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嵩阳

李嵩阳
  • 姓名:李嵩阳
  • 别名:字弦佩
  • 性别:
  • 朝代:清代
  • 出生地:
  • 出生日期:
  • 逝世日期:
  • 民族族群:

李嵩阳,生卒年不详,字弦佩,河南开封府封丘县人。明崇祯庚午(1630)举人。入清,累官监察御史。时有冤狱,久不得直,嵩阳至,立为昭雪。巡盐两淮,委引浩繁,狱中赭衣累累。嵩阳为理滞疏壅而课以法,商民大悦。提督上江学政,以能正文体,遂并下江归属。后升广西按察使。康熙五年(1666),祀乡贤。

李嵩阳书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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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家教

太公家教

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前有自序云,余乃生逢乱代,长值危时,忘乡失土,波进流离,只欲隐山学道,不能忍冻受饥,只想扬名后代,又无晏婴之机,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随缘信业,且逐随时之宜,就以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云云。则知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三卷,传说是书为有唐村落间老校书的才能著之。此书特以浅陋鄙俚之故,各史志与宋人书目,均未著录。俗传是书为《太公家教》的课本,唯前辈方知太公《家教》。张溟 《云谷杂记》卷二,亦著此书,可见是书流传于唐代。巴黎所藏敦煌古卷,有《新集文词》、《九经钞》两轴,屡引是书。侪太公于老子、孔子之间。作者或误以此太公为姜太公。然此又可知是书之见重于时矣,敦煌本又有一别卷。卷首题《武王家教》,而卷末则署为《太公家教》。设为武王与太公问答语,似从此书变蜕而出者。按陶九成《辍耕录》卷二十五所载金人院本名目,有《太公家教》一种。疑为扮演别本的,盖原书由一人口中宣讲伦理,不易成篇;别本直以太公为姜太公,又加入武王,一问一答,为天然戏曲原料。然则金元以来,是书别本犹行于世,其原书之不传,盖在南宋时。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是书共四卷。一整本,三残本,兹校其异文,定著为一卷,入之子部儒家。有 《敦煌卷子》本。

易经证释

易经证释

《易经证释》一书,由天津救世新教会于民国27年(1938)年发行铅字版本。据说是一位目不识丁的人扶鸾,由旁人记录而成。这位扶鸾者上祈孔子等人留下关于《周易》的讲解,在书中随处可见‘先圣’‘亚圣’等字眼。其中有不少印刷错误,没有白话文。易经证释这本书后来在台湾出版过,价格是1200一套共八本。据说是孔子当初讲周易时的教材,虽然大陆对此书评价不是很高,但是台湾有学者认为是目前唯一讲易卦辞最透彻的一本书。遗憾的是由于后人不达圣人心思已将圣人点校成了憋舌子,时值传统文化复兴之际,不想言说想点校此书以还原圣人原本流利的口齿。《易经证释》的评价比较高,是学习易经人,一本很不错的参考书。

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经注

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经注

题“傅洞真注”。洞真自序提到唐之杜天师,显然指的是唐末五代杜光庭。以此推测,洞真盖五代末或北宋之人。本注发挥经义,引有古经。

周易经传训解

周易经传训解

二卷,宋蔡渊著。朱彝尊《经义考》作四卷,佚一卷,存三卷。而此本唯存上、下经,名《周易卦爻经传训解》。董真卿《周易会通》说此书以《大象》置卦辞下,《小象》置各爻辞后,皆低一格别之。此本与之合。但书名多“卦爻”二字,疑为书贾所增。解说上经、下经,大旨主于义理之学。《四库全书提要》指出:“案朱彝尊《经义考》:蔡渊《周易经传训解》四卷,注曰‘存三卷’。此本惟存上下经二卷,题曰《周易卦爻经传训解》,与朱彝尊所记不符。据董真卿《周易会通》称:此书以《大象》置卦辞下,以《彖传》置《大象》后,以《小象》置各爻辞后,皆低一字,以别卦爻。与此本体例相合,知非赝托。

常变通考

常变通考

三十卷。朝鲜柳长源撰。柳长源字叔远,号东岩,全州人,生卒年不详。此书按顺序目录如下:《通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礼》、《学校礼》、《国恤礼》、《“家礼”考疑》。此书以朱子《家礼》为主,兼采经史子集,依类条附,摘取《家礼》原文为条目,如果有疑点、有涉及礼制沿革的内容或《家礼》未备的内容,则另立条目。《家礼》有与朱子晚年思想不合处则据《经传通解》及诸儒论断给予更改、补充。《家礼》中典故、名物难通晓的有《“家礼”考疑》予以解答。《家礼》未备之礼依《经传通解》补足。书名“常”指日用常礼,“变”指有疑点、有变易之礼。可见此书内容侧重日常适用,侧重析疑。且其书引征泛博、立论公允,较有价值。世传奎章阁藏刊本。

春秋集解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