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书益稷》：帝曰：“来，禹。汝亦昌言。”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陈栎曰：“舜、禹好善之心无穷，当时昌言满前，舜犹渴闻不倦，方使禹亦如皋陶之昌言，此舜好善无穷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皋陶既陈知人安民之谟，因呼禹使陈其善言。此可见圣人之心，未尝自圣，世虽已治而犹有愿治之心，言虽毕陈而恒有渴闻之念，此帝世所以君无失德、事无过举而民无失所者欤。
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
蔡沈曰：“违，戾也。言我有违戾于道，尔当弼正其失，尔无面谀以为是而背毁以为非。”
吕祖谦曰：“舜非有慊而畏人之后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后言，禹又非欺君而为面是背非者。圣人畏敬无已，惟恐过之不闻、言之不尽，故其求之之切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万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岂有背于道者哉？而犹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面前或相从顺而既退之后又复有言也。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之一，己有过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诤者斥责辄加之，宁受人之面谀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过恶所以益彰而治效所以不古若欤。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朱熹曰：“舜之所以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诸人也。迩言者浅近之言，犹必察焉，其无遗善可知。然于其言之未善者则隐而不宣，其善者则播而不匿，其广大光明又如此，则人孰不乐告以善哉？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
孟子曰：“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盖不待有过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为又有大于禹者，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己未善则无所系吝而舍以从人，人有善则不待勉强而取之于己，此善与人同之目也。”
臣按：圣人之所以圣者，以其生禀聪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备有众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问察于众人，舍己之善而乐取善于众人，是盖能以天下之知为知、众人之善为善者也。惟其知众人之知，是故其知愈大；有众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备。知大而善备，此圣人所以益圣，而舜所以为百王之盛帝也欤。
《书胤征》曰：每岁孟春，遒人（宣令之官）以木铎（金口木舌，施政于时警众之器）徇于路，官（以职言）师（以道言）相规（规正人君之得失），工（工，百工也）执艺事（技艺之事）以谏，其或不恭（不能规谏是谓不恭），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时，人君为治惟恐一行之不或谨，一事之不或举，一臣之或非其人，鳃鳃焉以求诲于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辅弼之臣朝夕纳诲、随时规谏而已也，又于每岁孟春之月使宣令之官振木铎以徇于道路之间，使夫官之有职任者、师之有道德者咸相规正，胥教诲于其君焉。不特此也，于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执其技艺之事以谏诤于其君，如伶州鸠谏周景王之匮财罢民、匠师庆谏鲁庄公之丹楹刻桷是已，盖百工技艺之事至理存焉，理无往而不在，故言无微而可忽也。
《说命》：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纳诲，以辅台（我也）德。”
蔡沈曰：“此下命说之辞。朝夕纳诲者，无时不进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说，处之以师傅之职，而又命之朝夕纳诲，以辅台德，可谓知所本矣。”
吕祖谦曰：“高宗见道明，故知顷刻不可无贤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三日雨为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说纳诲之切，三语虽若一意，然一节深一节也。”王安石曰：“作砺使成己，舟楫使济难，霖雨使泽民。”启（开也）乃心，沃（灌溉也）朕心。
蔡沈曰：“启乃心者，开其心而无隐；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厌饫。”
若药弗瞑眩（饮药而毒谓之瞑眩），厥疾弗瘳（愈也）；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视地，喻我之行无所见也。”
王炎曰：“己之有失，非说之苦口不能药；己之不明，非说之开导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傅说作相，置诸其左右，未遑他事，首命之以朝夕纳诲以辅己德，可谓知所本矣。置之于左右，是欲说无处而不在也；诲之于朝夕，是欲说无时而不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金之砺、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见己之必资于相臣之纳诲，其切有如此者。然犹以物为比也，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药、跣足之行，则又以身之所病、足之所伤者为喻，其望于说者益切矣。然犹以形言也，至其所谓启心、沃心之言，是欲君臣之间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润，其渐涵浸渍而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高宗求诲于相臣其切如此，此其所以嘉靖殷邦而为三代之令王也欤。
说复于王曰：“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谁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从绳喻后从谏，明谏之决不可不受也。然高宗当求受言于己，不必责进言于臣。君果从谏，臣虽不命犹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谁敢不敬顺其美命乎？”
臣按：此乃傅说答高宗纳诲之命言之也。先儒有言，从谏者人君作圣之功、人臣进言之机也。高宗欲资之于人，故以纳诲责其臣；傅说使反求诸己，故以从谏之道望其君。纳诲者相臣之职，从谏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哉，说。乃言惟服（行也），乃不良于言，予罔闻于行。”
蔡沈曰：“古人于饮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盖有味其言也。高宗赞美说之所言，谓可服行，使汝不善于言则我无所闻而行之也。”
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允协于先王成德，惟说不言有厥咎（罪也）。”
蔡沈曰：“高宗方味说之所言，而说以为得于耳者非难，行于身者为难。王忱信之亦不为难，信可合成汤之成德。说于是而犹有所不言，则有其罪矣。”
臣按：高宗望傅说以有言，而说劝高宗以力行。说之意以为，王能行而说不言则咎在说，说能言而王不行则咎在王不在说也。呜呼，若高宗者可谓切于求谏，而傅说者可谓忠于事君者矣。故备载其君臣相与之辞以示万世之法。
《诗小雅雨无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呼天而诉之也），辟言（法言也）不信。如彼行迈（往也），则靡所臻。
苏轼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终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
辅广曰：“法度之言听而行之，则绩效随见，有所底止。今既不听法度之言，则如猖狂妄行者亦将何所底止哉？”
其四章曰：戎（兵也）成不退，饥成不遂（进也）。曾我甗御（近侍也），憯憯（忧貌）日瘁（病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讯（告也）。听言则答，谮言则退。
朱熹曰：“言兵寇已成而王之为恶不退，饥馑已成而王之迁善不遂，使我甗御之臣忧之而惨惨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虽王有问而欲听其言则亦答之而已，不敢尽言也。一有谮言及己则皆退而离居，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其意若曰，王虽不善，而君臣之义岂可若是恝（无忧貌）乎？”
朱善曰：“听言则答谓告君不尽其诚也，谮言则退谓隐身远避其祸也。斯人也，爱君不如爱身之厚，忧国不如忧家之深，其自为计则得矣，而以君臣之大义责之能无愧乎？”
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病也）。哿（可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
朱熹曰：“言之忠者，当世之所谓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诸口而适以瘁其躬。佞人之言，当世所谓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无所凝滞而使其身处于安乐之地。盖乱世昏主，恶忠言而好谀佞类如此。”
臣按：此诗，先儒谓正大夫离居之后，抃御之臣（若今之近侍）在君左右而不得尽言亲见，当时之为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为之君者非徒不责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为病，言才出诸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缄默以保禄位者，当言者不能直言，不当言者乃巧为之辞说，以取容自处其身于安佚之地，其自为计则得矣，如吾君何？此诗所以作也。人君居清燕之时，试因诗言以察时事，反而求诸朝廷之间、臣僚之内，其肯尽言为国者谁欤？诗所谓“听言则答，谮言则退”，无乃今日臣僚中亦有类此者欤？所谓“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态否欤？吾之臣子无乃亦有出言以为病而受祸患者欤？其间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处其身于休逸之地者欤？凡其终日剟剟于吾殿陛之前得于闻听者，安知其所以应对承顺者，非诗人所谓巧言如流者欤？有一于此，则必反其所为，使凡内而抃御、外而公、卿与夫百官、庶姓皆得以尽言，言者有赏而得以处休，不言者有罪而维躬是瘁，毋使一旦驯致夫衰乱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则朝廷无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祸矣。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古之贤人也）有言，询于刍荛（采薪者）。
臣按：古人所以询问及于刍荛者，诚以浅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浅近而忽之也。吁，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犹在所不弃，况公、卿百执事乎？
《桑柔》第十章曰：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朱熹曰：“圣人炳于几先，所视而言者，无远而不察。愚人不知祸之将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盖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谏也。”
臣按：祸乱之至必有几先，苟有智勇者皆能知之于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见者皆得以言之于上，使其知所以预备而早防之，则祸乱不作矣。为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吁，不仁而可与言，尚免亡败之祸，况未至于不仁者哉？
《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卿佐），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贰宗（宗子之副贰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补其愆过）察（察其得失）其政。史为书（谓太史君举则书），瞽为诗，工（乐人）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有遒人徇路之事）。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也。”
臣按：师旷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终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由是言观之，可见人之生也虽有贵贱，皆禀天地之性，然人人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于失之，是以上天于众人之中立其一人以为万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是崇高富贵之位以畀之，使其恣肆于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是则是弃天地之性矣。天意岂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业业惟民失其性是惧，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随时随处而资规诲、箴谏之益，惟恐弃天地生人之性，负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爱民之心。
《国语》：周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卫国之巫），使监（察也）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发言，以目相视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防也）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诗以讽之），瞽（无目者）献典（乐典也），史（掌书者）献书，师（小师也）箴（箴刺缺失），瞍（无眸子曰瞍）赋（赋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阇（有眸子而无见者）诵（弦歌讽诵箴谏之语），百工谏（百工各执其技事以谏），庶人传语（庶人卑不能直达，传其语以达王也），近臣尽规（近侍之臣尽其规正），亲戚补察（父兄、宗属补察其过），瞽（乐师也）、史（太史也）教诲，耆、艾修之（耆、艾，老者，师傅之属），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按：召公之所以为厉王告者，是即三代盛王所以求言纳谏之实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皆贤圣也，而其所以为治后世辄推之以为不可及者，诚以当是之时人人得言，左右前后无非敢言之人，词章曲艺无非规正之具，善则劝之以必行，否则沮之而必止。几方萌而已遏，过不著而外闻，是以政无悖事、国无谤言而天下享和平之治，有以也夫。
汉文帝二年，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惟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丐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后世人主以灾异求言之始。自文帝因日食下此诏，后凡遇日食与夫地震、山崩、水旱、疾疫之类，皆下诏求言，遂为故事。此亦人君克谨天戒之一端。天下国家之事，每因灾害皆许人指言得失，则人君时时得以闻过失与其知见之所不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则天下国家其有不治也哉？
文帝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臣按：三代以下，称帝王之贤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纳谏尤其盛德焉。后世人主于封章之入固有未尝一经目者，况敢犯其行辇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辄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称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谓百世帝王之师矣。
帝又尝下诏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胡寅曰：“妖言令之始设也，必谓其摇民惑众，有奸宄贼乱之意。及其失也，则暴君、权臣假此名以警惧中外，塞言路也。故贾谊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夫忠臣为上尽忠深计，其言必剀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陈危亡之戒，不止于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观之曰：‘是特扬君过以卖直，其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诽谤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钳口结舌，人君不闻其过，沦于危亡而不悟。夫既以忠谏深计为诽谤妖言，则指鹿为马、指野鸟为鸾，蝗生则曰不食嘉谷，岁饥则曰路无饿殍，凡贤否是非、治乱得失，一切反理诡道，倒言而逆说之，欺惑世主，使沦于危亡，其罪岂特诽谤之比，其为妖也不亦大乎？呜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国长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诽谤妖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吁，文帝既除之矣，后世人臣上言而乃犹坐以诽谤妖言之罪，何哉？是袭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诏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咺。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今朕获执天下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着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万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臣按：此后世人主发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下此诏后，后世临轩策士盖本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应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国家之大体、通人事之始终及能直言极谏，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如此诏者，盖鲜矣。万一有之，能听纳其言而见之于施行者尤为鲜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于刘綖者焉。惟宋仁宗时，考官以苏辙对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弃之，人其谓我何？”斯言也，可以为后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此因策士求言）。
唐高祖时，孙伏伽诣阙以三事上谏。帝大悦，因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然惟李纲差尽忠款，伏伽可谓诚直，余人犹踵弊风，俯首而已，岂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创业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道。所谓上下相蒙，主骄矜而臣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数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读之使人凛然，有天下国家者可不念哉！
太宗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多顺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欲闻己过，卿等须言朕愆失。”长孙无忌等咸曰：“陛下圣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刘洎曰：“陛下化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上书有不称旨者，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非奖进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少有过失恒惧人言，稍涉疑似辄加怪责，况万乘之君乎？太宗发问欲知己过，责臣下言其愆失，可以为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后继体之君高宗亦谓其臣曰：“往日侍奉膝下，见五品以上论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进状，论者终日不绝，岂今时无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后宜数论事，若不能面奏，任各进状。”宪宗亦谓其臣曰：“朕读《贞观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过差，群臣进谏者往复数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须十论，不得一二而已。”吁，二帝之言若此，岂非太宗诒谋之善，故其子若孙得于观感而兴起效法也哉？
太宗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谏之君以唐太宗为称首。陆贽尝举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虚受为治本，以直言为国华，有面折廷诤者必为霁雷霆之威而明言奖纳，有上封献议者必为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扬，故得有过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没齐尧舜之名。此后世人主所当取法者。”
太宗神采英毅，群臣进见皆失举措，太宗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开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自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亦诛。公辈宜用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臣按：贾山告汉文帝有曰：“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况于纵欲恣暴，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则人主不得闻其过，社稷危矣。”今观太宗每于臣下奏事而假以辞色，使之得以尽言而无惧，盖有合于贾山之说，其视后世人主恐臣下尽言厉色严威以临之者，盖霄壤矣。中举末世君臣为戒，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惜尽言，其言儆切，可为世戒。
陆贽言于其君（德宗）曰：“古语有之，顺旨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从至，故人臣皆争顺旨而避逆意，非忘家为国、捐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是以哲后兴王知其若此，求谏如不及，纳善如转圜，谅直者嘉之，讦犯者义之，愚浅者恕之，狂诞者容之。仍虑骄汰之易滋而忠实之不闻也，于是置敢谏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鼗、立司过之士。犹惧其未也，又设官制以言为常，由是有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尚恐其怠也，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司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圣德不能求过行，招直则其智弥大，求过则其德弥光。惟衰乱之朝、暗惑之主，则必讳其过行、忿其直言，以阿谀为纳忠，以谏诤为扬恶，怨溢于下国而耳不欲闻，腥德达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颠覆犹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于是，故明者广纳以成德，暗者独用而败身，成败之途千古相袭，与败同辙者罔不覆，与成同轨者罔不昌，自当矫夏癸、殷辛拒谏饰非之慝，协大禹、成汤拜言改过之诚，士无贤愚咸宜录用，言无大小皆务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众智为智，以众心为心，恒恐一夫不尽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访纳，惟善是求，岂但从谏不咈而已哉，乃至求谤言、听舆诵。葑菲不以下体而不采，故英华靡遗；刍荛不以贱品而不询，故幽隐必达。晋文听舆人之诵而霸业兴，虞舜设诽谤之木而帝德广，斯实圣贤之高躅，陛下何疾焉？”又曰：“虞舜察迩言故能成圣化，晋文听舆诵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询于刍荛之言，《洪范》有谋及庶人之义，是则圣贤为理，务询众心，不敢忽细微，不敢侮鳏寡。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异于人者不必是，同于众者不必非，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理、见天下之心。臣每读史书，见乱多治少，因怀感叹，尝试思之，窃谓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忄耎，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辨给必剿说而折人以言，上衔聪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忄耎者避罪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无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矣。”
臣按：后世人臣之善谏其君者无如贽，贽之此疏论人君听言纳谏之道无余蕴矣。臣谨详载于篇，伏睹其篇末，又曰：“理乱之戒，前哲备言之矣；安危之效，历代尝试之矣。旧典尽在，殷鉴足征，其于措置施为，在陛下明识所择耳。伏愿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弘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礼，煦之以和，虚心以尽其言，端意以详其理，不御人以给，不自炫以明，不以先觉为能，不以臆度为智，不形好恶以招谄，不大声色以示威。”又曰：“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斯言也诚万世人君听言纳谏之龟鉴，臣不复他有所言，请即是以为九重献。
宋太祖建隆二年，诏令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指陈时政得失，事有急切，许非时入阁上章，不候次对。
高宗诏：“自今后，行在百官日轮一员面对，朕当虚宁以听其言。”
臣按：唐人有转对之制，宋太祖因之许令百官以次转对，遂为一代之法。终宋之世，君得以亲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论之间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学识之浅深、心术之邪正亦终于是得以见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访问，臣竭诚以献替，则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恶逆耳之言，臣营便身之计，则下情壅蔽，众心离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安苟容为智，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已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在京则于鼓院投下，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陛下于听政之暇略赐省察，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情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马光于洛，问光所当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谓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窃以为，光之此疏非独当时人君所当知，实万世人君所当知者也。臣尝因是而通论之，言者心之声也，人心有所蕴必假言以发之。帝王莫如尧，尧以言为试人之则；圣贤莫如孔子，孔子以言为知人之本。是则言之为言，其所关系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谨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为己助，因人之言以为己鉴。闻则拜之，听则纳之，卑辞以诱之，厚礼以招之，多方以来之，博问以尽之，和颜悦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为之科目如所谓直言、极谏者，或为之设官如所谓拾遗、补阙者，或因灾眚而下诏以求，或因患难而责己以访，或为轮对之制使人人得以自达，或设登闻之鼓使事事得以上闻，无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陈言而善者则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当言不言者则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虽过于讦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杀谏臣者其国必亡”是也。夫如是，则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阙失、臣下之贤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达之于上，有以为思患豫防之计而不至于噬脐无及之悔，则天下国家永无危亡之患矣。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呜呼，患而谓之大，岂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处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祸而不敢言。为人上者诚能广陈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赏，言之非者无罪，当言而不言者有罚，则大臣不至于持禄，小臣不至于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国家又岂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圣明留意。
以上广陈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