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

作者:金岳霖
论道

哲学著作。金岳霖著。为作者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本体论著作。除绪论外,分8章。书中所说的“道”,既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又不完全与之相同。如老子所说的道是“先天地生”的“万物之宗”,而金氏的道主要是指宇宙万事万物川流不息运动变化的根据、历程和规律。同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家休谟《人性论》混淆理与势、否定客观规律的教训,认为“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因而从本体论上解决了被休谟动摇了的科学理论基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他的“道”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论道》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页)。作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文化区:希腊、印度和中国。“每个文化区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中坚思想有它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同上书第16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是道,中国思想与感情两方面最基本的原动力也是道。作者以道作为他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说明他要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书中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在旧中国亦开风气之先。本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987年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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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卢梭的自传,记载了他自己从出生到1766年被迫离开圣彼得岛之间五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写于1781—1788年。这部自传可说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专制的不平等社会、为维护“人权”而斗争的记录。书中,卢梭满怀感情讲述自己“本性善良”,古代历史人物又给了他崇高的思想,但是,社会环境的恶浊、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也使他受到了沾染和损害。卢梭历数了他儿童时代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入世后所受到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与不平。他愤怒地揭露那个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以及统治阶级的丑恶与腐朽。这部自传名曰“忏悔”,实是“控诉”。另一方面,他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倾注了深切的同情。作者站在人性论的立场,把自己作为“人”的一个标本来进行剖析,对自我进行热烈的赞赏,表现出鲜明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个性。自传既表现了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也暴露了资产阶级个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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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散文可以看作是柔石对他的还乡过程中情形的真实描绘,这篇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几乎可以说是欢快的,它一扫《旧时代之死》中朱胜龋似的抑郁和绝望。最重要的,柔石后期作品风格的转变在这篇散文中有完整清晰的体现。文中一共十二节,描写不同的场景,采用随见随录的形式,手法基本上是写实的,视角也是客观的。文中一开始描写了官舱中富人阶级的凶狠和无聊,与此相对应的却是穷人的苦难和辛酸。后面忽然一转,写到家乡宜人的风景和淳朴的民风,字里行间表现出欢欣和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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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卷。纪录元朝太祖至顺帝十四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宋濂 (1310—1381)、王祎 (1322—1373)主编。宋濂字景濂,浦江(今浙江浦江)人,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洪武九年(1376),除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他辅助朱元璋有功,与刘基、叶琛、章谥并称为“四先生”。著有《宋学士文集》。王祎字子充,义乌(今浙江义乌)人,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著有 《王忠文公集》。因 《元史》成书仓促,且出于众人之手,纰漏甚多,历来为学者们所非议。他们对《元史》的批评主要是:抄袭旧文,失于剪裁;内容重复,史实疏舛。因此,魏源 《拟进呈 <元史新编> 表》认为《元史》“在诸史中,最为荒芜”。尽管《元史》存有上述缺点,但从史料的角度看,还是有很大的价值,因为《元史》的本纪部分,除顺帝一朝外,均是摘抄列朝实录而成,而元代实录今已亡佚。《元史》中志的部分,如《食货》、《选举》、《百官》、《兵》、《刑》等,主要采自元文宗时虞集主修的《经世大典》,该书详细记载了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等典章制度。可惜这部著作在明朝永乐年间即已散失,清初修《四库全书》时,已不可得见。只有少量内容零星地散见于《永乐大典》中,又因颠倒割裂,无法重编。这些不存或遗散的史料,幸赖《元史》将其内容保存下来。《元史》的列传,取材于元代官修的传记和元人的碑铭、墓志、行状、家传等。官修的传记已经不存,某些家传、墓志等也已不复存在。后人对这些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因此,列传部分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资料。前人指责《元史》成书草率,对原始资料多有摘抄,这是因为纂修者违反了封建史书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其实,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事件,恰恰因《元史》的这种编撰方法而被记载,保留下来。另外,作为史料来说,《元史》较多地保存了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的面貌,比经过大量加工润饰的正史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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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传体史书。清代明史馆纂修。署名张廷玉撰,三百三十二卷。创修于顺治二年(1645),再修于康熙四年(1665),无进展;重修于康熙十八年(1679),以徐文元为监修,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及万斯同等人编撰,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加,用力最多。历时二十年,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编成《明史稿》四百六十卷。后被王鸿绪删为三百十卷,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定稿。至雍正元年(1723)又对王稿进行删改,由张廷玉主编,雍正十三年(1735)最后定本,乾隆四年(1739)刊行。本书共经四次修改,历时整90年,是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一部。记叙范围上起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下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共276年的史事。多取材于《明实录》、档案、文集、奏议、志书、邸报、私史等。资料可靠,取材广泛,编订严谨,考证较精,文字简洁,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是研究明史的基本资料。尤其是《土司传》、《外国传》、《西域传》等史料,十分珍贵。本书最大缺点是凡不利于清统治的史事均被删除。有武英殿原刻本,197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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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东晋佚名译《天尊说阿育王譬喻经》,因书用阿育王事为喻,故命经名。旨在取故事十二则以证嘉言。首言人护经法,如母护子;次言近贤成智,近愚益惑;再次言与善师值得免众苦,与恶师值,则习恶事不离众祸;再言贤者至诚烧香求灭;言福德不得不作;言一言之助胜千金之益;言至心听经,岂不巍嵬;言行追明师,作沙门,得罗汉道否则入地狱;言罪福追人,久而不置;言福德随身,如影随形,言人命转灭,不可不思推动求度世之道。引人信佛教为该经之目的所在。此经在汉土流传不广,影响一般。常见版本是大正藏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