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
作者：张东荪
张东荪撰。1934年9月初版。为张东荪所主编的“哲学丛书”之一。本书共五章,即“知识之由来”、“知识之性质”、“知识之切否”、“知识之标准”、“认识的多元论”等。前四章为初学认识论的人而设,是其门人王光祥根据哲莫斯特凡尔德和伊文思的《哲学原理》中的一章写的。作者指出“第五章乃是我个人的主张。我这个主张蓄之心中好多年。现在愈想愈觉有些自信”(《认识论》自序)。其内容大体上与作者发表在《哲学评论》上的《条理范畴与设准》一文相同,但本书避而不用“范畴”一语。张东荪强调说,多元认识论大体上仍循康德的轨道,但重要之点“就是我把方式不纯归于主观的立法作用。我不像康德那样以为外界是无条理的。我不像康德那样把‘感觉所与’为知识的质料。我主张感觉不能给我们以条理的知识,这虽和康德相同,但条理却不能完全是心的综合能力所产,这又和康德不同了。”因此,他认为外界有其条理,内界(即心)亦有其立法。内界的立法又分两种:一为直观上的先验方式;一为思维上的先验方式。至于感觉也不是真正的“存在者”。可见,认识应该是多元的。本书是张东荪唯心主义认识论的集中表述,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
张东荪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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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地主
短篇小说，果戈理著，《旧式地主》讲述了旧式地主阿法纳西·伊凡诺维奇·托斯托古勃和其妻子普利赫里娅·伊凡诺芙娜·托斯托古勃的简单、质朴、自然的一生。两位地主待人热情大方，对仆人尤其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均以佳酒美食相待，夫妻之间更是相敬如宾，平等互爱，充满了人间的温情，彰显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自然生活。
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
都说巍巍汉唐，汉朝、唐朝的版图究竟有多大？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如何划定、依据什么标准？七大古都是哪七个，它们凭什么成为首都？黄河以经常泛滥闻名，为什么在东汉至唐朝会有八百年安流？《楚辞》中浪漫的云梦泽到底在哪里？上海又是怎么从一片滩涂变成坚实陆地并逐渐繁盛的？
医法圆通
综合类著作。清郑寿全撰。四卷。成书于同治十三年(1874)。首论用药弊端,倡治病辨证之理全在阴阳虚实四字,告诫医者深究医理,切莫做庸医杀人。后分症详述辨治之法。卷一、二为杂病、妇、儿等科; 卷三、四为伤寒、时病及杂论。所论宗仲景之学,且多有独自见解。如提出失血者正气实者少,反对概用泻火凉药。所绘六经病用药图简捷明了。全书以医论为主,结合临证心得辨析病机及治法宜忌,对临床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有同治十三年成都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五福堂刻本,重庆中西书局铅印本。
我们夫妇之间
当代短篇小说。萧也牧著。初载《人民文学》1950年第1卷第3期。小说以四、五十年代之交的北京城市生活为背景,描写一对革命夫妻进城后由于思想意识上的差异,在生活中不断发生矛盾,由隐忍而争吵,愈演愈烈,几至离异,最后在认识到“夫妇之间的感情到底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样一个原则问题,才又重归于好的故事。作品的男主人公李克是个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干部,虽然离开大城市已经12年,但一进了北京,就为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所诱惑。他希望妻子进城以后把“农村脑瓜”慢慢改变过来。他也认为城市要改造,但“不能要求城市完全和农村一样”。而妻子“张同志”却对城里男人抹头油、妇女涂口红、穿裙子等现象都“看不惯”,更常常斥责丈夫那些“忘了本”的思想和行为。她从“改造城市”的信念出发,在生活上艰苦奋斗,把丈夫的稿费寄给遭水灾的乡亲,而且激公好义,挺身而出去整治那些仍在“压迫人”的资本家,把劳动者当成自己的阶级亲人。作者运用不少生动的细节来表现“张同志”这种“倔强、坚定、朴素、憎爱分明”,同时又包含着“狭隘、保守、固执”成分的性格,以至写她思想上的飞跃,承认自己有弱点,同丈夫应“彼此取长补短”。小说发表后深受读者欢迎,被4家报纸转载,并被搬上银幕。但到1951年6月,《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却相继发表署名文章,指责作者“歪曲”革命知识分子,“丑化”工农干部,“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并且已经形成了必须加以批判的“不健康的倾向”。(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作者本人于1951年在《文艺报》5卷1期发表题为《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文章。1979年前后,康濯、王蒙等相继发表文章,重新肯定了《我们夫妇之间》以及当年被批判的萧也牧的其他作品。天津百花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的《萧也牧作品选》,收入了这篇小说。
海叟集
四卷。《集外诗》一卷。明袁凯撰。其集旧有张祥泽刻本,乃凯所自定。岁久散佚。天顺中朱应祥、张璞所校选者名《在野集》,多以己意更窜。如“烟树微茫独倚栏”,改为“烟树微茫梦里山”。盖以诗用删山韵,而栏字在寒桓韵。不知洪武正韵已合二部为一。袁凯用官韵,非奸韵。“故国飘零事已非”,改为“老去悲秋不自知”。盖以袁凯已仕明,欲讳其前朝之感。不知据陶宗仪《辍耕录》,是诗作于至正末,乃用金陵王谢燕事,下句自明,非为元七而作。至“雨声终日过间门”,改为“雨声随处有间门”。更不知其点窜之意何居。弘治间,陆深得旧刻不全本,与何景明、李梦阳更相删定,题名《瓦缶集》行世。(《在野集》《瓦缶集》皆为《海叟集》的选辑本。隆庆四年(1570)何玄之得张祥泽旧刻,以活字校印百部传之。万历三十七年(1609),张所望复为重刻。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曹炳曾以张本为主,而参以何氏本,正其谬误,并增辑《集外诗》一卷重新刻印。袁印诗取法杜甫,气体较为清健,颇受时人推重。程嘉燧在《列朝诗集小传》中称:“海叟诗,气骨高妙,天然去雕饰,天容道貌,即之冷然。古意二十首,高古激越,雄视一代。七言古诗,笔力豪宕,斟不如意。七言律诗,自宋元来学杜,未有如海叟自然者。”评价虽然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袁凯诗在当时的影响。有副督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日本杂事诗
诗别集。清黄遵宪(1848—1905)撰。二卷。遵宪有《人境庐诗草》已著录。此集冠有清王韬等人序，附日本三河石川英跋，共收近体诗一百五十余首。其诗无题，每首附有自注，多记载日本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语言特点，广涉地理、商业、教育、法律等方面，对了解日本近代历史、文化有参考价值。有清光绪五年(1879)天南遁窟铅印本，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