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囊诀
作者:保暹保暹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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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假成真
著名侦探小说家奥利弗太太受纳斯庄园主人乔治爵士之托,为游园会策划“寻凶游戏”,却莫名产生一种不祥之感。慎重之下,她请来老朋友赫尔克里·波洛为游戏保驾护航。谁知直觉不久便成为现实:原本扮演受害人的小女孩真的死在了“案发”现场……大名鼎鼎的波洛这次遇到了大麻烦,气得小胡子都垂下来啦。不过,请记住,赫尔克里·波洛永远不会放弃!
脾胃论
《脾胃论》系医学理论著作。3卷。金·李杲撰。约成书于1249年。作者在著成《内外伤伤惑论》之后,犹恐世医对饮食劳倦损伤脾胃不能明辨,又著《脾胃论》。因当时兵祸频仍,百姓为饮食劳役所伤,胃气亏乏,调治失宜,脾胃之为病甚多。李杲认为土为万物之母,人以胃气为本,假如胃气本弱,脾胃气伤,则元气不能充,产生诸病。书中卷上讨论了脾胃虚实传变、脾胃胜衰、肺之脾胃虚等,并述君臣佐使法,分经随病制方用药宜禁。其论以《内经》、仲景之说为本。卷中及卷下叙述脾胃虚弱所致诸病及处方用药法。书中列有李杲自制的补中益气汤,创“甘温除热法”。《脾胃论》所阐内伤诸证,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其中“脾病则下流乘肾,令人骨乏无力……足不能履地,是阴气重迭,此阴盛阳虚之证”,对王海藏著的《阴证论》很有启示。该书所说:“湿能滋养于胃,胃湿有余,当泻湿之太过。胃之不足,惟湿物能滋养”。这一论点,又启示了清代叶天士,成为叶氏“养胃阴”一说的理论依据。该书刊行以来,版本很多,主要的版本有明·吴勉学的《医统正脉》校刊本及近代文盛书局、大东书局、受古书局石印本。建国后人民卫生出版社曾先后出版影印本及注释本。
九转灵砂大丹资圣玄经
九转灵砂大丹资圣玄经,撰人不详。从内容文字看,似出于唐宋。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经文乃太极真人为宝积真人讲授,言九转灵砂大丹之炼制方法。书分九篇。第一〈真父母篇〉:言炒炼依母水银之法。 第二〈圣胎产生篇〉:言制作真银法。 第三〈瑶池皓莲篇〉:言炼制皓莲砂(又名金谷种)之法。 第四〈仙掌月明池篇〉:言炼制紫磨黄金法。 第五〈紫府金莲篇〉:言炼制紫府金莲砂法。 第六〈紫府涌泉篇〉:言炼制紫府涌泉砂法。 第七〈七返金液还丹篇〉:言制取金液还丹法。 第八〈归元灵液金丹篇〉:言炼制灵液金丹法。 第九〈九转金丹篇〉:言制作九转金丹法。据称九转丹成,服之百粒则白日飞升。本书之末又附炼丹火候及制作药物之法,有二炁武火之侯、父母文火之候、阴制硫黄法、阴制水银法、炒青金法、阴制二气砂法。
万丈魔
白话短篇小说,原载《半月》,1921年第一卷第六号,是袁克文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小说叙述的是:上海某市区经常失窃,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安。当地著名侦探白公乙经过明察暗访,层层推理,抽丝剥茧,最后终于侦破了窃盗集团。该故事颇有些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味道。
朝鲜王朝实录[显宗实录]
朝鲜李氏王朝的实录,又称《李朝实录》。记载李朝太祖始至哲宗止25代王472年间的历史,整个李氏王朝各代王中只缺少最后两代高宗、纯宗年间的部分。该书以编年史体例,分别各代王编修实录,汇集成书。此为朝鲜王朝实录[显宗实录]。李棩(1641年—1674年),即朝鲜显宗(조선 현종),字景直,朝鲜王朝第18任君主(1659年—1674年在位)。李棩生于清朝盛京(今中国沈阳),是朝鲜孝宗李淏与仁宣王后张氏的嫡长子。在朝鲜仁祖立孝宗为王世子后,李棩成为王世孙,孝宗即位后,立李棩为王世子。顺治十六年(1659年)继承王位。任内党争渐起,围绕慈懿大王大妃赵氏(庄烈王后)为孝宗和仁宣王后服丧的问题,先后发生了“己亥礼讼”和“甲寅礼讼”,其最终结果是南人党取代西人党执掌政权。康熙十三年(1674年)去世,享年三十四岁。死后庙号显宗,谥号纯文肃武敬仁彰孝大王(清朝赐谥“庄恪”),葬于崇陵。
日讲春秋解义
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