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1]
——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
去年杜威教授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我想问，他（访问者）能够为别的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作出的最有启发意义的事，莫非是和他们分享他的发现。他的发现是只有通过中国本身，通过早先的欧洲历史，才能了解中国。可是他还得要反复地说：中国正在急剧变化；若还是用旧时帝制的中国那一套来思索中国，就和用西方概念的鸽笼子把中国的事实分格塞进去来解释中国，同样地愚蠢。从政治上、经济上说，中国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又大又悠久的世界，一个无人知道到底向何处去的世界。（《新共和》，XXV卷，1920年，纽约版，188页）
这确实是一个发现。我们若把中国的历史和若干世纪前欧洲的历史加以比较，比方说，和文艺复兴以前比较，就看出，它们虽然不同类，然而是在一个水平上。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是旧的，而西方各国已经是新的。是什么使中国落后了？这自然是一个问题。
墨翟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庄子·天下》）
的确，天下对墨家体系的反感，墨家是无可奈何的。尽管墨子本人极端热情，人格伟大，一旦故去，人们也就抛弃了墨家。
但是前已指出，此时另有一人，虽与墨子不同，却也努力发展了中国思想中的人为路线。他就是荀子（298B. C.?—238B. C.?），他本人自认为是儒家真正的传人。他宣称，人性绝对地恶，君与师的责任就是改善人性。他责备庄子：
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依荀子的理想，他要用征服自然，来代替复归自然：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这近似培根关于人力的观点。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后学没有沿着这条路线发展他的思想。他们只实行了老师的政治哲学，而且走得太远了。在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帝统一了六国，荀子的学生李斯任丞相。李斯辅佐始皇帝从各方面统一了帝国，把政府的权威推进到极点。废除了原有的封建制，从而在政治上绝对地统一了帝国之后，他又进一步采取行动来统一人民的思想。他焚书坑儒，命令人民以吏为师。于是皇帝成了极端残暴之君，人民就造反了。荀子的学说，和秦王朝一起，很快地而且永远地消亡了。
五、
秦朝之后，中国思想的“人为”路线几乎再也没有出现了。不久来了佛教，又是属于极端“自然”型的哲学。在很长时间内，中国人的心灵徘徊于儒、释、道之间。直到公元10世纪，一批新的天才人物相继地将儒、释、道三者合一，成为新的教义，输入中华民族的心灵，至于今日。
因为这种新的教义始于宋朝，所以名为“宋学”。这些哲学家自己声称，他们的教义是真正的儒家。如果非说是儒家不可的话，那也只能说是新的儒家。它的代表人物起初大都信仰佛老，后来才回到儒家。这时他们从《礼记》选出两篇作为他们的教科书，以前的学者对这两篇几乎没有人予以注意。唤起人们对这两篇的注意，实在是他们的功劳。这两篇是《大学》和《中庸》，很系统地体现着孔孟之道。我不禁要引一些《大学》上的话，这些话直到目前中国人民还当作人生的唯一目的。这些话如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寥寥数语，将儒家的生活目的和方法，论列无遗，令人赞叹。新儒家的哲学家选出这些章节，在理解时不自觉地羼入了佛老思想。他们不同于原来的儒家，就在于提出了他们所谓的“天理”，以反对“人欲”，这些概念实际上是受了佛家的“法”和“无明”等观念的启示，在此之前一直无人多加谈论。真正的儒家，如前面所说，是认为人性虽善，其善则不过是个萌芽，或用孟子的话说，是个“端”，还要大力培养、发展、完成它。可是按新儒家所说，天理早已是、永远是完全的，虽为人欲所蔽，只要清除了这些人欲，真正的心灵就会如钻石一般自放光芒。这很像老子所说的“损”。不过新儒家还是与佛老根本不同，而且掊击佛老，极其激烈。它认为，为了“损”去人欲，恢复天理，人并不需要保持一种完全否定生活的状态。他所需要的是按照天理来生活，而且只有在生活中天理才能够充分实现。
于是这些哲学家着手进行前面引文中的“格物”，立即碰到一个问题：什么是“物”？由此产生两个类型的新儒家。一个说，“物”是一切外界的物和事。可是人要一下子格尽一切物，决不可能，也没有人将这种解释付诸实践，就连作这种解释的朱熹本人也没有这样做。另一个说，“物”是指我们心中的现象。这种解释，实行起来比较成功。双方都有许多精妙而服人的辩论，都对于人生的理论和方法作出了一些大贡献。
中国哲学史的这个时期，与欧洲史上现代科学发展的这个时期，几乎完全类似，类似之处在于，其成果越来越是技术的，具有经验的基础和应用的方面。唯一的，但是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欧洲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物质，而中国技术发展是认识和控制心灵。对于后者的技术，印度也作出了大贡献。不过印度的技术只能在人生的否定中实行，中国的技术则只有在人生之内实行。理想不同，方法随之也不同。
但是就本文目的而言，这些不同都无关紧要。在此与我们有关的是指导中国心灵的理想，不是实现这些理想的方法。就理想或目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各种类型的新儒家全都一样，其理想都是去人欲以存天理，如此而已。
六、
何谓善，中国的观念就是如此。在人类历史上，中世纪欧洲在基督教统治下力求在天上找到善和幸福，而希腊则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在人间找到它们。圣·奥古斯丁希望实现他的“上帝城”，弗朗西士·培根希望实现他的“人国”。但是中国，自从她的民族思想中“人为”路线消亡之后，就以全部精神力量致力于另一条路线，这就是，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换言之，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力求认识上帝，为得到他的帮助而祈祷；希腊则力求，现代欧洲正在力求，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但是中国力求认识在我们自己内部的东西，在心内寻求永久的和平。
什么是科学的用处呢？现代欧洲两位哲学之父提出了两种答案。笛卡儿说是确实性，培根说是力量。让我们先跟随笛卡儿，以为科学之用在确实。我们立刻看出，如果是对付自己的心，首先就无须确实。柏格森在《心力》中说，欧洲发现了科学方法，是因为现代欧洲科学从物出发。正是从物的科学，欧洲才养成精确，严密，苦求证明，区分哪是只有可能的，哪是确实存在的，这样的习惯。
所以科学如果应用的第一个实例就是心，就很可能也不确实，含含糊糊，不论它取得多大的进展也是如此；或许它就永远不能分清哪些只是似乎不错的，哪些是一定要明确地接受的。（柏格森：《心力》，H. W. 卡尔英译本，纽约1920年版，102页）
可见中国所以未曾发现科学方法，是因为中国思想从心出发，从各人自己的心出发。譬如我饿了，我难道还有必要用迂回的、抽象的科学方法向我自己证明我想吃饭吗？
此外，中国哲学家还把哲学看作极其严肃的东西。它不只是知识，它是要做到的。新儒家的哲学家朱熹说，圣人并不说出道德是什么样子，仅只要求你实践它；就像他不说出糖怎样甜，只要你尝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家爱的是知觉的确实，不是概念的确实，因此他们不想也没有把他们具体的所见翻成科学的形式。总之一句话，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是最讲人伦日用的。西方哲学家以其清楚的思想，科学的知识，自豪的时候，中国哲学家会和马卡斯·奥理略一起说：
多谢多谢，尽管我对哲学也有热情，我可没有落在教授手里，没有端坐凝神地攻读论文与三段论法，没有浸沉在科学思辨之中。（马卡斯·奥理略·安东尼：《致他自己》，G. H. 任达尔英译，伦敦1910年版，Ⅰ，17，9页）
疲劳地转来转去侦察一件事，针探（如平达所说）“地球的深度”，猜测、打听邻人灵魂深处的阴私：再也没有比干这些事更无聊缺德的了。须知只与内心的神单独交往，全心全意、诚心诚意地事奉他……人生如此足矣。（马卡斯·奥理略·安东尼：《致他自己》，G. H. 任达尔英译，伦敦1910年版，Ⅱ，13，15页）
但是，与西方相比，中国虽然缺少清楚的思想，然而得到的补偿，却是有较多的理性的幸福。博特兰德·罗素在《民族》（伦敦）中说，中国人似乎是富于理性的快乐主义者，与欧洲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舍力量而取享受［卷ⅩⅩⅧ（1921），505页］。正因为中国的理想是取享受而舍力量，所以中国不需要科学，即使依培根所说，科学出力量。我刚才说过，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实性，因为他们希望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同样地，他们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希望征服的只是他们自己。在他们看来，智慧的内容不是理智的知识，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质财富。在道家看来，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在儒家看来，它虽然不像道家说的那么坏，可是也绝不是人类幸福中最本质的东西。那么，科学还有什么用呢？
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的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就很可能早就产生了科学。这当然只是猜测。但是这个猜测有事实为证，那就是我们在《墨子》、《荀子》中的确看到了科学的萌芽。中国思想中这条“人为”路线，不幸被它的对手战胜了，也或许是一件幸事。如果善的观念，并不包括理智的确实性和征服外界的力量，科学有什么用呢？
或可问：为什么欧洲能够将注意力由天上转到人间，而中国却没有在同时由向内转到向外呢？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无论欧洲人是向天上还是在人间寻求善和幸福，他们的一切哲学全都属于我所说的“人为”路线。在基督教创立之前，斯多噶主义依我看就是欧洲思想的“自然”路线，它教人事奉他心内的神。但是后来基督教，却教人事奉外在的上帝。人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却是一个罪人。由此欧洲的心灵，就用上帝存在的证明，把自己占据了。哲学家们用亚力士多德的逻辑，用自然现象的研究，来证明上帝存在。依经院学派绝大多数哲学家，甚至罗吉士·培根的看法，哲学和科学都必须解释基督教《圣经》的内容。现代欧洲继承了这种认识外界和证实外界的精神，不过把上帝换成“自然”，把创世换成机械，如此而已。这里只有历史的继续，而没有中世纪与现代欧洲之间的明显界限。二者都力求认识外在的世界。他们首先力求认识它，对它熟悉了以后，就力求征服它。所以他们注定了要有科学，既为了确实性，又为了力量。他们注定了要有科学，因为他们都假定人性本身不完善。人都是愚、弱、无助的。为了变得完善、坚强、聪明，就需要人为地加上一些东西。他们需要知识和力量。他们需要社会、国家、法律、道德。此外他们还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帮助。但是我称为思想上的“自然”路线又是如何呢？如果万善永恒地皆备于我，又何必向外在世界寻求幸福呢？那岂不是像佛家说的端着金碗讨饭吗？科学的确实性和力量有什么用呢？
用抽象的、一般的言语谈论事物，总是有危险的。但是在这里我不禁还是要说，西方是外向的，东方是内向的；西方强调我们有什么，东方强调我们是什么。如何调和这二者，使人类身心都能幸福，这个问题目前难以解答。无论如何，中国的人生观也许错了，但是中国的经验不会是一种失败。如果人类将来日益聪明，想到他们需要内心的和平和幸福，他们就会转过来注意中国的智慧，而且必有所得。如果他们将来并不这样想，中国人四千年的心力也不会白费。这种失败的本身会警告我们的子孙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再寻求什么了。这也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吧。
冯友兰
哥伦比亚大学
重印自《国际伦理学杂志》第32卷，第3号，1922年4月。
（涂又光1983年4月译）
[1]本文于1921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会”上宣读，借此发表的机会，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执事诸公的鼓励与帮助。“科学”一词，我是指关于自然现象及其关系的系统知识。因此它是“自然科学”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