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名号归一图
作者：冯继先
二卷。冯继先撰。据《崇文总目》及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记，此书旧本类似表谱之体。《文献通考》引李焘谓冯继先作此书之意云：“昔丘明传《春秋》，于列国君臣之名不一其称，多者至或四五，始学者盖病其纷错难记，继先集其同者为一百六十篇。”宋岳珂刻印相台九经之时，附此书于《春秋》经传之后，并订其伪谬、重新分行排列。以每人为一条，下列其不同名号，小字注其见之处。如“周公闵文十四、宰孔僖五年注、宰周公僖九年、经五年周公同。”此书所列人名，以国为别，依次为周、鲁、齐、晋、楚、郑、卫、秦、宋、陈、蔡、曹、吴、邾、杷、莒、滕、薛、许，最后为杂小国。类似今人名索引，非常便于读者检索，实为读《春秋》经传之工具书。后元程公说《春秋分纪》有《名谱》二卷，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有《姓氏表》，即此之发展。此书最早附刻于《春秋经传集解》，有宋龙山书院刻本、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明万历八年金陵亲仁堂刻本。单行本有许氏宋种德堂本、元刻本、明刻本、《通志堂经解》本、武英殿仿岳本、汪刻丛书本等。
冯继先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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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日记
作者安妮·弗兰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妮的父亲把一套闲置的实验室改成“密室”,安妮一家在密室中生活了两年,直到遭人举报,才被纳粹投入集中营。安妮在日记中记录了两年隐秘、艰苦的生活状况,表现了寂寞苦闷的精神生活和对现实的恐惧,对战争的痛恨。她写道:“小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已经不见踪影。女人买东西回家,家已经被查封,家人都消失了。”揭露了纳粹分子的残忍和毫无人性的残暴行径,她祈求和平与安详重新回来,并坚信总有一天会实现这些理想。安妮日记的最后一则，所标的日期是1944年8月1日。战争结束，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决定完成女儿的夙愿，将日记出版问世。
十八家诗抄
古代诗歌选集。清代曾国藩编选。共28卷。十八家为魏晋南北朝的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六家﹐唐代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八家﹐宋代的苏轼﹑黄庭坚﹑陆游三家﹐金代元好问一家﹐共选古﹑近体诗6599首﹐有少量评点和校注。
白话北齐书
《北齐书》,纪传体断代史书名。“二十四史”之一。唐李百药撰。贞观十年(636)成书。五十卷。分帝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记载北魏分裂(534)至北齐灭亡(577)四十四年历史。据其父德林三十八卷旧稿及王劭《齐志》等旧史增补成。为有关东魏、北齐历史的重要史料。此为《北齐书》白话文。
庚申君遗事
顺帝名妥欢帖睦尔，明宗之长子。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儿厮兰之裔孙也。初，太祖取西北诸国，阿儿厮兰率其众来降，乃封为郡王，俾领其部族。及明宗北狩，过其地，纳罕禄鲁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当泰定帝之崩，太师燕铁木儿与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即位，以明宗嫡长，复遣使迎立之。明宗即位于和宁之北，而立文宗为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复正大位。
论语注疏
三国魏何晏集解，唐陆德明音义，宋邢昺疏。二十卷。汉代传《论语》者有三家： 《鲁论语》，鲁人所传，即今所行篇次。《齐论语》，齐人所传，别有《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语》，汉景帝时出自孔氏壁中，又分今《尧曰篇》子张问从政以下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亦不与《鲁论》、《齐论》同，文字异者四百有奇。孔安国为传，马融亦注之。汉成帝时，有安昌侯张禹受《鲁论》兼讲《齐》说，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后有包咸、周氏又为之《章句》。东汉末年，郑玄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作《论语注》。魏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盛行于世。据《晋书·郑冲传》，原作郑冲、孙邕、曹羲、荀顗、何晏等人共集。晏以亲贵总领其事，故今本乃独称《何晏集解》。旧本无音义，唐陆德明为之作《音义》。《音义》除以反切注音外，还提示篇旨大义。如《学而第一音义》“以学为首者，明人必须学也”。由于唐人只为《五经》作疏，《孝经》、《论语》等均无疏。何晏等所采孔安国以下皆古训，邢昺复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为之疏。虽纯杂相参，文字有所异同，如以包氏为苞氏，以陈恒为陈桓之类不可据，然自汉以后，注《论语》者数十家，要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则首推此书。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等疏解更为详尽。朱熹《论语集注》亦始基于此。除《四库全书提要》外，前有乾隆帝《御制读论语》、《御制无倦斋绎论语义》，陆德明《论语注解传述人》，何晏等《论语集解序》，末附吕炽等人有关《论语注疏考证》的跋语，对理解注疏均有帮助。《四库全书》本载有陆德明《音义》和吕炽等人《考证》，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阮元校勘本在每篇后附有校勘记，但仍因旧本，未载陆德明《音义》和吕炽等人《考证》。
瑜伽论手记
又名《瑜伽师地论随听疏》、《瑜伽师地论手记》。佛典注疏。唐法成述。原著卷数不详。此疏是唐大中年间国三藏法师法成在敦煌向众僧开讲《瑜伽师地论》时的记录。听讲及笔录者有智慧山、一真、恒安、明照、洪真、谈迅、福慧、智校、索季和、法镜、法海等多人。因记录者的不同,诸本文字亦略有差异。法成是当时活动于西藏、敦煌的高僧,精通汉、藏两种语言,有著译多种。他讲解《瑜伽师地论》时除了利用汉译经论外还往往参考藏译本,因此,此疏对研究汉藏两地佛教交流、法成的思想、吐蕃统治时期及张议潮光复初年的佛教状况均有重要意义。历代大藏经未收,日本《大正藏》将S.463收入第八十五卷。内容系谈迅、福慧所记《瑜伽师地论》第三十一卷至第三十四卷之注疏。其后日本上山大峻对此有专题研究,对诸本进行整理。《随听疏》之有题记者约五十号左右,大抵为听学或抄写题记。据题记,法成开讲的地点为敦煌开元寺与龙兴寺,时间约为大中十年至十三年(856—859)。北菜25题记:“大中十二年八月二日,尚书大军发,讨番开路,四日上碛。”日本书道博物馆藏本题记:“大唐大中十三年(859)己卯岁正月二十六日,沙州龙兴寺僧明照就贺跋堂,奉为皇帝陛下,宝位遐长;次为当道节度,愿无灾障。早开河路,得对圣颜。及法界苍生,同沾斯福。随听写毕。”对研究归义军初期敦煌与吐蕃、唐王朝的关系,均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