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略志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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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
圣母玛利亚将于某年某日在法国某地显灵的秘密一经传出，世界各地的人们蜂拥而至。朝圣者形形色色，朝圣的目的也大相径庭，人群中有虔诚朝拜的信徒；有搜新猎奇的记者；有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有沽名钓誉的商人；有怀着鬼胎且化名他人的大国政要；有图谋伺机滋事的恐怖组织成员……作者将充满金钱、情爱、权力等人欲横流的现实世界聚焦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世界宗教圣地），特定的时间（假设中的圣母显灵的日子），演化出一幕幕悬念层生、高潮迭起的传奇故事。
开明新编国文读本
于1946年8月至1948年8月由开明书店陆续出版，以后又多次重印，在一系列优秀的开明语文教材中，《开明新编国文读本》虽然出版时间较晚，却是颇具特色的一种。这部教材初版甲种本六册，乙种本三册，是开明书店在中学语文教材编纂方面的又一个新尝试。 首先，《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的编纂者都是一时之选。叶圣陶是著名作家、语文教育家；周予同是著名历史学家、经学家，当时为复旦大学教授，同时在开明书店担任编辑；郭绍虞是著名文学批评史家、语言学家，当时任同济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覃必陶是开明书店编辑。由这样四位名家联手编纂这部新的中学语文教材，无疑是语文教材编写史上继《开明国文讲义》之后又一次难得的盛会。 其次，《开明新编国文读本》是当年对语文教学的又一次别开生面的新探索。它的“新”，也就是最显著的特点是白话文言分开教学，甲种本专选白话文，乙种本专选文言文。乙种本侧重明清作品，并以短篇记叙文为主，还酌情选入王国维、章炳麟、蔡元培、胡适、鲁迅、钱基博、俞平伯等近现代作家、学者的文言短制，这些都是前所未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同样值得注意。不论甲种本还是乙种本，一以贯之的是凸现文学性和情趣性，循序渐进，引导读者在了解掌握中学语文基础知识的同时，更能领略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之美。
太上济度章赦
《太上济度章赦》，撰人不详。从内容文字看，当出于唐代。三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表奏类。上卷、中卷辑录奏章三十二篇，有延生解厄章、谢上安宅章、谢罪祈雨章、祈嗣章、祈禄章、禳火灾章等，用于各种斋醮祈禳法事。另有祈禳通用诸章官式十六条，用于祈请神灵保蚕、保胎、逐盗、保六畜、除官讼、除颠邪、保远行、解冤愆等等。下卷收入玉清大赦，青玄大赦、玉皇上帝徽号宝赦等三种启奏文，用于修斋度亡，祈请神灵赦免死者罪愆。
本草备要
成书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代汪昂撰。商务印书馆1954年铅印本。该书是本草学著作，汪氏认为有些本草书籍内容“备而不要”或“要而不备”，故取材《本草纲目》与《神农本草经疏》等书，选取常用药品，述其要旨，又兼补以上两书之末备，故名《本草备要》。卷首为“药性总义”，概括药学理论，次以草、木、果、谷菜、金石水土、禽兽、鳞介鱼虫、人等8部分类，共载药478种，各药名之下，以小字简述其主要功效，并系统介绍其性味归经，功效主治、药材形态、加工炮制等，并附图461幅，均系转绘自《本草纲目》钱蔚起本药图。此书完备而扼要，论药虽采众家之说，又有个人创见，书成即风行全国，为中医初学者常用入门书。书中引证了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中关于炮炙的总结性论述，但无新见地，各药项下所注炮炙方法，亦大体同前人。仅对于生、制品的药效解释，以及采用不同辅料对药效的影响，略有发挥。如认为黄芪不必盐炙，“或曰补肾及崩带淋浊，宜盐水浸炒。昂：此说非也，前证用黄芪，非欲抑黄芪使入肾也，取其补中升气，则肾受荫，而带浊崩淋自止……”“人参芦能涌吐痰涎，体虚人用之，以代瓜蒂”。海藻“其用在咸，似不宜洗过。”“当归，非治痰药，姜制亦臆说耳”。
野祭
现代中篇小说。蒋光慈著。上海创造出版社1927年11月20日初版。这是一部以“革命与恋爱”为题材的小说。作家陈季侠搬家后结识了新房东女儿、小学教员淑君。淑君对陈季侠逐渐从敬慕产生了爱，但陈季侠只是尊重淑君。失恋的痛苦促使淑君积极投身秘密的革命工作，她向陈提出介绍自己入党。不久，陈季侠又认识了小学教师郑玉弦，并很快就爱上了她。时局日渐紧张，淑君为着秘密的革命工作而劳瘁。而郑玉弦在反革命大屠杀即将开始时，动摇了，离开了陈季侠。而淑君却仍然冒着被逮捕杀头的危险，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最后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小说采取对照的手法，描写了两个不同的女子形象：热情有主见的淑君和外貌美丽而思想平庸的郑玉弦。当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一个勇敢地战斗，直至献出生命;一个胆小怕事，在革命的浪潮中退却了。作品通过这两个不同人物形象的描写，客观上反映了知识妇女在革命危急关头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非诗辨妄
诗经学专著。一卷。南宋周孚撰。北宋时,郑樵作《诗辨妄》,辨《诗序》及毛、郑之非,周孚因作此书,责难郑樵,其自序云:“……自汉以来,六经之纲维具矣,学者世相传守之,虽圣人起,未易废也,而郑子乃欲尽废之,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见于予书。”可见作书之旨,实为卫道而非学术之争。书中所举凡四十二事,大多缺乏正确理由和事实根据。如驳郑樵“设若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一条,仅称“理或有之”(原书第二条);驳郑樵“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唯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一条,竟说“其世不可知,则不指名其人,慎之至也”(原书第二十三条);驳郑樵“《召旻》诗首章言‘旻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为题,更无他义”,非之曰“此苏子之说也,申言之何益”(原书第二十八条)。从以上三例看来,或作疑辞,或逞强辩,或者借故推诿,答非所问,皆不足以服人。其他未审原意,即加指责者,深文周纳、巧辞以辨者尤多。郑樵论诗,富有怀疑和批判精神,不为守旧势力所容,他的《诗论》和《诗辨妄》成书不久便归于散佚。清代辑佚之风勃兴,亦未见辑之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但没有收录和提及郑樵的《诗经》著作,而且还在周孚《蠹斋铅刀编》提要中横加指责。其实,周孚非郑之语,偏激舛谬,大都不堪一驳。《非诗辨妄》清代有单刻本、丛书本多种。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百部丛书集成》,丛书以《涉闻梓旧》本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