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台郡各建筑图说
作者：蒋元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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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法
又名《欧阳结体三十六法》。一卷。书论。唐代欧阳询撰。此书是作者结合临书体会传授法书技法的专著。凡列三十六品目,目下先谈技法要点,次举实例,某些品目还征引他说以助理解,从用笔的方方面面谈结字方法。此书条目清晰,述说简明扼要,有理论也有实例,是法书专著中谈论结字的佳作。诸本不同,大致为:排叠、譬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挑、相让、补空、覆盖、贴零、粘合、捷速、满不要虚、意连、覆冒、垂曳、借换、增减、应副、撑住、朝揖、救应、附丽、回抱、包裹、却好、小成大、小大成形、小大、大小、左小右大、左高右低、左短右长、褊、各自成形、相管领、应接等三十六种。又与《八诀》合称《欧阳率更书三十六法八诀》。和释智果《心成颂》相比,有许多新突破。一方面把对生命力的追求(“斜正如人”)与字体结构相联系,比《心成颂》更深一层。另一方面,对字体结构分析也更趋细致明晰,如“附丽”、“包裹”、“意连”诸条均为《心成颂》所无。又如“勿令偏侧”是正题,而“偏者正之,正者偏之”是反题,正反相合,比《心成颂》所言之“回展右肩”等更概括、更明确。今人宗白华认为从这“三十六法”中可窥中国美学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并指出它是从真书的结构分析出字体美的构成诸法,一切是以美为目标。为了实现美,不怕依据美的规律来改变字形,就像希腊的建筑,为了创造美的印象,也改变了石柱形,不按几何形的线。《佩文斋书画谱》在题后注云:“诸本都附欧阳询后,今考篇中有高宗书法、东坡先生及学欧阳者等语,必非唐人所撰。”今人则认为,可以是因欧字结体特佳,故后人托其名。传世主要版本有《墨池编》本、《书苑菁华本》、《说郛》本、《汉溪书法能解》本等。近人邓散木有《欧阳结体三十六法诠释》一书行世。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
纤言
《纤言》，清朝陆圻撰，所记皆为晚明清初要事。上部记晚明“三案终始”；中部记“三案”馀波及清初南京、淮扬文武诸臣事；下部记南明弘光、隆武、鲁王诸事，其中“金陵七十三人”、“大悲和尚”、“酒色串戏”等篇，尤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今据神州国光社排印本整理。
![鸿猷录[四库本]](/d/file/books/5f57e367749ee3e8211cccded3762063.jpg)
鸿猷录[四库本]
明高岱撰,共16卷。成书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高岱,字伯宗。生卒年不详。湖广京山(今湖北京山县)人。嘉靖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以力救董傅策、张翀、吴时来而触怒严嵩,出为景王府长史。生性孤僻,喜读书,善属文。其主要著作有《樵论》、《楚汉余谈》、《西曹集》、《鸿猷录》等。仿纪事本末体,所录凡60事。记述朱元璋起义到嘉靖年间的军事,对明初的统一,以及正统、成化、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及其被镇压经过,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材料的来源,大多是根据当地人的记述、传志、书疏和案牍。
唐书直笔
史评著作。四卷。北宋吕夏卿撰。嘉祐五年(1060年)成书。吕夏卿,字缙叔。约生于天禧二年(1018年),卒于熙宁三年(1070年)。北宋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庆历进士,为江宁尉。仁宗时,参与修《新唐书》,充任编修官。学长于史,在史局十余年,博采有唐一代传记杂说数百家,编撰成书。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唐书》成,出力甚多。嘉祐五年书成,进直秘阁、同知礼院。英宗时,历史馆检讨、同修起居注、知制诰。熙宁初,参与修《仁宗实录》。夏卿于仁宗朝预修《新唐书》,此乃其在书局时所作。前三卷论纪、传、志及旧史繁文缺误,第四卷为新例须知,发挥体例,颇为精核。但考之新书,有合有不合。可见欧阳修、宋祁当时自有取舍,不尽如夏卿建议。
读经示要
熊十力论经学和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写于1944年。次年中国哲学会作为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三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1949年由上海正中书局重版。凡三卷。卷一论“经为常道不可不读”,卷二论“读经应取之态度”,卷三“略说六经大义”。以六经为中国文化之根柢;以《大学》为六经之宗要和体系;以《易》为五经之源,为中国哲学之根本大典。认为《周易》、《春秋》、《周官》、《礼运》具有自由、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然为秦汉以降之君主专制制度所窒息。认为明清之际诸大儒反专制、倡实学,光大了中国文化精华,上接晚周,下接西学。既不同意“西化派”,又不同意“国粹派”,而主张以传统文化为主体融贯中西。对先秦、汉宋和明清思想亦多所论列。
周官新义
十六卷。附《考工解》二卷。北宋王安石撰。《周官新义》是王安石为变法而对《周礼》所作新解之书，原着二十二卷，今存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录自《永乐大典》。宋晁公武《读书志》载，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周礼》、《尚书》、《诗经》，皆本王安石经说。王安石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重注三经，不用先儒传注，多以己意解经，时称《三经新义》，颁之学官。书成后遭反变法派如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程颐、苏轼、苏辙、晁说之、胡安国、胡宏等攻击，甚至谴责王安石及《周官新义》导致北宋灭亡。《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王安石鉴于“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斥，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信《周礼》为可行”，颇为中肯。《周礼新义》训诂多违六书之义，难免割裂经义，牵强附会。其训诂字义，颇为穿凿，但总体以经诠义，发挥经义，仍不失为儒者之言。如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有发明。对后世研究《周礼》者有一定参考价值。宋王昭禹《周礼详解》、王与之《周礼订义》以及林之奇、陈友仁注《周礼》多据其说。清《钦定周官义疏》，亦不废用。其《考工记解》据晁公武《读书志》记载，非王安石之作，乃郑宗颜辑王安石《字说》所补。《中华儒学通典》认为“《考工记解》在内容上多与《字说》相类似文字，而其题款亦一直为王安石，即使真为郑宗颜所辑，则所辑内容亦必为王安石所撰无疑”，颇有道理。版本有河南刻经苑本，明万历刊本、墨海金壶本、粤雅堂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