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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星谱
一卷。清胡亶(生卒年不详)撰。胡亶号励斋，仁和(今杭州市)人。博览群书，精研天文。是书所订经星四十五，二十八宿之外增以大角、贯索、天市、帝座、织女、河鼓、天津、北落师门、土司空、天囷、五车、参左肩、参右足、天狼、南北河、轩辕大星、太微帝座等十七星。用以考较四季昼夜昏旦时刻长短，首列京师，又附浙江，引用经传记载以证其说。成书于康熙八年。有康熙朝刊本，八千卷楼有抄本。
左宗棠家训译注
本书以1920年左宗棠第四子左孝同编校整理的上海铅印版《左文襄公家书》为主要依据，参考《左宗棠全集》《左宗棠教子书》等著作，选编左宗棠写给儿子、夫人和侄儿的家书共计82则，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基本保持了家书原貌。少数篇目只选取精华部分，对无关主旨的部分做了删减。全书遵循丛书体例，在每段家训原文后，依次按照今译、简注、实践要点的结构，全面解读左宗棠修身、为学、齐家、处世的思想内涵和风格特点，重点揭示家训文本隐含的深层意蕴及其在当代语境下的实践价值。左宗棠一生尊奉程朱理学，试图将其贯穿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以家训的形式传递给子孙后代。左宗棠在继承历代家训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丰富经历和独特体会，在家庭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都有所创新。左宗棠后人谨遵“读书不为科名”的训诫，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名医乃至院士，体现了其家训思想的恒久影响和积极作用。
伏瘟证治实验谈
本书为蒋璧山社友惠寄新著稿本，发明瘟证之由伏邪蕴蓄而成之理，及其治之之法，皆从实地经验所得而成书，并非凭空立论为理想之文章，故名《伏瘟证治实验谈》。计分病原、症状、诊断、治疗四大纲;而于治疗中，又分初起期、中泛期、终后期三期。以科学的方法，编国医之载籍，沟通新旧，融冶中西，允称医界津梁，堪作后学圭臬! 刊行于世，当必为中西学者并重视焉。
前夕
现代长篇小说。靳以著。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9月初版。全书分为4部。这是一部8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作品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没落大家庭中20多个成员不同的经历遭遇，反映了当时动荡的社会生活。作者在《序》中说：“在这一个长篇里我企图描写的并不只是琐细的家事，男女的私情，和在日趋没落的一个大城市的家庭中一些哀感。我希望我的笔是一个放大镜，先把那些腐烂处直接地呈现出来，或是间接地衬托出来。”作品着重描写了女青年黄静玲终于走出旧家庭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成长起来的经历。她的父亲黄伶之思想偏于保守，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保持了民族气节。他们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力量。作品也刻画了众多的时代落伍者，较有意义的是在唯心论哲学严重影响下的个人主义者静纯，游戏人间的享乐主义者静珠。虽然作品缺少经过精心构思而提炼的典型情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欠深刻，在表现抗战前夕社会各阶级的变化和动态上也显得较散漫，但作品表现了一部分旧中国知识分子走上新生道路的矛盾和心态。
两朝纲目备要
《两朝纲目备要》16卷，作者佚名。此书是一部编年体的史籍，起自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迄止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共记两朝35年间事。南宋另有一部不知作者的《中兴两朝纲备要》18卷，记高宗、孝宗两朝事，而这部《两朝纲目备要》原名本作《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即续《中兴两朝纲目备要》，只因《永乐大典》所收此书没有“续编”2字，《四库全书》又是从《大典》中辑出来的本子，所以也不称“续编”，于是《四库全书》著录的这个书名以后就成了通称，其原名渐不为人所知。这两部佚名的《纲目备要》，其体例、格式、史笔以至最初的板刻都一致无二，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由于宋人记载高宗、孝宗两朝历史的著作较多，所以《中兴两朝纲目备要》就远不如《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受人重视。此书虽不知作者，但为宋人所撰则无疑，书中凡遇“昀”字就注为“御名”(宋理宗名赵昀)，第12卷嘉定三年五月附记理宗朝追赠朱熹官职，下及淳祐元年(1241)，据此可知其书大略作于理宗后期。作者当时尚能看到宋朝实录、国史，因此书中所记大多可信，虽然内容较为简略，但仍可补《宋史》之不足。此书还间杂议论，一部分是作者自己的评议，一部分取自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库提要》称其“叙次简明，议论亦多平允”。
礼记章句
四十九卷。清王夫之撰。此书对《礼记》经文,逐句逐章,详作笺释,颇有发明。寻其意旨,盖将合《大学》、《中庸》章句为一书,以还《戴记》旧貌。唯在每篇之首,列其篇旨,大柢短长互见。如谓“《王制》为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作”,本《正义》引卢植说。然考卢说,出自《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有“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 《王制》,谋议巡守封禅事”。检校今《王制》,无一语言及封禅巡守事。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别录》云: “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参检,郑君《三礼目录》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绝不相合。此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艺文志》中 《礼家·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中,非 《礼记》之《王制》。又谓“《月令》之作,为战国时,八家之儒与杂流之士,依傍先王之礼法,杂纂而附益之。而吕不韦以武力袭取,掩为己有。戴氏知其所自来,故采之于 《记》,以备三代之遗法焉”。考《正义》云,“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肃用焉”。《后汉书·鲁恭传》:“恭议曰:《月令》周公所作,而所据皆夏之时也”。蔡邕《明堂月令论》 曰: “《周书》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吕不韦著书,取《月令》为纪号。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改名曰《时则》。故偏见之徒,或曰《月令》吕不韦作,或曰淮南,皆非也”。《隋书·牛弘传》: “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魏郑公《谏录》“《月令》起于上古,吕不韦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则《礼记· 月令》非吕不韦著审定矣。《史记·文信侯列传》,“《吕览》实不韦宾客所集,不能因此附会其说,而谓《月令》亦其客所作也”。《汉书·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两称《礼记》,皆统以“古文”。《鲁恭王传》又特别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间献王传》,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论”。书中又怎会有秦汉之文混杂其中呢?此皆抄袭前言,未加深考之故。然如论《明堂位》,力破吕不韦、蔡邕之说,谓“天子朝诸侯于太庙户牖之间,其庙之堂坫,即所谓明堂也”。此与《论语》《管子》亦有“反坫”之说,可相互证。论《乐记》谓“此篇之说,传说杂驳,其论性情文质之际,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于圣人之旨”。此则为前人所未及。其《衍中庸》一篇,所得经义为多,尤为详晰。在近代注《礼》之家中,犹可谓瑜瑕互见者。此本有《船山遗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