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艰难的生活
阿根廷蚂蚁
我们刚来这里安家时，并不知道蚂蚁的事。我们觉着会在这里过得不错，天和绿色都很愉快，不过对于我和我妻子当时的心情来说，也许愉快得夸张了些；我们怎么能想到会有蚂蚁这种事？好好想想，奥古斯都舅舅也许跟我们提到过一次：“那里，你们会看到，蚂蚁的……可不像这里，那些蚂蚁……”但只是谈其他话时顺嘴扯出来的，一件随便说说的事，也许是因为我们说话时正好看到了好多蚂蚁，我说什么来着，好多蚂蚁？其实就一只，我们可能是看到了，一只走失的蚂蚁，是我们老家那种肥肥的蚂蚁（我现在才觉得它们真肥，我老家的蚂蚁），反正奥古斯都舅舅提到的蚂蚁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对这个大区的描绘，由于一些连他也解释不清的情形，这里的生活，更容易些，挣钱虽说不能保证，但起码有可能，不光是他奥古斯都舅舅这么说，还有其他很多在这里安家的人也都是这么讲的。
头一天晚上，我们就意识到为什么我们的舅舅，在这里，过得那么舒坦了，看看晚饭后空气中的微光，我们体会到了在通向田间小路上转悠的乐趣，体会到坐在桥头旁矮墙根上的惬意，就像我们眼前的那些人一样。然后当我们找到他常去的，后面有个菜园的酒店时，就更明白了，我们还找到一些像他一样又矮又老的家伙，但他们都是些自吹自擂的大嗓门，都自称是他的朋友，他们也没什么一技之长，我觉得，是一些按小时计算工钱做苦力的人，就算有人自称是个钟表匠，那也许只是出于炫耀。我们听到他们用一个绰号提到奥古斯都舅舅，是的，这个绰号被大家重复着，还被用来打趣。我们留心到一声苍白的笑，在这笑里现身出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有点肥胖，在吧台旁，穿着件镂空的白衬衫。我和我妻子清楚这一切对奥古斯都舅舅有多么重要，有一个绰号，在清澈的夜晚能在那桥上开开玩笑，能看见那镂空的小衬衫从厨房里出来，再走到菜园里去，第二天给那家面条厂卸上几个小时的面袋子。难怪他在我们那里时，老是念念不忘这个地方。
如果我还是无忧无虑的小年轻，或是整个家都已安顿妥当，这所有的一切我也会赏心悦目的。但以我们当时的境况，孩子的病刚好，还要寻找工作，那些对奥古斯都舅舅来说能足够让他感到自己愉快的事情，我们也是勉强能明白过来，也许明白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是种悲哀了，因为身处一个愉快的地方我们就更加地觉得自己不幸。哪怕是一些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也会让我们忧心忡忡，似乎猛然增加了我们的苦恼（我们当时还一点都不知道有蚂蚁呢），在给我们看房时，玛乌罗太太所有的叮咛更加剧了我们投身苦海的感觉。我记得有关煤气表，她罗哩罗嗦说个没完，我还记得我们是如何全神贯注听她这席话的，“是的，玛乌罗太太……我们会小心的，玛乌罗太太……我们真不希望这样，玛乌罗太太……”以至于当她（而此刻我们非常清晰地想起这件事了）的眼睛在墙上游动，就好像读到了什么东西，还用指尖划划墙面，然后甩了甩手指，就像是碰着了什么潮湿的东西，比如沙子、灰尘时，我们都没留神。她没说“蚂蚁”这个词，我们敢肯定；也许因为那里有蚂蚁也是很正常的，就好像总会有墙和房顶一样，但是我和我妻子都有了这么个感觉，她是想把这件事藏到最后一步，她的絮絮叨叨和叮咛嘱咐都无非是想着法子强调另一些事情的重要性，从而来掩盖那件事。
玛乌罗太太走后，我把床垫搬了进来，我的妻子搬不动床头柜，叫我帮忙，然后她又想立刻开始清理经济厨灶[207]，跪在地上，我说：“都几点了，你还想干什么？我们明天再忙吧，现在我们随便整理一下，过了今晚再说。”孩子困得直哭，第一件事就是得给他准备好摇篮让他睡上觉。在我们那里，都是用一个长长的藤筐给孩子睡觉的，我们把筐子一直带到这里了；我们把内衣填满了的筐子腾空，找了一个好地方来放筐子，是一个托架，一个既不湿也离地面不是太高的地方，以防他掉下来。我们的儿子在那里很快就睡着了，我们两个看着房子（房间由一块隔板分成两半；四面墙和一个顶），这房子正被我们的痕迹填满。“对，对，白色，当然刷成白色，”我回答我的妻子，看着天花板，便挽起她的胳膊肘把她推了出去。她还想再去好好看看左侧小破屋里的厕所，而我倒想她在田地里散散步；因为我们的房子所建的土地上，有两块很大的花坛，或者说是一些还未经耕作的苗圃，中间是过道，过道上搭着铁架子，现在光秃秃的，也许曾经用来种过什么攀缘植物，南瓜或葡萄，早已枯掉了。玛乌罗太太有心把那片地交给我种植，我们自己也正好建一个菜园，她没外加任何租金，因为这块地已经荒废得有些年头了；不过今天她却没谈到这块地的事儿，我们也没顾上说，因为火上的肉太多了[208]。现在通过这第一个晚上来地里走走，我们想告诉自己先熟悉熟悉环境，也就是找找在某种意义上拥有那个地方的感觉；第一次，我们的生命处在延续之中的想法成为了可能，每天夜里都能这样漫步在那些苗圃中，我们的担忧将越来越少也终将成为可能。这些事情我当然没有跟我妻子说；可我非常急切地想知道她是不是也能体会到这些：事实上是，我察觉到短短地散了几步路，在她身上已起到了我所希望的效果；现在她细声慢语，我们臂挽着臂散步，她并没有拒绝这个本属于经济上更富裕些时的举动。
我们就这样走到田园的尽头，在篱笆那边，我们看见了莱吉那乌多先生，他正拿着个小风箱在他家房子周围忙活。我几个月前就见过莱吉那乌多先生了，当时我来找玛乌罗太太谈租房子的事。我们过去跟他打了个招呼，也是为了让他认识一下我妻子。“晚上好，莱吉那乌多先生，”我对他说，“您还记得我吗？”“啊，我当然认得，”他说。“晚上好！那么，您是我们的邻居了，是这样吧？”他是一个矮矮的、戴眼镜的先生，穿着睡衣戴着草帽。
“嗯，我们是邻居，嗯，邻居间嘛……”我的妻子开始说一些令人愉快的话，分寸得当，比如说些客套家常话什么的；我有一阵子没听她这样说话了；不是我喜欢，但比起听她的抱怨，我自然更高兴听她这样说话了。
“克劳蒂娅，”我们的邻居喊起来，“你过来，拉乌莱利的小房子住上新房客了！”我从没听过用那个名字来称呼我们的新家（这个名字，我后来才知道，一个老房东的名字），这让我觉得自己跟这里有点不相干。莱吉那乌多太太从他家房子走了出来，她是一个大块头的女人，正在围裙上擦着手；他们为人非常随和，对我们都相当热情。
“莱吉那乌多先生，您拿着小风箱忙什么？”我问他。
“呃……蚂蚁……这些蚂蚁……”他说，笑了笑，就好像没怎么在意。
“蚂蚁，是吗？”我妻子用冷淡而客气的语调重复道，那语调通常她只是对外人用的，用来假装关注他们的谈话；这个语调她从没对我使过，在我的记忆中，哪怕是我们刚刚认识时她也没有用过。
我们客气地向邻居道了别。可是如今就连这也是件我们无暇享受的事情：有邻居，还都是些和蔼可亲的人，可以这么融洽地交谈。
一到家，我们决定立刻上床。“你听见了吗？”我妻子说；她竖起了耳朵，听得见莱吉那乌多先生的小风箱扑哧扑哧的声响。我妻子到盥洗盆那里接杯水喝；“给我也带一杯，”我对她说，便脱下了衬衫；“啊！”她大叫了一声，“快来！”她看见了水龙头上的蚂蚁，还有一行蚂蚁正沿着墙往下爬。
我们打开灯，两个房间共用的一盏灯，一行密密麻麻的蚂蚁横贯墙面，是从门框里爬进来的，谁知道它们的源头在哪里。现在我们的手上爬满了蚂蚁，我们把手摊在眼前，想要看清楚，这些蚂蚁，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同时我们还要不停地翻转手腕避免蚂蚁们再沿着胳膊往下爬[209]。这是种非常细小的、几乎感觉不到的蚂蚁，片刻不停地爬动着，就像是给我们带来的瘙痒同样也刺激着它们。直到此时，我才想起它们的名字：“阿根廷的蚂蚁”，更准确地说是“阿根廷蚂蚁”，别人是这么说的，有那么一次，我应该是听过这回事的，这是个有“阿根廷蚂蚁”的地方，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会跟这样的一种表述联系起来：这种令人厌恶的痒遍布身体各处，就算把手握成拳头或是两手互搓，也无法完全制止这种痒，因为总会留下几只离群的小蚂蚁，顺着胳膊或衣服跑。如果碾死它们，蚂蚁就会变成黑色的小点点，如同沙子般掉下来，而手指上则会留下蚂蚁味，酸酸的，刺鼻。
“这是阿根廷蚂蚁，你知道吗……”我跟妻子说，“是从美洲来的……”每当我想教她了解些什么东西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变调，然后很快我就会后悔，因为我知道她受不了我这个腔调，便会生硬地回应，也许她也明白，一旦我操起这种腔调，从来就不会对自己有什么自信。
然而她好像几乎都没怎么听我说话：她气急败坏地捣毁和驱赶着墙上的那行蚂蚁，用手掸了掸墙，却只是把蚂蚁引上身来，或是把蚂蚁打散到周围，于是又把手放在水龙头下，试着让水往上喷，而蚂蚁仍旧在湿地上走着，就算是把手浸泡在水里，她还是无法让自己从蚂蚁中脱身。
“这下我们家有蚂蚁了，这下好了！”她不停地重复。“以前也有的，而我们没有看到！”就好像如果之前就看到了蚂蚁的话，就能改变很多一样。
我对她说：“哎呀呀，就那么两只蚂蚁！现在我们上床，明天再想想怎么办！”我觉得很有必要补充一句：“好啦，就为了一点阿根廷蚂蚁！”因为用它们被在当地称呼的准确名称来叫它们，就可以给出一种既成事实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不过我妻子在那块田地上散步时那种心平气和的神情都消失了：她对一切又心怀疑虑，脸又像往日那样紧绷起来。第一次在新家过夜并非如我期待的那样；自我安慰不是开始一段新生活的慰藉，而是总在新的倒楣事中勉强维持下去的老茧。“全是为了两只蚂蚁，”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也就是说我当时以为我是这么想的，但可能就算对我来说，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
终究是劳累胜过激动，于是很快就睡着了。半夜，孩子哭起来，我们两人，还赖在床上（总希望他能自己突然停下来，然后接着睡过去，不过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互相问道：“他怎么啦？他怎么啦？”自从他病好后，夜里已经不哭了。
“他身上有蚂蚁！”我妻子大叫着，起来哄他。我也从床上下来，我们把筐子弄得乱七八糟，把孩子脱了个精光，得给他去掉那些蚂蚁，而我们又那样困得睁不开眼睛，为了看清楚，必须把孩子抱到电灯下看，门缝中钻进一股风，我妻子说：“现在他又要着凉了。”要在他刚刚挠红的皮肤上找蚂蚁，真是叫人心疼。原来是一行蚂蚁上了托架。我们查看了所有的小垫单，直至一只蚂蚁都找不着了，我们问道：“现在把他放到哪里睡呢？”在我们床上，我们睡得已经很挤了，他肯定会被压扁的。我仔细看了看床头柜，那里蚂蚁还没到；于是我把它从墙边移开，打开一个抽屉，把那里整治了一下，让孩子好睡下。当我们把他放进去时他已经睡着了。我们本该扑到床上去，困意很快就会冲我们席卷而来了，但我妻子却想看看储藏的食物怎么样了。
“你来这里，你来这里！上帝啊！这里全满了！全黑了！救命啊！”能怎么办呢？我扳住她的肩头说道：“你过来吧，我们明天再想办法，现在也看不清楚啊，明天我们再来解决所有问题，再去挽救每一件东西，你现在上床！”
“但食物怎么办？会坏的！”
“让食物见鬼去吧！你想怎么办，现在？明天我们一定把蚂蚁窝毁掉，你就放心吧……”
但是躺在床上我们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想想无处不在的那些野兽，在食物里，在一切东西里；也许它们现在从地板上正在沿着床头柜底座爬到了孩子身上……
公鸡鸣叫时，我们刚睡着；没过多久我们就翻来覆去，抓起痒来，因为我们总感觉床上有蚂蚁；也许它们是直接爬上床的，也许在我们动手收拾东西后就把蚂蚁带上身了，于是就连清早那几小时都没能休息好，我们早早起身，一直惦记我们要做的事情，想到必须立即着手与那些令人痛苦的，难以察觉的，已经侵占了我们家园的敌人大干一场，厌恶之情立即涌上心头。
第一件事，对我妻子来说，是去看孩子：看看那些野兽有没有咬他（幸好看起来没事），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在被蚂蚁占领的家里进行。我知道，每当看见放在水池里的杯子的边缘上，孩子的围嘴上，水果上，爬满蚂蚁时，她为了不大叫出声来要花上多大的力气。但是她看见牛奶时还是叫出来了：“全黑了！”牛奶上薄薄地漂浮着一层蚂蚁，有的淹死了，有的还在游着。“都在表面上，”我说，“用小勺子就能撇干净。”但是我们总感到牛奶里留有蚂蚁的味道，我们一口也没尝。
我跟着墙上蚂蚁的行列走，想看它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妻子梳头穿衣时，那怒气真不打一处来，不过她很快克制住了。“我们不把家里的蚂蚁赶尽杀绝，就不能把家具摆到位！”她说。
“别急。你会看到的，一切都能解决。我现在去莱吉那乌多先生那里，他有那种粉，我问他要点过来。我们把那粉撒在蚂蚁窝入口，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我们很快就可以解脱出来啦。但是，我们要等到稍晚一点时，因为现在我们去也许会打扰莱吉那乌多夫妇的。”
我妻子略略平静一些，而我却不能：我跟她说发现了蚂蚁窝入口，只是为了安慰她，反倒是我越细心观察越能发现蚂蚁们来来往往，方向各异，就像我们的家，表面上光亮、平滑得像个骰子，其实早被穿孔了，全是一道道的裂缝。
我倚着门，望着阳光下的植物，感到些许轻松，其时太阳已经照到它们上面，侵入到土地上的荆棘让我觉得看上去很愉快，因为它给了你想扑进去大干一番的愿望：好好地打扫一切，刨地，播撒种子，移苗栽培。“你过来，”我对儿子说，“你在那里会发霉的，”我把他抱在怀里，走进“花园”，我想养成这样称呼这一块土地的习惯，便对我妻子说：“我带孩子到那个花园里待一会，”随即又改口成：“到花园里。”因为我觉得这样归属感更强，而且更亲切。
孩子在阳光下很愉快，我告诉他：“这是一棵角豆树，这是一棵柿子树，”我把他举上树杈：“现在爸爸来教你爬树。”他突然大哭起来。“怎么了？你害怕？”而我却看见了蚂蚁；那株满是树胶的树全被蚂蚁覆盖住了。我立刻抱回孩子。“唔，好多小蚂蚁啊……”我哄着他说，但自己很是担心。我随着蚂蚁的队列一直寻找到树干下，发现那些静悄悄的、几乎用肉眼无法看见的蚂蚁，从树上下来后是继续在地上攒动着，并在杂草丛里，延伸到各个方向。我想，究竟怎么样才能把蚂蚁清扫出家呢？在这一小块地上——昨天我还觉得它蛮小，但现在想到蚂蚁这层关系，觉得它简直是大极了——，那些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蚂蚁铺满地面，肯定是从地下成千上万个蚂蚁窝里冒出来的，被黏稠而甜蜜的土地和低矮的植物滋养着；不管我往哪里看——乍一看，觉得什么都没有，倍感轻松——，尔后注目凝视，只见一只蚂蚁正慢慢靠了过来，接下来便发现它隶属一支长长的队伍，它们正在跟其他的蚁群汇合；它们时常驮着碎屑或是小渣子什么的，尽管这些东西总比它们大得多；有些地方，我想，什么植物汁、什么动物残肉凝成块的地方，总会围聚一大圈蚂蚁，它们几乎都黏成了团，就像一小块伤口上的痂。
我让孩子骑在脖子上，回到我妻子身旁，几乎是跑回来的，总感到蚂蚁要沿着我的脚面爬上来。她说：“好了，你把孩子弄哭了。他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我急忙说，“他在树上看到几只蚂蚁罢了，他还有昨晚的印象，感到身上痒痒。”
“哦，真烦人啊，这里也是！”我妻子说道。她目视着墙上一团蚂蚁的蠕动，想用手指肚压在每只蚂蚁身上的方法来弄死它们。我看见成千上万的蚂蚁把我们包围在那块土地上，现在我更觉得那块土地实在是大得无边无际，烦得我对她直嚷嚷：“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你这样没用的！”
她气得跳了起来：“可是那个奥古斯都舅舅！奥古斯都舅舅什么都没跟我们说！我们就跟两个傻子一样！听他的话，听那个骗子的话！”然而，奥古斯都舅舅又能跟我们说什么呢？“蚂蚁”一词，当时对于我们而言，一点都表达不出来如今我们处境中的这种惊愕。就算他跟我们说过蚂蚁这回事，也许，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还真这么提起过一次，那我们想到的也只会是一种具体的，可以计数的，有躯体，有重量的敌人。真的，如果让我回忆一下我们老家的蚂蚁，我会把它们视为大得可观的野兽，至少是那种摸得着，抱得起的，比如猫啊，兔子啊。这里，我们面对的是如同雾或沙子一般的敌人，跟它们斗靠力气是不管用的。
我们的邻居，莱吉那乌多先生，正在厨房里用漏斗倒一种液体。我从外面喊了他一声，气喘吁吁地来到他家厨房的落地窗前。“喔，我们的邻居！”莱吉那乌多大呼道，“您请坐，先生，您请坐！请原谅我总在这里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液体！克劳迪娅，快给我们的邻居拿张椅子来！”
我立刻对他说：“我来，请原谅我的打扰，但是您知道，我看见您有那种粉末，我们整整一夜，都有蚂蚁……”
“哈，哈，哈！蚂蚁！”刚进房间的莱吉那乌多太太，突然爆笑起来，她丈夫，稍稍有点滞后，我感觉，却以一种更喧闹的热情，响应她道：“哈，哈，哈！他们也有蚂蚁！哈，哈，哈！”
我不情愿地在嘴角边挤出一丝谦和的微笑，做出一副这种滑稽的处境已被他们理解，但自己又无能为力的模样：正是因为这个实际情况，我才来这里向他求助的。
“您这是跟谁说呀，蚂蚁的事，亲爱的邻居！”莱吉那乌多先生抬起手，惊呼道。
“您跟谁都别说，邻居先生，您跟谁说去呀！”他妻子应和着，双手合在胸前，可总是像他丈夫一样地笑个不停。
“为什么，你们，我以为，难道就没有一种药管用？”我问道，我发抖的声音，也许会被当做是想笑，而不会被看做是压在身上的绝望。
“一种药，哈，哈，哈！”莱吉那乌多夫妇起劲地大笑起来。“我们是不是有一种药？何止呀，二十种，上百种药，我们都有！一种，哈，哈，哈，一种比一种好！”
他们把我领进另一个房间，几十个纸质和白铁皮做成的罐子，搁在家具上，罐子上贴着华丽的标签。
“您想要普罗弗斯凡吗？您想要米尔米奈克吗？或者是提奥布罗弗里特？阿尔索潘是要粉剂的，还是混合剂的？”他们递上活塞喷雾器、毛刷、小风箱，雾状的黄粉末和极细的微粒，以至于药房和农药店的气味混成一体，升腾起来，他们还在笑得东倒西歪。
“什么东西当真管用呢？”我问道。
他们停住笑。“不，没有，”他们答道。
莱吉那乌多先生用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太太把百叶窗打开了，阳光射进来。然后他们又领我在他们家里四处转了转。
他那红条子睡裤紧扣在肥胖得凸起的肚子上，套着背心，草帽戴在秃头上。她穿着件掉了色的便衣，内衣的吊带时不时地露了出来；一头金发包着又红又宽的脸庞，像棉絮一般乱蓬蓬地卷着。他们喧哗而开朗；他们家每个角落都有一段故事，他们讲述给我听，争先恐后地抢断话题，打着手势，发出感叹，就好像每一段插曲都是一场闹剧。在一个地方，他们把阿尔法那克斯配成千分之二的浓度洒在那里，蚂蚁躲了两天，而第三天又回来了，他于是把这种混合液调高到千分之十的浓度，可蚂蚁只是绕道而行，改从上楣柱上走了；另一个地方，他们用克里索唐粉隔离出了一个墙角，而风总是把这粉末给吹散，如此下来每天都要用上三公斤粉末；在台阶上，他们试了试佩德罗西德，好像是立马就能药死蚂蚁，其实却只是让它们昏睡而已；在另一个角落，他们投放了一种杀蚁药，蚂蚁们照常横行竖爬，倒是第二天早晨找到一只中毒的老鼠；他又在别处放上兹莫弗斯弗，这是一种药效高、拦截性强的液体，他妻子往液体上又浇了点伊它尔马克粉，这粉却成了解毒剂，抵消了药效。
我们的邻居视屋子和花园为战场，他们的热情就是标示出蚂蚁不能逾越的界线，探寻蚂蚁行走的新路线，尝试各种新型混合剂和药粉，每一种东西都能与记忆中的某段插曲，或某种稀奇古怪的组合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只需扯出一个名字，如“阿尔赛皮特！”、“米尔克希多！”，就能爆笑起来，还互使眼色，互对暗语。似乎他们已经放弃了杀死蚂蚁的打算——假如他们曾经试过的话——，反正这些尝试都是没用的：他们只是力图封锁蚂蚁的某些通道，使它们偏离方向，吓唬吓唬它们，或让它们不能靠近：这是一个永远崭新的迷宫，他们每天准备不同材料的图案，用来标出这个迷宫，这也是一场游戏，而蚂蚁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这群野兽没什么好搞的，没什么好搞的，”他们说道，“除非像上尉那样做……”
“呃，当然，我们花了很多钱，”他们说，“在这些杀虫剂上……上尉那种办法，可以想见，是最便宜的一种办法……”
“自然我们还不敢说已经战胜了阿根廷蚂蚁，”他们又说道，“但上尉也是，您认为他是在正路上吗？我怀疑……”
“他是谁啊，抱歉，这上尉？”我问。
“布拉乌尼上尉：您不认识他？啊，您只是昨天刚到这里的！他也是我们的邻居，在右边，那幢白色的小别墅里……他是个发明家……”他们笑起来，“他发明出一种可以灭绝阿根廷蚂蚁的办法……甚至，是很多办法。他还在不停地完善这些办法。您去找他吧。”
肥胖的、笑容诡秘的莱吉那乌多夫妇，他们那个只不过几平方米的小花园，却给线条画得一道道的，而且溅满了深色的液体，脏兮兮的，并且还沾上了发绿的粉尘，那里堆满了喷水壶、硫磺喷洒器，用来调稀靛蓝色药剂的水泥小槽，而在乱七八糟的花坛里，就连那几株稀有的玫瑰小树苗，从叶尖到根部也都被撒满了杀虫剂，夫妇二人抬起眼睛望向晴朗的天空，心满意足，乐在其中。跟他们聊了聊，不管愿不愿意，我还是感到轻松了些许：说到底，不是说蚂蚁是件他们想表现出来好笑成那样的事情，但也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一件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
“唉，蚂蚁！”我此刻考虑。“什么蚂蚁啊？有点蚂蚁能把我们怎么样？”
现在我当然是要去找我的妻子，还要拿她开点玩笑：“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跟这些蚂蚁……”
我穿过自家那一小块土地回家时，脑子里准备了一番这种语调的话，胳膊里抱满了邻居给我试试的纸包和瓶子，根据我的需要，是从那些对孩子没有危害的药剂中选择出来的，因为孩子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而我一看见我妻子，抱着孩子，站在房外，目光呆滞，脸颊凹陷，就明白了她所经历的挣扎，明白了她也发现了包围着我们的难以数计的蚁群，明白了她已投了降，于是我所有打算微笑和调侃一下的愿望就全都没了。
“你终于回来了……”她对我说，那软弱无力的语调比我期待的愤怒的腔调更让我痛苦。“这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如果你看见……我真的不知道了……”
“这样，我们现在来试试这个，”我跟她说，“先试这个，再试这个……”我把那些瓶子摆在房前的平台上，立即向她说明这些东西该怎么用，我解释得很快，几乎是生怕看到在她的双眼里燃起太多的期望，因为我既不想让她有什么幻想，也不想打破她的幻想。此时我脑子里又冒出另一个想法，我想立刻去找那个布拉乌尼上尉。
“你按我说的做吧；我很快就回来。”
“你又要走？去哪里？”
“去另一个邻居家。他有办法。我去看看。”
我往有金属网架的方向跑去，那网架上爬满了密集的攀缘植物，从右边把我们的土地围起来。太阳藏到云后去了，我从网架上探出头，看见一座白色的小别墅，它被小小的、整齐有致的花园簇拥着，一条铺着灰色卵石的小路缠绕着圆圆的花坛，花坛底部围着一圈漆成了绿色的铸铁，就像公共花园里那样，而每个花坛中央都栽着小小的、黑色的橘子树或柠檬树。
一切都那么宁静，阴影重重，不见动静。我正犹豫着准备离开，却看见了一个脑袋，从一排修剪得相当精致的篱笆上伸出来，脑袋上戴着顶白色布料的沙滩帽，帽子变了形，帽沿成波浪状，压得很低，一副钢框眼镜架在一个软骨组织旺盛的鼻子上，再往下，是一丝刻薄的微笑，一口假牙灿灿生辉，这假牙也是钢做的。这是个干瘦的男人，穿着套头衫，裤脚用松紧带收紧在踝骨处，就像那些骑自行车人的装束，脚上蹬着凉鞋。他走近一棵橘子树，观察着树干，悄无声息，小心翼翼，那个紧绷着的笑容始终没有消失。我从那一排攀缘植物后露出脸来说：“早上好，上尉。”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笑容顿失，有的只是一道冷冷的目光。
“对不起，您是布拉乌尼上尉吗？”我问他。
那人表示肯定。“我，您知道吗？是新来的邻居，租着拉乌莱利的小房子……我想打扰您一会，因为我听说了您的方法……”
上尉竖起一根手指头，做了个让我过去的手势；我，便从金属网的破口处跳到那边去。上尉继续高举着那根手指头，用另一只手指了指他原先观察的地方。我看见从树上伸出一小段铁丝，与树干垂直着。铁丝的末梢处挂着一小块——我觉得是——鱼刺，在铁丝的一半处，朝下隆出个锐角。在树干和铁丝上，来来往往的全是蚂蚁。在那个铁丝的尖角下方，吊着一个小瓶，就像那种装肉汁的小罐子。
“蚂蚁，”上尉解释起来，“被鱼腥味吸引过来，爬过那段铁丝；就像您看到的那样，它们前前后后走得很好，从不相撞。但要通过那个危险的V字形锐角处时，一只蚂蚁要过去而另一只蚂蚁要回来，它们便在那个V形顶端碰头了，只好停下，于是这个小瓶子里的煤油味就会把它们熏晕过去，它们还打算继续上路呢，却撞在一起，掉了下去，死在油里。滴，滴。”他说的这个“滴，滴”声正好伴随着两只蚂蚁掉下去。“滴滴，滴滴，滴滴，”上尉不断地重复着，仍带着他那静止钢制的笑容，每一声“滴”都伴随着一只蚂蚁应声落入那小瓶子里，而瓶子里那两指深的煤油已被一层不成形和凝成块状的昆虫尸体弄成了黑色。
“平均每分钟杀死四十只蚂蚁，”布拉乌尼上尉说道，“每小时两千四百只。自然是要保持煤油的清洁，否则死掉的蚂蚁会把油面盖住，再掉下来的蚂蚁就可以爬上去了。”
我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一串子单薄、稀疏，但连续不断的下滴：也有不少蚂蚁穿过那个险要处，还用牙齿拖着鱼刺的碎片回来，可时不时地总有几只蚂蚁在那个点上止步逗留，晃晃触角，然后就跌落下去。布拉乌尼上尉，用那镜片后的目光注视着，绝不错过昆虫任何细微的活动，每掉下一只蚂蚁，他就会抑制不住地战栗起来，那绷紧着的、几乎见不着嘴唇的嘴角也随之抽动。他经常控制不住自己地总要动动手，要么调整一下铁丝的角度，要么摇一摇小油瓶，清理一下瓶壁周围死去蚂蚁的凝结块，要么干脆轻轻抖抖那个装置，这样就能加快受害者的下跌。但是最后这个举动肯定让他感到几乎是一种犯规，因为他立刻缩回了手，还带着一副要为自己申辩的神情看着我。
“这是一种最完善的模型，”他说，又把我领到另一棵树前，在那棵树上也伸出一小截铁丝，在铁丝的V形顶端处，系了一根打了结的猪鬃；蚂蚁们以为能在鬃毛上自救，但是煤油的气味和支撑点的突然缺失把它们弄得头昏脑涨，以至于它们无一幸免地摔了下去。上尉给我展示了其他数量众多的陷阱，也都使上猪鬃或马鬃的计策：一段粗粗的铁丝，在某处突然接上一根细细的鬃毛，而蚂蚁们呢，对如此的变化一无所知，顿失平衡；他甚至还谋划出这么一个圈套，在接近鱼刺的地方，用中间被剪断的鬃毛做了一段假过道，这样仅凭自身的重量，蚂蚁就能把过道撑开，落进油里。在那个寂静、规整的小花园里，每一棵树，每一条管道，每一排栏杆上，全都井然有条、精细入微地安置着铁丝支架，铁丝下面挂着小油盆；几株仔细修剪的玫瑰，和一排排的攀缘植物，都只像是对一场华丽酷刑的精心伪装。
“阿格拉乌拉！”上尉来到便门前大声嚷着，对我说：“现在我让您看看最近几天的狩猎成果。”
从那扇门里出来一个干巴巴的、苍白的女人，瘦高个子，眼神惊恐而怀有敌意，头上扎着一条手帕，在额头上打了个结。“你给我们的邻居看看袋子，”布拉乌尼说，我直觉上认为她不是个用人，而是上尉的妻子，我向她点头问好，还咕哝了一句，但没有得到回应。她转身进去，出来时拖着一个很沉的袋子，胳膊上的筋都暴了出来，此刻所显出的力气远远胜于她给我第一眼的印象。在半掩着的门里，能看见他家里有满满一堆这样的袋子；那女人，总是一声不吭的，很快又消失了。
上尉打开袋口，里面像是有些肥土或化肥什么的，但是他把一只胳膊插进去，却掏出来一把像咖啡沉淀物一样的东西，并把这东西从一只手倒到另一只手上；都是死蚂蚁，像柔软的沙子，黑得发红；死蚂蚁全都结成了团，缩成一粒一粒的，再也分不出头和腿来。它们散发出那种酸酸的、刺鼻的气味。在他家里还有上百公斤这样的袋子，堆成了金字塔的形状，满满当当的。
“真可怕……”我说，“这样下去，你们一定会把它们杀绝的……”
“不，”上尉平静地说，“杀工蚁一点用也没有。到处都是蚂蚁窝，窝里有蚁后，又会生出无数只蚂蚁。”
“那怎么办呢？”
我挨着袋子蹲下来；他在台阶上比我更低的地方坐下来，为了好跟我说话，还得抬起头来；他的额头和那副圆眼镜的上半截，被白帽子走了形的帽檐遮了个严实。
“要想法子饿死蚁后。如果能把给蚁窝供食的工蚁数量减少到最小，那蚁后就无食可吃了。我跟您说吧，盛夏中的一天，我们会看到蚁后钻出蚁窝，靠自己的腿来寻找食物……那就是蚂蚁的末日了……”
他愤愤地合上袋口，站起来。我也站起来。
“但是，有人还自以为能解决什么呢，却只是让蚂蚁逃走而已，”他往莱吉那乌多的小别墅瞟了一眼，露出钢牙，讥笑了一声，“还有人想要养肥蚂蚁呢……那也是一种办法，不是吗？”
我没弄懂第二句话暗指什么。
“谁？”我问。“为什么他们想养肥蚂蚁？”
“蚂蚁人还没来找过您？”
他在说谁呀？“我不知道，”我说，“我想确实不知道……”
“他会来找您的，您放心。一般每周四他都来绕上一趟，因此，如果今天早上他没来，下午准会到的。专来给蚂蚁喂补药，哈！哈！”
为了让他高兴，我也跟着笑了笑，可是我不想再听什么新路数了。正是因为我是专程来找他的，我说：“当然，您的法子最好，不可能被别人超……您认为可以在我家也试试吗？……”
“您得跟我说，您最喜欢哪种模型，”布拉乌尼说，他又把我带回花园，给我看他那些我还不知晓的发明。一想到要完成譬如捏扁一只蚂蚁如此简单的操作，居然还要投入如此复杂的技术和坚定的信念，我就觉得受不了，不过我也明白，重要的是办法适当，还要坚持不懈，于是我就觉得很泄气，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我们这位邻居那骇人的热情相提并论。
“也许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模型就很好了，”我说，布拉乌尼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我不知道他是赞同呢，还是同情我不足的野心。
“我会想一想的，”他说，“我会给您画上几张草图。”
这样一来，我只得感谢他，并就此道了别。我再次跳过篱笆；甚至都没听到脚下鹅卵石发出那吱吱嘎嘎的声音，我感觉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的家，尽管还像以前那样遭受侵扰，但我第一次感觉到，它真的是自己的家了，一个回来时我可以说一声“终于到了！”的地方。
在家里，有我吃了杀虫剂的孩子和绝望的妻子。
“你别怕，那些杀虫剂是没毒的！”我赶紧跟她说。
没毒是没毒，但也不是好到可以吃：我们的儿子疼得乱叫唤。得让他把杀虫剂吐出来；他在厨房里吐了，可我妻子刚刚清洗干净的厨房里又挤满了蚂蚁。我们把地打扫清爽，把孩子弄安静下来，放进篮子里睡觉，接着用驱虫粉隔离好篮子周围，再系上蚊帐，将篮子一周罩得严严实实，这样他就是醒了也不可能起来乱吃什么东西了。
我妻子先前买回些菜，却无法逃出蚂蚁对菜篮的包围，只好先把每样物品都冲洗一遍，包括油浸沙丁鱼、奶酪，要把粘在上面的蚂蚁一只一只地抠下来。我帮她做些杂事，劈开木头，收拾好经济厨灶，给炉膛通风，她一直在洗菜。但是没有一处可以待安稳的；每隔一分种，不是她蹦起来就是我跳起来，叫着：“啊呀，它咬我了！”我们止不住地抓痒，忙着把蚂蚁从身上拿掉，或是直接把胳膊和腿伸到水龙头下冲。我们不知道可以在哪里摆放饭桌：在屋里的话，会招引更多的蚂蚁进来，在屋外的话，我们全身很快就会爬满蚂蚁。于是我们就站着吃，不停地来回移动，而所有的食物居然都能吃出蚂蚁味，这既是因为蚂蚁留在了食物里，也是因为我们的手上沾满了那种味道。
饭后我在地里走了走，抽上一支烟。从莱吉那乌多家那边传来了叮叮咣咣的餐具碰撞声：我探头看看，一把巨大的遮阳伞下，他们正围坐在桌边用餐，光亮而沉静，脖子上系着格子餐巾布，正享用着奶油布丁和浅色的葡萄酒。我祝了他们胃口好，他们则邀我过去尝尝。但我看见饭桌周围都是成包成桶的驱虫剂，每件东西上都铺着一层黄色的或是发白的粉末，还有沥青般的条纹物，那些化学材料的味道，刺鼻而来。我说我很感谢他们，但是我没胃口，这是事实。莱吉那乌多家的收音机响着，声音不大，他们用假声哼着曲子，并做出一副相互祝酒的样子。
我是站在台阶上跟他家打招呼的，同时还能瞥见布拉乌尼家花园的一角；上尉也许已经吃完饭了：他端着放了杯咖啡的小盘子，从家里出来，一边呷着，一边四处张望；当然是为了查看他所有的刑具是否都在正常运转，检查蚂蚁的垂死是否还在一如既往而有条不紊地继续。我看见两棵树间挂着一张白色吊床，凭感觉，上面应该躺着那个瘦骨嶙峋、令人生厌的阿格拉乌拉太太，可是只能见到一个手腕和另一个摇着折扇的手。一种奇形怪状的圆环装置拴着吊床的绳子，捣鼓成这模样，当然应该又是什么防御蚂蚁的工事了；或许这吊床本身就是对蚂蚁下的新圈套，而上尉的妻子放在那里就是用来做诱饵的。
我不想和莱吉那乌多家人说我去探访过布拉乌尼家，因为我已经知道他们会以一种讥讽的自负来奚落我的探访，这种讥讽的自负在我们邻居间早已习以为常了。我把目光转向玛乌罗太太的花园，她家花园比我家地势高，她那座别墅顶上，立着一个转来转去的鸡形风向标。“不知道玛乌罗太太那上面是不是也有蚂蚁啊……”我说。
看得出来，莱吉那乌多一家人进餐时散发出一种抑制住的愉悦情绪，愉悦中暗藏着狡诈、镇定，因为他们只是应答着：“嘿，嘿，嘿……她也会有的……嘿，嘿，嘿……她也会有的……她当然有，有得还不错呢……”
我妻子叫我回家，因为她想把床垫铺到桌上躺下稍稍睡一会。先前我们把草褥子直接搁在地上，再把床垫压在草褥上，那是阻止不了蚂蚁爬上去的，但是把床垫放在桌子上的话，只要把四只桌脚用药粉隔离开来就好了，一时半会蚂蚁是爬不上去的。她休息起来，我出去了，想着要找找什么人，也许能跟我说说工作的事，不过实际上，我出去只是想走动走动，换换自己的脑筋。
但是一路走来，我却感到各处已与昨天大不相同了：每一座菜园，每一个家庭，我都猜得出会有成排的蚂蚁爬上了墙，覆盖住了果树，将触角伸向任何一个甜的或是油腻的东西；我警觉的眼睛很快就会发现给搬到屋外来拍打的家具，因为蚂蚁早已钻在其中，会发现一个老太太手里的驱虫小风箱，还会发现一盘盘的毒药，再削尖眼睛看，还能看见一行蚂蚁，正沉着冷静地沿着上楣柱爬行。
尽管如此，这仍是奥古斯都舅舅的理想之地：蚂蚁能对他怎么样呢，对他？他有时给这个老板卸袋子，有时给那个老板做事，在酒店长凳上吃喝，晚上他在有欢乐和手风琴的地方游荡，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只要那里凉爽和柔软就行。
我走着走着，试着把自己想像成奥古斯都舅舅，试着像他那样走路，在这样一个下午，在这样一条路上。当然，要跟奥古斯都舅舅一样，就是说首先要在生理特性上符合他：也就是要矮矮胖胖的，臂膀要有点像猴子，还得以不成比例的姿势大张着，吊在半空中，短短的腿总是因为回头贪看女人而踩错步子，说话时稍一激动，就会吊起那个尖细的嗓音，操起本地方言里的脏话，气呼呼地大骂开来，这脏话因为他口音中夹杂着另一个大区的重音，还是走了调的。在他身上，肉体和灵魂是统一的；我想通过自己躯体的重量和脑中的想法，摹仿出一些奥古斯都舅舅的举动，说一些他爱开的玩笑，从而能在自己身上看到他。但是我永远只能在精神上假装成他：我心里大声呼喊着：“喂：我要去那个干草仓里睡上一觉！喂：我要去酒店里好好吃上一顿猪血肠和葡萄酒！”对猫儿们，我想像着自己假模假样地抚摩一番，然后大叫一声：“啊呜！”把它们吓跑掉；然后对女仆说：“嘿，嘿，您要我来帮您吗，小姐？”但是一点都不好玩。我越意识到奥古斯都舅舅对这里的一切应付得是那么自如，就越发现他是个与众不同的家伙，他永远不会去忍受我的操心事：整顿房子，寻找工作，半病着的孩子，还有个不会笑的妻子，爬满了蚂蚁的床铺和厨房。
我来到我们去过的那家酒店里，问穿小白衬衫的女人，昨天和我谈过话的那些男人是不是还没来。那里阴凉清爽；那酒店也许不是个有蚂蚁的地方；我坐下来等那些家伙，是她建议我这么做的，我装做从容地问她：“你们这里没有吧，蚂蚁？”
她用抹布擦了一下吧台：“这里人来人往的，从来没人注意过这事。”
“那您一直住在这里吗？”
她耸了耸肩膀：“像我这么壮实的人，还会怕什么蚂蚁？”
这种想藏住蚂蚁的神情更叫我来气，就像有了蚂蚁是什么羞耻的事一样，我追问道：“这么说来，您是不下毒药的喽？”
“对付蚂蚁最好的毒药，”坐在另一张桌旁的人嚷起来，我发现，他是奥古斯都舅舅那些朋友中的一个，我昨晚还跟他聊过来着，“是这个，”他举起杯子，一口而尽。
其他那些人也来了，他们邀我一同喝酒，他们并没能给我提供什么工作信息。然后又扯到了奥古斯都舅舅，一个人问道：“他在那里忙什么呀，那个老林杰拉？”“林杰拉”是这里的一个词，是流浪汉和无赖的意思，这帮人都非常赞成这个称呼，还说我舅舅正因为是个“林杰拉”才这么被大伙尊重的。我对这个授予他的名声有点迷惑不解，因为我知道他骨子里是个礼貌而谦卑的人，尽管生活方式有那么一点稀里糊涂的。不过这也许只是吹牛和夸张罢了，这里的人都这样，我有一个模糊的感觉，这一切都与蚂蚁有关，他们假想身陷于一个动荡不宁、危机四伏的世界，以此来把自己从那些最细微的烦心事中隔离出来，比如说蚂蚁。对我来说，进入那种思维的难处——我回家时想着——是我的妻子，她永远与幻想为敌。我还想了，她是多么地深入了我的生活，以至于我再也不能陶醉于词藻和想像之中了，因为我的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她的脸庞，她的目光，她对我来说是那么亲切，是必要的存在。
我在门外碰见了她，我妻子，一副有点惊恐的样子，说：“哎我说，有个勘测员。”
酒店里那些优越感很强的吹大牛人的聒噪声，还充斥在我耳边，我几乎没怎么听明白，就说：“啊，一个勘测员，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勘测员……”
她说：“家里来了个勘测员，正量着尺寸。”
我仍未弄明白，进了屋。“噢，你说什么呀？他是上尉！”
是布拉乌尼上尉，拿着黄色卷尺在丈量屋子，准备在我们家安装他的那些圈套。我把我妻子介绍给他，并感谢了他的热情关心。
“我想看看环境的可能性，”他说。“一切都要以数学式的标准来操作，”他还量了量孩子睡觉的篮子，弄醒了孩子。小家伙被他那个拉平的黄色卷尺给吓怕了，大哭起来。我妻子赶紧哄他睡觉。孩子的哭声把上尉弄得很烦躁，尽管我是尽力地分散他的注意力。幸好他妻子叫他，他走出去。阿格拉乌拉太太在篱笆上冒出头来，用她那瘦而白的胳膊向他示意，并喊道：“你过来一下！对，你过来一下！有人来了！对，蚂蚁人来了！”
布拉乌尼把目光转向我，抿着嘴，会意地冲我笑了一下，为他要立刻回家而深感抱歉。“他这就要来找您了，”他说，朝那个神秘的“蚂蚁人”的方向指了指，“您会明白的……”就走了。
我不想在还没搞清楚他是谁和来干什么之前，就面对这个蚂蚁人。我朝莱吉那乌多家的小台阶走去；这时候邻居刚刚进家门；他穿着一件白衣服，戴着顶扁平的狭边草帽，拿的全是小袋子和罐子。我问他：“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蚂蚁人已经来过您家了吗？”
“我不知道，”莱吉那乌多说，“我从外边刚回来，但我想他是来过了，因为我看见到处都是糖蜜[210]。克劳迪娅！”
他妻子露出脸来，说道：“是的，是的。他也会去拉乌莱利家小屋的，但您别指望会有什么用，您要知道！”
我当然没指望什么。我问：“但是，这个人，是谁派他来的？”
“谁想派他过来呀？”莱吉那乌多说。“他是那个和阿根廷蚂蚁斗争的机关的人，一个职员，来给所有人家的花园里放上糖蜜。那边那些小盘子，您看见了吗？”
他妻子说：“掺了毒的糖蜜……”她冷笑了一下，一副自己非常明白的样子。
“这糖蜜能杀死蚂蚁吗？”我的问题简直是在开一个令人头疼的玩笑；我已经知道会是怎样的了：有时好像是一切就要解决了，然后又变得复杂起来……
莱吉那乌多先生摇摇头，好似我说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当然不是啦……用的毒药是最小剂量，这个好明白……蚂蚁又馋废糖蜜。工蚁们回到蚁窝，用极小剂量的毒药来喂养蚁后，用这种方法，蚁后迟早总会中毒而亡的。”
我不想问是不是它们迟早真的能死。我明白莱吉那乌多先生告诉我这个办法时，自己是持不同意见的，但又觉得有义务要使用一种客观而恭敬的语调，来传达权威的官方意见。但他妻子，具有女人特有的急躁，敢于表达她对这个糖蜜把戏的反感，并用恶意的讥笑和挖苦的玩笑，强调着丈夫的话：这种态度让他觉得不太合适或是太过轻率，因而他尽力反驳她，千方百计地削弱这种悲观主义的印象，倒也不是真的要反对她——也许因为他私下里也是这么说的，也许还要糟——，而是试着给她举出些个公道的小例子，比如：“好啦，你太夸张了，克劳迪娅……当然不是非常有效，但还是管用的嘛……而且，他们做这事都是免费的……在做出评价前，先要等上几年……”
“几年？他们放那个玩意儿都有二十年了，每年蚂蚁都在增多。”
莱吉那乌多先生不再驳斥她，而是把话题转到那个机关的其他功绩上：他给我介绍粪箱法，就是蚂蚁人把粪箱送进每家每户的花园里，蚁后便会去那里产卵，他们取回这些箱子，把它烧掉。我发现莱吉那乌多先生的腔调非常适合用来向我妻子解释这件事情，她天生多疑悲观，于是，我回到家，把邻居的话跟她重复了一遍，注意不去夸耀这个方法有多么神奇、迅速，但也避免使用克劳迪娅太太的讽刺评价。我妻子是那样一种女人，比如说坐火车吧，尽管她们认为火车时刻表、列车编组、检票员检票都毫无意义，搞得一塌糊涂，没有任何合理性可言，但也带着仇恨地、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下来；同样，虽然她认为糖蜜这个玩意儿荒唐可笑，只是把事情搞复杂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反驳她——，但她还是准备好好接待这个蚂蚁人的来访——这个蚂蚁人，我知道了，是叫巴乌迪诺先生——，并且不用抗议或是无意义的求救来烦他。
这个人并未征得我们同意就来到了我们的土地上，就是说还在我们谈论他时，他就已经站到我们跟前了，这真叫人尴尬。他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矮个子，穿着件又破又掉色的黑色衣服，那张脸有点醉汉相，颜色仍然深的头发梳着一个孩童般的分头。他半闭着的眼睛，稍带一点虚情假意的笑容，还有那眼睛和鼻翼附近有些发红的肤色，都预示着他会有个嘶哑的声调，就像神父那种，方言很重。面部神经略为一动，就能让他嘴角和鼻角的皱纹跳个不停。
如果我用了太多的细节来描述巴乌迪诺先生，那只是为了尽量描绘出他给人们的奇怪印象；相反，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我们凭直觉就能猜出蚂蚁人正是他，哪怕他是置身于成千上万的人中间。他的手粗壮而多毛：一手提着类似咖啡壶一样的东西，一手托着一叠子陶瓷小盘。他告诉我们，他要放糖蜜，他的声音那样的冷漠，暴露出公职人员的好逸恶劳：同样，他说“糖蜜”这个词时的发音方式，是那般的软弱无力、拖拖沓沓，足够表明这个男人是以怎样麻木不仁的怀疑，和对我们的苦恼怎样的蔑视，来履行他的任务的。在他面前，我发现我妻子倒成了镇静的榜样，还指给他看蚂蚁流量最大的地方。实际上，看着他那么犹豫不决地忙活着，老是重复着那几个同样的动作：用咖啡壶的糖蜜灌满一个个的小盘子，再搁下，战战兢兢地生怕弄翻它们，我的耐心早已跑掉了。这样观察着他，我脑中闪出一个奇怪的印象，这个印象我第一眼见他时就有了：他就像一只蚂蚁。我说不好为什么，但他肯定是像的：也许是因为他人肤色昏暗发黑，也许是因为他那个小身段的比例，或许是他嘴角上的抽动与那些昆虫触角、小腿的持续振颤是相似的。但是蚂蚁有一个特点他可一丁点都不具备，这就是蚂蚁那种动个不停的忙乎劲儿；巴乌迪诺先生行动起来时，总是慢慢吞吞、笨手笨脚，眼下他正挥舞着蘸上了糖蜜的小刷子，愚蠢地把家里涂抹得很脏。
就在我带着不断增长的厌恶感跟随着那个人的活动时，我突然发现我妻子已不在身边；我放眼找去，看见她站在地里的一个角落上，也就是莱吉那乌多家篱笆和布拉乌尼家篱笆交会处；克劳迪娅太太和阿格拉乌拉太太在各自的篱笆上伸出脑袋来，她们在闲谈，而我的妻子，在她们中间，听着她们说话。我走近她们，因为巴乌迪诺先生正在房后的间隙处忙活，在那里他可以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不需要别人看着，我听见布拉乌尼太太在说话，边说还边打着她那有棱有角的手势：
“补药，他用来喂蚂蚁的，那个东西：简直是补药，什么毒药啊！”而莱吉那乌多太太用一种甜甜的口吻补充道：“如果哪天真没有蚂蚁了，这些机关官员都上哪里去啊？所以，您想让他们干什么呀，我的太太？”
“把它们养肥，这就是他们做的好事！”阿格拉乌拉太太愤怒地下了结语。
我的妻子——由于邻居双方的话都是冲着她说的——不吭一声地听着，而她那鼻孔大张、双唇紧锁的模样告诉我，一种被迫承受骗局的气愤和痛苦正在吞噬她。我也是，必须说，我十分切近地相信那些话并非只是女人的闲言碎语。
“那么用来产卵的小粪箱呢？”莱吉那乌多太太继续说道。“他们是要收回的，但是您以为他们真会烧掉箱子吗？才不会呢！”
有人在喊：“克劳迪娅！克劳迪娅！”她丈夫的声音，肯定是妻子放肆的言行使他不安起来。莱吉那乌多太太说声“抱歉啦”，离开了我们，话语间透射出对随波逐流的丈夫不屑一顾的意思。在对面，我感到有种嘲笑声在回荡，我看见在铺得很好的砾石小道上，布拉乌尼上尉正在调整陷阱装置的倾斜度。在他的脚下，一个刚给巴乌迪诺先生满上的陶瓷小盘子翻了个底朝天，被打得粉碎，肯定是给踢了一脚，谁知道这一脚是无心还是有意的。
我们往家走时，我没法断定妻子心里是否盘算着要对蚂蚁人发泄一通怒气；但是我可能不会做任何事情制止她，相反，时机适当的话，我还会支持她。但是我们把房子里里外外看了个遍，发现巴乌迪诺先生已经消失了；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听到我们家的栅栏在吱吱嘎嘎作响，还有关门声。他应该就是那时候出去的，连个招呼都不打，留下糖蜜那黏糊糊、发红的印迹，还散发出令人厌恶的、甜腻腻的味道，跟蚂蚁的味道完全不同，但是，我说不出来，这味道是如何地与那蚂蚁的味道有着某种关系。
我们的儿子睡得正熟，正是我们上玛乌罗太太家拜访一下的好机会。我们原本就得去找她，要拿什么贮藏室的钥匙，当然也是出于礼节的需要。不过促使我们尽快拜访的真正原因，是想让她听听我们的抗议，她租给我们一套被蚂蚁占领的住房，事先却没有任何警告，而且——首先是——也是有好奇心，想看看房子的女主人是如何应付那个祸害的。
玛乌罗太太的别墅有一个宽敞的大花园，坐落在山坡上，棕榈树高高地耸立着，扇形的树叶已经披黄。一道小径弯曲迂回，通向一幢被玻璃游廊和阁楼环绕的房屋，屋顶上的鸡形风向标已是锈迹斑斑，吃劲地绕轴旋转，发出刺耳的叫声，跟棕榈树的树叶比起来总要慢一拍，每一阵风起时，棕榈树叶都要响，呻吟一下。
我妻子和我就是顺着这道小径上去的，倚着栏杆往下俯瞰，能看见我们住的小房子，对我们来说它还很陌生，还有那片荆棘丛生、尚未耕种的土地，我们还看见莱吉那乌多家那个类似仓库前院的小花园，布拉乌尼家那个几乎如同墓地般规整的小花园，只有现在我们才可以忘记那些被蚂蚁黑掉的地方，只有现在我们才敢想像假如没有那些无时不刻缠身不离的烦恼，这些地方会是个什么模样，只有此时隔了这么远的距离，我们才意识到那里也可以是个天堂——但是我们处得越高来看它们，就越为我们那底下的生活感到悲哀，就好像生活在那样一个不幸和琐碎的境况下，就只能继续与不幸和琐碎纠缠下去。
玛乌罗太太一大把年纪了，瘦瘦高高的；在一间阴暗的房子里接待了我们，她端坐在一张靠背很高的椅子上，紧挨着折叠式小桌子，桌上摆着缝纫用品和文具。除了一个白色的男士衣领，她一身黑衣服；瘦瘦的脸上淡淡地扑上一点点粉，头发梳得很严整。她立刻给了我们钥匙，这是她前一天就答应好的，可并没有问我们在那房子里过得怎么样，而这——我们感觉——表明她其实就是等着我们抱怨的。
“那下面的蚂蚁，太太……”我妻子说道，用了一种谦卑和温顺的语调，这一次我倒是不希望她用上这种语调的。尽管我妻子是个态度很强硬，还经常攻击性很强的女人，但偶尔也会腼腆起来，一旦见到她这副模样，我就有种别扭的感觉。
为了给她帮腔，我用了一种很忿恨的口气，说：“您租给我们一套房子，太太，如果我们知道有这么多蚂蚁的话，老实跟您说，”我不愿再说下去，想来这就已经足够清楚了。
太太连眼睛都没抬。“这房子很久没住人了，”她说。“有一点阿根廷蚂蚁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到处都是……在卫生没搞好的地方。您，”她对我发话了，“一直未给答复，让我等了四个月。如果早早入住的话，现在就不会有蚂蚁了。”
我们环顾房间，由于被帷幔和半合的百叶窗遮挡，房间几乎是黑沉沉的，古老的挂毯覆盖着高墙，阴郁的木雕家具上，细颈玻璃瓶和银质茶壶闪烁出短促的光亮，我们感到那里的黑暗，那些沉重的摆设正是用来掩藏那已涌成河流的蚂蚁，它们肯定把整座房子从地基到屋顶好好地穿了个遍。
“那么您，这里，”我妻子带着一种影射的、近乎嘲讽的口气说，“没有蚂蚁？”
玛乌罗太太抿了抿嘴：“没有，”回答得很干脆。接着，就好像她发现这话显然不会被相信，就解释道：“我们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如同明镜一般光洁。真有什么蚂蚁从花园里爬进来，我们会发现的，会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什么？”我和我妻子异口同声地立刻问道，我们现在无不充满希望和好奇。
“是这样的，”老太太耸了耸肩说道，“我们把它们撵走，用扫帚撵走的。”就在此刻，她那故作镇定的表情被一种来自肉体上的痛苦穿透，我们看见，她仍旧那样坐着，却扭了一下腰，很明显地把身体的重心从一边移开。若不是她用那么肯定的语气确认出这些话，我敢发誓一只阿根廷蚂蚁正从她的衣服下穿过，还蜇了她一口；一只或者几只，正在她身上散步，把她给弄痒了，因为尽管她吃力地控制着不在椅子上挪动，可是很显然，她再也无法像先前那样安稳端正地待着了，她全身紧绷着，一丝越来越剧烈的痛苦神情正在她的脸上荡漾开来。
“可我们屋前的那块地全都黑了，尽是蚂蚁，”我急忙说，“我们已经是尽可能地把家里清扫干净了，但是从地里总有成千上万的蚂蚁爬进来……”
“这个很好理解，”老太太说，她那单薄的手紧攥着扶手，“这个很好理解，地里没种东西，没种东西的地就会让蚂蚁成千上万地繁殖。我本打算四个月前就让您好好收拾一下那块土地的，而您让我等了又等，现在您遭殃了；还不只是对您，大家都跟着遭了殃，蚂蚁正在四处蔓延……”
“它们也蔓延到您这里来了？”我妻子几乎是笑着问道。
“这里没有！”玛乌罗太太苍白地说道，右手始终紧攥着扶手，肩膀稍稍转动了一下，并用胳膊肘蹭起了体侧。我冒出一个想法，这些阴影、装饰品、房间的宽阔、灵魂的自豪，全是那个女人对付蚂蚁的防御手段，和在蚂蚁面前她比我们更坚强的原因；但是我们目所能及的一切，包括她，端坐在那里的人，都已被比我们那里更无情的蚂蚁给侵蚀了；那似乎是一种非洲白蚁，它们毁灭每一件东西，只留下空壳，而那座房子，就只剩下掉了色的挂毯，窗帘是几乎就要碎成粉的布料，我们眼前的所有东西都处在要坍塌成碎末的边缘。
“我们正是来向您讨教的，您是否有什么建议，可以让我们从这个灾难中解脱出来……”我妻子说，她的举止重又自如起来。
“把家收拾好，把地里的活干好。没有其他法子。劳动：只有劳动，”她站起来，这个告别的举动和她本能地一跳是同时发生的，她再也不能安稳地待着了。她恢复了镇定，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神情。
我们穿过花园，走下坡去，我妻子说：“但愿他没醒。”我也惦记着孩子。还没到家，我们就听见他在哭。我们赶紧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试着哄他安静下来，但他仍是高声大哭，声嘶力竭地叫着。一只蚂蚁爬进他耳朵里了：我们过了好一会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哭得非常绝望，整个叫我们没了辙。其实我妻子早就说了：“肯定是蚂蚁！”但我还是纳闷，为什么他一直哭个不停，在他身上既没找着蚂蚁，也没有见着什么被咬或是过敏的印痕，我们脱光他的衣服，周身上下查个仔细，可只是在篮子里找到了几只；我原来还觉得已经把篮子隔离得相当好了；但我们没注意到蚂蚁人用糖蜜刷的那几下子：在被巴乌迪诺先生刷出的那些难看的划痕中，有一道，好像是故意要把那些野兽从地板上一直勾引到孩子的小窝里。
孩子的哭声和妻子的惊叫，把附近的女人都引到家里来了：莱吉那乌多家的那位太太非常能干，相当热情；布拉乌尼家的那位太太，必须说，也是千方百计地助我们一臂之力，还来了其他从未见过的女人。女人们都忙着出主意：往他耳朵里倒温热的油，让他张开嘴，让他擤鼻子，还有其他一些法子，我也没弄清楚。她们嚷这嚷那，结果只能添乱而不是帮忙，尽管那时候倒也能起到点安慰作用；她们在孩子周围忙前忙后的，更主要的是煽起了对蚂蚁人的公愤。我妻子叫喊着控诉他，巴乌迪诺；女邻居们众口一词地说那个家伙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要狠狠地教训他一顿，说他用尽伎俩地养好蚂蚁，就是为了不丢掉自己的工作，说他完全有能力是故意这么做的，反正大家都已知道，他始终站在蚂蚁那一边，而不是站在基督徒这一边的。夸张是夸张了一些，但还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样义愤填膺的气氛中，加上孩子都哭成那样了，我也深受感染，如果当时巴乌迪诺先生就在我手中[211]，我都说不好会对他怎样。
小蚂蚁随着温热的油流出来了；孩子，哭得半呆，拿起一个赛璐珞玩具，摇了摇，便吮起来，再也不理我们了。我也跟他有同样的需要：自己待一会，放松一下神经。而那些女人，对巴乌迪诺的谩骂仍在继续，她们跟我妻子说他很可能就在附近的一处围栏里，那里有他的贮藏间，我妻子说：“啊，我去那里，我当然去那里，要让他罪有应得。”
她们组成了一个小队，由我妻子打头，我自然紧挨着她，但对这个举动的效果却未作任何预期；那些鼓动我妻子的女人，跟随她身后，时不时超前几步给她指路。克劳迪娅太太主动提出帮我们带孩子，跟我们在栅栏边告了别；后来我发现阿格拉乌拉太太也没和我们一起来，她一直表现得是巴乌迪诺最大的敌人之一，但是最后我们却被一小群素不相识的女人陪同着。我们走在某种混用车道上，道旁尽是些木制的小屋、鸡舍、菜园，堵的全是垃圾。一些女人说了这许多，但是到了自家后却停在门槛上了，以极大的热情给我们指出应该往哪边走，然后便进了家门，招呼在地上玩耍的脏孩子，或者是喂鸡去了。只有几个女人一直跟我们来到那个巴乌迪诺的围栏，可我妻子敲了门，门也开了以后，也就只剩下我和她两个人进去了，尽管我们可以感觉到，窗台上或鸡圈前那些女人的目光始终追随着我们，她们或者是扫着地经过那外边，好像是在继续怂恿我们，但是声音极低，而且一点都没露脸。
蚂蚁人站在他的贮藏间中央，那个贮藏间塌掉了四分之三，仅存的一面木质墙上，粘贴着一张发黄的海报，用特大号的字写着：抗阿根廷蚂蚁斗争所，周围是成摞用来放糖蜜的小盘子、小抽屉和各种罐子，整个就是一垃圾堆，垃圾堆里满是装鱼刺的纸包和其他废弃物，以至于让人立刻产生一种联想，这里就是整个地区所有蚂蚁的发源地。巴乌迪诺先生令人生厌、盘问般地面对着我们，似笑非笑，露出牙齿间的空隙。
“您！”我妻子攻击起来，犹豫片刻，又开始说，“您真应该感到羞耻！您来我家，把到处都弄得一团糟，而且还用您的糖蜜把蚂蚁引进孩子的耳朵里。”
她把手伸到他脸下，巴乌迪诺先生以野兽般的动作避让开来，脸上仍挂着那个蛀坏掉的笑容，耸耸肩膀，向周围张望一下，还使了个眼色——这只能是向我使的，因为没有其他人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了，就好像在说：“她真傻”，然而从他口中吐出的却只是泛泛而无力的否认，比如“不……不……什么呀”。
“那为什么大家都这么说，说您给蚂蚁下的不是毒药，而是在喂补药！”我妻子大叫着，他则顺着小门溜到路上，我妻子紧追其后，怒责他。这下巴乌迪诺先生是朝着邻近小屋里的女人们耸肩挤眼了，我感觉这伙女人像是在难以察觉地搞两面派，她们一边同意为他作证，证明我妻子完全是胡说八道，一边对我妻子投去目光，微微颔首，频频示意支持，继续鼓动她，甚至做出用扫帚挥向蚂蚁人身上的动作。我没介入，我能做什么呢？当然不能跟着破口大骂，更不能对那个正在逃跑的小矮子拳脚相加，我妻子已经那样对他大动肝火了；可我也不觉得应该劝阻她，因为我不想保护巴乌迪诺。我妻子愤怒已极，吼道：“您害了我的孩子！”还上前揪住他的领子，把他摇得在衣服里乱晃。我正准备扑向前去隔开他们，但他并未碰她，而是用越来越像蚂蚁的动作转了个身，挣脱她，迈着笨拙的步子跑开几步，然后恢复镇静，走掉了，走前还对小屋那边的观众耸耸肩，喃喃道：“这都是什么事啊……这是什么人啊……”还做出一种好像是说“她真傻”的手势。在我妻子冲向他的那一刻，在那群观众中，响起一阵强烈、含混不清的嘁喳声，可当那男人一脱开身，她们又寂静无声了，现在她们又开始在他背后说起话来，甚至都不是什么抗议和警告的话，更多是在抱怨，而且几乎是在请求同情，就好像是一种自豪的声明，叫嚷着：“蚂蚁都把我们生吞了……床上是蚂蚁，盘子里是蚂蚁，每天，每夜……我们自己已经没什么好吃的了，还要喂饱它们……”
我挽起妻子的胳膊，她还不时地回头大喊着：“不会就这么结束的！我们知道是谁欺骗了我们！我们可是知道该谢谢谁呢！”还说了其他一些没有响应的威胁话，因为我们返回时，小屋的窗子和门都已紧闭，居民们和蚂蚁们又一起开始了他们不幸的生活。
于是这就成了伤心的归程，也是意料之中的。然而我尤其感到不快的是目睹了那群女人的表现。对这些四处哭诉、抱怨蚂蚁的人，我深感厌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这么干的，我宁愿把自己关在一种折磨人的自傲之中，就像玛乌罗太太那种自傲，但她有钱，我们却很穷，我找不着出路，找不着继续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方式；我感到，在所认识的，直到不久前我还以为他们是如此超脱的人中间，他们没有一个找到了这个方式，或者甚至都不在寻找这个方式的路上。
我们回到家门前：孩子仍在吮他的玩具，妻子坐在凳子上，我看着被蚂蚁占领的土地、篱笆，看到外面从莱吉那乌多先生家花园里升腾起来的一团驱虫粉，还有右边上尉家花园里静悄悄的阴影，那里的受害者还在继续一滴滴地掉着。这边是我的新家。我抱上孩子拉着妻子，说：“我们去转一圈，一直遛到海边去。”
天色已晚。我们经过林荫道和台阶小路。阳光打着老城的一角，老城的房子是用灰色多孔的石头建成的，窗框抹着石灰，屋顶长满绿草。城市朝内地扇形般打开，丘陵连绵，起伏不平，从一座山坡到另一座山坡之间的山谷中，充满了清新的空气，此刻给染上了古铜色。儿子惊奇地回头注视着每件事物，而我们也不得不参与到他的惊讶之中，这种方式，既可以使我们重新接近生活中间或会有的温馨，也可以让我们漠然度过每一天。
我们遇上几位年迈的女人，她们头上顶着摇摇晃晃的大篮子，篮子下压着个垫圈。她们平稳地走着，腰板笔直，眼睛下垂着；从一个修道院的花园里，跑出来一群纺织女，来到栏杆边，看见水缸里的癞蛤蟆，说道：“啊，真紧张啊！”一排栅栏后的藤萝树下，一群穿着白衣裳的小姑娘正在让一个盲人玩沙滩球；一个半裸着上身、留着胡子、一头披肩长发的小伙子，正在用顶端叉开的杆子，从一株密密麻麻长着长长的白刺的老仙人掌上接果子；一群富家孩子，神色忧伤，戴着眼镜，在窗前吹着肥皂泡；给养老院的老人们吹归营号的时候到了，他们一个跟着一个，戴着草帽，拄着拐杖走上那些台阶，每个人都自顾自地说着话；有两个电话修理工，扶梯子的人跟在线上那个逆着光的人说：“下来吧，到点了，明天我们再干完吧。”
就这样，我们来到港口，那边有海。有一排棕榈树，还有些石凳：我和妻子坐下来，孩子很安静。我妻子说：“这里没有蚂蚁了。”我说：“而且还很清爽，待着真舒服。”
海浪上上下下地拍打着堤道上的礁石，摇晃着那些被称做“高座”[212]的船，黑皮肤的男人们把红色的渔网和用于夜间捕鱼的鱼篓装在船上。水面平静，不停地变换着色彩，天蓝色，黑色，越往远去，这两种颜色变得越密集。我想着那无际的海水，想着那底下无尽的细沙，那边有被水流搁下的白色贝壳，它们被海浪冲洗得干干净净。
房产投机
一
他把眼睛从书上抬起来（在火车上他总是读些什么），看到家乡的点点滴滴——墙，无花果树，戽斗水车，芦竹，礁石——，尽是些看惯了的东西，但直到那时，直到远离了这里，才能发现它们：每次回来都是这样的，奎因托又和自己的家乡，利古里亚[213]海岸，联系起来。但他这样反复远去和零星返乡都已经好些年了，还能有什么意思？这一切他都已经烂熟于心了：但是，他仍在寻找新的发现，就靠这么一转眼的工夫，一只眼留在书上，另一只眼投向窗外，不过这只成了一种对观察的验证，都还是老样子。
但每次总有什么东西会打断他这种操练的愉快，并使他重回到书中的字里行间，一种他也不是很清楚的厌恶感。是房子：所有这些立起的新建筑，六层八层的城市公寓，白花花的，厚厚实实地拦在那里，就像是为了挡住海岸上倾泻而下的山体而设置的障碍一样，尽可能地把窗子和阳台面向大海。滚烫的水泥占领着利古里亚海岸：那边你会看见已经住上人的房子，所有人家的阳台上都摆着同样的天竺葵小盒子，这边住宅区刚刚竣工，玻璃上还有被碳酸铅白画出的蛇一般的线条，正等着对海水浴狂热不已的小户家庭来居住；再往远处去是一幢裹满了脚手架的房子，那下面，是一架正旋转着的混凝土搅拌机，还有购房的中介广告。
座座小城建在坡子的阶地上，城里的新建筑一座架在另一座的肩上，其中老房子的户主在建筑加高层间伸长了脖子。在***，奎因托的这个城市一度是被桉树和木兰成荫的花园环绕着的，那里层层的篱笆之间，英国的老上校和年迈的小姐互相交换着陶赫尼茨版的书[214]和喷水壶，而现在推土机正在那里翻土，那土或因为树叶的腐烂而变得松软，或因为林荫小道上的鹅卵石而显得凸凹不平，镐头正在拆毁两层楼的小别墅，斧子把华盛顿棕榈树的扇形叶片砍得像纸一样地从天空中倾泻而下，从那片天空中将会出现有着厨房洗澡间三间套的阳光灿烂的房子。
奎因托正往他的别墅上走，这里一度俯瞰着整个新城区浩瀚的屋顶，俯瞰着低低的海岸街区以及港口，俯瞰着这附近的老城区那一堆发了霉和爬满了地衣的房子，而这一切又被一座丘陵环抱着，丘陵面西的山坡上是菜园，菜园上方是浓密的橄榄园，丘陵面东的山坡上，便是一片森林般绿色的宾馆别墅的国度，丘陵下面则是一片干枯的土地，上面是种植着康乃馨的亮闪闪的暖房，一直延伸到海角边：现在什么都没了，只能看见平行六面体和多面体的几何重叠，只能看见这里那里房子的棱角和边框，房顶，窗户，无窗的墙，由于毗邻地役权的问题，墙上只有厕所的毛玻璃小窗，一个架在另一个之上。
他的母亲，每次他来***时，第一件事总是要让他到阳台上去，（他，由于懒惰和心不在焉并且很快就令人倒胃口的怀旧情绪，真想没上去就又出发了）；“现在我让你看看新鲜事，”她给他指了指新建筑：“那边桑皮埃里把房子加高了，那是一幢什么诺瓦拉[215]人盖的新楼，还有修女们，就连修女们，你记得原来那下面能看见有竹子的花园吗？你看看现在都挖成什么样了，谁知道他们把地基打成那样到底要建多少层楼啊！还有凡·摩恩家别墅的南洋杉，利古里亚海岸最美的植物，现在巴乌迪诺公司把整块地都买下来了，一棵本该由市政府来操心的植物，却成了用来烧东西的柴火；不过再说了，移植它也是不可能的，它的根都不知道长到哪里去了。现在你到这边来；东边这头吧，挡住我们视线的东西是没了，但你看看那个新房顶又冒出来了：现在好了，现在早晨的太阳要晚半个小时才能照到这里了。”
而奎因托只能说：“哎呀，哎呀！真糟糕呀！啊，我亲爱的母亲啊！”他只能发出一些毫无表现力的感叹和冷笑，只是说着“那么你想怎么样啊”，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也许是出于那种年轻人渴望混乱的剩余情绪，也许是炫耀自己懂得“对历史进程的抱怨是无用”的智慧。但是，看到一个曾是他家乡的地方，还没有被他真正地拥有过，就这么在水泥下消失了，还是有点刺痛了奎因托。但必须说，他是一个历史循环论者，拒绝伤感的情愫，还是一个游历过的男人，等等等等，反正，他什么都不在乎！这还不算什么呢，更糟糕的事情他都已经准备好对别人实施，或是由自己来承受了。在阳台上，他几乎是想要他母亲来煽动自己的矛盾心理，他侧耳倾听着她在他一次又一次探望中积攒下来的顺从怨诉，想捕捉到一种超越了为正在逝去的亲切景色而惋惜的痛苦声调。但是他母亲理性的埋怨并没有触及那种尖刻的倾向，而所有这些持久的连绵抱怨更没有使她的声调变得狂躁，只不过是在谈话的措辞中稍有提及：比如一些说法吧，每当她说起盖房子的“他们”那些人，只是泛泛地说他们合伙对我们使坏，并没有特指谁，而她每次说到，“看看他们都对我们做了什么事”，只是叫人明白了这些事是伤害了我们，但同时也伤害了其他人；不，他在他母亲沉静的忧伤中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引起吵架的机会，反倒是他在那里，急躁得直想从这种被动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过渡到主动进攻。好了，现在，在那里，他那个家乡，在他心里已被截掉了的那个部分，又有了一个新生命，尽管是不大正常的，也是不符合审美标准的，正是为此——全因主导他的是被文学教育过的思维冲突——，但却比以往更具生命力。而他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与这地方还有联系，全仗那一缕思乡的激动，全仗一个景色不再优美的半城市化地区的贬值，他有的只是损失。在这种心态下表达出来的句子就成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在盖房子，为什么我们不能也盖房子呢？”之前有一天，他当着母亲的面和安佩力奥谈话时，她是双手紧捂着太阳穴地惊呼道：“不要啊！我可怜的花园！”但这惊呼也只是一系列长长的讨论、策划、计算调查和谈判的种子[216]了。现在，正是这次，奎因托回到了他出生的城市，要搞上一场房产投机。
二
但他独自一人考虑时，就像他在火车里那样，母亲的话回到了他的记忆中，给他传递出一种易怒的不适，几乎是一种后悔。这是他母亲对自己的一种惋惜，惋惜自己的消逝，而她感到再也无法弥补了，一种老龄来袭的痛苦，人老后每当某个一般性的错误以某种方式触碰到我们时，都会成为一种有关我们一生的错误，一个不能再补偿的错误，而生命中什么美好的东西一旦离开，就好像是整个生命都跟着离开了。而正是在自己反抗的激怒方式中，奎因托承认了乐观主义者那不惜任何代价的残酷无情，承认了年轻人拒绝接受自己会在什么方面失败，他们相信生活总会补偿曾剥夺了你的东西，所以如果现在生活破坏了你地盘上一种亲切的痕迹，一种环境的颜色，一种文明但非艺术、于是也很难保护和回忆的美丽，当然随后，它会再赠予你其他的东西，给你其他的好处，给你其他的马六甲群岛或亚速尔群岛[217]，它们也是易逝但可以享受的。尽管这样，他还是感到这种年轻的无情是多么的错误，是多么的挥霍，是多么能传达出过早的衰老感，而另一方面这种无情又是多么残忍地必不可少：总之他都知道，该死的他！而且他也知道他母亲绝对有理，尽管这所有的一切她连想都没想过，她只是带着那自然的担忧，不时地通知他，邻居的楼层又加高了。
现在，奎因托，他心里的那个东西还不敢告诉母亲。现在他正特意赶往***。这只是他的一个想法，都还没跟安佩力奥谈过，甚至，这个意见于他也只是刚刚成形，就像一个紧急的决定，而不像一种假设，一种永远开放的可能性。唯一一个确定下来而且几乎已经完结的事情——这事获得了母亲不得不作出的同意——就是卖掉这一小块花园。因为他们反正已处在不得不卖的境地了。
这是个税费无情的年代。父亲去世后，两次极度苛刻的税赋几乎是脑袋接着脖子[218]地同时爆发了，这些事务以前都是父亲做的，他做事务时总是伴随着低沉的抱怨和细致过微的谨慎。一个是“额外财产税”，一种粗鲁的、由一战后政府颁布的有报仇性质的税收，对资产阶级更是严厉，被迟缓的官僚主义一直推到现在爆发，在人们最没料到的时候。另一个是有关父亲遗产继承的遗产税，一种从外表上看好像还蛮合理的赋税，可一旦这税压在自己身上了，就显示出了不可思议的美德。
奎因托对自己在这世上连用来支付那些税费的十分之一的小钱都没有的忧心，他对税收有着那种利古里亚土地主[219]式的节俭、反国家的祖传积恨，还有对只有他们那些老实人被赋税屠杀、“而那些大人物，大家晓得的，总是能逃过缴税”的必要怨恨，还有对在那一笔金额的迷宫中，总有一个可以避免的，但只是我们还不熟悉的圈套的怀疑，还有那些税务局苍白的缴费单在最贞洁的纳税人心里引起的所有这些感情上的混乱，所有的这些忧心，积恨，怨恨，怀疑和混乱，都和意识到自己不是个好房产主混淆起来，因为这样的房产主不会让自己的财产再生产，在资本调拨、军事贷款和背书转账这么一个险象环生的年代，他就这么袖手旁观地等待着自己的土地贬值。于是他承认了，在国家对一个缺少收入的家庭实施如此不成比例的恶行中，那种一向被优雅语言唤作“立法者意图”的东西实在是以一种高明的逻辑奏效的：打击不可生产资本，打击任何不能或是不愿使其资本再生产的人，这回他有得受了。
所以无论是问谁——问税务办公室，问银行，问公证员——，他们的回答，都是一个样：卖，“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做的：为了纳税他们不得不卖掉什么，”（这里“所有的人”显然是指“所有像你们这样的人”，也就是：那些不可再生产的橄榄园土地主或是有房子冻结租金的老式家庭），奎因托立刻把精力集中在那块被称为“器皿地”的土地上。
就是这个“器皿地”曾是被耕种成菜园的小块土地，是花园最底下的一部分，那里正好有所小房子，一个旧鸡圈，后来被用来存放器皿、肥土、工具和杀虫剂。奎因托把它当做别墅的附属物，这里甚至都没有他儿时的记忆，因为对那里他所记得的一切都已经消失了：步伐懒散的母鸡，有蜗牛在生菜叶上蛀洞的苗圃，把脖子伸到了细细的芦竹之上的西红柿，蔓延到地上的叶子下像蛇一样脱了皮的西葫芦，而在中间，两株甜极了的“克劳迪娅女王”变种李子树高出菜园来，这李子树，经过了漫长的、滴着树胶的、终年被蚂蚁爬黑的衰老后，干了死了。由于家庭渐渐减少了对蔬菜的需要（儿子们在外，或为学习或为工作，老人们一个个地去世了，最后一个走的是从不知疲倦、还声如雷鸣的丈夫，这突然给了她一种家里空荡荡的感觉），于是母亲就用她的植物把菜园填成了花园，把它做成了一种分散地，一种培育的场所，并把旧鸡圈改成了器皿地。于是这块地就显示出了潮湿的天分，和正因潮湿而尤为适合种植某种珍稀植物的优势，那些植物开始只是临时被放在那里，久而久之地便在那里安了家；现在这块地就披上了一种集农业科技珍品于一身的不和谐外貌，但是比起其他任何建有花坛和铺以砾石的花园，母亲更喜欢待在那里。
“我们卖掉那块地：那是建筑用地，”奎因托说过。
他母亲跟他说：“好孩子呀，这蒲包花我往哪里去移植啊？整个花园里我什么都没有了。那些海桐花呢，已经长得这么高了？就更别说那一排琉璃茉莉了，要坏的……然后，”她停下来一会，就像被一种意料之外的担忧给击中了，“然后，土地一旦被卖出去了，他们会在这里盖房子吗？”她眼里映出水泥的灰墙，那灰墙砸进了花园的绿色之中，把花园变成了一种冷冷的庭院尽头，变成了一口没有光的井。
“他们当然要在这里盖！”奎因托火了起来。“我们就是为这才卖地的！如果不是建筑用地，谁还会买？”
但要找到一个想买地的建筑商也并不容易。企业大都在海边寻找新住宅区，那里视线开阔；而他家附近的房子已经太密集了，对于想在***城有一小套住房的比艾拉[220]人和米兰人来说，他们是绝不可能拱到那个洞穴里居住的。而且，建筑市场已经出现了饱和迹象，已经有人预测到，就在那年夏天购房需求将有所减少，两三家公司跨了比自己腿长的步子[221]去承担工程，以至于汇票的债务一直堆到眼皮底下[222]，破产了。器皿地在第一时间被敲定的价格得降下来。过了数月，又过了一年，还是没有找到买家。银行不愿再接受提前分期缴税了，并扬言有抵押房子的危险。终于，卡伊索迪出现了。
三
卡伊索迪是和苏拜尔加中介公司的那个家伙一起来的。奎因托那时不在，安佩力奥也不在。陪他们看地的是母亲。“那是个非常粗鲁的男人，”母亲后来跟奎因托说，“他几乎连意大利语都不会说；但是中介公司那个爱讲大话的人替两个人都说了话。”当卡伊索迪操着条卷尺在土地边界上忙活时，他的袖子被玫瑰的野蔓给缠住了；母亲耐心地、一根刺一根刺地帮他拔掉。
“我可不想您说我已开始从这里拿走了不属于我的东西，”他笑着说道。
“嗯，我们会想它的，”母亲说。然后她发现这男人脸上有一点血：“哦，您被刮破了？”
卡伊索迪耸了下肩；用手指蘸了一口唾沫，抹到脸颊上，一滴滴的血就洇开了。“您上来，我给您上点酒精，”母亲说；于是她就帮他消毒，在谈到金额绝不能再下降了（“反正，这我得和我的儿子谈，我会给您一个答复的”），谈到有关高度和窗子问题不可违规时，母亲严肃的表情渐渐缓和下来，让步于卡伊索迪那种一切都靠调解、近似和拖延的策略来解决问题的软路子。
与此同时，苏拜尔加中介公司的那个家伙，一个一身白衣的大个子，托斯卡纳人，从来就没清静过：“就像我跟您说的一样，教授夫人，对我来说啊，让您和像卡伊索迪先生这样的朋友来成交一笔生意，会让我非常高兴的，您要相信，因为卡伊索迪他这个人啊，请允许我说说他，我认识他已经有很多年了，他是一个什么事都好商量的人，而和教授您，那他当然更是愿意迎合的了，您会看到的，夫人，您不会比这更满意了……”
而母亲脑子里却在想：“嗯，对，最好就是别卖……但是，怎么办呢？”
这个卡伊索迪，是个乡下人，世界大战以后就做起了建筑商，总有三到四个工地同时动工：他先买一块地，把楼建到政府允许的最高高度，楼里尽可能多地建小套房，而这些小套房，由于在房子还在建时就已经被出售掉，于是就马马虎虎地收了工，然后他再拿这栋房子的收益立刻购买其他的地，再来盖新房子。奎因托很快就被母亲的一封信叫了回来，为的是成交这笔生意。安佩力奥发了份电报说他因为什么实验不能来，但提到地钱不能低于一定数额之下。卡伊索迪没再往下降；奎因托觉得他这么随和很是奇怪；后来，他跟母亲说了这事。
而她说：“但是你没看见他的脸有多假吗，眼睛有多小吗？”
“假极了，”奎因托说。“这又能怎么样？他凭什么就该有张诚恳的脸啊？给我们一张诚恳的脸，难道就能让人更好地理解他？那才是，那才假呢……”他停下来，发现他对母亲这么激动就好像最重要的事情就仅仅是那张脸。
“反正我怀疑……”母亲说。
“当然，”奎因托说，摊开双手伸到前面。“我也是。他也是，他也不信任我们，你没看见不管我们说什么，他都是怎么停滞不前的，回答问题前又是怎么拖拖沓沓的吗……”这件事很让奎因托高兴，很可惜母亲没明白这一点，这种在建筑商和他们之间旋即建立起来的自发的、相互的不信任关系，是在关心自身利益的人和精通自己业务的人之间的一种真实的关系。
卡伊索迪回到别墅，来解决谈判的事，当着奎因托的面。卡伊索迪进来时皱着嘴，痛楚得就像走进教堂一样，他摘下土黄色的美式遮阳帽[223]，摘得有点迟。他是个四十五岁上下的男人，身材相当之矮，但肩膀厚实宽阔，用方言说就是那种“用小冰镐敲出来的”人，也就是那种“用斧子砍出来的”[224]人。他穿着件牛仔式的格子衬衫，肚子有点往外突。他说话很缓慢，语调带哭腔，像是一种盘问式的尖声哀诉，那是利古里亚阿尔卑斯附近的口音。
“是这样啊，就像我跟您妈妈夫人说的一样，你们让一步，我也让一步，我们就能在半路上碰着了。我的报价就是那个。”
“太低了，”奎因托说，即便他已经决定要接受这个报价了。
这个男人的脸，宽阔而多肉，就像是由一种非常不定形的材料做成的，以至于都保留不下来什么轮廓和表情，因为它们会迅速地融化掉，瓦解掉，而且几乎都不怎么是被眼角和嘴角上那相当深的皱纹给抵消掉的，而是被整张脸沙质而多孔的表面抵消掉的。他的鼻子短小，几乎是塌陷的，于是鼻孔和上嘴唇之间那个空荡荡的过多空间，就会根据他嘴的张开与闭合，让他的脸时而愚蠢时而凶狠。嘴心周围的嘴唇很高，像被围了圈灼热的晕，但嘴角上却没有一点嘴唇，于是这嘴就像道口子，一直延伸到腮帮一半的地方；他宽大的喉部上方那不怎么突出的下巴，活脱脱一副鲨鱼的模样。但最不自然且最疲劳的动作要属那眉毛了：当听到比如奎因托干巴巴地回答“太低了”时，卡伊索迪便会想把他额头中央浅淡而稀疏的眉毛聚拢起来，但他至多也只能做到把鼻梁上方的皮抬高半厘米，并使这段皮固定在一种振动的，几乎是弯成了肚脐模样的拱形皱纹里；似狗一般短促并且几乎是下垂成垂直状的眉毛，被这皱纹挑起，在被保持住的这个绷紧动作中吃力地颤抖着，并把这颤抖带来的涟漪往眼皮上传送，而这眼皮已是挤成了一排细微振颤着的刘海一般的皱纹，几乎是想要把本就不存在的睫毛也掩藏起来。他就这么待着，眼睛半瞎似的，一副被棒打的狗的表情，抱怨道：“那你们跟我说说看，我该怎么办吧：我给你们看了预算，给你们看了那个地区房间的价位，在那种地方，那么挤，又没有阳光，我什么都让你们看了，哎你们倒跟我说说看，我从中能赚多少钱吧，我是不是还得倒贴钱：现在我再按你们说的那个价来算算……”
他这个顺从的受害者角色已经使奎因托处于下风了。“但是，”奎因托以调解、求公道的语气说道，“位置是在市中心……”
“是，市中心是市中心……”卡伊索迪承认道，奎因托很高兴他们又达成了一致，企业家额头上的皱纹变平整了，眉毛便从它们不自然的位置上落了下来。但卡伊索迪继续用那种声调说道：“当然，就不会再是这么漂亮的楼了，”他说，做了奎因托的母亲后来称之为“他丑陋的大笑”的那个动作，“你们要明白楼我只能建成这样，”还用那粗短的胳膊打了些手势，“当然不会再是这么漂亮的楼了，但您跟我说：在市中心，我承认您有理……”
说那楼不会怎么漂亮的那句话又让母亲不安起来。“但是我们想先看看您的方案，”她说，“现在还决定不了能不能同意这个方案。您知道，这可是一栋将一直待在我们眼皮底下的房子……”
奎因托摆出一副听天由命和傲慢自负的表情，就好像自己是那种非常清楚对那幢未来的建筑什么都可以要求，唯独就是不能要求它漂亮的人，不但不求它漂亮，还应该指望它无名而丑陋，指望它和周围最无名的楼房混淆不分，指望它能突显出来自己跟他们的别墅毫无关联。
但卡伊索迪却表示同意：“那当然，你们会看到方案的。您看，这是一栋四层楼的房子，我只能做四层是因为政府有规定，这会是一座和其他所有四层楼房完全一样的房子。但是方案，就是为了得到技术办公室的批准我也得做的呀，一旦我做好了，就带给你们看，你们就跟我说……”他顺从的语调变得让人厌恶和有威胁意味，“我给你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过来，这就意味着你们会跟我说……我还会给你们带来工程要花费掉的金额，和我从中能赚到的金额，你们这些文化人，这点上比我要懂得多……”
“这不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卡伊索迪，”奎因托立刻反感起来，他对所有提及他知识分子身份的东西都很敏感，“您很清楚报价可以提到什么程度，就像我们知道可以把价压到什么程度……”
“如果您已经想降价了，那我们还在这里谈什么呢？”卡伊索迪说，自顾自地笑着，低了低头又摇了几下（奎因托注意到他公牛般的后颈就像是在承受着什么持久的疲劳），嘴角朝上抽搐着，他是条鲨鱼，是鲨鱼和用鼻孔喘着粗气的公牛，不知道他是在冷笑呢，还是抑制住愤怒，但同时他也是个可怜人，跟自己说着：“没用的，反正我知道这些人是想开我的玩笑，他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我最后还是得上当……”
奎因托感到“降价”那句话是他该说的最后一句话。“那么，我们说好了，”他说，不得已地接受了卡伊索迪惯用的套话。
但就是现在这样也不行；因为卡伊索迪，总是挂着那副受了欺负的痛苦冷笑，说：“我们会谈好的，对，这就意味着你们会跟我说我该做什么，因为老是推啊推的，如果我夏天不动工的话，还能什么时候动工？等到下起雨来了，我就没什么好做的了……”
他的脸，因为眼睛无神，像是被锁了起来，只局限在脸颊上，在大张的嘴巴中显得是那么的呆板而无表情，且毫无防备。在他左面的脸颊上，那片颗粒状胡子上缘的上方，几乎是眼睛下方，奎因托看见了他被玫瑰刮下的划痕，口子还很新鲜。这个细节，在成熟男人那张晒黑的脸上，好像暗示了一种孩童般的脆弱，同样暗示了这种脆弱的，还有他整个后颈上几乎给削光的短发，他呜咽的语调，他迷茫的看人方式；奎因托就快产生了要表现出对他好和保护他的想法，一个五岁的卡伊索迪娃娃印象把鲨鱼或是什么巨型甲壳纲的动物，比如那个正在迫近的螃蟹形象排除在外，就好比他现在，肥厚的双手摊在沙发扶手上。就这样，奎因托带着这轮流交换的不同情愫，继续谈判着。这样的事实对他来说越来越明显：那个卡伊索迪，蛮叫他喜欢。
四
“我们给那块地找到买主了。”
“总算找到了。”
卡纳尔律师曾是奎因托中学时的同学。他身材矮小，正蜷缩在写字台后大沙发上的角落里，脑袋堆在肩膀上，拉长了脸一副厌倦的样子。
“是为了一个建筑商。我来就是为了问问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不是能信得过，有没有支付能力。”
有好些年了，奎因托和卡纳尔都搭不上话。少有几次他们不期而遇，都找不着什么话好说。他们的生活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城市、职业、政治问题，若不是截然相反，那也是大相径庭。但现在奎因托有了个实际的话题，一种和他的具体关系。奎因托对此非常高兴。
“他叫什么名字？”
“卡伊索迪。”
“哦！”卡纳尔跳了起来，懒散的架子一下全没了，他把胳膊撑在桌上。“你可真是找到了个好人！”
这不是个有前途的开场。奎因托已经决定要为那个承包商辩护了，他临时让步于他母亲的理由：“啊呀，他是什么货色我立马就明白了，看他那张脸就知道了。但是……”
“不是那脸。是他做的每一笔生意，盖起来的每一幢楼，都成了诉讼。在好几起官司中，他已经成了我的对手。他是整个***城最大的骗子承包商。”
对奎因托来说，越听到人们说他坏，就越是喜欢他：做生意的妙处——他相信自己是第一次在渐渐发现——正在于挤进这各色人等中，正在于明知他们是骗子，还要不被他们骗，最好尽量再骗骗他们，这样跟骗子们打交道。“经济效益时刻”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其他的。但卡纳尔的情报糟糕到要阻止谈判继续下去，这还是使他不安起来。
“我们来看看啊：”他说，“他是骗不了我们的。如果他付钱，地就是他的，如果不付，地就不是他的，这很简单。他钱款的情况怎么样？”
“到目前为止都还不错，”律师说。“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从山上下到***城里来，半文盲一个，现在却到处开发工地，操纵着上百万的钱，在政府和技术办公室里是呼风唤雨……”
奎因托从卡纳尔话里的仇恨中辨认出了一种熟悉的腔调；那是当地的老牌资产阶级，保守，诚实，节约，知足，不冲动，不空想，有点吝啬，看着周遭的变化已有半个世纪了，却总也跟不上趟，看着迥异的新人层出不穷，不得不一次次地让步于自己封闭式的对抗，求助于冷漠，最终还是只能气得咬牙切齿。但不也正是同样的情绪推动着奎因托吗？只不过奎因托总是站在另一方立场上来应对的，接受所有充满冲突的新事物，所有那些制造暴力的东西，就是现在也是，在那里，积极发现战后的新阶级，发现那些粗制滥造、肆无忌惮的企业家，他感到被一种时而类似于对科学的爱好（“我们正在亲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现象，我亲爱的……”），时而类似于矛盾的美学满足感的什么东西给攫住了。水泥丑陋的蔓延中有着新时代男人卡伊索迪那张塌陷而无形的脸。
“他开的什么价？”律师问。
奎因托就讲了讲前几轮的交涉。律师站起来，从窗台上往外望着。卡纳尔律师工作室在***城的高档路段，但窗户朝内：房顶，阳台和围墙，一副上世纪海滨城市的风貌，城里空气清晰，阳光普照，清风和煦；那里面的脚手架，涂着壁画的墙体，房子院井中有电梯小屋的扁平房顶也渐渐多了起来。
“在这段时间来看，是个好价钱，”卡纳尔嘟哝道，嚼着一片嘴唇。“现金？”
“一部分。另一部分用汇票。”
“什么呀！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给他承兑过汇票呢，好像是……现在他刚盖完一幢房子，应该有现钱的……”
“那就是我想知道的。那就没问题了，是笔生意。”
“当然，如果涉及到要交给他什么工作做，涉及到要从他那里买什么，我就不建议你了……但现在的情况是，卖给他或是卖给其他人都行……只要他付现钱……要小心合同，什么限高问题啊，窗户问题啊。”
卡纳尔陪他到门口：“你是在这里待一阵子，还是又要出发？”
“谁知道啊。我想我还是要出发的。”
“工作怎么样……你的那些事？”卡纳尔尽量把问题提得含糊些，他总怕自己不了解情况，因为奎因托经常换工作，既做生意，又搞研究。
奎因托回答得还要含糊：“呃……现在我们有个新计划，和几个朋友搞的……看着办吧……”
“那政治上呢？”
这个也很难谈起来。他们政见各不相同，而且彼此都很自负，谁都不想讨论下去。但这一次奎因托还是说了句：“我有一阵没管这事了……”
“是啊，我听人说……”
奎因托打断他：“那这里呢？政治怎么样？这边政府怎么样？”
卡纳尔是社会民主党，也是市议员。“嗨，还是老样子。”
“你怎么样？你妻子呢？”
“好的，我们都很好。你呢，还是单身汉？没什么新闻？啊，啊。好吧，你和巴尔迪索奈谈过后，再跟我说说。”
五
奎因托走出来，和老朋友交谈的最后几句话把他弄得烦躁起来。他本该经过一段主干道的，但往往出于某种模糊的迟疑，他总是绕路而过。他每次回***时，总会选择在乡间或是沿海岸的路线，在那里，哪怕是一段最沉淀、最边缘或是最细微的记忆，也会被重新找到一种感觉。现在，就连那种对逝去旧世界的怀念都不能在他身上起作用了；从人行道上看到的城市永远都是一个样子，令人痛心的一个样子，而那些新鲜的东西——脸庞，青春，商店——却一点也不重要，年轻的时光让人生厌地感到是如此的接近。他是怎么了，怎么又和***粘了起来？奎因托现在只想赶紧应付完那些手续，然后出发。赶紧地，待在***让他满心厌烦。
靠路边的自行车上坐着个人，奎因托觉得认识他。又老又瘦，穿着件短袖衫，晒黑了的胳膊撑在车把手上，他是个木匠，奎因托想起来了，是位同伴，应该还是领导阶层的成员之一，那时奎因托也在。
那人正和另一个人说着话。奎因托经过时以为他也许不会认出他来的，他并没有投去目光，因为他不想显出一副不想跟他打招呼的样子。然而木匠看了看他，对另一个人说：“那是安弗西呀！”并用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神情跟奎因托打了个招呼。奎因托也高兴地打了个招呼以示回应，继续走他的路。但木匠却把手伸给他，说：“怎么样啊，安弗西？再见到你真高兴啊！又要回到我们中来了？”
他们握了握手。老木匠那张脸对奎因托一直非常友善，有点像是猫头鹰，戴着乌龟式的眼镜[225]，一头白发给剃成了平头，奎因托喜欢他的声音，喜欢他总操着开口元音的口音（他应该是罗马涅大区的，或是伦巴第大区的，在这里住了好些年了），喜欢他握紧的手，有力而柔软。但奎因托此时此刻倒希望木匠别对他这么好，他这时还不怎么打算承认木匠生性友善——他能感到的只是对卡伊索迪的友善——，然后，总之，他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尤其是当这个老家伙（奎因托记不清他叫什么名字了，这一点也让他很烦躁，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用一种叫不出来他名字的声调来回答他）开始说：“喔，我们一直都在关注你，你还别不信，我们在全国性的报刊上读到你的文章了，怎么样？是吧？”他说道，并转向另一个人，“可是在全国性的报刊上！”
“他们不知道我已经不再是……”奎因托想，耸耸肩，试图说，“但是，你们知道吗，我已经不写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木匠一点都不接受他的解释，坚持道：“哦不，不，说得倒好听啊，哎哟！”奎因托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他你还记得吗？”木匠说，指着另一个男人，奎因托根本不认识他。
“啊，是啊，怎么样？”奎因托说。
“这是马尔蒂尼同伴啊，你不记得了？”木匠坚持问道，就好像奎因托已经承认了不认识他一样。“马尔蒂尼同伴是圣斯特法诺部的。”
“你上次来这里是为了参加部里的会议，为了给我们解释大赦，那还是四六年的时候！”马尔蒂尼说。
“啊，是啊！”奎因托说，他并不记得有过什么类似的会议。
“唉呀，那段日子人们充满希望，人们希望着，”马尔蒂尼说。“你还记得吗，马赛拉？”
当奎因托听到木匠叫马赛拉时一下轻松了许多，就好像在他脑海中搜寻名字的终结也代表了他糟糕意识的完结，他终于能友好地看待马赛拉了。现在他回忆起了一个刮风的晚上，他们沿着海边的一条路一起骑车，那时那条路还是坑坑洼洼的（马赛拉的自行车跟现在的一样，破破烂烂的，生着锈），去参加一个会议：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一段令人怀念的记忆。
“唉，那时人们还希望着，希望着……”马赛拉应声道，就好像是指望自己一副悲观主义者的模样，是为了等待一个更有资格更老练的同伴，等他说：“现在人们还在希望着，比以前更满怀希望，人们在斗争着……”然而奎因托什么都没说，所以马赛拉只好自己说下去：“但现在人们还继续希望着啊，对吧，安弗西？”
“嗨！”奎因托道，做了个展开双臂的动作[226]。
“这里很艰难啊，你知道吧！你们那里呢？这里到处都在解雇人，这些混蛋……工人同伴们都说些什么啊？”
“嗨，艰难啊，那边也艰难啊……”奎因托说。
“啊呀，到处都艰难呀！”马赛拉笑了，就好像被困难时期团结互助的精神安慰了一样。
“你跟他说说……”马尔蒂尼低声向马赛拉建议，奎因托只听到一个词，“大会”。
马赛拉笑了，会意而迟疑地点了下头，就好像他早已想到了，但也不抱什么期望，转向奎因托说：“你还是那样不愿在公众场合讲话吗？或是变成了演说家，啊？因为，既然你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刚才在说，如果哪天晚上你来部里给我们开个会……同伴们会非常高兴的，你知道吧。”
“不，你们知道的，我很快就要出发了，我必须得走，再说嘛，我也不是很擅长讲话，这个你是知道的，马赛拉……”
马赛拉笑了，拍了他一下肩膀。“你还是老样子！唔，他还是一点没变吗？”他问那个陌生的马尔蒂尼，马尔蒂尼同意了。他们是好人，是朋友，很信任人，但奎因托一点也没有想要感到自己是他们朋友的愿望，相反，真正的时代感存在于那些处处警惕的人身上，被手枪顶着过活的人，就像——正是如此——生意人之间，处处留神的房主、企业家。
他把谨慎、沉默寡言、信不过的卡伊索迪和满怀希望、开朗豪爽、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理想寻找证据的马赛拉做了个比较：显然，卡伊索迪在体验时代的现实，并以某种方式，承受这现实，接受这现实的分量，而那里的马赛拉，却在逃避这个现实，奢望保持内心的坦诚、忠贞与纯净，生活在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里。在马赛拉的简单社会责任感前，奎因托拒绝着那个正在占领他的恶意；投入到一项经济活动中，调配土地和钱财也是一种责任，也许是一种不那么宏大的责任，更为平庸，一种资产阶级的责任；而他奎因托正是个资产阶级分子，他怎么可能想到再去做其他类型的人？
现在属于他资产阶级本性的那种安全感又回来了，他对两个工人的厌恶感也减弱了，给一种表面的，而且几乎是从容的热情让了路。这倒并不是全然的不诚恳，因为眼下他正在跟他们道别，他很高兴他们对他留有美好的记忆。
六
有关卡伊索迪的消息到处都是负面的：在公证员巴尔迪索奈那里，在工程师特拉瓦利亚那里。奎因托现在感到和卡伊索迪结起盟来，就像跟一个受害者在一起一样：整个城市的人都想搞垮他，所有的正统派都联合起来对付他，而他，那个山里人泥瓦工，只能用他粗俗和闪烁其词的本性来武装自己，抵抗着。
但必须说这些负面消息也还是可以让作为房主的奎因托做出正面决定的。说到底，没有一个人完全反对他做这笔生意；而奎因托，总喜欢做一些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人意见相左的事情，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大敢下受大部分人坚决反对的决心，于是，带着他所需要的那些许反对和那些许赞成，要做他想做的那件事，对他来说，倒是处在一种理想的境况之中了。
再说他也喜欢——也是因为他必须战胜那最初的厌恶感——和他老乡有一种业务上的往来。他感觉终于又能做一回他老家的老牌资产阶级了，参与到捍卫那些受到威胁者的微薄利益之中，与此同时他很明白，他每走一步，不过是有利于卡伊索迪这种人的高升，这一新出现的、模棱两可的、反美学的资产阶级，就如同那个时代真正的面孔一样反美学而没有道德。“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奎因托坚持这样考虑，“你们什么都不懂！”而现在他好斗的激动从***那个小小的社会中，从他母亲身上，从卡纳尔身上（也从木工马赛拉身上）转移开来了：现在他正生着北方大城市里他那些朋友的气，那些年他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这么些年都用来规划未来的社会，规划着工人和知识分子……“卡伊索迪赢了。”
他等不及地要跟那些朋友表现出自己的这种心态。他出发了。第二天就到了T城，在常去的经济饭馆里和本西和切尔维戴里一起用餐。
他们在谈论创刊一本题为《新黑格尔》的杂志。服务员正等着点菜；这已经是她第三次来了，但这三个人谈得太起劲了，没搭理她。
本西看了看菜单，读了读食谱，看来是没有一道菜能给他留下印象，因为他接着说：
“为什么不是《黑格尔式左派》？”
“那么就是《年轻马克思》，更有斗争性。”
“你们想订菜吗？”服务员坚持问道。
“要我说就是《新莱茵报》。跟那个《莱茵报》一样，是的，先生，就是那个《莱茵报》。”
“也许就可以找找Neue Rheinische Zeitung[227]本来的题头，也能用同样的字体……”奎因托说，他的意见总是很边缘，但是显得从容而内行。他还没有找到反对两个朋友的表达方式，尽管他正是抱着那个意图来会他们的。
“反正：题目就是《百科全书》，”本西说，改变了语调，就好像到那时为止他们都在开玩笑一般，于是奎因托的建议也似乎完全不合适了，“或者用做副标题，反正要从题头开始就要让人明白，我们的倾向是对普遍现象的解释，好让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进入到单一的对话之中。”
在那个问题上，本西和切尔维戴里爆发了一场冲突，而奎因托不大清楚该站在哪一边。既然一切都要进入到单一的对话中，那这杂志应该只接纳已经被包含在那个普遍对话中的东西呢，还是也应该接纳那些还在话题之外的东西？切尔维戴里完全不在状态：“我会给政治人物的梦立一个专栏。我们请各种政治人物来讲讲他们的梦。谁要是拒绝就说明他心里有鬼。”
本西以他那神经兮兮的大笑方式笑起来，几乎都要把脸贴到桌布上去了，一手蒙住眼睛，就好像要表现出一种当他看到谈话的人迷失在一个只有他，本西，知道出口的迷宫里时的痛苦愉悦。“我们必须从意识形态过渡到梦，而不是从梦过渡到意识形态，”他就像被一阵恶意袭击了一样，又说道：“意识形态刺穿了你所有的梦，就好像被别针戳穿的蝴蝶……”
切尔维戴里惊愕地看着他：“蝴蝶？你为什么说：蝴蝶？”
本西是个哲学家，切尔维戴里是个诗人。切尔维戴里早早地灰了头发，长长的脸上戴着眼镜，在这张脸上以色列人忧伤的轮廓和佛罗伦萨人既博学又平民的特征相互抵消了，他于是就有了一副介于攻击和全神贯注之间的容貌，但底子里是没有表情的，有点像是自行车运动员，或者是个在一堆可以弄清的问题里尽量只想理清某一个问题的人。“为什么你说：蝴蝶？我昨晚做梦梦到一只蝴蝶。一只夜蝴蝶。他们给我端来一只很大的夜蝴蝶，在一只盘子里，这里，就在这家饭店里！”他做了一个好似要从盘子里拎起蝴蝶的一只翅膀的姿势。
“唔，我的妈呀！”服务员说着，她是来让客人们点水果的，逃开了。
本西充满痛苦地笑了，就像对在他掌握之中完全放下武器的对手已经感到很疲倦了。“每一个梦的符号都是一个具象化的思维过程，”他说。“这就是弗洛伊德不能知道的地方。”
奎因托既欣赏这个人，也欣赏那个人，欣赏他们永远燃烧的智慧（而他的脑子却常常跌入一种漠然的倦怠中），在他们渊博的知识和阅读前他是十分敬畏的。他决定不了在这场争论中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对于这争论他也只能隐约地辨认出来一些术语，他像以往一样选择了感觉跟他自己最本能的倾向相反的那个派别，也就是本西严格的哲学体系，反对切尔维戴里那种细微得难以感知的魅力。他对诗人冷笑着，却嘲讽地对本西说：“那为什么不干脆叫它《年轻的弗洛伊德》呢？”
哲学家正继续跟切尔维戴里用他先前的那个笑法大笑着，只是对奎因托做了个手势，几乎就像是赶苍蝇一样地赶走他开的玩笑。然而这玩笑话却很叫切尔维戴里喜欢，他倒是很激动地接上了茬儿：“真的，真的，要我就给杂志起名叫《爱神和死神》，对啊！就是《爱神和死神》！”
本西把手合起来，攥得嘎吱直响，脸却皱在一个笑容中，渐渐红了起来，牙齿紧闭。“你以为是那些东西在左右历史吗！既没有爱神也没有死神，辩证法可不是像小鬼一样咕咕叫唤着地从那些东西中蹦出来的，”他大笑起来。
本西有一张天使般的圆脸，就像那些永远长不大的山里人；在孩童般的鬈发下面，是剧烈突出的额头，绷得像要炸开一样——而且，在这额头上时而还会出现一些小的擦伤、划痕、肿块，几乎是思维的力量在到处跳跃——，他不停地把这额头伸向前来，垂着头，就像一个石磨，不停地磨啊磨，或者像一个齿轮，正进行着复杂的齿轮运动，被一种没有疏导好并被减震了的原动力推着，溃散为成千上万的次颤动，正如他双唇间的持续抖动。在讨论中，奎因托的目光在本西和切尔维戴里的眼睛间轮流转移着。他们两人都斜着眼睛，但是哲学家是往外斜，一只眼就像是在他想法的后面飞舞着，而他的那些想法那时正从人类视野中逃脱出去，逃到一个更间接且更难以识别的景象中去；然而诗人却是往内斜着的，瞳孔靠近且不安宁，对外界的任何一点喧嚣都好像担心受怕的样子，好像是要看看那些喧嚣在他最隐秘最内里的区域中制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要做一个讣告集，”切尔维戴里说，“一个专栏，每一期都要做，或者专门做一期全是讣告，从头到尾，”他的手指在他手中折起来的报纸刊登讣告的斑马纹专栏上来回摩挲着。
本西耸耸肩。“我们处在把普遍的意识装进一个电子脑袋的前夜。”
切尔维戴里用一句长长的拉丁语引文回应。
“圣奥古斯丁？”
“拉坦奇奥[228]。”
奎因托心不在焉：侧耳倾听着邻桌人说话。右边坐着一家人，或者是两个不同的家庭，乡下来的，在城里碰上面。一个女人在说话，说雨水给草料地上播种带来的损害。她应该是一个土地主，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但还未婚；男人们应允着她的话，酒红色的脸上已经带上了饭后的困意。也许是不同地方的农民聚在一起商定一场婚事；这未婚妻呢，在他的家人面前，要让他们见识一下自己有多合格，甚至要胜过其他女人，并还要表现出自己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家庭主妇。奎因托对那张桌上那些人之间流动着的什么东西生起一种剧烈的妒意：利益的意义，对事物的感情，具体且不肤浅的热情，对一种不仅是物质上更好状态的渴望，还有一种平静的分量，还有点骨子里的沉闷。“曾有一度只有那些享受农业收入的人才能当知识分子，”奎因托想。“文化为把自己从经济基础上脱离出来可是花上了大价钱。文化以前是靠特权生活，但有坚实的根基。现在知识分子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另外，马赛拉只会问什么开会的事情。”
在另一张桌上，一个女服务员正在跟两个开玩笑的人卖弄风骚，那两个人戴着蝴蝶结领带，手都很长。在跟她说俏皮话时，他们之间还互相开着玩笑，话里尽是些“股票指数”、“延期交割”、“意大利煤气公司”、“国家电力投资公司”之类专有名词。他们可能是证券经纪人，很精明的人。换个时候奎因托可能会觉得他们冷淡而不友好，但处在他眼前的心态下，他觉得那些人也体现了他的理想状态：实用，精明，思维敏捷高效。“如果一个人不开展经济活动，就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无产阶级反正有工会斗争。而我们则把历史观念从利益关系中脱离出来，于是我们丢失了生活的所有滋味，我们自己毁了自己，我们不再意味着任何东西。”
切尔维戴里接着讲起他那个梦：“是一只夜蝴蝶，大翅膀上是灰色的图案，细细密密的，有大理石的花纹，波浪纹，就像是用黑色复制出的一幅康定斯基[229]的画，不对，是克利[230]的；我试着用叉子把这些滴着细粉的翅膀拎起来，那是一种灰色的香粉，在我的手指间碎成粉末。我正要把这翅膀的碎片送到嘴边，这碎片在唇间却变成了一种灰，这灰蔓延到所有的东西上，盖住了盘子，沉淀在酒杯里……”
“我比他们高明之处，”奎因托想，“就是我还有资产阶级的本能，这点他们在知识分子改朝换代的衰竭中渐渐丢失了。我抓住那个就能拯救自己了，而他们则会完蛋的。我必须得有经济活动，不光是要把土地卖给卡伊索迪，我也要盖房子，用卡伊索迪给我们的钱，在他房子边上再盖一幢楼……”他全神贯注地盘算着那地还能提供出的建筑可能性，想着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搞搞……
切尔维戴里双手悬在空中，在桌布上方挥舞着，桌子上满是面包渣、面包瓤、烟灰和被捻在盘子里和烟灰缸里的烟蒂，被本西用指甲摁成半月形小切口的橘子皮，全被切尔维戴里手指肢解掉了的，抽成了丝状的密涅尔瓦牌的火柴，还有全被奎因托的牙齿和手折成了Z字形和“回”形纹的牙签。
“我得和卡伊索迪合伙，跟他搞一场投机活动。”
七
奎因托有一个计划。他想到了“勿忘我地”，也就是紧挨着卖出土地上方花园中的一块地，这块地被这么称呼是因为地中央有一个勿忘我花的花坛。这是一段平坦的地带，面积和“器皿地”差不多：那里也很可以建上一幢三到四套公寓楼房。但是——他想起来——卡伊索迪的房子一旦盖好，“勿忘我地”就会失去建筑用地的所有价值：法律禁止一幢紧挨着另一幢地建房子。“很显然，我们卖任何一块地都在让紧邻的地皮贬值。为了不损失，没有其他任何法子：我们和卡伊索迪一起盖房子……把整个‘器皿地’和‘勿忘我地’都让给卡伊索迪，盖一栋独立的大楼……然后要求一定数量的房间由我们作房主来交换。这事要立刻和安佩力奥谈谈。”
奎因托和他的弟兄住在不同的城市。他们在***城里的母亲家里也很少见得着面。现在他们约定在那里见面商定卖土地的事。
“我有一个计划，”奎因托对他弟兄说。安佩力奥刚刚到。他从车站回家时经过鱼市，买了两百克的帽贝。在家里他匆匆忙忙地拥抱了母亲，说他买了帽贝。他有六个月没在家了，他在大学当助教，化学系，赚很少的钱，但几乎从不来看母亲，就连放假时也不来。安佩力奥一度比奎因托更黏***城；现在就不怎么能见到他了，似乎他对这里，对从前的生活，失去了所有的兴趣，要不是因为类似购买帽贝这种突然的小小表现，真还不知道他现在都喜欢些什么了，而且还不知道这表现是不是诚恳的。
奎因托跟他说起和卡伊索迪谈判的结果。安佩力奥到厨房里去了，奎因托就边说着话边跟在他后面。安佩力奥把包着帽贝的纸展开，拿了一个柠檬、一把刀，用娴熟的动作打开碗柜的门和抽屉，就像是前一天刚把这里的每一件东西摆到位一样。他切开柠檬，把柠檬汁挤在帽贝上，却没有把从鱼市带回的包裹帽贝的纸拿掉，做了个问奎因托想不想来一点的手势。奎因托赶紧避开了——他不喜欢海货——然后继续说。
安佩力奥什么都没说，也没表示出一点赞成或是反对的迹象。奎因托不时地停下来，认为安佩力奥根本没在听他说话。“然后呢？”他弟兄说，然后奎因托就跟没什么一样继续说下去，因为安佩力奥的那种行事风格总是这样的，他们还是孩子时就是这样。只是那时候奎因托对此还会来气，因为他是哥哥；以后他也就养成习惯了。安佩力奥坐在厨房上了蜡的桌子旁，外套和围巾都没脱，尽管春天已经提前到了，他还是带着围巾。他有一小圈络腮胡子，眼镜厚厚的叫人看不见眼睛，头发早早地秃了。奎因托看他用刀尖把软体动物给剔出来，另一只手把缠满了海草的贝壳送到嘴边，看帽贝那柔软的躯体消失在他镶着黑胡子的唇间，伴随着一种不知道是吸还是吹的声响；然后他把空贝壳一个个地摞成堆。
奎因托展开一张图。安佩力奥扫了一眼，嚼着。奎因托觉着弟弟那胡子毛环绕着的嘴巴就像是一个翻过来的刺海胆，在刺儿的黑色中蠕动着。他把事情已进行到哪一步了说给弟弟听：谈判结果，有关企业家的情报。然后指着图说：“现在你给我听好了：在a区上的建筑阻止了在b区上卖房子或是建房子的一切可能。所以我们，如果a区的建筑用地价值x，而把a区卖给卡伊索迪，就剥夺了b区土地的建筑用地价值y。因此，由于x的价值，实际上我们是失去了x+y的价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拥有a加上b；而卖了a，我们就只能拥有b-y。”
这一套代数用语，奎因托在脑袋中已策划了好些日子，就是为了说给他弟弟听的，科学家嘛。
安佩力奥站起来，去了水池边，从水龙头上接了口水喝，漱了漱口，吐掉了，然后完全是一口气地说：“我们当然要把器皿地作为投资资金使用在勿忘我地上我们的建筑上。但是既然不允许两幢建筑建得这么近，那么就需要在器皿地和勿忘我地的两块地皮上盖出独立的一幢大楼，而卡伊索迪建这楼一半是为了他自己一半是为了我们。”
为了这个计划，简直就是在筹划一场错综复杂的阴谋，奎因托可是费了不少神，然而现在，听到这计划被安佩力奥完全是一口气地阐述出来，就好像是个自然而然的结论，他真不知道再该说什么好了。
安佩力奥开始用各种运算填满图纸的空白处。不时地还问奎因托一些数据，而奎因托却永远给不出准确的答复。政府规定的限高是多少？卡伊索迪想做多少套房间？水泥多少钱？奎因托知道对于建筑预算，他弟弟和他的水平是一个层次，但安佩力奥能如此果决而不假思索地在纸上写下那些数字，还是叫奎因托嫉妒不已。
“我们就算是八套房吧，加上底层[231]的两个仓库……”他算起了年租金，算算要多少年资金才能还本回来……
“但马上就要付的税钱怎么办？”
“我们用要盖的房子作抵押。”
“啊哈哈！”奎因托突然疯子般地惊呼起来。然而安佩力奥从来不会惊慌失措；他没笑，他那秃额头上从来不会出现一根皱纹。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永远有可能的。
母亲过来了。“你们算完账了，孩子们？钱收得回来吗？”
“完全能，完全能。但是……但是我们照样亏。”
“啊，那个卡伊索迪，一副骗子模样……”
“他真可怜，跟这没有关系。不是他的错，而是我们总归是要亏的。”
“那不如就算了吧？当然，我们就对他说我们改主意了，暂时还不卖。至于税，我们再向银行借借……”
“不，不，妈妈，你看啊。我们刚才在谈要向卡伊索迪建议一笔更复杂的生意。”
“别呀！”
“嗯，是啊，非常复杂。接下来我们会赚很多钱的。”
奎因托俯下身，神经质而好斗地打着手势跟母亲说着，在尽量说服别人的同时也在尽量地引起争论。安佩力奥站在他身边，既高又严肃，黑胡子挺在前面，就像一位只需要宣布一个判决的大法官。
“妈妈，就是有那些勿忘我花坛的那块地……”
八
他们一起出来，奎因托和安佩力奥。匆忙地走着，讨论着，走在熟悉的道路上，他们已经很多年没这样过了，他们感觉自己一直都是留在这里的，一直都是当地的两个兄弟，总是奔波忙碌着，参与城市的经济生活，领导着一整个利益关系网，他们是非常实用的人，做事果断，直奔主题。他们在演戏，他们对此清楚得很：他们跟他们那个时刻感觉出来的那种人完全不同；在夜晚来临前，他们又会陷入一种怀疑的惯性之中，然后又会出发，一个把自己关在他的实验室里，另一个把自己关在知识分子的论战中，就好像这些是世上唯一重要的东西。尽管那一刻他们感觉如果他们就是那样也是有可能的，而且也会挺美的，他们会是紧密团结的两个兄弟，而这许多麻烦事也会容易起来，他们会做成一些大事，尽管不知道是什么大事。比如说，现在他们正去找卡伊索迪，去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去触摸触摸[232]土地，去做做调查，要问他一些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些事情的事情，反正：如果事情太繁复，也没什么好办的，现在他们要听一听卡伊索迪怎么说，然后就可以决定怎么做了。
卡伊索迪没有电话。有一间办公室，在中二楼上，“卡伊索迪·皮埃特罗建筑公司”。兄弟二人按了铃。一个姑娘开了门，这是个低矮的小房间，有台打字机，桌上是些工程计划。卡伊索迪不在；他总是在工地上跑；办公室里很难找到他。
“他什么时候回来？”“谁知道！”“我们在哪里能找到他？”“你们试试看对面的麦利纳咖啡店，但现在还早。”“我们有事要立刻跟他谈。”“谁知道。如果你们想给我留个言……”
“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小姐。”这是安佩力奥开的玩笑，奎因托对那个挖苦而亲切的语调感到惊讶，弟弟在家里可从来没有使用过这语调。他抬起眼看看这个姑娘：蛮漂亮的。
这是个十六岁上下的小姑娘，乡下人的模样，血一样红奶一样白，脸颊呈桃子一般强烈的粉红色，黑眼睛上密密的全是睫毛，两条柔软的黑辫子在凸起的胸前垂下来。“啊，你们是安弗西家的兄弟，”她说。“真狡猾啊，鬼精鬼精的，”奎因托想，“看看那个朝上翘的鼻子，一副假正经的模样……”
安佩力奥，在他那个让人觉得他突然想要开始一场愉快对话而开的玩笑后，又陷入了他往常果断的语调中，就好像他已经表现得太过明显了。他问在哪些工地上他们有可能找到卡伊索迪，就告了别，他在窄窄的楼梯上转过身，下了楼，最后还冒出一丝出乎意料的轻浮，就是，他说了句：“Bai bai[233]。”
奎因托，在小楼梯里转过身，看见那姑娘还没有把门关上，用一种奇怪的笑容在那睫毛后面观望着。他感觉在那张农村人的脸庞后面，从那叫人看不见的眼睛里，企业家卡伊索迪无法描摹的目光直追着他。
走在街上，他试着和弟弟谈谈这事。“不差呀，那女孩。”
“唔，”安佩力奥吱了一声，就像在回避一个不方便的话题。
他们去了那姑娘指出的地点之一，那里正在建房子，更确切地说，是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房子之外再建个两层楼的房子，这样就填满了两幢大楼之间的空缺。
他们进去了。那里堆满了水泥，但没有一个人在工作。楼梯还没有建出来，兄弟二人就踩着歪歪斜斜的木板上去了。“嘿！没有人吗？卡伊索迪！卡伊索迪·皮埃特罗！头儿不在吗？[234]老板不在吗？”回音砸在赤裸裸的墙体之间。
第二层楼[235]上蹲着两个水泥工，正在锤凿子，一副做无用劳动的表情。兄弟二人立刻止住叫嚷，几乎同时低声地问道：“卡伊索迪难道不在吗？”水泥工说：“不在。”“是今天还没来吗？[236]”“您说什么？”（他们是卡拉布里亚人）“他今天来了没有。”“我们不知道。”“这里总有个工头吧？”“在上面。”奎因托和安佩力奥就上去了。
在上面，只有墙体但还没有天花板和楼板。门面向空中。一种愉悦之情抓住了兄弟二人。“哇噢！哇噢！”他们叫着，展开胳膊试着在支撑架上走步，就像走钢丝似的。
突然传来了鞋底刮擦的声音。要穿过这个房间，必须要通过一块窄窄的木板，这木板架在一道门槛和另一道门槛之间，悬在空中。而在那头，门洞后，就好像有意要把自己藏起来一样的是卡伊索迪，他正看着他们。
奎因托和安佩力奥恢复了镇静，还有一点难为情。“啊，卡伊索迪，白天好啊[237]，晚上好啊，我们正找您哪。”承包商那庞大的身形堵在门框里，从那门下伸出细细的木板。他手插在口袋里，什么动作都没有。奎因托顺着木板向前迈了几步，感到木板在他脚下陷下去，显得犹豫不决；他指望卡伊索迪能做出点表示，指望他至少把脚压在木板的那一头保持平稳，然而他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做。奎因托就那么在空中晃着，为了找点什么话说，就道：“我给您介绍一下我的兄弟安佩力奥。”卡伊索迪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手，伸到那顶美式帽子的帽檐边，用摊开的手掌推了下帽檐。奎因托朝弟弟转过身去，十分缓慢地，为的是不让木板摇动；他看见弟弟正以同样的姿势回应着卡伊索迪，两人都面容严肃。
“您别在那里走了，会掉下去的，”卡伊索迪慢悠悠地说，“你们到下面去，我这就来。”
他们去了麦利纳咖啡店。坐在一张人行道上的小桌子边，有些嘈杂。卡伊索迪想请客。“一杯潘脱米[238]？”安佩力奥便要了杯潘脱米。胃疼的奎因托点了一杯大黄酒，尽管他确信大黄酒也对他不好。安佩力奥请卡伊索迪抽烟。奎因托不抽烟。他们很快就操起了一种十分相熟的语调，安佩力奥和卡伊索迪这两个人；奎因托有一点点嫉妒。
卡伊索迪正向安佩力奥重复着所有的他早已跟母亲和跟奎因托说过的那些东西，总是说那些：“就像我跟您妈妈夫人说的那样，就像我跟您兄弟先生说的那样”，和那些“我也不需要跟您解释这事了，工程师先生”。安佩力奥是化学博士，但也没提出任何异议。他正不动声色地听着，香烟吊在黑胡子间，厚厚的眼镜后面眼睛半闭着；不时地发个问题，但只是很随便地问问，就像大家互知根底一样，而不是像——感觉上是——奎因托表现的那样像个专家，提防着纠缠式地问。
甚至，对于奎因托的一个异议，卡伊索迪，立刻摆起了那副哀怨的模样，转向安佩力奥，几乎是去求助。“您明白您兄弟先生说的这件事情……”
“不对，不对，卡伊索迪……”奎因托为了补救马上说道。而安佩力奥只是做了一个横向掠过桌面的手势，就像是要把所有的次要争论都抹走，要把讨论带到要点上来一样。
卡伊索迪还想继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但是他已经不再那么自信了。还总在跟安佩力奥说：“作为兄长的您……”
“不，我是哥哥，您看，”奎因托说，有点不好意思。但卡伊索迪并没有改变他对安佩力奥更为恭敬一些的态度。
“……如果您跟我说你们需要一段间距的话，我就给留上一大段间距。”
安佩力奥说：“间距可是您需要啊，可以避免底楼的潮湿。”
“是我需要，是我需要，不过您让我明白，就算不留间距，底楼我还是照样卖，不过你们如果明天，也就是说说而已啊，你们想在那附近建楼的话，这间距可是用得着。”
奎因托看了眼安佩力奥。他正缓缓地吞云吐雾。等到这团烟在空气中远去后，说了句：“……那如果我们一起盖楼呢？”
卡伊索迪的手指在那一小截烟头上轻微地点了一下，抖掉了烟灰柱，眼睛变得潮湿起来，好像在凝视远方，用来逃离一种久远的感动，但同时眼角的皱纹却剧烈地浓密起来。“我就说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大家都高兴的吧，”他说。
九
安佩力奥的意思是不要太重视有关卡伊索迪的负面情报。“你知道***这里是怎么样的。不管是说谁，人们只听那些闲言碎语。一个人在这里初来乍到，做生意，走自己的路，所有的人都会剪他身上的衣服[239]。”
卡纳尔也无意说过：“你们跟卡伊索迪合伙？你们？你们的母亲？和那个粗汉，那个骗子，没品的家伙……那个一直把那个女秘书带在身边的……”“啊，那个姑娘……我们见过她了，”奎因托说，马上就被一个简单的好奇岔开了话题：“为什么？怎么了？她像是个乡下人……”他看了看弟弟，就像是想求得肯定；安佩力奥瞄了他一眼，几乎在说：“我都跟你说了，他们是怎么……”
“她就是，”卡纳尔说。“他把她从他老家带出来。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丢在山上……”
“那你是说……”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那是他们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只是那里的什么气氛让我觉得不大对劲，那里……”
奎因托说了他不久前体会到的那个印象：就是那个相似之处，不是生理上的，也不是外貌上的，但也正因为此而更让人觉得不安，这相似之处把那两个如此迥异的人联系起来了：编着辫子的姑娘和卡伊索迪。
“那又怎么样，你也不要老往歪路子上想嘛……”
“你说什么？……因为，你知道，想想他……和一个可能只有十六岁的姑娘，他都能做她父亲了……”
“嗨！父亲嘛他肯定是很多人的父亲了。他从老家逃出来就是因为他的私生子满山谷都是。”
“也许就是他的私生女呢，你相信吗？”奎因托说，但他感到是时候要对那种搬弄是非的好奇做出反应了，是时候要表现出，自己作为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人，是跟那些地方偏见相去甚远的：“就算是，又有什么不好的？他有个私生女，很好，他不但没有抛弃她，还给了她份工作，把她带在身边。你们有什么好给他的身上背上十字架的[240]？”
“谁知道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然而如果不是他的女儿，而是他的情人的话，呃，那又有什么不好的？他喜欢小姑娘，小姑娘们也是你情我愿……你们还要钻牛角尖？”
“我？我一点都不在乎……如果是他的女儿，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是他的情人，也是一样……如果两个都是……”
“我们可以回到合同上来了吗？”安佩力奥问道。
这天下午天气很好，有太阳和微风，让人想干番大事。兄弟二人刚离开卡伊索迪就去找律师。他们不得不等上一阵，因为卡纳尔的咨询时间表都排满了；但是等待并没有减弱兄弟二人的激动，他们坐在前厅里，继续完善着他们的计划，用的还是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对话，好叫其他也在等候的客户弄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从工作室里传出一阵用方言争执的叫嚷：卡纳尔曾经承接过一些乡下的客户，是些小物主，他们在遗嘱和边界这些无止境的小问题上争执不休。第一次奎因托感到不再为游离于这个祖先的世界之外而感到负疚，而是感到属于另一个世界，从这另一个世界中他可以带着优越和嘲讽地观望那个祖先的世界：这另一个世界里都是些没有成见的新人类，习惯了操纵钱财。
然而卡纳尔，刚听到这个计划，就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你们真是疯了！和卡伊索迪！那个会把你们当鸫鸟烤成串[241]的人！”
奎因托笑了。“慢着，还要看看谁是鸫鸟呢……这笔生意可都是对我们有利……”
“是啊！但他同意啊！当然啦！”
奎因托总是微笑着。“他同意啊。我们已经跟他谈过这事了。”
“你们简直是疯了！和卡伊索迪合伙！你们！你们的母亲！”等等。
“你听着，”奎因托说，在向卡纳尔解释时，摆出一副几乎是宽容的耐心的表情，就像是对当我们已经成人时却还认为我们是小孩子的父母一样；那语调，听得出来，是用来掩盖没被人当回事的一丁点的气愤。
奎因托解释了卡伊索迪准备如何支付那两片毗邻的土地，一部分是用现钱支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用这笔款子付清税费了），一部分是用套房支付（这样一来他们的非生产财产就转化成一种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了，无需任何花费）。对于卡纳尔的异议，奎因托觉得越来越有趣，他甚至还尽量去挑拨他：每出现什么新问题都使这个游戏变得更繁琐和更引人入胜，考验着他们所有人的能力。奎因托在卡纳尔身上寄予了很多的尊重和信任，正因如此他才喜欢给他找来如此棘手的问题来处理，好看看他是如何应对的。对安佩力奥来说，律师的犹豫不决令他生厌，让他觉得是一副失败主义的做派，他生硬地，几乎是厌恶地谈着话，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信任卡伊索迪，也不是因为他以为他们的计划有多完善，而是律师的踌躇不决破坏了他扑到生意中惯用的那种果断，几乎是进攻式的节奏，他深信那件事吧，要么就得果决地做，就像是一天能做上十笔这样的生意，然后就不管不问的人，要么就得陷入一堆“如果啊”、“但是啊”之中，然后就变成了一件永无止境的麻烦事，于是尽管值得，这是可能的，对，但还是最好什么也别做。
他站了起来，抽着烟，现在在他那些简明的玩笑话里，他似乎变得比卡纳尔更悲观了，而且总在反驳奎因托。而奎因托，由于感到再也靠不住弟弟了，就犹豫起来：如果不利的可能性太多，也许正好趁机退出，退而求其次地只卖掉器皿地算了。
结果并非如此，卡纳尔研究着可能有利的合同条款，正津津有味地考虑着那个承包商一切有可能的违约行为，并用最复杂的条款、押金、止付支票和各种类型的担保来武装他们。他拉长扭歪着脸，眼睛溜溜地直转，挠了挠乱蓬蓬的头发，埋头在纸上写满了注意事项。“我来给你们立个合同，一个专门针对卡伊索迪的合同，一份每分每毫都不会出错的合同……一份一点心都不用操的合同……”他冷笑着，几乎是蜷在沙发里，思考着这个像豪猪一样棘手的合同。
然后，他疑心地耸了下肩说：“当然是指为那些合同需要的东西。”
十
一切活动都是从图纸，透明描画的建筑用纸，和预算开始的。
现在不可或缺的人物是特拉瓦利亚工程师。
特拉瓦利亚是***城最繁忙的建筑工程师之一，他只能陪奎因托和安佩力奥匆忙不安地坐一下，在地上展开一张又一张的建筑平面图时，还总在接电话，训斥勘测员。
特拉瓦利亚工作的突发性很强，时而发号施令，时而用尺子画线，时而推翻一切，还不时抬起浅色的眼睛，微笑着，将胳膊沿着敦实的躯体垂下，突然又像被一种绝对的宁静攫住，就像眼前拥有无限闲散的时间。他那样肥肥地缩在绘图桌边高高的转椅里，面浮微笑，目光深邃。“但是安弗西兄弟你们知道吗，合同细则意味着什么？”他是一个既让人有安全感，爱嘲弄人，又有点阴险的家伙。肥胖和早秃让人感觉他相当成熟：他显然是利用了外观上的权威。安弗西兄弟都生活在远方，糟糕而勉强地维持生活，拿自己能力之外的糊涂野心打赌，对于特拉瓦利亚来说，他们代表着他根本就没想过的生活方式：艺术，科学，可能还有什么政治理想吧。他没这么想过真好！他看着安弗西兄弟，反复这么想着，他们总是停留在原地，什么主张都没有，奎因托是既什么都不会做，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安佩力奥是个直到六十岁才可能当上教授的大学实验室的小职员；反正，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他们是两个失败者；看着他们，他对自己感到无与伦比的满足，并向他们炫耀自己只注重要点，注重实用的做人原则。但是他对他们给出了更多的热情：安弗西兄弟的出现总是让他来气；“但是，本质上，他们很可怜，我很喜欢他们，”他对自己说道，“本质上我是唯一理解他们的人。”
现在他们正在检查账目。工程师抬起头，注视着他们二人，然后突然用他那疲惫而安静的笑声笑了一下。“安弗西兄弟，究竟是什么人让你们忙起这事的？”
“够了，我们算是明白了，恩里科。今天你是受够了。我们明天接着来。就是说这个问题得由我们来解决了，”他们已经朝门口走去了。
“别啊！”工程师跟在他们后面跑去。“看你们说的，我怎么会让你们自己忙这事呢！那个卡伊索迪，能一口把你们吞掉，可怜的孩子们。你们待在这里，我们重新开始……”
得派个勘测员去卡伊索迪那里问一个标在图纸上的东西。卡伊索迪的办公室离工程师的工作室并不是很远。勘测员回来了，说：“卡伊索迪不在办公室里。我问了那个小姐他……”
“那个小姐……”特拉瓦利亚冷笑起来。
“那小姐说她也不知道。”
“那女孩连……都不知道……但是她在那里时我们看到图纸了！你去，回去，跟她说那图纸就在桌子上，今天早上还在的，现在也应该在。”
安佩力奥，本是安安静静坐着的，身上穿着防水外套，下巴垂着，胡子贴在胸前，站了起来，说道：“我去，”开了门，走了。
特拉瓦利亚，像是为了什么不能用言语表达的东西，止住了哑哑的笑，望向空中。
奎因托没弄明白。过了一会，他说道：“但为什么呀，你是说安佩力奥去那里是为了……”
“你说什么？”工程师说，心思已经转移到别处了。他们又检查起那些计算来。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安佩力奥回来了。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什么也不说。“怎么说？”
“要去地上看看。图纸上弄错了。”
结果是三个人都过去了。器皿地和勿忘我地已经半空了；母亲已经着手让人搬那些植物了。这天天气很好，花儿和叶子在太阳下一副繁盛欢快的样子，植物如此，杂草也如此；奎因托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发现过在那几小撮土地上竟有如此浓密多样的生命在繁衍着，而如今，一想到那里的一切都要死去，还要长出用柱子和砖头搭成的脚手架，他就悲伤不已，甚至是生出一种对琉璃苣和大荨麻的爱意，几乎是一种悔恨。而其他两个人似乎只是在简单地享受着那时辰；工程师戴着顶帽子，但那里很热，他把帽子握在手里；他额头上留下了一道红色的汗淋淋的印迹；太阳就直射在他的秃脑袋上，很快他便不舒服了，就又戴上帽子，但只是轻轻地架在头顶上，而这身装扮带给他一副星期天的模样，一种狂欢的感觉。弟弟终于把他那件过季的防水外套脱了下来；外套给他叠得很规整地搭在肩头。他们边转着，边丈量边界上的一个凹处。奎因托让他们忙去了。工程师，尽管是在工作，还沉浸在那些平静的沉思默想时刻中。奎因托用两根手指夹起花草，仔细观察起它们。“这是什么植物？”他问安佩力奥。安佩力奥以一副行家的，而且几乎是愉快的神情回答了他。奎因托很惊讶，因为他从没发现他弟弟对植物留神过。
一排盆装的大丽花动了起来，是谁在那里面钻？卡伊索迪编着黑辫子的秘书姑娘。她钻了出来，带着那双全是睫毛的眼睛；穿着一套灰色布料的“正装西服”。“哦，你们也在这里？我在找卡伊索迪先生，他应该来这里的……”
“我们当然在这里，”奎因托说，“这地还是我们的，合同还没签上呢！”谁知为什么，他竟发起火来。
“我又不知道……他说要和一位先生来这里的……”她没说下去，把手中的信封捂在嘴边，做出一副难为情的模样，就好像她说多了，但在那件西服外套里，她完全是昂首挺胸的架势。
“你们倒说说看，他还没有把地买下，就已经想把还没建成的住房卖出去了……”奎因托说着，朝另两个人转过身去，一副既谴责又欣赏的样子。
特拉瓦利亚和安佩力奥好像并没有跟着这个话题走。他们正朝着那姑娘。工程师头歪在一边，眼睛半闭，嘴巴大张，仍是那样疲惫地笑着。安佩力奥一只手指插进上衣的口袋里，防水外套斜挂在一只肩膀上，眼镜厚得叫人看不见他的目光，就像一个十九世纪的人。他把手伸向那姑娘拿着的信封，说：“有邮件？”那姑娘迅速把邮件藏在背后，他们就好像在闹着玩一般。“不是给您的，是给卡伊索迪先生的。”“什么事这么急？”“谁知道啊……我怎么知道？”而工程师说：“您的老板可是照着对自己有利的方法来量这块地的，这您知道不知道？”“我不……然后是有斜坡的地方量出来的面积要小一些。”“啊，这个您知道？”那姑娘耸了耸肩。
工程师冷笑着说道：“但是卡伊索迪每天早上都要给您发出该说些什么的指示吗，还是只给您发出不该说什么的指示？”
她眨巴眨巴眼睛，把辫子甩到身后去。“您说什么？卡伊索迪什么都不跟我说……”
“那您当的是什么秘书啊？”
谈话变得轻松起来。他们在那块地上转悠着，那个姑娘在他们中间，她扯下一片树叶抿在嘴里。安佩力奥请大家抽烟，第一个请的就是那姑娘。“谢谢！我不吸烟，”她齿间含着树叶哼哼唧唧地说。
“真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姑娘啊……”工程师挑逗地说。
“这又怎么样？”她说。
上面的平台上沙沙作响，母亲从篱笆后探出脑袋来，她戴着顶大草帽和园艺手套，拿着把大剪刀，正在剪玫瑰的接穗。工程师第一个发现了她，脱下帽子跟她打招呼。
“孩子们，是你们啊，你们有什么客人啊？哦，特拉瓦利亚，我真高兴见到您！您是来研究这块地的吗？您戴上吧，戴上吧。谁知道呀，您觉得这个该死的计划怎么样？”
工程师又戴上了帽子，戴得很端正。“我们会尽量把这事做好的，夫人，您别怕……”
“这位漂亮的小姐是谁啊？等等，我认识她，”母亲说，把鼻子上的太阳镜放下来。“对啊，是丽娜小姐。”
谁知为什么，奎因托粗暴地说：“才不是呢，你不认识她……”
“对，对，”母亲坚持说道，“前几天她来取过合同草稿，是丽娜，我们企业家的小姐，应该是：是我们的合伙人……”
这姑娘，当母亲出现时往那边退后了一步，看着别处，来到篱笆前，用她那带着方言的假声打了个招呼：“对啊，太太，白天好，是我，是我丽娜，您好吗？”
兄弟二人嫌她们烦，想让她们长话短说，安佩力奥于是就对工程师说：“那斜坡呢，那斜坡，还有没有办法计算那斜坡了？”
然而特拉瓦利亚继续跟母亲寒暄着：“您在打理您的花儿吗，夫人？”
“我尽量救救那些还有救的，特拉瓦利亚……”
每个人都自顾自地忙活着，母亲在她的玫瑰后面，工程师和兄弟二人在重新丈量一个角落，而那姑娘——丽娜——在远处一旁待着。但是工程师并没一门心思地管工作上的事，他一个劲地笑着，吐了口烟，慢慢道：“不孝之子啊，安弗西兄弟啊，你们真是不孝之子啊……”
“为什么啊？”
“因为你们让她做的事啊，让你们的母亲……现在你们还让她管卡伊索迪叫合伙人……和你们母亲的合伙，真是不孝之子啊……”
“恩里科，你可真是疯了啊！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喊过他合伙人，也从没让谁这么叫过！谁知道现在她是怎么一时兴起想起来说‘合伙人’这个词的。合伙人：这词还蛮好听啊！但是和她有什么关系？而且这是一笔我们两人的生意，是我们的主意，由我们两人来对付……”
“你们两个不孝之子……”
在那边，他们时而愤怒地说些挖苦话，时而丈量土地。突然传来一阵低语，他们转过头去：卡伊索迪出现在丽娜身边。他正用那山里人尖细的语调低声地跟她说着什么，满脸怒气，脸上柔软的线条紧绷着，而她，用同样的语调、同样的方式回答着他。他已经撕开了信封，似乎对那信很生气，他反复读了有两三遍，嘴巴大张着，很吃力地拼读着，然后把信连同手一起插进裤袋里，往前走了起来，也没和他们打招呼。在卡伊索迪表现出来的那种粗暴和固执之外，奎因托还觉察出那许多的不设防和软弱，那男人孤身一人，愚昧无知，成了这里的公敌。他走路时口袋里攥着拳头，脸也好像缩小了一般，眼里全是皱纹，从没见过他穿得这么邋塌，收水的上衣套在格子羊毛衬衫外，走了形的黄布料裤子，溅满灰浆泥的旧鞋子：这下他倒真像一个泥瓦工了，他只缺顶用报纸糊成的小帽子了。
姑娘丽娜和在他一起时——奎因托注意到了——没有她往常庄重的神情，而是一种几近厚颜无耻的表情，还吵着架，隔着几步远的地方紧跟着他，十分警觉的模样，但总是一副争执的架势，就好像对他有满肚子的怒气都发不出来。
但卡伊索迪，在那神经质而狂躁的几步平静下来后，转向兄弟二人，点头对他们打了个招呼，就好像是他们在路上碰见了一样。“您是来重新丈量这个凹地的吧，卡伊索迪……”奎因托说道，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声音就像是为自己在那里辩解一样，在那块还是他的地皮上；于是，为了更正那个腔调，他就变得挑衅起来：“因为您量过的这些尺寸，您知道，真是量得漂亮啊，都是错的！”
卡伊索迪走上前来，那眼睛就像在眺望地平线一样地看着奎因托；眼皮发红；眼里水汪汪的，嘴唇湿润，如同一个内心充满着巨大仇恨的人，或像一个随时可以大哭起来的孩子。“您现在发泄出来的这些算是什么东西？”显然，他正迫不及待地宣泄出自己的怒火；大叫道：“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这是我的事情！”
“等等，卡伊索迪，对不起啊，”特拉瓦利亚出来调停，往前迈了一步，一副刚刚介入的模样，“您是企业家，就做企业家的事，我是工程师，就做工程师的事。对吧？那么，您听着……”然后就向他解释起来事情的缘由。卡伊索迪听他说着，但总是摇着头，看着地上，就好像是在说，对，工程师说的事情都是对的，眼下工程师可能是理解了，但不知道他们兄弟两人的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很明显他们是生他的气了。“不对，卡伊索迪，您听着……”工程师带着那温柔的笑容说道，微困着，一副见过许多世面的模样，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我该做什么，您倒是跟我说说看我该做什么……”卡伊索迪双臂摊开地说着，他的声调越来越哀怨，简直是一种延绵不绝的哀诉，搞得就连工程师嘴里的元音也拉长了，长得让人感到有一种宽容和妥协的可能，这样一来就搞得好像他们是在轮流打瞌睡。在这个软塌塌的元音游戏中，奎因托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了，甚至显然是被视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还不只是他，而是整个他家，就好像作为物主和支配这笔生意的进展都无关紧要一样，尽管奎因托认定自己是这么做过了。他不知道是不是卡伊索迪和工程师用的语调更让他讨厌。好了，是安佩力奥该用那种猝不及防的方式介入一下的时候了；奎因托转向他，却没看见他。他在远处，在那块地上，那里绿色茂密，他正背对着外面，就像一片背光的影子，在他面前是丽娜，还是那副神情，正把辫子缠在一根手指上，他们说话声音很低，他不时往前进一步，她则跟着退后一步。过了一会，仍是那样背对着大家，没转身，但就好像一直都跟着他们的话题走似的，安佩力奥很有劲地说道：“那么，卡伊索迪，您想怎样就怎样吧，我们时刻准备着一切落空。合约可以取消，合同还没有签。”
“什么：一切落空？”卡伊索迪跳起来，那声音比之前更愤怒更刻薄，但跳到一半时他又改主意了，突然大笑起来。用他那种丑陋的笑来笑着：嘴巴微张，一口乱牙，搜寻着他人的目光，就像是要寻求一种确认，确认安佩力奥说了件荒唐事。“什么，落空？那么我们在这里忙什么呀？”他笑着。“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来商量的，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交朋友，像朋友一样来交往嘛。”
母亲又从篱笆上探出头来。“你们是在说要让一切落空吗，哎哟哎哟哎哟……我可怜的植物啊，移了又栽，栽了又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