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赋汇

赋总集。清陈元龙辑。一百八十四卷。元龙字广陵,号乾斋,浙江海宁人。康熙进士,授编修,累擢广东巡抚,在粤有治河政绩。后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元龙工诗,有《爱日堂诗》二十七卷,又辑有类书《格致镜原》。奉旨修纂赋总集。此书以前人成果为基础,又广搜博采,戮力网罗,连散见于类书杂著中之零星句段亦一并录出,成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收先秦至明代各类赋作三千八百三十四篇。以类划集。正集一百四十卷,专收叙事记物之作,内容广博。分天象九卷,岁时四卷,地理十七卷,都邑十卷,治道、典礼各六卷,祯祥四卷,临幸一卷,搜狩二卷,文学四卷,武功二卷,性道四卷,农桑二卷,宫殿六卷,室宇七卷,器用四卷,舟车一卷,音乐六卷,玉帛三卷,服饰、饮食各一卷,书画、巧艺、仙释各二卷,览古六卷,寓言二卷,草木六卷,花果七卷,鸟兽九卷,鳞虫四卷。外集二十卷,皆为抒情言志之赋。分言志六卷,怀思、行旅、美丽、情感、人事各二卷,旷达三卷,讽喻一卷。另有残文逸句二卷,类别同于正集。补遗二十二卷。此集是我国第一部、亦是最好一部历代赋体文学作品较完备之总集,两千年间,叙事体物,抒情言志之名赋大体全备。为年代所限,清代作品未录,某些作品未考出作者姓名。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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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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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瓦大街

《涅瓦大街》（俄语：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是尼古拉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写于1831年至1834年间，于1835年出版。在果戈理的小说集《彼得堡故事》中,短篇小说《涅瓦大街》其价值尤为突出,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设定了“彼得堡故事”系统的深层内涵。《涅瓦大街》的三个女性形象——“女性集体”、“黑发姑娘”和“金发女郎”给予考察,分析其基于男性成见的小说叙事所赋予的女性形象特质——“不确定性”、“无名性”、“被动性”、“失语”和“智性缺席”等,对女性形象实行操作和控制的小说叙事策略,其目的在于建构男性主导的价值系统。

人论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主要著作之一。书的副标题是“人类文化哲学导引”。1944年出版。这是作者写的最后一部书,也是阐述作者庞大思想体系的一本指南书,还是作者一百二十余种著述中译成外文文种最多、影响较大的一本书。《人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人”的研究,必须从对人类文化的研究着手,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也就必然地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而人类特有的文化无非是种种人为的“符号”,因此,人就是符号,就是文化,作为活动的主体他就是“符号活动”、“符号功能”,作为这种活动的实现就是“文化”、“文化世界”;同样,文化无非是人的外化、对象化,无非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所以,关键的关键、核心的核心,则是符号。文化作为人的符号活动的“产品”成为人的所有物,而人本身作为他自身符号活动的“结果”则成为文化的主人。在《人论》的这种理论框架中,艺术就是形式的创造,是种特殊形式的创造,即符号化了的人类情感形式的创造。艺术就是运用符号来表现人类各种不同的经验。这种表现不是一种印象的再现,而是一种形式的创造,因为艺术中的形式不仅在于反映客观事物的各种形式,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去组织和构成人类的经验。艺术的符号形式的特征就在于它的那种构成力量。艺术中的真正主题是我们在形式中所感觉到的那种最重要的构成因素,因此,艺术的意义就在于形式。卡西尔的《人论》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美学理论,完整的符号论美学理论体系是苏姗·朗格在他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

玉皇经

全称《高上玉皇本行集经》。道教经典。作者不详,或谓出于隋唐道流之手,一说成书不早于宋代。《正统道藏》及《道藏辑要》收入注本数种。本书乃道士每日早晚功课及斋醮仪式上必诵经文。共3卷,内容主要托元始天尊在清微天中,宣讲玉帝来历。乃仿效《佛本行集经》之作,或以为系隋唐道士所造,出于唐玄宗时期。经文由《清微天宫神通品》、《太上大光明圆满大神咒品》、《诵持功德品》、《天真护持品》及《报应神验品》组成。

新传奇品

戏曲论著。清代高奕撰。高奕(生卒年不详),字晋音,一字太初,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所作戏曲有《春秋笔》等14种。《新传奇品》继吕天成《曲品》而作,体例与《曲品》类似。作者在自序中说:“偶检笥中所藏传奇数百种,自明迄今,考其姓氏,细加评定,识以一二语,足以想见其人矣。”书中著录明代至清代初年28个作家,在各家姓名之后,略述其乡里、所作传奇本数和具体剧目,对每个作家的品评,都以八个字概括其风格特点,如说李笠翁“桃源啸傲,别有天地”,说王香裔“空谷幽兰,清芬自远。”书中共录传奇211种,与《曲品》所录并无重复,可以弥补《曲品》之不足,对于研究古典戏曲具有重要资料价值。此书已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

窃愤录

《窃愤录》记载了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虏北上，一路受尽屈辱。

书仪

十卷，宋司马光(1019－1086)撰。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后人称司马温公，陕州夏县涑水乡(现属山西夏县)人，着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创立涑水学派。平生着述颇丰，除《书仪》外，还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亦称《温国文正公文集》)、《通鉴考异》、《稽左录》、《家范》、《独乐园集》。宋以前以《书仪》为名研究《仪礼》者较多，司马光《书仪》之名，沿用旧称。《书仪》反对王安石“新学”，尽力尊崇郑玄注，不但对郑注之误少有驳正，并进行附会，不免显牵强。然全书诠释古礼非常详细，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相比，更为详确。朱熹评其“《祭礼》只是于温公《书仪》内少增损，”又说“二程与横渠(张载)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颇为准确。《四库全书总目》称之为“礼家之典型”亦不为过。司马光《书仪》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陈详道《礼书》代表了宋礼学研究之最高水平。版本有宋绍熙三年(1192)刊本、明刊本、学津讨源本、广东刊本、日本芳春楼刊本、清雍正元年(1723)汪亮采影宋刊本、同治七年(1868)江苏局刊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