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述注
作者:李光坡
十七卷。清李光坡(1651-1719)撰。《仪礼述注》为《三礼述注》之一篇,体例与《周礼述注》同,取郑玄《仪礼注》、贾公彦《仪礼疏》,总合大义,删繁举要,节取其言,并间取研究《仪礼》诸家异同之说,附于书后,亦参以己见,互相发明。但对郑注贾疏原文的删削,有删削不当、节取太简之失,于诸家之言尤其时有未审之误。如《士冠礼》“筮人执策抽上”,注中有非经之义,可删;《士冠礼》“赞者洗于房中侧酌醴”注,义本不明,删此注,则更不明;又如“公食大夫礼曰,饮酒浆饮俟于东方”注,引杨孚说,引时未审。更多的是删繁节取恰当,如《特牲馈食礼》的解说颇为可取;《丧服记》,不取其说,深有抉择;《士冠礼》“母受拜,子释送”说解非常恰当。总之李光坡《仪礼述注》对《仪礼注疏》删削基本掌握其意,疏解亦简明,使学者不再难读,对初学《仪礼》者最为有利。有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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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敌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之一。写于1882年。中译本载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易卜生戏剧四种》,潘家洵译。全剧共分5幕。一译《国民公敌》。通过一个小镇发生的一起事件,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反人民本质、私有者的唯利是图、新闻界的趋炎附势。斯多克曼医生从一个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发现了危险的病菌,认为这是传染疾病的根源,因此主张改建矿泉管道。但这样做会影响资本家的收益,市长(他的哥哥)和义父(制革厂老板)打着“公众意见”的旗号,要求他保持缄默。斯多克曼医生愤然拒绝,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决定举行讲演会,向市民说明真相。而市长却在报界、房主等私有者的支持下,利用这次集会以表决的“民主方式”宣布斯多克曼医生是“人民公敌”。斯多克曼医生是个单枪匹马的人物,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多数”的虚假性,而把人民群众也包括在这种“多数”里,因此认为“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实际上宣扬的是进行“精神反叛”的个人主义思想。
瓜豆集
现代散文集。周作人著。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3月初版。收作者1936年下半年所写的散文33篇。周作人在《题记》中说:“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圣像破坏与中庸夹在一起”。《家之上下四旁》一文批评了中国的家庭关系及封建伦理中的孝道。《谈日本文化书》、《怀东京》、《东京的书店》等文叙写对东京的怀念,认为“要研究、理解或谈日本的文化,其目的不外是想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却把那些英雄搁在一旁,无论这是怎样地可怨恨或轻蔑”。《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等文,介绍了鲁迅早期的情况,特别推重他“不求闻达”、“勤苦作事”的精神和“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以及“寄悲愤绝望于幽默”的创作特点。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周作人谈到了他创作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我所有的只有焦躁,这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但其不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
三十六计
不分卷,无年代和作者可考。共分六套,每套六计,共三十六计。第一套战胜计,有“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第二套敌战计,有“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第三套攻战计,有“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姑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第四套混战计,有“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道伐虢”;第五套并战计,有“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 第六套败战计, 有“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前三套是处于优势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之计。各计解语有不少是用阴阳燮理,推演成为兵法的刚柔、奇正、进退以及攻守的变化。解语之后设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子、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既集中了古代兵家的奇谋方略,也集中了封建割据的尔虞我诈、掠夺兼并一类落后、反动的东西。它不能正确地阐明战争的实质问题,只局限于计谋的推演与施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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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对于日本的文化与生活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尤其是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十分深入,翻译有大量日本文学名著。二十世纪初,日本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周作人成为当时中国较早认清日帝侵略真面目的知识分子之一,从开始的专注于纯日本文学研究,转向对日本国民性的探讨和深思,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念、日本的民族宗教国家神道做了深刻的检视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种种假设和建设性意见。
弥兰王问经
南传佛教巴利语系著名经典。作者不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该经叙述了公元前2世纪入侵印度的希腊系国王弥兰陀与印度佛教僧侣那先之间的一次论辩。弥兰陀王站在希腊思想的立场上运用双刀论式诘难那先比丘,那先运用印度思想批驳弥兰陀王的诘难,并借此论述了佛教教义。双方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灵魂问题,佛教主张无我,希腊精神相信灵魂,该经维护了佛教精神,否认内在自我的存在,反对将气息与灵魂视为一体,对希腊思想进行了批判。该经记录了印度思想与希腊思想之间的相互交流,反映了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对研究佛教史民族关系史、及人类思维形式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该经文字流畅简洁,在巴利佛教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