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逢甲，字莲生，清代松江府华亭县人，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主要事迹见于道光、咸丰年间。为人颇有才干，精于白描绘画，兼擅铁笔。人称“群经能折圣贤衷”，被誉为奇才。然科考屡弑不第，中年远赴贵州，于贵州学政鲍华潭门下为幕僚，参与过镇压农民起义与《兴义府志》编撰。晚岁曾为上海《益报》主笔。著作有《间书》《平黔策》《沿海形势论》等。

据民国学者朱启钤的考据，朱逢甲为人颇有才学，很受同时代人的赏识，他在书画方面精于白描并工铁笔，经学方面“群经能折圣贤衷”被人赞为奇才，但是屡次科考，均未中第。他所流传的文章著述，除了《间书》之外，还有《平黔策》、《沿海形势论》若干卷。咸丰早期，朱逢甲还曾在贵州兴义，参与了《兴义府志》的编修工作。

道光晚期、咸丰初年，朱逢甲正值中年时期，曾远赴贵州，在贵州学政鲍华潭门下为幕僚，这一时期的经历对他编撰《间书》帮助甚大。咸丰四年（1854），《兴义府志》刚刚完成，贵州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苗民起义。满清官兵被打得焦头烂额，文士出身的朱逢甲领军打仗。朱逢甲在率兵与苗兵作战的过程中，作战极善谋略，曾设计活捉苗兵军师刘九纶。

然而，因为朱逢甲是无官人员，所以他的功绩，被当时的一些官员冒领，朱逢甲本人并未得到清廷的赏识。古人说：“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朱逢甲心灰意冷之下，本想回乡，但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南京一带，归乡的道路受阻，只得闲居贵州，埋头读书以观时势。咸丰五年（1855）冬，朱逢甲开始编撰《间书》，他曾在自序中说：“杞忧徒抱，为撰《间书》一卷”。

清代许多知识分子为逃避现实，躲避严酷的政治高压而埋头书斋，走向纯学术领域的做法不同，朱逢甲编撰《间书》，其主要目的是企图为清朝统治者服务。当时，太平天国发展势头迅猛，各地人民起义如火如荼，北方又有白莲教起义军的响应与配合，早已腐朽入骨的八旗官兵，屡战屡败。《间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通过用“间”的方法，挽救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

朱逢甲开始撰写《间书》的这一年，恰好有贵州雇农张秀眉举行起义，苗民群起响应，很快就有数万人参与。结合贵州地区的情况，朱逢甲在《间书··自序》中说，一方面是“黔苗变起，土寇应之，寇多如毛，号称数万”；另一方面是“城屡陷，官屡徇，饷则匮矣，兵则恇矣，练则不教之民矣”。接下来，朱逢甲抓住了清军在军事作战方面失利的三个重要原因，即财政匮乏、官兵惧战、乡勇团练尚未得到训练。指出了清朝统治着的三大弊病，朱逢甲希望通过间谍手段，寻求能够事半功倍而扑灭农民起义的方法。在朱逢甲看来，只要间谍手段运用得法，打入起义军上层领导，进而“擒贼先擒王”，就可以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此可见，朱逢甲撰写《间书》的直接目的，是为挽救清朝而开的药方。

朱逢甲认为，间谍活动是一项正当的政治军事活动，查阅各种史籍可以看出，古代的圣贤，也不乏身为间谍者，如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姜尚、春秋的子贡，都是其中的典型。因此，人们大可不必讳言间事，不能一概以奸诈卑劣持之。朱逢甲在《间书》中强调，不管用间的具体手段如何，只要行为的目标符合道义，对除敌兴邦、救亡图存有所助益，不要斤斤计较与手段是否光明正大，这已经与现代的用间观点大同小异。

疑晚清的持平叟、执权居士、持平子、持平居士、公道老人均系同一人, 即朱逢甲。朱逢甲饱读经书, 国学底蕴深厚, 并在襄助传教士办报纸过程中接触到了西学, 具有了现代学科意识。1871年, 他在讨论中国传统相术时, 曾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过“心之理与事”一词, 为其创制“心理(学)”一词奠定了基础。中学与西学的交融与碰撞是朱逢甲创制“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尽管“心理(学)”一词首先由中国知识分子创制, 但因西学在中国晚清时期发展的延缓和曲折, 故没有像日本学者西周使用“心理学”一词之后在日本学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