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解

十二卷。崔子方(生卒不详)撰。崔子方字彦直，又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之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并刻石于醉翁亭侧，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于哲宗时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着书者三十余年。崔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通观崔氏之学，要在明“日月之例。”其《春秋本例序》云：“《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以生也。着日以为详，着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着月焉，此例之常也。”此书之宗旨，据其《后序》称，乃因戚《左氏》不着日月之例，且考圣人之例亦大疏略；而《公》、《穀》虽“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所以“其辞至于乘乱而不可信。”因而此书重在阐发《春秋》一书的“日月之例”。其《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着来世惩劝，故辞之难明者着例以观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由于崔氏执着于“日月之例”这个虚妄的大前提，故虽亦能发“诸家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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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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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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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轨范

七卷。宋谢枋得 (1226—1289)编。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弋阳 (今属江西)人。宝祐四年 (1256)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曾为考官，出题以贾似道政事为问，遂为罢斥。德祐元年(1275)起用为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率兵抗元。城陷后，流亡建阳，以卖卜教书度日。后元朝迫其出仕，地方官强制送往大都 (今北京)，乃绝食死。门人私谥文节。其诗伤时感旧，沉痛苍凉。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迭山集》。此集所录汉、晋、唐、宋之文，共六十九篇。而韩愈之文居三十一，柳宗元、欧阳修之文各五，苏洵之文四，苏轼之文十二。其余诸葛亮、陶潜、杜牧、范仲淹、王安石、李斠、李格非、辛弃疾人各一篇。前二卷题曰“放胆文”，后五卷题曰“小心文”，各有批注圈点。其六卷《岳阳楼记》一篇，七卷《祭田横文》、《上海直讲书》、《三槐堂铭表忠观碑》、《后赤壁赋》、《阿房宫赋》、《送李愿归盘谷序》七篇，皆有圈点而无批注。盖偶无独见，即不填缀以塞白，犹古人淳实之意。其《前出师表》、《归去来辞》，乃并圈点亦无之，则似有所寓意。其门人王渊济跋，谓汉丞相、晋处士之大义清节，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会。前有王守仁序，称为当时举业而作。旧本以“王侯将相有种乎”七字分标七卷。近刻以“九重春色醉仙桃”七字易之。观第三卷批有先熟侯王两集之语，则此本为枋得原题，清刻乃以意改窜。虽无关大义，亦足见坊刻之好改古书，不可据为典要。有《谢迭山先生评注四种》合刻本。《四库全书》本。

封神演义

长篇小说。明许仲琳撰。一百回。明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卷二题“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仲琳，南直隶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市)人。生平事迹不详。一说为明陆西星撰。西星南直隶兴化县人。诸生。著有《南华经副墨》、《方壶外史》等。全书根据《武王伐纣平话》，参照有关古籍和传说故事敷衍而成。叙述商末政治纷乱及武王伐商的历史故事。全书以纣王进香，题诗渎神，女娲命三妖惑纣为楔子，铺叙纣王、妲己荒淫暴虐之罪行，以及姜子牙晚年知遇、西伯侯脱祸归周，武王起兵伐纣等事件，着重描写商周之战的曲折过程。最后以姜子牙封诸神和周武王分封诸侯作结。小说力揭纣王的荒淫残暴，赞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宽惠爱民，号召诸侯“吊民伐罪”。哪吒剔骨还肉、黄飞虎反商归周等情节，亦具有一定的叛逆精神。对纣王沉湎酒色、不理朝政、随意诛杀大臣等描写，曲折地反映了明代后期的腐败政治和黑暗现实。在艺术上发挥神话传说善于想象和夸张的特长，情节离奇，曲折生动。人物描写也有一定成就。明清以后在民间流传很广。但全书充斥大量神怪斗法描写，宣扬“儒道释”三教合一思想，宣扬“劫数”、天命等宗教迷信观念，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有明金阊舒载阳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清覆明本，别题《封神传》。蔚文堂覆明本，别题《商周列国全传》。以上二本均载长洲周之标君建序。四雪草堂原刊本，首康熙乙亥(1695)年褚人获序。今唯周之标序本及褚人获序本通行。解放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本。

资治通鉴考异[标点本]

三十卷。宋司马光撰。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编辑《资治通鉴》时,使用了大量的古籍材料,一件事情往往有三四种不同的记载,传闻不实或记载不同的材料很多,哪些为真,哪些为伪,哪些可用,哪些不可用,颇费斟酌。所以,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的同时,对同一件史事的不同记载,进行详细的考证辨异,将经过考异辨误的可信的材料,用于《资治通鉴》一书中。随着《资治通鉴》的编成,对其所用材料的考异辨误也积蓄其多,于是,司马光将这些考异辨正按照《资治通鉴》一书的体例和内容顺序编成《资治通鉴考异》一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和《资治通鉴》一书一起奏进皇上。此书与《资治通鉴》同时成书,互为参照,对《资治通鉴》中某些重要史事,参考同异,辨证谬误,申明《通鉴》用此舍彼之故。考异所用材料甚丰,包括实录、正史、杂史、小说等,考订也非常精密,开史家前所未有之先例。后来有不少治史学者沿用此书方法,考订史事得失。全书共三十卷。前八卷考证周、汉至南北朝诸史事,自九卷至二十七卷,共十九卷,都是唐代史事的考订内容。其余三卷皆考后梁、后周、后汉史事。此书与《资治通鉴》同时刊行,但别为一书,互为参照读用。元胡三省作《资治通鉴音注》时,开始把此书内容散到《资治通鉴》各有关内容之下,纠正了《资治通鉴》中的某些事实错误,丰富了《资治通鉴》的史实。

国史大纲

钱穆著。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共分为上下两册,为当时教育部颁大学用书。1974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至1983年出版修订本第10版。1933年,钱氏首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曾先后编写过《通史纲要》、《国史读本》等发给学生课外阅读。1937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钱氏在播迁流离之余,继续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国难当头,感慨倍添,又因联大在流亡中,缺乏图书资料,钱氏于是决定于国难之日作国史,写出一部既有史料又有系统思想的通史著作。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艰难条件下,作者以随身携带积年所藏的通史笔记为基础,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寺中,终于在1939年6月写成50万字的《国史大纲》。书首冠“引论”凡2万余言,突出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他提出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的责任,因此,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层干柱。历史事态之演进,总不出这三者之外。他指出,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时期是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该书出版后,因其境界之高与议论之卓,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至今仍不失为研治中国历史的必读书。

客杭日记

一卷。元郭畀撰。郭畀字天锡，号云山，京口(今江苏镇江)人。着述颇多，除本书外，尚有《雪山日记》、《快雪斋集》等。《客杭日记》为雍正三年(1725)厉鹗从郭日记中辑出的一册，所记自元至大元年(1308)九月初一至次年二月初九。其中颇记请托吏胥之事，亦有一些关于古迹文物的记载，可资参考。有《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本、《武林掌故丛编》(第五集)本、《笔记小说大观》(第六辑)本、《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本等。

智者入门论

《智者入门论》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内涵，对藏传佛教影响深远。本书通过阐释各种法门，演绎了如何抉择、如何获得智慧并成为智者，其阐述的结论体现了藏族极具特色的传统思想内容、观点，而论述的过程则体现了藏传佛教独特的传统思辨方式、方法。这些思想内容和思考方式，细微至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都有体现，对藏族人民有极深、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