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杂记
作者：袁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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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成集
十二卷。唐杜光庭(850—933)撰。杜光庭字圣宾,处州缙云 (今属浙江)人。性喜读书,好为辞章。懿宗设万言科选士,不中,入天台为道士。喜宗至蜀,召见,赐紫服,充麟德殿文章应制。王建建后蜀,为金紫光禄大夫,赐号广成先生,进户部侍郎。后主立,以为传真天师,崇真观大学士。后解官隐青城山白云溪,自号东瀛子。《宋史·艺文志》载杜光庭《广成集》一百卷,又 《壶中集》三卷。《通志·艺文略》作《光庭集》三十卷。此书共十二卷,集中所收仅表及斋醮文二体,文字虽工,却称不上文学价值。唯其中涉及人物史事,颇有史料价值。如在唐末时为王建作醮词,或称王建川主相公,或称司徒,或称蜀王,或称太师,考证史实,均相吻合,而史独失载其太师之号,又如王宗夔、王宗黯二人,皆王建养子,《十国春秋》载其莅官行事;此书中具体称王宗夔为汉州尚书,王宗黯为镇江军节度使,也可补《十国春秋》之阙。五代文史资料散佚缺略,因而集中所存,可从稽考补阙。此书版本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皆十二卷;又有 《道藏》本,《四部丛刊》本,为十七卷。
蛮书
又称《云南志》、 《云南记》、《云南史记》、 《南夷书》、 《南蛮书》、 《南蛮记》。民族地理著作。唐樊绰撰。十卷。绰为安南经略蔡袭幕僚，为应付南诏之扰，故广采史志，及亲历目睹所得，纂为是编。咸通四年(863)成书，次年补附录诸条。一万二千余字。 分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名类、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南蛮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十事，每事各为一卷。附录盘瓠、白虎传说，异牟寻与崔佐时誓文等六事。记述云南历史、交通、各族概况，尤以南诏社会经济、制度、军事训练及其与唐朝的关系为详。是志为现存云南方志最古者， 《新唐书·南蛮传》和《资治通鉴》有关古滇、越的记载，多取材于是编;程大昌、 李荣陛等考证《禹贡》，均宗其黑水之说，向为世人所重视。是研究云南史志的珍贵文献。原书久佚，今本系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武英殿聚珍版本， 《四库全书》本。近人向达《蛮书校注》(1962年中华书局版)，周维衍《蛮书校注读后》(《历史研究》，1965年第六期)，方国瑜《樊绰<云南志>考说》(《思想战线》，1981年第一期)，均可供参考。
玄和子十二月卦金诀
玄和子十二月卦金诀，原题玄和子撰。此人疑即唐道士张太空。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本篇言外丹火候，以十二消息卦与十二月、十二时辰相配。根据卦爻阴阳变化及寒暑推移，确定炼丹时间与火候进退。全篇分十二节，每节先列卦象，后附七言诗一首，并加注解，说明卦象与火候。大抵以《周易参同契》为本。
复堂词话
清谭献撰。共一百三十一则，为其门生徐珂所辑，1925年付梓。徐珂跋云：“师之论词诸说，散见文集、日记及所纂《箧中词》、所评周止庵《词辨》。光绪庚子(1900)，珂里居，思辑为专书，请于师曰：‘集录绪论，弟子职也。侍教有年，请从事。’师诺。其年冬，书成，呈师。师曰：‘可名之曰《复堂词话》。’”谭献论词继承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点而有所发挥，认为“倚声之学，由二张(张惠言、张琦)而始尊”;周济“切磋于晋卿，而持论益精”。谭氏极少推尊词体，并在《复堂词录叙》中指出：“词为诗馀，非徒诗之馀，而乐府之馀也。”词是由风、骚和乐府的演变发展而来，不应“以词为小道”。作者虽撰《箧中词》，“以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但又感到“以常(州)派挽朱、厉、吴、郭，佻染饾饤之失，而流为学究”。故“常州词派，不善学之，入于平钝廓落，当求其用意深隽处”。他不囿于门户之见，而自立己说。如对苏轼《卜算子·雁》，张惠言《词选》以《诗经·考槃》为比，谭献以为“其言非河汉也”，并提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主张，颇有新见，对晚清词坛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书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据《心园丛刊》辑入。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阿弥陀经疏
全一卷。唐代窥基撰。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七册。为注释鸠摩罗什所译之阿弥陀经。计分七门：(一)明示弥陀佛身通于报化二身，登地菩萨见佛之受用身，地前菩萨及凡夫唯见应化身。(二)就佛土说法性土、自受用土、他受用土、变化土等四种。(三)论不退转义。(四)叙偏赞之心，引用随愿往生经之说，谓若十方皆有净土，众生之心则便慢缓；若唯显示一处，心即殷重，故独赞西方。(五)略述体性，净土以佛及菩萨之唯识智为体。(六)叙述部类多少，宗趣所明。(七)判释本经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