甜点出现，他的这种惊愕就越是强烈，被机灵鬼的手电筒照出来的小店里每一间储藏室和每一处新景致都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好像要拦住他的去路。
他扑向货架，狼吞虎咽地吞起糕点来，每次都能吃进两三块，甚至都不品尝一下味道，就好像要跟这些甜点打仗一般，这些甜点都是可怖的敌人，奇特的怪物，把他团团包围住了，一种松脆和糖浆状的包围，在这其中，他得借助下颌骨去打开缺口。被切成一半的面蛋糕向他张开黄色多孔的嘴巴，它们都是些奇怪的圆形物，像食肉植物的花朵一般绽放着，有那么一阵，圣婴感觉是自己被甜点给吞食了。
机灵鬼拽了一下他的胳膊。
“去钱箱，”他说，“我们得拿下钱箱。”
但他一边走着，一边往嘴巴里塞进一块彩色的西班牙面包[45]，然后又吞进一个蛋糕上的樱桃，再然后是一块奶油蛋糕，动作总是很迅速，尽量不影响他的工作。他关掉手电筒。
“从外面很容易发现我们。”他说。
他们来到糕点店的正厅，那里有着玻璃橱窗和大理石桌子。夜晚的街灯直照进正厅里，因为金属门帘是一格一格的，从里面能看见外面的屋子和树木，就像是阴影耍出的奇特游戏。
现在得撬开钱箱。
“你拿着这个，”机灵鬼对圣婴说，使光束朝下地把手电筒递给他，以免别人从外面看到他们。
但圣婴一手举着手电筒，另一只手却在周围忙着。就当机灵鬼正在焦躁不安地用他的铁家伙捣鼓着保险锁时，圣婴却抓到整个一块葡式干糕饼，并像嚼面包一般地咬了起来。但他很快就吃腻了，就把吃了一半的干糕扔在大理石桌子上。
“你给我从那里挪开！你看你把这里搞得像猪圈一样！”机灵鬼咬牙切齿地对他叫道，尽管机灵鬼干的是这一行，却对井井有条的工作怀有一种奇特的热爱。之后他也抵不住诱惑，嘴里嚼上了两块饼干，是那种一半是萨沃伊味道一半是巧克力味道的饼干，但手里的活却从没丢下。
可圣婴，为了能把双手都腾出来，就用一块块的果仁饼和托盘上的餐巾纸做成了一种灯罩般的东西。他看见一些蛋糕上写着“祝命名日快乐”。于是就在周围转悠着，琢磨着如何下手：他先是用手指抹上一把，然后舔一口手上的巧克力味奶油，然后他又把整张脸都埋进蛋糕里，从蛋糕的中心开始吃，一个蛋糕一个蛋糕地吃起来。
但他却不安起来，不知道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他找不到能享用所有糕点的办法。现在他伏在桌上，身下铺满了蛋糕：他甚至想脱光衣服，裸体躺在那些蛋糕上，并在上面滚上一滚，永不再离开。然后，那以后的五分钟，十分钟以后，一切都将结束：整个一辈子中的糕点都又会对他隔绝起来，就像他还是个孩子时，把鼻子抵在玻璃窗上那样。要是能在这里待上三四个小时……
“机灵鬼！”他说。“如果我们在这里藏到天亮，谁会看到我们？”
“你别犯傻了，”机灵鬼说，他已经把钱箱撬开了，正在翻钞票呢。“巡警到之前我们就得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窗户上传来了敲击声。在半月形的窗上出现了乌奥拉—乌奥拉，他正隔着格子金属门帘敲着窗户，做着手势。店里的两个人立马跳起来，但乌奥拉—乌奥拉打了个手势，叫他们镇静下来，向圣婴做了个换他去站岗的手势，这样乌奥拉—乌奥拉就可以去那里头了。其他人却向他龇牙咧嘴了一番，还伸了伸拳头，示意叫他离开店门前，问他是不是发疯了。
这时，机灵鬼发现钱箱里只有几千里拉，于是就开始骂人，还生起圣婴的气来，说圣婴不想帮他。圣婴似乎已经失去理智了：他咬着果馅奶酪卷，一颗一颗地掰着甜葡萄，舔着糖浆，不仅自己身上一塌糊涂，还把橱窗的玻璃上搞得脏兮兮的。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想要甜点了，甚至感到恶心沿着胃壁爬升上来，但他不想让步，他还不能投降。油煎饼变成了海绵块，而煎蛋卷则成了粘蝇纸，蛋糕变成了粘鸟胶和沥青。他只能看到甜点的尸体，躺在它们白色的裹尸布上，腐烂着，或是在他胃中化作一团浑浊的糨糊。
机灵鬼对另一只钱箱的保险锁勃然大怒起来，再也顾不上甜点和饥饿了。就在那时，乌奥拉—乌奥拉从店铺的后间里进来，他用西西里方言骂骂咧咧地嚷着，没人能听得明白。
“有巡警？”另两个人问道，脸上已是苍白无色。
“换班！换班！”乌奥拉—乌奥拉用他的方言嘟囔道，他吃力地用“u”字音[46]来申明自己在寒冷中饿着肚子而他们却在吞食甜点的不公。
“你去放你的哨！你去放你的哨！”圣婴愤怒地对他大嚷道；饱食后的愤怒让他变得更是自私和恶毒。
机灵鬼明白给乌奥拉—乌奥拉换班是再正当不过的了，但也明白圣婴是不会如此轻易被人说服的，而没人放哨又是待不下去的。于是他掏出手枪，对准了乌奥拉—乌奥拉。
“赶紧回到你的位置上去，乌奥拉—乌奥拉，”他说。
乌奥拉—乌奥拉十分沮丧，想在走之前能给自己捞上点东西，于是他就用自己的大手捧了一堆带松子的杏仁饼干。
“如果他们逮到你，你手里揣着这么多甜点，笨蛋，你怎么跟他们解释，”机灵鬼仍在大骂着。“全给我放下来，滚。”
乌奥拉—乌奥拉哭了。圣婴感到恨得他不行。操上一块写有“祝生日快乐”的蛋糕，照乌奥拉—乌奥拉的脸上摔去。乌奥拉—乌奥拉本可以躲开这蛋糕的，然而他却把脸伸向前去，把蛋糕接了个准，然后就笑了，自己整张脸上，帽子上，领带上，沾的全是蛋糕，他跑掉了，用舌头舔着鼻子，一直舔到了颧骨。
机灵鬼最后终于把贵重的钱箱给撬开了，并开始往口袋里塞钞票，还一边咒骂着，因为他的指尖上脏兮兮的全是果酱。
“快点，圣婴，我们该走了，”他说。
可对圣婴来说，是全然不能就这样结束的：这一顿吃的绝对可以跟同伴们，跟托斯卡纳的玛丽说上好几年。托斯卡纳的玛丽是圣婴的情人：她的腿既长又光滑，生着几乎是马一般的身材和脸庞。她喜欢圣婴，因为他能像一只大猫那样蜷缩成一团，爬到她的身体上去。
乌奥拉—乌奥拉的第二次进门打断了这些思绪。机灵鬼立刻把手枪掏出来，可乌奥拉—乌奥拉说道：“巡警！”然后就跑着逃开了，手中的防水衣下摆飘来荡去。机灵鬼收好最后几张票子，两步就跳到了门口；圣婴跟在后头。
圣婴还在想着玛丽：直到那时他才想起自己本可以给她也带些糕点回去，想起自己从没给她送过什么礼物，想起她可能会对此大闹一场。他回了头，又抓上一把卡瑙里[47]，藏在衬衫底下，之后很快就想到，他拿上的都是些最脆软的糕点，于是他又找了找结实一些的糕点，揣在胸前。他突然在半月窗的玻璃上看到了警察的影子，他们正激动不已，指着路尽头的什么人；其中一个用武器对准那个方向，还开了一枪。
圣婴蹲伏在一张凳子后。他们应当没击中目标：正做着恼火的动作，还在往店里头看。不久后他就听到他们发现小门是开着的，然后就进来了。小店里一下子挤满了带枪的警察。圣婴蜷伏着，但同时发现果脯就在他胳膊能够得到的地方，为了保持冷静，他又吞起了香橼果和甜梨果脯。
巡警队的那些警察确认了偷窃案和货架上偷吃的痕迹。就这样，心不在焉地，他们也把散乱的糕点残余往嘴里送起来，并十分注意地不破坏作案痕迹。几分钟以后，那些热衷于寻找罪证的警察都挤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圣婴也在咀嚼着，但其他人比他吃得更起劲，就盖过了他的咀嚼声。他感到在皮肤和衬衫间有一种东西在浓浓地融化，恶心之感又从他的胃里爬升上来。他吃着这果脯，变得迟钝起来，以至于过了好一会才发现通向大门的路途已是畅通无阻。那些巡警后来说看见了一只花脸猴子，跳着穿过店铺，把托盘和蛋糕都打翻了。在他们从震惊中重新恢复知觉前，他踏着脚下被踩扁的蛋糕，早就已经平安脱险了。
在托斯卡纳的玛丽家里，当他解开衬衫时，他发现自己的胸前被敷上了一层奇怪的混合物。他和她，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躺在床上，直至把最后一块碎片和奶油的最后一点残余都舔舐和吃了个干净。
像狗一样睡觉
每次他睁开双眼，都能感到从售票处大灯中发出来的所有那片刺眼黄光落在自己身上。他把眼睛收进被竖起的外套翻领中，找寻着黑暗与温暖。躺下的时候，他都没发现地上的几块石头板有多么冰冷和坚硬：现在片片的寒冷就从衣服下、从鞋子的洞里钻到他身上来，于是他体侧不多的那一点肉，被挤在骨头和石头之间，把他弄得生疼。
但这地方选得倒很是不错，在那个隐蔽在大台阶下的一隅，这位置被挡住了，也不靠着通道：果然，他在那里刚待了一会，就来了四条女人的腿，它们高高地在他头的上方说：“嘿，那家伙抢了我们的位置。”
那男人听见了，但并没有醒过来：他的一边嘴角流出口水来，躺在小行李箱被磨破的硬纸板上，那是他的枕头，他的头发沿着身体的水平线条顺过去。
“好吧，”先前的那个声音说着，那是从沾满泥土的膝盖和裙子的喇叭下摆上方传来的。“请您让一让。我们好歹要铺一下床。”
这是那些脚中的一只，是女人穿着大鞋子的脚，那脚碰了碰他的体侧，就好像动物的口鼻部在嗅着什么东西。那男人撑着肘关节爬起来，在黄色的街灯下胡乱挣扎着，双眼朦胧愠怒，一点都没发现自己的头发全都竖了起来。然后他又跌了下去，就好像想用脑袋撞行李。
女人们把袋子从头上卸下来。跟在她们后面的那个男人放下卷起的被子，他们就备起了床。“嘿，”最老的那个女人对躺着的人说，“你起来一下，我们也好给你底下铺上。”可什么呀：他一直在睡觉。
“他一定是累坏了，”最年轻的女人说，那女人瘦得皮包骨，所有丰满的部分几乎就是架在那一身瘦壳上的：当她屈下身子来铺被子，并把被子固定在面粉袋下面时，乳房、臀部、在她衣服里上上下下地围着她转。
他们三个是黑市上的人，他们挂着满满的袋子，拎着空空的铁皮桶下来。这是学会了在硬地上睡觉的人们，他们在火车站里游荡，在“牲畜车厢”里跑路，但却学会了打理自己，他们带着被子跑路，被子垫在底下是为了柔软，盖在上面是为了暖和，而口袋和铁皮桶则可以用来当枕头。
最老的女人试图把被子的一角塞到睡觉人的身下去，但她得同时把他抬起来一些，因为他是一动不动。“他真是累坏了，”老女人说。“也许他是个移民。”
同时，和她们一起的那个男人，一个穿着带拉链衣服的瘦子，已经钻进了一条和另一条被子之间了，头上的帽子一直拉到眼睛上。“来啊。到这底下来：你还没准备好吗？”他对着年轻女人的屁股说，那女人仍弓着身，拾掇着用作枕头的口袋。那个年轻女人是他妻子，但比起他们的双人床，他们更熟悉候车大厅里的地板。女人也睡了进去，年轻女人和丈夫几乎是肩并肩地蹭在一起，还发出打战的声响，然而老女人却在摆弄那个可怜的睡觉人。也许那个老女人也没多老，但她好像是被生活践踏般地过活着，头上总是顶着面粉和油的负重，在那些火车里上上下下地忙活：她穿着一件口袋般的衣服，头发伸向四面八方。
睡觉男人的头从行李箱上滑了下来，行李箱太高了，他的脖子得一直歪着；她企图把他安置得好一些，而他的脑袋差点掉到地上去：于是她就把他的头架在自己肩上，男人合上嘴巴，咽了口水，在女人身上再往下面去更柔软的地方安置好了自己，又流起口水来，现在他睡在她的乳房上。
他们在那里，正准备入睡，来了三个从下意大利[48]来的家伙。他们是长着黑胡子的父亲和两个棕色皮肤的胖女儿，三个人都是小个子，带着柳条编成的篮子，在那一整片光中，给困意压得睁不开眼。似乎是女儿们想去一个地方，而父亲想去另一个地方，于是就那么吵着，互相都不看着脸，几乎不是在说话，而是咬牙切齿地用着短促的句子，还会突然地停下来或走起来。他们发现这位置已经给那四个人占据了，就越来越迷茫地待在那里，直到又来了两个捆着绑腿、斜搭着短披风的年轻人。
这两个人立刻就混入那些下意大利人中间，为的是说服他们把所有的被子铺在一起，把他们的被子和那四个躺着的人的被子整作一条。这两个小年轻是移民到法国的威尼斯人，他们让那些黑市的人站起来，重新整一下被子，好叫所有的人都能挤得进去。很容易明白，这完全是一出可以偷摸那两个瞌睡姑娘乳房和屁股的把戏，但最后大家也都妥当了下来，包括黑市里那个最老的女人，她是一动没动，因为那个睡着的男人的脑袋正枕在她的胸前。两个威尼斯人自然是挤在两个姑娘中间，把那个下意大利男人丢在了一边；但是，在那些被子和短披风下捣鼓，他们的手也能摸到其他女人。
有些人已经在打呼了，但下意大利男人却怎么也睡不着，尽管那许多睡意正沉沉地压在他身上。那刺眼的黄光直追到他的眼皮底下，直追到挡住他眼睛的手下；而且扬声器那非人的叫声还在闹着：……快车……站台……出发……这声音让他感到持续的不安。然后他又感觉要小便，但他不知道该去哪里，又怕在那个火车站里走失。最后他决定叫醒一个人，然后就开始摇他：那个从一开始就睡在那里的倒楣人。
“厕所，老兄，厕所，”他边说着，边拽着那人的胳膊肘，坐在那一摊裹着被子的身体中。
那个一直在睡觉的男人最终突然坐了起来，对那张俯在自己身上的脸庞，睁大了通红又迷糊的眼睛，张大了流着树胶般液体的嘴巴，那是张猫一样的小脸，满是皱纹，长着黑色的胡子。
“厕所，老兄……”下意大利人说。
另一个却还在发呆，他担惊受怕地望着周围。结果就成了他和那个下意大利人都张大嘴巴地互相看着。那个总在睡觉的人一点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发现了那个女人的脸，躺在他身下的地上，他满心恐惧地打量着她。也许他都能叫出声来。然后突然，他又把头埋入女人的胸前，沉沉地睡了过去。
下意大利人踩着两三个人的身体站了起来，于是在那个光亮而寒冷的庞大大厅里迈起了不确定的步伐。从那边的窗子里，可以看见夜晚澄净的黑暗，还有一些铁制的几何景色。他看见一个比他还矮小的棕色皮肤男人走过来，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一身皱巴巴的衣服，一脸心不在焉的表情。
“厕所，老兄，”下意大利人问道，哀求般地。
“美国的，瑞士的，”另一个人答道，他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拿出一包烟。
这是在火车站周围勉强维持生计的漂亮的小摩尔人[49]，他在这地表上是既没家也没床，时不时地乘趟火车，他那些没把握的香烟和口香糖生意使他不停地更换城市。晚上，他就和几群睡在火车站的人聚在一起，等着换车，甚至还能在一条被子下躺上几个小时，否则，如果不碰上几个性欲倒错的老头，他能一直转到早上，因为这些老头会把他带回家，让他洗澡，还给他吃的，让他和自己睡在一起。漂亮的小摩尔人也是个下意大利人，于是和长着黑胡子的小老头非常和气；他把老头子带到了厕所，等他撒完尿，再陪他回去。他还给老头子烟抽，于是他们就一起抽着烟，用含着沙一般睡意朦胧的双眼看着火车的出发，看着底下的大厅里那一堆在地上睡觉的人。
“像狗一样睡觉，”下意大利人说。“有六天六夜我没看见过一张床了。”
“一张床，”漂亮的小摩尔人说，“有时候我会梦到一张床。一张漂亮的白床，是我一个人的。”
下意大利人又回去睡觉了。他掀开被子想挤出点地方来，却看见一个威尼斯人的手插在他女儿的大腿间。他于是也把手插了进去，想把威尼斯人赶走，而他女儿的肉柔软地动弹了一下，那个威尼斯人就认为是他的朋友也想摸上一摸，于是一拳头挥过去，把下意大利人推走了。下意大利人边辱骂着他边朝他举起了拳头。其他人则是大嚷着睡不成觉了，下意大利人只好用膝盖跨过他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垂头丧气地钻进被子下面。他很冷，就整个缩成了一团：在他手的旁边，还能感到女儿衬裙下的热量。他突然想哭。
在那条被子中，大家都感到了一具外来的身体，混进了他们中间，好像一只狗在被子下扒着什么。几个女人大叫起来。很快大家就忙着要把被子扯开，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他们中间，他们发现了漂亮的小摩尔人，他已经蜷着身子地打上了呼，就好像一个胎儿一般，他没穿鞋，脑袋埋在一条衬裙下，脚却插在了另一条衬裙下。他被砸在后背上的拳头弄醒了，“抱歉啊，”他说，“我不想打扰你们的。”
但所有人都已经醒了，骂骂咧咧的，除了流口水的那第一个男人。
“这里能把骨头睡断，能让背部结冰，”他们说。“这里要把那盏灯砸掉，要把那个扬声器的电线剪断。”
“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教你们怎么来做床垫，”漂亮的小摩尔人说。
“床垫，”其他人重复道。“床垫。”
漂亮的小摩尔人已经整出一段被子来，并开始给被子打褶皱，就像手风琴那样，那种法子凡是在监狱里待过的人都知道。他们叫他停下来，因为这样的话被子是不够的，有些人可能会完全没被子盖。于是大家又说起来睡觉的不便，什么头下没点东西的话，根本就睡不了，还说不是所有人头下都有东西垫的，因为下意大利的篮子派不上用场。于是漂亮的小摩尔人就设计出来一种全新的办法，使每个男人都能把头枕在什么女人的屁股或大腿上；不过因为那些被子，这就成了一件十分繁琐的事情，但最后大家都妥当了，并从中又诞生出许多新的组合。可没过多久，一切又再次落空，因为他们不能保持静止不动，然后漂亮的小摩尔人就找到办法把民族牌香烟卖给所有人，于是大家都抽起烟来，说起自己有多少个夜没睡过觉了。
“我们已经转了二十天了，”威尼斯人说，“我们有三次试着穿过这条该死的边境线，他们每次都把我们给退了回来。在法国，我们看到的第一张床就是我们的，我们在上面连续睡了四十八个小时。”
“一张床，”漂亮的小摩尔人说，“要有洗净的床单，还有可以陷进去的羽毛褥垫。一张狭窄而暖和的床，上面只能睡上我一个人。”
“对总过着我们这样生活的人能说什么呢？”黑市男人说。“回到家，只能在床上过一夜，接着又要离开，在火车上过活。”
“有张干净的暖和的床，”漂亮的小摩尔人说。“光着身子，我要光着身子地钻进去。”
“我们有六夜没脱过衣服了，”下意大利的姑娘们说，“没换过内衣了。有六夜我们像狗一样睡觉了。”
“我想像贼一样潜入什么人家去，”一个威尼斯人说，“但不是为了偷什么。而是为了能钻进一张床中，在上面一直睡到早上。”
“或者直接偷一张床出来，然后把床搬到这里，睡在上面，”另一个威尼斯人说。
漂亮的小摩尔人想到一个主意。“大家等一等，”他说，然后就走开了。
他在拱廊下逛了一阵，直到遇上了疯女人玛丽亚[50]。如果疯女人玛丽亚晚上在这里搭不到一个客人，就得跳过第二天的饭，所以即使很迟了她也不会放弃任何机会，仍在那些人行道边上上下下地晃荡着，直到天亮，一头红发变得枯黄而毫无光泽，小腿肚也浮肿成了长颈大肚瓶。漂亮的小摩尔人是她很好的朋友。
在火车站的扎营地里，人们还在谈着困意和床，还有他们像狗一般的睡觉，等着窗户玻璃上的黑暗渐渐淡去。没过十分钟，这个漂亮的小摩尔人又回来了，他肩上扛着一张卷起的床垫。
“来呀，”他边说着，边在地上展开床垫，“轮流睡，每隔半小时就换一次，五十里拉，一次能睡两个。来呀，每人二十五里拉又有多少钱？”
原来他从疯女人玛丽亚那里租来一个床垫，她的床上有两个床垫，现在他每半小时一租地把床垫给转租出去。于是其他期待着什么巧合的瞌睡旅客都饶有兴趣地靠过去。
“来呀，”漂亮的小摩尔人说，“由我来负责叫醒你们。我们在上面铺上一条被子，vualà[51]，没人会看得到你们，你们甚至可以在里面弄孩子。来呀。”
一个威尼斯人第一个上去试了试，和一个下意大利的姑娘。黑市上最老的那个女人预定了第二轮班，为她自己和睡在她身上的那个可怜人。漂亮的小摩尔人早就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记着顺序，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拂晓时，他会把床垫带回给疯女人玛丽亚，他们会在床上一直蹦跳到天大亮。然后，最终，他们也会睡去。
你这样下去就不错
黑市里的生活是劳苦的，但也是富足、自由和多样的。人们挤在卡车里，在牲口车厢里跑路，男人们和女人们一起，袭击路卡处的备用车厢，晚上是走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过夜，小旅店的每个房间里都能睡上五六个人，床上是能睡多少就睡多少，其他人睡在地上。扎着辫子的那个姑娘还不习惯这种方式，睡得既少也不好。这是她第一次跑路，去的时候带着油，回来的时候带着面粉。
不久后，一缕晨曦就到了玻璃窗上，揭出了那张大床的辽阔，这辽阔被一具具的凸起和一阵阵的急促呼吸穿过。科斯坦提娜在她乡下的家里，总是起得很早，此时已经不会再困了。她磕着别人的屁股和肘部，悄悄地从床上离去，在别人的鞋子中间找到了自己的鞋子，整了整自己全皱起来的红裙子，又把辫子尖给整了整，为了能不出声地离开这里，她静静地挪着脚步，却踩着了一个躺在地上的可怜人，他呻吟着翻了个身，转向另外一面。
外面有黄色的天和灰色的海，有长着须根的干枯棕榈叶，还有沉睡着的屋子的立方体。“很快就是白天了……”科斯坦提娜想。她想：“很快就是白天，很快就是晚上，我做着黑市。”然后又想：“很快就是晚上，很快就是白天，明天我就能回家了。”跟前，衬着天空被微微勾出轮廓的山丘，在新月的微光中，正慢慢承载起体积。那里有座桥，被轰炸炸塌了一半，桥头上坐着个小男孩，正看着她。
“嘿，姑娘！”
那是男孩阿戴尔基，他时常在受灾村落和军事营地里晃荡，他剃着光头，身材粗壮，他那小脸蛋狡猾得甚至显老，鼓鼓囊囊地穿着一件盟军的小大衣，肮脏的双腿裸露着，从大衣底下冒出来，让他呈现出一副鸽子的模样。他的背上挂着一只空空的铁皮罐、一口满满的干粮袋，还有一个里面关着一只白领翡翠鸟的笼子，那鸟一动不动，就像是用木头做的。
“你去哪里呀，姑娘？”男孩说。
“我到那附近走两步，因为我在等其他人，他们还在睡觉。”
阿戴尔基做出一个称赞式的鬼脸，说道：“你这样下去就不错。”
“什么？”科斯坦提娜说。
“哎呀，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阿戴尔基说。
“我是做黑市的，”科斯坦提娜说。
“难道我不是？”男孩说。“你看，”他说，把干粮袋拉到肚子上来，“都是美国货，都是些什么小盒子的玩意。”
科斯坦提娜就想了：“这可真是，像他这么大的孩子；这么小就做起了卖小盒子的黑市生意；真不知道他父母该有多高兴。”
她又想：“现在我问他一个黑市上的人都会问的问题，这样他就相信我真是做黑市的了。”
她问：“你付了多少钱？”
“不付钱的，”阿戴尔基说。“呋！”
他吹了声口哨，往空中做了个“去你的”的动作[52]。于是白领翡翠鸟也吹了一声，但阿戴尔基给了笼子一拳，叫鸟别作声。
“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还是自己留着一点吃饭用？”
科斯坦提娜已经不知道黑市上的那些人还会问其他什么东西了。
“不给吃的留，吃的另算，是免费的，”他一把抓住空铁罐。“我去盟军的厨房里排队。”
“现在他该跟我解释白领翡翠鸟了，”科斯坦提娜想。于是她就这么问他了：“那白领翡翠鸟呢？”
“它叫本维努多[53]，我这样出去转时，它能派上用场，”他接着又掏出一个小盘子，并把盘子推到前面来，就像讨饭一般，把鸟笼靠在自己的肚子前转了转，同时一脸哭哭啼啼的表情。
“你一定能挣不少钱！”科斯坦提娜说。
“你看，”男孩边说，边从大衣底下刨出一个肮脏油腻的大钱包，是用松紧带收住的；他抽开松紧带，展出一包桃色棕色绿色的大票子，密密麻麻的，并数了起来。
“都是你的钱？”科斯坦提娜问道。
“是啊，”阿戴尔基说。
“多能干的孩子呀，”科斯坦提娜想，“赚了那许多钱……我要也能像他这样就好了。”
“你想我教你怎样挣钱吗？”阿戴尔基问。
“我想啊，”科斯坦提娜说。
阿戴尔基望了一眼路的尽头：有两个人正往这边走来。于是他就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你坐在那桥头上，那边，好样的，这条腿这样放，好的就这样，别动，把胸这样转过去，看着那边。就这样别动，你这样会不错。”
科斯坦提娜一动不动，坐在桥头上，她感到清新的空气掠过自己裸露的双腿，辫子被微风推送起来，在耳朵后轻抚着，这风同时也吹动了她头顶上那株高大洋槐树的阴影。
那两个男人是弗弗和歪鼻子，他们出来跑路是忙一些不清不白的生意。他们的呼吸并不熟识拂晓的空气，而他们的目光也不了解清晨的颜色。这两个人吹着口哨地往前走着；他们是两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头戴宽边帽。弗弗是个壮实的家伙，他走路的时候，柔软地摆动着身上所有的肌肉，歪鼻子是个瘦高个，每动一下就要全身抽搐，就好像他是用一身没接好的骨头做成的，全靠皮肤连在一起。
“是说早上户外的空气有助于健康的吧，歪鼻子；没听说过吗？”弗弗说。他总在笑：因为他那张嘴的嘴角是往上翘的，也是因为他好心地以为一切都是好笑的。“哈，哈，哈！”
“啊，弗弗，田间的安宁！”歪鼻子陶醉道。他总是用假声说话，每个句子中都要哼哼唧唧地使上几个完全扭曲的调子。他十分用劲地哼唧着，所有的叫声和动作都是用来配合那节奏的，他越是如此坚持就越是感到恶心，于是为开自己的玩笑，他又加倍地使上劲，如此这般。弗弗便用自己那一时的冲动来附和他，一直笑着，坚信除了哼着那段小调外再没什么好做的了。
“啊，田间甜蜜的安宁！”歪鼻子惊叹道，伸展了一下他消瘦脸庞上紧绷着的肌肤，那脸被一只多软骨质的庞大鼻子穿过，鼻子长到一半处就朝右边歪去，一直歪到一边的颧骨上去。“啊，田间粗犷的劳作啊！真健康，弗弗，真健康！”
歪鼻子靠静脉注射并长期服用硫酰氨药片勉强过活。他的器官，或缠绕或悬垂在那一架骨头里，早就被烧坏或是腐烂掉了；而他的肺部难以习惯去碾碎商店后间里人们日夜打牌时吐出的浓烟；他的支气管早已被黏膜炎折腾成了海绵状；胃和肠子也是蛇一般黏糊糊的，被烈酒灌醉了，因为长期节食而软弱无力，而他的生殖腺则收集了广阔无垠的芽孢杆菌集群，它们给他的生殖腺铺满了霉菌。
弗弗，这些毛病倒都是没有。他身体很壮实[54]，把歪鼻子腐烂掉的芽孢杆菌却使弗弗健康而无忧。他能咽下几升的烈酒，都不会头晕一下的；只有几次他有过突然和短促的呕吐。应该说他们用这种不正经的权宜之计还能勉强过活的。总之他是没他朋友精明的，而且他也常常陷于困境之中，不过总是会不住笑地解决问题，还会用拳头把所有人打得一地。
“啊！弗弗！”
“哈！歪鼻子！哈，哈，哈！”
“啊！你真能干！能干呀，弗弗！”
“哈，哈，哈，哈！”
他们靠近时，科斯坦提娜就那么望着他们。他们真是两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谁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阿戴尔基下了路一会，向四周望了一遭，又回来了。
“好的，”他说，“那里有一片草坪。”
一片草坪，干什么用，一片草坪。去草坪上可以割草，又不是可以做黑市生意的。那两个人：一个长着歪鼻子，另一个倒没长。但是他们的鼻子长得是什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要看看阿戴尔基是怎么做的。科斯坦提娜突然想笑，但又很好奇，还有一些不安。
那两个人从远处看见科斯坦提娜，被那棵洋槐树的阴翳遮住。是歪鼻子第一个看见她的，还把她指给朋友看。
“你看，你可是喜欢未成年姑娘的，那可是大清早的野草莓啊！”
弗弗在那里已是张大了鼻孔：“在哪里，在哪里？”
科斯坦提娜可是全明白了：阿戴尔基让她坐在那里，是为了让那两个家伙看她，还要让他们跟她犯傻，而他则会骗他们买谁知道什么东西。也许她还应该和那两个家伙开上点玩笑。“一个人忧伤，另一个却一直在笑，”她观察着，“一个人长着歪鼻子，另一个没歪。好看一些的当然是那个笑着而且没长歪鼻子的人。”
阿戴尔基扛着他的行李往前走了过去，踩着装模作样的步伐向他们迎了上去。科斯坦提娜一动未动：动了可就糟了，阿戴尔基是这么说的。
“嘿，你说，那边那个作为开胃酒怎么样，弗弗，嗯？”
“你歪鼻子，那边那个，作为开胃酒，你怎么样？”
“你是知道我都剩下什么模样了，弗弗！”
“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好笑的，”科斯坦提娜想，“我害怕他们要是犯起傻来，就不听阿戴尔基的话了。”但她也忍不住笑起来。
阿戴尔基已经朝那两个人迎去了。“香烟美国香烟，”他含含糊糊地说着，望着地上。是了，他想卖的是香烟。
“呸，他想卖给我们美国烟，你听见没，弗弗？”
弗弗笑了：“向我们卖美国烟，喂。”
“你卖多少钱？”
阿戴尔基说了个价，几乎是谨慎的，总是望着地面。其他人对此说了好一通，还打趣大笑。于是阿戴尔基就一下变了脸，把眼睛直盯着他们的脸，偷偷地做了个鬼脸，用大拇指指指自己的肩后，低声说了些什么。
“也许现在他在说我，我也要加入到游戏中去了，”科斯坦提娜想，她决定装出一副漠然的样子，看着另一边。其实这是个叫她喜欢的游戏。现在谁知道这个阿戴尔基在说她什么呀！
“那么，”阿戴尔基说，“你们喜欢喽，我这表姐？”
两个人交换了一下态度，很快就变得感兴趣，而且几乎是客套起来。歪鼻子是嘲讽，弗弗则是傲慢与热情同时兼备。
“说说：她多大了？说说呀。”
阿戴尔基以一副遗憾的表情回答了他们。不久前他刚跟科斯坦提娜说过：“你听着，你要一直说你是个处女。”
“我当然是处女，”科斯坦提娜回答道。谁知道他为什么要她这么说。这对她来说是没什么，但她不觉得这是一件要说出来的事情。
“哎，你这样下去就不错，”阿戴尔基用他那副不友好的表情这么说过。这开始让科斯坦提娜感到恼火。现在阿戴尔基正在把那事告诉那两人。弗弗不肯相信，因为他知道从不应该轻信他人。“可如果这是真的，想想，嘿，歪鼻子？想想！”
“为什么不是？直到某一刻，她们还都应该是的，不是吗？”比他更狡猾的歪鼻子说，奸笑着，搞不清他是说真的还是在开玩笑。
现在他们朝科斯坦提娜走去，科斯坦提娜就这么看着他们。阿戴尔基对她的角色解释得太少了。
“太贵了！啊呀太贵了！”愉快的那个人说。“不是吗，歪鼻子？”
“是贵。”
但弗弗又找到什么完全可以笑的东西：价格，年龄，合约。愉快的那个人很漂亮，他的额头上有着光亮的皮肤，脸颊结实而生动，嘴巴一周有着微笑的皱纹，鼻孔上扬，眼睛灵动。
“来啊，”弗弗说，“歪鼻子，作为开胃酒嘛，上呀，一颗小草莓，大清早的小草莓，这桩生意是你的，歪鼻子，上呀。”
科斯坦提娜并不明白这是指的什么生意：开胃酒，小草莓。瘦子把修长而瘦骨嶙峋的双手伸到前面来。
“医生禁止我做这事的，”他说，“我不能抽烟……”
“哦，”科斯坦提娜这么想，“他们还在为那些烟的事争论呀。”
歪鼻子的额头就是绕在那深陷眼眶周围的窄窄一圈骨头，眼眶深处是双通红的，被眼皮遮盖住的小眼睛。大鼻子长到一半处还是直挺挺的，然后就朝向两个方向斜去，往下和往右，这鼻子使他的声音发出一种钝钝的声响。从那总是皱着的嘴巴里，能看见歪牙和坏牙冒出来；脸颊上的酒窝里像敷了地衣般地浅浅长着一层疖子。而他那生着食道的脖子从那一圈黄围巾里伸出来，就像火鸡的脖子一般。
愉快的人笑着，总是带着点焦虑地笑着。忧伤的人抬起他那浮肿的眼皮，伤感地望着：忧伤的人有双深灰色的眼睛。
愉快的人向前走来，对科斯坦提娜说：“美人，过来，”他举起她的一只手就好像在邀请她跳舞一般，还说：“跳下来！”姑娘就从桥头上跳了下来。
“好了，”科斯坦提娜想，“那个男孩得和忧伤的人谈价钱了，愉快的人听他们谈得生厌，就要和我到处转转！”
阿戴尔基伸出一只手，说：“我们先结账。”
弗弗把手搁到钱包上。
“好了：愉快的人做完他的买卖了，所以他要走了，”科斯坦提娜补充地想着。
忧伤的人用那被歪鼻子穿过的深灰色伤感眼神望着她。忧伤的人，忧伤的人，科斯坦提娜更愿意和忧伤的人一起去走走。但愉快的人牵起了她的胳膊肘，让她消失在荆棘丛中。
路上就只留下了阿戴尔基和歪鼻子。
“你看见她是怎么看你的吗？”阿戴尔基说。“你去啊，这样就不错。”
歪鼻子抽出一根香烟，把烟折成两半，因为连续抽完一整支烟对他身体不好，他坐在桥头上，拎起了爬满垂直褶皱的裤子，露出了坏透掉的条纹袜，就那么吊在他那干瘦的胫骨上。那个自负的男孩实在是让他讨厌。“你等着看我的吧。”他想。
“她看我了，是吗？”他一副神秘而怀疑的表情，“她也知道！”
他凑到阿戴尔基的耳朵旁，对阿戴尔基吹了一口气：“……所有的女人都知道这事！”
“什么，什么？”阿戴尔基用一种商业保护的口吻问道。
“……就算她们不知道，也能猜得出来。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明白的；反正她们就是能猜得出来……”歪鼻子说，越来越神秘了，把刚吸进去的烟又一口口地吐了出来。
男孩慌张起来：“是啊，是啊，”他说，但也在琢磨歪鼻子。
“这世上没有比我更丑的男人了，不是吗？”歪鼻子继续道。“你肯定也知道，所有的女人都会回头朝我挤眉弄眼，就好像我把这事写在了额头上一样。你觉得这有理由吗？”
“哎，怎么办呢，就这命。”那个混账阿戴尔基只是给出泛泛的回答，因为他不想使自己受到牵连，但也在竖着耳朵听这故事是怎么样的。
“她们不让我清静。她们都知道这事。这事她们是一个传一个。就好像我把这事都写在额头上一样。你知道是什么事吗？”
“嘿，嘿！”阿戴尔基说，镇定自若，却满心好奇。
歪鼻子把手送到嘴边，用低极了的声音说：
“我就好像诺亚……”
阿戴尔基说：“啊。”
歪鼻子痛苦地咀嚼着。那孩子究竟是什么货色啊？他咳嗽了一声，然后继续道：“我的身体差劲透了，还长着一副歪鼻子。我从头到脚满身的腐烂。女人还是爱我：我就好像诺亚！”
他也无所谓，那个小破孩。歪鼻子把手指头弄得吱嘎作响，望着洋槐细小树叶间的清澄天空，他猛地再次转向阿戴尔基：“你知道诺亚是怎么回事吗？”
男孩早就担心他不给自己解释这个诺亚了：这下是时候该向他坦白自己已经好奇坏了，是时候别再装傲慢了。他却说：“我？嘿！”
白领翡翠鸟沉沉地吹了一声。阿戴尔基给了笼子一拳头。
“那么，”歪鼻子说，“你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不说了。”
阿戴尔基气得直咬舌头。
弗弗和科斯坦提娜从荆棘里拱到一片陡峭的脱毛草坪上，草坪面向铁路。战争刚刚结束，火车还没有通。再往远方去，打开了一片静脉般苍白的大海。姑娘眨巴眨巴了眼睛，感到了鞋跟下乡间的土地，忘记了生意上的金额和倒楣事：她摇着那个年轻人的胳膊往海边走去，就像一对恋人一样。
弗弗该做些什么呢？唱歌！他于是就用地痞流氓的行话唱起了一支歌：“如果你看到一个小妞非常美，就赶紧出击，把她带到船上去。”
他们坐在草上；面前是海，还有乱石间的铁轨，身后是废物、围墙、电线混作一团的景致。弗弗把帽檐下垂的宽边帽从头上摘下，把它顶在一根手指上绕着转，然后就把帽子给扔走了。他有着珍珠般光泽的白色额头，额头上是帽子压下的一圈细细红色印记。头发柔软而光亮，梳得很好，他的皮肤剃得整洁而满足，眼睛游移不定，脸上的皱纹时而放松时而绷紧，漾在他永恒的笑容和那难以理解的歌声中：“伙计，伙计，马努艾拉，带上球，别带头。”
对于科斯坦提娜而言，这一天是带着愉悦的征兆开始的：这一天有草，有海，岸边有铁路，还有狡猾的孩子教她挣钱，漂亮的年轻人把她带到草坪上坐下，还给她唱歌。
突然，弗弗停下歌声，吻了她。他转过身，一手捏住她的胸，另一只手按住她的背，然后，啊呀！他的嘴唇就贴在了她的嘴唇上，就好像想咬她。但是科斯坦提娜可不依。她两手抱住他的头，一手在额头上，另一只手在下巴上，把他从自己身上挪开。
“呸！”她说。“你傻呀？”
他毫无表情地看着她，笑了，又低下脑袋，朝她探过身去。科斯坦提娜逃开了。
她在那块草地的斜坡上一跳一跳地大步跑走了，她听到自己身后弗弗重重地、一颠一颠地跟着她，笑得就好像从来没这么开心过。听听，他在一阵爆笑和另一阵爆笑之间的呼吸越来越清晰和接近了，看看，他就在她身边了，他擦到她了。科斯坦提娜跳上了铁轨，在双轨之间跑着。
“哈，哈！”另一个人喘着气说。“我们这是在干什么，坐火车？”
“不算数！”科斯坦提娜说。“如果你这样追到我的话，不算数的：你只能把脚放在枕木上，而不是在枕木和枕木中间！”
但他一步能走过两根枕木，而她只能走过一根。
“不算数！”科斯坦提娜还这么说。“得在一根铁轨上走平衡！谁要是把脚踩在石头上了，就得退回十步！”
在一根铁轨上的她，和在另一根铁轨上的他，就这么平衡地跑着，但弗弗总是最优秀的，于是他们面对面地用手耍起了击剑，同时还保持着平衡。科斯坦提娜尽量使自己不掉下去，还试图推上他一把，好让他一脚踩到石头上去。“你—碰—到—了！石—头！”弗弗总在笑，但最后还是折腾累了；就抓住她的手腕，一把拽她过来，把她抱到草丛间的一堵矮墙上，放下。
“呸！”科斯坦提娜大叫道。
歪鼻子嚼着小口的烟，哼唧着扭曲的语调。他听见了叫声，吐掉了所有的烟，打了个呵欠。
在他泛红发青的眼睛里，整个世界在晨曦的微光中揭示出变形的模样。那是些从路面上挖洞出来的柔软而满身是泥的蚯蚓，那是些白肚子给割成了一段段的死蚱蜢，那是些从丰满多肉五颜六色的花瓣边探出灰白色雌蕊的斑叶阿若母花。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在这其中，他靠着硫酰氨和静脉注射维持生命，甚至都不能坐着，因为他没多少肉，整个人都因为注射而肿着。
他把指关节弄得吱嘎作响。他浑身的骨头都吱嘎作响，这个歪鼻子，拳头里，手腕上，甚至肘关节。阿戴尔基围着他转悠，一副旅馆老板的神情，小心翼翼唯恐不周。
“傻子，”歪鼻子想，“在你这个年龄，我就会往那个家伙的眼睛里吐痰，一个像我这样的家伙，而不是给他找什么小姑娘。生意，傻小子，你去做生意吧。你什么时候把生意做好了，傻小子，你买什么，弹子球？”
“你有没有弹子球？”
他默不作声地，在那个干粮袋里翻了起来，在一堆破布、松紧带、餐具里搅来搅去，然后掏出一些红砖色、蓝色的弹子球来，其中一个是玻璃做的，中间有绿色和黄色的螺旋物。还不错，弹子球；但也许他有这些球是为了卖的。
“你会玩这球吗？”
“来啊，我们来玩盘弹子球好了。反正也不知道那两个人什么时候才会来。”
那两个人正躺在草地上，弗弗的一条胳膊环住科斯坦提娜的腰。科斯坦提娜的眼睛看着下面，望着土地，辫子越过她垂下的脸庞，突然沉重起来的胸部吐送着短促而迅速的呼吸。她从来就没有厌恶过和男孩子们打架：互相捶打着滚在草地上或是干草堆上时，血管里的血液会流淌得激烈，乳房会变得高耸和结实。但在这里，和这个总在笑的年轻人，在那些熟悉的感觉中，又混入了什么新的和可怕的东西。也许是他在拒绝，最好保持怀疑，或者是那片穿过铁轨的忧伤草地。在草丛间，有一些打碎的鸡蛋壳，污秽的纸张，有尖利边缘的罐子，还有从泥土中冒出来的被拔掉了钉子的鞋底。
同时，阿戴尔基和歪鼻子在玩弹子球。他们在桥头隐蔽处的灰土中画出一个小圈子，用手指弹球，让球在圈子里跑。
阿戴尔基侧耳倾听着。“他在笑，”他说。
“他总在笑，”歪鼻子说，香烟的烟雾穿过他青黑的眼皮，继续升腾。
“为什么？”阿戴尔基严肃地问。
“我不知道，”歪鼻子忧伤地说，“他觉得一切都很好笑。”
歪鼻子说罢，用他那瘦骨嶙峋、满是指关节的手指弹了一下球，他更拿手些，当然，可阿戴尔基没有一个手段不会使，所以也很难使阿戴尔基处于劣势。而且歪鼻子每时每刻都心不在焉的，阿戴尔基就趁机拨他的球来捣鬼。
“她在叫？”歪鼻子说，抬起头。“刚才不是她叫的吗？”
“你玩呀，”阿戴尔基说，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个小圈子，“轮到你了。”
歪鼻子却装起了木偶人，作双眼惊呆状，灵活的胳膊打着几何图形般的动作；“啊，小母鸽！温柔的小母鸽和贪吃的大雀鹰！”
阿戴尔基眼皮垂下地笑着，头也低着，然后像老朋友那样：“喂，价格你也知道，如果你愿意，过一会，我都跟你说了……”
歪鼻子拍了球一下，把球打跳出圈半米远。
“你变傻了吗？”阿戴尔基问。
歪鼻子来了火，也是因为他想像小伙子们那样玩弹子球：谁要是赢了，就拿走输球人的弹子球。但是阿戴尔基说那样玩的话没意思，还说要用一千里拉的票子来赌。他还抽出了那个好像小书包模样的钱包。就这样，歪鼻子开始从口袋里掏出他不多的几张一千里拉票子，而阿戴尔基则开始一张接着一张地把那些票子赢过来。歪鼻子于是等不及弗弗回来。他再也听不到弗弗笑了。
弗弗确实是停住笑了。
“你给我听话，”他重复道，唇角的皱纹抽动着，眼睛睁得老大，“你别动，别扔了，你疯了，你在干什么，要砸到头了，这石头，差一点……”
科斯坦提娜又走回铁轨中间。她向他扔了块石头，差一点就打中他了。现在她手心里又掂量着另一块石头。弗弗待在斜坡上，双臂高举，护住自己的脑袋，犹豫着是该前进还是该逃走。
“你如果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扔了……”科斯坦提娜说。
“可你疯了吗？喂，你疯了吗？我们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我不是什么都跟你表弟商量好了吗，喂？哎呀！”一块石头砸到了他的胳膊上，来势猛极了。那姑娘总是瞄准脑袋。弗弗俯下身，收起胳膊肘，呻吟着。
“可不是她在叫……”歪鼻子抬起头。“好像是他……”
阿戴尔基也是一惊。他恢复了镇静，掷出了他的球。“来呀，快玩，”他跟那男人说，“你领先着呢，快呀，你这样就不错。”
“啊呀！救命！”弗弗喊道，顶着一连串的乱石，是那种锋利尖头的铁路基石，直击中他的胫骨，胃部，胸膛，都是那个乡下小姑娘使出全身劲，瞄准了投出来的。一块石头擦过打中了额头。他摸了一下：在淌血。“救命啊！够了！我什么都不对你做了！你别扔了！我再也不碰你了！再也不靠近了！你让我去一下岸边，我去湿一下手绢。”
科斯坦提娜中止了发弹。走路时身体折成了两半的弗弗，怎么都不敢直起身来，紧紧盯着她，怕她再扔，他穿过了铁轨，来到离她很远的一个地方，下到海里，跪下来，把手帕浸入正在拍来的一阵浪里，蘸湿了伤口。扎着辫子的姑娘仍留在那上头，静止不动地看着他，手里总紧紧攥着块石头。
弗弗摸摸自己的骨头，捂住额头。他先前有点怕，但现在已经不怕了。他全身瘀青，但不怎么严重。可这是什么人啊，那边那个姑娘。“不过，喂，你知道你真是个厉害的家伙吗？你怎么回事，喂？好像你想把我杀掉一样！可你之前不能说吗，喂？你之前不能说吗，说你不想？哈，说真的，你真是个厉害的家伙！”他又笑了起来，缓缓地，然后越来越强烈：“哈，哈，哈！”他就这么笑着，远远地避着科斯坦提娜，待在她的射程之外，往行车道上走去。
“他又笑了，”歪鼻子说。他们已经打完了弹子球游戏，阿戴尔基赢了。
歪鼻子朝男孩伸出摊开的手掌：“来呀：拿出来。”
男孩装傻。
“你想要什么？”
“你把那几千里拉都拿出来。我们是开玩笑的。你还以为当真啊？”
“你傻呀。玩球从来不开玩笑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送你弹子球。喏。”
男孩把弹子球放在他手里：砖色的弹子球和中间有绿色与黄色螺旋物的玻璃弹子球。歪鼻子用大鼻子叹了口气，瞪大灰色的眼睛，把弹子球放进口袋，在大衣口袋的底部用手指把球旋转着玩。
弗弗又出现在路上；有点阴郁的模样。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往前走着，帽子压得很低，一直遮住了额头。那两个人转过身来看着他：他的嘴角又往上翘了起来。一阵大笑又在他的喉咙里汩汩作响。
“怎么样？”歪鼻子说。“进行得怎么样啊？”
“啊？这还用问？问我怎么样，歪鼻子？你以为会怎么样！全胜！进行得真是全胜呀，老头，全胜，哈，哈，哈！”
“我都跟你说了你会满意的，”阿戴尔基说，他在片刻的迟疑后，重拾起一副威信十足的神气。
科斯坦提娜也出现在路上，辫子垂着，拳头藏在背后。弗弗没看她。歪鼻子脱掉帽子，给她使了一个多结的致敬动作。姑娘好像是想停下来，结果她转了身，在路上跑了起来，就像兔子一样地跑着，很快就消失在一个拐弯处了。
“嘿！嘿！你！姑娘！”阿戴尔基喊道。“你去哪里呀，姑娘！你别跑呀！”喊罢就准备扑过去追她。
歪鼻子拦住他。“让她走吧，老大。她肯定是吓坏了。是弗弗，弗弗把她吓坏了，那个畜生，森林里的一颗小草莓，谁知道他对她做了什么。”
“小草莓，”弗弗笑道，“你知道小草莓是怎么样的吧。”
阿戴尔基想，尽管她逃掉了，钱还是留在了他手里，那也就算了吧。“Caballeros[55]，”他对那两个人说，做了个告别的姿势，“你们这样下去就不错。”
歪鼻子朝弗弗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然后用下巴指了指那男孩。阿戴尔基明白有什么事不对劲了，往后退了一步，但弗弗的两只大手已经把他逮住了。“救命啊！叛徒！”
他们把他口袋和干粮袋里的东西全都倒在了地上，他们找到了装着几千里拉钞票的小包，他们像分牌一样把这钱分作两沓，一人拿一半。然后把那笼子捅破，白领翡翠鸟就飞走了。阿戴尔基，屁股上被踢了一脚，飞出去有三米远。
那两个人远去了，一个人撑着他瘀青的胫骨跛脚走着，另一个因为他那些忧伤的灼痛而迈着谨慎的步伐。
“啊，弗弗！”
“哈，歪鼻子！哈，哈，哈！”
“啊，你真行，真行啊，弗弗！”
美元和老妓女
晚饭以后，埃马努埃莱就对着玻璃窗耍起了灭蝇拍。他三十二岁，是个胖子。他的妻子约朗达正在换袜子，准备出去散步。
玻璃窗外是一片老自由港的受灾空地，从坡子上的房子间能看到海：海变黑了，小路间升起一阵疾风：六个来自抛锚在港口外的深安多阿[56]号美国驱逐舰的水手，来到“迪奥杰内的木桶”[57]酒吧里。
“六个美国人去了费利切那里，”埃马努埃莱说。
“是军官吗？”约朗达问。
“水手。这样更好。快点。”他拿起帽子，转着身子，怎么都找不到外衣的袖子。
约朗达已经穿完了那只吊带袜，现在正把伸到前面的胸罩肩带藏起来。
“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他们贩卖美元，所以想问那些水手是否能卖给他们一些。但他们却是值得尊敬的人，尽管是贩卖美元的。
在受灾空地上，被种植在那里、意在愉悦一下环境的几片棕榈树叶给风吹乱了头发，好似难以抚慰般地绝望。空地中央，满堂光亮的便是“迪奥杰内的木桶”酒馆，它是获得市政府特许，由老兵费利切建成的，尽管反对派的议员抗议说这酒馆破坏了景色。这酒馆是木桶形状的，里面有吧台和酒桌。
埃马努埃莱说：“那么，你先去，看情况，把话谈起来，问他们是否愿意换。和你更容易些，他们很快就会接受下来的。然后我就会到，就可以谈价钱了。”
在费利切那里，这六个人把吧台从一头到另一头都占满了，那些白裤子，还有那些撑在大理石台面上的胳膊，让他们看起来就好像有十二个人一般。约朗达来到底下，她看见就在那些闭合的嘴巴咀嚼着并哼唧着什么时，有十二只眼睛在自己身上转来转去。他们大多是营养不良的瘦高个，套在那些白色的巨大衬衫里，头顶上戴着那种小帽子，但她身边有个家伙，高两米，有着苹果般的脸颊，金字塔般的脖子，穿在那样的制服里，就跟裸着身一般，他有两只滚圆的眼睛，眼睛里的眼珠子上上下下地转着，从也碰不到边缘。约朗达把总是跳到外面去的一条胸罩肩带收了进去。
费利切在吧台上，戴着厨师专用的大帽子，眼里肿得全是睡意，正在全速地倒满酒杯。他用奸笑对她打了个招呼，那张修鞋匠般的脸，被剃过胡子后也总是黑着的。费利切他会说英语，于是约朗达就说：“费利切，你跟他们说说，问他们想不想换美元。”
费利切总是躲闪地奸笑着：“你跟他们说，”他说道。并让一个沥青色头发和洋葱色脸庞的小伙子把新出炉的比萨饼和炸糕送到前面去。
约朗达周围全是这些白色的瘦高个，他们正嚼着嘴巴，交换着那非人般的哼唧声，望着她。
“Please[58]……”她说，做着各种动作，“我，给你们，里拉……你们，给我，美元。”
那些人还在嚼着。那个长着公牛脖子的大个子笑了：他的牙白极了，白得都看不到间隙。
一个矮子开出路来，脸膛黑得就像是西班牙人：“我，美元，给你，”他说，也是打着各种动作，“你，上床和我。”
然后他又用英语把整句话重复了一遍，其他人都笑了好久，但总是拘谨着的，既没停下嚼嘴巴，也没停下用眼睛盯住她。
约朗达转向费利切。“费利切，”她说，“你给他解释呀。”
“Whisky and soda[59]，”费利切用奇怪的发音说道，他在大理石台面上转着杯子：如果不是他这么困，他的奸笑会是很可憎的。
于是那个巨人就说话了：他有着铁浮标一般的声音，就好像是海浪把浮标上的铁环打跳起来的那种声音。他为约朗达点了喝的东西。他从费利切手里拿过杯子，送到约朗达面前：不知道玻璃杯的细脚在他那么粗大的手指间怎么会没碎的。
约朗达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里拉，你们美元……”她重复道。
但那些人早就学过意大利语了：“上床，”他们说。“上床美元……”
就在那时刻，她丈夫进来了，他看见那一圈躁动的脊背，他妻子的声音从那里面传了出来。他挤到吧台前：“嘿，费利切，跟我说说怎么回事，”他说。
“我可以请你喝点什么？”费利切用他两小时前刚剃过、可现在又长出来的黑胡子间那疲惫的奸笑说道。
埃马努埃莱从沁着汗的额头上揭下帽子，一跳一跳地想看看那一堵脊背做成的墙后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妻子，她在干什么？”
费利切爬上一个凳子，伸出下巴，跳了下来：“她还在那里头，”他说。
埃马努埃莱为了能呼吸得顺畅些，松了松领带结：“你跟他说，叫他让开，”他说。但费利切已经在忙着责骂那个洋葱色的小伙子了，因为他的托盘里没放炸糕。
“约朗达……”她丈夫喊道，试图钻进两个美国人中间；他被一只胳膊肘顶了下巴，然后又被顶了胃，之后就又在那一圈子人外面蹦蹦跳跳的了。一个有点颤抖的声音从深处回应了他：“埃马努埃莱……”
他清了清嗓子：“怎么样……”
“好像，”她的声音说道，就好像在用电话说话一样，“好像他们不想要里拉……”
他保持着镇静；敲打了一阵大理石台面。“啊不……”他说。“那你出来。”
“马上……”她说。她试图在那一排人墙中游动了一下。但有什么东西阻碍了她：她垂下目光，但见一只大手捧在她的左乳房下，一只有力而柔软的大手。生着苹果腮帮的巨人正堵在她面前，那牙齿就像眼球一样闪闪发光。
“Please……”她说，慢慢地，试图摆脱那只手，并对埃马努埃莱叫道：“我这就来。”然而仍待在那中央。“Please，”她重复道，“Please……”
费利切把一只杯子递到埃马努埃莱鼻子下面。“我能为你做什么？”他低下戴着厨师帽的头问道，十指张开地撑在吧台上。
埃马努埃莱望着空处。“有办法了。等等，”他出去了。
外面的路灯已经亮起来了。埃马努埃莱跑着穿过马路，来到拉玛尔摩拉咖啡店，眼光转了一周。只有经常打“三七”纸牌的那伙人在。“你来打一局，马努埃莱[60]！”他们说。“你脸怎么回事呀，马努埃莱！”他早已跑走了。他一口气一直跑到巴黎酒吧。在酒桌间转着，一直用拳头捶着手掌。最后只能咬起老板的耳朵来问话。那人说：“还没来。今晚。”他跑掉了。老板爆笑起来，去和出纳员解释是怎么回事。
在吉里奥酒吧里，当那个帽子一直盖到了颈项上的大胖子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气喘吁吁地进来时，那个博洛尼亚女人刚在桌下把腿伸开，因为静脉曲张折磨起她来。
“你来，”他说着，牵起她的一只手，“你赶快来，很紧急的。”
“马努埃里诺[61]？你怎么啦？”博洛尼亚女人道，睁大了黑色短刘海下被皱纹挤得很粗糙的眼睛。“这么多年以后……你怎么啦，玛努埃里诺？”
但他已经拉着她的手跑起来了，她吃力地跟在他后面，在只及大腿一半的贴身衬裙里，那臃肿的双腿跌跌绊绊地走着。
在电影院前面，他碰到了疯女人玛丽亚，她正在给一个二等兵拉皮条。
“来啊。你也来。我带你去找美国人。”
疯女人玛丽亚甚至都没等他说第二遍，就轻拍了二等兵一下，扔下了他，在埃马努埃莱身边跑了起来，她那麻絮般的红头发迎风飘荡着，她的双眼把黑暗从困倦中撕开。
在“迪奥杰内的木桶”酒馆里，态势并没有怎么改变。在费利切的货架上，有一些空瓶子，杜松子酒已经全给喝掉了，比萨饼也要吃完了。两个女人突然和埃马努埃莱来到那里，他推着她们的背，水手看见她们被强行投到他们中间，于是就大笑着跟她们打起了招呼。埃马努埃莱栖在一张凳子上，疲劳不堪。费利切给他倒了点烈酒。一个水手从那堆人中抽身出来，来到埃马努埃莱身边，一手拍在他的肩上。其他人也友好地望着他。费利切正和他们说着他什么。
“嗯？”埃马努埃莱问道。“你感觉这事怎么样？”
费利切带着他那个永恒的瞌睡奸笑道：“谁知道啊！至少要六个……”
情况并没有好转，确实如此。疯女人玛丽亚落到一个有着胎儿般脸蛋的瘦高个脖子上去，她在那件绿裙子里全身上下地扭曲着，活像一条就要蜕皮的蛇；博洛尼亚女人用她的乳房把那个矮小的西班牙人埋没掉，然后完全像母亲那样地哄着他。约朗达却仍没有现身，那面庞大的脊背总是在身前挡住她的视线。埃马努埃莱向那两个女人打着神经质般的手势，叫她们不要迷糊犯傻，叫她们要帮忙想想办法；但那两个女人好像早已忘记一切了。
“哎哟……”费利切说，在埃马努埃莱肩头上偷偷地探望着。
“什么？”他说，但酒店老板早已训斥起那个小伙子来了，因为他擦玻璃杯时手脚不够快。埃马努埃莱转过身来，看见又有新的水手来到酒吧里。这下大概有十五个人了。“迪奥杰内的木桶”酒馆很快就被都有些微醉的水手填满了；疯女人玛丽亚和博洛尼亚女人混在那团喧闹中间：一个女人从一个人的脖子上跳到另一个人的脖子上，在空中挥舞着猴子一般的双腿，另一个女人则是带着被口红固定住的奇怪笑容，把那些迷失的人收容在自己抱窝鸡一般的胸下。
一时间，埃马努埃莱看见约朗达在他们中间打转，然后又消失了。约朗达不时感到自己就要被她周围的那群人打翻过去，但每次她都发现那个牙齿和眼球都如此之白的巨人就在自己身边，于是每次她都感到，不知道为什么，感到非常踏实。那个男人总在她身边柔软地走动着：在他白色静止的制服里，他那巨大的身体应该是在像猫那样蠕动着的肌肉上移动着；他那徐缓抬升又降下的胸膛，就好像是盛满了大海上的非凡空气。突然，他那在浮标深处石头般的声音，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节奏，说起了一些有着间距的话语，于是从那之中就生出一种宏大的歌声，每个人都原地转了起来，就好像有音乐一般。
就在那时，熟悉店里所有地形的疯女人玛丽亚，被一个长着小胡子的水手搂在怀里，朝着酒店后间的小门方向，正在用脚踢出一条路来。费利切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想让他们开门，但他们身后全是人流在推挤，他们于是就被溢了进去。
埃马努埃莱，躲在他凳子的顶端，用那水栖动物般的眼睛追随着这场景。“那边是怎么回事呀，费利切？那边是怎么回事啊？”但费利切也不应他，他在思考着，因为既没喝的也没吃的了。
“你到瓦尔齐利亚酒吧里去，叫他们借我们一点喝的东西，”他跟洋葱小伙子说道；“什么东西都行，哪怕是啤酒。还有面食。快跑！”
约朗达其时被挤到了小门那边。那里有个小房间，既干净也有小帘子，房间里有张小床，床上很整齐，有张天蓝色的床罩，还有个盥洗池，以及一切该有的东西。于是巨人就开始把其他人都往小房间外赶，镇静而果决地用他那双巨大的手推着别人，把约朗达拦在自己的身后。但是水手们不知道为什么，都想留在小房间里，巨人水手每把他们推出去的这一阵浪过后，同时就是他们又退回来的一阵浪，但是一阵比一阵少，因为总有什么人会倦掉，并留在外面。约朗达很高兴巨人在为她忙这个活，因为这样她就更能自在地呼吸了，还能把总是跳到外面来的胸罩肩带收进去。
埃马努埃莱那时候在观察：他看见巨人的双手把人们推到小门外去，而他妻子却失踪了，于是他肯定她是在那里头，他看见其他水手又似潮水般地阵阵陆续退回，不过每一阵都会少掉一两个人：先是十个，然后九个，再然后七个。从那时起还要多少分钟巨人就能把那门关上了？
于是埃马努埃莱就跑到了外面。他就像在参加套袋赛跑一般地穿过了广场。在停车场上有一列出租车，司机们都在打瞌睡。他从一辆跑到另一辆，叫醒了所有的司机，跟他们解释他们该怎么做，如果有什么人没搞明白，他还会大发脾气。于是出租车就一辆辆地朝着不同方向驶去了。就连埃马努埃莱也上了辆车出发了，笔直地踩在踏脚板上。
巴奇，老马车车夫，听到那阵动静，也从马车夫高高的座位上醒了过来，听说有什么路能跑后，便急忙赶了过去。像他那样一只做这行的老狼，很快就明白一切了，他又登上马车，把他的老马叫醒。当巴奇的马车正吱吱嘎嘎地离去时，广场上早已空掉和安静下来，除了在老自由港空地上从“迪奥杰内的木桶”酒馆里传来的噪声。
在“伊利斯”酒吧里，姑娘们正在跳舞：都是些未成年的少女，她们有着小花般的嘴巴，而紧身的毛衣则是托出了她们圆球一般的乳房。埃马努埃莱没时间等她跳完舞。“嘿，你！”他对一个姑娘说，她正在和一个额头被头发吃掉的徒工跳舞。“你想找什么？”那徒工对他说。其他三四个徒工都已经围在了周围：他们有着拳击运动员样的脸，那脸是被鼻子提上去的。“你赶紧走，”司机对埃马努埃莱说。“这里又要闹事。”
他们去了潘德拉的家；但她不想开门，因为她有客人。“美元，”埃马努埃莱喊道。“美元。”身穿晨衣的她打开门，就像一尊寓意雕像。他们把她从台阶上拖下来，又把她载进了出租车。然后他们又扫荡来在海边用绳子牵着狗散步的巴里拉，在旅客咖啡店里脖子上围着狐皮领子的贝尔班缤，在和平旅店里叼着象牙烟嘴的贝楚安娜。然后又和“宁芙”酒吧的老板娘找到了三个新来的，她们一直在笑，还以为是要去乡下郊游。他们把所有的姑娘都装上了。埃马努埃莱坐在前面，被所有那些给挤扁在里面的女人的嘈杂声搞得惶恐不安；而司机只是担心她们会把汽车的板簧压坏。
突然，路中央冒出一个家伙来，就像是想被汽车压过去一样。他做了个停车的手势。是那个长着洋葱脸的小伙子，他扛着一箱啤酒，还有一托盘的面食，他想搭个车。打开车门，但见一个小伙子，带着箱子和一身的东西一下子给吸了进来。汽车又开了。夜游者们在那辆像救护车般疾驰的出租车后睁大了眼睛，车里面充斥着那种链条刺耳的叫声。埃马努埃莱听到有什么东西不时发出一种长极了的吱嘎声，他就对司机说：“你看看肯定是出什么故障了，你没听见什么噪声吗？”司机摇摇头：“是那个小伙子，”他说。埃马努埃莱擦了把汗。
出租车在“木桶”酒店前停了下来，小伙子第一个跳了出去，他高举着托盘，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箱子。他的头发直挺挺的，长了双占了半张脸的眼睛，下车后他猴子般跳跃着跑走了，因为他身上连一颗纽扣都没有了。
“费利切！”小伙子大喊道。“都有了！我什么都没让她们拿！可你要知道她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费利切！”
约朗达还在那个小房间里，巨人也还在玩着那个推门的游戏。现在只有一个人还在坚持想进去，他喝了个酩酊大醉，每次都被巨人的双手给弹了回来。就在那时，进来了那个新来的，费利切，为了能疲劳[62]地注视着那个场景，爬到凳子上站着，他看见那大片白色小帽子在不断打开，是为了让出一顶羽毛帽，一对裹着黑丝绸的屁股，一条猪蹄子般的肥腿，一双衬有花饰的乳房，一切就像气泡一样时而浮现时而消逝。
就在那时，传来一阵刹车声，四辆五辆六辆一整列出租车纵队一齐来到。从每辆出租车里都出来一些女人。有米莱莫塞，她梳着优雅的发型，正恢弘地走上前来，近视的眼睛转个不停；有西班牙女人卡门，全身裹着纱，脸就像骷髅头一样被挖空了，她瘦骨嶙峋的髋部像猫科动物一样扭动着；有瘸子乔瓦内萨，她正撑着把中国小伞蹒跚跛行；有长巷的黑女人，长着黑人的头发和多毛的双腿；有多波里诺[63]，穿着件画上各种香烟牌子的衣服；有服硫酰胺的女人米莱娜，衣服上画着纸牌；有吮狗的女人，她满脸的疖子；还有致命的伊涅斯，衣服上一身的花边。
这时传来什么东西在地面上滚过的声音，那是巴奇的马车，马已是累得半死；马车停下来，那里面也跳出一个女人。她穿着宽幅的天鹅绒衬裙，裙子绣有镶边和饰带，胸脯被项链围绕着，脖子上是一条黑色细带，耳朵上吊着附有装饰物的耳环，她戴着一副携镜脚的眼镜，还有一头黄色的假发套，发套上是顶火枪手的帽子，帽子上有玫瑰，葡萄，小鸟，还有一团鸵鸟的羽毛。
在“迪奥杰内的木桶”酒馆里，又被发现到另一群水手。一个在拉手风琴，一个在吹萨克斯管。酒桌上是跳舞的女人。尽管已经晚了，但水手总是比女人多，而且是每个人只要伸出手去，总能碰到好似迷乱一般的一双屁股，一把奶子，一条大腿，而且也看不清这都是谁的：悬在半空中的屁股，和处在膝盖高度的奶子。毛茸茸的、如同爪子般的双手就在那群人里攀缘着，手上的指甲鲜红锋利，手指肚在微微颤抖，会偷偷伸进外套下面，解开扣子，抚摸着肌肉，在隐秘处摩挲。嘴唇近乎是在空中飞驰相遇，它们还会像蜜甜而粗糙的吸盘和舌头那般贴在耳朵下，用口水舔舐并腐蚀着皮肤，巨大的嘴唇鼓着胭脂红色的凸起，一直舔到了鼻孔。还可以感到无垠和无数的大腿在四处滑动，就像一只巨大珊瑚虫的触须，一些腿伸进另一些腿之间，在大腿和小腿的撞击中像蛇一般地游移着，然后就好像一切都化在了他们的手里，有人在手里找到一顶饰有串串葡萄的帽子，有人找到一条花边内裤，有人找到一口假牙，有人找到裹在脖子上的一条袜子，有人找到一条丝绸镶边。
约朗达只身一人和巨人水手留在了房间里。门被钥匙锁上了，她在盥洗池上的镜子前梳着头发。巨人走到窗子前，拉起了窗帘。外面能看见黑黢黢的海岸区，还有矗着一排路灯的堤道，它们在水中用倒影重复着自己。于是巨人就唱起了一支美国歌，意思是：“白昼已尽，夜晚降临，天空碧蓝，钟楼起鸣。”
约朗达她也来到玻璃窗前，看着外面，他们的手在窗台上碰着了，就那样一动不动地靠在一起。铁一般声音的巨人水手唱道：“上帝的子孙们，我们同唱哈利路亚。”
约朗达重复道：“我们同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此时，埃马努埃莱在水手中间苦恼地转来转去，他怎么都找不到妻子，同时挪开不时像雨珠般落在他怀中的女人变了样的身形。突然他就来到一群司机面前，他们正在找他，要他给他们跑掉的里程付钱。埃马努埃莱眼里含满了泪；可如果他不付钱，他们就怎么都不放过他。就连老头巴奇也赶到这边来，挥舞着他巨大的赶马鞭。“如果您不付我钱，我就把她带走。”
然后就听见了口哨声，原来是警察包围住了酒馆。深安多阿号驱逐舰的巡逻队头戴盔帽手持步枪地把水手一个个地弄了出来。与此同时，意大利警车也停在店前，他们把所有的女人都抓上车带走了。
水手被排成了行，被命向港口行进。从他们前面经过满载着女人的警车，于是双方都挥舞着胳膊盛大地告起别来。站在队首的巨人高昂地唱了起来：“白昼已过，太阳下沉，我们同唱哈利路亚。”
约朗达缩在警车里的米莱莫塞和吮狗的女人之间，听见他的声音扬过，于是也唱起歌来：“白昼已逝，工作完结，哈利路亚。”
于是所有的人都唱起了那支曲子，水手和女人，他们中的一些要去上船，另一些要去警察局。
在“迪奥杰内的木桶”酒店里，老兵费利切堆起了酒桌。埃马努埃莱被抛弃在一张凳子上，下巴掉在胸前，帽子也走了形地贴在颈项上。他们正准备把他也逮走，但指挥这一次行动的美国海军军官询问了一下周围，做了一个让他留下的手势。而他，海军军官，也留了下来，于是现在，这里面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在那张凳子上悲切万分的埃马努埃莱，还有站在他前面双臂交叉的海军军官。当他确定只剩下他一个人时，军官就摇了摇那胖子的胳膊，跟他说起话来。费利切靠过来当翻译，在他那张修鞋匠般发黑的脸庞中奸笑着。
“他说你能不能也给他找个姑娘，”他对埃马努埃莱说。
埃马努埃莱眨了眨眼睛，然后又把下巴落在胸前。
“您，给我，姑娘，”军官说；“我，给您，美元。”
“美元。”埃马努埃莱用手绢擦了擦脸颊，清爽了一下自己。他站起身。
“美元，”他重复道。“美元。”
他们一起出去了。在天空中飞过夜间的云朵。堤道顶头的灯塔继续有节制地眨着它的眼睛。空气中仍洋溢着那支歌《哈利路亚》。
“白昼已尽，天空碧蓝，哈利路亚，”胖子和军官边唱着这歌，边在小路上臂挽臂地走着，寻找一个可以整夜狂欢的地方。
一张过渡床
重要的是别被立刻逮着。吉姆贴在一扇门的门洞里，警察好像直着往前跑去了，然而他突然听见他们的脚步又跑了回来，往巷子里拐来。吉姆轻跃着，跳着逃走了。
“你停下来，否则我们就要开枪了，吉姆！”
“那又怎么样，好样的，我们开枪呀！”他一边想着，一边就已经来到了射程之外，他的脚在鹅卵石铺成的台阶边缘上用力蹬着，从老城区里歪歪斜斜的小路上跑了下去。他越过喷泉，跳过斜坡上的栏杆，然后就来到了把他脚步声放大的拱门下。
他想到的那圈人都不足取：不能去罗拉那里，不能去尼尔德那里，也不能去勒耐那里。很快那些警察就要遍布四方，到处敲门了。这是一个温柔的夜晚，小巷上高大凸出的拱门外，云朵清亮得都能搁在白天。
刚来到新城区宽阔的街道上时，马里奥·阿尔巴奈西，人称吉姆·波莱罗，刹住了一点冲劲，把落在太阳穴上的绺绺头发捋到了耳后。脚步声没有了。他果决而谨慎地穿过大街，来到阿尔曼达家的大门口，上去了。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再有什么人了，她肯定是在睡觉；吉姆用劲敲了敲门。
“谁啊？”过了一会，一个男人怒气冲冲的声音说道。“这个时候都睡觉了……”是里林。
“你就开一下，阿尔曼达，是我，我是吉姆，”他说，声音不大，却很果断。
阿尔曼达在床上转过身来：“唔，吉姆，美男子，我这就给你开门，唔，是吉姆。”床头接着一根连杆，是用来开门的，她拉了一下。
门顺从地弹了开来；吉姆往过道里走去，两手插在口袋中，来到房间里。在阿尔曼达的大床上，她在床单下高耸着的身子，就好像把床全都占满了。枕头上，黑色的短刘海下，是她没上妆的脸，就那样铺着眼袋和皱纹。再往那边去，就像是缩在床一侧的被子折痕中，躺着她的丈夫里林，就好像他想把自己那张泛蓝的小脸沉在枕头里，以便再次抓住被中断的睡眠。
里林得等最后一个顾客走掉以后，才能躺上床，以此消化掉他懒惰时日中承载起来的困意。在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里林会做和想做的；只要有烟抽，他就安心了。除了一天抽掉的几包烟，阿尔曼达不能说他花她很多钱。早上，他带着他的烟盒出门，坐在修鞋匠那里，旧货商那里，水暖工那里，一支又一支地卷着纸烟，吸着烟，坐在店铺里的那些凳子上，贼一般修长而光滑的双手搁在膝盖上，目光呆板，听着所有人的话，就跟个间谍一样，除了什么短句和料想不到的黄色畸形微笑外，他几乎从来不插嘴任何话题。晚上，当最后一间店铺也关门了，他就去“品尝”酒吧，倒空一升的酒，燃尽剩下来的烟，直到他们放下金属门帘。出了门，他妻子仍穿着紧身衣地在街上献殷勤，双脚在小鞋子里肿胀起来。里林从街角一侧冒出头，朝她细声吹了一阵口哨，对了几句暗语，是为了跟她说，已经晚了，该上床了。她呢，看也不看他一眼，站在人行道的台阶上，就像是在舞台上一样，在上了钢丝托的弹性衬衣里，是那给挤出来的乳房，老妪一般的身体套在那件小姑娘才穿的裙子里，手中的小包神经质般地抽动着，她用鞋跟在地面上画着圈，还会突然低声歌唱，回应他说不，说还有人在走动，说他先走，等她。他们之间的奉承就是这么进行的，夜夜如此。
“怎么了，吉姆？”阿尔曼达说，转动着眼睛。
而他已经在屉柜上找到了香烟，点上了。
“我需要在这里过夜，今晚。”
他已经把外套脱了下来，还褪下领带。
“好的，吉姆，你到床上来。你去沙发上，里林，快呀，里林，美男子，走开，让吉姆躺下来。”
里林待了一阵，就像石头一样，然后就挪开了，吐出一种单词发音不清的抱怨，从床上下来，抱上他的枕头，被子，床头柜上的烟草，卷烟纸，火柴，烟灰缸。“走呀，漂亮的里林，走呀。”他在那一团载重下，矮着身子驼着背地走开了，朝过道里的沙发走去。
吉姆边抽着烟边脱着衣服，把他拢得很好的裤子挂了起来，在靠近床头的一张椅子上整了整外套，把香烟，火柴，烟灰缸从屉柜上拿到床头柜上，爬进了床。阿尔曼达关掉了灯罩里的灯，叹了口气。吉姆吸着烟。里林在过道里睡着。阿尔曼达转过身。吉姆在烟灰缸里摁灭了烟。有人敲门。
吉姆一只手已经摸到外套口袋里的左轮手枪了，另一只手抓住阿尔曼达的一个胳膊肘，叫她小心些。阿尔曼达的胳膊又肥又柔软；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
“你问问是谁，里林，”阿尔曼达缓缓地说。
里林从过道里吐了口气。“谁呀？”他粗鲁地说。
“哎呀，阿尔曼达，是我，安杰洛。”
“哪个安杰洛？”她说。
“上士安杰洛，阿尔曼达，我经过这里，就想上来了……你能给我开一分钟的门吗？”
吉姆早已从床上出去了，做了一个别出声的手势。他打开一扇门，看了看厕所里面，搬上挂着他衣服的那把椅子，把椅子带到那边去了。
“谁也没看见过我。赶紧把他打发走，”吉姆一字一句地说，把自己关在厕所里。
“你来啊，漂亮的里林，回到床上来，快呀，里林。”阿尔曼达躺着指挥调动。
“那么，阿尔曼达，你想让我等吗，”门外的另一个人说。
里林不紧不慢地拾起被子，枕头，烟草，火柴，卷烟纸，烟灰缸，回到床上，躺在被子下，把床单一直拉到眼睛上。阿尔曼达抓住连杆，打开了门。
索杜进来了，一副老便衣警察那皱巴巴的神气，肥脸上长着灰胡子。
“你找乐找得很迟嘛，上士，”阿尔曼达说。
“哦，我也就是这么转转，”索杜说，“转着转着就想来看看你了。”
“你想干什么？”
索杜坐在床头，用手绢擦了把脸。
“没什么，也就是看看。有什么新闻？”
“什么新闻？”
“你有没有碰巧见过阿尔巴奈西？”
“吉姆？他犯了什么事？”
“没什么。朋友们……我们想问他一件事。你看见他没？”
“三天以前。”
“不。现在。”
“我已经睡了两个小时的觉了，上士。可你为什么来找我？你去找他的女人啊：罗茜，尼尔德，罗拉……”
“没用：他犯了事的话，是不会靠近她们的。”
“这里他是没来过。也许下一次吧，上士。”
“那好吧，阿尔曼达，我就想了，这么说我很高兴看看你。”
“晚安，上士。”
“晚安，唉。”
索杜转了身，但并没有走。
“我说，都早上了，我就不到处转了。我实在是没心思回到那张小床垫上睡。既然已经在这里了，甚至就想留下来了，怎么样，阿尔曼达？”
“上士，你总是这么好，但是这会儿，说实话，我已经停止接客了，这就是事实，上士，每个人都有他的时间表。”
“阿尔曼达，像我这样一个朋友。”索杜已经在脱外套了，还有衬衣。
“你是好人，上士；我们明晚见？”
索杜继续脱着衣服：“早上就快到了，你明白吧，阿尔曼达。那么，你给我腾点地方。”
“这就是说里林要去沙发上睡了；来啊，里林，快呀，漂亮的里林，走开。”
里林修长的双手在空中乱摸着，他在找桌上的烟草，哼哼唧唧地站起来，几乎眼都没睁地离开床，拿上了枕头，被子，烟纸，火柴，“走呀，漂亮的里林，”他在过道里拖着被子离开了。索杜已经在被子里翻过来又覆过去了。
那边的吉姆从小窗户的玻璃里看着天空变绿。他把香烟忘在床头柜上了，这很糟糕。现在另一个人正睡在床上，而他得在坐浴盆和那些爽身粉的盒子中间一直被关到天明，却吸不了烟。他又静悄悄地穿上衣服，对着隔板上装备的那一排香水、眼药水、梨形橡皮球、药品、杀虫剂后的盥洗池镜子很仔细地梳了头。他借着窗子里的光读了几条小标签，偷了一罐子药片，然后继续在厕所里转。没有很多可发现的东西：脸盆里的衣服，其他是展开的。他试起了坐浴盆里的水龙头；水伴着噪声喷了出来。如果索杜听见呢？让索杜和监狱见鬼去吧。吉姆腻烦了，回到盥洗池边，他给外套喷上花露水，抹上头油。当然，如果他们今天逮不着他的话，明天也是会逮住他的，但现行犯罪记录是没有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把他放出去的。他还要在那里没有香烟地等上两小时，三小时，在那个小凳子上……谁让他这么做的呢？当然：他们很快就会放他出来的。他打开了一个柜子：柜子吱吱嘎嘎地响了一声。让柜子和其他的一切见鬼去吧。里面有阿尔曼达挂着的衣服。吉姆把他的左轮手枪放进一件皮衣的口袋。“我以后再回来拿，”他想，“反正这衣服到冬天以前她也不会穿。”他把手抽出来时，手上白花花的全是樟脑丸粉。“这样更好：就不会被虫蛀了，”他笑了笑。又去洗了手，阿尔曼达的手巾让他生厌，他于是就在柜子里的一件大衣上擦干了手。
索杜躺着，听见了那边的动静。他一手搁在阿尔曼达身上。“怎么了？”她翻到他身上来，用巨大而柔软的胳膊环住他的脑袋：“没什么……你以为是什么……”索杜并不想挣脱这胳膊，但仍能听见那边的动静，又好像耍闹一般地问道：“……什么呀，嗯？……嗯，什么呀？”
吉姆打开门。“我们走，上士，别装傻了，逮我好了。”
索杜把手伸到挂着的外套里去拿左轮手枪，但并没有离开阿尔曼达。“是谁在那里？”
“吉姆·波莱罗。”
“举起手来。”
“我没带武器，上士，别装傻了。我自首。”
他站在床头，外套挂在肩上，双手高举在半空中。
“哦，吉姆，”阿尔曼达说。
“过几天我再来找你，安达[64]，”吉姆说。
索杜抱怨着爬了起来，穿上裤子。“该死的工作……你永远都太平不了……”
吉姆从床头柜上拿起了香烟，点上，把烟盒放进口袋。
“给我抽抽，吉姆，”阿尔曼达说，她抬起松软的胸部，探出身去。
吉姆把一支烟放进她嘴里，给她点上，他帮索杜穿上外套。“我们走，上士[65]。”
“这就是说也许下一次吧，阿尔曼达，”索杜说。
“再见，安杰洛，”她说。
“再见，唔，阿尔曼达，”索杜又说了一遍。
“再见吉姆。”
他们走了。过道里，里林紧紧抱住窄沙发边缘地睡着，一动也没动。
阿尔曼达在大床上坐着吸烟；把灯罩里的灯关上，因为一道灰光已经进了房间。
“里林，”她叫道。“你过来，里林，到床上来，快呀，漂亮的里林，来呀。”
里林已经收起了枕头，烟灰缸。
猫和警察
在城里扫荡隐藏的武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警察们会爬上警车，头上戴着会给他们一副统一而非人面貌的皮制防护帽，他们会去贫民区，响着警报器，直奔小工或工人家里，弄乱抽屉里的内衣，拆掉炉子里的管道。在那些日子里，一种折磨人的痛苦正在占据着警察巴拉维诺的心思。
巴拉维诺失业没多久，就去当了警察。于是他知道在那个貌似平静而繁忙的城市底部存在着一个秘密也就没多久：在沿着街道的水泥墙后面，在僻静的围栏中，在漆黑的地下室里，闪闪发光的可怖武器如森林般茂密地小心躺着，就像豪猪刺那样。人们谈论着矿层般的冲锋枪，地下宝库般的子弹；还有，据说，有人在被砌死门的房间里藏着一整架大炮。就像金属物质的痕迹指示着矿区的靠近，在城市的屋子里，被缝进床垫里的手枪，被钉在地板下的步枪给查了出来。警察巴拉维诺在他的人民中间感到非常地不适，他感觉，每一块下水道盖子，每一垛废物，都在看守着什么难以理解的威胁；他常想着那架被藏匿的大炮，还会把它想像在自己童年住过的一套房子的高雅客厅里，成年累月紧闭着的那样一个房间里。他在饰有花边、褪了色的天鹅绒长沙发间看见了大炮，在一张地毯上，大炮的轮胎满是泥浆，炮架直顶着吊灯；大得把整个大厅都撑满了，还把钢琴上的漆给蹭掉了。
一天晚上，警察跑到工人聚居区，包围了一整座房子。那是一幢外观腐烂的大型建筑，就好像是载着这许多拥挤的人，使这房子的楼层和墙体都走样了，甚至也把这些人化为了一摊结上硬壳和老茧的多孔老肉。
他们围着塞满垃圾桶的院子，沿着每层走廊里那生着锈的歪斜栏杆跑着；在这些栏杆上，在栏杆和栏杆之间拉成的细绳上，挂的是衣服和碎布，而走廊里的门窗[66]上，门不是用玻璃，而是用木头做的，走廊被黑色的暖气管道穿过，每层楼的走廊尽头，都是厕所的棚屋，整座房子都是这样，从外面看，一个厕所架在另一个之上，活像脱了皮的塔楼，走廊被半楼上房间的小窗户隔开，窗户里响彻了缝纫机的声音，弥漫着汤汁的雾气，那声音，那雾气一直涌到顶楼，涌到阁楼里的铁栅栏上，涌到歪斜的屋檐下，涌到像烤箱一样大开着的破旧天窗前。
破旧楼梯的迷宫从地下室一直到屋顶，穿过这个老房子的身体，就像是有着无数分支的黑色血管，楼梯上，半楼上房间的门和混杂套房的门大开着，就像是随意散落在那里的。警察们上去了，无法改变自己脚步发出来的凄凉声响，尽量去辨别门上被标出来的名字，他们排着印度队形[67]地在那些轰隆作响的走廊里转了又转，旁边尽是些探出脑袋来的孩子，还有头发散乱的女人。
巴拉维诺在他们中间，戴着难以叫他们认出的机器人头盔，那头盔在他云状的天蓝色眼睛里投下了生冷的阴影；但他仍为含糊的心烦意乱所折磨。他们被告知，他们的敌人，他们警察的敌人，也就是奉令行事人的敌人，就藏在那座房子里。警察巴拉维诺从那些半掩着的门，带着惊愕地望着房间里面：在每一座衣橱里，在任何一条门窗的边框后，都有可能藏匿着可怕的武器；为什么每一位房客，每一个女人，都带着混杂了焦虑的痛苦望着他们？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是敌人，为什么他们不可能都是敌人？在楼梯的墙后面，被扔到垂直走向管道里的垃圾扑通扑通地掉了下去；难道不可能是他们正在加紧清除的武器吗？
他们下到一个低矮的房间里，一小家人正围着铺上红格子布的餐桌吃晚饭。孩子们都在大喊大叫。只有坐在爸爸膝盖上吃饭的最小的家伙，正用黑色而充满敌意的眼睛，一声不吭地望着他们。“我们有搜查房子的命令，”队长说道，稍稍做了个立正的姿势，他胸前的彩色绶带就跟着蹦了一下。“圣母玛利亚！帮帮我们这些可怜人！帮帮我们这些一辈子老实的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说道，双手捂住心口。爸爸穿着T恤衫，他浅肤色的宽脸被难剃去的硬胡子缀得星星点点；正在给小孩一勺勺地喂食。他先是斜着看了他们一眼，可能还有点讽刺的意思；然后就耸了耸肩，继续照料着孩子。
房间里满是警察，多得都转不了身。队长下达着无意义的命令，不是在指挥，而是在添乱。巴拉维诺惊愕地望着每一件家具，每一座橱柜。那个穿T恤的男人，是了，他就是敌人：如果那以前他还不是，现在肯定已经无法挽回地变成了敌人，他看着抽屉被打翻，圣母和他们去世亲人的画给从墙上撕了个干净。如果他是他们的敌人，是了，那他的家里自是布满了埋伏：在五斗柜的每一层抽屉里，都可能规规整整地藏着给拆卸掉的冲锋枪；如果打开碗橱的小窗户，挂在里面的步枪刺刀可能会直戳进他的胸前；钩在挂衣架上的外套下面，可能就吊着金光闪闪的送弹带；每一口深平底锅和浅平底锅都孵着一个小心翼翼的手榴弹。
巴拉维诺笨手笨脚地活动着自己修长而纤细的臂膀。把一个抽屉弄得叮咚作响：匕首？不：餐具。又把一个书包摇得轰鸣不止：炸弹？书。卧室里拥挤得无法穿行：两张双人床，三张小床垫，两块草褥摊在地上。而在房间的另一头，一个小孩正坐在一张小床上，因为牙痛，啼哭了起来。警察巴拉维诺早就想在那些床中间打开一条通道来安抚他了；但如果他是在给一座伪装的军火库放哨怎么办，如果在每张床铺下都藏着一架迫击炮的炮筒？
巴拉维诺转了又转，不放过任何一处。他尝试打开一扇门：怎么都打不开。也许是大炮！他把大炮想像在孩童时住过那套房中的高雅客厅里，那里有一瓶假玫瑰，从炮口里冒了出来，在机枪护板上还有花边饰带，陶土做的小雕像被无辜地搁在高低机上。门突然打开了：那不是一个大厅，而是一个储藏间，里面有些脱了座垫的椅子，还有些箱子。都是达那炸药吗？是了！巴拉维诺在地上看到了两道轮胎的痕迹；什么用轮子走的东西，通过逼仄的过道，被拖出过房间。巴拉维诺跟着车痕走。那是一位正在尽可能快地推着轮椅走的老爷爷。那个小老头为什么要逃？也许那盖在他腿上的被子是用来藏住一把斧子的！我经过他身边时，老头就会一刀把我的头劈成两半！于是他去了卫生间。那里会有什么秘密？巴拉维诺跑到走廊里，但是那小笼子[68]的门打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扎红蝴蝶结的小女孩，怀中抱着一只猫。
巴拉维诺觉得应该跟小孩们做朋友，问他们话。他举起一只手要来抚摸猫。“漂亮的小家伙，咪咪，”他说。那猫几乎是冲着他地跳开了；那是一只灰色的瘦猫，短毛，精瘦精瘦的。它龇着牙，像狗一样地跳动着。“漂亮的小家伙，咪咪，”巴拉维诺尝试着抚摸它，就好像对他来说，所有的问题都集结在要和那只猫交上朋友。那猫却突然斜着偏离了方向，逃掉了，还不时转过身来，怀有敌意地看上几眼。
巴拉维诺在走廊里大跨步地跳开了，追着那猫。“咪咪，漂亮的小家伙，咪咪，”他说。他进到一个房间，那里两个姑娘正伏在缝纫机上干活。地上有着成堆的碎布头。“是武器？”警察巴拉维诺问道，还用脚拨开布料，却走不动路了，他的脚给缠上了玫瑰色和淡紫色的布料。姑娘们笑了。
他转过一个过道和一段楼梯；那猫有时好像是在等他，然后等他靠过去了，它又会双爪僵直地跳走。他出去来到另一条走廊上：那里堵着一辆轮子悬空的自行车；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小个子男人正把轮胎浸到一盆水里找洞。那猫已经跑到另一头去了。“借过，”警察说。“有了，”小个子男人说着，也请他来看：从水里的轮胎中，升起了上千个小泡泡。“请允许？”也许这完全是为了拦住他的去路，或是为了把他从栏杆上扔下去？
他过去了。在一个房间里，只有一张小床垫，还有一个仰卧着的小年轻，他上半身赤裸着，一头鬈发下，他正用双手抽着烟。神情可疑。“抱歉，您看见一只猫没有？”这对能在床下搜查是个很好的借口。巴拉维诺伸出一只手去摸，却被啄了一下。跳出来一只母鸡，它是不顾政府法令被藏在家里饲养的。光着上身的年轻人睫毛都没动一下：继续躺着抽烟。
警察穿过一个楼梯平台，来到一个戴眼镜的制帽人的实验室里。“搜查……命令……”巴拉维诺说，那里有一叠帽子：礼帽，草帽，大礼帽，掉下来并撒了一地。那猫从一面窗帘中跳出来，迅速地玩了一下帽子，逃开了。巴拉维诺再也不知道自己是生那只猫的气了，还是只想成为它的朋友。
在一个厨房里，有一个戴邮差帽的小老头，他的裤子是卷着的，正在洗脚。他刚看见警察，就奸笑着向他示意了一下另一个房间。巴拉维诺探了探头。“救命，”一个几乎是裸体的肥太太大叫道。一向贞洁的巴拉维诺赶紧说了句：“对不起。”邮差还在奸笑，双手撑在双膝上。巴拉维诺穿过厨房，去了阳台上。
整个阳台都被晾着的衣服挂满了，就像飘着旗子一样。警察巴拉维诺在那白色封闭的过道里，在那个床单的迷宫中走着；那猫不时擦过床单的边角，现出身来，然后又贴在另一张床单下隐去了。巴拉维诺突然害怕自己会迷路；也许他已经与外界隔离，他的战友已经撤离了这座建筑，而他则正好给那些被冒犯的人囚禁起来，被那些展开的白色衣物囚禁起来。最后，他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从一堵小墙上露出了头。底下，打开了那个院子的天井，在铁制的走廊周围，已经点起了灯火。沿着栏杆，上上下下的楼梯上，巴拉维诺不知是怀着宽慰还是带着焦虑地看见像蚂蚁一样攒动的警察，还能听到命令声，受惊的叫喊声，抗议声。
那猫就坐在他身边的小墙头上，晃着尾巴，漠然地朝下望着。但他一动，它就跳开了：一小段楼梯通往一间阁楼，那猫就在那里消失了。警察跟着它上去：他不再怕了。阁楼里几乎是空的：外面的月亮已经在黑色的房子上呈出了光泽。巴拉维诺脱下了头盔：他的脸又人性化起来，那是一个金黄头发小伙子消瘦的脸庞。
“一步也不要走了，”一个声音说，“你在我手枪的射程之内。”
在一扇大窗户前的台阶上，蹲着一个长发垂肩的姑娘，她化了妆，穿着丝袜，没有鞋子，正在夜晚前的最后几道光下，在一份完全是由插图和很少的印刷体句子做成的杂志上，用感冒的声调吃劲地读着。
“手枪？”巴拉维诺说，他抓住她的手腕，就像要把她的拳头打开。她刚动了一下胳膊，她的胸膛就像一小口港湾一样展了开来，蜷成了一个球般的猫从里面跳到空中，冲着他，警察巴拉维诺而来，龇着牙。但警察早已明白，这只是场游戏。
它逃到屋顶上，那猫，而巴拉维诺就在矮栏杆上伸出头去，注视着它自由而稳健地跑在屋瓦上。
“玛丽看见在她的床上，”那姑娘继续读道，“穿着燕尾服的男爵对准了武器。”
周围，在那些像塔楼一样高耸而孤僻的工人屋子里，亮起了光。警察巴拉维诺看着身下的巨大城市：几何形的铁建筑在工厂的围墙里矗起，一簇簇的云朵在烟囱筒上游移着，穿过天空。
“您想要我的珍珠吗，恩里科先生？”那个鼻子不通气的声音仍在固执而吃劲地念着。“不，我要你，玛丽。”
起了一阵风，巴拉维诺看见，面对着自己的，是那一大片错综复杂的水泥和钢铁；豪猪从成千上万的藏身处里竖起它的刺。他在敌人的土地上已是只身一人。
“我既有钱又有风度，住在一座豪华的房子里，我有用人也有珠宝，我对生活还能有什么要求呢？”那个姑娘继续读着，她的黑头发像雨帘一般垂落在带有插图的页面上，那上面有着蛇一般的女人，和笑容光亮的男人。
巴拉维诺听见了口哨声，还有发动机的隆隆声：警队正在离开这建筑。他真想逃在天空中的朵朵云彩下，把他的手枪埋在地上挖出来的一个大洞里。
城市里的蘑菇
从远方吹进城里来的风，给城市带来了不同寻常的礼物，只有少数一些敏感的灵魂才会发现这事，就好像对干草感冒的人，其他土地上的花粉会让他们直打喷嚏。
一天，谁知道从哪里送来一阵裹着孢子的风，吹到城里一条路边的花坛里，于是几簇蘑菇就在这里发了芽。没有人发现这事，除了小工马科瓦尔多，他每天早上正是在那里乘电车。
这个马科瓦尔多，有一双不是很适合城市生活的眼睛：标识牌，红绿灯，陈列柜，霓虹灯，宣传画，对那些好考究的人，这些东西也许还能吸引吸引注意力，但从来不能叫马科瓦尔多的目光停留过，他看这些东西就好似扫过沙漠里的沙子。然而，树枝上一片发黄的树叶，纠缠在瓦片上的一根羽毛，却从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没有一只马背上的牛虻，没有一个桌上的蛀虫洞，没有一块人行道上被碾扁的无花果皮，是他不注意的，不用来作为推理的对象的，通过它们，可以发现季节的变化，理解自己灵魂中的愿望，体会对自身存在的痛苦。
于是一天早上，在等着电车把自己带到那个他做体力活的公司去时，在站牌附近，他找到了什么不同一般的东西，就在沿着林荫道的那片既不结果又生着硬皮的土地里：在某些地方，比如树桩上面，好像是隆起了一堆堆肿块，然后还一个个地迸裂开来，露出了那圆形的地下躯体。
他蹲下身来系鞋带，又仔细看了个清楚：是蘑菇，真正的蘑菇，它们正从城市的中心冒出头来！马科瓦尔多觉得，那个曾包围着他的灰色吝啬世界陡然变得慷慨起来，满是秘密的财富，除了以钟点计算的合同薪金外，除了工资补贴外，除了家庭津贴费外，还可以从生活中指望点别的什么东西了。
工作时，他比平时心不在焉：他想，就当自己在那里卸包裹和箱子时，在泥土的黑暗中，那些安静，迟缓，只有他认识的蘑菇，正在酝酿着自己多孔的果肉，正吸收着地下的汁液，撑破土块的硬皮。“只要一夜的雨水，”他自言自语道，“就已经可以收获了。”他等不及要把这个发现和妻子与孩子们一同分享。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在寒酸的午饭饭桌上，他这样宣布道，“一个星期内，我们就可以吃上蘑菇啦！一盘炸蘑菇！我跟你们保证！”
对还不知道蘑菇是什么东西的最年幼的孩子，他是满怀激情地解释了蘑菇众多品种的美丽，其味道的细嫩，甚至还解释应该怎样来烧蘑菇；就这样，他把妻子也拉进讨论中来，直到那时，她一直都显得颇为怀疑和漫不经心。
“那，这些蘑菇在哪里？”孩子们问道。“告诉我们它们长在哪里！”
对于那个问题，马科瓦尔多的热情一下子被一种怀疑的推理给制止住了：“如果现在我跟他们说在什么地方，他们肯定会和平常一起玩的那些小调皮一块去找蘑菇，这样，整个街区就会到处散布这消息了，而蘑菇最后就会落到别人家的长柄平底锅里了！”这样，那个曾迅速用普遍爱心来填满自己心灵的发现，现在却使他对占有蘑菇狂热起来，使他被嫉妒和怀疑的担心包得严严实实。
“蘑菇地我知道，也只有我知道，”他跟孩子们说，“如果你们漏一个词出去，你们可就倒楣了。”
第二天早上，他走近电车站时，是满心的焦虑。他蹲在花坛边，心下宽慰些许地看了会蘑菇，它们长了一点，但不是很多，几乎还完全藏在泥土地下。
他蹲的幅度很大，以至于没发现背后有人。他突然站起身，尽力摆出一幅冷漠的神情。有个清洁工，撑在自己的扫帚上，在看他。
这个在他管辖区里长着蘑菇的清洁工，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瘦高个。他叫阿玛蒂吉，马科瓦尔多看不惯他已有一段时日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那些戴眼镜的总是让他心生厌烦，他们总是盯着沥青路，要清扫掉一切自然的痕迹。
那是个星期六；马科瓦尔多闲下大半天的时间，装出心不在焉的模样，在花坛附近转悠，远远地监视着清洁工和蘑菇，同时算计着还需要多长时间蘑菇能长好。
晚上下雨了：就像农民们在成月的干旱后，单听见几滴雨声，就能从睡梦中醒过来，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就这样，马科瓦尔多，整座城里唯一一个，倏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呼唤着家人。“是雨，是雨，”他努力呼吸着从外头传进来的湿尘味和新鲜霉味。
拂晓时，也就是星期日，他和孩子们一起，拎着个借来的小篮子，赶紧跑到花坛边。蘑菇出来了，直直地挺在菇柄上，菇盖高耸在泥土外，还浸着雨水。“太好啦！”他们扑过去采起了蘑菇。
“爸爸！你看那边那个先生捡了多少蘑菇啊！”米凯利诺说，父亲抬起头，看见阿玛蒂吉正站在他们旁边，胳膊下也挽了个小篮子，篮子里装满了蘑菇。
“啊，您也来采蘑菇？”清洁工说。“那就说明这蘑菇没问题可以吃了？我摘了一些，但不是很有把握……路的那头，还生出来一些更大的蘑菇……好了，现在我知道可以吃了，我得去通知我的亲戚，他们还在那里讨论是该采摘呢，还是该丢掉别管……”然后就大步走开了。
马科瓦尔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有他没发现的更大的蘑菇，一场从没希冀过的收获，就这样在他鼻子底下给夺走了。他几乎是被忿恨，被暴怒气僵在那里，好一会不得动弹，然后——就像不时会发生的那样——那种个人激情的崩溃转变成一种慷慨的冲动：“嘿，你们大家！今天晚上你们想来一盘炸蘑菇吗？”他冲着簇拥在电车站里的人群吼道。“在这条路上长出了好些蘑菇！你们跟我来！每人都有份！”于是他就跟在阿玛蒂吉后面，而他自己已是被一大群胳膊上挂着雨伞的人尾随着，因为天气还很湿润，阴晴不定。
所有的人都找着了蘑菇，因为没有篮子，他们就把伞打开来装。有人说：“如果大家中午能一起吃个饭，该多好啊！”然而每个人都是捡了自己的蘑菇，就奔回自己家了。
但他们很快就又见面了，甚至就是当天晚上，就在医院的同一间病房里，洗了胃后，大家都被从中毒中拯救出来，不是很严重，因为每个人吃掉的蘑菇量都相当有限。
马科瓦尔多和阿玛蒂吉的病床挨得很近，他们是怒目相视。
市政府的鸽子
鸟们迁徙时遵循的路线，不管是往南还是往北，不管是秋天还是春天，都很少穿过城市。在田地划有条纹的圆丘上，沿着森林的边界，大群的鸟高高地切过天空，好似时而顺着一条河流或一道山谷沟壑的曲线，时而跟着轻风那看不见的线路。但是，每当一座城市铁链一般的屋顶刚刚挡在它们面前时，它们就会远远地离开。
但是，有一次，一队秋季丘鹬却出现在一条街道的一线天上。只有马科瓦尔多发现了它们，他走路的时候总是鼻子朝天。他那时正在一辆三轮运货车上，看着鸟们，蹬车蹬得更猛了，就好像要去追赶它们一样，他被一种自己就是猎人的幻想攫住，尽管除了士兵的枪，他还从来没有挎过别的任何枪。
这样蹬着，眼睛盯着飞翔的鸟，他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央，信号灯正红着，周围全是车，他差一点就要被撞到。就在一个长着绛紫色脸庞的警察在小本子上记录下他的名字和地址时，马科瓦尔多还在用目光追寻着天空中的那些翅膀，但是它们早已无踪影了。
在公司里，一张罚款单带来了尖锐的指责。
“你连红绿灯都不懂？”主任对他大吼道。“你到底在看什么，空脑袋？”
“一大群丘鹬，我在看……”他说。
“什么？”作为一个老猎人的车间主任，听了以后是两眼放光。马科瓦尔多就叙述起来了。
“星期六我要带上狗和步枪！”主任说，愉快极了，早就忘了发脾气。“在丘陵上，鸟们已经开始经过了。那肯定是一群被上面猎人吓怕的鸟，就拐到城市上方来了……”
于是那一整天，马科瓦尔多的脑子里就一直在磨着，就像一口磨一样地磨着。“如果星期六，这是有可能的，如果丘陵上满是猎人，谁知道有多少丘鹬会掉在城里；如果我足够厉害，星期天我就能吃上烤丘鹬了。”
马科瓦尔多住着的公寓里，屋顶上有个阳台，上面挂着铁丝，是用来晾衣服的。马科瓦尔多就和自己的两个孩子爬了上去，带着装着粘鸟胶的圆桶，一把刷子，还有一包玉米。当孩子们把玉米粒撒在四处时，他就把粘鸟胶涂在栏杆上，铁丝线上，烟囱顶部的边框上。他涂得太多，以至于米凯利诺，他最小的孩子，在玩耍的时候，差点把自己也粘在上面。
那天晚上马科瓦尔多梦见屋顶上布满了被粘鸟胶粘住一跳一跳的丘鹬。他更为贪吃和懒惰的妻子，梦见已经烤熟的鸭子摆在烟囱的顶部。他浪漫的女儿，梦见了可以装饰帽子的蜂鸟。米凯利诺梦见在上面找到一只鹳鸟。
第二天，每过一小时，孩子中的一个就跑到屋顶上去检查：也就是在天窗上稍稍地露出点头，因为这样一来，如果其时鸟们正好要栖落，就不会受惊了，然后孩子再回到下面去汇报消息。消息从来就没好过。直到，接近中午的时候，保利诺回来时大叫道：“有了！爸爸！你快来！”
马科瓦尔多带着一只口袋爬到上面去。被粘鸟胶粘住的是一只可怜的鸽子，一只城里那种灰色的鸽子，它们早已习惯了人群，习惯了广场上的聒噪。其他鸽子在周围飞来飞去，忧伤地注视着它，而它，正在试图把翅膀从自己轻率搁脚的那团糊状物上摆脱出来。
当马科瓦尔多一家人正在剔那只瘦弱多筋、被烤熟鸽子的骨头时，他们听见了敲门声。
那是房东家的仆人：“太太找您！请您赶紧来！”
他非常担心，因为他已经有六个月欠着房租了，害怕她要逐他们出去，马科瓦尔多去了太太的房子，是在楼里的第二第三层。他刚进大厅，就看见那里已经有一个访客了：那个绛紫色脸的警察。
“您过来，马科瓦尔多，”太太说。“有人告知我，在我们的阳台上，有人捕猎市政府的鸽子。您什么都不知道吧？”
马科瓦尔多感到自己都要冻僵了。
“太太！太太！”就在那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叫道。
“怎么了，特莱萨？”
洗衣女工进来了。“我去阳台上晾衣服，所有的衣服都给粘在上面了。为了取下来我就拽了一下，可是给撕破了！所有的衣服都扯坏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马科瓦尔多一手护住胃，就好像不能消化一般。
饭盒
那个被唤做“饭盒”的又圆又扁的容器的乐趣首先在于它是可以拧下来的。单是这个拧盖子的动作就足可以吸引嘴里的口水了，尤其是如果还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当然，因为是他妻子每天早上给他准备的饭盒。揭开饭盒，能看见里面被捣碎的食物：小香肠煮兵豆，或者是熟鸡蛋加甜萝卜，再或者是玉米糊配鳕鱼干，一切都在那片圆周区域中被安排得很好，就好像在地图上，大陆是大陆，海洋是海洋，即使东西不多，也有丰盛厚实的效果。盖子一旦被揭开，就成了盘子，于是就有了两个容器，就可以开始分配盒里的东西了。
小工马科瓦尔多，拧开饭盒后，迅速吸了口饭香，伸手去拿他总是随身携带在口袋里被包裹起来的餐具，这是从他不回家吃饭，而是改为用饭盒吃午饭以后开始养成的习惯。用叉子捣的前几下是用来唤醒那有点僵掉的食物的，并给它一种刚刚备上桌的菜的立体感和吸引力，那里头的食物已经蜷缩成一团好几个小时了。于是他观察起来，东西不多，他就想了：“最好慢慢吃，”可那前几叉的饭却被极为迅速和贪婪地送到了嘴边。
第一种滋味，是感到冰凉进食的悲伤，但是很快就能愉悦起来，因为会重新找到熟悉的饭桌上的味道，这味道被复制到一个不寻常的布景中去。马科瓦尔多这时已经徐缓地咀嚼了起来：他坐在一条林荫道的长椅上，靠近他工作的地方；因为他家很远，中午时回家是既浪费时间，也浪费电车票上的孔，于是他就改用饭盒吃中饭，还特意买了饭盒，在露天吃饭，看着过往的行人，然后在一口喷泉里接水喝。如果是秋天，还有太阳，可以选择阳光所及之处；红色光亮的树叶从树上掉下，给他用来当餐巾纸；香肠皮扔给流浪狗吃，它们很快就跟他交上了朋友；在路上没有人经过的时候，麻雀会拾起面包屑。
他在吃饭的时候，想着：“为什么我妻子做的菜我在这里会喜欢，然而在家里，伴着会从每一场谈话中蹦出来的吵架、哭泣、债务，我却无法喜欢那菜？”然后他就想了：“现在我想起来了，这些是昨天晚饭的剩菜。”这就又让他不快起来，也许是因为他不得不吃冰冷的、有点腐败的剩菜，也许是因为饭盒的铝皮给食物传出一种金属的味道，但在他脑子里萦绕的想法是：“看看，一想到我妻子，连远离她的中饭也能被毁掉。”
就在那会，他发现自己都快吃完了，很快他又感到，那菜里有什么非常味美和罕见的东西，于是他又满怀着热情和虔诚地，吃掉了饭盒底部的最后一点残余东西，也就是那些闻起来最有金属味的东西。然后，他注视着空旷而油污的饭盒，悲伤再一次袭他而来。
于是他把一切都裹了起来，塞进了口袋，站起来，回去劳动还早，在大衣宽敞的口袋中，餐具冲着空荡的饭盒打着鼓。马科瓦尔多去了一家酒馆，让人给他倒上一杯满到杯子边缘的酒；或者是一杯咖啡，小口小口地饮；然后他看看玻璃橱柜里的糕点，看看救生员[69]牌的甜点纸盒，劝服自己不是真的想要那些，劝服自己真的是什么都不想要，他又看了一会桌上足球赛，是为了说服自己只是在消磨时间，而不是兴趣喜好使然。他又回到路上。电车里重新挤满了人，接近回去上班的时间了；他也往回走。
马科瓦尔多的妻子，因为她自己的原因，有时候会买上大量的香肠。然后接连三天晚上，马科瓦尔多总会在晚饭中找到香肠配萝卜。现在，那香肠该是狗肉做的了；单是那味道就足以让他丢了胃口。至于萝卜，那种苍白而暧昧的蔬菜，是唯一一种马科瓦尔多从来就不能忍受的植物。
中午的时候，他又在饭盒里找到了那道冰凉而油腻的香肠配萝卜。他是那般健忘，仍旧是充满好奇和馋嘴地拧开了盖子，一点都记不得那菜他昨天晚饭时已经吃过了，于是每天都是同样的失望。第四天，他把叉子插了进去，又一次闻到那味道，他从长椅上站起来，手里举着敞开的饭盒，心不在焉地在路上走着。行人们看见这个男人一手拿着叉子，另一手举着一盒香肠地散着步，就好像是还没决定好要把这第一叉饭送进嘴里。
一个男孩从一扇窗子里说：“嘿，你，男人！”
马科瓦尔多抬起了眼睛。在一幢殷实别墅的夹楼间，一个男孩的胳膊肘正撑在窗台上，窗台上搁着一盘菜。
“嘿，你，男人！你在吃什么？”
“香肠烧萝卜！”
“你真有福！”男孩说。
“唉……”马科瓦尔多含糊地说。
“你想想，我得吃炸脑子……”
马科瓦尔多望着窗台上的盘子。那里有一盘炸脑子，柔软而弯曲的就像是一堆云。他的鼻孔在颤抖。
“为什么：你不喜欢吗，脑子？……”他问男孩。
“不喜欢，他们把我关在这里受罚，因为我不想吃脑子。但我还是要把这菜从窗户里扔掉。”
“那香肠你喜欢吗？……”
“哦，当然，那就像条蛇……我们家从来不吃……”
“那么你把你的盘子给我，我给你我的。”
“太好了！”男孩高兴坏了。他把自己那花饰陶制的盘子递给了男人，连带着那把饰满花纹的银叉子，而男人则把饭盒递给他，里面有把锡做的叉子。
这样，他们两人都吃了起来：男孩在窗台上，马科瓦尔多坐在对面那边的长椅上，两人都舔着嘴唇，说是从没有尝过如此美味的食物。
突然，男孩的身后出现了一位女管家，双手架在髋部。
“少主人！我的上帝！您在吃什么？”
“香肠！”男孩说。
“谁给您这香肠的？”
“那边那位先生，”他指了指马科瓦尔多，马科瓦尔多停下了对那一口脑子缓慢而勤奋的咀嚼。
“您快扔掉！我都听到了什么呀！您快扔掉！”
“但很好吃……”
“您的盘子呢？叉子呢？”
“在那位先生那里……”他又指了指马科瓦尔多，马科瓦尔多正把叉子举在空中，叉子上刺着一块被咬过的脑子。
那女人就叫了起来：“抓贼啊！抓贼啊！那餐具！”
马科瓦尔多站了起来，又看了会剩下一半的炸脑子，来到窗子旁，把盘子和叉子搁在窗台上，鄙视地盯着女管家，退出身去。他听见饭盒滚到了人行道上，男孩的哭声，窗子被不客气关上的响声。他弯下身来捡饭盒和盖子。饭盒和盖子有一点点擦伤；盖子再也拧不顺了。他把东西都塞进口袋里，去劳动了。
黄蜂疗法
冬天去了，却留下了风湿痛。正午微弱的太阳使一天喜悦起来，马科瓦尔多坐在一张长椅上，看了几个小时的树叶吐芽，等着回去工作。一个小老头来到他身边坐下，在那身缝缝补补的大衣里驼着背：他是某个里奇耶里先生，退了休，在世上是孤身一人，也是洒满阳光的长椅的常客。这个里奇耶里先生不时会抽一下身子，大叫道：“啊呀！”然后在他的大衣里驼得更厉害了。他患有风湿病，关节痛，腰痛，这是他在潮湿寒冷的冬季里落下来的病，可这病却会一年四季地伴随着他。为了安慰那老头，马科瓦尔多就给老头解释自己的，他妻子的，还有他的大女儿伊索丽娜的风湿病各个阶段的不同情况，伊索丽娜那个小可怜，成长得不是很健康。
马科瓦尔多每天把中饭裹在新闻纸里；他坐在长椅上，将报纸打开，把那份皱巴巴的报纸递给迫不及待伸手而来的里奇耶里先生，一边说：“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消息，”他总是带着永远相同的兴趣来读报，即使那是两年以前的。
于是有一天，他在报纸里找到了一篇文章，介绍用蜜蜂毒汁治愈风湿的方法。
“可能是用蜂蜜，”马科瓦尔多说，他总是倾向于乐观主义。
“不，”里奇耶里说，“是用毒汁，这里说了，是用那蜇针里的毒汁，”他于是给马科瓦尔多读了几段。他们长时间地讨论了蜜蜂，讨论了它们的功效，还有采用这种治疗要花费多少钱。
自那以后，马科瓦尔多在路上走时，总是竖着耳朵听各种嗡嗡声，用目光追随着飞在他身边的各种昆虫。就这样，他观察到一只黑黄相间、长有巨大腹部的黄蜂的盘旋，还看见它挤进了一棵树的树洞，其他的黄蜂正从里面爬出来：那里嘁嘁喳喳的声响和黄蜂的来来往往说明树干里有一个完整的黄蜂巢。马科瓦尔多立刻开始了追捕。他随身带着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还留有两指深的果酱。他把打开的瓶子靠近树旁。很快一只黄蜂就被那甜味吸引，嗡嗡飞来，钻进去了；马科瓦尔多敏捷地用纸盖捂住了瓶子。
他一看见里奇耶里先生，就说：“快，快，我这就来给您来注射！”还给他看了看那个小瓶子，里面囚禁着那只愤怒的黄蜂。
小老头犹豫不决，但马科瓦尔多怎么都不愿推迟试验，并且坚持就在那里做这个试验，在他们常坐的长椅上：病人都不需要脱衣服。里奇耶里先生怀着恐惧与希望，撩起大衣，外套，衬衫的衣角边，在内衣有洞的地方拨开一处，露出他常腰疼的地方。马科瓦尔多把瓶口贴在那里，扯走用来做瓶盖的纸片。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发生；黄蜂静止不动：它睡着了吗？马科瓦尔多为了叫醒它，就敲了瓶子底部一下。这一敲真是必要：昆虫直冲向前，把蜇针戳进了里奇耶里先生的腰部。老头发出一声尖叫，疼得直跳，并像走正步的士兵那样走了起来，一边揉着被叮的地方，像小麦脱粒一般吐出了一连串含糊不清的骂人话，类似于：“猪猡……猪猡……”
马科瓦尔多十分满意，那小老头从没有这么雄赳赳地挺过身子。但一个警察在那附近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马科瓦尔多挽上里奇耶里的胳膊，吹着口哨地离去了。
他回家时瓶子里又装着另一只黄蜂。说服他妻子也给戳一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最后他还是说服了她。过了一会，女人只是抱怨了一下被黄蜂刺过的灼痛。
马科瓦尔多于是开始全速投身于捕捉黄蜂的活动之中。他给女儿也注射了一次，然后又给妻子来了一针，因为只有系统的疗法才能奏效。然后他决定也给自己扎上一针。大家都知道孩子们是怎么样的，他们嚷嚷着：“我也要，我也要，”但马科瓦尔多更愿意让他们带上瓶子，打发他们去逮新的黄蜂，以供应每天的消费。
里奇耶里先生来家里找他；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小老头，乌尔力科骑士[70]，他拖着一条腿，想立即开始疗程。
消息传开了；马科瓦尔多现在是持续工作：他总有半打黄蜂作为备用，每一只都待在自己的玻璃瓶里，被列在搁板上。他把玻璃瓶敷在病人的背部，就好像在打针，然后抽掉纸盖，等黄蜂蜇过以后，他就以一个颇有经验的医生的手，从容地擦抹酒精棉。他家只有一个房间，那里睡着整个一家人；他们用一面临时屏风把房间分成两半，这边是候诊室，那边是诊室。马科瓦尔多的妻子把顾客领入候诊室里，并在此收取诊费。孩子们带着空瓶子，跑到有黄蜂巢的地方去，准备供给。有几次，黄蜂也叮过他们，但他们几乎都不再哭了，因为他们知道黄蜂有益于健康。
那一年风湿病就像章鱼的触角一样在人们中蔓延开来；马科瓦尔多的疗法远近闻名起来；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看见自己可怜的阁楼里拥满了一小群饱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总是一手按着腰背或捂着胯部，有些人还是衣衫褴褛的乞丐相，其他人则是阔绰人的模样，他们都被那个新颖的疗法吸引而来。
“快，”马科瓦尔多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你们拿上瓶子，给我去捉尽可能多的黄蜂回来。”孩子们就去了。
那是有太阳的一天，路上嗡嗡嚷着很多黄蜂。孩子们已经习惯在离有黄蜂巢的那棵树远一些的地方捕捉，专找独自行动的黄蜂。但那天，米凯利诺，为了尽快地逮到更多的黄蜂，就在那个黄蜂巢开口旁捉起了黄蜂。“得这样做，”他对弟兄们说着，一只黄蜂刚停落，他就把它赶到瓶子的上方，企图这样逮住它。但是那只黄蜂每次总是飞走，并在离黄蜂巢越来越近的地方歇脚。现在它就停在树干洞口的边缘了，米凯利诺正要把它从瓶口赶进瓶中时，他听到另外两只巨大的黄蜂朝他猛扑而来，就好像要蜇他的脑袋。他躲开了，但仍感到了针刺的剧痛，他痛得直叫唤，瓶子也丢掉不管了。但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担心很快就抹去了他的疼痛：瓶子掉进黄蜂巢的洞里去了。再也听不见嗡嗡声了，再没一只黄蜂从那里头出来了；当从黄蜂巢里爆出一朵厚厚的黑云，并伴着震耳欲聋的嗡嗡声时，米凯利诺连喊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后退了一步：所有的黄蜂都被激怒了，成群地飞了出来。
弟兄们听到米凯利诺大喊了一声，还跑了起来，他这一辈子从也没这么跑过。就像是用蒸汽来跑的，因为他身后的那团黄蜂云就像是烟囱里的浓烟。
一个被追赶的孩子能往哪里逃呢？往家里逃！米凯利诺就是这样的。行人根本就来不及明白那个介于云雾和人形之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但见它伴着混上嗡嗡声的巨响，在街上全速飞奔。
马科瓦尔多正在对他的病人说：“你们要有耐心，黄蜂马上就到，”当门打开时，那一大群黄蜂就闯进了房间里。他们甚至都没有看到把脑袋一头埋在水缸里的米凯利诺：整个房间里满是黄蜂，还有徒劳挥舞着胳膊企图赶走黄蜂的病人们，可风湿病患者的动作却是奇迹般地敏捷，他们僵硬的四肢在剧烈的动作中变得灵活自如。
消防队员来了，然后是红十字会的人。马科瓦尔多躺在他医院里的病床上，被蜇得浑身浮肿难以辨认，他的顾客在病房里其他病床上对他破口大骂，他一声都不敢回。
高速公路上的森林
寒冷在世界上的游移有着上千种的形态和上千种的方式：在海上，它就像一群马匹在奔跑，在田野上，它就似一群蝗虫猛扑而至，在城市中，它就如一叶刀片，切入街道，钻进没有暖气房间里的裂缝。那天晚上，在马科瓦尔多的家里，最后的几根干树枝也没了，于是一家人就都裹在大衣里，看着炉子里的火炭渐渐黯淡下去，看着自己每呼吸一次都要从嘴巴里升起的团团雾气。他们什么都不再说了；那团团雾气就在替他们说话：妻子把这气吐得很长很长，就像是在叹息，孩子们把这气吐得相当专注，就像是在吹肥皂泡，马科瓦尔多一惊一诧地把这气往上喘，就像是什么转瞬即逝的灵机一动。
终于，马科瓦尔多下了决心：“我去弄木头；谁知道能不能找得着。”他把四五份报纸塞进外套和衬衫间，将一把长长的锯子藏在大衣里，就这样在黑夜中出了门，被家人那盈满希望的悠长目光追随着，他每走一步都会发出报纸的窸窸声，锯子也不时地从翻领中冒出来。
去城里弄木头：说得简单！马科瓦尔多立刻朝两条路中间的一小块公共花园走去。那里一个人也没有。马科瓦尔多一株株地打量着光秃秃的植物，想着牙齿正打战、企盼着他的一家人……
小儿子米凯利诺，正在抖着牙齿地读一本童话故事书，这是他问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里讲的是一个伐木工人的小儿子，带着斧子出门，去森林里打柴。“这才是该去的地方，”米凯利诺说，“去森林里！那里肯定有木柴！”他生在城市，长在城市，这森林他甚至都没有远远地看到过。
说干就干，他和两个弟兄商量好了：一个操斧头，一个拿钩子，还有一个拎绳子，他们告别了妈妈，去寻找森林。
他们在灯火通明的城里走着，只能看到房子：至于森林，影子都没见着。他们碰到很少的几个行人，但都不敢问他们哪里会有森林。就这样，他们来到了不再有城里楼房的地方，那里的路也变成了高速公路。
在高速公路的两边，孩子们看见了森林：一片满是奇形怪状树木的茂密植物，遮住了他们的视野。这些树有着纤细的树干，或直挺，或歪斜；树冠扁平而宽阔，形状和颜色都是奇特得可以，一辆汽车疾驰而过，车灯把它们照得通亮。树枝是牙膏形的，人脸形的，奶酪形的，手掌形的，剃刀形的，酒瓶形的，奶牛形的，轮胎形的，被字母组成的单词叶片四处密布着。
“太好啦！”米凯里诺说，“这就是森林！”
他的弟兄着迷地望着月亮从那些奇怪阴影中冒出来：“真美呀……”
米凯利诺立刻提醒他们前来此处的目的：打柴。于是他们就砍倒了一株黄色报春花形的小树，把它劈成了几截，带回家去。
马科瓦尔多载着他孱瘦的几根湿树枝回了家，发现炉子正旺着。
“你们是从哪里弄到的？”他指着广告招牌的残余物惊叹道，由于那广告牌是用胶合木板做成的，所以很快就烧完了。
“在森林里！”孩子们叫道。
“什么森林？”
“高速公路上的那片森林。那里全是树！”
既然如此简单，而且家里又没柴火烧了，马科瓦尔多于是就效仿起孩子们来。他又带着锯子出门了，来到高速公路上。
路警阿斯多尔夫有一点近视，又是晚上，他骑着摩托车执勤，可能需要眼镜才行；但他没说这事，因为害怕有损他的事业。
那天晚上，有人告发了这样一出事，高速公路上有群小孩，把广告招牌弄倒了。路警阿斯多尔夫便出车去检查情况。
在公路的两旁，森林般奇形怪状的形象伴随着阿斯多尔夫，既像是在警告，又像是在招手示意，他便转着那双近视眼，一个个地仔细查看这些形象。是了，借着摩托的车灯，他突然发现一个小鬼头正攀在一块广告牌上。阿斯多尔夫刹住车：“嘿！你在那里干什么？赶紧从上面跳下来！”可那小鬼一动不动，还朝他吐着舌头。阿斯多尔夫靠过去，才发现那是一则奶酪广告，上面是一个舔着舌头的小胖子。“是啊，是啊，”阿斯多尔夫说，又疾驰而去。
过了一会，在一张巨型广告的阴影中，被照出一张惊慌而忧愁的脸庞。“站住！您别想溜！”可并没有人溜：那是一张痛苦的人脸，被画在一张生满鸡眼的脚中间：一则鸡眼药的广告。“哦，抱歉，”阿斯多尔夫说道，跑走了。
治偏头痛药的广告，是一个巨大的人头，他因为头痛而捂住了双眼。阿斯多尔夫经过，车灯照亮了爬在广告顶部的马科瓦尔多，他正举着锯子，想锯下一块木板。马科瓦尔多被车灯照得睁不开眼睛，在那里一动不动，身子是越缩越小，他抓住那个大脑袋上的一只耳朵，锯子已经砍在了额头中央。
阿斯多尔夫仔细地研究了一番，说：“啊，是啊：斯塔帕止痛药！这广告很有表现力！妙极了！上面那个拿着锯子的小矮子象征着偏头痛，痛得把脑袋劈成了两半！我一下就明白了！”然后又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周围寂静而冰冷。马科瓦尔多宽慰地叹了口气，在那个并不舒适的支座上骑稳坐好，继续干起他的活来。在被月亮照明的天空中，锯子锯木头那微弱的唧唧呱呱声在四下里蔓延开来。
好空气
“这些孩子，”职工医疗互助会的医生说，“需要呼吸一点好空气，在一定的高度上，还需要在草地上跑跑……”
医生正坐在半地下室里的床间，他们一小家子人就住在这间半地下室里，医生把听诊器按在小特莱萨的背上，她松脆的肩胛骨就像未长羽毛的小鸟的翅膀。那里有两张床，床上有四个孩子，四个都病了，在两张床的床头和床尾露出头来，面颊发热，两眼放光。
“广场上花坛里的草地行吗？”米凯利诺问。
“摩天大楼的高度行吗？”菲利派托问。
“空气好得可以吃吗？”丹尼艾莱问。
马科瓦尔多，个高，尖瘦，而他妻子，矮小，壮实，他们各用一只胳膊肘，撑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屉柜两侧。然后胳膊肘没动，他们又抬起另一只胳膊，接着再把这胳膊放下来，同时嘟囔道：“他想让我们去哪里，八张嘴，满身的债，他想我们怎么做？”
“我们能把他们弄到的最好地方，”马科瓦尔多指出，“就是街上。”
“好空气我们是会嗅到的，”妻子总结道：“当我们被赶走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得不睡在满天繁星底下了。”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孩子们病初愈，马科瓦尔多就带上他们，领他们到丘陵上去散步。他们住在城里一个离丘陵最远的区域。为了爬到山上去，他们乘电车走过很长一段路程，那电车上拥挤不堪，孩子们只能看到他们周围乘客的腿。慢慢地，电车腾空了；在终于空下来的车窗外，出现一条正在上坡的林荫道。就这样，他们到了底站，开始步行。
那是初春；一点温热的阳光就已叫枝头开满了花。孩子们到处张望着，有点不知所措。马科瓦尔多引他们上了一条台阶路，这路被绿色簇拥着往上爬。
“为什么会有上头没房子的台阶？”米凯利诺问。
“这不是一座房子的台阶：这就好像一条路。”
“一条路……那车子怎么爬楼梯呢？”
周围有些花园的护墙，护墙里面是树木。
“没有屋顶的墙……是炸弹轰掉的吗？”
“这些是护院……某一种院子……”父亲解释道。“房子在里面，在那些树后面。”
米凯利诺摇了摇头，不是很信服的样子：“但院子是在房子里面的，又不是在外面的[71]。”
特莱西纳[72]问道：“在这些房子里住着树吗？”
他们爬得很慢，马科瓦尔多感到自己身上那种仓库里的霉味正在褪去，在那个仓库里，他每天要搬上八小时的包裹，同样在褪去的还有他住处墙上的湿斑，还有那一小扇窗户打出的光锥中落下的金色灰尘，还有深夜中的阵阵咳嗽。他觉得孩子们现在也没以前那么面色发黄和羸弱虚脱了，几乎已经融入那光与绿色之中了。
“你们喜欢这里，对吧？”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警察。可以随便摘植物，扔石子。”
“那呼吸呢，你们呼吸到了吗？”
“没有。”
“这里空气很好。”
但他们却咕哝着说：“什么呀。什么都闻不到。”
他们几乎一直上到山顶。在一个转弯口，能看见那底下的整片城市，无边无垠地铺在道路织成的灰网上。孩子们在草地上滚着，就好像他们这一辈子就再没干过别的事情。袭来一阵风；已是晚上了。城里的几盏灯已经点起来了，朦胧地亮着。马科瓦尔多心下涌起一股他年轻时刚来到城里的情愫，他曾被那些道路，那些灯光吸引，就好像在期待着什么未知的东西一样。燕子们正扑向空中，俯瞰着城市。
于是，他因为还得回到那下面而伤心起来，在凝成块的风景中，他辨认出来自己街区的一片阴暗：他觉得那就像是一片铅灰色的荒原，停滞而污浊，被鳞次栉比的屋顶，被缭绕在树枝和烟囱上的缕缕烟雾覆盖着。
天凉了下来：也许该叫孩子们回去了。但是看着他们安静地坐在一株树的最低的树枝上晃荡，他便赶走了那个想法。米凯利诺来到他身旁，问：“爸爸，为什么我们不来这里住？”
“啊呀，傻孩子，这里没有房子，这里一个人都没有！”马科瓦尔多来气地说，因为他居然幻想能住到这上面来。
但米凯利诺又问了：“一个人都没有？那些先生呢？你看！”
空气灰起来，从那底下的草地上来了一群人，各个年龄的，所有人都穿着一件沉重的灰衣服，系的方式就像是睡衣，每个人都戴着帽子，拄着拐杖。他们一伙伙地过来，有些人在高声讲话，有些人则在大笑，或把那些拐杖撑在草里，或是把拐杖弯曲的手柄挂在胳膊上，在地上拖着。
“他们是谁啊？他们去哪里啊？”米凯利诺问父亲，但马科瓦尔多一声不吭地望着他们。
一个人走过来；那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壮男人。“晚上好！”他说。“那么，您给我们带来城里的什么消息？”
“晚上好，”马科瓦尔多说，“但您指的是什么消息？”
“没什么，也就是随便说说，”男人停下来道；他有张宽大的白脸，只是在腮帮的顶部，有一点点玫瑰红或是红色的闪现，就像一片影子。“对每个从城里上来的人，我总是这么说。我在这上面已经待了三个月了，您要明白。”
“那您从不下去吗？”
“谁知道啊，那要看什么时候医生愿意了！”他短促地笑了一声。“全看他们了！”他用手指拍拍自己的胸部，还是那样短促地笑着，但有些气喘：“他们把我赶出来已经有两次了，说是痊愈了，但我一回到工厂，啪嚓，又病了！然后他们又把我送到这上面来了。谁知道，多愉快啊！”
“他们也是吗？……”马尔科瓦多问道，指了指其他那些已经分散开来的人，同时也四处张望着，寻找菲利派托、特莱萨和丹尼艾莱，他们不在视线范围内。
“都是来度假的朋友，”男人说，挤了下眼睛，“这是归营前的自由活动时间……我们上床很早……这能明白的，我们不能离边界太远……”
“什么边界？”
“这里仍是肺病疗养院的地盘，您不知道吗？”
马科瓦尔多赶紧牵上米凯利诺的手，米凯利诺一直在胆怯地听他们说话。夜晚已经爬到了山上；那底下的街区再也分辨不出来了，但倒不像是被这阴影吞噬掉的，而是那街区把自己的阴影扩大到四处。是时候回去了。“特莱萨！菲利派托！”马科瓦尔多喊道，找起他们来。“对不起，您知道吗，”他跟那男人说，“我看不见其他孩子了。”
那男人走到一块山岩边。“他们在那里，”他说，“在摘樱桃。”
在一个坑里，马科瓦尔多看见了一株樱桃树，那周围都是穿着灰衣服的人，他们拄着手柄弯曲的拐杖，正走近树枝，也摘起了果子。跟他们一起的是特莱萨和其他两个孩子，都很愉快的模样，摘着樱桃，并从那些男人手里把樱桃接过来，和他们一起笑得正欢。
“迟了，”马科瓦尔多说。“够冷的。我们回家吧……”
壮男人移动着拐杖头，指着那底下点上的排排灯火。
“晚上的时候，”他说，“我就这样用拐杖，在城里散步。我选上一条路，一排街灯，就这么跟着它们，就这样……我会停在玻璃窗前，会遇见人群，还会跟他们打招呼……您以后在城里走路的时候，可以偶尔这样想：我的拐杖正跟随着您……”
孩子们回来了，头上戴着树叶编成的花环，牵着病人们的手。
“这里真好啊，爸爸！”特莱萨说。“我们还会回来玩吧，是吧？”
“爸爸，”米凯利诺脱口而出，“为什么我们不也来和这些先生一起住呢？”
“太晚了！你们跟这些先生再见！你们要说：‘谢谢这些樱桃。’走啊！我们走！”
他们上了回去的路。疲惫不堪。孩子们问的问题他一个也没回答。菲利派托想让他抱，丹尼艾莱坐在肩上，特莱萨拽着他的手，赖着不肯走，而米凯利诺，作为老大，一个人走着，踢着路上的石子。
毒兔子
当出院那天到来时，从一大早起床，一个人就会知道，如果他已经能下地走路了，就会在病房里转悠，为他将要来到外面而重新找回步伐，他会低声吹着口哨，祝其他病人早日恢复健康，这倒不是要叫人羡慕，而是为了乐意使用一种鼓励人的语调。他从玻璃窗里看外面的太阳，如果有雾的话，那就看外面的雾，他听见城里的声响：一切都与以前不同了，那时，每天早上都能听见那声响进来——一个不可抵达世界的光亮和声响——还会在床头和床位的栏杆间醒来。现在那外面又是他的世界了：病愈的人又把它识别出来，就好像那世界自然而寻常；突然，他又闻到了医院的味道。
一天早上，马科瓦尔多就这样嗅着周围，他大病初愈，正等着他们在他的公费医疗本上写上有关离院的东西。医生拿出纸，对他说：“你等在这里，”然后就把他一个人丢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马科瓦尔多望着自己曾非常憎恶过的釉面白色家具，望着装满恶狠狠物质的试管，试图让自己为就要离开所有这一切的想法激动一下：但他却无法体会到那种他所企盼的愉悦。也许是为了要回到公司里卸箱子的念头，或者是想到在这个期间他小孩肯定会闯下来的祸，首当其冲的还是那外面的雾，这给人一种得出去来到空洞之中并在一种潮湿的乌有中融化掉的感觉。就这样，他眼睛四处转着，怀有一种得喜欢上那里面什么东西的模糊需要，但他所看到的每件东西都让他感到厌烦和不适。
就是在那时，他看见了一只笼子里的兔子。那是一只白兔子，毛既长又绒，有一个小三角形的玫瑰色鼻子，一双红眼睛满是惊愕，几乎还没长出毛来的耳朵贴在背上。不是因为它个头大，而是因为在那个窄小的笼子里，它卵形蜷缩着的身体胀在金属网里，一绺绺的毛戳到网外来，被兔子轻微的颤抖晃动着。笼子外，在桌上，有一些青草的残余，还有一根胡萝卜。马科瓦尔多就想了，它该是多么不幸啊，被关在那个狭窄的地方，看着那根胡萝卜却吃不到。他把那个笼子的小门给它打开。兔子却不出来：它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嘴鼻部稍稍地翕动着，就好像装腔作势地在假装咀嚼着什么。马科瓦尔多拿起胡萝卜，把胡萝卜靠近它，然后再慢慢地把胡萝卜抽回来，是为了引它出来。兔子就跟着他，谨慎小心地咬住胡萝卜，并孜孜不倦地从马科瓦尔多的手上啃起胡萝卜来。这男人就抚摸着它的背部，同时也捏了捏它，看它够不够肥。他觉得毛底下的兔子有点瘦。从这点上，从它拽胡萝卜的方式上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没给它喂饱。“如果是我养，”马科瓦尔多想，“我要把它填得满满的，直到它变成一个球。”他带着饲养人爱怜的眼光望着它，这眼神能使那种对动物的善意和对烤肉的预见在同一门心思中共同存在。这就是了，在日复一日的惨淡住院期后，就在要出院的那一刻，他发现了一个足够来盈满自己时间和思绪的友善存在。现在他得离开它，就为了回到那个多雾的城市里，一个碰不到兔子的地方。
胡萝卜就快给吃完了，马科瓦尔多把那野兽抱进了怀里，并去四处找了起来，看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给它吃。他把它的口鼻部靠在医生写字台上花盆里的一小株天竺葵前，但那动物表示出不能接受这东西。就在那时，马科瓦尔多听见医生的脚步正在进来：怎么跟他解释为什么自己把这兔子抱在怀里呢？他身上穿着工作服，收腰的那种。于是他迅速把兔子塞在衣服里面，扣上扣子，为了不让医生看见他胃部那跳动的肿胀，他就把兔子移到后面，收在背上。兔子呢，一受惊，倒老实了。马科瓦尔多拿上自己的文件，又把兔子转回胸前，因为他得转身出去。就这样，他在外套里藏着兔子地，离开了医院，去单位了。
“啊，你终于康复了？”车间主任看到他的到来，这样说道。“你生什么了：乳房？”他指着他凸出的胸部。
“我这里贴着抗痉挛的膏药，”马科瓦尔多说。
就在那会，兔子抽了一下，马科瓦尔多就像癫痫病人那样也跟着突然跳了一下。
“你怎么了？”主任说。
“没什么：打嗝，”他答道，并一手把兔子推到背后。
“你还是有点状态不佳呀，我看，”主任说。
兔子正企图从他背上往上爬，马科瓦尔多摇了摇肩膀，想把它弄掉下来。
“你在发抖。你回家再休息一天吧。明天争取能恢复好。”
马科瓦尔多拎着兔子耳朵回到了家，就像一个走运的猎人。
“爸爸！爸爸！”孩子们欢呼道，迎着他跑去。“你在哪里逮到的？你把这兔子送给我们吗？这是给我们的礼物吗？”他们想要立即抓住兔子。
“回来了？”妻子说，马科瓦尔多从她看他的那一眼就能明白，他住院的这段时日无非是给她积累了对他怨恨的新理由。“你想拿这只活畜牲怎么样？这东西会把到处搞得脏兮兮的。”
马科瓦尔多把桌子腾出来，把兔子安置在桌子中央，它紧贴着桌面就好像在尝试着要消失一般。“谁要是敢碰它可就糟了！”他说，“这是我们的兔子，直到圣诞节前，它要安心地长上肉。”
“它能站着吗？”米凯利诺说道，并试着让它用两只爪子站着。还问道：“这是只公兔子，还是母兔子？”
马科瓦尔多倒没想过它有可能是只母兔子。很快他脑中就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如果它是只母的，就得找一只公兔子，这样就可以让它生小兔子了，还需要建起一个饲养地。于是在他的想像中，屋里潮湿的墙壁已然消失，并在田间出现了一片绿色的农场。
然而，这却正好是只公的。但是那个饲养兔子的想法已经深深印入马科瓦尔多的脑子里。是只公的，然而是一只很漂亮的公兔子，可以给他找一个老婆，等小兔子生出来以后就可以分掉了。
“如果我们都没有东西吃，能给它吃什么？”他妻子尖刻地说。
“让我来解决，”马科瓦尔多说。
在公司里，他每天早上都得把领导办公室里用花盆装着的某些绿色植物搬出去浇水，再搬回原位。第二天，他从每株植物上都摘下一片叶子：在这边采些光亮宽阔的叶片，在那边弄些无光泽的叶子；然后把叶子塞进制服里。然后他对一个捧着一束鲜花进来的女职员问道：“这是您情人给您的？您不送我一支吗？”然后把那支花也插进口袋。他又对一个正在给梨削皮的小伙子道：“你把梨皮给我。”就这样，这里一片叶子，那里一卷果皮，下面一朵花瓣，他指望能给那只小动物充饥。
过了一阵，主任派人来叫他。“难道是发现植物被脱了毛？”马科瓦尔多自问道，他总是习惯性地感到内疚。
在主任那里，也有医院里的那位医生，有两个红十字会的医务人员，还有一位民警。“你听着，”那医生说，“从我的实验室里消失了一只兔子。如果你知道相关事宜，最好别耍小聪明。因为我们给兔子注射了一种可怕的疾病病菌，它可能会把疾病散播到整座城市。我不问你有没有把兔子给吃了，因为你要是吃了的话，是活不到这个时候的。”
外面等着一辆救护车；他们迅速上了车，警铃一直尖声响个不停，穿过了小巷大街，直朝马科瓦尔多家奔去：这一路过去，留下了马科瓦尔多从车窗里忧伤地扔下的一条由树叶、果皮和花朵构成的尾迹。
那天早晨，马科瓦尔多的妻子实在不知道锅里还能放什么。她望着丈夫前一天带回家的兔子，它此时正待在一个塞满碎纸片的临时笼子里。“它来得可真及时，”她自言自语道。“钱是没有；月薪已经花到了药上，而公费医疗又不补贴；店里再也不让我们赊账了。就算不是专门养兔子，也要等到圣诞节才能拿来烤！我们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还要把兔子养肥！”
“伊索丽娜，”她对女儿说，“你已经大了，得学学怎么烧兔子了。你先从杀兔子和给它剥皮开始，然后我再给你解释该怎么做。”伊索丽娜正在读一份报纸上的连载情感小说。“不，”她哼哼唧唧道，“你来宰它，剥它的皮，然后我再来看你是怎么烧的。”
“好孩子！”母亲说。“杀它我是不敢的。但我知道这事容易极了，只需拎住它的耳朵，然后在它的脖子上狠狠地给上一刀。至于剥皮嘛，我们之后再说。”
“你趁早别这么想，”女儿说道，鼻子都没从报纸上抬一下，“我是不会给活兔子脖子上来一刀的。至于剥皮我更是想都不想。”
三个男孩竖起耳朵听着这席话。
母亲沉思了一会，望着他们，然后说：“孩子们……”
孩子们就像是商量好了的一般，朝母亲背过身去，走出房间。
“你们等一等，孩子们！”母亲说。“我想跟你们说，你们想不想带着兔子一起出去。我们给它在脖子上系一条漂亮的带子，你们去散散步。”
孩子们停下来，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去哪里散步？”米凯利诺问。
“呃，你们可以四处走走呀。然后你们去找迪奥米拉太太，把这兔子带到她那里去，然后跟她说能不能帮忙把这兔子杀了，再给它剥皮，她很能干的。”
母亲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大家知道孩子们都是怎么样的，他们只对自己喜欢的东西感兴趣，其余的东西都是懒得去想的。于是他们找到一根淡紫色的长带子，把带子拴在那只小动物的脖子上一圈，他们把这带子当做牵狗用的皮带，还把带子抢来抢去，那只不情愿走动的兔子就被拉在身后，它都快给勒得个半死。
“你们跟迪奥米拉太太说，”母亲嘱咐道，“如果她帮我们把兔子收拾好了，就可以留条大腿下来！不，最好跟她说：脑袋。反正：随她吧。”
孩子们刚出家门，马科瓦尔多的住处就被护士、医生、警察包围和侵入占领了。马科瓦尔多站在他们中间，是死相多于活气。“被从医院带走的那只兔子是在这里吗？您赶紧指给我们看它在哪里，但别碰它：它身上有一种可怕的疾病病菌！”马科瓦尔多把他们领到笼子前，可笼子是空的。“已经吃掉了？”“不，不！”“那在哪里？”“在迪奥米拉太太那里！”捕捉者们又开始了追踪。
他们在迪奥米拉太太那里敲了门。“兔子？什么兔子？你们疯了吗？”看见自己家里涌进了穿着白衬衫和制服的陌生人，还在找一只兔子，老太太几乎都要中风了。她对马科瓦尔多的兔子一无所知。
事实是，那三个孩子，想把兔子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就琢磨着要把它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想和兔子玩上一会后，就把它放走；他们没有在楼梯平台处的迪奥米拉太太家停下来，而是决定爬到阳台上去，那是在各家屋顶之上的一个阳台。跟母亲可以说牵兔子的带子断了，兔子逃跑了。但是没有一只动物好像能比那兔子更不习惯逃跑了。让兔子爬上所有那些台阶是个问题：它每上一级台阶就惊恐地缩在那里。他们最后只好把它抱在怀里，一直把它带到那上面去。
在阳台上，他们想让它跑起来：它不跑。他们试图把它放到檐口上去，想看看它能不能像猫那样地行走：但它好像眩晕。他们试图把它提在一根电视天线上，想看看它会不会保持平衡：不会，它掉下来了。小伙子们玩腻了，扯断了带子，在一个通往各家屋顶去路的地方给那野兽放了生，那里是一片倾斜而多角的海洋，然后他们就走了。
当兔子单独待着时，就活动了起来。它试了几步，看了看周围，又改了方向，转了个身，一步一小跳地，在各家屋顶上走了起来。它是一只生来受囚的野兽：对于自由的渴望并没有广阔的视野，除了能有一刻不用担惊受怕，它就不知道生命中有什么其他好东西了。好了，这下它能动了，周围也没任何会让它害怕的东西了，也许它一辈子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个地方是不寻常的，但一个东西是寻常的还是不寻常的清晰概念从也不能使它成长。自从它在内心中感到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不幸折磨以来，整个世界就越来越难让它感兴趣。它这样在屋顶上走着；猫们看见它一跳一跳的，搞不明白它是谁，害怕得退开了。
就在同时，从阁楼里，从玻璃天窗里，从屋顶平台上，兔子的行走路线并不是没有被注意到。有人开始在窗台上列出几盆的凉拌菜，从小帘子后窥视着它的去向，有人把梨子残核扔在屋瓦上，然后在那附近布下绳套，有人在檐口上准备了一排一直通到自家阁楼里的小萝卜块。这是跑在所有住顶楼人家里的一道暗语：“今天炖兔子”，或者“烩兔子肉丁”，或者“烤兔子”。
那野兽发现了这些诡计，发现了这些默不作声提供出来的食物。尽管它饿了，还是满腹怀疑。它知道每次人类想吸引它过去，总是会给它食物，然后就总会发生什么阴郁而痛苦的事情：要么是在肉里给扎上一针，要么被切入手术刀，要么是被强行塞进扣上扣子的外套里，要么是被脖子上的带子拖着走……这些不幸的回忆和那痛楚合为一体，它在自己身上感到了那痛楚，还能感到器官里的变化和对于死亡的预感。同时还有饥饿。但就好像是它知道，所有的这些不适，只有饥饿是可以缓和的，也就好像它承认，这些不足信的人类存在可以给它——除了残忍的痛苦——一种保护，一种亲昵，而这，它也是需要的。它决定让步，决定接受人类的游戏：它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于是，它跟着那一条尾迹，吃起了小萝卜块，它很明白，他们又会把它囚禁起来，虐待它，但也许是它最后一次再品尝尘世间的蔬菜美味了。就这样，它靠近了阁楼的窗户，就这样，一只手会伸出来把它抓住：然后，突然，窗户关了起来，把它关在了外面。这在它的经验来看，是件奇怪的事：一个拒绝奏效的圈套。兔子转过身，去尝试周围其他埋伏的痕迹，挑选那些埋伏中的哪些是适合它投降的。然而周围的凉拌菜叶子却给收了回去，绳套也给撤掉了，原先探头探脑的人们一下子没了踪影，他们关上了窗户和天窗，阳台上一下子荒凉起来。
原来是这样，一辆警车穿过整座城市，从一个扬声喇叭里大嚷道：“注意了注意了！消失了一只长毛白兔子，它患有一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谁要是找到它，要知道它的肉是有毒的，就连接触也可能被传染有害病菌！谁要是看到它，就请立即通知最近的警局、医院或者消防队！”
恐惧在屋顶上蔓延开来。每个人都警惕着，人们一发现兔子在自家屋顶和邻家屋顶间轻快地跳跃着，就发出警报，所有的人就消失了，就像一大群蝗虫正在迫近。兔子犹豫不决地在屋顶线脚上走着；正当它发现自己需要接近人类的时候，那种孤独感，更让它感到可怕而无法容忍。
就在这时，会计师克劳林多，一个老猎人，已经给他的猎枪上好了打兔子用的子弹，他在一个阳台上的烟囱后埋伏了下来。当他看见雾里冒出了兔子的白影子时，就开了枪；他一想到这动物的恶行，心下就如此地激动起来，以至于成批的弹丸就像下雹般撒到了屋瓦上远离它的地方。兔子听到枪弹蹦在自己周围，感到一粒子弹穿过了自己的耳朵。它明白了：这是战争的宣言；和人类的所有关系已然断裂。它鄙视他们，鄙视这种它感到就如同某种漠然的忘恩负义的行径，它决定终止自己的生命。
一面铺着金属板的屋顶是往下倾斜的，下沿悬在空中，悬在那雾气的昏暗虚无中。兔子把四只爪子都搁在那上面，一开始的时候很小心，然后就完全听之任之了。它就这么滑着，被不幸吞噬和包围着，走向死亡。在沿边上，檐槽拦住了它一会，然后它就失去了平衡，掉了下去……
然而它却掉在了戴着手套的消防员手里，他正爬在消防梯的顶端。它那个有关动物尊严的极端举动被阻止住了，兔子被躺着放在飞速驶向医院的救护车上。车上也有马科瓦尔多，他妻子，还有他的孩子，他们将被留在医院以做观察和一系列的疫苗实验。
和奶牛们的旅行
夏夜城市的声响，从敞开的窗户中飘进因炎热而无法入睡人的房间，当发动机平庸的喧嚣在某一刻突然稀薄并匿去时，夜城市的真正声响可以听得清楚，它会从那寂静之中冒出来，谨慎，清晰，由远及近，那是夜游人的脚步声，一支夜间警卫队自行车的窸窣声，渐渐远去的喧闹声，从楼上传来的打呼声，一个病人的呻吟声，一个仍在整点报时的老钟摆。直至拂晓时，所有工人家庭的闹钟会开始上演一场交响乐，轨道上也会经过一辆电车。
这样的一天夜晚，马科瓦尔多挤在睡梦中出着大汗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中间，闭着眼睛，听这粒细弱声响的微尘中，会有多少声音能从那人行道的路面上，穿过矮矮的窗户，渗入到底下，他这个半地下室的尽头。他听见晚到女人们欢乐而快速的鞋跟声，听见捡烟头人那破旧鞋底无规则滞留的摩擦声，听见一阵因自感孤独而吹起来的口哨声，还有朋友间的对话中那些被打断的杂乱词汇，以至于能猜得出来他们是在谈体育还是在谈姑娘。但是在那样炎热的夜晚，那些声响都会丢却任何一种突出的特点，它们被熔化掉了，就像是被填塞在小路空旷中的闷热平息了下来，可同时也像是在那一片无人居住的疆域内，想要使自己的统辖得到肯定和认可。在每一个人类形象中，马科瓦尔多都能伤心地识别出什么弟兄的模样，他们好像自己一样，就连在假期中，也会被债务，被家庭负担，被不足或缺失的工资钉在那个被烧焦而覆满灰尘的水泥炉灶上。
就好像是那个不可能的假期的想法，反倒立刻给他打开了梦想之门，他感觉自己听到在远处有牲口的颈铃声，狗吠声，还有牛哞哞叫的声音。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不是在做梦：他竖起耳朵，尝试去寻找支持那些模糊印象的一条证据，或者一条否认；而后，还真传来一阵声响，就好像是成千上万的脚步声，缓慢，零乱，低沉，正在徐徐靠近，盖去了其他声音，当然，那个生了锈的铃响声除外。
马科瓦尔多爬起来，穿上衬衫、裤子。“你去哪里？”妻子说，她睡觉时只闭着一只眼睛[73]。
“有一群牲口正从路上经过。我去看看。”
“我也去！我也去！”总是会挑时候醒来的三个孩子嚷嚷道。
那是一群像其他那些会在初夏夜间穿过城市，走向高山牧区的牲口。孩子们来到街上，眼睛仍被睡意粘在一起，看着这似河流一般灰色而有斑纹的脊背，涌入了人行道，贴着铺满广告的围墙，贴着放下的金属门帘，贴着禁止通行的广告牌，贴着加油泵擦身而过。奶牛们趿着蹄子，迈着谨慎的步伐，从台阶上下到十字路口上，它们那从不会因好奇而惊跳的嘴脸贴在它们前面的牛的腰上，随身携带着草味和田野的花香，奶味，还有颈铃那无精打采的声响，这城市好像压根就触碰不到它们，就好像它们已经进入了自己的世界，那里草地湿润，山雾弥漫，可以在激流中涉水。
然而，一些烦躁的放牛人出现在眼前，他们就像是被城市压得阴郁不堪，在那一列牲口旁小步徒劳地跑着，忙前忙后，举着棍棒，吼出一些送气且切断的音节。而熟识所有与人类相关事物的狗们，正炫耀着自己的从容，嘴鼻部直直地挺着，用力摇晃着颈铃，专注着自己的工作，但能看得出来，其实它们也是紧张而拘束的，否则它们就会随意地分心，还会嗅着街角，车灯，路上的污迹，就像城里任何一条狗的第一反应。
“爸爸，”孩子们说，“奶牛就跟电车一样吗？也会停站吗？奶牛们的终点站在哪里？”
“它们和电车没关系，”马科瓦尔多解释道。“它们去山里。”
“它们去滑雪吗？”卡尔来托问道。
“它们去牧场，去吃草。”
“它们破坏草坪不会被罚款吗？”
没问问题的米凯利诺，在他们中最大，对奶牛早已有了概念，现在只是专心去核实自己的想法，去观察那温厚的牛角，四只奶头，污秽的尾巴，隆起的背脊，还有五颜六色的颈部垂皮。于是他跟着牲口群，就像牧羊人的狗一般，跟在它们身边小跑着。
当最后一队牲口经过后，马科瓦尔多牵上孩子们的手准备回家睡觉，却找不到了米凯利诺。他下到房间里，问妻子：“米凯利诺已经回来了？”
“米凯利诺？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如果他跟上了牲口群，谁知道能上哪里去，”他想，又赶紧跑回路上。牲口群已经穿过了广场，马科瓦尔多得在其走过的路上找他。但马科瓦尔多感觉那天夜里，有好几群牲口都在穿过城市，每一群走的路线都不一样，每一群都往自己的山谷里走。马科瓦尔多找到并追上一群队伍，然后才发现这不是刚才的牛群；他看见四条路以外垂直此路的另一条路上，另一群牲口正在齐头前行，于是他就奔向那里；在那边，放牛人告诉他，他们之前碰到另一支队伍，往相反的方向去了。于是，直到牲口颈铃的最后一阵声响隐没在拂晓的光线中时，马科瓦尔多还在徒劳地转悠。
为了给儿子走失报案，马科瓦尔多求助了警察，一个警官说：“混进了一群牲口里？那肯定是去山里了，去度假了，他真有福。你会看见的，他回家的时候将又肥又黑。”
几天以后，和马科瓦尔多同公司的一个职员证实了警官的意见，他刚从假期第一阶段[74]度假归来。在山里一个山口处，他碰见了那个小伙子：小伙子和牲口群一起，请那位职员向他父亲问好，状态很不错。
马科瓦尔多在那个多尘酷热的小城里，用思绪跟着自己幸运的儿子，儿子现下肯定在一棵冷杉的阴翳下消磨时光，嘴里含着一片草叶，吹着口哨，望着底下草地上缓缓移动的奶牛，在山谷的阴影中听着溪水潺潺流动。
妈妈却等不及他回来：“他会乘火车回来吗？还是公共汽车？已经一个星期了……已经一个月了……天气会不好……”她怎么都平静不下来，尽管每天餐桌上都可以少掉一套餐具，可这也难以安抚她。
“他好得很，正凉快着呢，肚子里满是黄油和奶酪，”马科瓦尔多说，每当他站在路的尽头，而那稍稍被酷热覆盖住、如浮雕般的白灰色群山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就感到自己好像是沉入了一口井里，井口上方的光线，就让他觉得是看见了槭树和栗树枝叶间的闪烁，让他听见了野生蜜蜂的嗡嗡作响，而米凯利诺就在那上面，在牛奶、蜜汁、成排的黑莓中间，慵懒而幸福。
但他也在夜夜期盼着儿子的到来，就像儿子的母亲一样，尽管他并没有想什么火车和汽车的时刻表：夜里他聆听着路上的脚步声，就好像房间里的小窗户是海螺的开口，荡漾着回声，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取大山里的声响。
这天夜里，马科瓦尔多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这不是幻觉，他听见路上那无法混淆的踏步声正在靠近，那种伴随着颈铃声响的分趾蹄的脚步声。
他们跑到路上，他和整个一家人。牲口群回来了，缓慢而庄重。在牲口群的中央，骑在一头牛的脊背上，双手紧握在轭上，牛每走一步他的头就跟着跳一下的正是米凯利诺，都快睡着了。
他们把他接下来，又是抱他，又是亲他。而他还在半睡半醒。
“你怎么样？漂亮吗？”
“哦……漂亮……”
“你有没有想过要回家？”
“想过……”
“山里漂亮吗？”
他站在那里，面对着他们，皱着眉头，目光硬朗。
“我就像骡子一样地工作，”他说，往前吐了一口痰。他已经是一副男人般的脸膛。“每天晚上都要把奶桶搬给挤奶人，从这头牲口走到那头，从那头牲口再走到另一头，然后要把奶倒进大桶里，动作还要快，越来越快，一直到晚上。一大早，就要把大桶滚到卡车边，他们会把这些大桶带进城的……数，总是要数：牲口，大桶，数错可就糟了……”
“可你在草地上待过吗？当牲畜去吃草的时候？……”
“根本就没时间。总有什么活要干。挤奶，备草，收粪。这都是为什么？就因为我没有劳动合同，他们付了我多少钱？真是少得可怜。但如果现在你们以为我会把钱给你们，你们就错了。行就这样，我们去睡觉，我都累死了。”
他耸了耸肩，吸了吸鼻子，进家去了。
带着干草那迷惑人而无精打采的味道，携着颈铃的声响，牲口群继续在路上远去了。
长椅
每天早上去上班时，马科瓦尔多都会经过一片绿荫之下，那是一个树木林立的广场，一块方形的公园，被夹在四条路的中央。他抬起眼睛，望着最为繁盛的七叶树枝叶，只有几道黄色的光线能射进树液的透明阴影中，他听着树枝间那看不见的、走调的麻雀的聒噪声。他觉得那就是夜莺；于是自言自语道：“哦，我真想有那么一次能在鸟儿们婉转的鸣叫中，而不是在闹钟的铃声中，在最小儿子的啼哭中，在妻子的痛斥下醒来！”或是道：“哦，我要是能睡在这里就好了，一个人，在这一片凉爽的绿荫间，而不是在我那个低矮潮湿的房间里；在这里，在这寂静中，而不是在整家人的鼾声和呓语中，不是在电车在路上向下跑的声音中；在这里，在这夜晚自然的黑暗中，而不是在那紧闭的百叶窗人工制造出来的黑暗中，那黑暗会被车灯的反射光打出一道道的条纹，我要是能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树叶和天空，那该有多好啊！”马科瓦尔多每天就是带着这些心思，开始他每天八小时——还不算加班——的非资格小工的工作的。
在那个广场上的一角，在一棵七叶树的圆顶下，有一张孤僻且被半遮掩住的长椅。马科瓦尔多就把它选做自己的长椅。在夏日的那些夜晚，当马科瓦尔多在睡着五个人的房间里无法入睡时，就开始梦想那张长椅，就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梦想着皇宫里的床一般。一天夜里，当妻子打着呼，孩子们在睡梦中乱踢着脚时，马科瓦尔多静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把一件旧衬衫搓成了球状，好用来当枕头，他出了门，来到广场上。
那里清爽而宁静。他已经提前感受到和那些柔软而舒适——这个他敢肯定——并且怎么说都比他床上的那张烂床垫要好的木板接触时的乐趣了；他还会看上一分钟的星星，会在补救一天中每次冒犯的睡眠中合上眼睛。
清爽和宁静是有的，但那椅子却没闲着。那上面坐着一对恋人，两双眼睛互相望着对方。马科瓦尔多谨慎地退出了。“迟了，”他想，“他们不至于整个晚上都在外面过的！他们会停下那喁喁私语的！”
但那两个人根本就不是在喁喁私语：他们在吵架。在一对恋人间的争吵从来就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他说：“可你为什么不承认，你说那话的时候，是知道我会生气的，而不是想让我高兴的，但还装着是想让我高兴的？”
马科瓦尔多明白了这事会闹得很久。
“不，我可不承认，”她答道，马科瓦尔多就知道她会这么说。
“你为什么不承认？”
“这我永远都不会承认的。”
“哎呀，”马科瓦尔多想。他又把旧衬衫缠成球状，夹在胳肢窝下，去附近转上一转。他去看了月亮，那天是满月，在树木和屋顶之上显得硕大无比。他又回到了长椅处，远远地晃荡着，生怕打搅到他们，但其实是想烦上他们一烦，以此劝他们离开。
但他们争执得太过激动，以至于都没发现他。
“那你承认了？”
“不，才不是呢，我可一点都没承认！”
“那我们假设你承认了呢？”
“就算我承认了，可我不会承认你想叫我承认的那件事！”
马科瓦尔多回去看月亮了，然后又去看了看再往那边去一些的一盏红绿灯。红绿灯显示出黄色，黄色，黄色，持续地亮起，再亮起。马科瓦尔多就比较了一下月亮和红绿灯。月亮携着它神秘的苍白，虽说也是黄色的，可底子里却是偏绿的，而且还泛着蓝，而红绿灯呢，它那点黄色，甚至就是庸俗的。那月亮，完全是沉稳的，不紧不慢地放着自己的光辉，时而被纹以细细的云彩，而月亮则庄严地任由自己被云彩越过；红绿灯却总在那里亮了又暗，暗了又亮的，急促不安，虚假地活跃着，疲劳地，被奴役着。
马科瓦尔多又回来看那姑娘承认了没有：什么呀，她还没承认，相反，不是由她来不承认了，而是由他。情势完全转变了，现在是她在跟他说：“那么，你承认不？”而他就说不。就这样，又过了半个小时。最后他承认了，或者是她，总之，马科瓦尔多看见他们站起来，手牵着手地走开了。
他赶紧跑向长椅，躺下来，可同时，就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之前企图在这里找到的那点甜蜜，现在却再没心情去体会了，就连家里的床他也不记得有这么硬。但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他要在露天下享受那天夜晚的主旨还是相当明确的：他又整理了一下脸颊下的旧衬衫，就准备入睡了，这样的睡眠，就好像他已经中止了很久对这种睡眠的习惯。
当然，他已经把自己打理得十分完美了。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移动一毫米了。只可惜，他这样待着，自己的目光并不能落在一片只有树木和天空的景致中，如果是那样的话，睡意就会在一片自然而绝对沉静的视野中让他合起眼睛，然而相继零星出现在他面前的，总是一棵树，一座纪念碑上将军那把高举着的剑，另一棵树，一面公共招贴的广告牌，第三棵树，然后，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红绿灯那个断断续续的假月亮，仍在睁大着它的黄色，黄色，黄色。
要知道，这最近一段时间，马科瓦尔多的神经系统是如此之糟糕，以至于就算他已是累死过去了，可哪怕是一件极小的事情，只要他把什么让自己厌烦的事情放进脑袋了，他就怎么都睡不着了。现在那个亮了又灭的红绿灯很是让他讨厌。那红绿灯在那下面，远远的，就像一只眨着的黄眼睛，孤独着：这本没什么好奇怪的。可马科瓦尔多肯定是得了衰竭：他盯着那亮起和熄灭，对自己重复道：“要是没有那玩意，我该睡得有多好啊！”他闭上眼睛，觉得在自己的眼皮下仍能感到那个黄色蠢东西的亮起与熄灭；他眨眨眼睛，看见了十来个红绿灯；他又睁开眼睛，还是老样子。
他站起来。他得在自己和那盏红绿灯间放上一面幕。他一直走到那个将军的纪念碑那里，望了望四周。在那座纪念碑下，有一圈花环，漂亮，厚实，但早已干枯了，花瓣也掉了一半，被小棍撑着，上面一条褪了色的宽带子上写着：第十五团执矛骑兵贺胜利周年纪念日。马科瓦尔多爬上底座，提上花环，把花环插在将军的军刀上。
两个夜间巡警其时正在穿过广场；马科瓦尔多就躲在了雕像后面。两个警察之前就已经看见那个雕塑的阴影在地上动，于是就停了下来，满腹怀疑。他们仔细查看了一下军刀上的那圈花环，明白了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但也搞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们把反射手电筒的光对准那上面，读道：第十五团执矛骑兵贺胜利周年纪念日，他们点了点头，表示可以接受，然后就走了。
马科瓦尔多回到长椅边。从远处看，花环和植物混作一片，遮住了红绿灯。他向后退着步地回到长椅前，想检查一下各个角度的视线，却没发现长椅已经给占领了；他几乎就要坐到两个壮女人的腿上。“啊！真对不起！”他边说着边跳了起来，看见眼前有两张披着短刘海的脸，涂了口红的歪嘴。“你在找我们吗，漂亮的年轻人？”那两位老丑妇中的一位对他说道。
“你别理他，那是个饿得要死的人，你没看见吗？”另一个女人说，然后她们之间就用某种嘶哑而难听的声音争论了起来，并不停地打开和关上小包，从里面掏出纸币，还有烟盒。她们是在夜间出售走私烟的商人，好像是，为一桩几包烟的生意吵起架来，她们中间的一个本应该为另一个卖烟，她们举着烟盒朝对方脸上挥来舞去，好像就要打起来了，同时还跺着那低帮小鞋里踝骨肿胀的脚。
他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椅子。“喂，你想干什么？”两人中的一个对他说道。马科瓦尔多不想混在恶劣的人群中，更想去其他地方等着那个争端解决掉。他又在广场上转了起来。在附近的一条路上，有一队工人正在电车的轨道上修理道岔。夜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那一小群一小群蜷缩在气焊闪光中的人，那响起又迅速减弱的声音，都有好像是在准备着白天的居民永远不会知道的一些事情的那种人的秘密神气。马科瓦尔多靠过来，望着火苗，望着工人的举动，他的这种关注有点窘迫，就像小伙子的那种，而他的眼睛由于困意而变得越来越小。为了能让自己保持清醒，他在口袋里找起烟来，却没有火柴。“谁能帮我点一下烟？”他问那些工人。“用这个？”那拿着氢氧焰的人说，同时举起一朵跳动的火花。
另一个工人站起来，递给他一支点燃的烟。“您也上夜班？”
“不，我做白班，”马科瓦尔多说。
“那您这个时候还醒着做什么？我们不久就要下班了。”
“你们白天能睡得着吗？”
“嗨，都已经习惯了……”
“我上床的时候，我妻子正好起床，”另一个说，“我们从来碰不着……”
“可她给你暖床呀……”一个同伴说。
这时从广场上传来一阵口角的喧嚣声，但不只是先前那些女人的声音，还有男人的声音，发动机的声音。“发生了什么事？”
“经过一辆警车；可能是搜了一下那两个刚刚经过的女人。”
“你知道人们叫那车子什么吗？Norge[75]；因为那就好像是一艘飞艇。”
“这样她们就能把我的长椅腾出来了，终于，”马科瓦尔多想，然后又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想到，幸好他离开了那里：如果他留下来了，他们也会搜他的。“晚安，朋友们！”
“哎，对我们来说，应该是白天好！”
他回到长椅那里，躺下。
之前，他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声音。现在，那阵嗡嗡声，就如同正在呼吸的什么阴郁气息，同时还好像一种无休止的刮擦声，也好像是什么噼噼啪啪的声音，在持续地充盈着他的耳朵。再没有什么比那焊铁的声音更摧残人了，那是一种低声的尖叫。马科瓦尔多，一动不动地，就那样蜷缩在椅子上，就算脸抵着皱成一团的枕头，还是无法摆脱那折磨，噪声继续使他想起被灰色火焰点亮的场景，火焰向周围喷洒着金色的火星，蹲在地上的男人的脸前戴着被熏黑的玻璃，他们手里的焊枪被一阵迅速的震颤抖动着，装器具的小车周围是一圈阴影的晕，高处是一直顶到电线的支架。他睁开眼睛，在椅子上翻了个身，看着树枝间的星星。无动于衷的麻雀仍在那上面的树叶间睡觉。
像鸟那样地睡觉，有可以垂在头下的翅膀，一个陆地世界之上的悬着枝叶的世界，可以去感受那底下的世界，平息而遥远。只要能开始不接受自己的现状，谁知道能到达什么境界：现在，马科瓦尔多为了能睡觉，需要一种他也不是很能搞得清楚的什么东西，就连一种真正的安静也不能满足他了，一种比安静更柔软的声响背景，一阵掠过灌木深处的微风，或是在一片草地上涌出并消逝去的汩汩流水声。
他脑子里一有了主意，就站了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主意，因为他已经被就要袭来的困意弄得很迟缓了，任何思维都不是很清晰的；但比如，他记得在那附近好像有什么东西是和水，和水的低声哀怨流动有关的。
那附近确实是有一口喷泉，是从雕塑艺术和水利观点上来看都很闻名的作品，喷泉里有仙女，半人半羊形的农牧神，河神，喷口，瀑布，塑有装饰物的喷射。只不过是，那里是干涸的：在夜晚，夏日的夜晚，因为城市导水管连最少的支配量都供应不了，他们就把这喷泉关上了。马科瓦尔多就像夜游者一般，在那周围转了一会，不是出于推理，而是出于本性地，他知道一个水槽里，是应该有个水龙头的。这就好像那些有眼力的人，尽管他是半闭着眼睛的，还是找到了水龙头。他打开水龙头：从海螺里，从胡须里，从马鼻子里升起了高高的喷水，假造的沟壑被闪烁的覆盖物掩住，所有的这摊水哗哗响着，就像在空旷的大广场上管风琴的齐鸣一般，这是所有的窸窸声和倾泻声汇集在一起能发出来的声响。一个在各家门下塞小纸条的夜警，黑着身子，骑着自行车经过，看到自己眼前的喷泉就像液体焰火一般，突然喷发了起来，差点没从鞍座上掉下来。
马科瓦尔多尝试着尽可能小地睁着眼睛，是为了不让那一丝自己感到已经抓住的睡意溜走，他赶紧跑回去，直扑向椅子。好了，现在他就好像身处一道激流的边缘，头上是森林，好了，他睡着了。
他梦见了一顿午餐，盘子是被盖住的，就好像是为了避免面条凉。他把盖子掀开，里面有只死老鼠，发着臭。他看了下妻子的盘子：另一具老鼠的尸体。在孩子们面前，是其他一些小老鼠，更小一些，但它们也是烂掉一半的。他又揭开了汤碗，看见一只猫肚子朝上地飘在上面，恶臭把他弄醒了。
不远处有辆城市清洁卡车，它在晚夜出去掀起垃圾的盖子。在车灯的半明半暗中，他认出了一蹦一跳又叽里呱啦的起重机，认出了在如山一般的垃圾堆顶部那直挺挺的人影，他们正用手引导着悬在滑车上的容器，然后把那容器翻过来，用铁锹拍了几下，同时发出阴沉而断裂的声音，就好像是起重机的阵阵牵引：“抬高……松开……滚开……”，还有了一些金属的碰撞声，好似失去光泽的铜锣，然后是缓慢重新启动发动机的声音，这声音又在前面不远处停了下来，并再次操作起来。
但是马科瓦尔多的睡眠已经处在一片各种噪声再也无法到达的区域，而那些噪声呢，尽管是如此的令人厌恶而刮人，就像是被一周柔软、缓冲的晕圈包裹住一般地传来，也许是因为货车里满箱垃圾的质地：是那恶臭使他清醒着，一种对这恶臭忍无可忍的想法更加激化了的恶臭，因此，就连那噪声，那被弱化和遥远的噪声，连带有起重机的卡车在逆光中的形象，无论是作为声响，还是作为视觉，都无法到达他的脑中，只除了那恶臭。马科瓦尔多焦躁起来，徒劳地追着那鼻前飘过对玫瑰花园花香的想像。
夜警托尔纳奎因齐在感到自己额头被汗沁湿的同时，隐约看到一个人影匍匐着在一个花坛里跑着，看见那人影发怒地扯下那些毛茛属植物，然后就消失了。但夜警想，如果这是一条狗，那是逮狗队的事，如果是一个幻觉，那是精神病医生的事，如果是一位变狼狂患者，那就不大知道应该是谁的事，但最好不是他的事，于是他就闪开了。
就在这时，马科瓦尔多回到他的床铺旁，对着鼻子压上一束乱七八糟的毛茛属植物，并企图用它们的香味来填满自己的嗅觉：但他只能从那些几乎是无味的花朵中挤出很少的一点味道来；可是露水、土壤、被捣碎的青草香味就已经成了一种香油。于是他赶走了垃圾的纠缠，睡着了。
他再次醒来时，满是阳光的天空豁然大开在他头顶上，太阳好像把树叶都擦干净了，慢慢地，他半瞎的视线中又出现了树叶。可马科瓦尔多却不能多做耽搁，因为一阵哆嗦把他吓跳起来：政府的园丁们正在用消防栓里的喷水浇灌着花坛，这喷水使他的衣服上淌满了冰冷的溪流。身边是电车，市场上的卡车、手推车、小货车的践踏声，工人们骑着机动自行车跑向工厂，商店的金属卷帘门直向上冲，各个房屋的窗户卷起了百叶窗，玻璃光芒四射。脸上被印满了条纹，嘴巴眼睛都被紧紧粘着的马科瓦尔多，脊背僵硬、一侧髋部瘀青地跑去工作了。
月亮与Gnac
夜晚持续二十秒，而后是二十秒钟的GNAC。只有二十秒钟的时间可以看见湛蓝色的天空中飘着团团黑色的云朵，看见金黄色镰刀形的新月被一轮不能平息的光晕衬托出来，然后还能看见星星，越盯着它们看，那星星点点刺人的渺小颗粒就越是浓密，直到能看见银河里密密麻麻的光带，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看得匆匆忙忙，目光所滞留的每处细节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可看到了细节，就会失去了整体，因为二十秒钟很快就会结束，GNAC又会亮起来。
GNAC是正对面屋顶广告牌SPAAK-COGNAC上的一部分，它是亮上二十秒，熄上二十秒，当它亮起的时候，其余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月亮倏然褪了色，天空变得均匀而漆黑扁平，星星失去了光泽，沿着屋檐和脚线，公猫和母猫持续发出爱意绵绵的叫唤已经有十秒钟了，它们一个顶着另一个，软绵绵地活动着，现在，GNAC一亮，它们就浑身毛直竖地藏在瓦片间，匿在霓虹灯的磷光里。
从所住的顶楼的窗口朝外望去，马科瓦尔多一家正被各种对立的思潮所穿过。夜深了，伊索丽娜带着她的十八岁，为那澄净的月光而感到激动，而内心则饱受着折磨，以至于楼下收音机叽哩哇啦的微弱声响传到她耳中，也成了一支叮咚作响的月下情歌；GNAC又亮了起来，那台收音机好像也换了一支调子，一支爵士乐，伊索丽娜在那件紧窄的衣服里伸了伸懒腰，想着灯火辉煌的舞厅，而她这个小可怜，孤身一人地待在这顶楼上。丹尼艾莱和米凯利诺，一个八岁，一个六岁，睁大了眼睛望向夜空，他们任由自己被一种温暖而柔软的害怕攫住，害怕自己被满是匪徒的森林包围住；随后，是GNAC！他们于是伸着大拇指和食指地跳起来，互相指着：“举起手来！我是Superman[76]！”多米提拉，他们的母亲，每当黑夜熄灭的时候，她就想了：“现在得让这些男孩退出去，这气氛继续下去可不好。特莱西纳这个时候还把头探在外面可是不行！”可之后，一切又会重新明亮起来，带起电来，屋外屋里一般通明，于是多米提拉就突然感到自己来到了体面人家。
而费奥尔达里基，这个十五岁的早熟男孩，在每次GNAC熄灭的时候，都能看见在字母G的漩涡中，会出现一小扇微微被照亮的阁楼窗户，在那玻璃后，有一张姑娘的脸庞，那脸有着月亮的颜色，霓虹灯的颜色，夜晚自然光亮的颜色，她有着一张几乎还是小女孩的嘴巴，他刚朝她微笑一下，她就难以察觉地张开一点嘴巴，而那嘴已经好像就要展开一口笑容时，GNAC中那个无情的G就又会从黑暗中突然射出来，姑娘的脸于是就失去了轮廓，化成一片微弱而浅淡的阴影，而姑娘那孩童般的嘴巴便再也不知是否回应了他的笑容。
在这些暴风骤雨般的激情中，马科瓦尔多却尝试着给孩子们教授一些天体方位的常识。
“那是大车星座[77]，一颗，两颗，三颗，四颗，那里是辕[78]，那是小车星座[79]，还有指示北边的北极星。”
“那么那个呢，指示什么？”
“那指示着c。但它不属于星星。它是单词COGNAC的最后一个字母。而星星是指示基本方向的。北，南，东，西。月亮现在的月峰朝西。峰面西，上弦升。峰面东，下弦落[80]。”
“爸爸，那么cognac也要落了？c的弦峰是朝着东的！”
“这跟弦峰没关系，不管是升还是落：这是一个被Spaak公司写在那里的字母。”
“那月亮是哪个公司放上去的？”
“月亮不是什么公司放上去的。它是一颗卫星，永远都在。”
“如果它永远都在的话，为什么会改变弦峰呢？”
“月亮有四个月相。能看到的只是一个部分。”
“那个COGNAC也是只能看到一部分。”
“那是因为皮尔贝尔纳尔迪大楼的屋顶更高。”
“比月亮还高？”
就这样，每当GNAC亮起来，马科瓦尔多的行星就和地球上的商业混淆在一起，伊索丽娜把自己的叹气化成了急促的呼吸，这呼吸带着轻声吟唱的曼波节奏，而那阁楼里的姑娘则消失在那圈耀眼而冰冷的光环里，光环隐去了她对费奥尔达里基飞吻的回应，那是他终于鼓足了勇气用手指尖送出去的，丹尼埃莱和米凯利诺把拳头举在脸前，充当飞机上的机关枪，“嗒—嗒—嗒—嗒……”，并对准了那二十秒钟后就会熄灭的闪亮字迹。
“嗒—嗒—嗒……你看见没有，爸爸，我只用一发扫射就把那灯打灭了？”丹尼埃莱说道，但是，没了霓虹灯，他对战争的狂热也就消失了，眼里充斥着睡意。
“要是那样就好了！”父亲失口说出，“最好能打得粉碎！我就能让你们看看狮子星座，双子星座……”
“狮子星座！”米凯利诺突然来了兴趣。“等一下！”他想到一个主意。他拿起一把弹弓，从总装在口袋里的小石子中掏出一粒，安在弹弓上，并使出全力，对准GNAC弹出一发石子“扫射”。
然后就听见一连串散乱的石子落在对面屋顶的屋瓦上，落在屋檐的金属板上，一扇被击中的窗户玻璃叮咚作响，一块石头敲打在底下的车灯槽里，咣当响了一声，街上也响起一个声音：“下石头了！嘿那上面的！混蛋！”但那闪耀的字迹恰巧就在石头射过去的时候熄灭掉了，因为它该亮的二十秒钟到头了。于是顶楼上的所有人都默默地数了起来：一，二，三，十，十一，一直到二十。他们数到了第十九秒，屏住了气，数出了第二十秒，还数了第二十一，二十二秒，因为担心自己数得太快，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GNAC并没有再次亮起，仍是漆黑一片，很难识得清楚，在它的支撑架上缠作一团，好似葡萄藤架上的葡萄。“哈！”所有的人都大叫道，他们头上天空的拱顶抬升起来，上面是满天的星斗。
马科瓦尔多很想给米凯利诺后脑勺一巴掌，手都抬起来了，却又停住了，他感到自己就像是被投影在了宇宙之中。现在统治着屋顶高度的黑暗就像一面幽深的屏障，把那下面的世界排除在外，在那下面的世界中，黄色，绿色，红色，那象形文字般的霓虹灯仍在旋转着，红绿灯正眨着眼睛，空荡荡的有轨电车打着灯地跑着，看不见的汽车在把车灯的光锥往前推进。从底下的这个世界中，只是升起一团弥漫的磷光，就像烟雾一样模糊不清。抬起眼睛，再也不会感到强光刺眼了，而是打开了一片空间的全景，星宿在天空的深处扩大着，星空在到处旋转，就好像一个球体，包囊了一切，却没有任何界限能包围得了它，在星空这纱帐中，只有一片稀薄之处，好似一道缺口般地朝金星打开，是为了它能独自跳到地球轮廓的上方来，带着那爆炸般的静止光束，聚集在一点之上。
新月悬在这片天空中，并没有炫耀出那抽象的半月形容貌，而是揭示出那个不透光球体的自然风貌，它给被地球遗失掉的那个太阳的光线斜照在周围，可尽管是这样，它仍保留着——就像只能在盛春的某些深夜里才能看到的那样——温暖的热度。月亮在那里被切成了暗部与明部，马科瓦尔多就看着那明暗之间似海岸一般的窄窄切线，不由得体尝到一种怀念，仿佛又到达一片海滩，那里在夜间也能奇迹般地阳光灿烂。
就这样，他们在顶楼里张望着，孩子们被自己的举动造成的不可估量后果吓坏了，伊索丽娜则好似陶醉在狂喜之中。费奥尔达里基在所有人中间，是唯一一个发现被微弱照亮的阁楼的人，他终于等到了姑娘月亮般的微笑。妈妈醒悟道：“快点，快点，都夜里了，你们还探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会在这通明的月亮下生病的。”
米凯利诺把弹弓对准了高处。“我把月亮也射灭了。”说罢，他就被逮住送上了床。
于是，那天晚上的剩余时间和第二天的整个晚上，对面屋顶上的光亮字迹只写着SPAAK-CO，于是从马科瓦尔多的顶楼里，就可以看见星空了。费奥尔达里基和月光姑娘用指尖互传着飞吻，也许他们这样默不作声地说着话，都能商定好一次约会了。
但是第三天的早上，在屋顶上发光字迹的支架间，显出了穿着工作服的两个电工那纤瘦的身形，他们正在检查灯管和线路。马科瓦尔多带着一副能预见到天气的老者神情，把鼻子伸到外面，然后说：“今天晚上将又是一个GNAC之夜。”
有人在敲顶楼的门。他们打开门。是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很抱歉，我能从你们家的窗户看看吗？谢谢了，”然后他又自我介绍起来：“戈蒂弗雷多博士[81]，是照明广告公司的代理人。”
“我们完了！他们想让我们赔偿损失！”马科瓦尔多想，他瞪着孩子们，就像要把他们吃掉一样，完全忘记了自己也曾陶醉在那天空中。“现在他从窗户上看，就会明白石头只可能是从这里扔出去的。”他试图把手伸在前面：“您知道，他们还是孩子，就这样随便扔出去的，打麻雀玩的，都是小石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石子就把Spaak那行字给砸坏了。但我已经惩罚过他们了，呃，我可是都惩罚过他们了！您放心，这事不会再发生了。”
戈蒂弗雷多博士做出一副很认真的样子。“说实话，我是为‘Cognac Tomawak’公司工作的，不是Spaak的。我来是为了研究一下在这边的屋顶上安置一面照明广告的可能性。但您请讲下去，您请照样对我说，我很感兴趣。”
就这样，半小时以后，马科瓦尔多和Spaak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Cognac Tomawak公司缔结了一份合约。每当那行字又亮起来的时候，孩子们就得用弹弓把GNAC打掉。
“这将会是使花瓶溢出来的那一滴水[82]，”戈蒂弗雷多博士说。他没错：因为巨额的广告开销，Spaak公司已经濒于倒闭的边缘，他们把自家最华丽的照明广告上接连不断的损坏看做一个不祥之兆。那行时而是COGAC，时而是CONAC，时而又是CONC的字迹，给其公司的债权人传播了一种混乱的感觉；到后来，连广告公司也拒绝修补其余的损坏了，如果Spaak公司仍不付清他们欠款的话；字迹的彻底熄灭加剧了债权人的不安心理；Spaak公司破产了。
在马科瓦尔多的天空里，满月在自己璀璨的光辉中是浑圆浑圆的。
最后一个月相中的一天，几个电工又爬上了对面的屋顶。当天晚上，比之前要高与宽上一倍的火红字体，COGNAC TOMAWAK，闪亮了起来，于是就再也没了月亮，没了星空，没了天空，没了黑夜，只有每两秒钟就亮一下或灭一下的COGNAC TOMAWAK，COGNAC TOMAWAK，COGNAC TOMAWAK。
全家人中最受打击的是费奥尔达里基；月光姑娘的阁楼在那宏大的、不可穿透的W字母后消失不见了。
车间里的母鸡
看守阿达尔贝尔托有一只母鸡。他是一家大工厂里内部警卫队的；这母鸡他就养在工厂里的一个小院子里；警卫队的领导给了他这个许可。他想慢慢地把这里整个变成一座鸡舍；他是从买下那只母鸡开始的，它作为一只听话多产的母鸡，作为一只安静的动物，可以向他担保，自己永远不敢用一个“咯咯大”来打扰车间里严肃的工业气氛。的确，他不能说自己有任何不满的地方：这鸡每天至少给他下一个蛋，如果不是几下低声的吱吱叫，它可以说是完全不作声的。阿达尔贝尔托获得的许可，其实，是在笼子里养鸡的许可，但由于院子里的土地——被机械文明征服还没几年——不仅富于生锈的钉子，也饱含蚯蚓，于是他就默许了母鸡在周围啄食。就这样，这鸡在车间里来来往往，谨慎而小心，在工人们中间很是出名，因为它的自由和不用担责任，为人们所嫉妒。
一天，老车工皮埃德罗发现自己的同龄人托马索，那个质检员，来到厂里时，口袋里装满了玉米。没忘记自己农民出身的质检员，很快就估量了那只飞禽的生产能力，并把这种赏识和想从所受欺压中获得点补偿的愿望联系起来，为了和看守的母鸡交朋友，为了引诱它把蛋下到他工作台边的一只废品盒里，他开始进行了一番小心的操作。
每当皮埃德罗发现朋友的这个秘密诡计时，他就很不舒服，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朋友会这么做，于是也尝试去不逊于他。自从他们快成为亲戚时起（他的儿子打定心思要娶托马索的女儿），他们就总在吵架。他于是也准备了玉米，整出一个装满铁屑的抽屉，在他所看管的机器允许自己的那点时间里，试图来吸引那母鸡。于是，赌的不只是一个蛋，还是道义上报复的这场比赛，更是在皮埃德罗和托马索之间展开了，而不是在他们两人和阿达尔贝尔托之间展开的，阿达尔贝尔托，那个检查工人进出厂的可怜人，总是翻找着别人的拎包和法兰绒布，对此却毫无所知。
皮埃德罗独自一人在一个被一小堵墙划出的车间角落里，就好像一个单独的空间，或是类似于“小厅”，那里有扇玻璃门，面朝院子。直到几年以前，这个小厅里还有两台机器和两个工人：他和另外一个。慢慢地突然有一天，另外一个因为疝气住了院，皮埃德罗临时就有两台机器要管。他学会了如何根据需要来支配自己的活动：放下一台机器的杠杆，然后去另一台机器拿下已经完成的部件。然后那个得疝气的家伙做了手术，回来了，但被分配到另一组里去了。最后皮埃德罗就留在了那里，和那两台机器一起；甚至，为了让他明白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疏略，来了一个测时员，来测量机器的工作时间，然后又给他加了第三台机器：测时员计算出，在一台机器和另一台机器的操作过程中，仍有几秒钟的空闲时间。然后，在一次计件普查中，为了补足不是很清楚究竟是多少的总数，他又不得不给弄来第四台机器。年过六十的他，还得学会在同样的工作时段中，完成四倍的工作，可由于他的工资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生活也就并未因此获得很大的回应，除了在他身体里那渐渐生下根来的支气管哮喘，还有自己在任何同伴中和环境中刚刚坐稳就会睡着倒下来的恶习。但他是一个健壮的老人，尤其是精神上那洋溢的活力，总是期望着自己能处在什么重大变革的前夜。
一天八个小时，皮埃德罗都要在四台机器间转，每转一圈，都要反复做上相同的动作，他已是如此地熟悉这些动作，以至于可以把这些动作中任何一处多余的冗长撇除出去，以至于能准确地把自己气喘的拍子调节到工作的节奏中去。就连他的瞳孔也能顺着一条准确的线路移动，就好像行星的轨迹，因为每台机器都需要在某个确定的时候被盯上几眼，这样就能保证它不会被卡住，计件也不至受损。
在第一个半小时的工作后，皮埃德罗就已经累了，在他鼓膜里的工厂噪声，揉成了背景统一的嗡嗡声，从这声音里，会跳出他机器的节奏。被这节奏推动的他，几乎是迟钝地走上前去，直到他能听到或是因为机器故障，或者是因为下班时间已到而放慢运转并终止下来的传送带的呻吟，这就如同幸存者看见海岸显出轮廓时那般甜蜜。
但那无穷无尽的东西是人类的自由，尽管在这样的条件下，皮埃德罗的思绪还是能在一台机器和另一台机器间编出一张网来，能像蜘蛛嘴里吐出的线一般持续地流淌出来，而在那个由脚步、动作、眼光、肢体反应组成的几何图形中，他不时能做上自己的主人，就像一个乡间的老爷爷那样安详，会在接近中午的时候出门，来到葡萄藤架下，望着太阳，用口哨唤狗过来，看护着坐在枝头上晃荡的孙子们，并日复一日地望着无花果长熟。
当然，这种思绪的自由只能通过一种特别的技术才能达到，要很长时间才能学得会：就比如，能够在手必须把零件送到车床底下的时候打断思路，并几乎是把那个思路放在槽里正在过来的下一个零件上去继续它，而且尤其要在零件前行的时段内抓紧时间，因为只有当人穿过一段很熟悉的路时，才能好好地想什么事情，即使这里只有两步路：一步—两步，可在那段路程中有多少东西可以想啊：一段幸福的老年，整个星期天在广场上听各种会议的老年，在扬声器边上竖着耳朵，为失业的儿子听工作机会，然后很快就被围在一窝打鱼的子孙间，在那夏日的夜晚中，每人都举着根钓鱼竿，坐在小河的堤坝上，还可以跟朋友托马索打自行车比赛或是政府危机的赌，但这赌重得能打消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想固执一番的愿望，同时还须用眼光追随着传送带，因为在那个地方，传送带总会从机轮上脱落下来。
“如果在五……（抬起杠杆！）……月，我的儿子要娶那个笨蛋的女儿……（现在得把零件送到车床底下！）我们就要把大房间腾出来……（然后得走掉那两步：）……这样一来他们夫妻在星期天的早上就可以一起在床上待到很晚了，他们能从窗户里看到大山……（现在要把那杠杆放到那下面去！）我和我的老太婆就在那个小房间里凑合凑合……（把那些零件放到位置上去！）……反正就算从窗户里我们只能看到煤气罐，那也无所谓，”然后从这里他又转到另一番推理上去，就好像是那个房子旁边的煤气罐形象让他回到日常的现实中去，或者也许是因为车床的一个临时障碍给他激发出一种斗争的态度：“如果轧钢机车间因计件问题支持一场罢工的话我们就可以……（小心！放歪了！）……可以和他们一起……（小心！）……要……要求（不行了，小心！）我们这个专业的待遇被提到更高一个层次上……”
就这样，机器的运动制约着，可同时也推进着思维的活动。而在这样一个机械台架中，思维也慢慢适应过来，敏捷而柔软得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年轻骑士苗条而肌肉发达的身子，这身子把自己适应在盔甲[83]里，并能绷紧和放松二头肌，以便能活动活动睡着的胳膊，能伸伸懒腰，能蹭蹭铁制背甲把他弄痒的肩胛骨，能缩缩屁股，能移动一下被马鞍压扁的睾丸，能把大脚趾从第二个脚趾上叉开：皮埃德罗的思绪就这样涌淌和松懈在那种神经紧张的囚禁之中，一种无意识的、疲劳的囚禁。
因为没有一座监狱是没有一线光的。于是就算是妄想利用工人最后一丁点时间的那个体系也是这样，皮埃德罗终于发现，通过一系列动作的组合，有那么一刻，几秒钟时间的惊艳假期会出现在他眼前，以至于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前前后后地走出三步，或者挠挠肚子，或者哼上一句：“啵，啵，啵……”然后，如果车间主任不在那里烦人的话，在一个操作和另一个操作之间，还有时间跟什么同事说上两句话。
于是在那母鸡出现的时候，皮埃德罗就可以说：“唧喔……唧喔……唧喔……”并在脑子里把自己用平足和那肥胖的身子在四台机器间转上的那么一圈和母鸡的运动做了一下比较；并开始把那些玉米粒在地上丢成一条线，因为这线是一直通到装满铁屑的抽屉里的，这样一来是应该能把那飞禽引去为他下蛋的，而不是为警察阿达尔贝尔托，也不是为了朋友—对手托马索的。
可不管是皮埃德罗的还是托马索的窝都没有使母鸡产生灵感。
好像是每天拂晓时，它把自己的蛋都下在了阿达尔贝尔托的笼子里，在它开始在其他车间里转悠之前。不管是车工还是质检员，都养起了一看到它就将它捉住，并把手伸到它腰里的习惯。那母鸡呢，性情驯顺得就像只猫，就那么任人摆弄着，可肚子里总是空的。
应该说，已经有几天皮埃德罗不是一个人跟那四台机器相处了。也就是说，对机器的控制权仍是完全属于他的，然而出了一条新规定，某一部分的零件，是需要精加工的，于是一个总带着木锉的工人就时不时地来抓上一把零件，并把它们带到安置在那附近的他的工作台上去，然后呋啉呋啉，呋隆呋隆地，安安静静地，把它们刮上个十分钟。他是不会帮皮埃德罗忙的，相反，他总会挡住皮埃德罗的路，而且很显然，他还有别的职责。他这个家伙，早已闻名于工人之间，还有个绰号：臭烘烘的乔万尼诺。
他身形单薄，黑黑的，毛发多，头发卷，朝上翘的鼻子，把嘴唇也提了上去。没人知道他是给从哪里捞过来的；不过大家知道，他刚被雇用时，在工厂里轮到的第一个位置，就是维护厕所；但事实上，他得待在那里一整天，偷听人们说话，还要汇报上去。有什么东西会如此重要，以至于要在厕所里偷听，这从来也无法得知；好像是职工委员会里的两个人，或者是工会里谁知道什么鬼人，看见没有办法在其他地方聊天还能保证自己不被立刻开除，于是就在厕所的两个小隔间里互相交换着意见，却假装是因为生理需要才去那里的。不是说一座工厂里的职工厕所就是多安静的地方，那里的隔间大多没有门，或只有到腰间高度的那种门，头和上半身于是就暴露在外，为的正是没人能滞留在那里吸烟，然后还会有看守时不时地过来看看，为的是人们待在这里的时间不至于太长，也是为了看看你待在那里是大便呢，还是在休息，但是总之，与工厂里其余的部分相比，这里还算是宁静与舒适的。事实是，那两个人被指控在工作时间从事政治，就被解雇了：应该是有人告发了他们的，人们立即一致认为是臭烘烘的乔万尼诺干的，从那以后，他就被这么叫了。他把自己关在那里面，时值春季，而他整整一天就那么听着水流声，噼啪声，扑通声，哗啦声；同时梦想着自由奔放的激流，还有纯净的空气。再没人在厕所里说话了。他们把他撤了下来。一个没有手艺的人，一会被分到这个组里，一会被分到那个组里，做着泛泛而显然无用的工作，带着监视的秘密任务，被总是担惊受怕的领导们那混乱无章的害怕调遣着；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单位的同事们总是默默地朝他背过身去，并且根本就不屑于看一眼他想方设法要勉强做出的那些无用的操作。
现在他落到要跟在一个只身一人的耳聋老工人身后。他能发现什么？他是不是也像他告发掉的那些受害者一样，也来到了最后一级台阶上，然后被赶到路上[84]？臭烘烘的乔万尼诺于是就绞尽脑汁地想捕捉到一点痕迹，一处怀疑，一条线索。那是一个好时节；整座工厂都处在惊恐之中，工人们都很激动，领导阶层也是汗毛直竖。乔万尼诺琢磨自己的一个想法已经有一阵了。每天将近某个钟点时，总会有只母鸡进到车间里。车工皮埃德罗就会摸它。用两颗玉米粒把它引到自己身边，然后他会走到它旁边，把一只手伸到那鸡的身子下。这会说明什么呢？这是把什么秘密消息从一个车间传到另一个车间的方式吗？乔万尼诺对此已是坚信不移了。皮埃德罗对那母鸡做出的举动，正好像是想在那飞禽的羽毛间寻找或塞进什么东西。有一天，臭烘烘的乔万尼诺在皮埃德罗把母鸡放走之后，就跟着它去了。母鸡穿过院子，爬到一堆“工”字形的铁家伙上，乔万尼诺也平稳地跟着它爬了上去；然后它又钻进一节管道中，乔万尼诺就匍匐地跟着它钻进去；它穿过院子的另外一段，来到质检员的车间里。那里另有一个老头，好像正在等它：老头一直在车间入口处窥视着它的出现，然后他一看到它，就丢下锤子和改锥，迎它而去。这母鸡跟他也很亲密，以至于随他把自己的爪子给拎起来，好呀，这也是！这鸡也让他摸自己尾巴下的那部分。乔瓦尼诺已经确定自己找到了什么重大发现。“那消息，”他想，“每天都被皮埃德罗转达到这个人这里。明天，那鸡一从皮埃德罗那里出发，我就把它逮住，好好搜上一搜。”
第二天，在皮埃德罗没有信心地又摸了一遍那母鸡，并忧伤地把它重放回地上以后，便看见了臭烘烘的乔万尼诺，带着他的木锉立在那里，然后几乎是跑着离开了。
接到他的警报，警卫科就准备开始逮捕。正当那鸡在灰尘中啄食着布满在螺钉间的昆虫幼虫时，被他们当场捉住，并转移到监察科的领导办公室里。
阿达尔贝尔托对此仍一无所知。由于不排除这事也是被他纵容默许的，这次行动是瞒着他展开的。他被命令召去，一看见上司写字台上那母鸡被固定在两个同事的手里，他眼里差点就涌满了泪水。“它做了什么？为什么？我总是把它关在笼子里的！”他说起来，同时想到，他错在让鸡满工厂地乱跑。
可指责却更为严重，他很快就发现了。领导不断地质问他。那是一个退休的前宪兵上士，于是对警卫队里的前宪兵仍旧行使着军队等级关系权力。在审讯过程中，对自己名誉被损的担心，要远远多于对那母鸡的热爱，多于能在未来成为一个家禽饲养者的希望。他把手伸向前方，试图为把飞禽放出去的那个举动自我辩护，但对于母鸡和工会之间关系的提问，他却不敢冒着自己将受到牵连的险，而给鸡开脱或是为其辩解。他总以一系列的“我不知道，这和我无关”来做掩护，唯独担心在这起事件中，自己的任何责任会不被排除在外。
看守的诚意被认可了；但他喉中含着眼泪，悔恨揪心地望着那只任由命运摆布的母鸡。
上士下令开始搜查。那些人中的一个避开了，说是这让他恶心，而另一个在母鸡一轮啄嘴进攻后，吮着淌血的手指，离开了。最后，不可或缺的专家们出场了，对能表现表现自己高兴不已。输卵管是一个会藏有与企业利益相背的信件或其他什么东西的世界。作为战争中各种技术的行家，上士下令在鸡翅膀下面搜寻，因为驯鸽工程兵总习惯把自己的短信藏在蜡封的特制小弹壳里。专家找了找，沾了一手的绒毛和翎毛，还把写字台上溅得到处都是泥，可什么也没找到。
尽管如此，母鸡仍被认为相当可疑，说它无辜是不足信的，于是它被判了罪。在惨淡的院子里，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人抓着它的爪子，第三个人则是拽它的脖子。它发出了最后一声尖叫，长久而悲痛，一声凄凉的“咯咯大”，它一直是如此谨慎，以至于从也不敢喜悦地把这叫声喊出来。阿达尔贝尔托用手捂住了脸。他那要弄一个唧唧吱吱鸡窝的温暖美梦还没诞生就已经破灭了。就是这样，压迫的机器总是和为它服务的人作对。因为收到工人委员会对解雇工人的抗议而正忧心忡忡的企业老板，从他的工作室里听到了母鸡被处死时的尖叫，突然有了一种伤心的不祥预感。
数字之夜
夜晚的黑暗钻进大街小巷，用黑色填满了树上叶片间的空隙，用火花给电车天线的轨道打上星星点点，在准时的路灯下打开一道模糊的光锥，点燃橱窗的节日，再往上去，越过屋子的正面，突显出来家庭里窗户上窗帘的谨慎。但是在一、二层楼间的夹楼和在底楼上，那没有遮掩的宽宽长方形的光亮揭开了城市里上千家公司办公室里的秘密。一天的工作到了头：在排成行的打字机卷轴上，最后几张纸也被卷出来，给皱巴巴的复写纸分开；在办公室主任的写字台上搁着一些等着签字的信件档案，打字员或在给打字机戴套子，或走向衣帽间，或是已经在签章表[85]处尾随上穿着大衣交谈的人群。一切很快就荒凉起来。窗子里现在展示出的一溜空大厅，浸没在石灰的洁白之中，那洁白从白炽灯中散发出来，反射在用令人愉快的颜色划分成几块的墙体上，反射在光亮而光秃的写字台上，反射在机械化处理机器上，这些机器停下了自己的持续费神，像马一样站着睡在那里。现在，一群中年妇女突然盈满了这种几何景致，她们裹在有着绿色与猩红色花卉图案的晨衣里，头上扎着手绢，或梳着拿破仑时代的头发式样，或披着三角薄围巾，穿着从中伸出了羊毛袜里粗腿的超短裙，脚上蹬着补丁鞋。会计工作的夜晚会产生女巫。她们握紧扫帚和大刷子，扑向那些光滑的平面，画出她们的神秘图案。
在一扇窗户的方格中，出现了一个生着雀斑的小伙子的脸，他有一头冠毛般的粗硬黑发，然后他走开了，接着又出现在下一扇窗户中，之后是下一扇，又是一扇，就好像鱼缸里的一条翻车鱼。好了，他停在一扇窗户的角落里，就在那时，百叶窗突然展了开来，而那光亮的长方形的鱼缸就消失了。一扇，两扇，三扇，四扇，在所有的窗子上，都落下了黑暗，而在每扇窗户里，最后一个能看到的东西，就是那张翻车鱼般笑脸做出的怪相。
“保利诺！你放下所有的百叶窗了吗？”
尽管早上保利诺要早起去学校，他母亲每天晚上都带着他，这样他就可以帮点忙，也可以学着干活。像软云般的睡意会在这个时候压沉他的眼皮。从已经黑掉的路上进来，这些空旷而通明的房间就好像会让你眩晕。台灯仍开着，在柔韧的长颈上垂下绿色的灯罩，弯向写字台明亮的台面。保利诺经过的时候，为了关灯并减弱那亮光，会揿下每盏灯的按钮。
“你在干什么？你觉得这是玩的时候吗？过来帮我一把！你把百叶窗都放下来了吗？”
保利诺使出一个生硬的动作，把百叶窗一下子都展了开来。那外面夜晚的黑暗就消失了，街灯的晕圈，大街上远处窗户上微弱的亮光也消失了，除了这一盒光亮外，再也没有另外一个世界。每当保利诺去把百叶窗猛拉下来时，都好像是从自己的迟钝中苏醒过来一样：但这就好像是在睡眠中梦见自己醒来，无非是进入了另一场梦境一般，一场更深的梦。
“妈妈，我可以去转一圈篓子吗？”
“当然，好孩子，拿上袋子，去吧。”
保利诺拿上袋子，为了倒废纸篓，得去办公室里走上一遭。那袋子比他人还大，保利诺把袋子拖在身后，袋子就在地板上滑着。他走得很慢，是为了尽可能拖延这一圈的时间：对保利诺来说，整个晚上，这是最美妙的时刻。在他面前会展现出一座座的大厅，那里立着成排的计算器和全都一个样的文件柜，还会出现一格格的房间，那里放着颇具权威的写字台，台上装满了电话，内部电话，还有键盘。他喜欢独自在那里转悠，直到和那些金属设备，和那些成直角的棱角合为一体，直到忘记其余的一切，尤其是耳朵里不用再有他母亲和迪尔切太太的聒噪。
迪尔切太太和保利诺的母亲之间的区别是，迪尔切太太对在“斯巴夫”公司办公室里打扫卫生这件事很投入，而他母亲却不管自己是在打扫一家公司，一间厨房，还是一个商店的后间。
迪尔切太太知道所有办公室的名称。“现在我们去会计室，潘索第太太，”她对保利诺的妈妈说。
“那是干什么用的？”潘索第太太问，她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小女人，从老家刚来不久。
迪尔切太太则是一个又瘦又长的女人，满身的傲慢，穿着一件类似于日本和服一般的衣服。她了解公司的所有秘密，而保利诺的母亲就张着嘴听她说。“您看贝尔托棱齐博士多没条理啊，似乎是不可能的，”她说，“这么乱，我敢肯定输出很糟糕……”
保利诺的母亲抓住她的一只袖子：“但那是谁？……我们就别管了……您在碰什么呀，迪尔切太太？您难道不知道，如果桌上没弄干净，我们是不需要打扫的？只需要用鸡毛掸子这样在电话上扫一下就行了，至于去油垢嘛……”
迪尔切太太把鼻子贴到文件上，拿起一封信，放到自己鼻子下面，因为她是个近视眼，然后说：“喂，您听听，三十万美元，这边说……您知道三十万美元是多少钱吗，潘索第太太？”
在保利诺看来，这两个女人就好像是走了调的曲子一般，触犯了办公室的庄重。她们中的这一个或另一个都使他恼火：迪尔切太太是个蛮横可笑的家伙，当她要擦内线电话的键，或是抽屉的把手时，便坐在一个办公室主任的扶手椅里，在那里，移动着她的抹布时，她会拿起一副正在迅速处理什么重要手续的主任表情；然后他母亲呢，总是同样的一副乡下女人相，当她给计算器去尘时，就好像是在照管牲口圈里的牲口。
保利诺离她们越远，越深入到荒芜的办公室中，那双被睡意弄小的眼睛就越会放大那光秃而方正的视野，他喜欢把自己想像成一只蚂蚁，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存在，正在穿过一片亚麻油毡做成的土壤，贫瘠而光滑，周边是光亮的群山，山峰都给削尖了，上面是扁平白色的天空。于是他就会惊愕起来：为了重新鼓起勇气，他就去周围寻找那总是多样而不协调的人类生命痕迹。在一张桌子——那肯定是张女职员的桌子——的玻璃下有一张马龙·白兰度的照片；在一个窗台上，另一个女职员在一个小花盆里养着一些水仙花的球茎；在一个废纸篓里，有一份印有插图的报纸；在另一个篓子里，有一张活页记事簿里的纸，上面全是用铅笔画出的小人；一张女打字员的凳子上散发出紫罗兰的味道，在一盘烟灰缸里，有一些包过酒心巧克力的小酒杯形锡纸。好了，只要找到这些细节，对于那片几何图形的沙漠的惊愕就会消逝不见了，但是保利诺几乎感到自己很丢脸，就像是为了自己的胆怯，因为他想要的，和要使之成为自己一部分的，正是那个最能带来惊愕的东西。
一个大厅里面全是机器。现在是静止的，但有一次，保利诺看到过它们运作，运作时的机器附着一种持续的嗡嗡声，一些被打上孔的厚纸在里面上上下下地跳个不停，就好像鞘翅一般；一个穿着外科医生那种白大褂的男人正在操作机器，他还停了下来，和保利诺说话。“会有一天，办公室只需要这样就能运转下去，”他对保利诺说，“不需要任何人，也不需要我。”
保利诺立刻跑到迪尔切太太那边去。“您知道那些机器生产什么东西吗？”他问她道，希望能找出她什么茬来；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就是在那时告诉他，那些机器是什么东西都不产的，但是它们指挥着公司里的所有事宜；检查账目，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也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边那些？”迪尔切太太说，“那边那些机器甚至都不能用来做逮老鼠的夹子，我这么跟您说吧。您想知道一件事吗？那些机器的代理权掌握在皮斯塔尼亚授勋骑士的小叔子[86]那里，因为这，他才给公司买进那些机器的。正是这样……”
保利诺耸了一下肩：又一次证明了迪尔切太太什么都不懂：她甚至都不知道那些机器既识得过去也了解将来，它们会让办公室独自运转，那时的办公室会荒芜空旷得就像夜晚的时刻。现在，保利诺把废纸袋拖在身后，尝试着想像那时会是个什么模样，尝试着让自己集中于那个念想，那个离他母亲和迪尔切太太尽可能远的东西，但总有什么东西阻碍着他，就好像是一种走调的存在。那是什么？
他正准备进入一间办公室，去收篓子，忽地听见一声受惊的“噢！”，一个男职员和一个女职员，正留在那里加班，他们看见了保利诺那头硬直的长头发，就像刺猬一般，在门洞里露了出来，然后这个穿着红绿相间厚毛衣的小伙子就走上前来，身后还拖着一口巨大的袋子。保利诺痛苦地明白到，挤在那中间的一种不合时宜的存在正是他自己的出现。
这两个职员却显得与环境很协调。这两个留在那里加班的人中，女人长着红头发，戴着眼镜，男人头发上的头油是熠熠生辉。他报一些数字给她，她就把这些数字打下来。保利诺停下来，看着他们。男职员报着数的时候，感到有必要走上一走，但他在那些桌子中间的活动，就好似走在一座迷宫里，全是直角形的。然后他又回到那个小姐身边，接着又离开；那些数字就像干冰雹一般落下，打字机上的键盘是起了又落下，男职员的手神经质地抚摸着台历，装纸的篓子，椅背，而手所碰的每一件东西都是铁制的。突然，那小姐出了一个错，她停下来，在滚筒上清除起来，于是，就有那么一阵，一切都染上了一种甜蜜的气氛，几乎是亲昵的；男职员于是又缓慢地重复了一遍那个数据，一手搁在女职员的椅背上，而她则是把背弯成了弓形，直至触到了他的手，于是他们的目光，就把那种持续关注的凝视缓和下来，并在对方的目光中停留了一会。但是该删去的数字都删完了；她再次在键盘上敲打起来，他则又像机关枪般地吐出一串数据；他们分开了，一切又回到了从前。
保利诺得去拿纸篓；为了适应这情境，他就吹起了口哨。那两个人中断了手中的活，抬起了目光。保利诺指指篓子。“你忙，你尽管忙。”保利诺靠过去，嘴巴摆出吹口哨的姿势，却没吐出声来。当保利诺走向篓子时，他们不由自主地暂停下来，然而就在这停顿中，他们又靠近了，他们的手相擦而过，可他们的眼神却没有躲闪避让，而是直视对方，交织在一起。保利诺慢慢地打开袋子口，提起篓子；那年轻人和那姑娘正准备互投一笑。保利诺突然一下子，把篓子翻过来，拍了拍篓子的底部，把废纸全都弄进袋子里：男职员和小姐已经再次疯狂地工作起来了，他密密麻麻地报着数字，她则弓在打字机上，一头红发盖住了她的脸。
“保利诺！保利诺！你到楼梯上来扶我一把。”
保利诺的母亲正在三角梯上清洁玻璃。保利诺就过去帮她扶梯子。迪尔切太太正摆动着那柄大扫帚，在地上踱来踱去，对门前没有擦鞋垫这档事，又有话要说：“像这样一家公司，搁上四张擦鞋垫能花他们多少钱，这样他们就可以不用踩着沾满泥浆的鞋子进办公室了……可什么呀，反正操劳的总是我们，然后如果地上不够光亮可就倒楣了……”
“嗨，反正星期六我们就要打蜡了，迪尔切太太，您会看见的，一切都会好的……”潘索第太太说。
“噢，我又不是生乌杰罗骑士的气，您知道，潘索第太太，我是说皮斯塔尼亚授勋骑士，说实话……”
保利诺没听她说下去。他在想那里的年轻人和小姐。当他们晚饭后来加班时，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就会生出一种气氛，就好像是在共同经历着什么非同寻常的考验一般。他们工作得很猛应该说，但也放进了什么焦虑而秘密的东西。保利诺用言语说不大出来，但那是一种他在那两人眼里找到的什么东西，他想再回去看看他们。
“你给我扶好梯子，你睡着了吗？还是你想让我掉下来？”
保利诺又看起了挂在墙上的图示。上，下，上，上，再下面一点，再上去。这些都代表了什么？也许可以用口哨来读它们：一个调子上去，再上去，然后一个调子降下，然后更长的一个高调。于是他就试着用口哨吹出一张图示上的图案：“啡—啡咿—啡咿……”然后是另一个图案，再来一个。吹出来的调子不怎么动听。“你在吹什么，你傻了吗？”母亲大喊着。“你想吃一记耳光吗？”
保利诺现在搬着一个垃圾桶，得去把所有的废纸倒掉。他又回到那两个人的办公室。再也听不到打字机的滴答声了。他们都走了吗？保利诺探了一下头。那小姐已经站了起来，朝那个上了头油的年轻人伸出一只握成爪子状的手，手上的指甲削得很尖，涂着指甲油；而他则伸出一只胳膊，就好像想抓住她的喉咙。保利诺吹起了口哨：他的唇间冒出那支自己不久前刚创造出来的调子。他们镇定下来。“噢，怎么总是你？”他们已经穿上了大衣，站在那里，正互相给对方看着一些纸张，那是第二天的工作。“烟灰缸！”保利诺说。但他们并没有理会他，又放下那摊纸，走掉了。在走道的尽头，他挽起她的胳膊。
保利诺对他们走掉这件事感到很是遗憾。现在真是一个人也没有了：只能听见打蜡机的嗡嗡声，还有他母亲的声音。保利诺穿过有张桃花心木桌子的董事会大厅，在那桌子上，甚至能把自己给照出来，那周围是一圈皮制的沙发。他真想做一番助跑，然后像鱼一般地猛扑向桌面，从桌子的一头滑到另一头去，也想陷在那沙发中，并在里面睡着。然而他却只能在上面抹过一根指头，只能看着上面像船尾波一般的潮湿印记，只能用毛衣的胳膊肘部位再把那指印擦干净。
会计室的大厅被分成很多盒子。从大厅的尽头传来一阵嘀嗒声。应该是还有什么人在加着班。保利诺从一个盒子转到另一个盒子里，但这就好像一座满是相同暗室的迷宫，而那嘀嗒声总好像是从什么不同地方传来的。终于，在最后一个盒子里，他发现，在一台老式加减器上，正伏着一个瘦高的会计师，一身套头衫，在他长方形秃头的一半处，戴着一顶绿色的赛璐珞鸭舌帽。为了敲键，他用拍翅飞翔鸟儿一般的动作，抬起胳膊肘：实在好像一只庞大的鸟，栖卧在那里，而他那帽舌就好似一张鸟嘴。保利诺正准备把烟灰缸倒过来，可会计师那会正在吸烟，并且就在那时，把烟搁在了烟灰缸的边缘上。
“你好，”会计师说道。
“晚上好，”保利诺说。
“这个时候你还在转什么？”会计师有张白色的长脸，皮肤干燥，就好像从没见过太阳一样。
“我倒烟灰缸。”
“小孩子晚上该睡觉。”
“我和我母亲一起。我们是打扫卫生的。我们刚刚开始。”
“你们一直待到几点？”
“十点半，十一点。有时我们早上还要加班。”
“跟我们相反，早上加班。”
“对，但一个星期只有一次或两次，要打蜡的时候。”
“而我总是在加班。永远做不完的活。”
“做什么？”
“把账算回来。”
“算不回来吗？”
“从来就没算回过。”
他一动不动，握紧了加减器的操纵杆，眼睛盯着一张窄窄的纸，那纸一直摊到地上，会计师好像在等着什么东西从卷轴里的一行数字中出来，同样出来的还有夹在双唇间的香烟上冒出来的烟，那烟直直的，飘过他的右眼前，碰着了帽子，偏离了方向，继续上升，直至遇到了电灯泡，充满了灯罩。
“现在我跟他说那事，”保利诺想。问道：“不好意思，可不是有那些电子机器可以自己计算吗？”
会计师眨了眨被烟雾刺激的眼睛。“都是错的，”他说。
保利诺放下抹布和垃圾箱，靠在会计师的桌子上。“都错了，那些机器？”
戴帽子的人摇了摇头。“不，之前就错了，之前就一切都错了。”他站起来，套头衫太短了，他的衬衫就在腰带周围鼓鼓囊囊地皱了一圈。他从椅背上拿起外套，穿上。“你跟我来。”
保利诺和会计师就在盒子中间走了起来。会计师步子很长，而保利诺只得小跑着跟在后面。他们穿过整条走廊；来到走廊尽头，会计师掀起一面帘子：那里有一节盘旋式楼梯，直通到楼下。里面很黑，但会计师知道开关在哪里，他打开那底下一盏微弱的灯。现在他们就从那盘旋式的小楼梯上下去了，来到公司的地下室里。在地下室里，有一扇被插销关上的小门：会计师有钥匙，他打开门。里面应该是没有什么电器设备的，因为会计师点上了一根火柴，并准确无误地在那里找到了蜡烛，并点上蜡烛。保利诺看不大清楚，但明白这是在什么狭窄的地方，一种小储藏室里，而周围，成堆成堆地，一直积到天花板上的，尽是一些流水账本，注册簿，堆满灰尘的纸张，那发霉的味道肯定是从那里散出来的。
“这些都是公司里旧的总账，”会计师说，“在公司上百年的寿命里。”他爬上一张凳子的顶端，坐下，在一张高高的斜面桌上，打开一个又细又长的本子。“你看见没？这是阿尼巴雷·德·卡尼斯的笔记，他是公司里的第一个会计师，公司历史上最勤奋的会计师：看看他都是怎么记录的。”
保利诺扫视着那一栏栏的数字，那都是用漂亮的长方形字体写出来的，且略带花饰。
“我只给过你一人看这些东西：其他人不会懂的。可也是需要有人看的：我老了。”
“是的，会计先生，”保利诺用细细的声音说。
“从没有一个会计师像阿尼巴雷·德·卡尼斯那样，”戴绿色鸭舌帽的人说，移开了蜡烛，在一沓注册簿上方，在一把棍子都东倒西歪的老算盘旁，照亮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位长着小胡子和山羊胡子的先生，他身旁有只狐犬。“但是，这个永不会犯错的男人，这个天才，你看，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他翻着一本总账里的纸页，并打开一页，这页被一根干瘪了的鹅毛标识出来，“喏，这里，有个错误，一个款项中四百一十里拉的粗劣错误。”在纸页的底部，这一款项的数字被一道粗粗的红铅笔印团团围了起来。“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是第一个我把这事说给听的人：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千万不要忘了！而且，就算你跟别人说了，你是个小孩，也没人会听你的……但现在你知道，一切都错了。这么多年里，你知道那个四百一十里拉的错误变成了多少吗？几十亿的里拉！几十亿的里拉！他们用计算机器、电脑和其余的一切是运转得很好！可错误在根部，在所有它们数字的根部，然后就长啊，长啊，长啊！”他们又把小房间关起来，爬上了盘旋式楼梯，重新穿过走廊。“公司变大了，大极了，有上千家的股东，上百家的企业联合，数不尽的国外代理处，可所有人都只是在消磨错误的数据，在他们的账目中，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数据。半个城市都是在这些错误上建立起来的，我说的还是半个城市：简直是半个国家！出口和进口？都是错的，整个世界都带着这个错误，在会计师阿尼巴雷·德·卡尼斯一生中犯下的唯一一个错误，那个大师，那个会计界巨人，那个天才！”
那个男人去了挂衣架那里，穿上大衣。没戴上帽子，有那么一阵，他的脸显得更加苍白和悲伤了，然后那脸就回到了帽翼下的阴影里，帽子落在了眼睛上。“你知道我想跟你说什么吗？”他俯着身说，声音很低，“我敢肯定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他站起来，把手放进口袋里。“我们两个从没见过面，从没认识过，”他对保利诺说，就像是从齿间吐出来的。
他转过身，往出口处走去，那步伐好像是想做出昂首挺胸的模样，结果却走歪了，他哼着小曲：“女人是易变的……”
电话铃响了。“喂！喂！”迪尔切太太的声音传过来。保利诺跑过去。
“是，是，这里是‘斯巴夫’公司。您说什么？Do Brasil[87]？喂：他们从巴西打来的。是的，可您想找什么？我不懂……您知道吗，潘索第太太？他们在说巴西语，您也想来听听吗？”
这应该是世界另一头的一个客户，在计算时区时弄错了，于是就在那个时候把电话打进来了。
保利诺的妈妈从迪尔切太太手里一把夺过听筒：“这里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您知道吗？”她喊了起来。“您明天早上再打！这里只有我们，我们是那些打扫卫生的[88]，您知道吗？那些打扫卫生的！”
帕乌拉提姆太太
城里电子钟的黑色指针有六十秒是紧绷和静止的，然后，会以昆虫般的一跳，一齐冲向下一分钟。跳！滚动数字计时钟的方形眼睛突然垂下了眼皮，眼皮上写着另一个数字。跳！准时和突然得就如同一声打嗝，红绿灯的绿灯亮了，于是成打的鞋底踩下了油门。跳！刹着车的电车靠在了站台边上，电车门下的台阶用自己金属鼻子撞击的次数与乘客们的踏脚次数是一样的，那些脚步就像雨珠一般落在了台阶上。跳！跳！跳！
银行的旋转门在转动着，在那玻璃的鱼缸里，游着一群无休止旋转着的鱼，它们戴着帽子，穿着大衣；在蒸馏咖啡机冒着烟雾的鸟嘴下，正在经过一支咖啡杯的军队，并在吧台边一级级的闪亮台阶上列队经过，最后仍浸着糖粒深色残余地沉入水池中；汽车现在把自己的嘴鼻部瞄向下一盏红绿灯，再下面一盏，再再下面一盏，红绿灯一盏接着一盏地，把自己的红色切换成绿色，直到路尽头的最后一盏，可在正重新亮起的红灯还没有把沿着整个一列车队的脚踏刹车推广出去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到达那最后一盏红绿灯。太阳把街道切成一片一片的，把尘埃卷入空中。在帕乌拉提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前，帕乌拉提姆太太从汽车里下来。
司机的鸭舌帽冒在汽车的车顶之上。“我得等在这里吗，帕乌拉提姆太太？”
“是的阿提里奥，谢谢阿提里奥。”
在入口处大门的玻璃上，对面人行道的映像倾斜开来，给报亭和加油站的映像腾出了位置。门房桌子底下原先几乎是垂直立在地上的鞋底，突然贴着地面压了下去。“白天好[89]，帕乌拉提姆太太。”
“白天好，科斯坦左。”
一个服务员赶去给她打开大厅玻璃门，“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可她，“白天好，”推开了朝向庭院的弹簧小门。弹簧就像弓箭一般地拉开，把帕乌拉提姆太太投影在一片光线和声响之中。像往常一样，她避过了等候室，大厅，毛茸茸的有着地毯的领导人办公室，那里有着暗色锃亮的桃花心木家具和花饰瓷砖，她想穿过正在运营中的工厂。
在一些略为弯曲的、穿着破旧裤子的腿的上方，一些处在半空中的箱子正在移向一辆卡车，它们以快速的小步子前进着，几乎是在跑着。卡车尾部黑黑的，人们的讲话声轰隆作响，从那里伸出一些粗壮裸露的胳膊。
“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
“白天好。”
箱子被压得几乎鞠起了躬，这鞠躬也是陷在那些并不稳健并仍在继续小跑的双腿上。
“白天……帕乌拉提姆太……”
“白天好。”
仓库的玻璃窗轧碎了光线，并随着锤打的聒噪声振颤着。钉子头，手指肚，还有锤子，在空中互相追赶着落在箱子的边缘上。
“嘣！嘣！嘣！白天好……嘣！拉提姆……嘣！太……嘣！”
“白天好。”
包裹飞着来到包装车间的箱子前，画出了一条条的小型抛物线，每根抛物线都结束并重起于两只手里，它们像钳子一般地抓住包裹，然后又好似弹射器一般地把包裹抛了出去。
“嚯！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嚯！白天好，太太！嚯！”
“白天好，白天好。”
在打包车间的台子上，在每一张纸的中央，都长出一垛女人的手，直到这些手从厚纸板盒子里的小瓶子上挪开，并只剩下被完美地堆成了立方体的小瓶子，然后它们会迅速消失在包袱一般的女人手里，消失在印有“帕乌拉提姆药片”的工厂标志的翘起或是折起的纸壳边里。
“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
“白天好！”
白色的小帽子俯在传送带上，那里正在前行着需要包装在纸盒里的小瓶子，仍需要包装的小瓶子，需要合上盖子的小瓶子，需要塞上棉絮的小瓶子，需要填满十二片药的小瓶子，需要在上面贴上“帕乌拉提姆”标签的小瓶子：女工们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不动，分散在四处，除了每支队伍里的女监工，会在那周围走动，只有她一个人为所有的女工说：
“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
“白天好。”
静止的蒸汽灭菌器好似被完全来自于内部的努力所驯服的大象，机器上只有那些指针在摆动着，就好像压力器中玻璃细颈瓶里的红鱼一样。模压机在一团直到那里之前仍旧光滑和匀质的饼状物上敲击并跳跃着，饼状物便被印满小圆圈，直到机器的尽头，然后就都变成药片掉下去。然后这细微的粉尘就被机器吸走，尽管这样，总是会有一团难以呼吸的云朵散布到空气中去，而这团云也具备着那些药片的所有药性。
“啊切！啊切！白天好，太太……啊切！……帕乌拉提姆！”
“白天……嗯……”
员工电梯在上升过程中，会发现这里有着山里一般的空气。
“请坐，帕乌拉提姆太太。”
“谢谢。”
布满了数据的纸张在计算机器柔软的噼噼啪啪声中卷出来，“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在像机关枪扫射般的打字机下，是行行麇集的黑色数字，“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在写有“帕乌拉提姆爵士私人专用秘书处”字样的门后面，打字机上一封没有完成就被丢在那里的书信，像一面白色的旗子一般飘扬着。
“进门前请请示”的牌子转了九十度，帕乌拉提姆太太看见了和女秘书拥抱着的丈夫。
“啊呀！猪！[90]”
“别呀！奥塔维雅！你等等！我……”
门猛的一关：“进门前请请示”的牌子从钉子上掉下来。
打字机和计算机器的隆隆响声仍旧继续着，就好像是任何噪声都无法穿越的密匝篱笆一般。
“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电梯在自己的井里下沉着。“这就回去了，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91]。”
不知疲倦的模压机正在捶击着药片和阵阵咳嗽声。“啊切！……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啊切！……”
小瓶子正横向、纵向，横向、纵向地跑着。“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包裹的纸张正扭曲着，同时伴以干瘪瘪的噼里啪啦的声响。“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包裹顺着抛物线在空中飞着。“嚯！嚯！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声声的锤击沉沉地落在钉子上。“嘣！嘣！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箱子正朝卡车方向小跑着。“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门房的鞋底跳起时再也找不着水平状态，突然前后颠簸起来，“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汽车门已经打开了。“一切就绪，帕乌拉提姆太太。”
“赶紧回家。”
红绿灯是绿了又红，红了又绿，毫无含义的景象碎片，或静止或运动着，一切都根据每粒气愤泪珠的生出或落下失去或重新呈出形状，就这样，大街在光线和阴影的薄片中奔跑着，他们终于来到写有“奥塔维雅别墅”的栅栏门前，在汽车按了第三声喇叭后，门打开了。
“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
“白天好。”
草地上，浇水泵正在喷洒青草。“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在林荫小道的卵石上，耙子给车轮让出了路。“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在底下阳台上的地毯上，藤拍子在飞速奔跑着。“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
“白天好。”
前厅的阴影给画上道道的条文，就好像男佣红白相间的制服。“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餐桌上的杯子叮咚作响，女佣们正在摆餐桌。“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在大理石的台阶上，女人的抹布正在费劲地抹开并擦净一道彩虹[92]。“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
房间里，被整理过的双人床，铺着缝有绗线的棉被，已经恢复了清净，就如同未经触碰过一般。
床头柜的抽屉，稍稍地被拉开一些，露出了一把小左轮手枪的象牙手柄。手枪进了小包。小包的口合不上。手枪便往抽屉里回。然后又往小包里回。然后就被关在了小包里。
从另一个房间里，传出了钢琴边的视唱练习。那是小吉昂弗朗科上音乐课的时间。钢琴边的视唱练习。
他们突然中断了上课。年轻苍白的钢琴老师倏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哦，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
“你好，妈妈。”
“你去花园里玩一会，吉昂弗朗科。”
“太好了。再见，老师！”
“呃，帕乌拉提姆太太……我们正在温习练习，帕乌拉提姆太太，”一片没来由的红晕把老师清癯的脸颊烧旺了，一只琴键腼腆而神经质般地敲击着，特令，特令。“呃，他有进步……您说什么？啊，太太，上帝啊，太太……为什么您……看我……我怎么能……”琴键停止了出声。“帕乌拉提姆太太！……我……我……太太！”然后一阵重压，在整组琴键上发出了卜隆—卜隆—卜隆声。“帕乌拉提姆太太！奥塔维雅！我……”
就在此时，计算机器仍在每分钟敲打出六十个数字，“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三百五十包瓶子就准备打包了，“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包裹就要飞到木工地上去了，“嚯！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盖子就要被锤上去了，“嘣！嘣！嘣！”“白天好，”箱子就要装满卡车了，“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
“我的车，快！”
“您吩咐去哪里，帕乌拉提姆爵士？”
“回家。”
红绿灯都是红着的，一个接着一个地变成了红色。
“奥塔维雅别墅”的栅栏门迟迟不开：“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水泵里的喷水把草地的绿色都洒亮了，“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藤拍子把地毯打出一团云来，“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桌子都已经备好了，“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台阶上锯末已经把大理石吸干了，“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
太太床头柜里的抽屉是打开的。象牙柄的小左轮手枪不见了。在另一个床头柜的抽屉里，有一把粗重的毛瑟手枪。粗重的毛瑟手枪进了外套的口袋。它从外套的口袋里出来。回到了抽屉里。然后又回到口袋里。在另一个房间里，听不到钢琴的声音，尽管这是小吉昂弗朗科上课的时间。能听到一阵含糊的低语声。一阵含糊的低语声。
“啊！奥塔维雅！你！你怎么可以！”
老师从他们拥抱中陡然脱离出来的臂膀用肘部撞上了键盘。卜隆。
被猛然摔上的门带来了气流的涌动，把乐谱架上的乐谱吹得满房间都是。
外面，他们仍在用藤拍子拍着地毯，“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耙子已经清除了轮胎的痕迹，“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草坪上反复浇水，都快给淹掉一半了，“白天好，帕乌拉提姆爵士，”“白天好。”
在花园最偏僻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座很大的鸟舍，里面装上了空调，住满了热带鸟类。尾部闪光的蜂鸟，蓝色的环颈雉，杂色的非洲山鹑，谨慎地伸了一下脖子，从它们的迟缓中苏醒过来，它们把自己的羽毛一根根地展开，并抛起了啭鸣，颤音，和吱吱唧唧的叫声。
被藤拍子扬起的灰尘又落回到地毯上，“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耙子已经给关进器材间里了，“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水泵已经像条冬眠的蛇一般被卷起来了，“白天好，帕乌拉提姆太太，”“白天好。”在花园最偏僻的角落里，有一座鸟舍，那里收集着热带国家的各种鸟类。顶着橘黄色巨型鸟嘴的巨嘴鸟，长着摸不到的尾巴的琴鸟，它们正猛拍着翅膀，吃惊地嘶叫着：它们还从没有在那个时间段里接待过客人。
与此同时，模压机仍在分隔药片，印有“帕乌拉提姆”字样的包裹正在填满箱子，箱子正在挤满卡车。
帕乌拉提姆爵士把粗重的毛瑟手枪枪口靠近自己的太阳穴，那里被一副眼镜的塑料腿穿过。这时，天堂里的鸟们，白鹦，蝇鸟[93]，全都寂静了下来。
帕乌拉提姆太太从小包里掏出象牙柄的小左轮手枪。
“科拉多，如果你自杀，我就杀了你。”
帕乌拉提姆爵士那握紧粗重毛瑟手枪的手沿着裤缝徐徐地放了下来。
压力器的指针继续抖动着，打字机敲下“答复贵方的来信”，地毯被从阳台上收回来，包裹正飞着，“嚯！嚯！”，白色的外套被换成那件白红条子相间的衣服。
帕乌拉提姆太太把象牙柄的小左轮手枪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那里饰有一湖古铜色。反舌鸟[94]和戴胜都止住了叫声。
粗重的毛瑟手枪枪口在帕乌拉提姆爵士的手中举了起来。“奥塔维雅，如果你自杀，我就也杀了你。”
象牙柄的小左轮手枪沿着皮衣的下摆徐徐地放了下来。
小吉昂弗朗科和园丁的女儿正在玩球。那球一直滚到了鸟舍下。
“啊，你看那里，是我爸爸和妈妈！”
“他们在干什么？”
“决斗！他们在决斗！”
“现在他们要开枪吗？你说呀，现在他们要开枪吗？”
“不，他们靠得太近了……”
两只手枪落在了卵石路上。
“他们为什么拥抱了起来？为什么走了？”
“我们去拿那手枪！”
“走。”
“我们玩什么？”
“什么？”
“玩幼儿犯罪！”
“好。”
鸟们对着装有空调的鸟舍玻璃，拍打着靛蓝色和祖母绿色的翅膀，用它们张开的喉咙发出鸣响。两个孩子正在用手枪的枪口互相瞄准着对方，并用一种北美印第安人的舞蹈摇晃着枪口。
“三月四月，幼儿犯罪；五月六月，手枪握在拳头里。”
“活动靶射击！我们来射击活动靶！”
“好。”
吉昂弗朗科打开鸟舍的玻璃窗。鸟们先是静待了一会，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嗖！嗖！”一群五彩缤纷的鸟飞了出去，那里面有镀银般的环颈雉，普通秧鸡，蓝色的小鹦鹉。鸟群密密麻麻地升上天空。孩子们扣动了扳机，开枪了。鸟群在空中稍稍散开一些，但没有一只鸟掉下来，只有一些红色，绿色，或杂色的羽毛飘飘摇摇地荡下来。孩子又开枪了，把子弹都发完了，而鸟群已然远去了。
正午时的汽笛鸣响起来。从“帕乌拉提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出口处，拥出一群自行车，轻便摩托车，低座小摩托，它们阻塞住马路，稠稠地跑动起来，宽阔而密集。正以“之”字形翱翔在空中的鸟群正好也来到了那里的上方，现在，机动自行车轮子中的钢丝和翅膀耀眼的羽毛正以相同的速度行驶着，就这样，它们一同前行：灰黑色的工人，还有他们头顶上这团色彩各异的鸟云，就好像是一首曲子的云朵，没有歌词，没有音乐，从它们嘴里吐出，一首它们不会唱的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