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番国志

作者:巩珍
西洋番国志

中外交通著作。明巩珍撰。不分卷。珍号养素生,南京人。宣德五年(1430)随郑和使西洋,往返三年,以询访耳目所及和通事翻译,记诸国事迹。宣德九年(1434)成书。约二万字。篇首有作者自序。内容体例同《瀛涯胜览》。分述占城、爪哇、旧港、暹罗、满刺加、哑鲁、锡兰、柯枝、忽里谟斯和天方等二十国的方位、行程、港口、都城、民族、宗教、风俗、气侯、物产、农业、历法及与明王朝关系等。 “叙事详核、行文赡雅”,是十五世纪初叶有关南洋西亚各国地理、历史、民族和中西交通的重要文献。卷首收录永乐至宣德敕书三通为郑和下“西洋”前准备的重要史料。书序载当时用“牵星过洋”,以水罗盘定向及篷帆锚舵等情况,均为我国十五世纪航海史重要资料,可补他书不足,记载各国生活状况,及同我国友好、通商关系,亦为研究今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各国的重要史料。另与《星槎》、 《瀛涯》等书在记事,脱字比勘对校上也颇有价值。附录中有郑和父马哈只墓誌铭和碑阴郑和题记与锡兰碑文等,均为研究郑和身世和出使的直接史料。书中参杂某些荒诞传闻。有《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校注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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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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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享誉学界数十年,然其背后的通史方法论尚少全面而深切的探讨。《通史原理》是张氏晚年集编、著、译于一的重要著述,其中提出的通史选材的六种标准、综合史材的五种“秩序”以及与唯物史观的微妙联系等重要主张,体现出以哲学思维部勒通史写法的特点.惟张氏始终谨守史家的经验主义立场,于哲学取其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忽略恢弘抽象的历史哲学,反映其倾向于追求一种客观、科学、严密的通史之学。

周易参同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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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参同契(阴真人),原题「长生阴真人注」。但书中引述隋朝萧吉、唐初李淳风著作。故近人陈国符考证此书当为唐人以东汉阴长生之名而作。《通志•艺文略》着录「阴真君周易参同契三卷」,即此书。今《正统道藏》本三卷,收入太玄部。此书为《参同契》注本之一,以外丹说解释经文。谓大丹分八种而三品最尊,上品为神符自雪九转金液大还丹,中品为紫金丹砂,下品为紫金丹。此三品丹「鸟食成风,蛇饵为龙,人服长生」。其炼丹法大抵以土为炉,置鼎器于其上,入药固济后升火烧炼,其炼丹程亭为「朱化为汞,汞变为金,金变为砂,砂化为丹,故曰还丹」。亦即以天然丹砂烧炼后复变为金砂,还归本体而成还丹。合丹之后,先启告上清而后依法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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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大乘要诀妙经》,撰人不详。从内容文字看,似出于隋唐。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经文乃元始天尊授太上道君。称三界为火宅,众生不悟,故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富人施舍财宝,虽功德无量,亦属小乘之法。唯有灵宝经为众经至尊,是无上大乘要诀至法。世人奉受或闻听此经,有种种功德,若毁谤不信此经,则有种种祸害。此书疑系灵宝派道士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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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恩灵济真君事实,原题朱棣等撰。书成于明永乐中。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威仪类。书分三篇:其一为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朱棣御制〈灵济官碑〉。内称明成祖于病中得二神默佑,施以灵符妙药,使成祖病愈,故册封二神号曰「洪恩真君」,并敕有司大新庙宇,祭祀二神,以答谢神恩。 其次为〈二真成仙〉,概述二神事迹。二神即五代南唐国江王徐知证,饶王徐知谔兄弟。二王皆宽仁忠孝。好善志道,镇守金陵有功,民间立祠祭之。据说二人仙去后为斗中都水使者,默佑下民,有救济水旱火蝗之灾及治病嗣续、卫国却敌诸般灵异,感天帝诰封其兄为九天金阙显灵溥济真人,弟为九天玉阙昭灵博济真人。明成祖又加封二神真君尊号,并于京师立行祠以祀之。 其三〈保奏真君文〉,乃道士王某所撰。从文中所述可知《正统道藏》所收八篇洪恩灵济真君斋仪,皆为王某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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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道教咒语汇编。约辑成于宋元时。凡十二卷。其中以雷霆诸咒为主,也有除病、驱疫、救苦、伏魔等咒文。汇集咒语七百八十多则,咒文多为四言,短者十余字,长者达二千余字。收入《道藏》第33—3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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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话。一卷。清邹祗谟撰。邹祗谟,生于明崇祯年间,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晚年广为交际,与王士禛过从甚密。工词,有《丽农词》二卷。《远志斋词衷》共六十三则,着重论述词的体制、词牌、声韵以及风格特色诸方面,并对前人论词之语多所阐述。作者强调作词要求神似,说:“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宋词至白石、梅溪,始得个中妙谛。”主张咏古词须有寄托,说:“词至咏古,非惟著不得宋诗腐论,并著不得晚唐人翻案法。反复流连,别有寄托。”评价辛弃疾词也颇中肯,说:“稼轩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从南华冲虚得来。然作词之多,亦无如稼轩者。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词至稼轩,经子百家,驱斥如意。”对豪放词的态度与浙西词派的看法很不一样。此书有若干则论述诗词的不同特色,从体裁、格调、用韵等方面加以阐述,也颇有见解。其辨调名原起,认为“宋人词调不下千余,新度者即本词取句命名,余俱按谱填缀,若一一推凿,何能尽符原指。安知昔人最始命名者,其原词不已失传乎。且僻调甚多,安能一一傅会载籍。”“大率古人由词而制调,故命名多属本意。后人因调而填词,故赋寄率离原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都较有说服力。有《赐砚堂丛书》本、《词话丛钞》本。近人唐圭璋编入《词话丛编》,1986年中华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