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倡酬集
作者：佚名
一卷。《附录》一卷。宋朱熹、张栻、林用中撰。朱熹事迹见《晦庵集》条。林用中字择之,号东屏,福建古田人。尝从朱子游。此集作于乾道二年 (1166)十一月。此集前有张栻序,称“来往湖湘二纪,梦寐衡岳之胜。乾道三年 (1167)秋,新安朱元晦来访予湘水之上,偕为此游。”布朱子诗题中亦称栻为张湖南。可能栻当时官于衡湘间,故有此称。而《宋史》本传止载栻孝宗时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后知江陵府,安抚本路,不言其曾官湖南。疑史有脱漏。其游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朱子《东归乱稿序》称,得诗一百四十余首。栻序亦云一百四十有九篇。而此本所录止五十七题。以朱子大全集参校,所载又止五十题,亦有大全集所有而此本失载者。又每题皆三人同赋,以五十七题计之,并非一百四十九篇。卷中联句,往往失去姓氏标题。其他诗亦多依朱子集中之题。至有题作次敬失韵,而其诗实为栻作之篇。不可能是传写者讹误脱佚,非当日原本。后有朱子与林用中书三十二篇,用中遗事十条,及朱子所作守序二首,皆非此集所应有,或林氏后人所附益。收入 《四库存全书》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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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
日本文豪太宰治中短篇精选集，内含太宰治一生写照的十个中短篇，收录太宰治入围第一届芥川文学奖的成名作《逆行》。收录太宰治写作生涯中难得一见的温馨之作——《浪漫灯笼》。此文一改太宰治往日的丧气风格，将入江家兄弟姐妹连作新版《莴苣姑娘》这一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曲阜集
宋代诗文别集。4卷。曾肇著。曾肇《行状》载:所著有《曲阜集》40卷,《外集》10卷,《奏议》12卷,《元祐外制集》12卷,《庚辰外制集》3卷,《内制集》5卷等。杨时所作曾肇的《神道碑》中说:有《奏议》12卷,《西掖集》12卷,《内制》50卷,《外制》30卷,与《行状》不同。明永乐十年(1412)其后裔曾刊行《奏议》。清康熙中,裔孙曾俨等取所存奏议,加上诏、制、碑、表等逸篇,编成《曲阜集》,前3卷诗文,后1卷附录。奏议如《乞复转对》、《宣仁皇后受册》、《百官上寿》、《救韩维》、《缴王规外任》等篇并存集中,为史所称述。制诰亦渊懿温纯,尔雅典则,得训词之体。此本收入《四库全书》。另有明曾思孔刻本,胡思敬作校记,列入《豫章丛书》,亦分4卷,卷1、2为奏议23篇,卷3为诏、制、表、启32篇,卷4为碑、记、序、墓志铭、祭文、论10篇,诗16首。另有《曲阜集补》,清陆心源辑,收入《群书校补》之中。
现代青年
现代长篇小说。张恨水著。初载1933年3月27日至1934年7月30日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海摄影社1934年出版单行本。作品描写世代务农的周世良，为了让儿子周计春读书，变卖了家乡的田产，到省城安庆，以做豆腐谋生。邻居倪洪氏，见周家父子勤恳老实，尤其是计春孝敬父亲，读书用功，便将女儿菊芬认周世良为干爹，也要计春认她为干娘。不久，计春在省立模范中学初中毕业班考了第一名，洪氏将女儿许配计春。后来，模范中学因政治原因宣告解散，校长冯子云也回北平另谋出路。正当计春举棋不定时，他接到冯子云从北平寄来的快信，叫他到北平上学。周家父子到北平后，住进潜山会馆，巧遇了同乡孔小姐，她对周家父子热情关怀。周计春遂产生“能娶这样一个老婆，那不是很快活吗”的欲念，从此，便种下了烦恼的祸根。
韦苏州集
又名《韦江州集》、《韦刺史集》。诗别集。唐韦应物(曾官苏州及江州刺史)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韦应物诗集》十卷,原本不传。宋嘉祐间王钦臣重加编定,题《韦苏州集》十卷,序称收赋、诗五百七十一篇,按十五门类编列。今传宋乾道刻本十卷,有拾遗一卷,收赋一篇、诗五百六十三首,仅十四门类,系从嘉祐本流衍而来。又有宋刻元修、明铜活字、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诸刻本,大体属同一系统,而编次、篇目略有差异。嘉靖间华云刻本题《韦刺史诗集》(又名《韦江州集》)十卷,拾遗外更增附录一卷,《四部丛刊》据以影印。清康熙项絪《王韦合刻》本则据宋本翻刻,共十四门类五百七十一篇,《四库全书》和《四部备要》并加采录。另有《韦苏州集》八卷,明嘉靖吴汝纪刻本;《韦苏州诗集》二卷,清汪立名辑《唐四家诗》本。近人卢文弨有《韦苏州集校正拾遗》一卷,收入《抱经堂丛书》和《丛书集成初编》。评本则有宋刘辰翁《须溪先生校点韦苏州集》十卷,元刻本和明刻朱墨套印本;又刘辰翁批点、明袁宏道评《韦苏州集》五卷,明刻《韦孟全集》本。
禅外阅世
《禅外阅世》是丰子恺先生用禅意去感悟人生心得的散文集，全书分为艺韵书香、如烟往事、人生如梦、心与物游等五部分，收录了丰子恺先生的一些人生随笔。无常之恸，大概是宗教启信的出发点吧。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伯，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一点心上。故佛教的要旨，被包括在这个十六字偈内：“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