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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创作的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的故事背景设在福特纪元632年（即遥远的未来2532年）的人类社会。它是世界性国家，被称之为“文明社会”，之外还有“蛮族保留区”，由一些印地安部落居住。伯纳和列宁娜去保留区游览时遇到了约翰和他的母亲琳达，琳达曾是新世界的居民，来游玩时不慎坠下山崖而留下，并生下了约翰。伯纳出于自己的目的，将琳达母子带回新世界，琳达很快因服用过量的唆麻（一种兴奋剂）而死，约翰对新世界也由崇拜转为厌恶，与新世界激烈冲突后自缢身亡。 该作主要刻画了一个距今600年的未来世界，物质生活十分丰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接受着各种安于现状的制约和教育，所有的一切都被标准统一化，人的欲望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完全满足，享受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然而在机械文明的社会中却无所谓家庭、个性、情绪、自由和道德，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情感，人性在机器的碾磨下灰飞烟灭。
六艺之一录
四百零六卷,续编十二卷。清倪涛撰。倪涛平生笃志好学,年过百岁犹著收不辍。因家贫不能得人缮写,便自己与妻女抄录。书成后不曾付梓,《四库全书》收此书即依其手稿著录刊行。书共分六集,一为“金器款识”,二为“刻石文字”,三为“法帖论述”,四为“古今书体”,五为“历朝书论”,六为“历朝书谱”。此书搜集极广,凡六书之异同、八法之变化,及刊刻墨迹之源流得失,凡以往典籍所具者,无不辑之。其原则是只录前人成说,而不以己意参入,即使彼有异论及舛互不合者,也两存其说,以待后之抉择。考自古论书著作,唐代以前者,只有张彦远《法书要录》为详。唐以后论书之著,没有比此书更详尽赅备者。虽然采择收录不尽纯,体例也不尽完善,但其排比贯串,上下两千余年,洪细俱备,实为书学之总汇。惜此书未列目次,翻检甚为不便。其稿本后归潘红茶家,八千卷楼有抄本,不全。原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有旧抄本,残存一百三十四卷。
金匮要略浅注补正
金匮类著作。清陈念祖集注,唐宗海补正。九卷。宗海有 《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 已著录。此书为五种之一。唐氏认为,陈修园 《金匮要略浅注》一书,虽能集众之长,但尚有缺误,遂加以补充订正,于光绪十九年(1893) 辑成是书。卷一为脏腑经络先后病、痉湿暍病脉证,卷二为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疟疾、中风历节病脉证,卷三血痹虚劳证治、肺痿、肺痈、咳嗽上气脉证,卷四奔豚气、胸痹、心痛短气脉证及腹满寒疝宿食脉证,卷五为五脏风寒积聚、痰饮咳嗽、消渴小便不利淋,卷六为水气病脉证,卷七为黄疸证治、惊悸吐血胸满瘀血脉证,卷八为呕吐哕下利、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及趺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蚘虫脉证,卷九为妇人妊娠、妇人产后、妇人杂病脉证。试图以 《内经》等中医理论结合西医学说诠释《金匮要略》。有光绪二十年上海顺成书店石印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 千顷堂书局石印本,一九五五年锦章书局铅印本。
黑凤凰
凤尾帮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等，被擒后没容审问，竟当夜炸断镣锁，全数越狱逃脱，这一来先害苦了杭州府，知府衙役班头，以及典狱史，全获了罪。
观我生赋
辞赋名篇。北朝齐颜之推作。《北齐书》见载。颜之推在“予一生而三化”句下注云:“在扬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按指北周灭北齐)而三为亡国之人。”知此赋当作于577年北齐灭亡之时。这是一篇自传性的长篇大赋,历叙自己仕梁、入齐及屈身事周的身世。文章首先揭举“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大义,叙述东晋以来中原沦亡,颜氏家族亦随之南渡的过程。并称美祖先“传清白”、“守法度”的节操。次叙身值侯景之乱,建康被攻陷,在萧氏兄弟争权夺利的争斗中,萧绎称帝于江陵,而自己出仕于梁元帝。次叙西魏破江陵,自己亦被俘北去,遂投奔北齐的经过。次叙出仕北齐,又值北齐灭亡的史实。末以悲叹自己一生穷愁作结。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叙述了作者由梁入北齐又入北周的经历,记述了他亲目所见的侯景篡弑、梁元帝与北齐后主覆亡的历史事变,反映了当时政治现实的风云变幻。所记史实虽不及庾信《哀江南赋》之丰富,但同样具有史诗的价值。更为可贵的是,赋作一开始就揭举民族大义,不纯从个人恩怨出发来观察历史事变,立足点也更高。此赋艺术上虽材料组织得不够集中,结构也略嫌平直松散,但疏朗的文辞,遒劲的骨气,亦自成一种风格。《北齐书》本传称其“文致清远”,不为过誉。
资治通鉴纲目[文白对照]
简称《通鉴纲目》,别称《紫阳纲目》。南宋哲学家朱熹与其弟子赵师渊共同编著。全书六十卷,成于乾道八年(1172)。《通鉴纲目》一书“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纲”是根据时间顺序写出的史事提纲,犹如《春秋》之经,既具有标题作用,又表达了作者对史事、人物的看法,字数不多,顶格而写。“目”是对“纲”的具体叙述,即注语,字数比“纲”要多,犹如左氏之传。《通鉴纲目》虽脱胎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却不是简单的删繁就简。它根据义理的标准来裁剪历史,使历史“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为之,它把取“《春秋》之义”和法《春秋》用字规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春秋》书法”加以发展和完善。《通鉴纲目》取“《春秋》之义”首先表现在辨正闰、明顺逆。认为自周至五代千余年历史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六朝为正统王朝,其它或为僭国,或为篡贼,或为无统等。其次是严篡弑之诛,倡节义道德。认为轼君是大逆不道的,为天理所不容,要大书不隐。要褒扬尊者、贤者和死节者。最后是站在汉民族立场上强调夷爰之防。为伸明“《春秋》大义”,在书法上则极尽褒贬之能事。《通鉴纲目》是一部通过叙史来宣扬纲常伦理道德的著作,因此,它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理学著作。正如李方子所说的,《通鉴纲目》“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懿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资治通鉴纲目》版本较多,清康熙帝取明末陈仁锡刊本逐加评定,是为《御批通鉴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