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书经解义
作者：库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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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出路
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源自1933年作者在中山大学所作的一次同名演讲，经过充实完善而成，7章，既包括作者关于“文化的根本观念”，也有对当时流行的文化观批评和对作者文化主张的重点论述。此书旨在比较研究文化学和中西文化，探求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是对作者在中山大学演讲中的“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的展开和深化。同时，此书也坚持了对于晚清以来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3种主要主张的划分，即以张之洞为主要代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衷派”；以梁漱溟为主要代表、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尊孔复古”）的“复古派”；以作者（包括胡适等人）为主要代表、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全盘西化派”（“西洋派”）。作者分篇对前两种主张进行了剖析和批评，指出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意”，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化的道理”。并基于其文化观念和对中西文化之构成、特征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坚决主张中国文化必须要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这不仅是因为“欧洲近代文化的确要比我们进步得多”，而且因为西洋现代文化是“现世的趋势”。陈序经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之“全盘西化”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激进的观点，在因悠久的传统文化骄傲的中国自然会招致诸多争议和批评，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带来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全盘西化”的主张至今也依然主要是批评的对象。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近代刘师培著。本书以辑录排比所论问题的文学评论与作家传记资料为主,再略加引申和案语,连缀而成。 全书共分五课,前两课为“概论”和“文笔之变”,后三课是按时代顺序论述汉魏六朝文学的概况与变迁,大部分篇幅在评论古文,其中对诗歌的发展概貌也作了简约核要的论述。其论魏诗曰“渐衰轻靡”,推重阮籍、嵇康的矫枉之功;其论晋诗的祖述与邅变曰:“晋代之诗如张华、张载之属,均与士衡体近,然左思、刘琨、郭璞所作,浑雄壮丽,出于嗣宗。 东晋之诗;其清峻之篇,大抵出自叔夜,惟许洵、支遁所作,虽多玄言,其体仍近士衡,自渊明起,乃合嵇阮之长,此晋诗迁变之大略”;其论宋诗独推颜延之、谢灵运,论齐梁文学之盛,强调了“上者”对文学的提倡崇尚的作用,其论陈代文学,指出其先衰后昌,列出了各代文学名家;最后总结了中古文学的四个特点:一曰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指出“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二曰梁代宫体,别为新变。认为梁诗为淫艳宫体之始,徐摛、庾肩吾、徐陵、庾信诗尤为艳丽。三曰士崇讲谈,语悉成章。四曰谐隐之文,斯时益甚。最后指出齐梁文学“上变晋宋,下启隋唐”的关键在于“声律说的发明”和“文笔之区别”,接着便专门论述了这两个问题。
小儿诸证补遗
中医，儿科，成书于明崇祯九年（1636）。该书首述观气色验指纹为临证之要，后论胎毒、惊风、丹毒、痘麻等证治。卷末载小儿引经诸药歌及小儿治诸效方。现存明崇祯九年抄本。
伤寒论纲要
《伤寒论》注本。《皇汉医学丛书》之一。1卷。日本橘南溪(春晖)撰于宽政三年(1791年)。本书分8篇,太阳病分列上、中、下3篇,次列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各1篇。书中针对仲景原文予以分段夹注,作者谓之“连环法”。注文力求简要平正,概念清晰。除前述之丛书本外,另有单行本。
平定两金川方略
一百五十二卷。清阿桂等撰。阿桂 (1717—1797)，字广廷，号云岩，章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他是乾隆时期举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参预清廷机要政务数十年，颇为高宗所倚重。阿桂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受任定西将军，指挥清军取得了平定大小金川的最后胜利。乾隆二十年前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年老不理政务，其子郎卡主持大金川事务。郎卡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联姻后，狼狈为奸，在当地称雄霸道。郎卡死后，其子索诺木与僧格桑联合对抗清廷。从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清廷进行了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并最后取得了胜利。乾隆四十一年二月，阿桂等奉敕纂修《平定两金川方略》，至四十四年底修成。该书的断限是：自乾隆二十年六月开泰任四川总督始，至四十四年清廷议定屯防兵额止，分为天章八卷、艺文八卷、正文一百三十六卷。全书在叙述了郎卡不顾四川总督开泰的再三檄谕、对邻境土司侵扰不已的罪行后，着重记载了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始末，内容丰富而具体，史料翔实而可靠。同时，清廷也从大小金川倚险设碉坚守的战术得到了启迪，并将其运用到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去，取得了成效。该书后收入 《四库全书》 中。
仪礼识误
三卷。宋张淳撰。张淳生卒年不详，字忠甫，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乾淳间大儒，与薛士龙、郑景望齐名，五试礼部而不中，被人荐之于朝，为人严谨深博，颇有才智。除《仪礼识误》外，还有《古礼》，已佚。乾道八年(1172)，两浙转运判官直秘阁曾逮刊《仪礼郑氏注》十七卷、陆德明《释文》一卷，张淳为二书校定，将所改字句，汇为一编，而成此书。书中引据郑玄《仪礼注》有广顺三年(953)及显德六年(959)刊行监本，凉京(今河南开封)巾箱本，杭州细字本，严之重刊巾箱本，参以陆德明《释文》、唐贾公彦《疏》，核订异同，最为详审。张淳《仪礼识误》，将存古经汉注之讹文脱句，借以考识，使旧刻各本原已不传者，借以得见概略，对《仪礼》研究贡献颇大。《仪礼识误》颇得人们推重，后人有“南宋初治《仪礼》者莫如张忠甫”之语。《朱子语录》说：“《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近世永嘉张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又说：“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仪礼识误》不足在于：株守释文，往往以习俗相沿之字转改六书正体。《仪礼识误》《宋史·艺文志》载一卷，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三卷，《四库全书》馆臣载三卷。版本有：宋乾淳间武英聚珍板本，宋乾道刊本，闽覆聚珍本，杭州缩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