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短语》十八篇
《地图》第二十七——最早作于战国中世
此篇媆俗靡弱，不似先秦文字，而幅短字少，不得确凿实据之时代色彩；故究为何时人作，颇难臆定。惟置“相”始于战国中世，前此未闻。（说见前）篇中谓：“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又谓：“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则其时代，决不能超过战国中世而上也。
《参患》第二十八——汉文景以后人作
（1）篇中有与《汉书·晁错传》晁错《言兵事书》相袭者，今比较于下，知为钞晁书而略加变换。
言兵事书
（2）以思想系统言，容不足以见谅于信古之士，再以真凭实据言之。《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庄子·知北游》亦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皆至礼而止。以老庄之时，言政者不外道德仁义礼，故评骘优劣，亦唯此五者而已。今《心术上》则曰：“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校正》引丁云：未疑大字之误）杀僇禁诛谓之法。”又曰：“以无为之谓道（《校正》：据尹注以字衍文），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于礼外又及于法，则以老庄之时，法家未立，此文之作，法家已成，以此知时代在老庄之后也。
（3）《心术下》有与《庄子·庚桑楚》篇相袭者，兹仍用从文字异同审察年代前后之法，将两文并列于下，以判断之：
庚桑楚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
心术下
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与“能专乎？能一乎？”时代前后，一望而知。“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相较，则此文实有嫌于彼文未能显明，遂易“舍诸人”为“毋问于人”，“求诸己”为“自得之于己”。则此袭《庚桑楚》，非《庚桑楚》袭此明矣。《庚桑楚》，庄子后学所作，非出庄子之手（详拙稿《庄子篇章真伪考证》），此篇更在其后，则已至战国中世后矣。
（4）《白心》篇曰：“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冀以刑名法术，实现道家无为无事之治，此法家之策，例不胜举，略举一二。如《韩非子·主道》篇曰：“刑名参同，君乃无事焉。”《慎子·君臣》篇亦曰：“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5）同学刘君子植（节）告余曰：“《庄子·天下》篇言：‘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原作苟，依章太炎先生改）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囿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由此知《心术》上下及《白心》三篇出宋钘或尹文之手。”余当时亦以为是；今检书覆核，知其不然：《天下》篇谓宋钘尹文“以此白心”，乃谓以“不累于俗”云云表白其心志，是其学在“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在“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纯为入世思想，纯为用世之学。所以下文曰：“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庄子又赞美之曰：“图傲乎救世之士哉！”至于“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二句，历代注释家，从无确诂。因文核义，似名“心之容”为“心之行”，亦有注重行为之意。
至《心术》上下及《白心》三篇，与宋钘尹文之说，完全不同。《心术上》曰：“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又曰：“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又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又曰：“无为之道，因也。”《白心》篇曰：“无迁无衍，命乃长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无贰，是谓知道。将欲服之，必其端而固其守。责其往来，莫知其时。索之于天，与之为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清静无为之旨，全性葆真之妙，以静制动之方，纯为道家之主张，与“图傲救世”之宋钘尹文，宗旨全殊。——即果为宋钘尹文之作，其时代固至战国中世矣。
《水地》第三十九——汉初医家作
（1）篇中曰：“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校正》引俞说如当为而）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校正》引丁说肉当作内)脾生隔（宋本作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肉（《校正》谓当从丁说作五内）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纂诂》：古本作口。《校正》：宋本此下有心发为舌一句），五月而成，十月而生。”以五味五藏相配，纯系医家受阴阳家影响者之言。《黄帝内经·素问·五藏生成》篇曰：“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灵枢经·五味》第四十六曰：“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其配置之位次不同，而同为以五藏五味羼配。《灵枢》《素问》题为黄帝，而实为自秦汉以至唐人所为。（辩见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及梁任公《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汉志·医经》《经方》共十八家四百九十卷，皆未标作者，其于书名冠以黄帝者，尚为秦汉人书；其书名未冠以人者，更无法认为先秦之作。（《经方》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书已佚，亦必后人依伪。黄帝时文字未备，更何论神农？而谓神农黄帝有经方，宁非诬妄？）行世《本草》，旧题神农，亦后世伪托。（辩见晁氏《读书志》、陈氏《书录解题》及梁任公《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故春秋虽有医药，而无传后之书。（和缓虽皆为春秋时秦之善医者，但《汉志》不载其书。）况以五行、五味、五藏、五色，恣意相配，神秘玄妙之说，实受阴阳家之影响。在阴阳家未成立之前，安能有此耶？
（2）篇中言各地水性，区以齐、楚、越、秦、晋、燕、宋。越之显著，在春秋之末，前者甚微，故所谓十二诸侯，越无与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独叙勾践夫差，前此无可记故耳。此篇若作于春秋，不容不记鲁卫陈蔡，而独记边徼无闻之越。若谓春秋末叶，越甚彪炳，作者在春秋之末，鲁卫陈蔡俱已式微，故记此略彼；然则当时吴越并称，不容记越遗吴。至战国，晋分为三，宋灭于齐，又不得再以晋宋与齐楚秦燕并举。汉世天下一统，诸国久灭，而言地理者，每喜以周末诸侯国名之，司马迁《史记》，厥例綦繁，他书亦迭见不鲜。然则即其名地言之，亦当在汉初之世矣。
《四时》第四十《五行》第四十一——并战国末阴阳家作
《四时》篇于东南西北及中央，分名为星日辰月土，各曰其时某，其气某，其德云何，其事云何。除南方外，皆各条五政。并谓春行夏秋冬政，冬行春秋夏政……则有如何灾变，纯为阴阳家言。至《五行》篇题标五行，更无论矣。阴阳家成立于战国之末，说已见前；故知此篇时代，亦当在战国末也。
《势》第四十二——战国末兵阴阳家作
（1）篇中曰：“战而惧水，此谓澹灭……战国惧险，此谓迷中，分其师众，人既迷芒，必其将亡之道。”又曰：“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又曰：“人先生之，天地刑之，圣人成之，则与天同极。正静不争，动作不贰，素质不留，与地同极。”又曰：“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嬴嬴缩缩，因而为当，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纯为战国末以阴阳用兵之兵阴阳家言也。
（2）以政治言帝，肇自战国末叶，此篇曰：“无为者帝。”
《正》第四十三——战国末杂家作
法家成立，盖在战国中世以后，已经前文迭次证明。此篇曰：“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如四时之不貣，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明之。”又曰：“罪人当名曰刑，出令时当曰政，当故不改曰法，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道德法政刑五者并用，纯战国末“兼儒墨，合名法”之杂家主张。杂家之学，发生必在诸家有相当成立之后；以诸家未立，无可供其采获，以成其博杂之学也。《汉志》杂家所载，《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似在诸家成立之先。但皆依伪之书，不足为据，本书《附录一》已论之，兹不多赘也。
《九变》第四十四——疑战国以后人作
此篇文甚短简，时代难定，然浅近滑俗，不类先秦文。中有曰：“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古者区地为九州，或十二州，地域甚广，不容与县连举并称。春秋之末，有县郡之称（世多以为郡县始于商鞅，其实不然。《左传》哀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可见春秋末已有县有郡），又不言州也。州县连称，在西汉，但孤证未敢遽定，姑志疑以俟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