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四○
晋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鉴坐击吴军虚张首级，诏曰：“鉴备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为诈，义得尔乎！遣归乡里，终身不得复用。”
臣按：虚张首级，此古今之通弊也，然后世人主能如晋武帝以义责其纪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终身除名，虽有功能亦不复用，则下人皆知所警矣。
武帝平吴，王浚入建业受吴主降，明日王浑乃济江，以浚不待己，意甚愧忿，将攻浚，浚送吴主与浑，繇是事得解。浑表浚违诏不受节度，浑子济尚公主，宗党强盛，有司请槛车征浚，帝弗许，但以诏书责之。浚上书曰：“臣前被诏书直造秣陵，以十五日至三山，浑在北岸，遣书邀臣，水军风发，无缘回船，及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浑所下当受节度之符，欲令明日还围石头，又索诸军人名定见。臣以为皓已来降，无缘空围石头，又兵人定见，亦非当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弃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顾嫌避咎则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浚至京师，有司奏浚违诏，大不敬，请付廷尉，不许。浑、浚争功不已，命廷尉刘颂校其事，以浑为上功、浚为中功，帝以颂折法失理，左迁京兆太守。乃诏增浑邑八千户，进爵为公；以浚为辅国大将军，封县侯。时人咸以浚功重报轻，为之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讼之，帝乃迁镇国大将军。
臣按：浑、浚争功，朝廷当俱下廷尉，一以诏书月日为断，其受节度之诏何日达浑所，浑下节度之符何日达浚所，若诏到浑军已旬日而不遣人达于浚，浚得符已旬日而不于浑，军受节制，则浑、浚二人各有当坐之罪；若浚军犹未抵石头，吴主犹未出降而浚得浑符而不少待，则惟罪浚可也，然亦当以功而折罪；若夫浑符实未到，及到之时而吴主已降，则浑有迟滞之罪，非浚不受诏旨；设浑受诏而即发其符，符未到而浚受吴主降矣，则彼此皆无罪也。校其月日以定其功罪，则两人者皆无辞矣，惜乎无人以此而告诸武帝也，武帝知罪刘颂之折法失理，而于所请征浚以槛车付廷尉顾乃置之不问，何也？无亦以浑子尚主，宗党强盛而庇之邪？不然，胡不著其功罪之状而明白布诸朝廷，使天下晓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顾不韪欤。
北魏孝文时，定州刺史陆睿等谋反，有司奏新兴公丕应从坐，孝文以丕尝受诏许以不死，听免死为民。初，丕及睿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睿既诛，孝文赐冲、烈诏曰：“睿之反逆既异余犯，虽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犹听自死，免其孥戮。丕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故此别示，想无致怪，谋反之外皎如白日。”司马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悖。及魏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使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臣按：命德、讨罪皆天也，人君当奉天意，不可违天理，而擅予夺。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诸己，有罪无罪惟其人。后世往往许臣下以不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死者律文所载杂犯者尔，事关宗社，得罪于天于祖宗者则否。”
孝明帝时，征西将军张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于是喧谤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贲作乱，杀张彝父子。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余不复穷治，大赦以安之，识者知魏之将乱矣。高欢至洛阳，叹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
臣按：文武无二道，彼此不可相无，而建议者乃欲折抑武人，固非大公至正之道。然所言之非，则受抑者明言之以斥其非，以听朝命可也，而元魏宿卫之士乃至焚言者居而杀其人，朝廷之上乃不痛加惩治，何以为国哉？用是建议之臣，事有涉武人者，一切为之避讳，不敢明白建置，盖惧祸之及也，盖此叔季之世、衰乱之时。若夫明盛之代，所宜明立典宪，敢有蹈魏人覆辙者，坐其典领之官及主使之人，不徒如魏之女主有所隐忍，以启奸雄轻蔑之心，则祸乱无从而兴矣。
唐太宗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等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功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
臣按：唐太宗之论房、杜，亦如汉高之论萧何，然汉之功臣以何为首，而唐功臣之首则长孙无忌也，无忌之功不见于史，岂非以除建成事为大功欤？夫开国承家，论功行封，当先社稷而后己私，顾以夺嫡之功而加诸建业之首，岂大公之道乎？李神通惟论房、杜而不较无忌，意者有所回护而不敢言欤。
太宗时，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夜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臣按：太宗此言非但以论功行赏，大凡用人皆当然。
肃宗至德元载，帝谓李泌曰：“今郭子仪、李光弼以为宰相，若克两京，平四海，则无官以赏之，奈何？”对曰：“古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关东，故封爵皆设虚名，其食实封者给缯布而已，繇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是以功臣居大官者皆不为子孙之远图，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上曰：“善。”
臣按：人君之颁爵禄于臣下，固为国家用人之计，亦不可不为其人之虑，其人年方少壮而功已高、位已崇，一旦再有功庸，吾将何官以报之？不报之则其人怨望而无以振起乎人心，报之则官位已极无容再加，使其人贤欤固无虑也，苟非其人，或有以起其非分之望，不然，无可赏之功而或挟之以震主，繇此其兆，不可不知也。
玄宗开元四年，宋璟为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心徼幸，痛抑其赏，逾年始受郎将。
臣按：宋璟之不赏郝灵荃，与萧望之、匡衡意同。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进瓜果者，上欲与散试官，陆贽上言曰：“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也，惟功勋才德所宜处之，非此二途不在赏典，恒宜谨惜，理不可轻，起端虽微，流弊必大。所献瓜果量以钱帛为赐，馈献酬官，恐非令典。”又曰：“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试官以酬所献，则彼突铦锋而竭筋力者必相谓曰：‘吾以忘躯命而获官，彼以进瓜果而获官，是乃国家以吾之躯命同于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视人如草木，谁复为用哉？”
臣按：德宗欲以散试官赏献瓜果之人，固为非宜，然犹肯以下问于侍从之臣，故陆贽得以进谏，其视夫任情直行，不复询访于人者，德宗犹为贤乎已。夫散试之官无俸禄之资、无摄管之柄、无见敬之贵、无免役之优，惟假空名以笼浮俗，犹不可以与人，况有俸禄之给、名位之荣，不徒身享之而子孙又世袭之者，不以军功而可轻以予人哉？
贽又言于德宗曰：“赏以懋庸，名以彰行，赏乖其庸则忠实之效废，名浮于行则渎冒之弊兴，一足以挠国权，一足以乱风俗，授受之际，岂容易哉？顷以驻跸奉天，迫于患难，竟攘凶逆，实赖武人，遂旌定难之勋、特赐功臣之目，名颇符实，事亦会时，所沾虽多，谁曰非允，至如宫闱近侍班列具臣，虽奔走恪居，各循厥职，而驱除剪伐谅匪所任，臣忝缙绅之列，又当受赐之科，窃自校量，犹知不可，而况于介胄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谓陛下溺爱近习，故徇其苟得之情，泛讯群司以分其私昵之谤，怨不在大，衅皆自微，必将阻战士激厉之心、结勋臣愤恨之气，所悦者寡，所愠者多，所与者虚名，所失者实事。且名者众之所评也，是曰公器，亦为争端，当功而奖尚恐未孚，奖又非功，固宜见诮，傥有节效尤著，理当褒崇，实典甚多，何必在此？”
臣按：人君行赏皆不可以不公，而于军功尤当公而不可一毫之私，何者？盖战伐之功，以将士之性命易敌人之性命而得之也，将士捐躯舍死以立功，而嬖幸富豪之徒乃以货贿私昵而得之，则彼立功者曰“我以性命而得之，彼以货贿私昵而得之，上之视我性命轻矣”，况又真有功而不得者乎？彼将曰“我之性命反不如货贿私昵也”，上之所为如此，后将何以用人乎？
贽又言曰：“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劝以懋有庸，惩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也，犹绳墨之于曲直、权衡之揣重轻、輗軏之所以行车、衔勒之所以服马也。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夫如是，聪明可炫，律度无章，则用与不用，其弊一也。自顷权移于下，务相遵养，苟度岁时，欲赏一有功，翻虑无功者反侧，欲罚一有罪，复虑有恶者忧虞，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赏，使忘身效节者获诮于等夷，率众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偾军蹙国者不怀于愧畏，缓救失期者自以为智能，褒贬既阙而不行，称毁复纷然相乱，人虽欲善，谁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于人，反罹困厄，败挠者行私而苟媚于众，例获优崇，此义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体体也。”
臣按：赏罚国家之大柄，所谓纪纲是也。为国不可无赏罚，至于出军命将，所以置人于死地，及其成功而其赏罚尤不可不明焉。盖明今日之赏虽所以正前日之功罪，而实所以为来日用人举事之地也。
贽又曰：“谨按命秩之载于甲令者，有职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勋官焉，有爵号焉。虽以类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务而授俸者，唯系于职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贤德，此所谓施实利而寓之虚名者也；其勋、散、爵号三者所系，大抵止于服色资荫而已，以叙崇贵以甄功劳，此所谓假虚名以佐其实利者也。虚实交相养故人不渎，赏轻重互相制故国不废权，今之员外试官颇同勋、散、爵号，虽则授无费禄，受不占员，然而突铦锋、排患难者以是赏之，竭筋力、展勤效者以是酬之，其为用也，可谓重矣。”
臣按：陆贽此疏可见有唐一代赏功之格，所谓爵号者如今公、侯、伯之类，所谓职事者如今都督、都指挥、千百户、镇抚之类，所谓勋者如今柱国、骑都尉之类，所谓散官者如今光禄大夫、骠骑将军之类，在唐则分为四类，而今日则惟三类焉。盖在今之勋阶、散官随职事而有，非若唐别以授人也，我朝异姓无生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无子男，岁锡以禄而无唐、宋食邑之虚名。盖自汉以后以古爵封功臣所仅见也。其职事之官皆以阶级相承，无不掌务而授俸者，但就其中又次为等第焉，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则以军功得官而子孙承袭者也，世世不绝，自指挥使以下至于镇抚是也；流官者因其材能擢以任事，则终其本身而不得世袭，在内则五军都督、锦衣卫指挥，在外则都指挥及试官是也。贽谓轻重互相制而国不失权，我祖宗盖得此意矣，其报臣之功则赏延于世，因人之能则用尽其才，有唐人之实而无其虚焉。呜呼，三代以来所未有也，伏愿圣子神孙念祖宗天下得之不易，惜祖宗之官爵，保祖宗之功臣，追崇其所已然以报其功，振作其所未然以激其志，非军功不授以武职，非异才不试以流官，使天下之人得之为难，则我国家一旦有事，人人欲得我之官爵以为子孙计，则得之者尽职以保其家，未得者竭力以求吾禄，如此，则维持之者既固，奋起者又继之，则凡吾心之所向无不如意，事之所举无不成功，宗社之安如泰山，而四维立矣。伏惟圣神留意，毋轻以赏功之典以为施恩之具，而轻以授之嬖幸、技艺之流，则天下国家不胜大幸。
唐自天宝末安禄山反，是时府库无蓄积，朝廷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身但给空名告身，临时注名，其后又听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异姓王者，诸军但以职事相统摄，不复计官爵高下，复以官爵收散率。繇是官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仅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者。
臣按：陆贽谓：“天宝季年，嬖幸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天下荡然，纪纲如紊，安、史乘衅，遂乱中原，遣戍岁增，策勋曰广，财赋不足以供赐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银青杂遝于胥徒，金紫普施于舆皂，薰莸无辨，泾渭不分，当今所病，方在爵轻，设法贵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人？”繇是观之，则有唐一代赏功之格其得失可见矣。大抵朝廷方创业之初，慎惜官爵不轻以予人，故官爵重而人得以为荣，及其末世，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往往轻以与人，是以人人可得，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异能，故人视之蔑如也。自古用官爵以赏功，其轻贱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史臣书之于册，足以为万世戒，有国者尚其鉴之慎之，毋蹈其故辙。
穆宗长庆二年，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诏：“神策六军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繇历、功绩，牒送中书，量加奖擢。其诸道大将久次及有功者悉奏闻，与除官。应天下诸军，各委本道据守旧额，不得辄有减省。”于是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奏章委积，士大夫皆扼腕叹息。
臣按：自古创业之君立为法制以遗子孙，未有不尽善尽美者，但事久而弊生，弊积之久而弊中又有弊焉，古今同一律也。唐穆宗承唐积弊之后，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乃诏神策六军及诸武官并诸道大将俾其内外各具事功，无故而加以奖擢，补官升朝，盖欲饵之使不生事也。呜呼，爵赏所以待有功令，无功而加以爵赏，一旦有功，何以酬之乎？穆宗所为如此，宜乎唐之不复振也。
五代唐庄宗许伶人欲以为刺史，郭崇韬谏曰：“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赏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为刺史，恐失天下心。”逾年，伶人屡以为言，庄宗谓崇韬曰：“吾已许之矣，使吾惭见之。公言虽正，然当为我屈意行之。”遂以为刺史，时亲军有从百战未得刺史者，莫不愤叹。
臣按：陆贽有言，爵位惟功勋功德所宜处之，苟非四者，虽公卿之世、华夏之胄，犹不可轻亵，况优伶乎？庄宗之不以令终，国祚不永，有以夫。
宋真宗时，庞籍言：“纲纪者其要在赏罚，恩赏贵乎审当，法令贵乎齐一。伏见近年恩及侥幸，而典宪稍纵，夫赏所以劝功也，无功之人坐获殊宠，后有临敌效命立勋行陈者，将何赏以塞其望乎？顾陛下爱惜爵禄，无及侥幸，以待立功之臣；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此最切务也。”
臣按：庞籍欲真宗爱惜爵禄，无及侥幸，以待立功之臣；申严宪法，无使纵弛，以威不恪之臣。以为此最切务，臣于今日亦云然。
欧阳修言于仁宗曰：“用人之术不过赏罚，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虽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时，王令斌破蜀而归，功不细矣，犯法一贬十年不问，是时方讨江南，故黜全斌与诸将立法。太祖神武英断，所以平定天下者，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昨关西用兵四年矣，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则诸将谁肯立功矣？裨将畏懦逗遛者皆当斩罪，或罚贬而寻迁，或不贬而依旧，军中皆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所谓赏不足劝、威无所惧，赏罚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
臣按：修所言军中见有罪者不诛，则诸将谁肯用命，是知国家于将领有功者固所当赏，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罚，赏必足劝，罚必足惧，然后可以用人。
高宗时，邓肃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欲专立功赏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阵，若功状已明而赏不行，或功同而赏有轻重先后，并置之法。”
臣按：自古最难得明实者军功也，原其所以不明之故，繇于主帅之不得其人，一委之吏胥之手，出入轻重任其所为，此将士所以不服而愤怨也。邓肃乞立功赏一司专主其事，然功赏之司但能考其功状耳，未必得其虚的也。臣愚以为，凡出师必择朝臣公明有风力者一人付以属吏，俾其专掌功赏，随军纪功，遇有功次即于军中核实详定焉。
高宗时，给事中金安节驳皇城司滥赏曰：“凡外之将帅效命边庭，亦必有功而后加爵，岂可以侥幸一时微劳而反过于亲临行阵、出入万死一生者乎？今刘允升干办皇城任满，比之立军功者劳逸异矣，遽以一官转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满遂将转节度使乎？窃恐行之则将士解体，望爱惜名器，以待勋劳。”从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亲临行陈者然后为军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虽有年劳，当别甄叙。我朝立锦衣卫以掌宿卫官职之设，虽与列卫同，而其官则用其能而不用其世，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类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涂不得与焉，其选可谓重而严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幸、技艺进者，失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艺之流旧制当属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杂流，俾专司其业，岂不名称其实哉？顾乃以赏功之官以为恩赐之具，彼得之而人讥之，固不足以为荣，彼何足惜，遂使国家失赏功之常典，而凡亲临行阵出万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体，其失岂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袭，可乎？彼技艺之流有异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岂亦有异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异能且不可，况实无异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孙乎？
高宗论诸军使臣猥多，岁增俸廪，因曰：“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裨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不惟无以劝有功，兼亦蠹国。朕尝谓行赏当先自下，行罚当先自上。”赵鼎曰：“圣虑高远，岂诸将所及。”
臣按：宋高宗谓“大将奏功率以所爱偏裨多转官资而出战士卒往往不及”，此弊匪但宋人有之，唐人之诗亦云“死是军人死，功是将军功”，其弊之来也久矣。居人上者而能思虑及此，遇有纪录功次者必加详审，毋俾将领专有其功而致士卒之嗟怨，异时复兴师旅，凡在戎行者皆奋其勇而不患上之人不已知矣。
以上赏功之格。臣按：祖宗立为武职专以赏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孙，世其职而不迁，不计满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继，兄亡而弟及，官职简而阶级明，非若宋人遥授迁转，无定职且无定员也。今制，十军立一小旗，五十军一总旗，两总旗一百户，十百户一千户，千户有正有副，千户以上有指挥，指挥有司，有同知有佥事，此皆世袭之官也，至于都指挥、都督各三等亦如指挥之制，此则擢其有才能者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祖宗之制可谓尽善尽美，后世虽有作者不可及已，奈何积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积者未销，后之来者日至，遂至军少而官多，所任者一人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禄，欲国计不屈，难矣。伏惟我太祖高皇帝于洪武二十九年大赉天下致仕武臣，论之曰“同立艰难，致有今日，顾朕子孙保无穷之天下，则尔子孙亦享无穷之爵禄”，一何仁之至也；太宗文皇帝于永乐二年，因法司言征讨官有系狱者，请论功定罪，谕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则赏，有过则刑，刑赏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过，不以私废公”，一何义之尽也。仁之至所以报其功，使其世世享爵禄之奉，以衍其家庆；义之尽所以励其节，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禄。大哉皇言，万世所当服膺者也。然祖宗不惟形之言者仁义兼至如此，而又著之于法律以维持警饬之，使吾仁义之泽百世如一日焉。伏读律文，有曰“凡内外大小军民衙门官吏，犯公罪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纪录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数重轻以凭黜陟”，又曰“若军官有犯私罪该笞者，附过收赎，杖罪解见任，降等叙用，该罢职不叙者降充总旗，该徒流者照依地里远近发各卫充军。”呜呼，太祖定律之意，即太宗垂戒之言也，诚能本太祖立律之文、用太宗垂戒之意，则武臣益知所惧，无有不尽忠守法者矣。然人之材质不能相同，其间固不能无不忠不谨者焉，因其人之所犯而用国法以递降之，消之以渐，日减月削，去者去而来者来，今之来者即所以补乎昔之去者焉，则人与官互相称矣，尚何军少官多之患哉？臣于此又有见焉，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注云：“父子相继为一世，四世而缌服之穷也，六世则亲属竭矣。”夫以大贤君子，功业见乎一世，德泽被乎天下，其没世之后四世而后子孙尚废其祀，况彼一介武夫，乘时崛起，因人而成事，随众以建功，未必真有出奇制胜之智、搴旗斩将之勇、定难拓土之功，锡之以官爵，食之以俸禄，终其身已为多矣，况及其子若孙乎，况无子及孙者又及其旁支别派乎？且开国大臣封国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余封伯及继封者又不下数十人，今存者无几，大功多废，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泽不宄而小功之泽反延哉？今文武官犯入私罪律条久废，骤而用之，可骇物听，臣请敕兵部查内府贴黄，将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以来官职从军升授缘繇，及行内外卫所并各官原籍与旧任去处，通行造册，开具在任见在亲属若干、原籍户口若干、旧任遗下家属若干，要见其人是始初从军者的派子孙与否，明白详实，备具以闻，彼此对照无差，然后将前项军官分为三等，一曰奉天启运，二曰奉天征讨，其他立功边庭及随大将平寇者居其次三焉。启运、征讨之功，已经五世之后，若不系从军人的派者，革去职任，其子孙附籍所在世世优免杂差；五世之后仍系从军的派子孙者，遇有公私过犯，依律递降，不在赦原之数，无犯者照旧；其不系启运、征讨及各处立功者，三世之后子孙不系的派者革职，的派子孙三世之后有犯者递降，三世之后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则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后例该革任者，若其间有一世以王事及再加功者，又从此人起计其世数，以上皆优免其子孙。如此，则礼与律皆协，人知所劝勉而官不至于冗滥矣。臣愚见如此，非敢犯众怒而辄兴异议，以取张仲瑀之祸，念此乃国家大事，不于无事之时而预有以为之调停，一旦驯致于无可奈何之地，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伏望明主闵其愚而察其心，毋使若高观者得以起异议而生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