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人颐

作者:钱德苍
解人颐

此书共计八卷二十四集,分为懿行集、嘉言集、远观集、陶情集、旷怀集、遣兴集、寄感集、萦思集、博趣集、涤烦集、消闷集、寓意集、达识集、高致集、敦伦集、惊奇集、树德集、博雅集、超群集、寄怀集、群蠹集、说言集、丽情集、游戏集。里面收录的都是箴言、格言、诗词、歌赋,也有少量的趣谈、谜语、笑话等,内容以治国齐家、修身养性以及陶冶情操为主,又夹杂着一些戏谑、笑谈等。本书在分类上也没有固定的标准,每集的部分内容在性质上有相似之处。而且,个别集的题目在词义上差别不大。由内容可知,本书实质上是类书性质的杂编,各集之间没有联系,即使每集的内容除了作者认为的相似外,彼此之间也不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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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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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企业家涩泽荣一著。作者投身实业界就打出“以《论语》为商业上的圣经”的旗帜,认为“仁义道德与生产谋利绝不矛盾。故如何坚持仁义之原则,又不失营利之根本,是我们要充分研究的。如能践行此道,抵制腐败堕落,相信对国家或对个人,都能增进其正当的财富”。因此这本书力图把讲仁义道德的《论语》与以算盘所代表的经商、从事实业的生产活动结合起来,分处世与信条、立志与学问、常识与习惯、仁义与富贵、理想与迷信、人格与修养、算盘与权利、实业与士道、教育与情谊、成败与命运等十个主题分节论述,作者根据自己经商的经验来讲述对《论语》中孔子教诲的体会,针对社会上和自己经商中的问题,谈应当怎样根据《论语》提出的准则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书中颇多故事,文章夹叙夹议,文字通俗易懂,但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和人生体悟,能给人以启迪,在日本有很大影响。

东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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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别集。南宋袁说友(1140—1204)撰。二十卷。说友字起岩,本建安(今属福建)人。流于湖州(今浙江吴兴)。隆兴进士,累官四川安抚使。嘉泰中,官至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学问渊博,留心典籍,在四川尝命属官辑《成都文类》五十卷。其集《宋史·艺文志》及《书录解题》皆不载,故厉鹗《宋诗纪事》仅录其诗二首而不言有集。则唯诗文散佚,并集名亦不传。今本系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搜罗排纂而成,得诗七卷,文十三卷。收诗约六百五十首,其诗与杨万里唱和颇多,五言近体谨严而微伤局促,七言近体警快而稍嫌率易,五七言古体则格调清新,意境开阔。《四库全书总目》以为“其学问渊源实沿元祐之余脉,故其论事之文曲折畅达,究悉物情,具有苏欧之体”。有《四库全书》本。

斋戒箓

斋戒箓

《云笈七签》卷37录引。吉冈义丰《三洞奉道科诫仪范の成立について》认为本箓出自中唐。述诸斋。

金粟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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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论,一卷,清彭孙遹撰。彭氏论词崇尚自然:“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乃造平淡’耳。若使语意淡远者,稍加刻画,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自然不等于粗率,它正是人工雕琢达到极致的结果。因此,作者认为咏物词最难写,它要“字字刻画”,又须“字字天然”,这样方为“上乘”。至于一些看似小巧的拆字、合字的写法,彭氏极为反对。他说:“山谷‘女边著子,门里安心’鄙俚不堪入诵。”对于李清照的作品,他说李词“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李词的特点就是平淡浅易,但又极精练,正体现了“绚烂之极,乃造平淡”的审美理想。彭氏还认为:“词以艳丽为本色,要是体制使然。”但他对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的范仲淹《渔家傲》也持肯定态度。并认为“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措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轩一字,辄纷纷有异同之论,宋玉罪人,可胜三叹”。书中亦论及清词,认为云间词派(以陈子龙、李雯、宋徵舆为代表,是清初第一个词派)“能作景语,不能情语”。同时还对清初几位慢词代表作家———龚鼎孳、吴伟业、曹溶的作品作了评价。此书共十八则,文字很少,但许多条言简意赅,亦较中肯。有中华书局1986年排印《词话丛编》本。

和清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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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集。北宋方千里撰。一卷。千里,信安(今河北霸县)人。约徽宗宣和间在世,曾官苏州签判。此集皆和周邦彦之词。周氏精音律,被视为词家之冠。方氏和词极力以周词用字为标准。因周词版本甚多,流传中常有差异,方氏所据版本或有不同。《千顷堂书目》、《佳趣堂书目》、善本书室藏旧抄本、《宋六十名家词》本、《四库全书》本,劳权抄校本等,俱作一卷。《全宋词》用毛斧季校本,存词93首。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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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研究徽商的第一部资料集.徽州商人在明代已经形成人数众多、势力较大的一个商帮,万历时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商贾之称雄者,江南则称徽州,江北则称山右。”(原文为“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可见,徽州商帮和山西商帮已是当时“称雄”于商界的两支劲旅。到了清代前期,徽商势力达于高峰,尤其是两淮盐场,徽商几执诸盐商之牛耳。据《歙县志》载,康(熙)、乾(隆)之际,“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就是明证。自嘉(庆)、道(光)之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商业经营方式也渐渐异于往昔。于是,徽州商帮也就在外来资本和民族资本这两股潮流的冲击下跌落下来,并从此一蹶而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