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 之谜的解答中找到。当然，只有当这个问题的提法达到马克思的分析所具有的那种广度和深度时，只有当商品问题不是仅仅表现为个别的问题，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按专门科学理解的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而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时，它才可能达到这种普遍性。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
Ⅰ．物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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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这个问题的提法对经济学本身多么重要，抛弃这个方法上的出发点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来说导致了何种后果，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只打算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为前提 ，探讨一下从一方面作为对象性形式、另一方面又作为与之相适应的主观态度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中产生出来的那些基本问题。只有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看清资本主义及其灭亡的意识形态问题。
但是，在论述这个问题本身之前，我们必须明白，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 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 的问题。众所周知，商品交换和与此相适应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商品关系在社会很原始的发展阶段上就已经有了。然而，这里 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商品交换及其结构性后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整个 外部的和内部的社会生活？因此，商品交换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进行物质代谢的支配形式的问题，不能——按照在占支配地位的商品形式影响下已经被物化的现代思维习惯——简单地作为量的问题来对待。更确切地说，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因为有关社会的所有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都按照这种区别获得质上不同的对象性形式。马克思很明确地强调了原始社会商品形式的这种短暂性质：“直接的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说表示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形式，它还直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这表现在两方面。生产本身，就它的整个结构来说，是为了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交换价值，因此，在这里，只有当使用价值超过消费需要量时，它才不再是使用价值而变成交换手段，变成商品。另一方面，使用价值尽管两极分化了，但只是在直接使用价值的界限之内变成商品，因此，商品所有者交换的商品必须对双方是使用价值，而每一商品必须对它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实际上，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由此浸入公社内部，对它起着瓦解作用。” 〔1〕 关于浸入内部的商品交换具有瓦解作用的上述论断，十分清楚地指出了由于商品的支配地位而产生的质变。但是，即使商品交换对社会内部结构有这种影响，也不足以使商品形式成为社会的基本形式。为要做到这一点，正如上面所强调的，商品形式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而且不只是同不依赖于它、旨在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建立表面上的联系。然而，作为人们的社会物质代谢的许多形式之一的商品和作为社会构造的普遍形式的商品之间的质的区别不仅表现在，作为个别现象的商品关系至多对社会的结构和划分产生否定性的影响，而且这种区别反过来也影响范畴本身的性质和有效性。即使就本身来看，商品形式作为普遍形式所显示出来的形象也不同于它作为局部的、个别的、不占支配地位的现象所显示出来的形象。这里转变的界限即使不易分清，但也不允许掩盖决定性区别的质的性质。作为不占支配地位的商品交换的特征，马克思这样强调过：“产品进行交换的数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之所以取得商品的形式，是因为它们是可以交换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同一个第三者的表现。继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再生产，日益消除这种偶然性。但是，这首先不是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为了二者之间的中介人，即把货币价格加以比较并把差额装入腰包的商人。商人是通过他的运动本身来确立等价的。商业资本起初只是不受它支配的两极之间、并非由它创造的两个前提之间的中介运动。” 〔2〕 而商品形式向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的这种发展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才出现了。因此，毫不奇怪，在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之时，经济关系的人的性质有时看得还相当清楚，但是，这一发展越继续进行，产生的形式越错综复杂和越间接，人们就越少而且越难于看清这层物化的面纱。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事情是这样的：“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下，这种经济上的神秘化主要只同货币和生息资本有关。按照事物的性质来说，这种神秘化在下述场合是被排除的：第一，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第二，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现为并且显然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力。” 〔3〕
商品只有在成为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时，才能按其没有被歪曲的本质被理解。只有在这一联系中，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人的意识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现的形式，对试图理解这一过程或反抗这一过程的灾难性后果，对试图从这样产生的“第二自然”的这种奴役里解放出来，也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对物化的基本现象作了如下描述：“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4〕
从这一结构性的基本事实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因此，虽然个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但他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现实过程本身。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马克思说：“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起来”。 〔5〕
因此，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另一方面，它的历史可能性又受这一抽象过程的实际进行所制约。）在客观方面，只是由于质上不同的对象——就它们自然首先获得自己作为商品的对象性这一 方面而言——被理解为形式相同的，商品形式作为相同性的形式、即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可交换性形式才是可能的。在这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在主观方面，抽象人类劳动的这种形式相同性不仅是商品关系中各种不同对象所归结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当然，在这里粗略地描述这一过程，即现代劳动过程、个别“自由”工人、分工等等的形成，不可能是我们的意图。在这里只要确定，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前提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劳动，只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因此，它只是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才成为一个这样的社会范畴，这个社会范畴对这样形成的社会的客体和主体的对象性形式，对主体同自然界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对人相互之间在这种社会中可能有的关系的对象性形式，有决定性的影响。 〔6〕 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另一方面，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 〔7〕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 ：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 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在经济过程的主体和客体方面发生的决定性的变化如下：第一，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在对所有应达到的结果作越来越精确的预先计算这种意义上，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合理化才是可以达到的。因此，它必须同根据传统劳动经验 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方式决裂：没有专门化，合理化是不可思议的。 〔8〕 统一的产品不再是劳动过程的对象。这一过程变成合理化的局部系统的客观组合，这些局部系统的统一性纯粹是由计算决定的，因而，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必定显得是偶然的 。对劳动过程的合理—计算的分析，消除了相互联系起来的和在产品中结合成统一体的各种局部操作的有机必然性。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统一体不再同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统一体相一致：在社会彻底资本主义化的情况下，前一种统一体产生的各种局部操作在技术上的独立化，也在经济上表现为各种局部操作的独立化，表现为某一产品在其生产的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商品性质越来越具有相对性。 〔9〕 在这方面，由于有可能在空间和时间等方面把使用价值的生产分割开来，同时也就经常发生重新与完全不同质的使用价值相联系的局部操作在空间和时间等方面衔接起来的情况。
第二，生产的客体被分成许多部分这种情况，必然意味着它的主体也被分成许多部分。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点与这些抽象的局部规律按照预先合理的估计起作用相对立，越来越表现为只是错误的源泉 。人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的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的，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于它的规律。 〔10〕
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 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意志。 〔11〕 面对不依赖于意识的、不可能受人的活动影响而产生的、即作为现代的系统而表现出来的一个机械—有规律的过程，直观态度也改变人对世界的直接态度的各种基本范畴：这种态度把空间和时间看成是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马克思说：“由于人隶属于机器”，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即“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像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地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 〔12〕 这样，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工人的物化的、机械地客体化的、同人的整个人格完全分离开的“成果”）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 〔13〕 在这种抽象的、可以准确测定的、变成物理空间的时间里（它作为环境，同时既是科学—机械地被分割开的和专门化的劳动客体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劳动主体也必然相应地被合理地分割开来。一方面，他们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即他们的劳动力同其整个人格相对立的客体化（它已通过这种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出卖而得以实现）变成持续的和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以至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是“有机”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系。在这一方面，生产的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
但是，如果工厂的内部组织形式没有集中地表现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那么这种组织形式要起到上述作用——即使在工厂内部——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极端严重的压迫，蔑视任何人类尊严的剥削；即使使用机械的、形式相同的劳动进行大生产，如埃及和小亚细亚的运河挖掘，罗马的矿山开发等等，也有这种情况。 〔14〕 但是，那时的大工程一方面决不可能变成合理机械化的 劳动，另一方面在一个从事不同的（自然的）生产和与此相适应地进行生活的社会内，这种大工程仍然是一些孤立的现象。所以，按此方式受剥削的奴隶处在当时所认为的“人类”社会之外。他们的同时代人，甚至最伟大和最崇高的思想家们似乎也不能把他们的命运看成是人类的命运，即人的命运。随着商品范畴的普遍化，这种情况彻底地发生了质变。工人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这种命运的普遍性的确是工厂劳动过程在这个方向上发展的前提。因为只有当“自由的”工人产生了，他能够把他的劳动力作为“属于”他的商品，作为他“拥有”的物自由地放到市场上出卖时，劳动过程的合理机械化才是可能的。只要这一过程才处在形成中，虽然对剩余劳动榨取的手段比后来更发达的阶段更明显、残酷一些，但是，劳动本身的物化过程，从而工人意识的物化过程的进展程度则差得多。在这一方面绝对必要的是，社会整个需要的满足要以商品交换的形式来进行。生产者同其生产资料的分离，所有自然生产单位的解体和破坏等等，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经济—社会前提，都在促使以合理物化的关系取代更明显展示出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说过：“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15〕 然而这一点就意味着，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满足需要的各种物品不再表现为某一共同体（例如在一个乡村公社里）的有机生活过程的产品，而是一方面表现为抽象的类样品（它原则上不同于它的类的其他样品），另一方面表现为孤立的客体（拥有或不拥有它取决于合理的计算）。只有在整个社会生活按此方式细分为孤立的商品交换行动时，“自由的”工人才能产生出来；同时，他的命运也必须成为整个社会的典型的命运。
当然，这样产生的孤立化和原子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市场上的商品运动，它的价值的形成，一句话，每一个合理计算的现实回旋余地不仅服从于严格的规律，而且要假定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有一种严格的规律性作为计算的基础。因此，个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实在意识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然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统一体却相互完全独立地进行它们的物质代谢。）但是，这种表面现象是一种必然的表面现象；也就是说，个人在实践中和思想上同社会的直接接触，生活的直接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方面，对于个人来说，所有“物”的商品结构和它们的“自然规律性”，却是某种现成碰到的东西，某种不可取消的已有之物——只能以孤立的商品所有者之间合理的和孤立的交换行动这种形式来进行。如已强调过的那样，工人必须作为他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把自己想象为商品。他的特殊地位在于，这种劳动力是他唯一的所有物。就他的命运而言，对于整个社会结构有典型意义的是，这种自我客体化，即人的功能变为商品这一事实，最确切地揭示了商品关系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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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合理的客体化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物质的——直接物性。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就获得一种新的客观性，即一种新的物性——它仅仅在它们偶然进行交换的时代才不具有，它消灭了它们原来的、真正的物性。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不仅使人的个性异化 ，而且也使物的个性异化 。土地与地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机器与利润没有共同之处。对于土地占有者来说，土地只有地租的意义，他把他的土地出租，并收取租金；土地可以失去这一特性，但并不失去它的任何内部固有的特性，不失去例如任何一点肥力；这一特性的程度以至它的存在，都取决于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都是不依赖于个别土地占有者的作用而产生和消灭的，机器也是如此。” 〔16〕 因此，如果连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面对的个别对象也由于其商品性质而在自己的对象性中变了形，那么人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同各种对象（作为生活过程的客体）促成的各种关系越得到调解，上述过程必定越明显得多地得到加强。显然，在这里不可能分析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结构。确认下面一点必定就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生产关系，而且也改变那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孤立地、同生产相分离地存在着的原始资本主义形式，使它们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系统，把它们变成使整个社会从现在起彻底资本主义化的统一过程的一些环节。（商业资本，货币作为财富或货币资本起作用等等。）资本的这些形式虽然都客观地从属于资本真正的生命过程，从属于生产中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因此只能根据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来理解，但是，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意识中则表现为资本纯粹的、真正的、非伪造的形式。正因为在这些形式中，在直接商品关系中隐藏的人们相互之间以及人们同满足自己现实需要的真正客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消失得无法觉察和无法辨认了，所以这些关系必然成为物化意识的社会存在的真正代表。这时，商品的商品性质，即抽象的、量的可计算性形式表现在这种性质最纯粹的形态中：因此，在物化的意识来看，这种可计算性形式必然成为这种商品性质真正直接性的表现形式，这种商品性质——作为物化的意识——也根本不力求超出这种形式之外；相反，它力求通过“科学地加强”这里可理解的规律性来坚持这种表现形式，并使之永久化。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马克思经常十分透彻地描述物化的这种加剧过程。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拜物教，即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就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这里显示的，不是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而只是这种转化的没有内容的形式。……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贷款人也是把他的货币作为这种可以生息的东西来出售的。但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说过，甚至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也会这样表现，好像它并不是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作为资本自身，作为货币资本而提供利息。下面这一点也是颠倒的：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它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生息的形态，资本的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来说，这个形式自然是它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形式上，利润的源泉再也看不出来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也离开过程本身而取得了独立的存在。” 〔17〕
正像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始终停留在这种它自己创造的直接性之中一样，资产阶级想要意识到物化意识形态的现象，结果也是如此。有些思想家决不想否认或搞乱这种现象，他们或多或少明白这种现象的毁坏人性的作用，但是连他们也始终停留在分析物化的直接性上面，从不试图从各种客观上最后派生出来、最远离资本主义真正生命过程的形式，即从最表面化的和最空洞的形式深入到物化的根本现象。他们甚至使这些空洞的表现形式脱离它们的资本主义的自然基础，使它们作为一般人类关系诸种可能性中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类型独立出来，并使之永久化。（这种倾向最明显地表现在西美尔所写的细节十分有趣和感觉敏锐的著作《货币哲学》里。）他们提供的仅仅是描写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18〕 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超出单纯的描写，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化”，就是围绕着物化的外部表现形式兜圈子。
物化现象同它们存在的经济基础、同它们的真正可理解性的基础的这种分离，由于下面这种情况而变得较为容易：要使资本主义生产完全产生效果的前提成为现实，这种变化过程就必须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创造了一种同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在结构上适合于它的结构的法律、一种相应的国家等等。这种结构上的相似性确实如此之大，以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所有真正心明眼亮的历史学家都一定会察觉它。例如，马克斯·韦伯就对这种发展的基本原则作了如下描述：“宁可说，二者在基本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从社会科学上看，一个‘企业’就是现代的国家，像一个工厂一样：这正是它在历史上特有的东西。而企业内部的统治关系，也处处是一样限定的。手工业者或家庭手工业者、有良田沃土的农民、封地所有者、骑士和诸侯的相对独立性建立在以下事实的基础上：他们自己拥有工具、储备、资金和武器。借助这些东西，他们行使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职能。当这种职能完成时，他们就靠上述那些东西为生。像他们一样，工人、职员、技术员、科教人员以及 国家官员和士兵的不同程度的依赖性也有一个完全稳定的基础：那些为企业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工具、储备和资金，在一种情况下掌握在企业家手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掌握在政治家手里。” 〔19〕 对于这种描述，他还十分正确地补充了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和社会意义的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在内部首先建立在计算 的基础上。为了它的生存，它需要一种法律机构和管理系统，它们的职能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根据固定的一般规则被合理地计算出来 ，像人们计算某一架 机器大概可能的功率一样。它不能……根据个别案件 中法官的公正感觉或根据其他一些不合理的法律手段和原则来容忍判决，也不能根据自由的任性和仁慈以及其他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是不合理的传统，来容忍执行家长制的管理。……同资本主义营利的那些古老形式相反，现代 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是：在合理技术 基础上的严格合理的劳动组织，没有一个地方 是在这种结构不合理的国家制度内产生的，而且也决不可能在那里产生。因为这些现代企业形式由于有固定资本和精确的计算而对法律和管理的不合理性是极为敏感的。它们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出来，在这里，法官像在具有合理法律的官僚国家中那样或多或少是一架法律条款自动机，人们在这架机器上面投进去案卷，再放入必要的费用，它从下面就吐出或多或少具有令人信服理由的判决：因此，法官行使职责至少大体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
在这里进行的过程，在它的动机和效果方面都同上面提到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即使在这里也正在破除经验的、不合理的、依据传统的判决、管理等方法——它们主观上是为行动的人、客观上是为具体的材料制定的。对生活的各种法律调节逐渐合理系统化。这种系统化至少按照趋势提出一种同任何一种可能的和可想象的情况可相联系的封闭系统。这种系统是否按照纯逻辑的方法、即按照法律条款（法律解释）的方法在内部结合在一起，法官的实践是否一定堵塞住法律的“漏洞”，这对于我们力求认识现代法律对象性的这种结构来 说，没有任何不同。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律系统的本质就形式的普遍性而言可能涉及到生活的任何一种可能的事件，而就可能涉及到的东西来说，它是可预见的、可计算的。即使与这种发展大致相同的、然而在现代意义上却是前资本主义的法律发展，即罗马法，在这方面也始终受到经验、具体事物、传统的限制。纯系统的范畴只有在现代的发展中才能产生出来，而只有通过纯系统的范畴，法律调节的普遍性才能立即扩大到一切领域。 〔20〕 显而易见，要求系统化，要求抛弃经验、传统、材料限制，就是要求精确的计算。 〔21〕 另一方面，正是同一要求引起法律系统作为永远完成的东西、准确确定的东西，也就是作为固定的系统同社会生活的个别事情相对立。但是，这仅仅引起重新制定法典：然而新系统必须在它的结构上保持旧系统的技巧和固定性。因此，就产生了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实际情况：几百年之久，有时甚至几千年之久没有变化的原始社会形式的“法律”，具有一种灵活的和不合理的、随着每一次新的法律判决而更新自己的性质，而客观上不断和急剧改变的现代法律则显示出一种固定的、静止的和完善的本质。但是，如果考虑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仅仅是从以下事实中产生的，即同一实际情况有时是从历史学家的立场（他的立场在方法上是在发展本身之“外”）来考察的，有时是从一同经历的主体的立场，即从有关社会制度对它的意识产生影响的立场来考察的，那么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就证明是假的。由于有了这种认识，同时也就会明白，传统—经验手工业同科学—合理工厂的对立也在其它方面一再表现出来：不断变革的现代生产技术——在它起作用的任何一个个别阶段上——作为固定的和完善的系统同个别生产者相对立，而客观上相对稳定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则在个别生产者的意识中保持着一种灵活的、不断更新的、由生产者来生产的性质。因此，在这里也清楚地表现出资本主义主体行为的直观 性质。因为合理计算的本质最终是——不依赖于个人的“任性”——以认识到和计算出一定事情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过程为基础的。因此，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这种过程成功的可能性作出正确的计算（他发现这种过程的“规律”是现成的），仅限于通过使用保护装置、采取预防措施等等（它们也以对相似“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为依据）来灵活地避免发生干扰性的“偶然事件”；人们经常甚至停留在这样一些“规律”可能发生作用的概率计算上面，而不企图通过运用其他“规律”来干预过程本身（如保险事业等等）。越深入和越独立地从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时代代表人物“创造性”的传说出发来考察这种情况，工人对待机器的行为（他操作和观察机器，他注视地监视机器的正常运转）在结构上的类似，越清楚地在任何一个这样的行为中显露出来。这种“创造性”只是从“规律”的运用在何种程度上是相对独立的还是纯粹听喝的这一点上才能看得出来。这就是说，取决于纯直观态度在何种程度上被否定。但是，工人必须这样面对个别的机器，企业家必须这样面对一定类型的机器发展，技术员必须这样面对科学的状况和它在技术上运用的有利可图，使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意味着量的差别，而不 直接就是意识结构上的质的区别 。
只有在这种联系中，现代官僚统治的问题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官僚统治意味着使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以及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类似地适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社会—经济前提，像我们在谈到个别企业中的工人时所确认的那样。法律、国家、管理等等形式上的合理化，在客观上和实际上意味着把所有的社会职能类似地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意味着类似地寻找这些准确相互分离开的局部系统合理的和正式的规律，与此相适应，在主观上也意味着劳动同劳动者的个人能力和需要相分离产生意识上的类似结果，意味着产生合理的和非人性的类似分工，如我们在企业的技术—机器方面所看到的那样。 〔22〕 这不仅是指下层官僚统治完全机械化的、“无聊的”劳动方式——它非常接近单纯的机器操作，甚至常常在无聊和单调划一方面超过这种机器操作。而且这一方面是指，在客观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按照正式 和合理化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从而越来越厉害地同官僚处理方式具有的“物”的质和物质本质相分离。另一方面这也是指，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马克思关于工厂劳动的论断是：“个人被分割开，成了某一部分劳动的自动机器”，因而“被糟踏得畸形怪状”。这种分工要求的效率越高、越先进和越“理智”，这种情况就越明显。工人的劳动力同他的个性相分离，它变成一种物，一种他在市场上出卖的对象，这种情况也在这里反复发生。区别仅仅在于，不是所有的精神能力都受到机械化的压抑，而是只有一种能力（或一系列能力）被与整个人格分离开来，被与它相对立地客体化，变成一种物，一种商品。尽管社会培养这样一些能力的手段不同于社会培养劳动力的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交换价值也不同于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当然不要忘记有许多联接环节和自动转化），但基本现象仍然是一样的。特殊类型的官僚主义的“真心诚意”和务实态度，个别官僚之必然完全服从于他所属的物的关系系统，以为正是他的荣誉，他的责任感需要这样一种完全的服从， 〔23〕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分工像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一样，这里侵入了“伦理领域”。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并没有削弱作为基本范畴的物化意识结构，而是加强了它。因为只要工人的命运还表现为孤立的命运（像古代奴隶那样），统治阶级的生活就能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只有资本主义才随同实现整个社会的统一经济结构，产生出一种——正式的——包括整个社会的统一的意识结构。而这种意识结构正好表现在，雇佣劳动中产生的各种意识问题以精致的、超凡脱俗的、然而正因此而更强烈的方式反复出现在统治阶级那里。但是，专门化的“大师”，即他的客体化了的和对象化了的才能的出卖者，不仅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现代的管理和审判等等具有上面提到的工厂的本质特性，而不是手工业的本质特性，对此在这里不能作更多的概述），而且对他自己的、客体化了的和对象化了的能力所起的作用也采取直观态度。这种结构在新闻界表现得最为怪诞，在那里，正是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它既不依赖于“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赖于被处理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新闻工作者们“没有气节”，出卖他们的信念和经验，这些只有当作资本主义物化的极端表现才能被理解。 〔24〕
因此，商品关系变为一种具有“幽灵般的对象性”的物，这不会停止在满足需要的各种对象向商品的转化上。它在人的整个意识上留下它的印记：他的特性和能力不再同人的有机统一相联系，而是表现为人“占有”和“出卖”的一些“物”，像外部世界的各种不同对象一样。根据自然规律，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人使他的肉体和心灵的特性发挥作用的任何能力，越来越屈从于这种物化形式。就此而言，我们仅仅想一下婚姻吧！在这方面没有必要指明19世纪的发展，因为康德以伟大思想家的朴实的愤世嫉俗的坦率态度清楚地说出了这种事实情况。他说：“性的共同体就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互利用对方的性器官和能力……婚姻……就是异性的两个人的结合，为了相互占有对方的性特性，达到传种接代之目的”。 〔25〕
但是，世界的这种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渗进了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在它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了自己的极限。这就是说，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合理化，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形式上的——规律，虽然直接地和表面看来归入一个有普遍“规律”的统一系统，但是，看不到这些规律的内容所依据的具体方面，就会使这种规律系统实际上显得缺乏联系，使局部系统的相互联系显得是偶然的，使这些局部系统相互之间表现出——比较——大的独立性。这种缺乏联系的情况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危机时期。从这种考察的立场来看，危机时期的本质恰恰在于，从一局部系统向另一局部系统转变时，直接的连续性破裂了，而它们相互之间的独立性，它们相互之间的偶然相关性，突然进入所有人的意识里。所以，恩格斯能够把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规定为偶然性的规律。 〔26〕
但是，在仔细观察时，危机的结构就仅仅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日常生活在量上的增加和越来越紧张。就在心不在焉的平日里，这种生活的自然规律性似乎牢固统一的一致会突然四分五裂。这种情况所以可能发生，仅仅是因为这种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局部系统）的相互联系即使在最正常起作用时也是偶然的，因此那种假象，即似乎整个社会生活都服从于一种“永恒的、铁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区分为各个别领域的不同的特殊规律，必然显出其假象的原形。更确切地说，社会的真正结构表现为各种独立的、合理化的、形式上的局部规律，它们之间的联系仅仅在形式上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形式上的联系能在形式上被系统化），但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和具体地说，它们相互之间只有偶然的联系。当我们作一些更确切的分析时，纯经济现象就显示出这种联系。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但是，这里提到的情况只应有助于在方法上说明实际情况，而决不需要对问题的实质性研究提供一种肤浅的打算——：“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 〔27〕 因此，“一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 〔28〕 当然，这只是举出的几个例子。显然，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结构是以以下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方面，一切个别现象中存在着严格合乎规律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总过程却具有相对的不合理性。“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相互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 〔29〕 建立在私有经济计算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要求合乎规律的局部细节和偶然的整体有相互联系；它以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为前提；它在对社会实行支配的情况下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结构。在商品交换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的阶段上，这一点已经在推测性计算的本质中、即在商品所有者的经济活动方式中打下了基础。当整个社会的确切的、合理的、合乎规律起作用的形态也同个别现象的合理性相符合时，不同商品所有者的竞争就不可能了。如果合理的计算有了可能，商品生产所有个别部分的规律就必然受商品所有者的完全控制。虽然利用的机会，“市场”的规律，在可计算即概率计算的意义上也必然是合理的，但是它们不会像各个个别现象那样在同一种意义上由某种“规律”来支配，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合理地完全组织起来。当然，光这一点绝对排除不了有支配整体的某种“规律”。只是这种“规律”一方面必然是相互独立的个别商品所有者独立活动的“无意识的”产物，因此是相互作用的各种“偶然性”的规律，而不是真正合理组织的规律。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规律不仅能超脱个人的意志而起作用，而且它也决不是完全地和相应地可被认识的 。因为对整体的完全认识，将使这种认识的主体获得这样一种垄断地位，而这种垄断地位就意味着扬弃资本主义的经济。
但是，正是在这一难点上，这种不合理性，整体的这种——极难以解决的——“规律性”，即原则上 和质上 不同于局部规律的一种规律，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起作用的一种要求，一种前提，而且也是资本主义分工的产物。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这种分工破坏了任何一个有机统一的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把它分解成它的各种组成部分，以便让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特别适合于这些组成部分的“专家”，以最合理的方式来完成这些合理的和人为分离开的局部职能。但是，各种局部职能的这种合理化和孤立化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它们中的任何一种职能都是独立的，并倾向于自行负责、根据自己特长的逻辑、不依赖于社会其他局部职能（或它所归属的社会那一部分的职能）地使自己进一步改进。可以理解的是，这种倾向正在随着不断增加的和越来越合理化的分工而增长着。因为这种分工越发展，成为这种倾向体现者的“专家们”，对职业、地位等等的兴趣也就越强烈。这种分离运动并不局限于一定领域的一些部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社会分工所产生的那些大的领域，这种分离运动甚至能更加清楚地觉察出来。恩格斯对法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变化过程作了如下描述：“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 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 〔30〕 关于行政管理部门（我们只要想一想军事机构从民政管理部门中独立出来就行了）、学术研究机构等等各个“职权范围”之间的就近联系和斗争的其他例子，大概几乎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列举了。
但是，我们决不可忘记：只有变成了实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才具有这种变化事物的功能。任何一种直观的、单纯认识的态度归根结底和它的对象总是处于一种分裂的关系之中，而简单地把在这儿认识了的结构放到任何一种有别于无产阶级行动的态度中的做法只能造成一种新的概念神话学，只能退回到被马克思克服了的古典哲学的立场上去，这是因为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在它和整个发展过程的关系中是实践的。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单纯认识的态度总是带有直接性的缺点，这就是说，它最终总是和一系列一成不变的，不能溶化为过程的对象相对立。它的辩证的本质只能在于以实践、以无产阶级的行动为目标的倾向中，只能在于它批判地意识到这种自己的任何一种非实践态度固有的直接性倾向，并力求始终批判地说明同作为过程的总体、同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行动的中介，即关系。
但是，无产阶级思维的实践性质的形成和变为现实同样也是辩证的过程。在这种思维中，自我批判不仅是它的客体的自我批判，即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而且同时也是对这样一些情况的批判思考：它自己的实践本质实际上已显现多少，客观上能达到的真正实践的阶段是什么，客观的可能性实际上有多少已经变为现实。因为很清楚，不管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了社会现象的过程性，不管我们如何正确地揭露了这些现象的僵硬物化的假象，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在实践上 消除了这种假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性”。这种认识能 真正变为实践的时机同样是由社会发展过程决定的。因此，无产阶级的思维起初只是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 （Theorie der Praxis），它只是逐步地（当然常常是跳跃式地）转变为改造现实的实践的理论 （praktische Theorie）。要想在这儿概述一下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是不可能的，但是只有这种概述才能非常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即无产者组成为阶级）的辩证发展的道路。只有这种概述才可能说明无产阶级的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状况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之间的深刻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只有这种概述才可能使我们关于无产阶级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同一的主体—客体的论断真正地具体化 〔176〕 。
因为连无产阶级本身也只有当它采取真正实践的态度时，它才能克服物化。而这一过程的本质还在于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所有形式的物化，甚至会有一系列的对象看来或多或少没有被这一过程所触动。这首先指的是自然。但是对于许多社会现象来说，下面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即这些社会现象的辩证变化所取的途径不同于我们曾试图借以观察和描述历史的辩证本质，和打破物化界限的过程的那些社会现象。我们已经看到，例如，个别艺术现象表现出对辩证变化的质的本质是多么的敏感，但却没有或并不能因此就意识到它们所揭露和表现的那个对立的本质和意义。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社会存在的其他现象只是以抽象的形式具有它们的内在对立，这就是说，它们的内在对立只是别的更主要现象的内在矛盾的副产品，但后者的内在矛盾客观上也只能通过前者的内在对立的中介，才能显现出来，而且只有通过它们的辩证法，才能变成辩证的（如利息和利润的对立）。只有各种现象集合体的辩证特性中的这种质的差异体系才有可能为我们提供那个为正确认识现在所必不可少的具体的范畴总体。这些范畴的等级有可能同时从思想上规定体系和历史的统一点，也就是有可能实现我们已经说过的马克思关于范畴的要求：“它们的次序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
但是，在任何一种自觉地辩证的思想体系中，不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而且早已在普罗克洛的体系中，任何次序本身也是辩证的。范畴的辩证演绎决不能是简单地把相同的形式平列起来或按顺序排列；是的，如果方法不应该退化为僵化的模式的话，甚至连形式之间始终不变的关系（如著名的正—反—合三段论）也不可能是作重复的机械的运动。使辩证的方法固定为模式的情况，我们可以在黑格尔那儿，在他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可以在他的模仿者们那儿看到，而马克思的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则是对这种固定化的唯一的检验方法和唯一的防止手段。但是，我们还是必须从方法论上从这种情况中作出一切可能的结论。黑格尔本人已经区分了纯粹否定的和纯粹肯定的辩证法。 〔177〕 肯定的辩证法就是特定的内容的发展，就是对具体的总体的阐述。不过，他在论述的时候，几乎总是循着从反思规定直至肯定的辩证法这样一条相同的道路前进的，虽然举例来说，他的作为“他在”、观念的“自我外化”的自然概念 〔178〕 把肯定的辩证法直接地排除了。（这大概是他的自然哲学充满极其牵强附会的结构在方法论上的原因之一。）虽然黑格尔本人有时历史地、清楚地看到，自然的辩证法，由于主体至少在迄今已达到的阶段上不可能被纳入辩证的过程中，是决不能超出独立的旁观者眼中的运动的辩证法的高度的。因此，他强调指出，芝诺（Zenon）的二律背反已经达到了康德的二律背反这样的认识高度，因此在这里再要继续往前走已经不可能了 〔179〕 。这样一来，就必须把自然界的纯客观的运动辩证法在方法论上与社会的辩证法分离开来，而在社会的辩证法中，主体也被纳入到了辩证的相互关系之中，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变得辩证了等等。（对自然的认识 的发展，作为社会形式属于第二种类型的辩证法，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为了具体地发展辩证的方法，具体地描述辩证法的不同类型就可能是绝对地必需的。黑格尔区分肯定的和否定的辩证法，区分直观、表象和概念这几个阶段（不必拘泥于他的术语），只是指出区分的几种类型而已。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找到清晰地进行结构分析的丰富材料来说明还有别的类型。当然即使是十分简略地谈一谈这种辩证形式的类型学也已远远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了。
但是，比这种方法论的区分更重要的则是，即使那些明显地处于辩证过程中心的客体也要在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中才能摒弃它们的物化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甚至对国家和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的组织，都只意味着是一些阶段，当然是十分重要的阶段，但决不意味着是最终目标的达到。甚至看来，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阶段似乎可能有使物化进一步加剧，将其推到极点的倾向。大致像拉萨尔在致马克思信中所说的那样：“老黑格尔习惯于说：就在一个新质马上要出现之前，旧质通过把在它还有生存能力时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显著的差异和特点加以扬弃和收回到自身之中的方法，而把自己凝聚成它的纯粹普遍的原初本质，凝聚成它的简单的总体。” 〔180〕 另一方面，布哈林的下述看法也是正确的：在资本主义解体时期，拜物教的范畴将不起作用，必须求助于作为它们的基础的“自然形式”。 〔181〕 但是，这两种观点之间只是看似矛盾。更确切地说，正是这样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物化形式的越来越空虚（可以说它们的外壳由于内部的空虚而破裂了），它们越来越没有能力把现象把握为个别的现象和加以反思、考虑；而另一方面是它们的量同时又在增加，它们空泛地扩张到了现象的整个表面——正是这两个方面在矛盾中构成了行将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标志。随着这种矛盾的不断尖锐，无产阶级不但越来越有可能用它的积极的内容来取代这些空洞破裂的外壳，而且——至少是暂时地——也面临着在意识形态上屈服于资产阶级文化的这种极其空洞和腐朽的形式的危险。就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说，发展是不会自行发挥作用的，旧的直观的机械的唯物主义所不能理解的真理，即变革和解放只能出自自己的行动，“教育者本身必须受教育”，正在变得越来越适用于无产阶级。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确立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它的立场；客观的经济发展只能赋予无产阶级以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这一改造本身却只能是无产阶级自身的自由的行动。
注释
〔1〕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3卷第39页。
〔2〕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368—369页。
〔3〕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939—940页。
〔4〕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8—89页。关于这种对立，可参见马克思对商品同其价值的交换之间和商品同其生产价格的交换之间的区别所作的纯经济学论述。《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198页。
〔5〕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193页注41。
〔6〕 参见《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00—301，第326页。
〔7〕 这整个过程在《资本论》第1卷中被历史地和系统地加以表述。这些事实本身——当然大多没有涉及物化问题——在毕歇尔、桑巴特、A. 韦伯、高特尔等人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中也有。
〔8〕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519—520页。
〔9〕 同上，第394页注。
〔10〕 从个人 意识的角度来看，这种假象是完全有根据的。就阶级而论，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服从是一种漫长斗争的产物，这种斗争随着无产阶级组织成为一个阶级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只是在更高水平上和用不同的武器。
〔11〕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411—412，第459—460，第504页等。显而易见，这种“直观”可能比手工劳动的“主动性”更费力和更费神。但是，我们在此不研究这一点。
〔12〕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96—97页。
〔13〕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83页。
〔14〕 参见高特尔《经济和技术》，《社会经济学概要》Ⅱ德文版第234页以下。
〔15〕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94页。
〔16〕 这首先是指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圣麦克斯》，《全集》第3卷第254页。接着这种考察，就是马克思对物化结构深入到语言里去这种现象作的非常出色的评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进行语言学研究可能得到很有趣的成果。
〔17〕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441—442页。
〔18〕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938页。
〔19〕 马克斯·韦伯：《政治著作全集》，慕尼黑1921年版第140—142页。韦伯提到英国的法律发展，这与我们的问题无关。关于经济—计算原则的缓慢贯彻，也可参见韦伯的《工业的地位》，德文版特别是第216页。
〔20〕 马克斯·韦伯：《经济和社会》，德文版第491页。
〔21〕 同上书，第129页。
〔22〕 这里 对国家等等的阶级性质没有加以强调，这是因为我们的目的在于把物化理解为整个 资产阶级社会普遍的 、结构上的基本现象。否则，阶级立场就必须在考察机器时谈起。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本文第Ⅲ部分。
〔23〕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马克斯·韦伯《政治著作全集》，德文版第154页。
〔24〕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A. 福加拉西的论文，载《共产主义》杂志，第2年度第25—26号。
〔25〕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德文版第一部分第24页。
〔26〕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99页。
〔27〕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72页。
〔28〕 同上书，第209页。
〔29〕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94页。
〔30〕 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全集》第37卷第488页。
〔31〕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40页。
〔32〕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3卷第16页。
〔33〕 希法亭：《金融资本》，德文第二版第378—379页。
〔34〕 《资本论》第2卷，《全集》第24卷第89页。
〔35〕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德文第1版第78—79页。拟定这一发展和伟大理性主义体系发展之间在方法上的联系，是一项很吸引人的任务。
〔36〕 转引自伯格鲍姆《法学和法哲学》，德文版第170页。
〔37〕 伯格鲍姆：《法学和法哲学》，德文版第375页。
〔38〕 普罗伊斯：《论法律概念形成的方法》，载《施莫勒尔的年鉴》1900年德文版第370页。
〔39〕 《自然法教科书》，柏林1799年德文版第141节。马克思和胡果的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7—106页）当时还站在黑格尔派的立场上。
〔40〕 《国家法理论的主要问题》，德文版第411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41〕 F. 佐穆洛：《法学基本理论》，德文版第177页。
〔42〕 《纯粹理性批判》，德文雷克拉姆版第17页。
〔43〕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409—410页。
〔44〕 参见托尼斯的《霍布斯的生平和学说》，特别是恩斯特·卡西尔的《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本文在后面还将提到后一本书的论断，由于这些论断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获得的，并描述了同一条发展途径，即数学的精确科学理性主义对近代思想形成所起的作用，因而对我们是极有价值的。
〔45〕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533—534页。也可参见古特尔的和古代相对立的观点：《经济和技术——社会经济学大纲》，德文版第2卷第238—245页。因此，“理性主义”的概念不能抽象地和非历史地滥用。我们必须始终明确地规定与它有关的对象（即生活领域），特别是必须始终明确地规定那些与它无关的对象。
〔46〕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德文版第2卷第165—170页。印度所有“专门科学”的发展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构：在个别的部分有非常发达的技术，这些个别的部分和理性的总体无关，不试图 使整体理性化，不试图 把理性的范畴提高为普遍的范畴。（同上书，第146—147页，第166—167页。）儒家的“理性主义”也有类似的情况，同上书，第527页。
〔47〕 康德完成了18世纪的哲学。无论是洛克—贝克莱—休谟的发展，还是法国唯物主义的发展，都是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的。对于个别的阶段，以及不同流派之间重要分歧的概略叙述，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48〕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第403—404页，也可参见第330页及其后的论述。
〔49〕 费尔巴哈也把感性的绝对的（知性的）先验性问题和上帝存在的矛盾联系起来。“上帝存在的证明超越了理性的界限，这是对的，但是要在看、听、嗅也超越了理性的界限这样一个意义上才是对的。”《基督教的本质》，德文雷克拉姆版第330页。休谟和康德也有类似的思想，可参见卡西尔在《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一书，第2卷第608页的论述。
〔50〕 我们看到拉斯克对这一问题作了最清楚的论述：“对于主观性来说”（也就是对于逻辑判断的主观性来说），“这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恰恰构成了研究它的全部目标，即当要以相应的范畴来把握某个特定的单个质料时，逻辑形式一般地划分为什么样的范畴，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样的单个质料构成各个范畴的质料范围。”《判断学说》第162页。
〔51〕 《纯粹理性批判》，第564页。
〔52〕 这里不可能说明，不但是希腊哲学（像普罗克洛这样很晚才出现的思想家也许可以除外），而且连中世纪哲学也不知道有我们意义上的体系；只是近代的解释才把“体系”用到了它们的身上。体系的问题是在近代出现的，大约是随着笛卡儿、斯宾诺莎才出现的，并从莱布尼兹、康德开始日益成为一个自觉的方法论要求。
〔53〕 “无限知性”的观念，理智直觉的观念等等，部分地有助于从认识论上来解决问题。但是康德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暗示了我们要在这儿论述的问题。
〔54〕 又是拉斯克的论述最为尖锐、清楚。参见《哲学的逻辑》，德文版第60—62页。只是他也没有从自己的论证中得出所有的结论，特别是理性的体系原则上的不可能性。
〔55〕 人们也许会想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在这种方法中，逻辑学的整个领域最终被变成了更高级的“事实的体系”，胡塞尔本人也把这种方法称为一种纯粹描写的方法。参见《论纯粹现象学的思想》，载《胡塞尔年鉴》，德文版第1卷第113页。
〔56〕 莱布尼兹哲学的这种基本倾向在迈蒙的哲学中获得了一种成熟的形态，即自在之物和“理念的偶然性”的问题解体的形态；莱布尼兹对费希特，和通过他对后来的发展所起的重大影响都是由此而来的。我们发现，李凯尔特的文章《一个、统一和一》（载《逻辑》Ⅱ，第1页）对数学的非理性问题作了极深刻的分析。
〔57〕 《1804年的知识学》，第XV篇讲演，《费希特全集》（新版），德文版第4卷第288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后来的“批判”哲学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只是清楚的程度不同而已。提得最清楚的则是文德尔班（Windelband），他把存在规定为“内容对形式的不依赖性”。我认为，他的批评者们只是模糊了他的矛盾，但决没有解决他所存在的问题。
〔58〕 对各哲学流派的批评不是本文的任务。因此我在这儿只想把它们向（方法论上是属于前批判时期的）自然法的倒退引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简述的正确性。这一自然法——根据其性质，而不是根据其术语——可以在科恩和接近马堡学派的施塔姆勒那儿看到。
〔59〕 这个学派的最坚决代表之一李凯尔特赋予了从方法论上奠定了历史科学基础的文化价值的纯形式的特征特别能说明这种情况（参见本文第3部分）。
〔60〕 《先验逻辑学》，第23篇讲演，《费希特全集》第4卷第335页。我在这里要向不熟悉古典哲学的读者强调指出：费希特的自我（Ichheit）概念和经验的自我（Ich）无关。
〔61〕 《知识学的第2篇导言》，《费希特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52页。费希特每一部著作中使用的术语是不同的，但这并不能掩盖这样的情况：实际上 它们始终在论述同一个问题。
〔62〕 参见《实践理性批判》，哲学丛书，第72页。
〔63〕 “自然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在规律控制下的事物的存在。”同上书，第57页。
〔64〕 参见《实践理性批判》，哲学丛书，第125—126页。
〔65〕 《论对自然法的科学研究方法》，《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352—353页。参见同书第351页。“因为它（义务）是绝对地从意志的所有质料中提取而来的；内容决定了随意性的无自由。”在《精神现象学》里讲得更清楚：“因为纯粹的义务……对任何内容都是漠不关心的，对任何内容都能容忍。”《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485页。
〔66〕 在希腊人那儿，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清楚。近代开始阶段的那些伟大体系，特别是斯宾诺莎的体系也显示了这种结构。
〔67〕 《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第472—473页。
〔68〕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78页及以下几页。
〔69〕 《博士论文》，《全集》第40卷第284页。
〔70〕 “自然”状态下思维的出发点，例如坎特伯雷的安瑟伦的“信仰而后理智”（credo ut intelligam）和印度思维的出发点（“只要他选择了谁，他就为谁所理解”，关于“大我”〔Atman〕就是这样说的），这种出发点使近代思想感到十分奇怪，但它们的存在基础说明这些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笛卡儿的系统的怀疑论是“精确”思维的出发点，它只是在近代开始阶段被非常自觉地感觉到的这种对立的最清楚的表达。这种对立再现在从伽利略开始到培根的所有重要思想家的身上。
〔71〕 关于这种普遍数学的历史，请参见卡西勒的著作，出处同上，第1卷第446和563页；第2卷第138和第156页等。关于这种将现实数学化和资产阶级推算规律预期结果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可参见朗格：《唯物主义史》，雷克拉姆版第1卷第321—332页，论述霍布斯、笛卡儿和培根等人的部分。
〔72〕 柏拉图的理念说——正确性如何，暂且不论——，同总体及既定物的质的存在处于一种无法分开的联系之中。直观至少意味着打碎把灵魂禁锢在经验界限内的桎梏。斯多噶派的无动于衷（Ataraxie）的理想早已表明这种完全纯粹的直观，当然不会自相矛盾地和狂热的、不间断的“活动”有什么联系。
〔73〕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异同》，《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242页。马克思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观点，清楚地证明了，任何一种这样的社会“原子”论无非是纯粹资产阶级立场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见《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153—154页。这一论断并没有取消这种观点的“客观性”：这些观点同样是物化的人关于他对社会态度的必然的意识形式。
〔74〕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528页。
〔75〕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428页注111。
〔76〕 《普遍性和社会》，德文第3版第38页。
〔7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全集》第21卷第317页。
〔78〕 例如《精神现象学》的前言，《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0页，及第67—68，第451页等。
〔79〕 马克思在常常被引用的、本文也引用了的关于无产阶级的一些重要论述中也应用了这一术语。见《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96页。黑格尔关于整个问题的论述可参见《逻辑学》的有关部分，特别是《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127页，第166页，和第4卷，第120页，以及在不同的地方对康德的批判。
〔80〕 《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第208页等。
〔81〕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集》第1卷第614页。
〔82〕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49—650页。关于资产阶级的“虚假意识”可参见拙文《阶级意识》。
〔83〕 黑格尔反复的尖锐的批评都同这一点有关。但是连歌德（Goethe）对康德伦理学的拒绝也归结于这个问题。当然他是出于别的原因，并相应地采用了别的术语。康德的伦理学被赋予全面解决自在之物问题的任务，这一点在康德著作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如《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德文版《哲学丛书》第87页；《实践理性批判》，德文版第123页。
〔84〕 《纯粹理性批判》，德文版第77页。
〔85〕 关于这两个原则在方法论上的相互关系，可参见拙文《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
〔86〕 《唯物主义史论集》德文版第54页及以下几页，第122页及以下几页。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多么——当然是以质朴的形式——接近自在之物问题的，可参见同书第9，第51等页。
〔87〕 我们不可能在这儿提出关于《鲁宾逊漂流记》这类小说的历史。我只想请读者自己去参阅马克思的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页）和卡西勒对这一问题在霍布斯认识论中的作用所作的细致入微的论述，见前引书，Ⅱ，第61及以下几页。
〔88〕 关于此点特别请参看《判断力批判》第42节。真正的和模仿的夜莺的例子，经过席勒（Schiller）对后来的整个问题的提出有着重大的影响。“有机的成长物”的概念怎样作为反对物化的战斗口号，经过德国浪漫派，历史法学派，卡莱尔、罗斯金等人，获得了一种越来越清楚的反动作用，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问题，但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也只是对象的结构 ：自然内在化的这个表面的顶点恰恰意味着完全放弃了对它的理解。作为内容的形式和自然规律一样，也是以未被理解和不能理解的客体（自在之物）为前提的。
〔89〕 《伦理学体系》第3部分第31节．载《费希特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747页。也许是非常有趣和值得一为的任务是指出，方法论上如此罕为人理解的古典时期的自然哲学是怎样必然地产生于这种情况的。歌德的自然哲学是在反对牛顿对自然的“亵渎”的斗争中产生的，这不是偶然的；它也没有对后来的全部发展所提出的问题具有什么决定性作用。但这两点只能从人、自然和艺术的这种关系来理解；从方法论上回到作为反对数学的自然概念的首次斗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定性自然哲学上去，这一点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
〔90〕 《判断力批判》，德文版第77节。
〔91〕 《美育书简》，德文版第15封。
〔92〕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异同》，《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174页。
〔93〕 谢林后期哲学的实际核心就隐藏在对此 的反对之中。只是思想上神话化的方法已转变为纯粹的反动。如同应该指出的那样，黑格尔意味着理性主义方法的绝对顶峰。因此对他的克服只能是思维和存在不再处于直观的 关系之中，只能是具体地指出 同一的主体一客体。谢林进行了荒谬的尝试：从相反方向，纯思想地走完这条路，并因此和一切古典哲学的模仿者们一样，他的终点就是对空洞的非理性的颂扬，就是一种反动的神话学。
〔94〕 我在这儿也不能进一步探讨问题的历史。我只想指出：这儿是从方法论上理解浪漫派提出的问题的地方。例如有名的、但罕为人理解的“嘲讽”这类概念就源自这种情况。除了F. 施莱格尔外，非常不合理地被遗忘了的苏尔格以他的尖锐的问题也成了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辩证方法的先驱。他采取了一种类似处于康德和费希特之间的迈蒙的立场。神话在谢林美学中的作用也可从问题的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些问题和作为情绪的自然概念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前后一致的，近代的艺术观的进一步发展表明，真正批判的，非形而上学地体现的艺术家世界观导致进一步撕碎主体的统一性，也就是导致现实的物化征兆的增加。（如福楼拜、康拉德·费德勒等人。）参见从方法论上论述这个问题的我的论文：《美学中的主—客关系》，见《逻各斯》第4辑。
〔95〕 《诗和真》，第十二篇。哈曼的隐蔽的影响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
〔96〕 《费希特和谢林哲学体系的异同》，《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173—174页。现象学是对这样一种方法的最好的尝试（连黑格尔也没有超过这一点）。
〔97〕 拉斯克是近代最机敏、最有逻辑的新康德主义者。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这一转变：“连批评者也要承认黑格尔在如下一点上是对的：如果辩证地变化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这样，而且只有这样 ，才能克服非理性。”《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和历史》德文版第67页。
〔98〕 参见普列汉诺夫的论述，同前书第9，第51页等。但从方法论上来看，只是对形式主义的理论主义才存在着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尽管有人可能认为中世纪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具有客观的、科学的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中世纪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就更不存在不可解决的问题了。人们可以把普列汉诺夫引证的霍尔巴赫的论述（人们不能知道：“是先有蛋，还是先有动物？”）和迈斯特·爱克哈特的“大自然把小孩变成人，把鸡蛋变成鸡；上帝使人先于小孩，使鸡先于鸡蛋。”（《高贵者的说教》）加以比较。很清楚，在这儿重要的只是方法论 立场的鲜明对比。普列汉诺夫在这种方法论限制（这种限制使历史表现为自在之物）的基础上，正确地把这些探讨历史的唯物主义者称为天真的唯心主义者。《纪念黑格尔逝世60周年》见《新时代》X，I，第273页。
〔99〕 这儿也只能简单地提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这个问题上的对立不久就得到了清楚明白的阐述。我想举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孔多塞尝试的批评（1795年）为例，后者试图提出一种理性主义的历史解释（带有孔德、斯宾塞的特点）。“人的持久性 是纯科学的对象，而人的改变，则相反，不论是个别人的，还是一群人的，都是人类史的对象。”《青年时期散文集》，维也纳1906年，第2卷第52页。
〔100〕 《哲学全书》，德文版第389节。在这儿，对于我们重要的当然只是问题的方法论方面。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直观的、形式理性主义的概念都显示了这种物化的不可理解性。近代从事物概念向功能概念的过渡丝毫没有改变这种 情况，原因是就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在这里只有形式和内容关系才是决定性的）而言，功能概念和事物概念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正是它们把它们的形式理性主义结构推到了极点。
〔101〕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67页。
〔102〕 《法哲学原理》，德文版第345—347节，《哲学全书》，德文版第548—552节。
〔103〕 在对体系的那些最后的论述中，历史是从法哲学向绝对精神的过渡。（在《精神现象学》里，关系更复杂，但从方法论上来看，同样是不明确和不清楚的。）因此，根据黑格尔《逻辑学》，绝对精神必须在自身中扬弃历史，这是因为绝对精神是先行的因素，即历史的真理。黑格尔哲学史的结论告诉我们，历史不会让自己在辩证方法中遭到扬弃。在黑格尔的哲学史里，即在体系的顶峰，在“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环节，历史重又出现并在它那一方面超越了哲学：“思想规定性具有这种重要性，这一点是不属于哲学史的一种进一步的认识。这些概念是世界精神的最简单显现，其较为具体的形态就是历史。”《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5卷第618页。
〔104〕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174页。不言而喻的是，费希特对这种偶然性的强调要厉害得多。
〔105〕 参见拙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106〕 但这样一来，连逻辑学本身也成了有问题的了。黑格尔要求概念是“重新建立的存在”（《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5卷第30页），这种要求只能在实际创造出了同一的主体—客体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一点的不能实现，使概念获得了一种康德唯心主义的意义，这种意义和它的辩证法的功能是矛盾的。对这一点的论述，则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107〕 参见我的论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阶级意识》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的转变》。由于这些论文的主题思想是如此密切相关。因此很遗憾，并不总是能避免重复的论述。
〔108〕 《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44页。
〔109〕 《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德文第2版第562页。
〔110〕 《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德文第2版第606—607页。
〔111〕 参见我的论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112〕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483—484页。
〔113〕 参见普列汉诺夫对18世纪唯物主义的论述，同前书，第51页。资产阶级的危机理论、法律起源理论等等都采取了这种方法论立场。这一点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指出过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历史本身中看到，一个非世界史的、不是始终与发展过程的总体相联系的考察必然把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转折点视为无意义的灾难。这是因为它们的原因是存在于灾难本身之外的，它们的结果在这些灾难中表现得最为可怕。人们可以想一想民族大迁移，想一想从文艺复兴以来德国历史走的下坡路，等等。
〔114〕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73页。
〔115〕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75页。
〔116〕 例如可参见《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384—385，第399—400，第424，第429—431，第442—443页等。
〔117〕 《货币的哲学》，德文版第531页。
〔118〕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54页。
〔119〕 我又要提到普列汉诺夫指出的旧唯物主义的两难困境。任何一种资产阶级历史观的逻辑立场都力图把“群众”机器化和把英雄非理性化。这一点马克思已向布鲁诺·鲍威尔指出过了（《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99页及以下几页）。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在卡莱尔或尼采那儿发现这样一种两重性历史观。即使像李凯尔特那样谨慎的思想家（尽管是有保留的，见前引书，德文版第380页）也倾向把“环境”和“群众运动”看作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和只把个人看作为历史的个体（见前引书，德文版第444，第460—461等页）。
〔120〕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2卷第758页。
〔121〕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48—149页。
〔122〕 《实践理性批判》德文版第38—39页，也可参见第24，第123页等；《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德文版第4，第38页。也可参见黑格尔的批判，见《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133页及以下几页。
〔123〕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147页。参见杨一之先生译《逻辑学》商务版上卷第141页。黑格尔原文中的Dasein，杨一之先生译为“实有”，本书译者在引用时，为与全书译名统一，改为“存在”。——译者注
〔124〕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262页。参见杨一之先生译《逻辑学》上卷第250页。
〔125〕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432—435页。参见杨一之先生译《逻辑学》上卷第402—405页。普列汉诺夫的功绩是早在1891年就已指出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这一方面对区分进化和革命的重要性。（《新时代》德文版X/I第280页及以下几页，Neue Zeit X/I,S. 280ff.）。遗憾的是，竟没有人在这方面继承他的理论。
〔126〕 这个问题的方法论方面，请首先参考黑格尔《宗教哲学》德文版第一部分，特别是《黑格尔全集》第11卷第158—159页：“没有直接的知识。直接的知识就是当我们没有中介意识的时候，然而它还是被中介了。”《精神现象学》序言中也有类似的话：“所以唯有这种正在重建着的自身同一性或在它物中的自身反映，才是绝对的真理，而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就其自身而言，则不是绝对的真理。”《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15页。（参见贺麟、王玖兴先生译《精神现象学》商务版第11页。）
〔127〕 恩格斯实际上也同意黑格尔关于虚假的东西的学说（最精彩的论述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30页及以下几页。参见贺麟、王玖兴先生译《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3—26页等。daa Falsch一词，贺、王译为“虚假”、“虚妄”、“虚假的东西”等。）例如可参见他对“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批评（《费尔巴哈论》，《全集》第21卷第330页等）。这当然只是指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有独创性见解的代表人物，模仿者、折中主义者和没落阶级利益赤裸裸的维护者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128〕 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这一区别可参见拙文《阶级意识》。
〔129〕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3卷第23页。
〔130〕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28页。
〔131〕 一切所谓的禁欲理论归根到底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方面首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强调“内心的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所起的作用。连马克思也证实了这种事实，他指出，对资本家来说，“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像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记在资本的借方一样”（《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50页）。
〔132〕 《工资、价格和利润》，《全集》第16卷第161页。
〔133〕 《反杜林论》，《全集》第20卷第139页。
〔134〕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342页。
〔135〕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3卷第22页。
〔136〕 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经济学家先生们一向都忽略了这样一件极其简单的历史事实：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形式，只是20码麻布＝2英镑这一形式的未经发展的基础，所以，最简单的商品形式 ——在这种形式中，商品的价值还没有表现为与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而只是表现为和自己的天然形式不相同的东西——这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 。”（《全集》第31卷第311页）还可参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差别所作的杰出分析：“在实际流通过程中威胁着商品的一切风暴正是集中在这个差别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3卷第59页）
〔137〕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7页。
〔138〕 《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集》第12卷第755页。
〔139〕 马克思是这样评价费尔巴哈的“类”的，他只能把它“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集》第3卷第5页。）任何和费尔巴哈类似的观点一点也不比费尔巴哈的高明，甚至常常是极其不如他的。
〔140〕 《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全集》第1卷第483页。在这儿，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方法论方面的含义。梅林提出的问题（同前书，第30页），即马克思是否过高评价了纺织工人起义的觉悟，不属于我们在这儿讨论的范围。马克思在这儿也是从方法论上完整地描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意识发展的本质，而他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雾月十八日政变》等中指出的）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差异的观点，完全是循着在这儿开始的方向前进的。
〔141〕 人们可以想一想巴霍芬对《奥列斯特》（Orestie）的分析及其对社会发展史的意义。由于思想上的局限，巴霍芬只能对戏剧作出正确解释，而不能做深入的研究，这一点恰恰证明了这儿提出的观点的正确性。
〔142〕 参见马克思对工业后备军和剩余人口的分析（《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89页及以下几页）。
〔143〕 《哲学全书》，德文版第81节。
〔144〕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262页，参见《工资、价格和利润》，《全集》第16卷第159—163页。
〔145〕 这儿所讲的资产阶级的“事后”（Post-festum）意识可参看《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变化》和《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146〕 这儿不可能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虽然正是这种区别才有可能明确地把古代和现代区分开来。这是因为赫拉克里特的自我扬弃的事物概念实际上和现代思想的物化结构极其接近。然而正因此，古代思想的局限性就明显地体现了古代社会的局限性。古代思想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不能辩证地把握那时的社会存在，并进而辩证地把握历史。马克思在谈到其他问题时，曾顺便指出了亚里士多德“经济学”中的这一局限性。虽然是顺便提到的，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却和其他问题是一致的。黑格尔和拉萨尔的特点就是过高估计赫拉克里特的“现代性”，但由此我们却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也没能超越这一“古代”思想的局限性（主要就是对思想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采取不批判的态度），并在他们哲学的基本特征，即直观、思辨和非唯物、非实践中表现了出来。
〔147〕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22，第625页。以前我们曾强调从量到质的骤变是每一个单个环节的特征，这一点在我们引用的马克思的话中也得到了反映。量变的环节，当然只是孤立地来看，仍是数量的变化。但它们作为变化的环节，却呈现出了资本经济结构的质的变化。
〔148〕 《雇佣劳动与资本》，《全集》第6卷第490页。
〔149〕 参见《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变化》，关于事实和现实，请参见《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150〕 参见关于中等企业的消失和增长的争论。罗莎·卢森堡：《是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德文版第11页及以下几页。
〔151〕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371页。
〔152〕 同上书，第399页。这样，市场利息率“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是作为固定的量出现的。”普遍的利润率在倾向上和它是完全相反的。同上书，第410页。这一点正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原则差异之所在。
〔153〕 参见《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154〕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98页。
〔155〕 参见马克思对边沁的评论，见《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69—670页。
〔156〕 人们可以在《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919页及以下几页看到对这一顺序的绝妙阐述。
〔157〕 现代实用主义就是一个范例。
〔158〕 《神圣家族》，《全集》第2卷第245页。
〔159〕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卷第452—453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卢卡奇加的。
〔160〕 参阅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德文舨第1卷中的论文。人们是否同意他的因果说对如何评价他的事实材料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关于资本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关系也可参阅恩格斯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发表的看法，见《新时代》（Neue Zeit）XI,I,43（《全集》第22卷第349页。——译者注）。存在和伦理的这种结构也存在在康德的体系中，例如可参阅《实践理性批判》中的章节（德文版第120页）。这一节完全是用富兰克林的加尔文主义的修身伦理学的精神写成的。再作更深入的类似的分析就离题太远了。
〔161〕 《托马斯·闵采尔》，德文版第73页及以下几页。
〔162〕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3卷第37—38页。不过只是对社会的自然形式的一种——不怎么重要的——怀念情绪的回响。参见黑格尔在《信仰和知识》（《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卷第105页及以下）中所作的方法论上正确的否定批评。当然，黑格尔批评的肯定结论也等于是否定。
〔163〕 《拉萨尔著作集》，卡西尔出版社，第275—276页。拉萨尔用吹捧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的国家观念，使自己站在了资产阶级这一边，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某些自然法学说的发展中看出来。这些自然法学说正是根据“自由”和“人的尊严”的观念推论出无产阶级任何有组织运动都是非法的（例如可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和社会》，德文版第497页关于美国自然法的论述）。历史法学派的卑鄙奠基人C. 胡果，虽然是为了证明和拉萨尔相反的观点，但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思想结构，认为有些权力可以使人成为商品，然而在别的领域内他又不放弃他的“人的尊严”。见《自然法》德文版第114页。
〔164〕 参见我的论文《阶级意识》。
〔165〕 我们可以在考茨基最近发表的纲领性著作中找到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他把政治和经济严格地、机械地分离开来，表明了他是拉萨尔错误的追随者。他关于民主的观点大家是太熟悉了，我们因此无需在此赘述。至于讲到他的经济宿命论，那么他的独特之处就是，当他承认不可能具体地预见到经济危机现象时，他就是认为，从方法论上来进，过程必须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而发展乃是不言而喻的。第57页。
〔166〕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指出了认识它的实践 核心的道路，列宁的功绩就是重新发现了它。列宁一再提醒要竭尽全力抓住发展锁链中那个在特定时刻决定总体命运的“下一个环节”，他摒弃一切空想的要求，换句话说，他的“相对主义”，他的“现实政治”，这一切无非是他实际实现了青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167〕 总体是一个范畴问题，而且是一个革命行动的问题，现在是不言而喻的了。因此，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对一种始终以直观的方式在内容上研究“全部问题”（当然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的方法，我们从方法论上已经不能把它看作是总体的研究方法。这主要指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观，它的“材料丰富”始终是以放弃社会行动为目标的。
〔168〕 参见我的论文《组织问题的方法论问题》。
〔169〕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全集》第21卷第337页。
〔170〕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1卷第160页。
〔171〕 对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意义的否定丝毫也不影响对它的历史意义的评价；资产阶级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形式，只要资产阶级革命（它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环节）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作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就实际上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参见我在柏林《红旗》杂志上发表的《论摩莱萧特》、《论费尔巴哈》和《论无神论》等论文，特别是关于列宁的长文《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载《共产国际》1922年第21期（指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3—32页——译者注）。
〔172〕 拉斯克十分合逻辑地把榜样和模仿（Vorbilcllich und Nachbildlich）的范畴（关于判断的学说）引入了逻辑学。虽然他批判地摒弃了纯柏拉图主义、理念和现实的反映二元论，但是他又在逻辑学中把它们复活了。
〔173〕 因此，纯逻辑学的、纯方法论的研究只是说明了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暂时还不可能把全部范畴问题作为正在发生彻底变化的历史的现实问题来加以认识和阐述。
〔174〕 参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特别是《黑格尔全集》第2卷第73页及以下几页的论述，黑格尔对这一问题作了极其深刻的考察。此外还可参见恩斯特·布洛赫的“经历的瞬间的黑暗”的学说和他的“还没有意识到的知识”的理论。
〔175〕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2卷第207页。
〔176〕 “关于实践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论”的关系可以参见列瓦伊·尤若夫的有趣论文《策略问题》，载《共产主义》，第1卷第46—49页。然而我并不同意他的全部论述。
〔177〕 黑格尔：《哲学全书》，德文版第81节。
〔178〕 同上书，第247节。
〔179〕 《黑格尔全集》，德文版第13卷第299及以下几页。
〔180〕 《1851年12月12日的信》，G. 迈耶编，德文版第41页。
〔181〕 布哈林：《转变时期的经济学》，德文版第50—51页。
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
在布达佩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成立会上的报告
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给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任务，就是把它至今用以坚持阶级斗争的武器弄得尽可能地完善。在这些武器中，历史唯物主义自然名列前茅。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的时代里最强大的武器之一，现在，无产阶级正在准备重建社会并在其中重建文化，它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这个时代是自然的。单是为了这个原因，就有必要建立这个其任务在于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整个历史科学的研究所。至今，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一种极好的武器，但是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它只不过是一个纲领，一种对应该怎样写历史的指示。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任务：整个历史的确必须重新写，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整理、分类和评价过去的事件。我们必须尝试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法，成为历史科学的方法。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点直到现在才成为可能。对事情进行表面的考察，也许会作出如下的回答：把历史唯物主义变为科学方法的时机之所以只有到现在才成熟，是因为无产阶级才刚刚取得了政权，并随之取得了对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的支配，没有这些力量，上述目的都不能达到，旧社会也决不可能使这些力量为无产阶级服务。单单这一要求也是基于比赤裸裸的权力事实更深的动机，而这种权力事实就使无产阶级今天在物质上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组织科学。这些比较深的动机同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也就是由于阶级斗争现在从上到下而不再是从下到上地进行的事实而引起的深刻的功能变化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功能变化维护了无产阶级的所有机构，维护了它的整个思想和感情世界，维护了它的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今天，在我们成立这个研究所之时，无论如何必须讨论这些动机。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无疑，它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但是，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相反，它同时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
因此，对无产阶级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比科学研究的某一方法，具有高得多的价值。它是无产阶级所有武器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然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意味着它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不过，对无产阶级来说，这种意识的觉醒处处都表现为对真实状况（实际存在的历史联系）认识的结果，这正好是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所有的阶级斗争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那种东西：无产阶级实际上从真正的科学中，从对现实的明确认识中获得自己最锐利的武器。在过去的阶级斗争中，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伦理的和其他的“虚假意识”形式都是决定性的，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后一个受压迫的阶级争取自由的战争却在对无掩饰的真理的阐明中找到了自己的斗争口号，同时也找到了最强大的武器。所以，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揭示了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力而成为一种武器。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因此，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历史唯物主义总是为以下目的而被加以运用：在资产阶级用各种意识形态成分来修饰和掩盖了真实情况即阶级斗争状况的一切场合，用科学的冷静之光来透视这些面纱，指出这些面纱多么虚伪、骗人，多么同真相不一致。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
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武器。所以，资产阶级科学抵制历史唯物主义，这远不是什么纯粹的局限性，倒不如说，它是在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中显示出来的资产阶级真实阶级本能的表现。因为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来说简直就意味着是自杀。因此，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真理的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成员也就会失去它的阶级意识，同时也会因此而失去能够正确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力量。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来说，如果在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特性时止步不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认识工具，这也同样是自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本质正好能被规定到这种程度：对这种斗争来说，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在这里，认识不要过渡就能导致行动。
资产阶级存在的前提是，它对它自己生存的社会前提从未达到明确的认识。了解一下十九世纪的历史，就能在资产阶级衰落和逐步达到这种自我认识之间看出一种深刻的和持续不断的平行一致。在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是强大的和不动摇的。十九世纪初，当它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还没有从内部被经济合乎自然规律的自动发展破坏时，当市民阶层还希望而且还会真诚地希望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的自由，经济的这种任意性有一天将导致拯救人类时，资产阶级也还是这种情况。
资产阶级最初革命的历史——首先是法国大革命——不仅充满了这种信任的光辉和激情，而且这种信任也使资产阶级的伟大科学见解（例如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没有偏见，并赋予这种见解以力量，去追求真理，不加掩饰地表达认识到的东西。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就是这种信念、这种相信把社会变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救世使命的信念发生动摇的历史。从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和卡莱尔的社会批判开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自我削弱在不断增快地进行着。从封建反动派对形成着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开始，对抗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批判越来越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自我批判，后来对此就问心有愧地越来越沉默下来，并加以隐瞒。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 〔1〕
因此，公开表达出来的阶级斗争思想两次出现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它是资产阶级思想“英雄”时期为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而坚决斗争（尤其是在法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最为尖锐）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并再现于危机和瓦解的最后阶段。例如大雇主联合的社会理论常常是一种坦率甚至嘲弄表达出来的阶级斗争观点。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帝国主义阶段一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方法上表现出来，这些方法撕破意识形态的面纱，在资产阶级统治阶层里越来越清楚地公开表达出它“是什么东西”。（人们也许会想到帝国主义德国的强权国家意识形态，也会想到战时经济和战后经济曾迫使资产阶级理论家把各种经济形式看作不仅是纯拜物教的关系，而且也看到经济和满足人的需要之间的联系等等。）这并不是说，似乎借此就能真正突破由资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强加给自己的那些局限性，似乎资产阶级从现在起就能像无产阶级一样从真正认识发展的真正推动力出发。完全不是这样。这种弄清楚个别问题或个别阶段只是更多地显示出对总体的盲目无知。一方面，因为这种“弄清楚”只是为了“内部使用”而弄清楚；资产阶级的进步集团同样比许多“社会主义者”更明白地看清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关系，它完全确切地知道，它的这种认识本身对自己阶级的一些部分是非常有害的，而对整个社会就更是如此了。（对此，人们会想到经常伴随帝国主义强权理论的历史形而上学。）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说这其中有一部分还隐藏着某种有意的欺骗，那这确实不是一种简单的欺骗。这就是说，即使资产阶级比较清醒的阶层把对个别经济情况关联的“清晰洞察”同关于国家、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幻想式的和零乱的、形而上学的整体观察联系起来，这也是它的阶级状况的一种必然结果。但是，在这个阶级处于上升的时代里，社会可认识的界限还是模糊不清和未意识到的，而今天，从意识形态方面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观点在总体上缺乏联系和不相容，却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客观上在崩溃。
这里已经表现出他们——大多是不自觉的和肯定不承认的——在意识形态上向历史唯物主义投降。因为正在发展着的经济学不再像在古典经济学时代里那样，是纯粹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正是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发展开始得比较晚，因此已存在创立理论的直接需要。这一点表明，如此产生着的理论显示出一种强烈“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等等）。然而，同一现象也在德国（例如桑巴特）和其它国家里显示出来。而战时经济、计划经济的理论则表明这种趋势在不断加强。
与这一点丝毫也不矛盾的是，大约从伯恩施坦开始，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也越来越厉害地处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看得清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涉及不到工人运动内部的方向争论。不管人们怎样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评价这个问题，即一些领导“同志”越来越频繁地公开转入资产阶级阵营（从白里安和米勒兰事件到帕尔乌斯和连施事件只是最明显的例子），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同样意味着资产阶级已没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从意识形态上维护自己的地位，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仅需要这些来自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叛徒，而且——在这方面这是首要的事情——也不可能再缺少无产阶级的科学方法，自然是以歪曲的形式。虽然从伯恩施坦到帕尔乌斯的理论背叛行为是无产阶级内部思想危机的征兆，但它也意味着资产阶级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投降。
因为无产阶级是用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去自我认识的方法来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这种自我认识必然会使这个社会以不可避免的结果从内部显得成了问题。为社会意识而斗争，是与经济斗争同时进行的。而社会有了意识，等于领导社会有了可能 。无产阶级不仅在政权领域，而且同时在这一为社会意识的斗争中，都在取得阶级斗争中的胜利，因为无产阶级在最近五、六十年以来越来越有效地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把它自己的意识发展成为现在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意识。
在这场为了意识，为了社会领导权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像所有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具有使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瓦解的功能。从资产阶级方面来看，这对历史唯物主义也常常是适用的。在资产阶级科学看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真理的一个众所周知和决定性的论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运用于自身。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正确性的前提是，所有所谓意识形态的产物都表现经济关系的一些功能：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作为战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只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也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一种功能。我认为，可以承认这种反对意见有一部分是有根据的，承认它无损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意义。历史唯物主义诚然能够而且必须运用于自身，但是这种运用于自身却没有导致一种十足的相对主义，绝没有导致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正确的历史方法这一结论。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作为这样一种真理，而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真理，它们才是无条件起作用的。但这一点并不排除出现这样一些社会，在这些社会中，由于其社会结构的本质，其他一些范畴，其他一些真理体系也将起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像马克思研究过古典国民经济学适用的社会前提和经济前提一样，我们也必须首先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内容适用的社会前提。
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同样能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惜它已赤裸裸地被庸俗化为一般意识）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 ，而且不仅仅是在刚才概括叙述过的意识形态含义上。更确切地说，这一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只不过是客观经济事实情况的思想表达。在这种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性结论是，资本主义的总体和推动力不能被资产阶级科学粗糙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和肤浅的范畴所把握，即为资产阶级自己所理解。因此，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马克思说：“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 〔2〕 这种同理论相适应的状况表现在，经济规律一方面统治着整个社会，而另一方面又能够作为“纯自然规律”根据整个社会的纯经济潜力，即在不借助超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得以贯彻。马克思多次而又非常明确地强调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主要是正在产生的、为在社会中起作用而斗争的资本主义和已经统治着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区别。他说：“劳动的供求规律，……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 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 ，但只是例外地 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 ，情况则不同。” 〔3〕
从“纯”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经济结构（它自然是作为趋势，然而却是作为一种决定一切理论的决定性趋势而产生的）里产生出以下情况：社会结构的不同方面能够而且必然相互独立，并能够而且必然意识到这样一些方面。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理论科学的巨大发展，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标志着这些局部体系有独立的意识，标志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和发展的这些方面有独立的意识。经济、法律和国家在这里都表现为是一些自我封闭的 体系，这些体系由于有自己完善的权力，以自己固有的规律而统治着整个社会。因此，当个别学者，例如安德勒企图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个别真理都已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科学所发现时，他们忽略了本质的东西，而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们在所有个别问题上的证明都是有根据的（当然，他们的证明并不是这样），那他们也错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上 划时代的功绩恰恰在于，这些表面上完全独立的、自我封闭的自律体系仅仅被看作是一个综合整体的一些方面，而它们表面上的独立性也会被扬弃。
但是，这种独立性的外表并不单纯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加以“纠正”的“错误”。更确切地说，这种独立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在思想上、即范畴上的表达。因此扬弃这种独立性，超越它，意味着——在思想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意味着用思想的促进力量预先扬弃资本主义社会。然而，正因为这一点，各局部体系的这种被扬弃的独立性才仍然保存在被正确认识到的整体中。这就是说，作为不可缺少的本质标志，认识到各局部体系的独立性、封闭性和自律性的这种“外表”是这些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必然表现形式，属于正确认识到这些体系的相互依赖性、它们对全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性之列。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过程的各个别方面（例如借贷资本和物品生产本身）一方面保持着完全抽象的相互分离——它既不允许有直接的相互作用，也不允许有可以提高为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这一方面中的个别方面不仅相互间而且同经济过程中的超经济方面一起构成一个——在这样一些社会结构之内——从各方面看都不可分的统一体（例如封建庄园的手工业和农业，或印度农奴制度中的赋税和租金等等）。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结构的所有因素都处在辩证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些因素相互之间在表面上的独立性，它们聚集成一些自主的体系，它们的自律性的拜物教外表，所有这一切——从资产阶级立场来看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方面——都是正确和完整认识这些因素的必经点。只有真正彻底思考这些独立的趋势（当然，资产阶级科学甚至在其黄金时代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根据这些方面相互间的依赖性，根据其对社会经济结构总体的归属关系来理解这些方面。例如，不再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而是从各阶级的立场来考察资本主义所有经济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一方面在主观上、在学说史上只有作为纯资本主义观点的继续和辩证的突变才可以获得，另一方面，在这里加以认识的各种现象的“自然规律性”，也就是它们对人的意志、认识和目的设定的完全不依赖；也构成它们由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更新的客观前提。诸如积累或平均利润率的问题，然而还有国家和法律同整个经济的关系问题，它们都十分清楚地表明，这种不断自我暴露的外表是构造和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历史的和方法论的前提。
因此，像关于社会的一些真正的真理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方法在19世纪中叶前后被阐明，这不是偶然的。各种社会真理总是当在其中显示出某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就有同方法相适应的现实）的精神时才被找到，这同样不是偶然的。如我们已经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
作为独立科学的国民经济学首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这也不是偶然的。这所以不是偶然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其商品经济的和交往经济的组织赋予经济生活一种极其独立的、自我封闭的和由内在规律产生的特性，这是它以前的各个社会所不知道的。所以，有其规律的古典国民经济学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所有知识。古典国民经济学研究经济体系的本质和规律，这种经济体系就其特性、就其对象的结构来说实际上非常接近物理学、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那种自然界。它涉及完全不依赖于人类特性、所有拟人说——尽管它们具有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或别的性质——的一些关系；它涉及这样一些关系，人在其中仅仅作为抽象的数量、作为某种可归结为数量、可归结为数量关系的东西而表现出来，按恩格斯的话说，规律在其中只能被认识到，但不能加以支配。因为它涉及这样一些关系，还是按恩格斯的话说，生产者在其中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的支配，这些关系在其中由于社会生产条件的对象化、物化而获得了完全的自律，单独地存在下去，变成一种独立的、自我封闭的、自身有意义的体系。
所以，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成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基础，就不是偶然的了。
如果我们现在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科学的方法，那么它当然也可以运用于过去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人们也这样做过，而且有部分成功；它至少产生了很令人感兴趣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前资本主义时代，那么就会觉察到在它批判资本主义时没有表现出来的一种十分根本而又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困难。
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的无数地方已提到过这种困难。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十分清楚地说出了这种困难：它存在于文明时代和在它以前的各时代之间的结构 区别中。恩格斯就后者十分明确地强调指出：“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而在文明时代，“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 〔4〕 然后，恩格斯就证明，他们的意识是如何以“自然规律”的形式从这样形成着的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这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在增加，因此，经济学占优势的古典意识形态形式也随着社会过程摆脱人的控制的程度而变成独立的。
社会的自然规律支配社会的最纯粹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纯粹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达到顶点的文明过程的世界历史使命不就是达到对自然 的统治吗？社会的这些“自然规律”（尽管当它们的“合理性”被认识到的时候，而且那时的确还最厉害）像“盲目的”力量一样统治着人们的生活，它们具有使自然界服从于社会化范畴的功能，而且在历史过程中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而且有很多倒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持续期间，即在这些社会的自然力量还没有 成为统治的力量的时候，自然联系——无论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中，还是在人相互之间的社会联系中——当然必定占据着优势，必定支配着人的社会存在，因此也必定支配着这种存在在思想上、感情上等等借以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宗教、艺术、哲学等等）。马克思说：“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 〔5〕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正好说明，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像部落的旧的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6〕 因此，按照他的意见，例如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7〕
在这种情况下，这当然涉及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别阶级的界限决不是可以机械地相互划分清楚的，而是不易分清地互相交叉着。但是，这个过程的方向是清楚的：所有领域里的“自然界限在退缩”。 〔8〕 由此可知——相反，而且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来说——，这种自然界限曾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所有社会形式之中，并对人的所有社会表现形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涉及真正的经济范畴时曾多次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里简单指出他们的著作想必就够了。（例如，想想分工的发展、剩余劳动的各种形式、地租的各种形式等等。）恩格斯还在好些地方补充说，把今天意义上的法律整个地用在原始社会阶段上是错误的。 〔9〕
然而，同构成纯粹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各种客观精神形式（经济、法律、国家）相反，黑格尔称为绝对精神的那些领域的结构区别更是决定性的。 〔10〕 因为这些形式（艺术、宗教、哲学）在十分重要的、尽管相互之间不同的各点上都是人对自然的阐明，而且既是对他周围的自然的阐明，也是对他在自己本身上所发现的自然的阐明。不过，对这种区别也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由此产生的结果，一方面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对自然的直接阐明是否完全可能的问题只能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来回答，因为这样一种联系的客观可能性依赖于“社会的经济结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说这些联系已以这种受社会制约的形式存在着，那么它们也是根据内在的规律性发生作用的，而且比“客观精神”的各种形态要大得多地独立于它们从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社会生活基础。当然，即使这些联系也常常在作为其存在原因的那种社会基础消失以后会保存很长时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总是作为必须强行加以清除的发展障碍保存下来，或者以功能变化的形式依附在新的经济关系上（对于这两种情况，法律的发展提供了许多例子）。然而，这些形态的保存——而且这种保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黑格尔的术语是正确的——却能够保持对有价值的东西、还一直有现实意义的东西、甚至是典范性的东西的强调。这就是说，起源和效果的关系在这里比在客观精神的形态那里错综复杂得多。马克思明确认识了这个问题，他这样说道：“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11〕
但是，艺术在效果方面的这种稳定性，它这种具有完全超历史和超社会的本质的假象，是基于在它里面主要有人对自然的一种阐明。艺术形成的这种倾向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即使由它塑造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往回变成为一种“自然”。像已强调指出的，虽然这些自然联系是受社会制约的，虽然与此相适应它们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它们却以这样一些联系为根据，这些联系面对纯社会形式的不断变化而具有——主观上——有根据的“永恒”假象， 〔12〕 因为它们能够经受住各种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甚至是很深刻的变化，因为要彻底改变它们，（有时）甚至需要更深刻的、把整个时代相互区分开来的社会变化。
因此，这似乎关系到同自然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之间以及“经济结构”对不同社会形态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之间一种纯粹量的区别。但是，只有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量的区别才纯粹是向它的社会组织化的制度的量的接近。从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怎样构成的这种观点来看，这种量上的分等级意味着质的区别——它在认识上表现为完全不同的范畴体系占统治地位，表现为整个社会范围内一些个别局部领域的完全不同的功能。即使在纯经济方面，也产生一些质上新的 规律。而且不纯粹是在各种规律各按其被运用于的各种不同对象发生变化这种意义上，而且也是在以下意义上，即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的规律占支配地位；一定类型规律的有效性同完全确定的社会前提相联系。为了即使在纯经济的意义上清楚地看到各种规律的这种变化，仅仅把商品按其价值交换的前提和把商品按其生产价格交换的前提作一比较就行了。 〔13〕 不言而喻，简单商品交换的社会一方面已经是属于资本主义类型的一种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一种在质上同它不同的结构。这些质的区别随着自然联系按有关的社会（或在一定社会内按一定的形式，如艺术）施加压倒的影响而增大。比方说，同分工形式最密切相关，只要手工业（日常生活使用物品，如家具、衣服、然而也有住房等等的生产）和艺术的联系在比较狭隘的意义上是一种极深的联系，只要这两者在审美和概念上的界限本身根本没有划清（例如在所谓的民间艺术中），几个世纪在技术上和组织上没有变动的手工业向着按自己的规律阐明这种界限的艺术的发展趋势，就是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品的生产从纯经济上看“自动”处于一种不断的、革命的发展中。无疑，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艺术对手工业生产的实际影响必然是一种很明显的影响。（像在从浪漫主义建筑艺术到哥特式建筑艺术的转变中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艺术发展的活动余地狭小得多，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对消费品的生产施加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它能不能存在都决定于纯经济的动机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技术动机（现代建筑艺术）。
这里从艺术方面提到的东西，也适用于宗教——当然要有重大的修正。即使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也很明确地强调了这两个时代的区别 〔14〕 。只是宗教从未像艺术那样纯粹地表达人同自然的联系，而在艺术中，实际的社会功能起着一种直接得多的作用。但是在东方国家神权政治的社会形态中和资本主义西欧的“国教”中，宗教的社会功能不同，它的历史作用的规律在质上的差别，无疑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黑格尔哲学在国家和宗教（或者社会和宗教）之间的关系问题方面面临着各种最困难的和它最难以解决的问题。黑格尔哲学在两个时代的分界线上做了系统化的工作，它当时已经面临资本主义化的世界的各种问题，然而还是在一个（用马克思的话说）“既谈不上等级、也谈不上阶级、而顶多只能谈已属过去的等级和尚未形成的阶级” 〔15〕 的环境中发展。
“自然界限的退缩”当时已经开始使一切都达到纯社会的水平，达到资本主义物化关系的水平，但对这些关系还不可能有一种清楚的认识。对于当时的认识阶段来说，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产生的两个自然概念、即作为“自然规律总和”的自然（现代数学科学的自然）和作为心境、作为被社会“败坏的”人的榜样的自然（卢梭和康德伦理学的自然）的背后，看到它们的社会统一，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它对所有纯粹自然联系的瓦解作用，的确是不可能的。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实行所有关系的真正社会化，这里的一种自我认识，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真正而具体的自我认识，才成为可能。而这不仅仅是在这种意义上，即过去不发达的科学不能认识这种即使在过去也已存在的事实，例如一清二楚的是，哥白尼天文学即使在哥白尼之前也是正确的，只是当时还没有被认识到。而且社会缺乏这种自我认识的事实本身也只是以下事实的思想反映：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的、经济的社会化还没有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脐带还没有被文明过程切断。因为每一种历史的认识都是一种自我认识。只有当现在的自我批判能以适应的方式进行时，“只有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 〔16〕 过去才能变得显而易见。直到那时，过去或者必定单纯地同现在的各种结构形式一致起来，或者作为完全异己的、野蛮的和无意义的、完全不可能理解的东西而被抛弃掉。因此，不言而喻的是，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的所有社会关系的物化不仅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同时也理解为暂时的、历史的现象时，认识没有物化结构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途径才找到了。（把对原始社会的科学研究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现在，在重新获得没有物化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的前景展现出来时，才有了可能在原始的、前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发现那些其中已有这些形式——尽管在完全不同的功能联系中——的因素，并从现在起才能按其自身的本质和存在来理解它们，而使它们没有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范畴的机械运用而被歪曲。
因此，把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成不变地和无条件地运用于十九世纪的历史，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在这个世纪的历史中，对社会产生过影响的一切力量确实都纯粹作为“客观精神”的表现形式起过作用。在各种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达到的那种独立性、那种自己把自身作为目的的设定、那种自我封闭性、那种任意性和那种经济生活的内在性还不存在。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像运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那样完全以同一种方式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一方面为了指明纯 经济力量（只要当时确实有过严格“纯粹”意义上的这样一些力量）在推动社会向前运动的各种力量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证明这些经济力量在这方面曾经怎样影响其他社会形态，这里需要作错综复杂得多、细致得多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各种古代社会必然比运用于十九世纪的社会变化要谨慎得多的原因。与此相关的还有，虽然十九世纪唯有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获得它的自我认识，但对古代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例如像考茨基进行的关于原始基督教史或古代东方史的研究，与今天的科学能力相比，就证明是不够细致的，它们的分析并没有或者并没有详尽地揭示事实的真相。历史唯物主义还在对各种社会形态、法律形态和属于同一水平的各种形态的分析上，例如在对战略等等的分析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因此，例如像梅林的各种分析——仅仅想一想《莱辛传奇》——在针对弗里德里希大帝或拿破仑的国家组织和军事组织时，是深刻而细致的。但是，他一转向研究同一时代的文学、科学和宗教的形态，这些分析就远不那么彻底和详尽了。
庸俗马克思主义完全忽视了这种区别。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陷入了马克思所指责的庸俗经济学犯的同一错误：它把一些纯粹历史的范畴，更确切地说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范畴，看作是永恒的范畴。
就研究过去的时代而言，这只是科学上的一个错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阶级斗争中的武器和不仅仅是科学认识的工具，这个错误没有产生深远的后果。毕竟，梅林或考茨基的著作（虽然我们断定梅林在科学上有个别缺点，或者认为考茨基的一些历史著作并非无可指责）为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它们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这一斗争的动力，给其作者带来了不朽的荣誉，这种荣誉即使在后代的评价中也将足以抵消他们在科学上所带有的缺陷。
单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也对各个工人党的行动方式、它们的政治理论和策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庸俗马克思主义最明显区别开来的问题就是暴力 问题，也就是暴力在争取和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斗争中的作用问题。当然，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的继续发展和机械运用之间出现矛盾，这并不是第一次；人们也许想到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一定新阶段还是其中一段暂时插曲的争论。而关于暴力问题的争论——当然常常是不自觉的——却使对立的方法论十分鲜明地突出出来。
更确切地说，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否认暴力在从一种经济生产制度到另一种经济生产制度的过渡中的重要性。它依据的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性”，这种经济发展借助它自身的绝对权力而不诉诸粗野的、“超经济的”暴力来实现这种过渡。庸俗马克思主义几乎总是引用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17〕 但它——自然是有意的——忘记了马克思在确定这种“成熟”的历史时机时对这段话所作的补充说明：“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 〔18〕
这些话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对于马克思和庸俗马克思主义来说，从一种生产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形式时生产关系的“成熟”所指的一些东西是完全不同的。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更确切地说，不仅是为了“抵制资本”，而且也是“为了自己本身”， 〔19〕 单纯的生产力变为社会变革的杠杆，不仅是阶级意识问题，自觉行动的实际作用问题，而且也是经济主义的纯粹“自然规律性”结束的开端。这意味着，“最强大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它是其成员的生产制度。现在已形成一种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消除的状况。
这里不是哪怕概略地论述暴力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理论的地方，也不能在这里证明，暴力和经济在概念上的明显分离是一种不允许的抽象，不同潜在的或公开起作用的暴力相联系的任何一种经济关系是不可想象的。例如，不可忘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即使在“正常”时期里，也只有对利润和工资关系加以规定的活动余地是纯粹地和客观地受经济制约的。“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通过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断斗争来确定。” 〔20〕 显然，这种斗争的时机又是大大受经济制约的，但是这种制约性却服从于同“暴力”问题相联系的“主观”因素（例如工人的组织等等）的巨大变化。暴力和经济在概念上出现了明显和机械的分离，一般都只是由于，一方面，经济关系的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外表掩盖住它作为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并使它变为一种以其宿命论的规律环绕着人的第二自然，另一方面是由于，有组织的暴力的——也是拜物教的——法律形式使人们忘记它隐蔽地、潜在地存在于任何一种经济关系之中及其背后，像法律和暴力、秩序和起义、合法和非法一类的区别把阶级社会所有机构的共同的暴力基础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原始社会的人同自然进行的“物质代谢”在严格的意义上并不是经济性的，就像这个时代里人的相互关系并不具有法律性质一样。）
当然，在“法律”和暴力之间以及在潜在的暴力和激烈的暴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区别，只是既不能从法哲学上也不能从伦理学上或形而上学上来理解它，而只能把它理解为不同类型的社会之间的社会和历史方面的区别。在某些社会中，生产制度已经如此完备，以至于它（一般）能无冲突和无问题地借助于它的内在规律运行。而在另一些社会中，由于不同生产方式的竞争和在生产制度内不同阶级的分配份额还没有达到（始终是相对的）稳定状态，使用赤裸裸的“超经济的”暴力必然是惯例。这种稳定状态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采取一种保守的形式，并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传统的、也就是“上帝想要的”种种制度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稳定状态意味着资产阶级在持续不断的、革命的和动态的经济过程内的稳定统治，只有在那里它才获得国民经济学“永恒的铁的规律”“合乎自然规律地”起支配作用的形态。因为每一个社会都倾向于把它自身生产制度的结构“神秘化地”投射到过去的时代，这一过去时代——而且还有未来 ——也就同样显得是由这样一些规律决定和支配的。人们往往忘记了，这种生产制度的产生 和获得成功是最露骨、最粗野和最残忍地使用“超经济的”暴力的结果。马克思在他描述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结尾处宣告：“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21〕
然而，下面一点也是清楚的，即各种竞争的生产制度的竞争——从世界历史上看——一般都由某一制度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优越性来决定；但是，这种优越性决不是必然地和它们在生产技术方面的优越性一致的。我们已经知道，经济上的优越性一般在一系列暴力措施方面发生作用；而且不言而喻，这些暴力措施的效力取决于按此方式占优势的阶级是否有把它所占有的社会继续推向前进的（世界历史的）现实性和使命。但是，问题在于，怎样从社会方面来理解不同生产制度竞争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把这样一种社会理解为统一的社会（它会确实还缺少这种统一的客观基础，即“经济结构”的统一）？显而易见的是，这里涉及到一些边缘性的情况。具有完全纯粹统一、即同质结构的社会，肯定是很少有过的。（按照罗莎·卢森堡的看法，资本主义决不曾是这样的社会，而且也决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社会。）因此，在任何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制度将对各种从属性的生产制度产生明显的影响，并决定性地改变它们本来的经济结构。我们可以想到，在主要是自然经济的时代里，“工业”劳动进入地租和前者受后者经济形式的控制 〔22〕 ，也可以想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所采取的形式。但是在真正的过渡时期里，社会不受任何一种 生产制度的控制；各个生产制度的斗争正好还未分胜负，任何一种生产制度也不能把自己的经济结构强加于社会，并使社会——至少在倾向上——按自己的方向运行。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当然不可能谈论会控制整个 社会的任何一种经济规律。旧的生产制度已经失去它对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统治地位，而新的生产制度还没有获得这种统治地位。这是一种激烈的权力斗争或潜在的力量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经济规律可以说是“间歇性的”：旧的规律不再 起作用，而新的规律还没有 普遍发生作用。据我所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没有从经济方面提出这个问题。恩格斯的国家理论十分清楚地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决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恩格斯着重指出，国家“照例 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 阶级的国家”。“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 ，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 〔23〕
但是，不可忘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显示出一种原则上不同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济结构。这时，竞争的生产制度不是同时 以已经独立的制度出现（像资本主义开始时在封建生产制度中所表明的那样），而是它们的竞争表现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部 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危机。这种结构使资本主义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对抗性的。在各种危机中，即使“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 〔24〕 ，资本也以生产的限制表现出来。这种对抗不会由于过去的各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内部找到某种解决办法这一事实而有任何变化。一次普遍危机总是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规律的一个——相对的——间歇点；只是在过去，资本家阶级 总有能力使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方向上重新 运转起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研究它的手段不是和在何种程度上不是“正常”生产规律的直接继续，不可能研究自觉的－有组织的力量、“超经济的”因素、非资本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扩展性等等在这方面起了多少作用 〔25〕 。应该着重指出的只是，对危机可作的解释——像西斯蒙第同李嘉图及其学派的争论所表明的那样——必然超出资本主义固有的规律之外；就是说，一种证明各种危机是必然的经济理论也一定超出资本主义之外。即使危机的“解决办法”也决不可能是前危机状态直接的、固有的、“合乎规律的”继续，而是重新进入一次新的危机的一条新的发展路线，等等。马克思十分明确地阐述了这种联系：“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 〔26〕
由此可见，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资本主义有规律的发展陷入死胡同，但是，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才能把这个死胡同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 环节。而且，从资产阶级（固有的）经济学立场出发，也不能认识到各种危机的区别、程度和加剧的情况。这些间歇点的动态意义，为了使经济重新运转起来所必要的大量力量，这一切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才能认识到。因为显而易见，必须大大重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最强大的”生产力，即无产阶级，是单纯作为客体还是作为决定的主体经历危机。危机总是由“对抗性的分配关系”，由“比例于资本已有 的量”而滚滚向前的资本巨流“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的冲突， 〔27〕 也就是由无产阶级 的客观的经济生活条件 决定的。但是，由于无产阶级“不成熟”，由于它没有能力不作为被消极地吸收到经济中去并服从其“规律”的“生产力”参加生产过程，对抗的这一方面在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发生的各种危机中就没有公开显露出来。因此就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假象，似乎“经济规律”像导致危机一样能从危机中找到出路。在此期间，实际上仅仅资本家阶级——由于无产阶级的消极性——就已可能消除死胡同，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因此，资本主义决定性的、即“最后的”危机（不言而喻，它会是一个有一连串个别危机的整个时代）同过去各种危机在本质上的区别，不单单是危机的广度和深度的突变，即它从量突变为质。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突变表现在，无产阶级不再是危机的单纯客体；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对抗——它按其概念就已经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制度和无产阶级生产制度的斗争，意味着社会化的生产力同其个体——无政府主义形式的冲突——公开展开。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目的始终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 〔28〕 这种组织从消极或单纯起妨碍、削弱、阻止作用的阶段转入了积极阶段。只是因为这一点，危机的结构才发生了决定性的、质的变化。今天像过去危机时一样，供资产阶级力求消除危机死胡同所抽象地（即不考虑无产阶级的干预）采取的那些措施，正在变成公开进行阶级战争的场所。暴力正在成为这种局面决定性的经济因素。
因此，这再一次证明，这些“永恒的自然规律”仅仅适用于发展的某个一定的时代。它们不仅是一定社会学类型的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表现形式（某一阶级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已无争议），而且在这种类型之内也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统治形式。但是，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同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决不是偶然的，所以不难理解，即使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整个理解来说，这种结构也显得是典范的和正常的、即传统的和规范的结构。我们固然举出了清楚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过去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结构及其特殊发展规律时是多么谨慎和采取批判态度的例子。但是，这两个因素的密切联系甚至也给恩格斯留下了如此深的印象，以至于他譬如说在描述氏族社会的瓦解时强调指出雅典的例子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它“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 〔29〕 ；这可能客观上并不完全切合雅典的情况，对于这个发展阶段上的过渡来说，这确实也不是典型的。
但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却专注于这一点：它否认暴力作为“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在理论上低估暴力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从过去的历史中消除暴力的作用，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策略的理论准备。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力求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在实际上永久化的理论基础。
庸俗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合乎逻辑的、一直向前的继续发展，要求社会主义在没有“超经济的”暴力的情况下通过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来实现，这同资本主义永久存在下去的论点客观上是同义的。即使封建社会也决不是从自身中有机地产生出资本主义。它只是“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它“使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释放出来。而这些力量在“包含一系列暴力方法” 〔30〕 的发展中打下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只有在 这种过渡完成以后 ，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才发生作用。
期望资本主义为取代它的无产阶级比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本身做出更多的事情，这是非历史的和非常幼稚的。过渡的成熟时机问题已经提到过了。就这种“成熟”理论而言，方法上重要的是，它作为后来产生的、蒲鲁东（他真的也——根据共产党宣言——想要“没有无产阶级”的现行制度）的对立物，想不要无产阶级的积极参加就达到社会主义。再向前走一步，这种理论就是以“有机发展”的名义摒弃暴力的重要性，同时又忘记了整个“有机发展”只是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理论表述，是这种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神话。它也忘记了资本主义的真正形成史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马克思认为：“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 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 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 。” 〔31〕
因此，即使暴力的作用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产阶级社会过渡时正好同它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一样，真实的发展也向我们表明，过渡的“无机的”、“暖房式的”、“暴力的”性质证明丝毫不违反历史的现实性，不违反如此形成着的新社会的必然性和“健康”。不过：当我们较仔细地注意观察暴力在这种过渡（同以前的过渡相比意味着某种在原则上和质上崭新的东西）中的性质和作用时，问题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样子了。我们再重复说一遍：在从一种生产制度向另一种生产制度的各种过渡中，或者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在各不相同的、相互竞争的生产制度同时并存的时代里，作为“经济力量”的暴力的决定性意义始终是现实的。然而，相互斗争的各种生产制度的性质将作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力量”对暴力的方式和功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时候，事情关系到在静态的制度同动态的制度之间、“天然的”制度同力求完全社会化的制度之间、有区域限制的、有秩序的制度同按趋势来看是没有限制的、无政府主义的制度之间的斗争。相反，在无产阶级的生产中，众所周知，问题首先在于有秩序的经济制度同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制度的斗争 〔32〕 。如同各生产制度决定着各阶级的本质一样，由此产生的各种对立也决定着为实现变革所必要的暴力的性质。正如黑格尔所说，“因为武器无非是战士自身的本质。”
现在，这里的对立已经超出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在批判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争论。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在辩证方法 的意义上超过历史唯物主义至今为止所达到的成果 ：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它按照自己作为历史方法的本质还未能 被运用到的一个领域；为此要作一切对于任何一种非图解式的方法，因此对于辩证方法来说必然首先意味着某种在原则上和质上崭新的题材的更改。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远见卓识在这方面已经先做了许多事情。确切地说，不仅是在预见这个过程的大概可能的发展阶段上（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是如此。“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类史前史”的结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决不是用以圆满完成对现在的批判，产生戏剧效果、但在方法论上并无约束力的漂亮然而抽象空洞的远景，而是对正确认识到的发展过程作出明确的和有意识的思想预言，这种预言在方法上对理解现实问题有深远的意义。恩格斯写道：“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 ，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计划来创造这个历史。” 〔33〕 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好些地方也使用了这种思想预言的结构，一方面是为了由此出发更透彻地认清现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正在临近的未来的这种质量上崭新的性质从这种对照中更清楚和更充分地显露出来。这种对照在这里对我们有决定意义的性质是，对于只要有一般预见力就能撕下资本主义的物化的面纱、揭示出作为其基础的真正事物联系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 〔34〕 因为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而这种明显的无法消除的对立是不能通过“发现”资本主义中有某些似乎使得“生长过去”（《Hinüberwachsen》）有可能的“趋势”来冲淡的。它是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支配现在的过去，即表现出这种支配的事后意识，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然而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状况的思想表达：它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关系中、在同活劳动的固定联系中自我更新和扩大的可能性的物化表达。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过去的劳动产品对于活的剩余劳动的支配权，恰好只是在存在着资本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过去劳动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并支配着活劳动——的时期内才存在。” 〔35〕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意义，即社会化，首先只不过意味着剥夺资本家的这种支配权。然而对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看——来说，这样就在客观上消除了它自己的劳动以独立的、被对象化的方式与它的对立 。由于无产阶级自己同时既接管了对已经被对象化了的劳动的支配权，又接管了对正在产生现实效果的劳动的支配权，这种对立在实际上和客观上就被消除了。随之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应的过去和现在的对立也就消失了，它们的关系必然要因此在结构上发生变化。不管社会化的客观过程可能多长，不管无产阶级要多久才能意识到劳动同其各种对象性形式的变化了的内部关系（现在同过去的关系），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在 资产阶级社会里 无论通过作为“实验”的“社会化”，还是通过“计划经济”等等都无法达到的。因为这些东西在 资本主义制度内 至多是在组织方面的一些集中，并不使经济结构的基本联系、无产阶级意识同整个生产过程的基本关系发生任何变化。相反，作为剥夺财产、夺取权力的最谨慎的或“最混乱的”社会化，正好 使这种结构 发生变革，并从而使发展进程客观地和认真地为飞跃作好准备。当经济主义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企图通过逐步过渡来排除这种飞跃时，他们总是忘记资本关系决不只是生产技术的关系，决不是“纯”经济的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义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 —经济关系。他们忽视“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 ：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 〔36〕 因此，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只有是在阻止这种资本关系的自我再生产、给社会的自我再生产以另外一种新方向时才是可能的。这种结构的基本新颖之处一点儿也不致由于在经济上不能使小生产社会化，“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重新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37〕 而被改变。因此，这一过程自然就错综复杂得多，两种社会结构的并存关系就紧张起来。但是，社会化的社会意义 ，它在无产阶级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却没有什么改变。正是辩证方法的基本原理，即“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使得人们——如果被正确理解的话——必须：在革命的转折点上，在实践中 认真地对待全新事物的范畴、彻底变革经济结构的范畴、改变过程方向的范畴，也就是飞跃的范畴。
正是“事后知道”同朴实的和真正的预见的这种对立，“错误的”社会意识同正确的社会意识的这种对立，标明了飞跃在客观上和经济上发生作用的那个时刻的特点。显然，这种飞跃并不是闪电式地、没有过渡地实现迄今人类历史上这种最伟大转变的一次性行动。然而，飞跃更不是——按照过去发展的模式——缓慢的和逐渐的量变单纯突变为质变，让经济发展的“永恒规律”背着人们通过一种“理性的狡黠”做出真正的成绩；在那种情况下，飞跃只不过意味着人类（事后）也许是一下子意识到已经达到的新的状态。更确切地说，飞跃是一个漫长的和艰难的过程。而它的飞跃性质表现在，它每一次都是朝着质量上崭新的事物的方向转变 ；在它那里，意在指向被认识到的社会整体的自觉行动得到了表现；因此，——按意图和根据——它的归宿是自由王国。此外，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适应社会的缓慢转变过程的。的确，只有当它完全进入这一过程，当它仅仅是每一个因素的自觉本意，每一个因素同整体有自觉的联系，在变化过程的必然方向上自觉地加快步伐时，它才能真正保持它的飞跃性质。这是一种在变化过程前面多走一步 的加快；这种加快不想把任何异己的目的和自造的乌托邦强加于这一过程，而只是当革命对自己的目的难以确定的庞大望而生畏、面临动摇和半途而废的危险时，才揭示性地干预包含在这一过程之内的目的。
因此，飞跃似乎完全溶化在这一过程中。但是，自由王国却不是在必然性的魔力中受苦的人类作为顽强忍受痛苦的报酬、作为命运的赠品来接受的礼物。它不仅是斗争的目的，而且也是斗争的手段和武器。而且在这里表现出基本上和质量上崭新的状况：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负有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它的历史自觉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客观经济过程的“必然性”现在并没有因此而被扬弃，但它具有了另外一种新的功能。如果说迄今为止必须从历史的客观过程中推断出无论如何正在到来的东西，以便使它有利于无产阶级，因此直到那时为止，“必然性”就是变化过程中确实起主导作用的因素，那么，它现在就成了一种障碍，一种必须加于反对的东西。它在转变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被抑制住，以便——在长期的和艰难的斗争以后——终于能够完全被消除。对真实存在的东西，即——不可避免地——必定发生的东西的明确而无情的认识，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这种认识的确是这种斗争的决定性的前提和最有效的武器。因为对还具有必然性的力量的任何错误认识，将使这种改变世界的认识降低为一种空洞的乌托邦，并加强敌人的力量。但是，对经济必然性趋势的认识不再具有加快它的 这种过程或从中得到好处的功能，相反，要有效地反对它，迫使它后退，在可能的时候要把它引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去，或者——只要已经真有必要——就避开它。
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转变，是一种经济转变（而且是一种受此制约的阶级的重新组合）。但是，这种“经济”不再有任何一种以前的经济有过的那种功能：它应该服务于被自觉管理的社会；它应该失去自己的内在性，它的自律性（原来是这种自律性使它成为一种经济）；它应该作为经济被消除。这种趋势首先作为在这种过渡中变化了的经济和暴力的关系表现出来。因为在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不管暴力有多大的经济意义，但经济却始终是首要的原则，而暴力仅仅是为经济服务的、促进经济的、为经济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原则。与此相反，现在暴力则受某些原则的支配，而这些原则在任何以前的社会里只能作为“上层建筑”，只能作为伴随着必然过程并由这种过程决定的因素表现出来。现在，暴力则服务于人和他作为人的发展。
人们经常正确地说：社会化是个政权问题；在这一点上，暴力问题优先于经济问题（当然，在这件事情上任何忽视各种物质阻力的权力运用都是荒谬的；但是，权力运用考虑到各种阻力——正是为了克服它们，而不是为了容忍它们）。因此，从表面上看，暴力，赤裸裸的、未加粉饰的、公开表现出来的暴力，正进入社会事件的重要地位。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暴力不是专横的原则，也决不可能是这种原则。这种暴力只不过是无产阶级要自我扬弃——同时也扬弃物化了的关系对人的奴役统治，扬弃经济对社会的统治——的变得自觉的意志。
这种扬弃，这种飞跃，是一个过程。而决不忽视它作为过程的本质，同决不忽视它的飞跃性质是同样重要的。飞跃在于直接转到一种被自觉调节的社会的完全新的事物上，而这种社会的“经济”是服从于人及其需要的。飞跃本质的特性表现在，这种对作为经济的经济的克服，这种扬弃其自律性的趋势，表现为经济内容 对实行这种扬弃的人们的意识的绝对统治，这一点在以前的发展中无论如何是见不到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过渡时期的生产下降，更难于使机构继续运转和满足人们的（还是如此低的）需要，难忍的贫困在增加，这一切都迫使每一个人意识到经济的内容，为经济担心，而且也恰恰是因为这种功能变化了。当经济是社会的统治形式，是背着人们推动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时，它曾不得不以非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在人们的头脑中表现出来。如果说人存在的原则正在于自己解放自己，第一次在历史上把对人类的支配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斗争的对象和手段，经济和暴力，各个阶段的现实目标问题，在这条道路上最近的、实际经过的或必须经过的步骤的内容，就处在兴趣的中心地位。恰恰是因为那些——当然是在各方面都已变化了的——以前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内容现在开始成为人类的实际目标。所以，一方面，用那些内容本身来粉饰为它们而进行的经济上的暴力斗争是多余的，另一方面，这些目标的现实性和迫切性恰恰表现在，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在实现它们的各种实际斗争上，即集中在经济和暴力上。
因此，说这种过渡是一个几乎专注于经济利益的时代和公开承认、赤裸裸使用暴力的时代，现在不可能显得是一种谬论了。经济和暴力已开始了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最后行动，而它们正在统治着历史舞台的假象，不应该使我们弄错：这是它们在历史上的最后登场。恩格斯说：“国家（有组织的暴力）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它是自行消亡的。……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 〔38〕 到那时为止作为纯粹“意识形态”伴随了人类必然发展进程的东西，人作为人在自己同自己本身、同自己的同类、同自然界的关系中的生活，现在能够成为人类真正的生活内容。人正作为人——社会地——产生出来。
因此，在通向这一目标并已经开始的过渡时期里，尽管在我们前面还有一段很长而又充满痛苦的路，历史唯物主义将仍然在长时期里不变地保持着它作为战斗无产阶级最宝贵武器的重要性。社会的绝大部分毕竟仍由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着，而且，即使在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统治的少数孤立地区，任务也只能是，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迫使资本主义后退，有意识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它不再能用这些范畴来表达了。然而，仅仅这一阶段中有斗争这一事实，就同时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功能方面的两点很重要的变化。
第一，必须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指明，怎么一定会走上自觉监督和控制生产、摆脱对象化社会力量强制的道路。过去的任何分析，无论多么仔细和准确，都不能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只有把辩证方法——无偏见地——运用于这种完全新的题材才行。第二，因为每一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自我批判的客体化，所以极度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就使我们有可能从它正在做完的自我批判这一立场出发，比迄今为止可能有过的都更明确和更完善地进一步发展作为“人类史前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不仅因为我们在斗争中还将很长期地需要越来越好地加以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从它在科学上进一步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利用无产阶级的胜利来为历史唯物主义建立这个基地、即这个研究所也是必要的。
1919年6月
注释
〔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全集》第8卷第165页。
〔2〕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195—196页。
〔3〕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06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4〕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98—199页。
〔5〕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58页。
〔6〕 恩格斯1882年12月8日致马克思的信，《全集》第35卷第120页。
〔7〕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77页。
〔8〕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562页。
〔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47，171页等。
〔10〕 为了不致引起任何误解，我们要赶快指出来，首先，黑格尔的区分仅仅是作为明确的领域划分才提及的，而且决不是指关于精神学说的运用（否则是很成问题的）。第二，在谈到黑格尔本身时，使一种心理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含义隶属于精神的概念，也是错误的。因此，黑格尔把精神规定为意识和它的对象的统一。这相当接近于马克思对范畴的理解，例如接近于《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43—145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51—752页）。这里不是讨论他们之间的区别的场合，我不否认这种区别，但是它不是在人们通常寻找这种区别的地方能够找到的。
〔11〕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62页。
〔12〕 参见马克思关于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全集》第23卷第560页。
〔13〕 参见《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158页。
〔14〕 《反杜林论》，《全集》第20卷第342页。
〔15〕 《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集》第3卷第213页。
〔16〕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全集》第12卷第756页。
〔17〕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全集》第13卷第9页。
〔18〕 《哲学的贫困》，《全集》第4卷第197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19〕 参见同上书，第196页。
〔20〕 《工资、价格和利润》，《全集》第16卷第166页。
〔21〕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28页。
〔22〕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886页。
〔23〕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96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24〕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89页。
〔25〕 例如参见英国资本家对待危机、失业和移居外国问题的态度。（《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30页以下。）这里提到的思想，部分涉及到布哈林对“平衡”作为方法要求的机智评论。《转变时期的经济》第159—160页。可惜，在这里没有机会同他进行争论。
〔26〕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75页。
〔27〕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273—274页。
〔28〕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702页。
〔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集》第21卷第136页。
〔30〕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30页。
〔31〕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819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32〕 在这种对比中，即使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也必然显得是无政府主义的。
〔33〕 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全集》第39卷第199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34〕 《资本论》第2卷，《全集》第24卷第350页。
〔35〕 《资本论》第3卷，《全集》第25卷第449页。
〔36〕 《资本论》第1卷，《全集》第23卷第643页（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37〕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4页。
〔38〕 《反杜林论》，《全集》第20卷第305—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