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辨疑
作者：陈天祥
元陈天祥(字吉甫)撰。十五卷。是书旧刻不著明作者时代姓氏。书中称自宋氏迁江表，南北分隔，才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则元初人所撰。“苏天爵《安熙行状》云：‘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是书多引滹南王若虚说。殆宁晋陈天祥书也。’朱彝尊《经义考》云：‘《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云峰胡氏，偃师陈氏，黄岩陈成甫氏、孟长文氏。成甫、长文并浙人，云峰一宗朱氏，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所说当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书主于阙疑，而不贵穿凿。主张“解经义言简理直为贵，使正义不为游辞所乱，学者不为繁文所迷，然后经可通而道可明也”。所列计《大学》十四条，《论语》一百七十条，《孟子》一百七十五条，凡三百七十七条，皆剖析、辨难朱子《集注》。如《论语·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辨曰：“果言善恶皆我师，则天下之人皆为师矣。何必专指三人，亦不须更言必有也。此乃言其只三人行，其间亦必有可为师法者。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者，非谓择其一人全善者从之，一人全恶者改之也。但就各人行事中，择其事之善处从之，其不善处改之，不求备于一人也。止当随其各有之善从而师之。”有《四库全书》本。
陈天祥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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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书
心理学自开创以来，从来没有哪一本书像《红书》这样，从开始写作到出版面世，历经如此漫长的岁月和波折。也很少有著作像《红书》一样，在未曾出版之前，就对20世纪的社会和思想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红书》可以被视为荣格的私人日记，记录了他在1914~1930年间的“自我实验”，荣格曾为它花费16年时间精心雕琢，将它视为自己后期著作的核心与关键来源。在此之后，他却又令人费解地突然中断了继续写作，将之束之高阁。直到荣格去世后几十年，荣格继承人协会才授权委托资深荣格学者索努•沙姆达萨尼教授进行编辑、翻译、出版。索努教授为《红书》耗费了13年的心血，才终于使得它面世出版。这本充满神秘色彩的“时光之书”，为充分理解荣格的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它打开了一扇独一无二的窗口，让世人可以看到荣格是如何在他生命中的特殊时期修复了他的灵魂，继续研究心理学，从而成为一代大师。不论是它在荣格一生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还是作为一件艺术品，《红书》的出版都堪称一个里程碑。
敦煌录
五代敦煌地志。册页装，首尾全，共八十行，内容记敦煌郡境内之效谷城、贰师泉、莫高窟、鸣砂(沙)山、甘泉水、金鞍山、李先王庙、阳关、玉女泉、张球故居、石膏山、河仓城、长城等佚闻遗事。所记莫高窟天王堂绘赞普部从、金鞍山望祀、阳关即古玉门关以及张球事迹、乌山祭醮等，皆不见于他书。记张球事迹而云“先有沙倅张球”又云“天不憖遗，民受其赐”，必撰于张球死后相当一段时期。本卷封面有五代后期沙州名僧道真署名。抄卷字体亦为道真手笔。因知本卷为道真抄藏本。本件之后，又抄有后唐《浑子盈邈真赞》，亦道真手笔，而文中有“恩奉邀命，自愧不才”之语，知此赞为曹氏归义军节度孔目官杨继恩所撰。《敦煌录》撰者不知何人，但据此可推知其成书当在后梁至后唐之间。1914年英国翟林奈发表《敦煌录译释》，最早对本卷进行研究，胡適憾其讹误颇多，撰文为之正误，1915年翟林奈接受胡適批评，发表改订之新译本。1925年罗振玉刊布原卷录文，1958年那波利贞撰《千佛岩莫高窟与敦煌文书》再次发表原卷录文并进行了扼要的论述，却误断本卷撰成于晚唐宣懿时期。
文心雕龙集校
《文心雕龙集校》是2015年3月梁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刘勰。本书主要内容为《文心雕龙》传世三大孤本唐敦煌写本残卷、宋刊《太平御览》征引文本、元至正刊本的原貌影印与集校，卷首著名“龙学”家王元化、王更生序和集校者总述三大孤本的前言。书末附录《异文对照表》、《研究论文选录》、《成教录》、《后记》。本书集校使用了诸多善本，汇聚了古今学者的主要校勘成果，其全面性受到王元化先生的高度称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
中国，母亲的土地呵!
现代新诗集。王亚平著。上海新丰出版公司1947年11月出版。为“新丰文丛”之十。收新诗21首。前有自序1篇。扉页和版权页都标有“长诗”字样,实际上各诗之间仅有内在的思想联系,完全是独立的。共分为“人民与土地”、“人的歌唱”、“诗人的复仇”三部分。是从作者40年代上半期的创作中精选出来的。诗人认为:“今日的新诗,应该是人民的心声,激昂,惨烈,斗争的心声;应该是土地上的花朵,血与泪,愤恨与希望结成的花朵。”作者饱蘸墨水,把赞歌唱给土地,献给人民,而对敌人则只留仇恨。“象木匠握着斧头,/象农夫牵着耕犁,/我的笔常浸润着墨水,/墨水化成血,血化成种子,/深深地播植在大众的心里。”(《我的白板木门小屋》)
古微堂诗集
诗别集。十卷。魏源撰。魏源早期诗集名《清夜斋诗稿》,存手书稿本,于清末帝宣统三年(1911)与陈沆手书《简学斋诗稿》影印合刊。后有自订《古微堂诗稿》五卷,以抄本流传。穆宗同治九年(1870),湖南新化人邹季深据其所藏魏源诗全稿梓行,名《古微堂诗集》。卷首有郭嵩焘《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诗集序》。因魏源曾谓“诗集宣分体,不必编年”,故此集按四言古诗、五言古诗、古乐府、新乐府、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六言绝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编次,共收诗二百六十馀题,七百五十馀首。郭嵩焘序称“默深先生喜经世之略”,“人知其以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先生所著书,流传海内,人知宝贵之,而其诗之奇伟无能言者”,并盛称其诗“极古今文字之变,自发其嵌崎历落之气”,“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化,滃然贲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然此集所收诗尚未全,有部分诗作存《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稿》或散见诸家诗话、总集中,而此编未收。1976年,中华书局将其诗、文合编为《魏源集》,其诗集部分即以此同治九年刻本《古微堂诗集》为底本,与《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稿》、《古微堂诗稿钞本》残本,以及《射鹰楼诗话》对校,补入诗六十馀题、一百六十馀首,共得九百馀首,同题而文字有异者亦作校勘记,或并录异文,为较完备之本。
宋名臣言行录
传记。凡5集。前集10卷，录太祖朝至英宗朝55人，单称《五朝名臣言行录》;后集14卷，录神宗朝至徽宗朝42人，单称《三朝名臣言行录》，南宋朱熹编。二书也合称《八朝名臣言行录》、《皇朝名臣言行录》、《朱子名臣言行录》等。书成于孝宗乾道八年(1172)。宋刊本今存，《四部丛刊初编》据以影印;近年收入《朱子全书》本者则进行了标校整理。续集8卷，录北宋末26人，单称《名臣言行续录》(一名《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别集26卷，录高宗至宁宗时65人，单称《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一名《四朝名臣言行录》);外集17卷，录南宋理学人物38人，单称《宋名臣言行录外集》(一名《道学名臣言行外录》)，南宋李幼武编。书约成于理宗时。5集宋时即有合刊本，赵希弁《读书附志》著录，唯卷数作72，与今本不同。又日本曾藏一元刊残本，作79卷。明时有多种刊本，或分刊，或合刻。清《四库全书》据明张鳌山合刊本著录;道光间洪莹又据宋本重刊，皆为5集75卷。此外尚有《西京清麓丛书》等本。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称，曾见一题为《四朝名臣言行录》之宋刊残本，与传世幼武所编者相较，次第大异，且更为详备。或疑传世本已经后人删削、重编。朱熹序称其观历朝名臣言行“多有补于世教者”，故“掇取其要，聚为此录”。其取材多本于文集、碑传、行状、遗事、语录、笔记、杂史等。每事均各提行，末注出处，并附有关资料。幼武补编者亦沿之。因其所据之书后世或有亡佚残阙者，故于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均有重要资料价值。由朱熹创立的“言行录”遂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列传史体裁而为人们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