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道书
作者:费密费密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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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简称《通论》,1936年出版。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代表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使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发展到完备的形式,并震动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界,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其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深刻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并使许多经济学家改变了原来的观点。不同于以往经济学家,凯恩斯不回避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和失业现象,而是力图解释这些现象,并试图加以解决。他抨击了“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抛弃了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的传统理论,提出社会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的大小;而“有效需求”又由“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和货币量的大小所决定。它们的作用引起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形成大量失业。因此必须放弃自由放任原则,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有效需求,才有可能实行经济计划化,达到充分就业。这部著作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总量分析”即“宏观分析”,也称“收入分析”,以及短期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恐怖谷
《恐怖谷》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创作的中篇小说,是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系列小说当中较著名的一部。伯尔斯通庄园的主人不幸惨遭杀害,死状奇惨无比,头颅几乎被枪击得粉碎,四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尸体旁边留有卡片,上面潦草地写着“V.V.341”的字样。这令案子更为扑朔迷离:这张卡片难道是凶手留下来的吗?它代表什么意义?“恐怖谷”曾令道格拉斯惴惴不安。“恐怖谷”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道格拉斯的死与“恐怖谷 ”又有什么关系?
谈虎集
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册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19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76篇;下册1928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21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56篇;上下册共计收杂文132篇。1987年9月上海书店根据1936年6月第5版影印出版,并将上下册合订为一册。周作人在本书初版的《序》里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祖先崇拜》(初载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思想革命》、《罗素与国粹》、《重来》、《道学艺术家的两派》等文,批判了中国原始野蛮的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这些杂文都是声讨“非人的道德”的战斗檄文。《前门遇马记》(初载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期)、《南北》、《卧薪尝胆》、《养猪》等文,揭露新旧军阀的凶残暴虐,嘲弄和怒斥了助纣为虐的无耻文人,赞颂了英勇献身的民主战士,显示出战斗的杂文风格。收在《谈虎集》下册的《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裸体游行考订》等,具有反帝民族意识,对现实感应敏锐,笔锋犀利。矛头指向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反动喉舌《顺天时报》,指出“中国人的中国”不容日本的“支那通”来干涉。这些杂文与抗战时期作家的言行,有着明显的差别。《谈虎集》中还收有对各种时弊针砭的杂文,有对批评界的“人身攻击”和“隐恶扬善”行为而发的(《翻译与批评》),有对资本家“掩耳盗铃”地“主张禁娼”的怪事而发的(《资本主义的禁娼》)。这些杂文的笔锋触及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剖析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北磵集
诗文集。南宋释居简撰。10卷。一本20卷。居简字敬叟,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住净慈光孝寺。因久寓北,故以名集。其集原诗、文各为一编单行,文10卷,诗9集。文集原附嘉定十年(1217)张自明序。二集宋刊本曾存于日本,尚完帙,文集后题“崔尚书宅刊梓”。日本又存宋刊《北磵外集》,不分卷,载有关赞颂题跋等,末附僧大观撰行述。此外,日本有五山刊本,合文集、诗集、外集为20卷,系据崔尚书宅本翻刻。国内涵芬楼曾藏宋刊残本,阙九、十两卷。《四库全书》据旧抄本著录,仅文集10卷。居简诗文清新俊拔,张序称其文与唐圭峰禅诗相伯仲,诗则在参寥、觉范之上。又精于鉴别,集中书画碑版题跋多中肯之语,其中《湖隐方圆叟舍利塔铭》,注明方圆叟即世所谓“济颠”者,尤可资考证。
上清长生宝鉴图
《上清长生宝鉴图》,撰人不详。从内容看应为六朝或隋唐上清派图书。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灵图类。内载「长生宝鉴图」三幅、「明镜图符」四幅。各图分别饰以镜铭、八卦、干支、生肖、星曜、符文。图前录铭文一首,略言神镜能伏魔通灵之意。
五十自述
《五十自述》一书是牟宗三先生于1957年完成的作品,其时年四十九,在这本书中除了缕述牟先生自己在混沌中长成的过程,其生命由“在其自己”而“离其自己”,学问由“直觉的解悟”而走入非存在的“架构的思辨”,再落实于“客观的悲情”,体现生命存在的意义外,值得注意者是,牟先生在这本书中以反省察照的自述表露了深刻的人生哲学观,在其淋漓尽致的描述下,让人们正视一代哲学大师的背后,其实隐藏了生命存在的艰辛与苦难,因此,这本书的写作并不止是一本浮面的自传,自传的底蕴里其实深藏着牟先生在五十岁以后,对儒家思想诠释所必需蕴蓄的功力,所以,今日倘欲了解牟先生的学术世界,除了从其由理智的思辨所展开的架构性学问入手外,对其如何由生命存在之“客观悲情”转化为其生命学问之基础,亦有加以正视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