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八
《禹贡》：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
臣按：盐之名著于经始此，然是时以下贡上以资食用而已，未以为利也。《洪范》：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润下作咸。
吕祖谦曰：“此盐之根源。五行之气无所不在，水周流于天地之间，润下之性亦无所不在，其味作咸，凝结为盐，亦无所不在。种类品目甚多，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于海、出于井、出于池三种之外，又有出于地者、出于山者、出于木石者，大抵盐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阙者，所以天地之间无处不有也。”
臣按：盐之在天地间无处无有，故生民之食用亦无日可无也。惟其无处无有故其为利也博，惟其无日可无故其为用也广，利博而用广，故有国者于常赋之外首以此为富国之术焉。
《周礼》：盐人（主共盐者）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谓不练治者）、散盐（煮水为之者），宾客共其形盐（形象如虎者）、散盐，王之膳羞共饴盐（盐之饴者，今戎盐），后及世子亦如之。
刘彝曰：“盐之所产不同，有刮于地而得者，有风其水而成者，有熬其波而出者，有汲于井而为者，有积于卤而结者。故刮地之盐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于自然，与夫玄酒、明水不异也；熬波之盐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远物，故以奉先焉；宾客共形盐，盐为虎形以共食啖，示服猛也，又副之散盐者，致远物以怀诸侯也；饴盐风其水而成者，产于土中，其味甘焉。”
臣按：周时设官以掌盐之政令，惟以共祭祀宾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用而已，其土之所生产、民之所采用、商贾之所贸易，上之人固未尝立官以禁之，设法以敛之也。
齐桓公问管仲何以为国，管仲曰：“海王之国（海王者，言其负海之利而王其业），谨正（音征）盐纻（策也），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计其钟釜而给之。”于是说桓公伐菹（枯草也）薪煮海水为盐，令北海之众无得聚庸（功也）而煮盐。
吕祖谦曰：“三代之时，盐虽入贡与民共之，未尝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当时始兴盐纻以夺民利，自此后盐禁始开。”
马端临曰：“《周礼》所建山泽之官虽多，然大概不过掌其政令之厉禁，不在于征榷取财也，至管夷吾相齐，负山海之利，始有盐铁之征。观其论盐则虽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计之，苛碎甚矣，其言曰：‘先王塞人之养（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则喜、夺则怒，先王见（去声）予之形而不见夺之理，故民可爱而洽于上也。’其意不过巧为之法，阴夺民利而尽取之，桑、孔之为有自来矣。”
臣按：此万世禁盐利国之始。呜呼，天生物以养人，人君为之厉禁，使彼此适均而无欺陵攘夺之患，人人皆富而不贫，不夺彼而予此也，而管夷吾之为法，乃欲塞人之利而隘其所繇之途，其实夺之，示之以予之之形而阴为夺之之计，是乃伯者功利之习，见利而不见义，知有人欲而不知有天理，乃先王之罪人也。凡其所以巧为之法皆归之先王，而曰先王知其然，岂非厚诬也哉？后世言利之徒祖其说以聚敛，遂贻千万世生灵无穷之祸。
董仲舒曰：“汉承秦法，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马端临曰：“史既言高祖省赋而复言盐铁之赋仍秦者，盖当时封国至多，山泽之利在诸侯王国者，皆循秦法取之以自丰，非县官经费所榷也。”
臣按：三代之取民者贡赋而已，而山海之利方其盛时未有焉，至末世乃或有之，然亦不过一二而已，秦人乃至二十倍于古。呜呼，天生物以利民而君夺之以为己利，加一二且不可，况二十倍之乎？汉人虽不用此以为经费，然纵诸侯王国取之而不禁制，其与己之自取无以异也。
汉武帝时，孔仅、东郭咸阳言愿募民因官器作鬻盐，官子牢（廪食也）盆（煮盐之器），敢私鬻盐者釱（足钳也）左趾。
孝昭时，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对曰愿罢盐铁官，无与天下争利。桑弘羊难（诘也）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盐铁之利，佐百姓之急、奉军旅之费，不可废也。
孝元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吕祖谦曰：“汉兴，除山泽之禁，到武帝时，孔仅、桑弘羊祖管仲之法，盐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贤良文学论民疾苦，请罢盐铁，又桑弘羊反复论难，所以盐榷不能废，元帝虽暂罢之，卒以用度不足复建。自此之后，虽盐法有宽有急，然禁榷与古今相为终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开，一开不可复塞，其作俑于管仲，计近功浅效，夺民利以开盐禁，自此天下之盐皆入禁榷矣。”
臣按：盐？虽始于齐，然未设官也，置盐官始于此。呜呼，天地生物以养人，君为之禁，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共之可也，乃立官以专之、严法以禁之、尽利以取之，固非天地生物之意，亦岂上天立君之意哉？彼齐之为国，壤地狭而用度广，因其地负山海而税其近利，昔人固已议其巧为之法，阴夺民利，况有四海之大者，租赋遍天下，其所以资国用者利亦多端，岂颛颛在于一盐哉？昭帝时，贤良文学之士谓文帝无盐铁之利而民富，当今有之而民困乏，可见国之富贫在乎上之奢俭，而不系于盐之有无也。
明帝时，尚书张林言：“盐，食之急，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诏诸尚书通议，朱晖等言：“盐利归官，则人贫怨，非明主所宜行。”
韩愈曰：“所在百姓贫多富少，除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多用杂物博易，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或从赊贷约以时熟填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若令吏坐铺自粜，利不关己，罪则加身，不得见钱恐失官利，必不敢粜。变法之后，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求利未得，敛怨已多，自然坐失盐利常数。”
臣按：官不可与民为市，非但卖盐一事也。大抵立法以便民为本，苟民自便，何必官为？韩愈所谓求利未得，敛怨已多，主国计者宜以斯言为戒。
北魏时，于河东盐池立官司以收税利。孝明即位，罢其禁与百姓共之。
甄琛曰：“《周礼》山林川泽有虞衡之官为之厉禁，盖取之以时，不使戕贼，虽置有司，实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长必惠养子孙，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未有为民父母而吝其酰盐，富有群生而榷其一物者也。立官鄣护盐池而取其利，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于贫？宜弛禁与民共之。”
元勰曰：“圣人敛山泽之货以宽田畴之赋，收关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储，取此与彼，皆非为身，所谓资天地之产、惠天地之民。盐池之禁，积而散之以济国用，非专为供大官之用。”
臣按：宋儒胡寅折衷琛、勰之言而断之曰：“盐之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养人也。尽捐之民则纵末作、资游惰，尽属之官则夺民日用，而公室有近宝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为厉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税，则政平而害息矣。繇是观之，盐之为利，禁之不可也，不禁之亦不可也，要必于可禁不可禁之间，随地立法，因时制宜，必使下不至于伤民，上不至于损官，民用足而国用不亏，斯得之矣。”
唐刘晏为盐铁使，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于是上盐法轻重之宜。其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其后乃至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居其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臣按：天生一世之物以供一世之用，人用一世之物必成一世之事，物各异用而用之各有所宜。汉以大司农掌天下之钱谷以给百官禄俸、军国馈饷，而山泽之利则掌之少府而以私奉养焉。唐至中叶兵起，流庸未复，税赋不足，凡天下所谓军饷、禄俸皆仰给于盐，天下之赋，盐居其半。呜呼，天地生物止于此数，人力有限而用度无穷，自非剥削灶户、折阅商贾，何以得盐利如此之多哉？当是之时，所征于民税赋不知何在，而专仰给于一盐如此，若以为兵起民贫，然农民皆贫而灶户独富乎？刘晏虽曰善于理财，然知利国之为利而不知利民之为大利，知专于取利而可以得利，而不知薄于取利而可以大得利也。
宋雍熙以后，以用兵乏馈饷，令商人输刍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荆湖给以颗末盐。端拱二年，置折中仓，听商人输粟京师，优其直，给江淮盐。
臣按：此后世召商中盐之始。盖以折中粮草以赡边兵，中纳金银以实官库，无起倩丁夫之扰，无冒涉水陆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劳，商得利而民不淡食，是诚实边足用之良法也。我朝于天下产盐之地设转运司者六、提举司者七，每岁盐课各有定额，行盐各有地方，不许越界，每引以二百斤为袋，带耗五斤，凡遇开中盐粮，量所在米价贵贱及道路远近、险易定立则例，出榜召商中纳。祖宗以来，盐司每岁收贮岁课存积在官，客商执引照支，各有次第，谓之常股盐。近因边储急用，增直召商中纳，不依资次，人到即与支给，谓之存积盐。存积既兴，常股遂鲜，支者日多而积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积亦无以异于前日之常股，商贾待日久而支出难，其利微矣。幸而边方无事，储峙有余，万一有警，未必全得其济。臣请于将弊之际、未事之先，因时制宜，补偏救弊，不识可乎。臣惟今日之盐最得利多，而济国用者莫如两淮，盖两淮居两京之间，行盐地方比他运司为多，而皆民物繁庶之地，刘晏掌国计，天下之赋盐居其半，盖全资此地也。书生过虑，以为盐之利固大，而盐之害亦不小，利在于承平之时，而害生于中微之后，以前日之利较之后日之害，害尤甚于利焉，何者？天子以天下为家，兼水陆以为富，陆地所生之物盖居水泽什之七八，而生民所资以生者米谷、布帛之类，不止一物而盐特其中食味之一耳，其为利盖亦无几，而历代以来咸仰之以为国计边储，不可一日阙焉。呜呼，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吾有天下之大尚资盐以为利，则彼无寸尺之土、隔宿之储者，见利所在，岂能禁遏之使其不趣赴哉？禁遏之不止则为之严刑，刑愈严而害愈甚，唐之黄巢、王仙芝，元之张士诚辈，皆贩盐之徒也，臣有一见，可以弭异日之害、救前日之弊而足今日之用，敢具以闻。窃惟召商中盐之法，惟可行于边方无粟之地，盖其地素无储蓄而所产之谷粟不多，不能不资他方输运以给者，故须待商贾以中纳焉，若夫其地之粟自足以供其地之用，不假辇运于他方者，官府可行臣向所陈边地设立常平司市籴之策（见“市籴之令”修）。盖客商以数斗之谷而易吾一引之盐，是本一而息七八也，今吾预于未用之先，自行市籴所得之粟，比所中纳者岂不倍蓰哉？虽然，此其流耳，若推厥本源，莫若行汉人官给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豫令灶户，将欲煎湅先于该管官司告知，官给以券，然后举火，其所煮之盆定为尺寸，每盆煮盐以一引为则（或以二引、三引），皆为一定之数，不许多寡，其盆皆官为之铸，款识以监造官吏、工作姓名，非官给者不许用也。给券之时，每引先取举火钱若干，量天时之晴潦、菹薪之贵贱、市价之多寡以定其数，听其自煮自卖，煮而不闻官者有罪，若夫商贾赴场买盐之后，令其具数以告官司，官给钞引付之执照，俾于各该行盐地方发卖，过界者没入之。给钞之际，每引取工墨钱百文（或三十、五十）以为公费，所得盐钱贮于运司，每岁具数申户部，以待分派各边转运常平司收籴米粟，以实边储。此法既行，不必追征于灶户也，不必中纳于商贾也，不必官自卖也，不必官自煮也，非惟国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以销他日未然之害矣。傥以臣言为可采，乞先行于两淮，俟其果有征验，以渐推行于两浙、山东、河间焉，若夫河东之池盐、川滇之井盐、福建之晒盐，或仍其旧，或别为处置，又在随时斟酌云。或曰此法果行，则前日之中纳、听支之客商焉得盐而给之？臣请借运粮回船转般沧盐至扬州偿之，既足之后然后行臣此法，无不可者。沧淮转般通融之法，臣别具其策于后。
宋初，盐钞未行，是时于建安军置盐仓（在真州），乃令真州发运，是时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其仓，空船回皆载盐散于江浙、湖广诸路，各得盐资船运而民力宽。
林干曰：“宋朝淮钞未行，置仓建安，江浙、湖广以船运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盐而散江浙、湖广，此之发盐得船为便，彼之回船得盐为利。”
臣按：此宋朝转般之法，似于今日亦可行者。今两京之间运道所经凡三，运司淮盐在南、沧盐在北，山东之盐居其中，往时会通之河未开，水陆分隔，各自通商给民，今则一水可通，惟今三处之盐价直各有低昂，中纳各有等则，而惟淮盐之价最高，殆居其倍，山东之盐抵河颇远，而沧盐近河而价最廉。臣请行宋人转般之法，遇有官军运粮空船南回，道经沧州，每船量给与官盐，每引量给脚价，俾其运至扬州河下，官为建仓于两岸，委官照数收贮，原数不亏，然后给与脚钱，少有亏损即与折算。如此，则官得倍称之息，军得顺回之利，积盐既多，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积等盐共该若干，依次给与见盐，不出一二年间支给完足，然后行臣向所陈官给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后又乞于河间沿海一带出盐去处，不分民丁、灶户皆许其私煮，既已成盐，具数赴官告卖，量为定价，给与见钱，阴雨之时则或加或倍，有私卖及买者皆抵以私盐之罪，其钱乞于内帑豫借，待成效之后算还。年年存积，岁岁转股，积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粮刍，或输金帛，付以执照，定以仓分，俾其亲诣其所即给以见盐，于行盐地方发卖。如此，比之旧法当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销他日之患。草茅偏见，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陕西、河东颗盐，旧法官自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盐，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般运之费。
臣按：盐钞之名始此。大抵今日禁榷之利，其大者在于盐，盐非一种，其最资国用者惟是末盐与颗盐耳。末盐出于海，海非一处；颗盐出于池，池惟解州有之。盖海盐出于人，必煎熬烹湅而后成，解盐出于天，畦垄既成，决水以灌，必俟南风起然后结成焉。出于人者，岁额不足可以增补，出于天者，岁额或有不足，则将取之何所哉？是以开中解盐与海盐异，海盐非一所，此不足则取之彼，可以通融辏补，解盐惟一，池不幸而岁多霖雨，风不自南则岁颗不及额矣。窃闻近年以来商贾中纳解盐之数已逾十年，岁额守支待次，至十数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纳，患其折阅，多不肯应。为今之计，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算盐课，见存者若干、商贾待支者若干，计其所有之数，果不足以给其所支，即令商人据时估价，每引若干，官通计之总该若干，限以三年之内于海盐（或井盐）存积多余之处估以时价，以见盐偿之，如解盐一引三钱、海盐一引六钱，即以一引当二引，他皆仿此。如此，不出数年解盐有余积而商贾通利矣，不然，则是朝廷开官府、设官吏专为商贾聚利以偿债，旧欠多而新入少，终无已时。况且解池切近西北二边，于用为急，异时国用有阙，边储不足，当于何所取给哉？（以上言盐）
以上山泽之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