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宾录
作者：罗日褧
罗日褧编著。此书分八卷，计《北虏志》一卷，《东夷志》一卷，《西夷志》三卷，《南夷志》三卷。书中所称虏，即指我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夷，即指东南亚向明王朝通贡的国家和地区，是以明王朝为中心，东、西、南、北为四夷之意。此书综合了历代史书记载，笔记资料及野史中的逸闻轶事，详尽地记述了各国、各地区的山川、物产、气候、风俗，与中国的往来渊源及通贡情况。引用书目达三百四十余种。资料丰富。且各篇记后多有因感而发的论曰。但因不熟外国地理实况，故有关外国的资料难免有以讹传讹的现象。此书刻于明万历。书首有万历十九年(1591)刘一祐撰的序、凡例及引用诸书的目录。书尾附有胡思敬及魏元旷两人的跋、校记两篇。书中提供了大量有关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料和中外关系史及东西洋各国史地资料。此书为明万历刻本。有《豫章丛书》刊本，是据千顷堂藏明钞本翻刻。
罗日褧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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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镜秘府论
古代文论史料。日僧遍照金刚(774—835)撰。六卷。作者法号遍照金刚,俗姓佐伯,名空海。他生活在日本平安朝前期,于唐贞元二十年(804)至元和元年(806)在中国留学约三年,与中国僧徒、诗人交往甚密。对佛学以及文学、语言、书画均有研究。是作者来华留学后为向日本人民介绍汉语、汉诗而编写,回国后应日本人学习汉语和汉文学的要求撰写《文镜秘府论》。后人编有《弘法大师全集》十五卷。分天、地、东、南、西、北六卷,讲述六朝至唐前期有关诗歌声律、对偶、体式和各种文病。首卷序称“文章为纪纲之要”,其义既大且远,所作意在使国人了解汉诗,“不寻千里,蛇珠自得;不烦旁披,雕龙可期”。
赞灵集
赞灵集，编撰者不详。约出于明初。四卷，收入《万历续道藏》。此书辑录赞颂洪恩灵济真君（即徐知証、徐知谔）之诗文数十篇，包括碑记六篇、表札九篇、序疏跋文九篇，诗数十首。书中有元人撰〈灵济宫记〉、〈重修灵济宫记〉、明永乐八年（1410）〈重修灵济宫疏〉、永乐九年（1411）〈鳌峰神秀图记〉等文，记述元明二代灵济宫修建始末。又有宜德壬子（1432年）户部主事所撰诗文，故此书应出于《徐仙翰藻》之后，反映明初崇奉徐仙实况。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
宋徽宗撰,本书鲜见其它传本。徽宗推崇老子,引 《庄》、《列》、《语》、《孟》、《诗》、《书》注《老子》。
神针
短篇小说集，收录向恺然所著短篇小说五篇：《何包子》、《秦鹤歧》、《神针》、《梁懒禅》、《杨登云》。合肥何包子，是六十年前驰名南北的捕头，于今已死去四五十年了。而合肥人不谈到侦探与武侠的事情上面去便罢，谈必拉扯出何包子的轶事来，做谈论的资料；不过各人所知道的有详有略，与传闻异词罢了。即此可见何包子的事迹，印入一般人脑筋至为深切。在下屡次听得合肥朋友谈起，情节都大同小异。因其有可记述的价值与必要，所以尽屡次所听得的，破工夫为之记述出来，或有情节为朋友谈论所不及的，就只得付之缺如了。
丽则遗音
元赋别集。4卷。杨维桢撰。《四库全书》曾据江苏巡抚采进本编入别集类。本集有元刻本(卷1—2抄配)传世,全名为《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式》,主要版本有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与《铁崖先生古乐府》16卷、《复古诗集》6卷合刊)。本集为元人陈存礼编,卷首有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杨维桢自序。自序中说:元朝科举“设科取赋以古为名”,“余早年学赋,尝私拟数十百题,不过应场屋一日之敌,而敢望古诗人之则战!”“近至钱塘又有以旧所制梓于书坊”,“而吾同年黄子肃君又赘以评语”。4卷中收有杨维桢所写的赋32篇。《东维子集》中未收入赋,他的赋主要保存于本集之中。卷末有元至正三年胡助跋,跋中说:“丽则之名其殆伤今之赋之不古乎?”“场屋之士果能仿佛其步趋,吾知斯文之复古矣!”最后是毛晋写的1则跋语,说明本集是附刊于元乙亥科湖广乡试《荆山璞赋》之后的,由毛晋录出,与《复古诗集》等合刊。
毛诗稽古编
清陈启源标举汉学,为《诗经》正义、训诂的著作。30卷。作者认为,自欧阳修《毛诗本义》出,毛传、郑笺渐为学者所疑,遂有郑渔仲 (樵) 之徒“逞其臆见,废序谭经” (阮元序) 。朱熹著《诗集传》,亦从郑渔仲说,影响及于后世。兼之元朝以降,以朱子集传取士,明人说经,犹喜骋虚辨,毛传、郑笺遂废。作者为发扬汉学,曾与朱鹤龄同治毛诗,因作是编。其书于诗义则宗《诗小序》,释经则本于毛传、郑笺,训诂本于《尔雅》,正字本于《说文》,“志在复古,力排众议” ,其 “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 ,吕祖谦《读诗记》 次之,严粲《诗缉》又次之。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 (按,当作《诗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其余偶然一及,率从略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全书卷1至卷24依次解诗,而不载经文,但标举篇目而已。其无所论说者,并篇目亦不载。卷25至卷29为总诂,有举要、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卷末为附録,统论风、雅、颂之旨。按作者虽 “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 ;又 “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 (同上) ,终不免于拘执;又偶于经义之外 “横滋异学”。如释《邶风·简兮》,以 “西方美人”牵及杂说,称佛教之传入,始于周代。又由此称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于西方,凡此皆属无稽之言。有嘉庆十八年庞氏刊本,阮刻经解本,光绪九年上海同文书局缩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