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把穷人击倒吧[*]
两星期之中，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周围放着许多当时（十六七年以前）流行的书籍；就是说，那些论述使人民在一昼夜之间变得幸福、聪明和富裕的方法的书籍。我就这样消化——也就是说，囫囵吞枣地耽读那些谋公众福利的事业家们的苦心著作，那些作者劝告一切穷人要当奴隶，要使他们相信：穷人全都是被废黜的国王。当时，我陷于一种近似晕头晕脑或者惊呆的精神状态，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只是我好像觉得，在我的理解力的深处，萌发出模模糊糊的思想苗子，这种思想，比我最近在辞书中翻阅到的有关贤妻良母的老一套说法要显得高明。可是，这不过是思想中的思想，极其模糊的印象而已。
我感到非常口渴，走了出去，因为，热衷于苦读书的这种嗜好，也相应地产生对新鲜空气和清凉饮料的需要。
我正要走进一家小酒馆，一个乞丐把帽子伸过来，露出一种令人难忘的眼光，如果精神推动物质[1]，如果应用动物磁气说的催眠术师的眼光能使葡萄成熟，那么，这个乞丐的眼光也能推翻国王们的宝座。
同时，我听到有声音对我耳语，这是我非常熟悉的声音：也就是到处跟我形影不离的一位善良“天使”或者一位善良“精灵”的声音。既然苏格拉底有他的善良“精灵”[2]，为什么我不会有我的善良“天使”，为什么我不能像苏格拉底一样，荣获由洞察入微的莱吕[3]和深思熟虑的巴亚尔热[4]给我签发的狂病证明呢？
在苏格拉底的“精灵”和我的“精灵”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异：苏格拉底的精灵只有在禁止他、警告他、阻止他时才出现，而我的精灵却惠予我以忠告、暗示、说服。那位可怜的苏格拉底只有个禁止主义者的精灵；而我的乃是伟大的肯定主义者，我的乃是个行动的精灵，或者是斗争的精灵。
现在，精灵的声音轻轻地对我这样说道：“只有能证实自己是平等者的人才能跟别人平等；只有能征服自由的人，才配享受自由。”
立刻，我向乞丐扑过去。只给了他一拳，我就把他的一只眼睛打得张不开，那只眼睛立刻像皮球一样肿起来。我打断他的两颗牙齿，却弄破了我一根手指的指甲，由于我生来文弱，又很少练习拳击，要把这个老头子很快击倒，我感到力不胜任，我就用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又用另一只手揪住他的脖子，使劲把他的头向墙上乱撞。我应当直说，我事先已经向四周仔细看了一番，证实在这偏僻的郊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被警察撞见。
接着，我对他的背部踢了一脚，用力之猛，足以踢断他的肩胛骨，这样，就把这个衰弱的六十岁老人击倒在地，我抓起一根丢在地上的粗大的树枝，对他猛揍，我使出的那种顽强的狠劲，就像厨师要把牛排敲软一样。
突然——哦，奇迹出现了！哦，真是能证实自己学说高明的哲学家的乐事！——我看到这副老骨头架子翻身爬了起来，在这个极度损坏的机体里竟有这种气力，真使我万万料想不到，而他那充满仇恨的眼光，在我看来，却是一个很好的兆头，这个衰弱的歹徒向我扑过来，打肿了我两只眼睛，打断我四颗牙齿，又用一根树枝接连不断地将我痛打——由于我的有效的治疗，我使他恢复了自尊和生气。
那时，我向他做了许多示意动作，想让他明白：我认为争执已经结束了，我怀着斯多葛派诡辩家[5]的满足，重新站起来，对他说道：“先生，您跟我平等了！请给我这种荣誉，来跟我平分我钱包里的钱吧；请记住，如果您是位真正的博爱者，当您的同行求您施舍时，您应当把我忍痛在您背上进行试验的学说在他们身上应用一下。”
他对我发誓，说他已了解我的学说，并将听从我的忠告。[6]
[*]一八六五年，《内外评论》拒绝刊载本诗，一八六九年始在全集中发表。
[1]精神推动物质，引用维吉尔的名句，见《埃涅阿斯之歌》第六歌第727行。
[2]“精灵”，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幼年时起就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他称为“精灵的信号”或“声音”，以禁止之形束缚他的行动。
[3]莱吕（Louis François Lélut，1804—1877），当时著名的法国精神病医生，曾发表论文《论苏格拉底的精灵，或心理学应用于历史学的一例》，论文将苏格拉底当作狂人处理，故波德莱尔很轻视他。
[4]巴亚尔热（Jules Gabriel François Baillarger，1806—1891），法国精神病医生，著有《精神病分类试论》等。
[5]斯多葛派诡辩家，古希腊有两个芝诺：一个是塞浦路斯或季蒂昂的芝诺（Zénon de Citium），斯多葛派的创立者。另一个是埃利亚的芝诺（Zénon d’Élée），辩证法（论辩术）的创立者，以“阿喀琉斯与乌龟”和“飞箭不动”的论证否定一切运动，人们把他的论证称为“诡辩”。波德莱尔这里把他们混淆在一起了。
[6]在阿尔芒·戈多瓦所藏原稿中，本诗以后，另有一行：“你有何感想，公民蒲鲁东？”大概是由于这句嘲弄的话对革命家、经济学者蒲鲁东有失敬意，而被诗人删掉了。波德莱尔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八年左右，对社会民主主义颇有共感，那时他对蒲鲁东评价最高。他在为一八五一年版皮埃尔·杜邦（Pierre Dupont）的《歌谣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当我阅读杜邦的作品时……我总感到充满慈爱和热狂的蒲鲁东的崇高的格调又回到记忆里来。”在《道义的戏剧和小说》一文（刊于1851年11月27日的《戏剧周报》）中说：“蒲鲁东一向是让欧罗巴羡慕我们法国人的作家。”但在一八六五年致安塞尔的信中却说“他疯了”，此时，往年的热情已经减退。但在蒲鲁东被迫逃亡至布鲁塞尔时，波德莱尔仍支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