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晬语

作者:沈德潜
说诗晬语

诗论。清沈德潜撰。二卷。德潜有《沈归愚全集》已著录。此编成书于雍正九年(1731),上卷百二十七条,下卷九十九条,总二百二十六条。沈氏“有触即书”,“遇物杂陈,略无诠次”,故所论无系统,条名无题。大体上自先秦、下迄明代,对诗歌之源流、功能、作用、内容与形式、创作技法及历代名人佳制、风格,均有概括论述。作者论诗力主“格调说”,即视诗歌之形式音律为创作关键。“诗中韵脚,如大厦之柱石,此处不牢,倾析立见。”又主张诗歌要反映真实情感,不拘泥于古法。评论历代诗人诗作,最见功力,所下断语,几成定论,极受后人尊崇。此编虽不脱“温柔敦厚”之极则,亦难免形式主义倾向,而沈氏为诗坛鉴赏名家,诗论流传颇广,故此论远较叶燮《原诗》更有影响。有《沈归愚诗文全集》本,《诗触丛书》本,《玉鸡苗馆丛书》本,《啸园丛书》本,《谈艺珠丛》本及《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皆作二卷。《青照堂丛书》本及《三家诗话选》本,作一卷。有的版本附有他人评语。近人丁福保辑入《清诗话》,有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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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永安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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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邑有志,备史采也。史,公是非、示劝惩、昭治忽,纪往诏来,垂当年得失之镜,风励人心之大机也。或谓:志,史之流也。余以天下之史,必合郡邑之志,而通采以成之,是可以易言哉!仲尼作《春秋》,因鲁史旧文笔削其义,而天下之乱臣贼子惧。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曰:吾志在《春秋》。盖位不在,而道在。焉以空言而托诸行事,将以为是非之权衡,劝惩之轨范?所系以适于治之大端也。三代以还,班、马且有遗论,是岂可以易言哉!

古音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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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杨慎撰。全书1卷,传于世。此书取《易》、《诗》、《礼记》、《楚词》、《老子》、《庄子》、《荀子》、《管子》等书中古今读音不同的押韵字共185个,标注古音反切。如《易》例:“日昃之离”,“离”音“罗”,与“歌”、“嗟”为韵;“并受其福”,“福”音“偪”,与“食”“汲”为韵;所考与古音颇相合。杨氏古音远不如顾炎武、江永精审,但也不乏精采之处。

唐音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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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胡震亨著。为其所编《唐音统签》中一集。全书十集,以十干为纪,共一○二七卷,此为第十集,故称癸。前九集皆录唐诗,为《全唐诗》主要依据;此集共三十三卷,专收论唐诗、唐乐。为作者研究唐诗心得的结晶。凡唐诗、唐乐的源委和变革,体制的形成,风格的高下,诗人音乐家的的短长,术语的考释,等等,大略具备。其论诗之要旨在于“诗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的诗教之美学观点。坚持“声音之道与政通”的主张,认为诗歌与社会政治、习俗、士风有密切关系。辄借古讽今,抨击世风陋习,指出“晚唐人集,……名场中钻营恶态,忮懻俗,一一无不写尽”。评论诗作,首先注重人品,对于交结重臣的诗僧评道:“品格斯非,诗教何取?”而对唐代忠义之士则说:“此等吟人,未论工拙,要为无负昭陵。”对于王世贞《艺苑卮言》和胡应麟《诗薮》的诗歌主张,颇为敬佩,但不盲从,自出己见。认为“凡诗,一人有一人本色”,应加区别,“读白诗,与读杜诗,自各一法,”还强调作诗要根据实际生活,提出反问:“人足迹不出门,能悉门外许许,尽拈为锦囊用乎?”反映其尊从孟子的“知人论世”的美学观。其论乐,强调雅乐,认为自南北朝以后,“雅俗不分”,唐开元以后,“昧禁之音,益流传乐府,浸渍人心,不可复浣涤矣。”反映其坚持传统儒家音乐美学观。

段氏毛诗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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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卷,宋段昌武著。此书旧题《丛桂毛诗集解》,因段昌武居室名“丛桂”而来。书中首为《学诗总说》,分《诗之理》、《寓诗之乐》、《读诗之法》三则;次为《论诗总说》,分《诗之世》、《诗之次》、《诗之序》、《诗之体》、《诗之派》五则。其后依章疏解,大体仿吕祖谦《读诗记》,但词义较为浅显。原书为三十卷,明代唯朱睦㮮《万卷堂》有宋椠完本。后遭开封大水所淹没。今本为孙承泽家钞本,仅存二十五卷,其《周颂·清庙之什》之下皆无。朱彝尊《经义考》载,是书三十卷,注曰缺;又别载《读诗总说》一卷,注曰存。《读诗总说》不见传本,疑即为书首的《学诗总说》和《论诗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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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传巴利文经藏五部之一。相当于汉译《增一阿含经》。按法数渐增顺序编为十一集(相当于《增一阿含经》的“法”)、一百七十一品,共收经二千一百九十八部(一说“二千三百零八部”或“二千二百零三部)。与《增一阿含经》相应的有一百三十六部。《增支部》的汉译本名为《增支部经典》,由今人郭哲彰等译出,收入台湾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第十九至二十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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