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經總義講義
第一課 雅言翻古
今學堂競言譯學，通行大地之外，别有以今翻古，如泰西所謂拉丁、羅馬、希臘字母同而讀法異，亦如吾國之古音、今音字同而音不同。《論語》「子所雅言」，《莊子》「翻十二經以教世」，《公》、《穀》「物從中國，名從主人」，與《爾雅》所列諸經字詁，皆以經由翻譯而成。
蓋横翻，《周禮》象胥之職，《王制》 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注 國家置舌人以通四方之情，《方言》之名曰「輶軒，使者絶代語」，古之「方言」，即今之譯局學堂，各種語言學皆爲横翻，《公》、《穀》所謂「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是其大例。
竪翻則爲通古今語，諸雅爲其專書。如《爾雅》之訓詁，後儒之箋注，皆爲翻譯。孔安國以隸古定起家，改古文爲隸字。《三朝記》：孔子告哀公，欲知辨言，當學《爾雅》。 爾雅，即古翻譯之名，或訓爲近正，非也。 班書《藝文志》「尚書」類云：「《尚書》讀近《爾雅》，通古今語而可知。」古今音訓不同，「爾雅」即翻譯古語之專書。《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學記》《詩》、《書》、《禮》、《樂》爲樂正四術。四教不言樂者，《樂經》附《詩》，别無文字之本，故專以三經爲孔子翻古文而成，亦猶西人之以拉丁譯古書，其文義與通行者不同。 孔安國以隸古定寫經，爲翻字，以隸字改古籀。
孔子所翻各經，皆有古文原本，時代已久，音訓有變，此一説也。又古者結繩而治，結繩即字母學，形同繩結，非果結繩。如環球各國所有文字皆同用字母，中國春秋以前文明程度略如歐美，則亦同用字母可知。竊以六書文字與經書同爲環球所無，則必由孔子而始發達；使孔子以前果通行六書，則雖謂六經已通行可矣。文字同出孔經，知由至聖推行。且六藝文義必用此文，乃能載此義。如《春秋》每舉經文一條，與上下文比屬，各自一義，與同類異類相比屬，又各自成一義，如天空日球，千變萬狀，不可端倪。西人曰孔經誠善，惜文義太深，如能用白話别編爲書，則善之至矣。不知經爲道體，難以名狀，即傳記所解，已落言詮，如《大全》串講、合講，尚未至如白話之淺陋，已爲識者所不齒，況可演成白話乎？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鄭伯克段于鄢」，傳記解説十數家，各有發明，不能盡其義，試用西文翻之，成何語？即用白話編之，又成何語？聖經必用此聖文，萬不能以字母翻、白話演，二者相依爲命，合之兩美，離之兩傷。此種文字，蓋專爲聖經而製，除經以外，皆可以字母行，經則必用此文字。中人讀西書，必學西文，以中文翻之，尚有不達之隱；若西人讀經，則必用中文，若翻爲西文，則書成而經早亡。此西譯中經，萬分不能得其七八，此固一定之勢。中文中經，蓋亦如梵音，爲天語天文，爲天神地示相通之官文官語，與别世界可以通行。字母之學，則爲方音土語，東西不惜字，任其污穢，施之字母則可，中文則爲天文，萬不可視同一例。 吾國新造字母，將來亦同西文，可以不惜者。
易《大傳》：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 亦以《易》作于殷，與《禮運》合，言當文王與紂之時，則決非文王、周公作，《大傳》固有明文矣。 作《易》者，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
書説：孔子得黄帝以來之書，以十八篇爲中候。 按：十八篇當爲二十八篇，百篇書序古文家僞撰。
《孔子世家》：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藝文志》：《尚書》讀近爾雅，通古今語而可知。
《禮運》：吾欲學夏禮，是故之杞，而得夏時焉。 《論語》「行夏之時」，别有《夏小正》。按禮以「夏時」與「坤乾」對比，是「夏時」别爲一書。今案皇帝學專言歲時，《尚書》「乃命羲和」五節爲「皇篇」，《月令》爲其傳説，故全與《大傳》同。古有六曆之説，今采《夏小正·周月解》、《月令》、《管子·幼官》、《四時》、《王居》、《明堂》六篇以配六曆，則合爲一書别行焉。
又：吾欲學殷禮，是故之宋，而得坤乾焉。 原當爲「坤乾」，孔子乃翻爲「乾坤」。
詩樂《孔子世家》：孔子語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袵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其合《雅》、《頌》者爲三百篇。 按《爾雅》之訓詁于《詩》、《書》最詳。
春秋《孟子》引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公羊説孔子得百二十國寶書
《孔子世家》：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
禮公息郵之喪，哀公使孺悲學于孔子，于是《士喪禮》以傳。
《王莽傳》選舉天下能識古文者數百人
按微言派以六藝全出于至聖，故爲聖作，以皇帝王伯之事迹皆非草昧所有，然非謂古皇帝無其人，亦非謂古無其書，不過原書皆爲古文， 結繩字母。 孔子乃以六書之文字翻之而成今本，亦如玄奘 注 之翻梵葉，譯局之翻西書耳，其古書之分文義不盡相同，亦如西人之用拉丁文、羅馬文，雖同譯一書，而彼此文義有别，與今譯本《化學鑑原》、《化學原始》、《化學□□》，同譯一書，三本迥然各别。
孔子當日亦如《春秋》之「取義」，《詩》之「逆志」，《易》之「得意」，古不必古，今不必今，凡出新意與衆不同者，自託于通古今語。時人不通古文，不識古音，故多誤解，不得原書之本旨，就其有原本從翻而出，則不能不謂之述，亦如嚴氏之譯《天演論》，不必盡屬原文，時多新意，則不能不謂之作，亦作亦述，亦述亦作。《論語》以《詩》、《書》、執禮皆爲雅言，所以特發孔子翻經譯改之大例。
又翻書有二例：隨文解釋，字模句範，如水之在盂，冶之于陶，絲毫不敢出入者，謂之直譯。有但用其旨趣，不拘泥其字句，如古書引用經史，或總括其字句，或但詳其旨趣者，謂之意譯。孔子不敢自作，故託之古帝王。《春秋》説言孔子于《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又云孔子凡事與人商酌，至于《春秋》則微思渺慮，自運于心。此説作《春秋》之法，即譯各經之法，大抵以意譯之而已。
第二課 論作述
作者爲聖。《孔子世家》贊：「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以六藝全歸至聖，創業垂統，爲百世不祧之祖，故立言與立德、立功當分爲三門，帝王爲德功，孔子乃專爲立言。
立德 皇帝如五帝政治。 古書相傳。
《帝典》《帝謨》之政事。
立功 前之夏、殷、周三代，後之秦始、漢高。 身爲王者，自下勅令，史籍所載，皆爲作。
立言 道家之老子，墨家墨子，兵家之孫、吴，農家許行。 自我作，故不相依附。
以上作者三門。
述者爲賢。臣于君，弟子于師，隨聲附和，不能自專自創。
五臣之于舜。
伊尹、萊朱、散宜生、太公之于湯文。
七十子之于孔子。
孟、荀之于六經。
《十翼》之于《易》。
三《傳》之于《春秋》。
杜、賈、許、鄭、服之于經傳。
以上述者。
纘緒中興，亦同開創，但克復舊物，不得言作。
宣王之興周道。
光武之復漢室。
此以述爲作者。
事屬新創，居然作者，惟依託前人名號，究與自樹旌幟者有别。
道家之書依託黄帝。莊子之寓言漁父、桑庚、丈人。
《周髀算術》依託周公。《國》、《左》以解經釋例全屬古人。
此實作而託名于述者。 六藝作而曰述，託之帝王，不如秦皇、漢高身爲王者，發號施令。
第三課 先後文野
第四課 世界進化退化分經表
《莊子》「翻十二經以教士」，翻又讀爲「翻覆」之「翻」。六經順逆兩讀，化六爲十二，如《詩》兩雅有正變之分，初由亂而治，繼由治而亂。《易》順數則上經在上，逆數則下經在上，即所謂上下無常。又上經六首卦可爲六宗、六合、六相、六官，而亦可爲五方、五行、五帝。蓋乾坤占東西，故一以龍名官，一以鳥名官。 即鵬，即鳳。 坎、離居南北，即北海、南海之帝。四方卦皆錯不能綜，泰、否以二卦居綜，則合爲一卦矣。自上方言之，曰地天泰，似南爲天地否矣。不知南北反，上下亦反，自彼視之，仍爲地天泰也。泰與大同，否即否同爲大訓，所以繼以大有、同人，故一通一塞，就六合天地言，故分爲二，以五方言同爲大，即二可合一，一可分二之義也。
立此表無論大小六藝、諸子百家，即凡當今所有文字，莫不各有位置，各有當得之所，彼此是非，全不相妨。《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君泰然，渾忘是非取舍。彼儒墨喜攻好辨，蓋未達「道不同，不相爲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旨也。
第五課 注 大小六藝
《周禮》保氏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漢·藝文志》六藝，曰《易》、《書》、《詩》、《禮》、《樂》、《春秋》，二者同稱六藝，惟禮、樂互見。六經古爲專門，今所傳《注疏》與《大全》同號經學，保氏六藝，惟傳元人舒氏《六藝綱目》，禮、樂二門用鄭注五禮六樂，不免與經傳相混。竊六藝當以大小分：保氏爲小，小學用之，所謂小道小節；《漢志》爲古大學之教，所謂大道大節。《易》、《樂》、《詩》爲思志派，西人所謂哲理，六合以外，與天地參，其大固無論矣。即以實行派之《春秋》言，本王伯學，教胄子與民之俊秀，大抵爲仕宦學，今必高等以上，將入仕宦，乃係此科，若普通國民教育，即專在小六藝。書爲國文言語科，數爲算學科，國民教育之基礎，射、御爲實業學，射爲弓矢，御爲車馬，推之則可謂禮專屬幼儀，如《容經》、《少儀》、《内則》、《弟子職》，專屬個人修身，事與《禮經》「安上治民」者不同。樂爲歌誦舞蹈，今學堂之唱歌奏樂之類，《内則》小學所習書契、舞勺、舞象，二十以後所習之禮樂，乃爲經之禮樂。六藝大小之分，即大學、小學宗旨之所以别也。蓋普通國民教育，禮、樂爲德育，書、教爲智育，射、御爲實業，故凡農、工、商賈、婦女皆必入學，而後完全國民資格。小學卒業以後，分途謀生，出類拔萃者始入大學，以備國家人才之選，如漢之博士弟子員、今仕宦政法學堂與通儒院。考漢博士弟子員選舉之法，户口十萬以上者歲選五人，不及十萬數在四人下。以小學人數計之，不過數人，入學後因才質所近，分經入學，因德入學命官。《洪範》三德，爲剛、柔、正直，三三而九，爲《帝典》教胄子之九德。三公配三德，則司徒之仁爲柔，司馬之義爲剛，司空之智爲正直。九錫以配九德，三德三錫之爲大夫，所謂「日宣三德」、「俊明有家」。六德則六錫之爲方伯與卿，所謂「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兼全，則九錫之入爲三公，出爲二伯，所謂「九德咸事」。後世九錫，即《春秋》之命桓文。人之性情，不出三德，人才之選，備于三公。因德以入學，分經分官，故有皋陶剛德者，無論公、卿、大夫、士，皆不出司馬之屬。有契之柔德者，無論公、卿、大夫、士，終身皆爲司徒屬。有禹之正直者，無論公、卿、大夫、士，皆爲司空屬。用志不紛，所以人才多，不勞而理。故聖門分四科，諸子别九流，非如日本之普通，求全責備于一人。 歐美各國入學之始，必量其質，分科而治，與古法略同。惟日本混同一視，以諸科學求全于一人。 且進考之，六經配六相，惟皇帝乃能全備，所以學禮言帝入五學，必其時諸經乃皆有用，故以六經配六合，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以大包小，經乃能全見實行，非帝無此全美之制。今世界爲大王，以實用言，但就《書》、《禮》、《春秋》三經立學，已無不足，又以《春秋》爲切要現行之事，《尚書》與《禮》爲引進改良之道，尚屬西人之思想派。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中國求速成，能以《春秋》一經仿三德之例，分爲四學，宰輔經營天下，統籌全局者爲一科，如《周禮》之夏官司馬者爲一科，冬官司空者爲一科，司徒主教者爲一科，分官立科，必可免博而寡要、勞而鮮功之弊。班《志》云，人不或爲雅，或爲頌，漢太后將稱制，從師問《尚書》數篇。《禮經》十七篇，有以習《喪服》專門名家者，分經而治，是爲古法，並非私言，六藝大小，尤宜區别。吾國前因科舉入學，先讀四書五經，改習他業，書皆無用，國民日用必需之科學，如保氏六藝者反致抛荒。其最大之害，尤在四書五經入手因就童蒙之見解以立説，以致聖人窮天極地、治國化民之大經大法，盡變爲市井鄉村之鄙言。如《大學》以平治爲宗旨，乃顓頊以下帝德專書，或乃以爲初學之門，若專爲黄口孺子課本者，經術敗壞，所以中國無人才。害在下流社會，習非所用，民智不開，害雖在下，而流毒甚廣。害主在上流社會，白頭宰輔與村蒙見解相同，所以老大帝國，種與教之幾不可保。故學堂當發六藝之分，國民則應讀之書、應講之學極力求全，六經雖不可讀也，必入大學後專求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學問。凡德育之正心、修身，智育之格物、音訓皆屬蒙學。大學有急務，老大宰官，不得以蒙事相誇耀。此成己成物之分，大小六藝，皆不可混同一視已。
第六課 教育史
日本□□著《中國教育史》初具崖略，惟據科學之思想與科舉之觀念以論中國教育，不免墜落宋元以後之議論，而于教育古法、經傳原理，終覺未之能達。吾國教育，自至聖發端，戰國學術之盛，由七十子各以所學立教，故科學全備，流派並陳，學術爲中國發原，故後世莫之能繼。戰國學派爲世界標本與堆店，藉諸子以自存，將來到一世界一學發達，如今西學爲墨家，五行必待五帝，道家必待三皇，詳《天人學考》。西漢二百年中，各端衰謝，惟經學統一， 故或以爲儒學一統之時代。 實則博士學術，不能概以儒囿。班書《公孫弘傳贊》極推武帝、宣帝兩朝人才之盛，各效所長，不名一家，蓋武帝人才出于公羊，宣帝人才出于穀梁。《儒林傳》于博士各詳其弟子名位所至，以爲通經致用之實驗，其時博士皆專門授受，不及别業，甚且人不習全經，或爲雅，或爲頌，太后因將稱制，從夏侯受《尚書》數篇，以爲以經緣飾政事之用，則並分經而治，不以孤陋爲嫌，不似海外必先普通，泛讀群經，然後再就政治、掌故、歷史、地輿以求致用。中國教育，東漢後已失孔門之真，宋元等諸「自《檜》以下」，故教育史以三事爲最要。
經傳學禮。《大學》、《文王世子》、《學記》、《保傅》宜編爲一篇，曰《經傳古學禮》。
諸子出于四科，詳考戰國學術源流枝别，以見聖道之大，曰《戰國諸子學術》。
先秦兩漢博士專門教授，今惟公羊略存古義，宜編爲一篇，曰《博士教育考》。
國朝□□□曾撰《兩漢博士考》，初刊《藝海珠塵》，近讀知不足齋，又重刊之。 注 其書意在考據，宗旨略有不同。蓋學堂通行章程，全采用日本，若古者博士經傳，時論頗似頑固腐敗爲譏。考舊史，博士造就人才既有實據，卒業年限至多三年，不過今五四分之一，每怪其神速。蓋專心致志，則通經不難。如專志求野，不再考詳古法，是或一道，如欲存粹研經，則竊以生民未有之神聖，實非寸量銖稱之所及。海外既無至聖家法，又無經學師傳，僅就耳目所及，枝枝節節爲之，亦出于無可如何。諸所言課程，以原富造鍼分工，與今工局工不兼用兩器、匠不習全械者未免成反比例。而吾國古教育之法，實與其分工分械之成例相同。西人重思想，有懷疑派，安知非如日人所云西詳于技、中詳于道，教育士民爲經傳之專長，分派工匠乃爲西人之絶技乎？物莫能兩大，安知中之短于彼者不長于此乎？西之長于此者不短于彼乎？彼此是非，必聖人乃能定。然以今學西之效果，較古博士之成績，不免相形見絀，縱謂斯事體大，不能以口舌争，我中國盈千累萬之學生，何妨提出一二學校，一用古法，一師外人，一二年較其優劣，孰得孰失，然後折定一尊。中之博士久成絶響，西人未必研究及此，以八比資格與之相馳逐而敗，若以我之上駟當彼中駟，未必不轉敗爲功，此固吾人之勝算已。又吾國舊法能出英俊，出類拔萃，一日千里。今之學堂既已曠日持久，且大聲疾呼，學堂不能出人才，特以善養中才，不能容英雄，特以教國民。夫至于學堂不能出人才，既已騰 注 諸口説，定以報章，以爲將來卸責之地步，吾國猶責望學堂以人才，豈非惑之甚？考之西國，如彼士麥克、斯賓塞耳以及西鄉、南洲諸公多不出于學堂，而出于自習科。西人之自習科因以濟學堂之窮，非常之士不受羈勒，馬之蹏跌乃致千里。如俾士麥克，西人何嘗不以爲英雄？如以非學堂所出，舍而不用，乃專恃此學堂以爲自强之路，不思變計以求精良。如以西人言，則科學之教名足恃，以古法言，則成績之要又如此，苟能兼用中西，去短取長，改爲一冶，固屬良法。否則自習一科，宜急爲表彰，以輔學堂之不及。或謂自習一開，恐學堂解散。當今學堂官私所立，實力有限，彼但能學，即爲實效，使全國皆自習，學堂雖無一人，乃爲善辦。所謂用人不自用，所及廣被，學堂改精，似急宜用博士法，考訂自習章程，使英雄皆入彀中，乃爲得要之計。然非熟習三篇教育古法，未必有此措置也。
第七課 開士智
西人立憲，以開民智爲先務。彼國士民無分，民智即士智；吾國士爲民望，士智且不開，更何論民！大抵士之所以學而不免愚于經，約有四端：
一、音訓之學
古以音訓爲小學蒙小之正課，至中學而止，近人如段、王則以小學涸没終身，説經有字句，無篇章，有訓詁，無義例，殊非古法。終身小學，修齊治平事業何時問津？故撰述愈富，人才愈乏，前後兩《經解》，大抵多蹈此弊。又《爾雅》、《説文》有三四年之工已足，不可過于求深。如郝氏《爾雅》與《經義釋詞》等書，與近人《長江圖考》，皆所謂誣誑，真如夢囈。又如祁尚書以黄羊名奚之考證數十篇，直是《西游》、《封神》。故經學以典制微言爲主，音訓僅僅可以入門，不主典制微言，愈破碎，愈支離，當今急求人才，不可再蹈此覆轍。
一、義理之學
義理之學，歷朝學案彼此互攻，可以借鑒矣。凡學人心思務求廣大公允，乃講學者每好名争勝，姤忌猵淺。若陸、朱本爲同類，其相攻若洪水猛獸。天下惟此爲第一要務，虚養其心，不以事事。又其科目如格物、中正、忠恕、一貫、絜矩，每多惝恍，不能指實。名目猶且如是，何況精微？故所言治平功業，皆屬八比感應話。《大學衍義》所以但詳齊家以前，每至愈學愈愚，非不識數目，不辨菽麥，則其學不精，毫無實際，但互相標榜，目以爲聖賢。似此聖賢，雖比户可封，不能扶危救亡，此八比之學所當屏絶，庶不致鄉願亂德。大抵宋元以下皆爲八比學派。
一、典考之學 通典、通考
典考以經爲元質，經爲綱，以下史書皆爲目。近人以爲致用之要書。《通志略》多新説，不切于事情。《通考》門目不關政法者多，惟《通典》爲近古，然每門中初引《王制》本明白，一入《周禮》，便扭結互鬬，每强作調人，不能切實，學人遂以恍惚悠謬爲政書之性質。《禮經綱目》、《五禮通考》皆蹈此弊，故其流派如八比之考據，無一制能通，無一語可行，故凡號講經濟，其性情每浮夸驕簡，不能按理切脈，實事求是。蓋其心思本未入理，亦以所讀之書先未入理。又經濟爲古制度學，後人統稱之曰禮。禮爲司徒所掌《禮經》之一門，名不符實，所當改良。
一、經制
今學制度，可謂真傳，惟先師時有誤解，如包以方百里出千乘，何注《公羊》肉勝于骨，每使人迷罔。至《周禮》鄭注，封建以王居方千里之一，每方伯得千里者六，大綱已誤，故學者如入迷途，即如天子以下爲何等國，以百里對者，百人中有九十九百里，今之州縣其下何以有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等，職官九品，今從天子一落千丈，遂至州縣不知其上更有五長。此凡儒所以不如吏，蓋其腦筋中皆滿嵌迷藥，故經學反爲愚人之具。非欲攻古人，特學堂欲造人才，不得不大聲疾呼，以醒酣夢，故凡不能了然于心、不能實行于世者，皆爲誤説，所當屏絶者。
今首發明《王制》、《周禮》皇王疆域小大之分，開拓心胸，使知全球三萬里，早在《周禮》經營已久，民胞物與，化其種族之偏見，排外之思想。《王制》爲内史所掌之王伯，《周禮》爲外史所掌之黄帝，一小一大，互相爲用。王者王五千里，《周禮》以五千里爲一州，故諸公封方五百里，大于《王制》者二十五倍。《周禮》所略，可由《王制》而推，照加倍數；《王制》所闕，亦可借用《周禮》以推補。二者交相爲用，而不相妨害，務使典制分明，鈎心鬬角，易于施行。就《地員》以推六方，以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精意。又皇帝囊括天下，樞祕所在，固别有精微，每州五千里，爲一王之制，方伯固仍用《王制》，此大營包小營之法。又西書所言政法固爲詳細，惟是詳細節，略大綱，寸寸而量，銖銖而稱，用力多，成功少，不僅譯文之冗繁支離，故學者欲學外國政法，當先就經傳立其大綱，使胸中先有天下規模，然後考究，方有位置安放之處。否則枝節繁多，苦于記憶，即能記，不能得意忘言，終歸無用。《王制》爲則例，《春秋》如列朝實録，一繁一簡，務求貫通，非《王制》不能見《春秋》之全體，非《春秋》無以爲《王制》之提綱。古人通經致用，非謂按圖索驥，摹仿而行，社稷人民，美錦不能學織，先就經以學治，磨勵其心思，練習其閱歷，久之有得，遺貌取神，或從或違，或反或正，投無不利，此通經所以能致用，致用又不囿于經，人才之盛以此。漢博士或期年輒試通一藝，或二三年卒業，每不至五年之久者，而人才超前軼後。《平津傳贊》：武帝時人才多出于《公羊》，宣帝時人才多出于《穀梁》。帝王樂儒，推獎二傳，武、宣之稱宗以此，諸臣之功業亦以此。今之科學，年限甚久，卒業後果否可收成效，尚在不可必知之數，漢廷之神速乃爾，此所以急欲編博士考以求古法，振興人才之效，果因亦在是也。
儒不如吏，所用非所習，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然究非所論于博士弟子。考經制者多矣，未必皆可用。魏默深能言而不能行，蓋以其入手不得法，其聽言未必不虚矯。今當引《周禮》以説《尚書》，一綱一目，一案一判，苟能鈎心鬬角，如西人包探法，必得其情，不似從前之影響支離。能通是經，吾斷其定能治國。大約弟子員選擇甚嚴，人必俊傑，貧者官爲資足，所以人才能速成。
博士弟子卒業，除文學掾、舍人、郎中與議郎，故秦漢大典大政，博士皆與議。以書生從政府諸巨公後，且議每定于微員後進，嗚呼盛矣！西人之議員，在經爲養老乞言之典，特西人以少壯爲之。吾國方議行憲法，舉鄉官，設議員，能用博士法，則二三年入學者資格皆可爲議員，則憲法之成立，亦一大動力，諸君勉乎哉！
忠敬文三代循環爲三等政體
禮説夏尚忠，其弊也野，則救之以敬；殷尚敬，其弊也鬼，則救之以文；周尚文，其弊也史，則更循環用忠。古有是説，三尚殊難實指。竊以世界時局考之，則所謂忠、敬、文者，即西人所謂專制、民權、共和也。《易》曰「湯武革命」，以臣伐君，爲誅一夫，正如法之大革命、美之獨立。湯武世局，正與今西事相同，則古之湯武，即今之法美。今之報局，每以吾國爲專制，以求在下之反動力。及考西史，見革命國之專制，每云别無法律，君命即爲法律，較土司、酋長而有加，人民無以聊生，與吾國不免有霄壤之别，因以見古之湯武，其革命者大約與今海外同，所謂蠻野之君權，尊君故謂之忠。凡人當合群之初，以與禽獸争，必立君，君者群也，初藉君以合群，戰勝禽獸，非君不能存立，故奉君以爲聖神不可犯。積久弊生，君暴厲于上，苛政至猛于虎，民不堪命，乃轟炸以復其仇。夫欲定精進之法度，必上下皆無所偏，乃得持久。民之隱情，必盡情發洩，使無餘藴，而後有公理。當此世界所謂之民權、平等、自由，如虚無黨之必欲盡去政府而後快。今之西人，正如古之湯武，孟子所有貴民輕君之説，爲此時代而言。論公理不分貴賤，君民交戰，正如水火陰陽，物極而反，變本加厲，如今海外之路索、孟德斯鳩等民爲主人、君爲奴隸各學説，爲時勢所造，彼此是非，不能謂其偏僻。平權以爲殷之立敬，又爲質家，與夏文相反，忠相反之民權也。吾國湯武以後，降爲二伯之共和，則以民權積久弊生，弑君殺相，國無寧歲，人心厭亂，天意隨之，視聽雖取民權，不得不參用君權，合夏、殷打爲一冶，故謂之文物相參雜，謂之文。《論語》「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此又蠻野之共和，從始至終，自孔子後則周而更始，再用夏忠，故《春秋》尊君，專明王法。然此爲二次之三統，原因複雜，體質不一，與前之三統標幟新異、招人指摘者不同。蓋蠻野之三統，爲三者特異之原質，二次之君統，早已合三質而混化之，自其外貌觀，君不似君，民不似民。由春秋至今，細爲分劃，以千年爲一局，吾國正當二次共和之時代，故不能謂之爲民權，亦不能謂之爲君權，蓋已變蠻野而文明。歐美見當初次民權時代，或乃自以爲新理，自以爲曝獻，不知吾國革命、民權，早在三千年前已據全球上游之勢，此吾國所以占文明之先步，爲五州之伯兄仲叔，隨行季則更爲幼穉，自後數百年共和之局又終，則當與全球合並而爲大三統，從周而大夏，從大夏而大殷，從大殷而大周，三次之三統當更文明，則固非吾輩所及見矣。大抵除初次三統後，其形迹皆隱晦，其原質皆揉雜，亦如《春秋》之三世例，事文隱微，積久乃覺其變象，不能沾沾以文辭求之也。西人樂利，實由革命而出，其推獎實出誠心，食芹而甘，欲推之世界，或乃倡言攻之，以爲邪説，惑世誣民，或又以孟子之説爲大同之極點，崇拜者固失其原理，摧抑者又違其本義，左右佩劍，有如醉人。故推闡三統之宗旨，以明進化之步驟，中外各得其主義，庶無隨人俯仰之弊焉。
禮失求野
今之學者，動曰新理新學。夫世界無中立之時，非已過即未往，無所謂新，亦無所謂舊。《周禮》曰新國新物，故凡政治官職、機巧製造可以言新，若夫理與學，則固無新舊之可言。説者大約以中學爲舊，西説爲新。所謂中學，八比耳；所謂新理，格致耳。自新其新，自舊其舊，以八比爲中舊，八比以外遂無理與學乎？西之格致工藝，與吾之格致工藝，理與學亦有異乎？若但就形象先後工拙言新舊，中與外各自有其新舊，或數十級、數百級，未能以中外分也。或曰：自由、革命、平等、民權爲新思想發達。夫小人樂利，湯武革命，各得其所，不平則鳴，非吾國老生常談乎？是吾古原有此等時代，後來經傳改良，别有精微，舊爲新掩，遂致湮没。故戰國以下二千年，學術革變，奇形怪狀，亦如詩文之各求新境，西人之新説，乃從無此派。夫自由者，世界治學之一大原質，凡文明所經歷之途徑。以地質學言之，西人所謂新思想者，正吾國地殼之石英花岡，其上已别加數層新岩，故湮没不可見，一旦掘出岩石以相示，以爲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未嘗不叱怪以爲新。如地下陳人，大審更生，起而問之，方且舊吾所新，而新吾所舊，今所謂新，何以異此，物少見珍，少見多怪，是固常情。又講新時務者，偶見西人政法風俗與經傳載籍相同，以爲凡西人物械政法皆吾古人所已行，以師道自詡，是又不然。如《周禮》土圭之法，鄭注《孝經緯》最詳，其法二至于兩冰洋立表，由黑道以推赤道，共立十五表，千里而差一寸，以尺有五寸爲地中。若以周公已實行此制，于兩冰洋立表以求地中，其徑三萬里，可乎？西人僅曰五大洲、六大洲耳，若鄒衍、《大行人》之説，則用經説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例，是古將大地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七百二十九方千里分爲皇九州。又由皇九州分爲八十一方三千里之帝，又由帝八十一州分爲方千里之七百二十九之王州，設官分職，奏績咸熙，爲《周禮·大行人》大九洲之外爲藩國之往事陳迹，可乎？又如《明堂》、《月令》與《尚書大傳》、《時則訓》皆以五帝五神分主五極五位，爲《周禮》五土例。吾國伏羲、勾萌已王東球之極之方萬二千里，神農、祝融已王南球之極之方萬二千里，少昊、蓐收已王西球之極之方萬二千里，顓頊、禺疆已王北球之極之方萬二千里，黄帝、后土已王地中中央之極之方萬二千里，其山川形勢，皆已詳載，其名號政典，皆已著爲憲法，五帝各不相同，古五帝實已分王五大洲，各主一時七十二日，可乎？故學經必知俟後之義，凡此之數，不必爲古之實據。《論語》所以言三代爲「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即公羊作《春秋》非樂道人善，專爲將來取法。《論語》「百世可知」、「來者可追」、「後生可畏」，《中庸》「待人後行」、「百世以俟聖人」，《公羊》所謂作《春秋》以俟後聖。故西學之所謂新非新，乃至舊；吾人所謂舊非舊，乃至新。能舍外人之舊以從事吾固有之新，乃真爲新思想，乃爲有規則之哲理，乃能事半功倍，爲全學界之主盟。以舊爲新，以新爲新，一轉移間，萬善皆備。《左傳》所言鬼神、巫祝、祭享等事，皆爲天學，尤爲新中之至新。六合以外，姑置不論，即其所言《詩》説、《易》説、《樂》説、《書》説，亦可從緩，惟專就人學王伯切于時務者列爲科學。至于《周禮·大行人》五書，爲今世界最要之學術，凡中西時事與古説合者，經説爲世界所立空言，不分畛域，時事爲實踐，先立空言以爲世界實踐之模範。如《周禮》爲空文，凡今中外政法風俗與《周禮》合者，即俟後之實驗。故孔子之空言爲生知安行，西人格致精進爲困知勉行，是二是一，不可以空言爲史事，而謂時局與古重規叠矩，此又言新舊者所當知。《左傳》云「禮失求諸野」，又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當時四夷有何可學？此等語亦爲新説，乃爲今日世界言。蓋其淺近者人心氣運大抵皆同，其深微巨重則猶待吾國經教大昌，徐相引導，藉經傳以爲師範，而後可以大進。如宗廟、祭祀、鬼神、卜筮諸門類，則非數千百年，不能驟臻此境地也。
神權駁
近來報章，每以經傳鬼神爲未脱蠻野神權氣習，言官制者以《周禮》祀神官太多，指爲神權，甚至大學講義同聲附和，以至誠上下位育與蠻野混同一視，可謂誤矣！凡大地開闢，人與禽獸草木相雜處，大地久爲異類所巢穴，物老爲妖，不得不生怪異，山魈木怪，牛鬼蛇神，與人類日相往來，以顯其神怪，遂奉以爲教，此西人所謂之蠻野神權也。中國繁盛之區，爲人氣所驅逐，久以絶響，邊境蠻地，略有傳聞。天主教專奉一天，蓋專與奉物教爲難，故《古教彙參》、《法意》、《五洲女俗通考》等書，于歐、美、非、澳所有奉物教者詳爲記載，或以牛馬，或以犬羊，或以貓鼠，或以木石，或以水火，或以蛇豸，或以日月，幾不可縷數。專奉一物爲神，各因其神，别自爲教，如回之豕，滇廣野人之于蠱。物之種類，各地不同，教遂千奇百怪，不可究詰，由是而天主教興焉。凡物皆不能與天比大，故奉一天，而凡物皆在所包羅，又奉一天，而凡物皆在所屏絶。妖教與奉物教互相攻戰，僅能勝之， 目下尚未盡絶。 故其教兢兢以拜偶像、祀他神爲大戒，各教堂垂爲厲禁，幾若中國之謀反叛逆，奉教者不許供祖先，皆以求戰勝于奉物教，本爲變本加厲，教士不得其説，乃以爲一祀别神，遂爲上帝所嫉妬，則上帝亦可謂不廣矣。泰西以宗教爲國法，專主一天之故，無他祭祀。吾國當三代之時，亦爲天主教，春秋承其舊教而引進之，故穀梁與董子皆有主天之説。《春秋》以天統王，譏不郊，猶三望，《論語》「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凡此皆爲主天立教散見之蹤迹。古今中外所同者，行之既久，奉物教因以絶迹。專主一天，未免混同一視，毫無差等，故孔子翻經，乃于一天之外，别立地示、人鬼三等祭祀，如今教士皆稱天爲天父，禮拜祈禱上帝，祖先、宗廟與他祭祀之典闕如。經乃别爲新制，惟帝王父天母地可稱天子，《春秋》正稱天王，一稱天子，乃爲四時之天，以皇配天，故帝稱天子，王以下不得稱天子，得郊天祀地。諸侯則不得父天，因不得祀天與祈禱上帝。故定爲天子祭天，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則僅祀其先祖，尊者祭尊，卑者祭卑，大可兼小，小不得越大，至尊稱天子，卑者則爲其祖父母之子，《穀梁》所謂尊者尊稱，卑者卑稱是也。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人道不能有君而無臣，則上帝亦必假神示爲之輔佐，山川、社稷、井竈報功之典，亦不可闕。從此以後，天子遂爲尊稱，郊天遂爲隆禮，如秦始以朕爲尊稱，遂與黄屋左纛，同爲禁物，此祭典、祭義、祭法、祭統之經義，與蠻野之奉物教天懸地别，不可同日語者也。報館喜與西人交，習聞其説，遂疑經傳爲蠻野之神權，亦如以中國爲專制，皆未嘗深考之過也。經傳祭享，吾國既已倣而行之，耶教行之既久，不復畏奉物教之起而爲難，異日改良精進，抑必以天子爲尊稱，别立宗廟姓氏學，卑者取卑稱，人鬼家學明，神示祭享因之而起，以中推外，一定之理。惟是經傳所言伯王帝皇，上下數千萬年各種程度之資格，其文全備，中國按圖索驥，不分層次，取而行之，不免寅食卯粱。《春秋》分三世爲九旨，又傳曰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故有州國氏人之差。禮説曰夏三廟，殷四廟，終于五，周六廟，終于七，所謂夏、殷、周者，即後來海外改良科級之標目。太西各國現無宗廟，必千百年而後能有廟制。其始立也，或一廟再加二，二加而三， 爲夏制。 又必數千百年而後加四加五， 爲殷制。 又必數千百年而後加六加七， 爲周制。 大約三五如王伯，六七如皇帝。經傳喪服，亦當同此三年，下包皇帝而言。儒家于戰國之時遽主實行三年喪，程度未至，驟用千萬年大同制度，實屬違于漸進之義。故墨子學于孔子，力主夏制三月之喪，而譏三年之太久。喪服夏三月，宗廟夏三廟，故夏比于《春秋》三世爲亂世，殷爲昇平，周乃爲太平。亦如西人將來立廟，其始亦從夏制爲三廟，必皇帝之世乃立七廟、九廟。戰國于喪服一級驟行三年，于廟制一級立七九，此不知經傳大平乃爲萬世以下立法，于文教初行之戰國，遂將經傳原始要終、萬世所有差等，全行見之實事，是經傳全爲戰國一時一隅立制度，而無以下俟萬世，爲將來皇帝大同進步之地位。故中國誤襲大同典禮，亦如秦始地方不出五千里，而用鄒衍弟子所進皇帝全球之制度。或曰經傳循序漸進，不一而足之精意，幸賴墨子之説得以證明，中土所以小康而用大同典禮，蓋天心正借以爲全球將來之標本，非此則皇帝之學或且湮没不傳，故後來共球大統，但取秦漢故事推行，亦如規矩之于方圓，工廠造大船大屋，必先立標本以爲程式。考《楚語》云顓頊以後，絶地天通，又云其時人民精爽不貳，故能感格鬼神，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以其直接鬼神，故祭可致福，程度未能至此，則不能與鬼神相接，望空拜享，故曰「祭不必受福」。《周禮》如皇帝典墳，故于祀神天官甚詳。《曲禮》天官六大爲天學之官，五官民事民名爲人學之官，是祭祀尤爲皇帝之盛典，乃反以比外國奉物教之蠻野神權，豈不誤之甚哉！世界進步之原理，至祀典與奉物教天懸地别，有目共覩，固不待煩言而解者矣！
宗法非世族政治
《禮經》宗法，收族敬宗，爲譜系學。《國語》、《禮記》所謂之世繫， 《大戴》有《帝繫》篇。 《楚語》言大子學《世》，《哀公問》亦有世學，《史記》之所謂「世家」，《禮經》所云大宗不可絶，又爲人後者爲之子，小宗則可爲人後，《論語》「興滅國，繼絶世」，與《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本謂天子諸侯國統言之。禮不下庶人，凡一錫以下，如今從五品，經傳皆以爲庶人。《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公、卿、大夫、士 内官。 與公、侯、伯、子、男 外諸侯五長。 同爲上五等。凡《春秋》見經之國，與卿大夫禮之所謂卿、大夫、士，皆指此九錫之上五等而言。若其下九命之五等，孟子雖借用卿、大夫、士稱之，此爲假借例。如《左傳》上五等爲王、公、卿、大夫、士，至下五等則爲輿、僕、臺、隸、皂。《左》之輿、僕、臺、隸、皂，與《孟子》諸侯之卿、大夫、上中下士名異實同。《左傳》乃爲正稱，故此五等同爲庶人。《禮記》「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又曰「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洪範》曰「卿士從，庶民從」。故九錫五等稱國，九命五等稱屬，此經傳典制皆詳九錫以上之五長，而不及九命以下之庶人，一定之例也。宋元以下，説經者多屬學究，與博士有朝野貴賤之殊，故多仰井語，甚至以庶人爲農工商賈。凡生員與肄業學生皆冒稱士，爲九命以上之尊稱，遂以經傳朝廷治平典禮推以説鄉村，如稱皇考、皇妣、皇祖考、皇祖妣。經爲皇帝立説，故從其尊貴之稱。冠禮之士爲天子世子，故冠辭有天慶、天休、天祜、壽考不忘、黄耇無疆、永受胡福、介爾景福，與《詩》皇帝典禮相同。後儒不知其例，所有碑銘墓碣、加冠祝辭，雖下至凡民，亦濫用其辭，號此爲説經之一大弊。如天子以下爲何等國，凡學者腦筋中無不以爲百里之大國，不知經傳但詳上五等，百里之國皆不見于經，以言不勝言，故概從略。所以經傳一切典禮，皆不能通，以致經學之人無不迷罔悠謬，半中于此弊。宋元以下，平民亦援用國統不可絶之説，以至西人謂中國專重血統，亦如古者世族，與經之宗法天懸地别，乃亦混同，以宗法與蠻野之世族事同一律。按世族政治在中國爲古之世卿，海外如俄之貴族、 在中國如蒙、滿。 法之僧侶，酷烈專制，釀激民族之革命。 貴族政治不分同姓異姓。 《春秋》譏世卿，所以革除其弊；貴族已革，乃開選舉；因立選舉，乃開學堂。世族與宗法不能因其名目偶似而混合之者，至于國之與家，就治國言，則家在國先，就開化言，其始皆有國無家，經傳乃特立家學以補其缺。凡人類生初，與禽獸草木相争戰，無爪牙羽毛之便利，不得不合群以求勝；欲合群，則必立酋長。故無論部落游牧，必先合群以立國體，下至蜂蟻，亦莫不然。匈奴貴壯賤老，勝則争進，敗則鳥獸散。外國雖號富强，然通爲有國無家，以其無宗廟、無譜牒，姓氏之學未能發達，三綱統系未極分明，父子兄弟每視同路人。大抵吾中國春秋以前，人民程度實亦如此，孔子乃創立家學，以補其缺，立宗廟，修譜牒、喪服以别其親疏，姓氏以區其種類。綱紀倫常皆屬家學，惟帝王得稱天子，自諸侯以下皆繫之于祖宗父母，積家以成國，而後國勢乃以鞏固。如貴族之制，本西人以前革命所改之專制，若宗法之家學，則必改良精進，數千百年而後，乃可引之徐至于道，與神權之事情形相同。而報章皆誤會其意，此欲習經學者不可不先爲發明矣。
中外古今人表
自唐宋以後，儒者專言學聖，不言知聖，動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六經皆我注脚」，專就庸言庸行求孔子，凡己之所不能者皆以爲聖人必無其事，故孔子爲生知、爲前知。吴縣王氏仁俊所著《政學問對》是其代表。 其書成都有刻本，舉西人所言新理、新器皆從中國古書以證明其事，取經傳史緯、先秦諸子不下數千條，其中精確者甚多，當先取此書熟看，可以借證孔子「生知」之義。 西人最精之説，莫如地圓地動，合兩大洲之心思、數千年之腦力，僅能得此梗概。乃吾國二千年前已言之鑿鑿，且較西人爲更精美。 另有詳説。 即如鄒衍海外大九洲，于地球中取七百二十九方千里，合爲二萬七千里，以爲九洲，全爲《尚書》、《周禮》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制度，不惟當時海禁未開，並無專門科學新創儀器，不似西人之有所憑藉，乃經傳外雜見各書者不下數百條，求其根原，不得不歸本于生知前知之至聖。考下《論》「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又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上《論》又云「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又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不」字當爲「生」字之誤。 又云「上章知之次也」。述而不作，作者謂聖，何得云「不知」、「多聞」、「擇其善」、「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次」即「學而知之次也」之「次」。 《論語》、《中庸》兩言生知，世界必有其人，乃爲此説，故于中國求至聖，不得不獨推孔子。説者據「我非生而知之」一語，遂力駁「生知」是世界並無此等人物，「生知」二字成虚設乎？惟孔子爲作，故自辨不作；惟生知，故自辨非生知。使非作與生知，人不以是推之，何必以至聖至誠之絶詣自相推謝？蓋作與生知，以皇帝爲正法，孔子變皇帝德功之局爲立言，將作與生知事託之帝王。古帝王爲作與生知，自託于述與學知，所謂「好古」、「多聞」、「多見」，即指六藝中古之帝王爲古， 即世界公例而論，孔子所謂之好古，非西人所譏保守主義。「古」讀爲「詁」，即指六藝而言，乃爲後之皇帝，非真古也。古字從十從口，十即東西南北，所謂方口爲圓，大圓在上，大方在下，左手持規，右手持矩，聖人爲規矩方圓之至，世界先文後野，即先進野人、後進君子之説。《論語》多是古非今者，今謂當時古爲俟後，經傳之帝王、孔子非真以古之野蠻爲尚而不講維新。 因立言與功德有别，故自命述而不作，學知而非生知。如就常解言，則與東漢以下古文家之許、鄭同矣。又作經以俟後聖，必先知後來之事迹，所立制度乃能使後人遵行，非前知則無以俟後，固一定之説也。西人所著天文、輿地各科學，言歷來專家叠次改良漸進之踪跡，至爲勤苦，所謂銖銖而稱、寸寸而量，專恃耳目心思，與我孔子視不以目、聽不以耳之師説天懸地隔，真所謂困而學之。今就《大學》、《中庸》所有四等品級編爲《古今中外人表》， 倣《漢書·古今人表》例。 孔子爲生知，爲上上品，九流諸子與鄒衍、《内經》爲學知，爲中上品，泰西專門名家之學士爲困知，爲中下品，我中國人民于祖學既不精詳，又不能禮失求野，以兼取外人之長，則爲困而不學之中下品。近人所著世界創造名家混同一視，當倣班氏《古今人表》之例，補作《中外人表》及《中庸》所言上次、又次、下四等。按西人學術本爲精秘，此表非故爲抑揚，不過對生知、前知之至聖兩相品題，不能不有此區别。《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困勉有上達基礎，初非故意菲薄。且生知、前知之聖，所謂空言以俟後，專賴困勉者以爲發明。困勉無生安，所謂莫爲之前，雖美弗彰；生知無困勉，所謂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相需爲用，即如地圓地動非西人爲之發明，中國雖有古説，無人過問，或反疑攻之，此西人有功于我孔子不小。生安惟孔子一人，雖顔、閔、佛、老，皆在學知之列。日月無踰，不可摩擬，故學人但當知聖，不可言學聖。不惟生安不可學，即學力亦不可躐等。不以下民自安，則當專法西人苦思耐勞，專門精進，以求副困勉之目的。孟子曰：「宰我、子貢，智足以知聖人。」此表不過表揚聖人生安、前知爲世界有一無二之絶詣，非于學者長其矜驕，是己非人，蹈前人學聖之弊，以致爲困而不學之下民也。
讖緯
至聖作六經，一經一緯，緯即所謂微言。蓋六經爲成書，其中精微義例，全在緯候，故凡各經微言大義，全在于緯。以現在術數言之，六經爲其本書，緯即其起例。如《鐵板數》、《奇門》、《六壬》，非通起例，但讀其本書，終不能入門。即如《春秋》，使非緯説，則真爲斷爛朝報，所以先師言《春秋》，並及緯候。如董子《春秋繁露》、伏生《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皆統師説，即爲緯之别種。如「繁露」、「竹林」、「玉杯」等篇名，與緯書之《元命苞》、《鈎命訣》相同，皆不能解其義。即如孟子、荀子所言《春秋》義例，其實皆出于緯，上而博士，下而《白虎通》，何、鄭解經，皆必用緯，蓋師師相傳之秘訣，非緯則經不能立。唐宋以下儒者專以文從字順説經，望文生訓，乃以緯爲怪誕，如歐陽修者，乃上書欲將註疏中所有緯説删除。南宋以後此風甚熾，即如朱子，深鄙緯説，然如天文、度數、禮制等級，莫不陰用其説而陽避其名，今就其全書中考其用緯者不下數十百條，蓋非緯則經萬無可明之理，亦如不明起例，則不能學《奇門》、《六壬》。且就當今學派言之，凡西人所有之新理、新事，其專門之天文、地理、算學乃皆爲緯書所獨有，當今欲考孔子生知、前知、立新經以爲萬世法者，非緯不能明，故王氏《政學問對》采用緯書明文者甚多，緯書之支流更復不少。此爲中國祖宗窖藏之秘寶，欲從學界戰勝于全球，則緯書不可不急講也。緯書之爲經説，國朝人已有發明，惟專取緯而去讖，以緯爲經説，以讖爲方術。就讖而論，自不免後人之竄補，然讖之真者則不可磨滅。凡讖皆爲先知預言將來之事，與孔子俟後聖之旨最爲相合，萬世師表，作經俟後，不能不用讖。六藝有天學，有人學。《詩》、《易》之上征下浮，如《楚辭》之周游六漠，御風乘雲，姑且不論，專就人學言，地球五大洲分五方、五帝，爲《周禮》之五土例，《内經》之二十五民。孔經傳萬世以後之事迹，故託之于讖，所云伏羲在東半球以木德王，炎帝在南半球以火德王，少昊在西半球以金德王，玄冥在北半球以水德王，黄帝在中央以土德王，將來五大洲各有一帝，乘運而王，前知之聖，爲百世立法，不能不預言其形狀符瑞，此固一定之説也。如鄒衍所傳五帝終始運，本爲全球百世以後而言，當時有此師説，無此疆域，先師專就中國一隅附會，所以招人指摘，知經爲世界後世而言，則此等師説則平常而不爲怪誕矣。且聖人爲萬世師表，如就西説就今改良精進，再加數千百年，不知作何景象？故孔子特留讖緯，原始要終，由今以推，再加數千萬年，亦在所包，故已見者知之爲知之，未來者不知爲不知。故今日讀讖緯，亦如講《周禮》，凡所以至者爲已知，後來無窮事業統歸之闕疑，如電學因電報而進無綫電、電話，進境不可限量，知者爲知，不知爲闕疑。以讀《周禮》之法推之于讖，今已知者爲知，不能知者爲闕疑，今必有闕疑，而後可以下俟萬世。中國儒者乃于一時一地盡讖之底藴，豈不誤之甚哉！又考今西人天文學以星辰爲形器，不過爲辨時辨方之用，其所言十二宫與讖緯亦同，但以形象求之，别無他意。考《史記·天官書》所有三元四官諸星辰法象，所指皆出于緯，緯即出孔，因以知孔子前，吾中國所言天文亦如今西人，但考形體方位，以政法寓于天文，全爲孔所獨創，如三元爲三京，四宫爲四表，北斗爲帝車，凡地下所有之制度，皆託之于天，故其説皆發源于緯。蓋地球未通之先，以地球政事託于天文，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爲以天定人之學。天學則因地之所有，以上推于天，合諸天星辰爲大一統，如所謂北辰居所、衆星拱之，則爲推人事以定天。 如佛書合諸世界爲一大世界。 爲推人事以定天，所謂三千世界，如恒河沙數者，皆包羅于其中。讖緯原以闕疑爲本義，不使人盡知盡行，宋以後乃以一時一地盡讖緯，宜其以爲怪誕不經。故欲明經學，非盡讖緯不可；欲求學界戰勝于西人，亦非專心致志于讖緯不能。
闕疑
經傳相傳有闕疑一派，凡學人務求精進，不可自畫，弗能弗措，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非剛强果毅，愚弱斷不能明，彊闕疑，則阻人精進之心，使偷安者有所藉口，與西人專精必求達者異，中學不能發達，皆闕疑誤之也。《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蓋見子路勇于自進，强不知以爲知，又與子張言「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有闕文，不能妄增，示人謹慎，非心有疑義，不必求通，即可逍遥自得。至于「闕疑」、「闕殆」，則有别解。蓋經俟萬世，原始要終，合全球由今精進求新，雖數萬年不能出其範圍，非就一時言。如鄒衍海外大九洲説出《周禮》，今所共知，在漢史公且謂宏大不經。又如地球，婦人孺子今皆口講指畫，紀、阮二文達乃疑其誣誑。今人未嘗不笑古人之拙，今之所疑，安知後之笑？今不如今之笑古，故欲治經，須將經分爲天、人二宗，天道遠，人道邇，御風乘雲，固難驟行。即如《周禮》所言神怪非常之事，説者動稱與格致之理不合。電報景傳，聲無煙藥。乾嘉之人所絶不信者，無線電、電槍、氣球、留聲器，及咸同之年，亦且疑之。故今所疑，安知後來不見諸實事？此固一定之理也。每怪秦漢儒者不分世代，凡經傳所言，急于中國一隅盡行之，非常可駭之事理，不知爲世界後來而言，非攻擊則附會，是直以經傳爲一隅一世之私書，而無以爲進化之地步，是直以孔子爲中國一時之聖人，而不能統化世界，參贊位育，豈不惑之甚哉！故經傳特留闕疑一例，以分化世代後來之事，統歸闕疑，切不可如馬、鄭之附會，亦不可如紀、阮之譏刺。考六經漢魏下皆以爲一隅之書，欲治中國，《春秋》一經已有餘，何必牀上牀、屋上屋？邵康節《皇極經世》乃以《易》爲皇學，《書》爲帝學，《詩》爲王學，《春秋》爲伯經，各主一世代，乃免重疊之弊，分經而治，不可躐等，暗室一燈，思想真爲絶倫。惟《詩》與《易》同派，如詩歌與筮卜書，《春秋》爲别派，如文與史策。緯云：「書者，如也；詩者，志也。」故《知聖篇》改《易》、《詩》、《書》宗旨，《詩》爲帝，《書》爲王，就其體裁而分知行，久乃悟爲天、人之分。蓋《尚書》首帝典、帝謨，不能以爲王學。《春秋》亦有王，乃定《書》、《禮》、《春秋》爲人學之皇、帝、王、伯。《書》爲皇、帝，《春秋》爲王、伯，《禮》間居二者之間。凡世界之事，三經已備，《易》、《詩》則爲天學之皇帝、王伯。《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合諸天星辰爲大一統，天學之皇也；四宫三元合爲五宫，天學之帝也；昴星爲西宫之一宿，日屬世界繞之，天學之王也；日統八行星以繞昴星，天學之伯也。不惟天學今日不能言，人學雖近屬小，六合以内，無奇不有。當今世界爲大春秋，凡屬實行，上爲《王制》派。《周禮》爲三皇五帝之書已見者，爲可知不可解者，必待地球五洲開化、五帝分統，而後爲帝學；世界大統，統于一皇，而後爲皇學。地球同時立二十一曆，而後歲功成，非萬年不能有此局。皇世又必數萬年而後乃能進于天學，上升下浮，鳶飛魚躍，而後爲神化。此但就西人少壯之説推之，由伯而進王，由王而進帝，由帝而進皇，由皇而進天，經傳據衰而作，則指老耄之世界，皇降帝，帝降王，王降伯，其進化之程度，即爲退化之比例，不知經數千萬年而後乃能終此局。故凡經傳關後來進化事，乃能闕疑，若夫已見之理境、實行之政事，則必極力求通，萬不可藉口闕疑，不求精進。
中國一人
吾國自達摩西來以演禪宗，宋元儒者推以説經，千年以内其道孤行，制藝爲之代表。明之天下送于八比，當今中國危棘幾幾于不能保種。其得失之效，大可覩矣。每怪言新學者以八比爲洪水猛獸，乃表彰心學，作半日静坐之課程，殺其人而用其書，是面新學而實八比，豈不誤之甚哉！鄉村俗師解釋《論語》，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與「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朋友信之」之類，每以都會之人相比況， 成都人每言過其實，俗師因以爲言。 然則不生都會，鄉鄙樸訥皆可爲聖賢矣。即如「朋友信之」一句，鄉曲農工每具特别之性質，不肯妄語，是于孔子曾子至聖亞聖已各得其三分之一，聖賢亦不如是之易。凡行誼屬個人私德，一室潛修，究于世界何補。又如《論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雖電報神速，不能如此周徧。邑宰蒞任多年，百里之内，村農有不知其姓名者，故八比之感應話頭，久已成爲笑柄。然八比家實出于經説，窗下所講求，及至出任，乃知形隔勢禁，皆屬虚妄，變本加厲，遂專求官派，以自異于書生，以幼時所習爲誑語，儒生遂成無用之别名，因此歸咎經傳，以爲無用之物。此固吾國數百年之積習也，是蓋不知《論語》所言原有别義，望文生訓，以成此弊。《論語》爲微言，非爲三家村學究立教授之法，後人專就庸言庸行言之，此中學一大害也。考《禮運》孔子與子游論禮，有「中國一人、天下一家」之説。《大學》四條目：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 此四條目舊以爲八條目者誤。 經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古本之傳始于所謂「修身在正其心」，後人補格物致知傳 注 ，移「誠意」繼之，然「誠意」章並不言所謂「誠意在正其心」，又無所謂「正心在誠其意」之傳，如欲補，則所補當共三篇。經明以修身爲本，不能于修身之上再加四等，本中之本，所以爲學人之害。所謂「大學」者，爲帝王專在平治，中國一人，天下一家，修齊即所以爲平治，故平治二傳爲實行，修齊二傳爲比例。以中國一人例言之，《尚書》「明四目、達四聰」，予曰觀于五行之色曰「汝視」，察五聲在治忽曰「汝聽」，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詩》曰「公侯腹心」、「王之喉舌」，此皆用中國一人例法。《洪範》之五事，心居中，左右爲耳目視聽，前後爲言行，故《内經》以身比官，孟子「耳目之官蔽于物」、「心之官則思」，故《論語》之心多指京師，爲天君。聞見即四目四聰，言行爲南北貌言，故《家語》以四目四聰爲四岳，所謂言行即南海、北海之帝，《國語》所謂南正重司天以治神、北正黎司地以治民。西學以思想皆出于腦，《内經》有以腦爲臟之説，《尚書》「元首」即謂腦，腦爲大心，心與膽對，爲小心。經傳言心爲元首、爲京師、爲腦，所謂「心之官則思」也。視聽言動即四方四岳，如《論語》告顔子之視聽言動、子張之聞見言行，皆爲中國一人。《洪範》之五事例就一身分君臣，五方五極，言近指遠，專言修身，治國皆寓焉。 嘗就經傳所有「心思」、「耳目」等字編爲《中國一人》專書。 儒者不知此例，乃專就一身穿鑿附會。禪宗浸入中國，與其説最相合，因其説以解經，治國之事皆就身言之，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故《大學衍義》遂不言平治，八比家因之，遂造帝王但正心修身，國自治，天下自平，種種悠謬，積爲風氣，以致成爲中國之毒。今既罷去科舉，使人崇尚實學，報章乃欲假禪學以亂孔子之真，故不得不發明經傳之微旨，以挽八比之餘毒也。
墨學出于孔辨
《論語》有「從先進」之説，《中庸》則云「從周」，二者相反，不知從周則爲儒，先進則爲墨，致莊子以六藝爲道，諸子爲方術。諸子在六藝後，九流出于四科，諸子爲六藝之支流，固一定之例也。《禮記》以《詩》、《書》、《禮》、《樂》爲四術、四教，春《詩》夏《樂》秋《書》冬《禮》。《六家指要》道爲《易》，陰陽即《春秋》，二者居中，爲皇帝，東儒西墨，南名北法，四家分方，亦如四經分學。後世誤以六經全屬儒家之私書，諸子遂别于儒，目爲異端，或託春秋以前人，或雖在孔後别成一派，如墨是也。至聖兼包諸家，故《論語》謂之無名。今之報章或以爲宗教家、教育家、哲學家、政治家、理想家，以後來之科目强以名，如天之至聖與以專屬傳經之儒家，皆爲謬妄。《史記·世家贊》曰：「言六藝者皆折中孔子。」墨子主乎《詩》、《書》、《春秋》立説，其稱引經傳與孟、荀同，固不問而可知爲孔子之徒。《淮南子》明言墨子學于儒者，憤世勢之濁亂，乃專言夏禮。考博士傳經有文、質二派，文家尊尊，爲東方儒者之説；質家親親，爲西方剛毅之説。《論語》「禹吾無間然」章、「林放問禮」章、「禮云禮云」章，公羊所謂改文從質者，全爲墨家所主。由質近于野，先進野人，後進君子，博士雖有殷質周文之説，夏在殷前，猶專屬于質。《禮緯》言夏爲三月之喪，至周乃有期年，以至于三年。儒家主文，爲從周之説，墨子專傳孔子尚質一派，爲夏禮， 江都汪氏考證墨子用夏禮説詳明。 是孔與墨指子思爲孔子，非真孔。 《非十二子》有子思以孔子爲至聖，可見。 同爲孔子之學，一質一文，儒固不能煬孔子之竈，墨亦不能自外生成。今之報界諸公不知儒墨之孔爲子思，遂謂墨爲孔子之敵，于六藝外别樹一幟，因誦《墨經》一語，與《墨子》所引經或爲異文，或爲師説，《國粹報》遂謂墨子别有六經。不知《墨子》所引全屬孔經，儒、墨可以相攻，而孔、墨不容並議。蓋就教化言，中國占文明之先，儒家爲主，墨家爲客。莊子云墨子之徒述《墨經》，與儒者不同。墨子有《經上》、《經下》篇，莊子本據墨子之經而言，故稱曰《墨經》，並非謂孔子有六經，墨子亦有六經，墨遂超子思而敵孔子。蓋孔子萬世師表，經傳所言，原始要終，非數千萬年不能見諸實行。儒者子思以下欲于戰國之世將聖經全見施行，非實行則不能存，故秦皇、漢武皆行皇帝之事，《史記》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墨子循序漸進，戰國只能用夏禮三月，待千萬年後，文明程度進化，乃用九月、期年、三年。若如孟、荀之説，六經之説皆可于戰國實行，是六藝爲戰國一時而言，無以爲萬世師表地步，墨子則爲循序漸進，小行之于戰國。中國用夏禮三月之喪，大行之于全球，引導西人先爲三月之喪。儒者爲兼營並進以存經，非儒者則經傳之全體不能存。墨子如《公羊》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待人後行，乃足下俟萬世。一爲存經而言，一爲行經而設，墨家創其始，儒家要其終，墨爲西方之質，儒爲東方之文，二家皆爲孔子功臣，原始要終，缺一不可，故在當日則如冰炭水火，幾若勢不兩立，自今日觀之，則水乳交融，非儒不足以存經，非墨不足以俟後，先進後進，儒墨之所以分，子思、墨翟可並言，而孔子與儒墨萬不可並列。考東方木德，其行仁，西方剛毅，所謂金主義，東方柔德，故儒教迂緩，墨家則爲天水訟，訟字從公，故墨家尚同。《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天雨無不被其澤，所以爲公。考世界進化皆先野後文，《論語》所謂先進野人、後進君子，故質家宜在文家之先。孔子作經，正當戰國，必先質後文，先行三月之喪，而後可以徐推至于三年。儒家之説所以存經，如當時專用墨子派，則經説無以自存于天地之間，二家于時局互有長短，交相爲用，不可偏廢。西人爲墨家，中國爲儒家。以俟後言之，中國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爲太過，西人專用墨派，未免不及。中外交通，爲古今一大變局。墨家居簡行簡，質勝文則野，儒家一于主文，未免文勝之弊。《説苑》引孔子見子桑伯子，謂子桑伯子質有餘而文不足，欲以我之文化其野；子桑伯子亦專就儒家言，孔子謂儒家文有餘而質不足，欲以我之質化其文。蓋以分方言，則東木西金，一柔一剛，一文一質，各不相同。大同之説則相反相成，柔必取剛，剛必取柔，二者混化爲一，在《尚書》曰「柔而慄，剛而無虐」，在《論語》曰「温而厲，威而不猛」，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此儒墨一家，一柔一剛，一進一退，一文一質，一後一先。自其分而言之，至如冰炭水火之不能相容；自其合言之，則如水乳膠漆。此至聖六經爲其大成，而儒墨特其中之一小部分。古書多以孔墨、儒墨並稱，子思爲儒，孔子固非儒。孔墨並稱之孔，則必以爲子思。蓋孔子爲大宗，九流皆係支派，萬不可以諸家相題並論矣。
道家
《六家指要》言道家順陰陽，統儒墨，綜名法，集其大成。見在説者卑則以孔爲儒，高以孔爲道。夫以孔爲道，似也，而孔之不可爲道，則更有説。考《論語》「言志」章之曾晳與農山言志之顔子兼容並包，所謂道家也；老子之外，列子、莊子、尹文皆所謂道家也。若孔子則爲至聖，爲六經，不惟儒非孔，即道亦非孔。《莊子·天下》篇所言十子，大抵皆道家者流，以老子及己之自命，皆自託于方術，以爲耳目 注 口鼻，以六藝爲心，爲至神天化，是莊子雖祖述老子，而不敢以老與孔比。蓋道家雖較勝各家，然既以道自名，則已落邊際言詮，囿于一偏，爲諸子之一，而不敢與至聖比。舊説顔子爲道家，孔子自謂其偏長不及四子，四子所以事我者如回能仁而不能小，顔子本爲道家，而所以師事孔子，而一間未達者，則以其能大不能小，偏于一端。蓋至誠如天，《論語》「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中庸》曰「大德川流，小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而無所成名。如孟、荀講王學，則非毁桓文，列、莊言道德，則非毁仁義。以大小言之，道德固可以包王，王固可以包伯，但言皇帝者則專主道德，言王伯者則專主仁義，自立限畫，專門名家，不能相通，不惟儒家不敢自謂入聖人之域，即道家亦道其所道，能大而不能小，所以爲子學。亦如器皿雖有大小之别，然終囿于器。六藝高遠，即《論語》「北辰」章及無爲、無名、無我爲道家所主者，不下數十章，爲列、莊所主。王者制法爲儒者所主固多，下至齊桓、晉文、管仲、晏子亦皆推崇，辭無軒輊，不惟儒家，下至農家、縱横家、小説、雜家亦皆祖述《論語》。《中庸》所謂「萬物並育不相害，道並行不相悖」，故云「道不同，不相爲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兼容並包，不事攻擊，有始有卒，所以爲聖人。「夫子之門何其雜」，此《論語》所以兼包皇帝王伯、六藝九流、天人之學，無所攻擊于其際。至于諸子，有所從則有所違，有所守則有所攻，雖道家之莊、列亦然。蓋就諸子言，皆各有水火冰炭、順逆違反之事，至聖則先後本末無所不具，道家所以亦如雜家，爲孔子之具體，而不能以至聖域也。自來説莊、列者皆于孔子之外自成一家，或者並以爲異端，而無人、無我宗旨全見《論語》，道與墨同出六藝。蓋道家之深者爲《詩》、《易》之天學，其淺者爲《尚書》之人學。舊説以莊子爲子夏之門人，列子、莊子所言孔較老尤詳，凡所稱述，皆爲《詩》、《易》師説，與《楚辭》相脗合，故道家雖與小人儒者有異同，凡實則君子儒。六藝之師説不囿于儒，則道何以能出六藝範圍？今所傳《道德經》，世或以爲老聃所作。道德本爲《尚書》所包，古無立言之事，凡諸子皆出六藝後，今所傳鬻熊、伊尹各書，自來皆以爲依託，惟《道德經》與孔同時，别爲一派。考道德爲三皇五帝之學，必出在孔子後，《列子》引其文曰「皇帝之書」，又其所引老聃説《道德》皆無之，是《道德經》爲七十子所傳，絶非老子自作。《楚詞》爲皇帝學，不主老子。惟韓非有《解老》、《喻老》二篇，《史記》遂以與韓非同傳，謂刑名出于道德。子書每多附益，不必皆出其人，《管子》、《荀子》、《春秋繁露》是其明證。文帝尚黄老，以《道德經》爲《老子》，皆出漢人之手。今《解老》、《喻老》皆出于蓋公等之手，其書藏在内府，與《韓非》合，校書時並以爲一書，不必出自韓非，亦如《管子》解問凡十餘篇，必出原書之後，大抵爲漢儒言管學者所附益，與原書有早遲之别。考《孟子》爲子書之正體，無一章不有「孟子」，以此推之，則凡有姓名者爲本書，無姓名者爲古書，或爲其人所傳授，如《董子·爵國》篇，《荀子》之《樂記》、《禮論》、《三年問》諸篇，《吕氏春秋》之《月令》，或爲後人附益，如《管子》之周禮師説各篇，與其問解各篇，《韓非》之《解老》、《喻老》，亦如《公羊》、《穀梁》、《喪服傳》，大抵皆出于漢師。當時子書自名一家，皆如《孟子》，不能以古書參雜其中，又不能爲别書所解説。此《老子》亦如《周禮》、《王制》，爲聖門七十弟子之所傳；後人以爲老子所作，亦如後人以《周禮》爲周公所作，《王制》爲博士所作，《月令》爲吕不韋所作，其實不如此也。
注 「東方曰寄」以下：原作「東方曰西方曰寄南方曰象狄鞮北方曰譯」，據《禮記·王制》改。
注 玄奘：原作「行裝」，據文意改。
注 第五課：原作「五」，據文例改。下「第六課」同。
注 案，《藝海珠塵》所收爲胡秉虔《漢西京博士考》，《後知不足齋叢書》所收爲張金吾《兩漢五經博士考》，非一書。
注 騰：原作「滕」，據文意改。
注 格物致知傳：原作「格致物傳」。案朱熹曾爲《大學》補「格物致知傳」。
注 目：原作「且」，據文義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