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孟浩然：五言律诗又三首
洞庭湖寄阎九
洞庭秋正阔，余欲泛归船。
莫辨荆吴地，唯馀水共天。
渺弥江树没，合沓海湖连。
迟尔为舟楫，相将济巨川。
都下送辛大之鄂
南国辛居士，言归旧竹林。
未逢调鼎用，徒有济川心。
余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
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
洛下送奚三还扬州
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
羡君从此去，朝夕见乡中。
余亦离家久，南归恨不同。
音书若有问，江上会相逢。
孟浩然专作五言诗，现在所有的《孟浩然诗集》中，共收诗二百五十七首，五言诗占了二百二十首。五言四韵的律诗又占了五言诗中的大半。开元时期五言律诗的各种篇法、句法、调声、对偶的形式，都可以从孟浩然诗中见到。这里又选了三首孟浩然的诗，它们不是名作，从来也没有选录，宋元以来的诗话里，也没有人提到过。我现在选取这三首诗，目的是想讲一讲初、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律，用它们来作例子。
这三首诗都容易了解，不过我们还是先约略解释一下。第一首是以洞庭湖为题，寄给一个朋友阎九的。阎是姓，九是排行。中国知识分子，大约从春秋时代以来，每人都有一个名，一个字。名是正式公文书上用的，长辈叫小辈，可以称他的名，平辈之问，就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他的字。例如王维，同时友好都叫他摩诘，而不能叫他王维。但是，唐代人连字都不常用，一般熟人都以排行相称呼。排行是从祖父算起的，阎九不是他父亲的第九个儿子，而是他祖父的笫九个孙子。例如祖父有三个儿子，不管那一个儿子，首先生的孙子就是老大。以后第二，第三排下去，诗人高适的排行是第三十五，所以李颀的诗题有《答高三十五留别》。这种诗题在唐人诗集中常见，后世读者往往不知这高三十五是谁。史学家岑仲勉费过一番功夫，把《全唐诗》中用行辈称呼的人名大都考查出来，写了一本《唐人行第录》，对研究唐诗的人，很有帮助。
此诗大意是说：洞庭湖到了秋天水涨，很阔大了，我也想乘船回襄阳去。接着就用二联描写湖水之空阔，只见水天一片，分不清那儿是楚，那儿是吴。这地区是古代是楚接境，向来称为吴头楚尾。江水和树木都隐没在空虚渺茫之中，湖与海好象也合并为一了，这一句的意义是说湖广大得象海了。最后二句说：等你来做我的船，大家一起渡过这个大湖。这一联的意义和赠张丞相诗一样，用一个双关的“济”字，用舟楫作比喻，就从写景转入为抒情。大约作者希望等阎九回来，给他做一个介绍人，向达官贵人推荐一下。末句说“相将济巨川”，可知是双方有利的事。
第二首是在长安送辛大回鄂州去的诗。前四句叙述辛大，后四句叙述自己。南方的辛居士，要回家乡去了。他空有“济川”之心，而没有发挥“调鼎”之用。信佛教而不出家的称为居士。“济川”，在这里也是求官的比喻。“调鼎”本来是宰相的职责，这里用来比喻做官。这两句诗，写得很堂皇，说穿了，只是说；他想求个一官半职，可是竟没有到手。有人把“济川心”讲做“救世济民的心”，未免抬得太高了。
后半首说自己也是一个“忘机者”，家园也在汉水边上，因为听说你要回家去，所以从远地寄这首诗给你，以表慰问之情。“忘机者”是忘却了一切求名求利、勾心斗角的机心的人。这是高尚的比喻，事实上是指那些在功名道路上的失败者。《诗经·邶风》有一首诗，题名《式微》。有一个黎国的诸侯，失去了政权，寄居在卫国。他的臣子做了这首诗，劝他回去。“式微”的意义是很微贱。亡国之君，流落在外，是微贱之至的人。孟浩然说这首诗是“式微吟”，是鼓励辛大回家乡的意思。这个辛大，想必也是一位落第进士，和孟浩然一样的失意人物。所以这首送别诗，没有惜别之意，而表达了自己的式微之感，从而抒写了自己的乡愁。古典文学中用“式微”一词，相当于现在的“没落”。“式馓吟”就是“没落之歌”。
第三首是在洛阳送奚三回扬州的诗。主题、结构，和送辛大的诗完全一样。前四句说扬州是茫茫无涯的水乡，乘船回去都要依仗顺风。我羡慕你从此路回去，不久就可以见到家乡。“朝夕”即“旦夕”，亦即不久”。下四句说自己也离家已久，恨不能同你一起回南。将来如果你有书信来，我们也许可以在江上会晤。这意思是说：那时我也可能回家了。
三首都是送人的诗，第一首是寄赠友人，第二、三首是送别友人。第一首诗还有挣扎着求仕进之意，第二、三首则流露了灰心绝望的没落情绪。孟浩然诗的主题思想，大多如此。许多不得志的唐代诗人，他们的投赠诗也大多如此。史传说孟浩然“文不为仕，行不为饰，游不为利”，恐怕是美化得过分了。
在讲王绩的《野望》诗时，我曾说五、七言律诗的中间二联必须是对句，但这里三首孟浩然的诗就不符合这条规律。上一篇讲过的《与诸子登蚬山》也不符合这条规律。第一首是颔联不对的例子。第二首是颈联不对的例子。第三首是中二联全不对的例子。《与诸子登蚬山》是第一联对而第二联不对的例子。这种对法，宋代人称为“移柱”。一联好比一条柱子，第一、二联移换了柱子，以致第一联反而是对句，第二联反而不作对句。
这些诗的平仄，音节，无疑都是五言律诗，决不是五言古诗。这个情况，值得注意。孟浩然的五言诗，当时是“天下称其尽美”的。他作诗，决不会破体失格，也决不是没有能力作对句。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答案很简单：这是初，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式。是从五言古诗发展到五言律诗的道路上留下来的轨迹。平仄、音节已经固定了律诗的规格，对偶的规格还没有固定，因而还可以有全不对或一联不对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五言律诗，在李白、杜甫及其他同时诗人的诗中，常可以见到，然而在中唐以后，除非偶尔有人摹仿，一般地说是绝迹了。
《岘傭说诗》的作者施鸿保说：“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他以为这种形式是五言律诗的最高艺术手法，是入于“化境”，初学作诗的人应当先讲究对仗，从能作对句上升到不作对句。这个理论，我颇有怀疑，为什么中、晚唐诗人都不想追求这个“化境”呢?
奇怪的是，盛唐诗人作七言律诗，绝没有不对的联句，移柱的方法倒是有的。这或者是因为七言律诗不作对句，就近似歌行，不如索性作歌行体了。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