苑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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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世界
《宗教与世界》所集论文是韦伯为基督新教、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等研究所写的序言。他分析了近代西方文明“理性化”的现象、神义论与世界诸大宗教担纲者的“心态”、宗教拒世的阶段与方向等等问题。换言之,《宗教与世界》实乃理解韦伯之宗教社会学不可或缺的基本读本。
鲁迅讲演录
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演讲者。鲁迅毕生坚守启蒙主义立场,致力于使中国青年洞悉世相,少走弯路,完成有决断、有创造性的人生。 当年风云激荡的年代,他在各大高校的现场讲演,吸引了无数青年人热切的目光,颇鼓舞了无数人的心。虽然过去了百年,但是“永远的大先生”的饱含期望、精彩睿智的演说,对于当下的我们仍有不可替代的力量。 本书收入鲁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演讲文章16篇,均经先生生前审定,经典名篇《娜拉走后怎样》《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悉数收入。
乐圃余稿
宋代诗文别集。10卷。朱长文撰。全名为《吴郡乐圃朱先生余稿》。朱氏生平著述丰富,所撰诗、词、赋、辩、表章、杂说凡100卷,号《乐圃集》。南渡后毁于战乱。其从孙朱思裒集遗文得诗163篇、记5篇、序6篇、启7篇、墓志5篇、杂文6篇,分为10卷。又以墓铭、表、传等编为附录1卷刊行于世。因年代久远,朱氏后人仅藏钞本。康熙五十一年(1712)其裔孙朱岳寿重加校订,并作跋附后,刊行于世。此书前5卷为诗,后5卷为文。卷末有附录1卷。后被《四库全书》辑入。《两宋名贤小集》也曾辑入本集,但仅有2卷。米芾所撰《墓表》称作者“至于诗书文艺之学,莫不骚雅造古”。张景修作《墓志铭》也说朱长文“作诗雅训得古风”。观其集中之作,文风明白坦易,不务为奇崛之言。卷4《奉陪太守及诸公游虎丘》有句云:“何必襄阳孟浩然,苦吟自可继前贤。”显然,他自以为诗风与孟浩然有相似之处。本集今存善本除上述康熙刻本之外,主要有多种明清抄本。清抄本一般附有补遗1卷、附录1卷。
上林赋
汉赋。司马相如作。《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将《子虚赋》、《上林赋》连成一气,南朝梁代萧统编《文选》,始分为两篇,《子虚赋》收入卷7,《上林赋》收入卷8。据《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写此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可见其构思之苦。《上林赋》与《子虚赋》同为汉赋代表作,其内容上承《子虚赋》所述,当子虚、乌有二先生互相夸耀楚、齐时,亡是公以天子代表的身份,申明诸侯国应纳贡述职的道理,又极力渲染了天子上林苑的广阔和天子出猎的壮观。然后,笔锋一转,叙述天子对“大奢侈”幡然省悟,命令“解酒罢猎”,使子虚、乌有“愀然改容”,有所悔过。刘勰曾说:“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文心雕龙·诠赋》)而明人王世贞则在其《艺苑卮言》中说,司马相如此赋“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史记》、《汉书》本传指明:因司马相如在梁地作《子虚赋》受到汉武帝召见,他便“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以《上林赋》进呈,所以一般都将这两篇赋视为正续篇,往往一并论之。
小腆纪年附考
编年纪事体的南明史。清人徐鼒撰。本书初刻于咸丰十一年 (1861),光绪四年(1878)北京龙威阁再刊,光绪十一年 (1886)又有日本中国使馆的铅印本行世。1957年,中华书局以咸丰初刻本为底本,参校光绪年间的两次刻本,作了一些技术方面的处理,改正了原书避清帝名讳以及满族的字。在原书以干支纪日之下,注以阴历日期,附以公元。书前有校点凡例,次为作者自叙,卷终附录参校者林鹗、谢宗善、宋光伯、汪达利的跋语。起崇祯十七年(1644),迄永历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咸丰十一年(1861)成书。徐氏参考南明史书六十二种,并搜集各省府县志及各家诗文集中有关资料,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凡传闻互异者,皆作附考,记于正文之下。有须发明者,则系以论断。对李自成攻克北京事记载颇详,约占全书五分之一,对永历及台湾郑氏事记载较少,仅占全书二十分之一。
四十二章经疏钞
四十二章经疏钞,五卷,清续法述并序,邵泰衢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