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学养
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是精神的创造，不是自然的礼物。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礼物，人顺其自然底发展，即可得到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但任其自然底发展，人不能得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人必须用一种工夫，始可得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就“自然发展”的一意义说，得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亦是人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因为这是人尽性的结果。人既然是人，则尽人之性，不能不说是一种自然发展。孟子讲道德，大概是就此方面说。但如欲有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则人需自觉地用一种工夫。而有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则无需自觉地用工夫。由此方面说，则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礼物，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是精神的创造。荀子讲道德，大概是就此方面说。
此所说的一种工夫，有两部分。一部分底工夫，是求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人对于宇宙有完全底觉解是知天。人对于人生有完全底觉解是知性。知性，则他所做底事，对于他即有一种新意义，此种新意义使其境界为道德境界；知天，则他所做底事，对于他即又有一种新意义，此种新意义使其境界为天地境界。不过若无另一部分底工夫，则此诸种新意义，是很容易消失底，因为“人心惟危”，易流为人欲，而道心又是“惟微”。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虽可使人于一时能从社会或宇宙的观点，以看事物，因此他所做底事，对于他有新意义，但他能如此看，只是一时底。于人己的利害，没有冲突时，他可以如此看。但于别一时，人己的利害，如有冲突，他即忘记了他的觉解，而仍从其自己的利害的观点，以看事物。从此种观点以看事物，则他所做底事，对于他即失去如上所说底新意义，因此他的境界，即又是功利境界。孔子说：“回也三月不违仁，其余日月至焉而已。”人对于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亦可以是三月不违，或甚至永久不违；可以是日月至焉，或永未能至；或并不知有此种境界。永久在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中，是大多数人所本来都能底。对于宇宙或人生底觉解，可使我们“日月至”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但欲永久在此等境界中，如道学家所谓“人欲尽处，天理流行”者，则除有觉解以外，还要有另一部分底工夫。
此另一部分底工夫，说是另一部分底工夫，亦似乎有未妥，因为此所谓另一部分底工夫者，亦可以说是并非另一部分底工夫。人对于宇宙人生底觉解，可使人得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此所谓另一部分工夫者，亦不过是常注意不忘记此等觉解而已。人常注意于此等觉解，令其勿忘，而又常本此等觉解以做事，则他所做底事，对于他即常有如上所说底新意义。他所做底事对于他常有如上所说底新意义，则他的境界即常是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此常注意即道学家所谓敬。朱子说：“今人将敬来别做一事，所以有厌倦，为思虑引去。敬只是自家一个心常醒醒便是。不可将来别做一事。”（《语类》卷一百十五）又说：“敬却不是将来做一个事。今人却先安一个敬字在这里，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这心，莫教放散。”（同上）道学家常说“主一”、“无适”、“整齐严肃”、“常惺惺”、“心收敛不容一物”、“心不走作”、“心不放逸”、“心要在腔子里”，这都是说敬。他们所谓“操存”、“求放心”、“勿忘”、“必有事焉”，亦都是说敬。常本此等觉解以做事，即道学家所谓集义。常本此等觉解以做事者，所做底事，必是道德底事。所以做此等事，谓之集义。常注意于此等觉解，而又常本之以做事，即道学家所谓敬，“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于此我们说，若从求知识及权力的观点看，则上文所说底知识及方法，诚然是空疏。但上文所说底方法所求者，并不是积极底知识及权力，而乃是一种境界。常有此种境界底人是圣人。圣人有没有在别方面底知识及智能，与他是圣人与否，是无干底。他如有别方面底知识及智能，那是因为他有别方面底才，并不是因为他的境界是天地境界。我们也说，哲学亦可使人豁然贯通，而且人于学哲学时，亦必须有一种豁然贯通的经验，然后他才可有一种境界。不过所谓豁然贯通者，只能是就人的境界说，不能是就人的知识智能说。朱子说：“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其所谓豁然贯通，似兼就人的知识智能说。这一种的豁然贯通，似乎是不可能底。朱子又以为，穷理是“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亦是不可能底。
或可说，上所说底修养方法，作为一种求天地境界的方法看，或可以是无空疏之失。人求天地境界，不必知众理的内容。但人无论在天地境界或道德境界，都必实行各种道德底事。实行各种道德底事，则必须知各种道德底事的理的内容。其所以如下所说。
人的道德判断，可有错误，而且常有错误。于上文第七章中，我们说，人于尽某伦，尽某职时，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并不是难知底。这可说是他的良知所知。不过于道心与人欲冲突的时候，人亦常找些似是而非底理由，以证明他所应该做底事，是不应该做底，他所不应该做底事，是应该做底。此即道学家所谓用智自欺。找理由是用智。所找底理由，虽非而似是，似是而即自以为是，是自欺。用智自欺的结果，往往使人有错误底道德判断。
并且，在有些时候，人所需选择而行者，并不是一件道德底事及一件不道德底事，或一件道德底事及一件似是而非底道德底事，而乃是一件道德底事，及另一件道德底事。此两件事虽都是道德底事，但却是冲突底。如《孟子》中说：“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又如后汉赵苞为守城而致其母于死。舜如尽其为天子之职，赵苞尽其为太守之职，则必致其父母于死。如欲救其父母，则必不能尽其为天子或为太守之职。在此等情形下，究竟应该如何行才是至当不易底道德行为，是很不容易决定底。
因此人必须对于各种道德底事的理的内容，有充分底知识，然后他才可以这些理为标准，以核对他自己的道德判断，以决定他自己的行为。因此他不能对于各种道德底事的理，只有形式底观念，而必须研究其内容。程朱所谓致知穷理，虽说是穷天地万物之理，而其实际所注意者，只是各种道德底事的理。伊川说：“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此所说即是此种研究核对的工夫。康德《实践理性论衡》中所说“实践理性的方法论”，亦是此种研究核对的工夫。
此种研究核对的工夫，能使人的道德判断，不致错误，因此，其行为可以必是道德行为。此种研究核对的工夫，并可以使人的境界必是道德境界，而不只是自然境界。这一点是程朱所未言者。人的依照道德规律底行为，虽是依照道德规律底，但他可以不知其是如此。如其不知其是如此，则他的行为，只是合乎道德底行为，而不是道德底行为。犹如一民间的歌谣，虽音调铿锵，但作者未必知其合乎某种音乐上底规律。此种研究核对的工夫，可以使有此等不自觉底行为者，对于其自己的行为，得到印证，使其知其行为，是怎样一回事。知其行为是怎样一回事，则即对之有觉解。如此则其行为必是道德行为，而其人的境界，亦可必是道德境界。
于此我们说，陆王一派，对于自然境界及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的分别，不十分注意。但已“先立乎其大者”底人，其境界并不是自然境界，此点于上文已说。无论在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中底人，都必须行道德底事，都必须对于各种道德底事的理的内容，有充分底知识。这是不错底。所谓研究核对的工夫，是必需有底。但做这些工夫，其本身即是一事。在不同境界中底人，都可以做此等事。不过对于在不同境界中底人，做此等事亦有不同底意义。所以必须其觉解，已使其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底人，做此等事，才可以说是一种“工夫”。所谓“工夫”者，即可以对于其常住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有所裨益。在功利境界中底人，亦可以研究各种道德底事的理的内容。他可以以此等研究求名求利。如此，则此等事对他只是一种“工具”，不是一种“工夫”。
在天地境界或道德境界中底人，除求关于道德底事的理的知识外，亦更须求别方面底知识。于第七章中我们说：“物来而顺应”，此所说纯是就行道德方面说。并不是说，在技术或别底知识方面，人亦可毫不讲求，而只“物来顺应”。用另一套话说，第七章中所谓无为，所谓“物来顺应”，纯是就我们所遇底事的应该做或不应该做说。至于应该做底事，我们如何做，则不是可以顺应底。例如一个人要替社会办一件事，如果他知其是该办，他即应办，不要有别底顾虑，此是物来顺应。但如何去办这件事，这中间一定有许多知识技术问题。此等问题，即阳明亦以为非良知所能知。此等问题，自须另有讲求，而且在平时都需要讲求。不过有些道学家，一切工夫都用在求“物来顺应”上，似乎以为，对于无论什么事，都可以“物来顺应”，以致成为空疏无用。这是宋明以来道学家的大毛病。
不过人若为尽伦尽职，或为事天赞化，而讲求知识技术，此种讲求，对于他底意义，与对于为一人的自己的利，而讲求知识技术者，又大不同。人若为尽伦尽职而讲求知识技术，其讲求亦是道德行为，其人的境界亦是道德境界。人若为事天赞化而讲求知识技术，其讲求亦有超道德底意义，其人的境界，亦是天地境界。
对于宇宙人生底某种觉解，可以使人到某种境界。“以诚敬存之”，可以使他常住于某种境界。这不是说，他于此只终日端坐，不做别底事。他还照常做别底事，照常做其平常所做底事。不过因为他有觉解，所以即其平常所做底事，对于他都有另一种意义。他无论做什么事，时时刻刻都注意于此另一种底意义。这就是用敬。因其时时刻刻注意于此另一种意义，无论什么事对于他渐渐都只有此种意义。无论什么事对于他都只有此种意义，他即常住于此种意义所构成底境界。
这就是主敬与主静的不同。佛家的修养方法，是所谓止观。观是常观察，或想象，人生中底事物，俱是虚幻污秽底。止是对于这些虚幻污秽底事物，止不起念。止有似乎主敬，观有似乎致知。但他们的修养，是行于日常活动之外底。道家的修养方法，是所谓心斋坐忘。心斋有似乎主敬，坐忘虽是反知，而亦有似乎致知。不过他们的方法，亦不是于日常活动中行之者。这些方法都可以说是主静。静者对于日常活动而言。道学家先受佛道二家的影响，讲修养方法，仍以主静为言。濂溪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至程朱始以主敬代主静。伊川说：“才说静，便入释氏之说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才说着静字，便是忘也。”（《遗书》卷十八）朱子说：“濂溪言主静……正是要人自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静去，遂与事物不相交涉，却说个敬。”（《语类》卷九十四）以主敬代主静，是宋明道学的一个重要底进展。盖主静则须于日用活动之外，另有所谓修养工夫；而主敬则工夫即在日用活动之内。于日用活动之内求天地境界，这是道学的一个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