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物，事也。三物，德、行、艺也）教万民而宾（敬之也）兴（举也）之，一曰六德，知（别是非）、仁（公无私也）、圣（通明也）、义（有断制）、中（诚实也）、和（无乖戾）；二曰六行，孝（善事父母）、友（善于兄弟）、睦（亲其九族）、姻（亲其外亲）、任（信于朋友）、恤（振于贫乏）；三曰六艺，礼（有五礼）、乐（有五乐）、射（有五射）、御（有五御）、书（有六书）、数（有九数）。
卿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谓州长以下）与其众寡（谓无多少），以礼（谓行乡饮酒礼）礼（谓礼之也）宾之（以宾客之礼敬之）。厥明（明日也），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掌宗庙之实藏者），内史贰之（书其副本也）。
臣按：成周盛时用乡举里选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则奉大司徒之教而兴举之也。其教云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是也。德存于心不可见，故考其行艺而书之，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则书其敬敏任恤者；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则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则书其德行道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则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则于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为贤、通夫六艺之道而为能，则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于是乡老及乡大夫帅胥、师、正、长之属，合闾、族、州、党之人，行乡饮之礼，用宾客之仪以兴举之，书其氏名于简册之中，献其所书于天府之上，谓之宾者以宾礼敬之而不敢忽也。虽然，岂但宾于乡而已哉？《易》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则在天子亦宾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时，贤能之书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贵亦且屈万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岂非贤才之生，乃上天所遗以培植国家元气者乎？
《王制》：命乡论（谓述其德艺而保举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选择而用之也），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才过千人之谓），升于司徒者不征（征谓徭役）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臣按：三代盛时仕进有二道，有由乡学而进者，有由国学而进者。乡学则掌于乡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国学则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大司马。乡学所教之士，大夫论其秀者升之司徒则谓之选士，选者择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选而用之则不给徭役于乡矣。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论而升之国学，则虽司徒之徭役亦不给矣。此二等皆谓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选士而为造士，是乡学所进者，则用之为乡遂吏。由俊士而为造士，是国学所进者，则进之于大乐正，大乐正于是乎论其秀颖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大司马焉，是之谓进士也。既为进士，则大司马辨论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举其贤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论然后授之以官，或以为司、士或以为内史之类，所谓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后予之以爵，或以为士、为大夫而进至于卿，所谓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后颁之以禄，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谓禄之也。此三代乡里选用之法，而所谓进士者，盖以其成材将进于朝以用之故耳。后世取士不复此制，而亦以进士名，其原盖出于此。其名虽同，而其所以进之之实则不同也。
汉高祖诏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有贤者郡守自为劝勉，驾车遣之），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谓行状年纪也），有而弗言觉免（发觉免其官）。”
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臣按：贤良极谏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后遂令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臣按：乡举、里选之法，后世所以不可行者，盖人情日伪，敢于为私以相欺，公于为党以相蔽，苟无试验之方、防察之政、纠举之法，而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则情伪日滋而贤否不复可辨矣。仲舒所谓岁贡之法，贡其吏民之贤者尔。今所贡者则学校之士也，今贡者试不中有罚俸之比而无赏，然亦姑应故事而已。诚能振举祖宗之法而加严于学校之教、提调之罚、考试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计谓上计簿也，偕谓每岁郡国有上计之吏命与俱来也）。
臣按：今世科举，初场试士以五经、四书，即此习先圣之术；终场策士以时务，即此明当世之务；乡贡举人赴礼部者给脚力、廪给，即此续食计偕。
元朔元年，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烝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适谓德其人），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出爵削地毕矣。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臣按：汉世去古未远，而贤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炫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为之驾而县次续食俾与计偕，其不肯出者既悬赏以招人之荐又严法以罪人之不荐，虽无宾兴拜受之礼，犹存好贤敬士之心。后世严缪举之罚而限其途辙者则有之矣，未闻有不举之罚而责其荐扬者也。
元朔五年，诏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臣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贤良、孝廉举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补国学似今之岁贡。其察举考试之实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则相类也。
孝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皆以射策甲科为郎。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诏内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灾异举士之始，其后日食、星陨辄行之。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举士之始，其后或遣谏议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禄大夫举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光武始诏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
臣按：前此举士无常时，至此始岁一举。汉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臣按：明经之科始见于此。
后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县皆有之而以本处人充，俾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吏部凭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据阀阅，不辨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历晋南北朝至隋，选举之法皆用之，至开皇中方罢。
晋武帝诏州郡举秀异之才。刘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隋始置进士科。
臣按：此后世进士之科之始，盖始专以文辞试士也。夫三代以前乡举里选之法行，取士专以德行为本；汉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之士，试以治道，然后官之；魏晋以降，所举秀、孝犹取经术，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虽其立法未必尽善，然清谨之士犹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为终身之累。至是隋有进士之举，始专试士以文辞，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虽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进士、明经而已。然进士以声韵为学，不本经术；明经以帖诵为能，不穷义理，所谓德行者不复问矣。武后天授元年，策问贡士于洛阳殿，殿前试士自此始。
臣按：此后世临轩策士之始。玄宗开元中，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臣按：此下第举人入学之始。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明经，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宋太宗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
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琼林苑。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历代科目得人惟宋为盛，盖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后，天下士子争趋向之故也。
仁宗时，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屡下诏书戒饬，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厚，欧阳修知贡举，痛裁抑之，浇薄之士不预选者多毁修，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臣按：文章关气运之盛衰，而科场之文为甚。盖科场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为一代辅治之具，下以此为业以为一生进用之阶，非徒取其能文而已。盖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蕴、才之所能、识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辅君泽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尝与其门人言及科举文字之弊，熹叹曰：“最可忧者不是说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夫东晋未以文取士，所谓文者出于众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祸且至于不可支持，况科举之文乃国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为业者，其所关系岂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屡颁戒饬之诏、慎择主试之人，示之以趋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则文辞日流于卑弱而国势随之矣。”呜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间岁贡士法不便，诏礼部三岁一贡举。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为常制，至今日行之。
神宗时，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常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尔。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谓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易》《诗》《书》《周礼》《礼记》兼《论语》《孟子》，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后世经义之始。前此所谓明经者，试其墨书帖义，但取其记诵而已，未尝考其义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为人固无足取，及其自作三经，专用己说，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无是理，然其所制经义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废言也。及其所谓士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切中今世学者习科举之弊。今世举子所习者虽是五经、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义理、发以文采，徒缀缉敷演以应主司之试焉耳。名虽正理，其实与前代所习之诗赋无大相远也。欲革其弊，在择师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国学，慎主司之选，必得人如欧阳修者以主文柄，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试士始于唐武后时，宋初沿之，然皆试以诗赋，至是神宗始试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时，苏轼为编排官，见一时举人所试策多阿谀顺旨，乃拟一道以进，大略谓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噫，观轼兹言，则知朝廷以言试士虽若虚文，而一时人心之邪正、国势之兴衰实关于此，识治体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笔付知贡举杜范曰：“朕爰简儒彦，俾典文衡，凡尔攸司，宜鉴旧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经学欲其深纯，词章欲其典则，言惟合理，策必济时，毋以穿凿缀缉为能，毋以浮薄险怪为尚。参稽互考，优劣自分，庶使贤俊毕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时极矣，每遇大比，帝辄下诏崇雅黜浮，盖有以见夫士习之美恶形于文辞之浮雅，文辞之浮雅而实有关于气化之盛衰也。苏轼告神宗曰：“愿陛下明诏有司，试之以实学，博通经史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臣于今日亦然。
朱熹作贡举私议曰：“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他慕，早夜孜孜，惟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也，今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穷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及时务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
臣按：朱熹之义虽未上闻而天下莫不称诵，以为后世贡举之法未有过焉者也。我太祖皇帝于开国之初即诏天下曰：“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至十七年，又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乡试，辰、戌、丑、未年春会试，士各专一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四书义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氏《集传》、《春秋》主三传及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经四书大全》，《易》《诗》《书》如旧，惟《春秋》则宗胡氏，《礼记》则又加以陈澔《集说》焉。初场以初九日试四书义三道、本经四道，次场用十二日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终场以十五日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初场及终场未能者，许减其二道。呜呼，本朝试士之制虽不尽用朱氏分年之议，然士各专一经，经必兼四书，一惟主于濂、洛、关、闽之说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务之要，而以论、策试之，考其识见，本末兼该，文质得中，虽不尽如朱氏之说，实得朱氏之意于数百年之后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类，一切废绝；前代之制度如诗赋、墨义之类，一切不用，可谓简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于千万年而无弊矣。本朝科举参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谓明经、宏辞诸科一切革罢，惟有进士一科。洪武三年诏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开乡试，明年春二月礼部会试，其解额以五百人为率，会试取百人，而所试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试格式，十八年会试止录士子姓名、乡贯而未刻程文，录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开科，取人无额，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镌定额，两京十二藩（贵州、云南附）各随地产以差多寡而会试，如洪武初取士之数，又以北方学者文采不能自见，分南、北、中三数取人。正统壬戌于各布政司旧额上量增之，而会试则加以半。景泰初，诏除科额以复洪武、永乐之旧，寻复镌定，比旧额稍增，礼部试则临期取旨，自是遂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为三岁一开科，至是三十余试矣，科场条贯日增日密，一切病弊尽革无余，惟程试之文气、进用之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虽或气运之使然，习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当时题目无甚多，故士子专用心于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伦序，又得以余力旁及于他经及诸子史，主司亦易于考校，非三场匀称者不取。近年以来，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据依，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顾其纲领体要处反忽略焉。以此科场题目数倍于前，学者竭精神、穷目力有所不能给，故于策场所谓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后、字书偏旁者，可叹也已。然以科额有定数，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仿效成风，策学殆废，间有一二有策学者，又以前场不称，略不经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岂不以是哉？其录出以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浅、拘泥缠绕，不厌士心，录一出议论纷然，其所谓主意之说尤为乖缪，凡其所命之题专主一说谓之主意，殊不知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所能尽，理苟通焉斯在所取矣，何必惟已之同哉？士子志于必得，谓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将圣经贤传之旨旁求曲说、牵缀迁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独坏士习，其为圣经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题，士子主此以为文，今日为士子既以此进身，异日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谓缪种流传，今日时文之弊殆类之也。然此又不但科试为然，而提学宪臣之小试殆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题尤为琐碎，用是经书题目愈多，学者资禀有限，工夫不能遍及，此策学所以几废，而科举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正统、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之亲笔，有司稍加润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举子无一言于其间，殊非设科之本意。若夫考试之官，两京及会试皆出自朝命，乡试则方面官先期访请，洪武以来惟有学者是用，不问是何官职，虽儒士亦在所聘。后乃有建言专用教官者，其所礼聘无非方面之亲私，率多新进，士少能持守，一惟监临官是听，内外之权悉归御史，凡科场中出题、刻文、阅卷、取人皆一人专之，所谓弥封、誊录殆成虚设。谨按科场旧例，分帘内外以隔绝交通之弊，自帘以内考试官主之，自帘以外监试官主之，而提调官则兼总内外焉。然惟莅其事尔，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预，所以用巡按、御史为监临官者，特以纠察其不如法者尔。今宜敕有司，凡科场条贯必复祖宗之旧，所命题必光明正大、切于人情物理、关于彝伦治道者。小录所刻之文谓之程文，特录出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献上也。文有可为程式者则刻，无则否，或多或寡不必齐同，不许代举子作，如有欠阙繁冗，稍加笔削可也。经书题目，无甚凶恶字面不必回避。初场经义四条以通三条、书义三条以通二条为合格，否则不取；五策问目通以十事为率，非通五以上不在取数，会试则本数不足取别数足之，乡试则此经不足足以他经。凡解额惟限之不许过数，苟无足取者宁欠无足，通场全无然后短中求长，取以备数。如此，则科目所得者皆通经学古之士而适于世用矣。更乞申明旧制，在外乡试俱照会试及两京例，不设监临官，其巡按、御史止于科场外严加纠察，士子欲入场者专委提学宪臣考验而亦不许他官小试，凡百执事不许用进士、举人出身人员，恐有夤缘作弊。临晚给烛虽唐宋故事，然今科场代笔换卷多在昏暮，宜革去给烛而取减场，先期聘考试官必详加询访，不许徇私滥举，许御史纠治，惟有学行誉望者是取，不分有司。教职见任致事，仍乞申严帘内、帘外之限，不许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礼惟送酒瑽，不必宴会。考试官阅卷去取既定，先将所取中卷用其字号编定名第，一样三本，封号印记，其一留以自备，其二以授提调、监试官，至期比朱墨卷相同然后拆号，各照所编定字号填榜，不许更易。又于各经各存备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参错，即随经用所备卷依次补之。如此，庶几科场少弊，可以得人而复祖宗之旧矣。又考会试举人，往时入场者极多，不过二千人，今则积多已逾四千矣，窃恐数科之后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数。窃考宋欧阳修作《礼部唱和诗》序，谓宋制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场至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余日，卷多日少，恐不能无遗才，请下礼部议宽其日限而移殿试于三月望日，庶几考试者日力有余，得以尽其心力，精详文理，以为国家求才。（以上科举）
汉武帝时，太常孔臧等议，请太常博士置弟子，复其身。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臣按：此太学生入仕之始。夫自汉置博士弟子，试通一艺者补以官，其后唐人有学馆生徒之设，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岁贡生员，礼部奏于奉天门下，试中送国子监肄业，循资送吏部选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为重，亦多得人。（此学校岁贡）
《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五曰府（主蓄藏文书及器物者），六曰史（理文辞述事者），七曰胥（治文书之次叙，谓才智为什长者），八曰徒（趋走以应呼召者）。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员也，所谓“庶人之在官者，与下士同禄”是已。是时未有进试之阶，至秦弃儒崇吏，汉因之，始有试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温舒为县狱吏、丙吉为鲁狱吏、龚胜为郡吏、赵禹为佐史之类，则是吏员入官其来久矣。本朝入仕之途于科目、监生之外有吏员，凡在外藩、宪、卫、府、州、县任自辟举，以六年或三年为满限，至部分拨，在内诸司以三年为考，依资格叙用。（此吏员出身）
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朝选举之制比汉、唐、宋为省，科举之外止有监学历仕、吏员资次二途以为常选，其他如经明行修、贤良方正、材识兼茂、楷书、秀才、童子之类皆兴废不常，惟任子祖宗虽有定数，然皆出自恩典，或与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孙入监方有定例。故臣于入仕之路独详进士之科而兼及监生、吏员者，以当世之所重者在进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窃惟本朝虽大，封拜百官亦未尝具服拜贺，惟于策士传胪之后，群臣致辞庆贺曰：“天开文运，贤俊登庸。”由是观之，则祖宗所恃以求贤辅治之具诚莫先于进士一科，是以百年以来凡明治体、建功业者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施设、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宋人亦言豪杰之士由之而进。夫唐宋取士以诗赋，多文而少实，尚足以得一时之豪杰以为名臣，况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经《语》《孟》之文，用濂、洛、关、闽之说，即汉人所谓经术、宋人所谓道学者也。为士者诚专心于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择而谨取之，必名实相符、文质相称然后得预斯选焉，其所得之人才当不止于唐、宋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