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宽夫诗史
作者：蔡居厚
诗话著作。宋蔡居厚撰。蔡居厚(?—1125),字宽夫,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擢进士第,累官吏部员外郎。徽宗大观初拜右正言,后进右谏议大夫,改户部侍郎,坐事罢官。蔡京再相,起知沧、陈、齐三州,加徽猷阁待制,徙汝州。久之,知东平府,复以户部侍郎召,未至。《蔡宽夫诗史》亦称《诗史》,《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二卷。原书久佚,而《诗话总龟》、《诗人玉屑》、《竹庄诗话》等多所称引。罗根泽辑得一百一十二则,郭绍虞辑得一百二十五则。书中内容以记事为主,稍涉评论。其诗学见解,大抵主教化而又尚气韵,故鄙薄晚唐诗,认为“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气韵甚卑”;称许浑诗虽“诗格清丽,然不干教化”;称聂夷中诗虽“有《三百篇》之旨”,“又太拙直矣”。于宋代诗人,书中则多所称引,不专主一家。有《宋诗话辑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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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声
现代短篇小说集。王统照著。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12月15日初版。收《序》1篇，《车中》、《鬼影》、《“司令”》、《买木柴之一日》、《海浴之后》、《读“易”》、《沉船》、《号声》、《纳尔逊之一课》等短篇小说9篇。首篇《车中》描写3个知识分子，带着各自的忧郁、苦闷和彷徨的心境，在乘车途中“热心辩论着”“改造国家社会的问题”。意外的撞车事故，打破了他们的梦幻，3个人更深地陷入了烦闷、不幸和失望之中。《沉船》中的刘二曾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他会一点小手艺，由于天灾人祸，无法维持一家人的起码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带着妻儿去“闯”关东。一家人乘上日本小火轮，半途遇上了风浪，由于轮船超载，刘二曾一家随同400多难民一起“沉船”丧生。作者曾经谈到“我写那些文字期间，自己的心绪沉郁苦闷也为前此所未有”，因此“与民国十年左右的空想的作品相比虽然是感伤，我却已经切实地尝试到人间的苦味了”(《号声·自序二》)。
阴符发秘
张清夜《阴符发秘》,旧无刻本,且几近湮没失传。我们今天所见者,乃是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于1946年,根据手抄本和罗氏观妙斋聚珍本加以校订而成之《新校张清夜<阴符发秘>》。蒙文通先生校竟写有清本及《校后记》,并请谢无量为之撰《序》,杨润六为张清夜撰《自牧道人别传》。(校后记》、谢序、杨传,发表在1948年6月《图书集刊》第8期。2001年8月,巴蜀书社出版的《蒙文通文集(第六卷)道书辑校十种》,将经蒙默教授据清本整理的《新校张清夜<阴符发秘>》编人,并附录张清夜所撰《玄门戒白》、《青羊宫<阴符经碑>跋》,以及杨润六《自牧道人别传》。蒙默《整理后记》曰:“今兹整理一据清本,唯清本仅载谢序,今补人校后记及杨传。原抄本附有《胎息经》,清本未载,当以胎经传自古昔,或人误为子还作而附于子还书后,写校记之初拟`仍旧存之’,而写定清本时仍予剔去,今依清本不附。《阴符发秘》前有沈裕云序及张清夜自序。沈序认为,《阴符经》之博大精深,直可与《易》齐肩,二者都具有高度的理论及抽象思维之特色,谓:“古圣贤书多据事以明理,惟《易》则空悬其象,而万事万理皆包孕其中。后世兴亡治乱,即《易》之占验也;古来经史子集,即《易》之注脚也。《阴符经》殆与《易》为表里者软 ! 是经也,不过四百余言,而九天九地、无始无终、一本万殊、大含细入, 其旨归所在, 与《易经》贞下起元、 静中含动, 无二理也。 特其造语多奇, 用字多险, 后人遂于奇险处求之, 致滋歧论而反晦其意。 试平心静气、反诸吾身而通诸载籍, 则释氏之非空非色,老子之常清常静,与儒者 之无极太极, 皆一以贯之矣。 ”
原诗
诗论著作。清叶燮著。四卷。旨在推究诗之本源,探讨诗歌创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分内、外二篇,内篇“标宗旨”,外篇“肆博辨”,体系严整。论诗首倡源流正变、沿革因创之说,认为诗歌的发展是由源及流,由本及末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反对执源而遗流或得流而弃源的片面行为,把沿革因创的辩证统一,看作是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同时还认为时有正变,而“诗变而仍不失其正”,诗歌发展的大势是“踵事增华”,“因时递变”。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复古拟古的风尚。其次,就创作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提出了理、事、情和才、胆、识、力之说。理、事、情概括了作为诗歌表现对象的客观事物的现象、本质和规律;而才、胆、识、力则综合了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的才能、胆量、见识和笔力,四者之中,尤以“识”为主。所论高屋建瓴,自具系统,识见远远突过前人。此外,还把诗人之“胸襟”视为“诗之基”;又认为诗无定法,以克肖自然为法,以及对艺术思维中的虚实相成、有无互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的认识等,都是深中肯綮之论,部分地揭示了创作的本质规律,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也是继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之后,最具系统性的诗歌理论著作。但因其未能摆脱儒家传统观念的束缚,因而也就无法把其初露端倪的艺术辩证法贯彻到底。在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时,也往往忽视社会生活诸因素的影响,此为历史局限性所在。有《己畦集》本、《清诗话》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霍松林校注本(1979年版)。
安禄山事迹
唐姚汝能(一作龙)撰。三卷。汝能曾官华阴县尉。是编记武则天长安三年迄代宗宝应元年(703—762)安禄山事迹和安史之乱的经过。全书以史家笔法，记重大历史事件情节，分纲列目，兼有议论，详于正史。上卷记安禄山始生至得宠;中卷记起兵叛乱经过;下卷记安禄山称帝至被杀及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诸事。四万余字。内容较两《唐书》丰富，确有较高文献价值，为杂史笔记中之上乘。如对安禄山受宠，战役描写，颇生动别致，间有文学笔法，夸张诙谐。史家颇以为流于琐杂小说。有《知不足斋丛书》、《学海类编》、《藕香零拾》等丛书本。后有民国缪荃孙校勘本，收入《唐开元小说六种》和《郋园先生全书》。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曾贻芬校点本，附录两《唐书》与《资治通鉴》中有关资料二十一条，具有相当参考价值。
末代念佛授手印
一卷。也称为“授手印”。圣光撰。五重传法的第二重、三卷书之一。他是记述法然传授的念佛往生的教诲，用手印作为证明的秘书。圣光在《授手印》的背书中作为近代人的义，列举了“幸西一念义”、“证空弘愿义”、“行空寂光土义”三人的义，并以此为邪义。因此，圣光在《授手印》序中撰述的理由是：“上人往生后，诤其义于水火，致其论于兰菊，还失念佛之行，空废净土之业。……这里贫道龄已达七旬，余命又不几。……依此，在肥州白川河边、往生院内，结二十有众徒，限定四十八日夜，修法如净。”拜佛。在这期间，为徒们失去称名之行而烦恼，为空虚地废除正行的工作而悲伤…弟子听凭过去的传闻，沙门根据相传，将其记录下来，留下并赠送给向后。为了决定末代的怀疑，为了准备未来的证明，以手印为证明，就像笔记一样“
清珠集
清珠集，一卷，清治兆辑并序，赵成夏序，德真序，淨信跋，翁三沙跋，附结社文、发愿文、募缘疏、戒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