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路上
作者：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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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堂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四卷。清纳兰性德撰。性德享寿虽短(仅三十一岁),但其生前已刊刻有《饮水诗集》二卷、《饮水词集》三卷,为顾贞观所选定。此本未标明刊刻年月,而贞观自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1684)离京返乡不复出,性德卒于康熙二十四年,是知此本必定于其生前。性德卒后,其师徐乾学受嘱编其全集,序云:“余里居杜门,检其诗、词、古文遗稿,太傅公所手授者,及友人秦对岩、顾梁汾所藏,并《经解小序》,合而梓之,以存梗概,为《通志堂集》。碑志哀挽之作,附于卷后。”此集按五七言、古今体顺序编排,共录五古一百一十首、七古九首、五律十八首、七律二十九首、五排三首、五绝八首、七绝一百二十六首,凡三百零三首,是纳兰所有诗集中录诗最多者。此编刊于康熙三十年。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本影印出版。纳兰诗较平庸,故不如其词集屡有刊刻。合刻诗、词者有清宣宗道光(1821—1850)年间张祥正校刊本,收诗、词各一卷。另《粤雅堂丛书》、《万松山房丛书》中亦收有合刻纳兰诗词集。
太上三洞传授道德经紫虚箓拜表仪
太上三洞传授道德经紫虚录拜表仪。唐末杜光庭编集。官传授太玄部经戒法录之仪式。一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威仪类。述授经传法拜表科仪,包括通玄赞8首。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经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经。撰人不祥，约出於宋代。假托北斗七元星君於终南山为汉明帝说经二十八章，言礼诵七元星君，保命消灾之事。一卷。底本出处：《正统道藏》洞神部本文类。经中称玉皇为“昊天金阙玉皇上帝”,称真武为“真武佑圣帅将”,皆为北宋时称呼。本经盖出自北宋。凡28章。北斗七元星君向汉明帝述七真圣号,劝人礼拜呼名。
效颦集
明代文言短篇小说集。3卷。赵弼撰。本书是仿照宋人洪迈《夷坚志》及明人瞿佑《剪灯新话》等书而写的。全书3卷共收入25篇作品,上卷收有《续宋丞相文文山传》等11篇,中卷收有《三贤传》等6篇,下卷收有《青城隐者记》等8篇。书后有赵弼写于宣德三年(1428)的后序。后序说,自己写的26篇(实为25篇)传记,“皆闻先辈硕老所谈,与己目之所击者。初但以为暇中之戏,不意好事者录传于士林中。每愧不经之言,恐贻大方家之诮,欲弃毁其稿,业已流传,收无及矣。因题其名曰《效颦集》,所谓效西施之捧心,而不觉自衒其陋也。”本书所记,主要是宋末元末及明初轶事,以元至正年间的事最多。其文采不能与洪迈、瞿佑相比,其中大部分篇章故事性不强,只能算是艰涩的散文。但本书对于考稽宋元话本颇有用处。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6评本书:“言寓劝戒,事关名教。有严正之风,无淫放之失。”这一看法只是着眼于它的教化作用。本书有明代宣德年间原刊本传世。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11月出版有本书的点校排印本。
曲录
古近代戏曲论著。6卷。王国维著。宣统元年(1909)晨风阁丛书本。后辑入1927年刊《王忠悫公遗书》、1934年石印本《王忠悫公遗著十五种》及1936年石印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卷首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作者《自序》及宣统元年夏五月《自序》。成稿于光绪三十四年。作者在宣统元年《自序》中云:“国维雅好声律,粗暗流别,痛往籍之日丧,惧来日之无征,是用博稽故简,撰为总目。存佚未见,未敢颂言;时代姓名,粗具条理。为书六卷,为目三千有奇。非徒为考镜之资,亦欲作搜讨之助。”该书系参考焦循《曲考》、黄文旸《曲目》、无名氏《传奇汇考》等各家曲目、各种曲谱及藏书家目录辑成。主要著录宋金杂剧院本及元、明、清杂剧、传奇曲本和总集、散曲集并曲谱、曲韵等书目。当时姚燮《今乐考证》尚未被发现,该书即为收集较为详备的一部古典戏曲书目。
四书疑节
元袁俊翁撰。十二卷。自元皇庆二年(1313年)后，科场不仅以经义命题，亦以经疑为课。俊翁“首以《四书》设疑，次以经史发策”，因取“《四书》经史门分而类析之，问举其纲，答提其要”总题曰《待问集》(自序)。今“经史疑义”部分已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疑节》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时有所删节，故改题曰‘节’与!”其内容为： 先八卷以《四书》分列设疑，计《论语》四卷，《大学》、《中庸》各一卷，《孟子》三卷。后四卷以《四书》相互交叉设疑，计《论语》与《大学》、《中庸》合一卷，《论语》与《孟子》一卷，《大学》与《中庸》、《孟子》合一卷。均以《四书》之文，互相参对为题，或似异而实同，或似同而实异，或阐义理，或用考证，皆标问于前，列答于后。如问：“《论语》一书，诸儒皆曰孔门弟子成此书。程子乃曰，成于曾子有子之门人。何者为是?”则引证考辨答曰：“成此书者，初非出于一人之手。一言以蔽之曰，圣人之徒斯足矣!”又如问：“中庸、中和二中字同否?”答曰：“中一字有二义： 有性理本然之中，有事理当然之中。中和之所谓中者，性理本然之中;中庸之所谓中者，事理当然之中。中庸之中，实自中和大本之中为之体;中和大本之中，发而为中庸之中，是乃由体而达用，其理一而已矣!”再如问：“《论语》言仁，《孟子》兼言仁义，何与?”答曰： 由于孔子之时“人心天理尚明，夫子止以仁言之可也”。至孟子时“功利日胜，人欲日滋”。孟子“至于仁义而已，何必曰利之说，直欲拔本塞源以救当时之弊，孟子之用心亦劳矣”!有《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