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传
作者：湛若水
三十七卷。明湛若水撰。陆氏认为，《春秋》乃“鲁史之文而列国之报”，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属同一性质。所以治《春秋》者，“不必泥之于经，而考之于事；不必凿之于文，而求之于心。大其心以观之，事得而后圣之心，《春秋》之义可得”。可惜的是，“鲁史之文世远而久湮，左氏之传事实而未纯，其余皆多臆说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传多相沿袭于义例之蔽，而不知义例非圣人立也，《公》、《穀》穿凿之厉阶也。”因此湛氏乃取诸家之说以厘正之，其书取名“正传”，意即正诸传之谬。其体例是先例经文，再以“正传曰”释义，然后引诸儒三传之说，最后以己意折衷断之，与刘敞《春秋权衡》一书之体例很相近。此书卷首有《正朔月数论》，认为“春王正月为周之春月，但《经》强调王字，可知尚有原因，盖夏商之余民各因其故俗，而列国或各建正朔以自异，容或有不同者。”其说颇近情理。现存明嘉靖刻本、清乾隆二十四年湛氏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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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常宗集
四卷。《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明王彝(?—1375)撰。王彝,字常宗,其祖为蜀人,本姓陈氏。父为江苏昆山教授,遂迁嘉定(今属上海)。洪武初,以布衣召修《元史》,书成赐金币遣还。寻选入翰林,以母老乞归养,自号妫蜼子。后以魏观《上梁文》 事,与高启一齐被诛。是集本名 《三近斋稿》。系弘治中都穆所编,凡四卷,其中文三卷、诗一卷。刘廷璋、浦杲又辑补遗一卷。而世所传钞本,又有续补遗一卷,不知何人所辑。有清张蓉镜跋。但考其体例与全集相符,不似伪作。王彝之学出于天台孟梦恂,孟梦恂之学出于婺州(今浙江金华)的金履祥,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派,持论谨严,甚至有些过于偏激。因此其文学观较为保守,将元末较有生气、已成雄奇怪丽风格的杨维桢诗文,指斥为文妖。王彝诗文较为平淡,间或有精警之作。后人评价亦有不同。有人认为“其古文明畅英发”,王士祯《香祖笔记》则称:“今观其诗,歌行拟李贺、温庭筠,坠入恶道,余体亦不能佳,安能与高、杨相颉颃乎!”此评价贬抑较甚,不可为据。平心而论,其文大致淳谨,诗亦时有清畅之作,并非无可取之处。是集有明弘治刻本、清抄本存世,亦被收入《四库全书》。
井观琐言
明代笔记。3卷。郑瑗撰。郑瑗字仲璧，莆田(今属福建)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官至南京礼部郎中。该笔记在考证上尚有可取之处，恰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书大抵皆考辨故实，品骘古今，颇能有所发明。如论王柏改经之非，斥《纲目》发明书法考异之曲说，辨李匡又《资暇集》解律令之误，驳史伯璿《管窥外编》言天地之自相抵牾，又摘胡三省《通鉴注》所未备。又引《宋书·柳元景传》，证魏崔浩因有异图被诛，特假史事为名，所论亦有根据。在明人说部中，尚称典核。”不过，他论文较为保守。文中竟这样贬低司马迁《史记》：“《左传》法度森严，辞气古雅而整暇不迫，马迁才豪，故叙事无伦理，又杂以俚语，不可为训。”说明他不懂文章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此外，他对明初诸家散文的评述，虽不尽妥当，但也可供治明代散文发展者参考。该笔记有《四库全书》本。
幼科释谜
儿科著作。六卷。清·沈金鳌撰。刊于1774年。前四卷论儿科诊法,并将主要病证(无痘科)分为24门(类),各编四言韵语一首,予以综括。韵语之后,复采前人学术经验,融汇己说,阐述对于该病的辨证立法和治法。后二卷为诸病应用方。现存清刻本、1957年出铅印本。本书曾收入 《沈氏尊生书》。
太上洞玄灵宝观妙经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2著录曰: “《洞玄灵宝观妙经》二卷。”《续修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稿本据此推测该经出自唐五代间。今本二百余字,盖残卷。述心有五时,身有七候,劝人观妙，静心，无心。
机警
明代文言轶事小说集。 一卷。明王文禄撰。 《千顷堂书目》编入子部小说类， 今存有《百陵学山》本、《续说郛》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卷首有撰者自题曰： “予生也朴窒，见事每迟。阅书史中应变神速转败为功者，录以开予心。”可知书中所记，大多为古人善处事变、临危不惧、化险为夷之事，即所谓“机警”者。例如司马光砸缸救童，王羲之幼时闻王敦、钱凤谋叛逆，因装吐吁熟睡而得全命等，大抵录自他书，撰者在后稍加评论。然而，由于撰者不记录引书名，因此有些篇则，现已不易知其所出。如：赵从善尹临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内索朱红桌子三百只，限一日办。从善命于市中取茶桌子一样三百只，糊清江纸，朱涂之即成。两宫幸聚景园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时刻，从善命于娼家取竹帘束之，顷刻而办。此书录得这类故事近二十则，成书于嘉靖丙午(一五四六)年。
金圣叹批评本西厢记
杂剧《西厢记》情节曲折动人，曲词华美流畅，为历代读者所喜爱。 金圣叹学识渊博，所作评点明快犀利，所发议论往往出人意表，一时见者叹为灵鬼转世，所评《西厢记》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从此风行天下。金圣叹的评语，对人情世态的体悟深刻而细腻，评点文字的表述机智而幽默。此外金圣叹的评点，对原作的最大贡献是明确反对“淫书”说，直接抨击了历代封建礼教维护者和道学先生对这部优秀古典爱情剧的诋毁，为《西厢记》在清代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