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
作者:朱光潜
《诗论》为朱光潜先生的代表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称为“四大诗论”之一。朱光潜先生以他有关古今中外诗歌的丰富知识,分析了诗的起源、诗的境界,诗与音乐、散文、美术的关系,并对我国诗歌的节奏、韵律、格律等问题作了详尽的探讨。其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全面阐述了新的诗歌美学理念,在中国现代诗学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诗论》的最大特点是以儒家思想解《诗》。对此我们可以藉《诗论》中的思想用语作一简要说明。《诗论》中的思想用语可以分为三类,一、以性、情为中心,有性、情爱、爱、爱妇、悦、喜、美与恶、好与恶等;二、以礼为中心,有本、反其本、情与志、情与礼、情与独、情与善、敬与礼、贵与贱等;三、以天命、知为中心,有命、天命、受命、命与德、时、逢时、成与信、信、知、知恒、知礼、知人、知行、知难、知言、忧与思、用心、始与终等。所有这些用语全都见于郭店楚简,当然也是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常用语。仅就情爱、爱妇而言,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云:“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从而儒家“仁”的思想可以凭借《扬之水》《采葛》等诗得到更为形象生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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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集
二十卷。唐张九龄撰。张九龄名又作张博物,字子寿,韶州曲江(广东韶关)人,景龙进士,诗人,政治家,官至唐大臣。为官廉洁,且风度潇洒,对事敏感,他不避权要,直言上书,劝姚崇应该用人唯贤而不以私情。其诗除少量应制之作外,尽为五言。其五古多兴寄之作,诗风朴质遒劲,善于抒情,情意深长,韵味隽永。在开元诗坛影响很大。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卷一)中评张九龄的诗云:“唐初五言古诗渐趋于律,风格未进,陈正字起衰而诗品始正,张曲江继续诗品乃醇。”王维把他看作哲人典范。僧皎然评其诗曰:“诗歌据上游”(《唐诗纪事》卷一五)。明人胡震亨明确提出:“张子寿首创清淡之派。”《曲江集》全称《曲江张先生文集》,是一部相当丰富、完整的诗文集。其中诗、赋共五卷,敕、书十一卷,碑、铭四卷,诗二百一十三首,赋六篇。张九龄的诗多发自胸臆,情意真切,没有雕饰,这与唐代早期李峤、沈、宋的诗风大不相同,可是他的清新的诗风,最初未被人所赏识,如张说虽着重文才,却指责张九龄文章缺少富艳的藻饰。这正是张九龄高出诸人之处。“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也。”(《唐音癸签》卷九)明人胡震亨对张九龄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影响给予了确切的评价。有明万历十二年 (1584)《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十二卷本,附录一卷,清雍正十年(1732)张世纲校刊十二卷本,附伪托张九龄著 《千秋金鉴录》五卷和附录一卷。
董公择日要览
董公择曰法又名十二月建除法。十二建星起例:建星子月(年)起子,丑为除,寅为满,卯为平……建:为岁君,为元神,吉凶众神之主,可坐不可向,在山在方迭吉则吉,迭凶则凶,在方为堆黄方,亦迭吉则吉,迭凶则凶。由各个月中第一个曰支与月支相同之曰谓之建曰,旺建之气,势不可当。阳气过盛不宜结婚(要阴阳调和),适合上任,祈福,营造及出行。除:为四利太阳小吉(吉庆之神)。旺建之气有所减,其气温和,宜安宅,祭礼,百事皆宜。出军行师,宜嫁娶。满:为土瘟为四利丧门凶,又为天富小吉。满曰较除曰为次,为月中福德之神,但与戍曰同值为天狗凶曰,满曰忌葬,有完满之意。与破曰、开曰三合有破曰坏影向,不是全好。忌祭祀祈福(寅曰同)亥曰嫁。平:为三台,又为士曲,又为四利太阳大吉。物满必溢,溢之则平,平宜收瘟,剥削,解除,除百灾,补垣,修造。
云松巢集
元诗别集。3卷。朱希晦撰。《四库全书》曾据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编入别集类。朱希晦不以仕进为意,居室名为云松巢,所以就以它来名集。卷首有永乐五年(1407)鲍原宏序,正统六年(1441)章陬序。卷1为绝句及五言律诗,卷2为七言律诗,卷3为古诗。卷末有嘉靖七年(1528)朱谏后序。据各序可知,朱希晦写有诗千余首,一直收藏在后人家中。嘉靖年间,由七世孙朱谏选编刊行于世。顾嗣立曾引称他的佳句,如“白发生涯人已老,绿荫时节雨偏多”(《夏日书怀》),“竹吹绿雾沾书帙,花发红云映药栏”(《幽居》)。但由于内容单调,题材狭窄,使得他的隐逸诗总面貌比较平淡。《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朱希晦写诗“其宗派盖瓣香于《剑南》一集”。细读朱希晦的诗,再与陆游《剑南诗稿》风格略作比较,就能发现此说很有见地。他涉及元明易代的沧桑之变的诗篇,笔触颇有力度,虽远不及“赋到沧桑句便工”的元好问,与其隐逸、应酬之作相比,却是另一种境界。《感怀》、《感时二首》、《秋兴》、《有所思》等都是气韵苍凉的好诗。
两都赋
班固著。见《班兰台集》,收于《文选》。作者在序文中说,长安父老,怨都洛邑,冀复都长安,故作此赋以明都洛邑之宜。赋中假设西都宾在东都主人前夸耀西都长安之形胜,建都后之繁华,四郊之富盛,宫室之壮观,特别夸耀昭阳殿之盛况;接写百寮官署、离宫苑囿之隆,又及武帝之求仙与羽猎、水嬉之愉悦。东都主人则指斥西都宾之惑于事理。他先述西汉建都于长安乃一时之计,后遇王莽作乱,光武帝方承古帝之功业遗制建都于洛邑;及于明帝,俭而不侈,一应礼仪以至田猎皆循制而已,唯重教化,致使德治之盛,无与伦比,四夷宾服,天下洽治。西都宾闻而慑服。最后,东都主人授西都宾以《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五诗。作者认为建都不该着眼于有利于统治者的穷极享乐,而该着眼于德化之行,长治久安,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赋中对光武帝、明帝极力称颂,最终规以节俭,是承西汉大赋之体制。全赋规模宏大,恣意铺陈夸张,是汉赋的代表作之一。
历史的钥匙
范文澜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相结合,深刻地阐发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其《中国通史简编》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历史,成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本书收录的是范文澜的重要史学论文和短论,涉及中国历史分期、历史哲学、历史研究等方面,作者高屋建瓴,实事求是,既发挥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富于理论勇气,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代发展不可绕过的环节,也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认真研究和学习的对象。本书适合历史爱好者尤其是领导干部阅读和收藏。
鲁迅先生年谱
1937年许寿裳版的《鲁迅先生年谱》在鲁迅研究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仅是完整地介绍鲁迅生平的第一部年谱,而且也因许寿裳作为鲁迅一生中患难相交、荣辱与共的挚友之一,使得这部带有诠释意向的《鲁迅先生年谱》有着无可代替的地位。有研究者指出,"许寿裳所掌握的材料,既丰富,且可信","他的关于前期鲁迅的研究文章,就更有重要价值,甚至可以说,凡是要研究前期鲁迅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参考许寿裳的研究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