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笥集
作者：邓雅
元诗别集。9卷。邓雅撰。《四库全书》曾据浙江汪启淑家藏本编入别集类。卷首有明洪武八年(1375)何淑序,洪武九年丁节序,洪武十八年梁寅序,洪武 二十二年戴正心序,还收有梁寅致邓雅书,谢观题诗。据戴正心序,邓雅曾“舍于同里黎季敏氏垂十年”,由黎季敏搜集其诗编成《玉笥集》,并刊行于世。原刊本已不可见,今传本仅有几种清抄本及《四库全书》本。卷1为四言、五言古诗,卷2为歌行(七言),卷3为五言律诗,卷4为七言律诗,卷5为七言拗体,卷6为五言长律,卷7为七言长律,卷8为七言绝句,卷9为《朝京纪行诗》,为洪武十五年被征召入京时所作的诗歌。《玉笥集》传本较罕见,他的诗长期为诗评家、诗选家所忽略。《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邓雅之作“气味冲澹,颇有自然之致,究为不失雅音,与梁寅《石门集》体裁正复相近,宜其契分之深矣。”
邓雅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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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带编
清金埴著。七卷。埴字苑孙，号鳏鳏子，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生于康熙二年(1663)，卒于乾隆五年(1740)。此书记载了作者的见闻，包括当时文人士大夫的遗闻佚事、社会风俗、科举考试等。每卷都下标“杂缀兼诗话”，谈诗文篇幅尤多，评论诗艺，解说本事，摘录佳构隽句妙联，钩稽诗人生平事迹，对研究清代文学，颇有参考价值。作者与戏曲作家洪昇、孔尚任是好友，故谈论《长生殿》、《桃花扇》的内容亦较多，并且还记录了作者与二人的酬唱之作。所论及的重要诗文家则有王士禛、赵执信、宋荦、查慎行、杜濬、潘耒、陆圻、汪懋麟等。本书为未完稿，当系晚年所作，1982年中华书局据谢国桢藏手稿本标点整理，与作者另一笔记《巾箱说》合订出版。
无弦琴谱
仇远撰。道光九年(1829),孙尔准录自《永乐大典》,析为二卷刊出,有孙尔准、冯登府二跋。孙跋云:“曩在史馆,翻《永乐大典》,见有《无弦琴谱》,不著撰人名字。读其词,清丽和雅,与玉田、中仙、草窗相鼓吹。证以《绝妙好词》、《花草粹编》所载,及贞居、蜕岩和作,知为仇仁近词。”又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四○著录明钞本《无弦琴谱》二卷云:“山村在宋咸淳中,诗与白珽齐名,人称仇白,而未尝以词称,迨为诗所掩耳。今取而读之,其清丽似中仙,和雅似玉田,在三人之中,未为蜂腰。原书湮没已久。嘉庆中孙平叔从《大典》录出。此则明人钞本,晦而复显,真词苑瑰宝也。” 《彊村丛书》用邃雅堂藏钞本,词一百十九首。《全宋词》据《彊村丛书》本入录,补一首,共一百二十首。
戊戌六君子传
晚清梁启超所撰。作于清光绪二十四年。 梁启超生平传记见于前篇。戊戌政变以后，清廷大肆缉捕维新派，并将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等六人残酷杀害，此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梁启超感于此六人的慷慨牺牲，满怀悲愤地写成此书。 此书共分六篇，包括《康广仁传》、《杨深秀传》、《杨锐传》、《林旭传》、《刘光第传》以及《谭嗣同传》。
春秋师说
三卷。元赵汸编。此书是由赵汸记录整理的黄泽论《春秋》之语录。赵汸曾师从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余条以归。后复往留住二年，得黄泽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此书行文称“泽谓”，概是黄泽之作，故题曰“师说”。元代《春秋》学，以黄泽和赵汸最有成就。据赵汸《黄楚望先生行状》载黄泽说《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赵汸本黄泽之意，以类分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黄泽《思古十吟》与吴澄之序及赵汸《黄楚望先生行状》附录于后。据赵汸所云，黄泽论《春秋》学以《左传》和杜预《集解》为主。黄泽《春秋》学之着作已不可考，其说则赖此书以行。其论《春秋》述作本旨云：“《春秋》如正例变例之实，此是泽破近代诸儒《春秋》不用例之说。三传皆用例，虽未必尽合圣人，然不中不远。”其论鲁史策书遗法云：“鲁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也。……《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说《春秋》必须兼考史家记载之法，不可专据经文也。”其论三传得失云：“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则丘明作《传》：在高第者则一再传而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则得实之情实而义理间有讹；在高第者则不见事实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义理则间有可观，而事则多讹矣。酌而论之，则事实而理讹，后人犹有所依据以求经旨，是经本无所损也；事讹而义理间有可观，则虽说得大公至正，于经实少所益，是经虽存而实亡也，况未必大公正正乎。使非《左氏》事实尚存，则《春秋》不可晓关。”其论《左传》之文体云：“《左氏》乃是春秋时文字(指文体)，或以为成国时文字者(按，朱熹有此说)，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字。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有余习，而《公羊》、《穀梁》则正是战国文字耳。《左氏》固是后出，然文字丰润，颇带华艳，汉初亦所不尚。至刘歆始好之，其列于学官最后，太抵其文字近《礼记》而最繁富者。”现存元至正二十四年休宁商山义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元刻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话
竺摩法师讲述，在澳门佛学社。地藏经在我国流行之盛，其情形可与金刚、弥陀、法华三经相提并论。所以在近代中国讲经法师丛里，盛行著讲‘四部头’的术语。所谓‘四部头’，即上面所举的四部经；能讲得这四部经的，自然嬴得法师这个衔头了。因此，学讲‘四部头’几乎也成了今日学做法师的‘登龙术’！话虽如此说，这四部经所以能够这样盛行，亦自有其里因：弥陀和地藏，与此土众生缘力殊胜，所以二经特别流行。法华自智祖大苏妙悟，抉微发隐，唱为纯圆独妙；金刚自六祖得法黄梅，代替了襌宗传佛心印的楞伽经；这都是二经在后世畅行无阻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内在底里因，即使你以为这是学做法师的‘登龙术’，恐怕也难得给你学得成功，或学成而变为‘屠龙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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