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中国作家协会复查办公室《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
丁玲，女，七十四岁。一九三〇年参加左联，一九三二年加入共产党。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文学研究所主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行政七级。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取消原行政级别，保留作协理事，一九七五年经中央批准安置在山西省长治市老顶山公社九七八年七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丁玲同志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对其被划为右派问题，提出了申诉。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我们对她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关于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经复查，丁玲同志一九二三年被捕问题，中央宣传部曾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作过审查结论，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重新作了结论，定为叛徒。但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未超过一九五六年作结论时的根据。因此，我们认为，应维持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撤销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
二、 关于反党集团问题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了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气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丁玲提出申诉，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对丁玲问题进行复查。一九五七年六月初，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已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反党集团”帽子。
三、 关于右派问题
关于一九五七年春天丁玲与江丰反党集团、文汇报右派秘密勾结的问题，经复查，丁玲与江丰并无往来（“江丰反党集团”是一起错案，业经文化部复查改正）。至于《文汇报》记者访问丁玲，要求她谈丁、陈问题，当时被丁玲拒绝。因此，这个问题应予否定。
关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作协党组召开旨在解放丁、陈问题、加强党内团结的扩大会期间，丁玲曾对个别同志说过：“这次问题如不解决，我要退出作协。”这只是出于一时意气的话，不能看作是阴谋公开分裂文艺界。
一九四二年丁玲在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时，发表过王实味的反党文章《野百合花》，自己也写过《“三八”节有感》等错误文章，对此丁玲同志早已作过多次检查。
综上所述，丁玲同志的言行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她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M天后，我们从佳木斯乘火车到了汤原农场，住进了一间约二十多平方米的刷得粉白的空房子。只是墙上满是像孩子们涂得乱七八糟的图画和不成字体的字，还沾有许多干了的鸡粪，有两扇窗户，当西晒，空气充足。屋子里放了两张木板床，两张小桌子，两把凳子，我们忙着清理打扫，没有什么别的物质的欲望，我们十分满意。陈明忙着找到农场的邮局，订了报纸杂志，他觉得从此我们看不到文件了，我们又不能离开社会，明知道以后看报的时间很少，便更要多订儿种。第二天，他就到分配他去的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了。我被推许休息两天。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在这新安的家里，整理一下简单的行李，继续擦洗清扫那满是灰尘、鸡粪的家具和满是鸡粪的地面。屋里很空荡，我有心让自己想些高兴的事情，但总是有点不得安宁。这兀天所经历的生活，和遇见的一些陌生的，使人不免有点胆铉的一群人，就像走马灯似的在我脑子中来回转动。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人侮辱我，刺激我，可以说生活还是平静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总要忑忑志志不安。有时嫌自己太无所谓了；有时又嫌自己太多心，太计较了，我原来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比较豁达，比较自由舒展，无所顾虑的人。现在为什么对人热情不够？我又想，要热情干什么？现在谁也不需要你热情。比如在佳木斯，中央农垦部的副部长兼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同志看到我带给他的王震同志的亲笔信后，便向我们介绍合江垦区的整个情况和规划，还提出我们可以改换一个地方，不必到汤原农场而去新兴的星火集体农庄，他说得很坦白，星火农庄比汤原农场好，可是我只说：“去汤原农场是王部长的意思，是否就按王部长的决定办吧。而且，汤原农场也一定要变好的，在这一变革中，我们更可以学习到东西。”他提议我们可以在佳木斯多停几天，看看佳木斯的工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我也只说：“还是先去农场报到，参观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吧！”我简直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侏儒！我恨我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恨我自己，我不能恢复和保持我原有的洒脱和对新鲜事物的热情。
汤原农场杜场长是准备就要调离的，他给我的印象，像是一个没有什么准则，又没有什么作为的老同志，是团级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他对我很谦虚，可能过分谦虚了，使我疑心。他过去可能听到过我的名字，但对最近像雪片那样批判谩骂我的文章却漫不经心，所以还保持原来对我的印象。我自然应该感谢他，看得出他是有箪命经历的。但我还没有看出他的老练、热情，他好像还没有学会为人处世，他只用几句简单话就把我交给养鸡队一个年轻的姜支书。姜支书又简单地说，为了照顾我上班少走路，就在鸡舍院内指定给我们一间小屋，只有现在住的这间屋的-半。后来他到我们屋里来，看到东西挤得满满的，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他就让我们搬进现在这间大屋子的，陈明的班长何富有，下工后随陈明一起来到新居，一看就说，怎么，一把椅子也没有？这么大年纪了，我去想办法。果然，不一会儿，不知道他从哪里搬来了一把木头椅子。王震同志的亲笔信上要农场给我们一栋房子，就算烟消云散。反正我们已经知足了，自然不会再提，这间房子的走廊上，院子里全是乱飞乱跑的鸡群和遍地的鸡粪，垃圾。正是热天，那些气味总要送进屋里来的。家是有了一个，我们在这里擦擦洗洗，一时很难安定下来呵！
汤原农场场部的房子都是五十年代初期，铁道兵转业到东北时修建的营房，全是瓦顶、红色砖墙，质量很高，营房中间一个大院，南北两边是战士的集体宿舍，住一个连队，我们靠西面这-排过去是连部办公室、俱乐部、图书室，和夜晚值班千部的休息室，东面一排是连队的伙房和食堂，现在一个连队住的院子除了我住的一间较大的和另外四个养鸡姑娘住的两小间外，其余所有的房子都是住的莱亨鸡，约有两千五六百只，院子很大，是鸡的运动场，白天，所有的鸡都在这里运动，或喂食。鸡舍每天打扫，但这运动场却经常不打扫，人要有事出入，要通过运动场，得很注意，免得踩上鸡粪，我是新来乍到，最使我担心的是鸡，特别是那只大公鸡竟都欺生，当我走过，总有几只鸡猛然向我扑来，我躲也躲不及，我越躲，它就越凶，我壮着胆子向它们挥手，它们扑过来的就更凶了。陈明如果不在家，我只得尽可能躲在屋子里，连去厨房附近（厨房的门朝着院外）打水，或去厕所都很不方便，我真有点犯愁，过两天我要去鸡队上工，得给它们喂水喂食，我能怕它们扑，怕它们啄吗？不行，我不能让人家看出我的胆小，我得硬着头皮，还能怕鸡吗？我要劳动，怎么能怕鸡呢？太阳已经偏西，正晒在我屋子，这个家真热，热得人心里烦躁。为什么杜场长、姜支书不另外给我们一栋房子，硬要我们把家安在养鸡的院子里。这里到底是我的家，还是鸡的家呢？
十六、展览
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指点我们去食堂吃饭。昨天和今天上午我们只马马虎虎打了一点开水，就着几片饼干就过去了。我明知食堂里人多，但不能不去，迟早总是要去的。食堂离我们住处有一段距离，要横穿马路，走过场部办公室的一排房子，再走进一个同我们住的一样大的大院。我一走进这个院芋，听到一阵轰轰轰的人声，心里一跳，我预感到是否将有一场风暴，而且是我没有理解到的那么一场大风暴"我想退回去，但已经走进院子，出去也不行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仍然很脆弱，我仍然害怕一大群一大群的人。我不由地回想起，不，不是回想，是又掉进那些比针还尖，比冰还冷的鄙夷的愤怒的目光中。我在北京已经展览过多次，也示众过，像旧社会那些被处决的犯人，在行刑前插着木标游街示众一样！在那些指指点点，骂骂咧咧，得意洋洋的嘲弄声中，畏畏缩缩地躲闪着，心比一片片被人绞杀着更难过的那样战栗着。我曾以为只要离开北京，到农场来，可以悄悄地劳动，脚手服足，艰苦地为自己“赎罪”。现在看样子，食堂里的人多着咧，一层一层端着饭碗，好像排着队在那里，而且有许多人拥到门口来了！拥到门口看大右派，看我来了。两边房子里也拥出人来站在门口傻望。我记得一九五七年的秋天，作家协会批斗我的会未完全结束，又命令我到政协礼堂去参加全国的妇女代表大会，要我交代，我真是胆战心惊。我心里想，要枪毙也可以，何苦又要我示众呢？我攥着陈明的手哭了起来，好像求他似的，好像他能保护我似的：“我不敢去呀！我怕，我怕呵！”陈明拥着我，安慰我道：“你又不是没有经过风雨的，你一向都是坚强的。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示众。你尽管去，他们能把你怎样，人家愿意多看几眼，就让人看算了厂现在，我真有点懵了。陈明不等我清醒过来，抢先走在前边，我只得随后跟着，我们走进了食堂，立刻就淹没在人群里边了。人像墙似地围绕着我们，还跟着我们移动，只在我们四周，留着一点距离，陈明若无其事，到厨房窗口，买了一碗甲菜，一碗丙菜，我拿着碗去盛饭。我们走到靠墙角落的一张桌边，这里人少些，只有两三个人在附近吃饭，没有凳子，全都站着，那几个人冷冷地望着走到桌边去的我们，我自然不吭声凸陈明装着坦然的样子跟我说话，我什么也听不清，心里怪他吃饭太慢，还要讲话，为什么不三口两口吃完了早回去，难道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感到自在吗？后来食堂里的人慢慢少些了，我才抬头，看见那些人大半是转业军人，有的还穿着军衣。军人还是见过一点世面的，慢慢地他们自己说话，也不屑于老看着我了，我才稍微松一口气。厨房的菜还是做得可以的，我感到刚才自己的可笑和讨厌的脆弱。等得我们快吃完时，忽然几个年轻姑娘推推操操地走到我们桌前，很有兴致地围着我们的饭桌走了一圈，我望了她们一眼，觉得她们没有什么坏意。其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有很分明的眉眼，和撤红的双颊的姑娘憨憨地对我微笑了。陈明便对她们招呼说道：“你们笑，笑我们吃饭狼吞虎咽是吗？谁能都像你们，如同家雀啄食，老鼠偷油，沾上一点点就行了？”她们一群都大笑起来，好像她们忍了半天，没忍住，就一下大笑了。后来我们一道走出食堂，原来她们就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那四个女饲养员，都才十八九岁，初中毕业刚从牡丹江种鸡场学了半年养鸡，学习结束后分配到汤原农场来当饲养员的。看样子她们什么都还不懂，右派，自然右派不是好人，只是她们没见过，现在忽然有两个从北京来的大右派在她们身边，她们就得好生看看，看看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她们完全出于一种好奇，如同在动物园观看关在铁笼里老虎一样，对被看的我们有点害怕，也有点怜悯。
十七、青年诗人
从食堂随我们一道走回来的，还有一个畜牧兽医技术员，名叫汪金宝，我们刚到农场搬家过来的那天，他跟着姜支书，推着一辆手推车来帮忙运行李，只是没说什么话。现在好像是饭后无事，顺便我我们聊聊，我们已经习惯没有朋友，习惯不同人聊天，只有批判、责问、检讨，以为答话越简单越好，免得被别人找到岔子，节外生枝又来一顿猝不及防的劈头盖脸的批判、斗争。我不只怕一大群人，也怕个别的人。但汪金宝十足像i个愣小伙，我不太担心他对我会有恶意，或无端地来找我生事。但我怕他不够谨慎，不懂得利害，乱讲乱吹，或者把我的话加上“调料”再传出去。
汪金宝随我们到家，迸屋便坐下来了，他径直地对陈明说道：“你给我的印象太好了，在食堂里，我一直注意你，那么多人，带着各种心情，眼瞪得大大地看着你们，你却像没事人一样，一点不在乎，不趾高气扬，也不低三下四，真是不卑不亢，还谈笑自若咧。要是我处在你们的位置，我真不敢想象，我将怎样，可能掉头就跑，跳到河里，一个猛子扎下去疽原来我适才对他的估计是错了，他不特愣，还有心眼，在人多的地方，冷眼旁观，却有见地。我听了，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刚到农场，就遇到一个有心眼又善良的年轻人。惭愧的是我在食堂里为什么那样尴尬可笑……还是因为自己抛不掉一个“我”字，一个面子。朽了这个“我”字，就什么都使自己拘束，就很不自然了。
汪金宝不等我们答话，便又问道：“现在艾青在哪里？”
陈明说，“听说在八五二农场。”他沉默了-会儿”像是自语地对我们说道：“我喜欢艾青的诗。你们和他一定是很熟的。现在，你们以为我能给他写信吗？”
我们不敢鼓励他，也不便阻止他，他便又说；“我喜欢写诗，找不到方法，真想找一个老师，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客气，常常指导我。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助你们做的，告诉我好了，姜支书对我也这样说过的。”
到汤原农场，这是闯进我们生活的第一个“朋友”。我大胆地把他当一个“朋友”，我们从他简短的言词和淳朴的态度中，得到-丝温暧，我觉得他是我们在漂流中向我们漂过来的一根木头。他自然不能援救我们，但他给我们一丝希望，人世中还有好人。萍水相逢，我们还戴着一顶高帽子，有的人躲我们都躲不及，他却对我们以心相见，坦率无间。汪金宝呵！你在我们“重新做人”的起点上，给我们增加的勇气，这种作用你当时是不会懂得的。但我当时已是一个变得有点谨小慎微的人，我只能谦虚地推辞了一下，实际我也真的不懂诗，在写诗方面，我不能帮他。陈明大概由于对方的热情，不好一下推辞，便问了一些他的经历，他是穆陵人，二十岁，初中毕业后进兽医专科学校，不久前，分配来农场畜牧科当技术员，治马、治牛也治猪，但主要是负责治猪。听他说话，总觉得他有东北人特有的爽朗，热情，略嫌简单。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几页剪报，是佳木斯农垦局出版的《农垦报》，约有五六页，上面刊有他写的诗，署名柯红。这些诗，也正如当时许多报纸上刊在尾版上的诗一样。分行写，有一点韵节，有一点风光，讲一点心情，叙一段小故事，读得下去，却不一定能留在心上，或引起遐想，读完就过去了。没有作者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的感受，一般化，可怕的一般化。汪金宝还年轻，原只有高中文化水平，在中专时，可能专学兽医这行，他没有可能读过很多诗，也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些只是中学生的语文习作。但我千万不能挫伤他的兴趣，只要他能保持他的纯真和善良，刻苦用功，多读点好诗，将来也可以写出好诗来的。还是应该先养成诗人的气质，具有诗人的品德，然后再谈写诗的技巧吧。
十八、拣蛋
畜牧队的姜支书是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部队的，出身好，在连队当兵，没打什么大仗，就随军集体转业了。他有初中毕业程度，待人有年轻人的热情、随便，对我主动提出要参加鸡队劳动很表示好感。他再三对我说，杜场长嘱咐过，说我过去做文化工作，没有劳动习惯，现在年龄五十四岁，介绍信上说是来体验生活，没有说要劳动，因此对我的劳动，不做硬性规定，如果力所能及，她自己要求参加一点劳动，也是可以的"姜支书不知道该怎样具体安排，便先把鸡队的工作仔细地向我介绍，把队长、排长、班长、饲养员的情况也都毫不见外地告诉我，态度非常友好坦率。他带领我在鸡队参观，介绍我认识队长、班、组长。后来他又征求我自己对工作的意见，他以为最好按鸡队的生产顺序到每个车间都实习一阵。这样，他先把我带到孵化组，把我交代给组长邓明春，又再三叮嘱我，如果感到累了，就回家体息，不要勉强，不要长久留在孵化的暗室，这里温度太高，湿度也大。听到这些，我暗自高兴，我又碰到了一个好人，我应该虚心向他和他们学习。
孵化组组长邓明春是党员，一九五〇年参军入伍，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在连队里当文书，一九五七年转业到牡丹江种畜场学习孵化，一九五八年才调来汤原农场不久。这人个子矮小，精明机灵，会察言观色，能说会道。他一边招呼我，一边向我介绍情况。他把孵化的柜子打开，指给我看那层层排列在里面的种蛋，他转动孵化柜的圆架，另外一个青年女工，一个青年男工也跟着他干。他把我当作一个初来乍到的学生，仔细讲解孵化的过程和操作方法。这样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一个农村中的高小毕业生，现在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被培养成了一个精明强干、懂得一定的业务技术，又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基层干部。我从这里看到党的光辉，我非常高兴。忘记了我现在的身份，把他当一个自己晚辈那样欣赏、愉悦。
我就要求开始工作，邓明春分配我和另外一个姑娘一起选蛋，他说这是比较容易，也是比较简单的轻劳动。我就到另一间堆满了鸡蛋的屋子里，从一箱一箱的鸡蛋里，一个个拿出来分别挑选，把好的，合格的，能够孵化的留在一边，那一个同我一道的姑娘，她一手能拿五个蛋，我只能一个一个拿，最多能拿两个，而且动作很慢，我怎么也赶不上她，心里很慌，原以为这是轻劳动，但半今钟头下来，我的腰疼了，手指也发僵，我开始坐不住了臼我原来就患脊椎骨质增生，常常腰疼心一九五二年曾到大连、鞍山汤岗子治疗，后来又请中医针灸，疼痛稍有减轻，但一直是一个不治的痼疾。开始我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我总以为最好参加一点劳动，却没有向农垦局、农场或姜支书讲清楚。现在刚坐下来选种蛋，轻劳动，才拣了半个钟头，怎好就不坚持，就对年轻组长说我不干，要回家去呢？我心里越嘀咕，腰越疼，手越僵，都急得出汗了。我心里想，是否先站起来，活动活动走几圈吧。并不是我不愿劳动，是身体有病嘛。可是我又命令自己，再坚持半个钟头，哪能干一会儿就停手？又过一阵，我眼花，头晕，要倒下去。幸好，这时走来了张振辉。他是饲料室的组长，一个由河北农村来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他是到孵化室来看热闹，看大右派的。他走进门，一眼就看出我的不行了，忙说：“我说丁玲是啥样子，原来是一个老太婆。呵！看，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快歇息一会儿吧。不要以为拣蛋不费力，从没有干过嘛。”他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我就势扶着他才勉强站了起来，连腿也是硬的。邓明春忙从孵化室里走出来，抱歉似地说：“你回家体息去吧，身体好些了再来，不要勉强。”张振辉把我扶到院子里，一阵风悠然吹过，我心里有点迷迷糊糊，觉得不该走，却很自然地慢慢走回家去了，顾不上同他们告别，连交代一声也没有。这第一次上劳动课就这样下阵，我心里好懊恼呵！
十九、远方来信
喂完了最后一趟料，天色黑下来了，畜牧队打夜班的老王头正在各个鸡舍里巡视，看有没有没关好的窗户，有没有没关好的小门洞，看火墙的炉火烧得旺不旺。我走出屋子，踩着冻实了的鸡粪和嵌着白色羽毛的硬梆梆的沙土地走到院子外面的路上，路边都是积雪。漫天灰漾漾的一片，只有太阳刚下去的那方还显着一抹微微带紫或暗红的颜色；但这也不会长久，很快就要溶入那整个的灰漾漾里去的。我走在这里只是为着望望这灰色的寥阔的天，望望路边几株掉完了叶子的枯枝，路上没有人，即使在大白天，这里也是少人走的，这不是大路。一点风也没有，是不是随着天，随着地都冻住了呢？不，不可能的，风总是会移动的，天的那边还有人嘛！那边，那边不远不是有房子吗？那儿是农场场部，是我们农场办公的地方。而且，就在我住的院子后边，不是满满住得有一个院子的鸡吗？那几个养鸡姑娘不就是搬到那个院子里住的吗？原来她们和我住一个院，就住在我间壁，每天晚上她们都到我屋子里来玩一阵，是-群天真朴实的姑娘n后来农场领导为了要孤立我，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就命令她们搬走了。每天晚上就只我孤凄一人独自在这条路上徘徊。一个人也好，我就一个人占领这偌大的天地。我可以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窥视我，直说就是没有人监视我，我可以安静一会儿，让思想自由飞翔吧。在西北边，越过辽阔的耕地，越过一些小村屯，有一个热闹的小城，煤城。因为有煤就一年年兴旺起来。听说已经是一个有四十万人的城市了。这个城叫鹤岗。在鹤岗北边，临近黑龙江江边还有好些小城镇和许多农场；。这样，鹤岗就显得更重要了。又逢大跃进的年代，从佳木斯到鹤岗的火车线路要建复线，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刻。抢农活冬闲季节正好赶修这条线路的土方工程。陈明就跟着他所在的生产二队去到那里。这样我们刚到北大荒两个多月就又分开了。他是九月下旬去的，现在又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的日落黄昏，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越来越冷的路边，踽踽独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难舍的恋情每天托付这灰暗的浮云寄了过去。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他肩上压起的红肿块，消了吗？在窝棚里同同志们一块儿在烫脚吗？他会不会也走出窝棚看看天，望望从东南方向游来的黑色的云烟呢？不，云烟是走不到那里的。云烟都早巳在半路消失了。他会不会从飘去的微风中嗅到什么？感觉到什么？那里将含着薄薄的-缕馨香吧，一点点爱情的馨香吧。唉，太远了，什么都不能捎一点儿去。不，不要捎，不必捎。他已经带去了，带去了所有的温存，所有的知心。他就生活在这里边，他不会忘去的。而且一定会带回来的。到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他就会带回来的，把他的关心、把他息息相通的那些体贴就都带回来了。啊！星期六，实在令人想望的星期六呵！
星期六晚上，是修路工人回家来的时候。修路工人将满身带着雪花、冰屑和寒气走进屋子里来，不敲门就进来了。他会举起网兜，把铝饭盒拿出来，里而装着一些新鲜的菜肴，是从工地附近那热气蒸腾的小饭馆、小茅屋里买出来的；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病、没有伤，是神情爽利，是有力的眼睛和臂膀。他在修路时算是好劳力，有时还挑双筐和小伙子竞赛。有人说：“他是右派，好像不应该受表扬，不过我还是要表扬他。”于是屋子里亮堂堂的，热呼呼的。灯底下的语言是无所不包的，天下大事、工地趣事、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但都会小心旧有的那些“伤口”，谁也不去碰它，让那些恶言恶语，那些丧心病狂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自足自乐。我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公主，蜕去了一身又污秽又耻辱的青蛙外皮，而露出本相，恢复了美丽的原形。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是一个革命战士，是党的儿女，我享受着纯洁的爱情，我简直不懂得忧愁。……星期六的晚上，是一个浪漫的梦，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段百读不厌的文章。可是，今天是星期几呢？一天，两天，三天……还早得很呢。
西边、再西边，遥远的异国，我还有一对儿女咧。多可爱的儿女呀！他们都是在延安长大的。他们都有过父亲，可是我从来不忍心同他们谈到他们的父亲”让他们把党当成父亲好了。他们真的就是这样，都早早人了党，是正式党员。他们跟着党，过了多年的艰苦生活，在童年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只有集体的欢欣；但他们有母亲。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希望他们锻炼得坚强，母亲从没有对他们有一点娇生惯养。我的母亲曾怎样对待我的，现在我就怎样对待他们。我小时，从来没享受一点做为爱娇的闺女的幸福，没听到过一声心肝宝贝的亲昵的呼唤；我也拒绝了一个做为母亲的满饮母性的甜酒。但我欣赏我对自己母亲的了解。我们不是母女，而是朋友，是最贴心的朋友，是彼此生命的支柱，因此，我也希望我同我的儿女是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当他们很小，我怀抱着他们的时候我就盼着他们长大。我感到有许多话要向他们说，满心希望他们成为妈妈的知己，是能同妈妈谈心，能无所不谈的，是最谈得来的。现在，风暴之后，能谈什么呢？能谈心里话吗？我只能违心地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坏人。你们要相信党。去年，一九五七年，报上发表文艺界粉碎了反党集团的报道后，祖慧【1】从莫斯科打来长途电话，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反复地说：“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没有勇气接电话，不敢听她的哭声，我坐在电话机旁，眼泪像泉水一样在我脸上流淌，火辣辣地在我心里流过。我无法和她对话，我能说什么呢？陈明在电话里只能说：“你听党的话。不要管我们的事。你要坚强起来。要熬过去，自己好好学习、生活吧。”惨白的灯光把屋子照得像地狱似的阴惨惨的，陈明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我们互相望着，为天真无邪的受伤的孩子难过。祖林正好在国内，在北京，他也亲受了那沉重的打击。整天整天不说话，也不吃，只是躺在小屋里流眼泪。我宁愿自己受责备。挨罚，下地狱，上刀山，也不愿意看见他无言地在那里默默受罪，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应承，也不能解释。一切辱骂、一切讽刺，一切在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匍匐流涕，锥心泣血，低头认“罪”。我的一切都被毁灭了。我还能在儿女面前要求得到什么呢？他们太幼小了、太犬真了。他们如果还相信妈妈，他们就太惨了，他们也会挨打的。他们如果不再相信妈妈，他们将更苦，他们不只要承受失去妈妈的痛苫，还耍承受从妈妈那里得来的耻辱。他们抬不起头，怕人家看见他们想起他们可耻的妈妈，他们脸上好像打有金印，是谁的儿子。他们不敢见妈妈的熟人，也不敢见自己的熟人，他们变成最敏感的人，最柔弱的人，怕人家的恶脸，也怕人家的好脸；怕刺激，也怕同情。什么都是不幸，反正是一对可怜的儿女。
【1】丁玲的女儿。
在任何时候，不管是在沉重的劳动中，或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我都念念不忘他们，担心他们。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他们将怎样向组织交代，怎样向他们的朋友，他们未婚的爱人表明心迹……，他们都是极憨直单纯的人，面对这样尖锐复杂严垣的事态，他们将怎样生活下去十而这一切都是被爱他们的人连累的，是一个母亲加害于自己的儿女的“母亲不好受，但她毕竟是从几十年艰难险阻中走过来的人，在这边远的北大荒，即使亲人离散，但她是一个老党员，她相信历史，她不失去希望，她一定能熬过去。可是孩子们像刚出土的嫩苗，怎能经受住这样苦涩的风霜！刚放苞的鲜花，怎能放在烈火上炙烤？我可以想出一千条理由命令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对这一对无辜的孩子我却一丝一毫也不能帮助他们。这种压在心底、充塞血管的苦汁不断地折磨我，一分一秒也难得平静。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说得上是得到解脱呢？
天黑了，上下左右一片黑，天上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是不是天要变，明天又将下一场大雪？场部办公室里还有几点豆似的闪烁的灯光，我的双脚冻得站不住了，浑身也感到麻木了，我慢慢踱回院子，走进我的房间，打开电灯，走近火炉”炉火快灭了，我围着炉子打转，扔进一些木柴，加了一些煤块，火毕毕剥剥燃烧起来。屋里暖和多了，我感到身上又有了一股热气。我喝了一杯热开水，就走到小桌子边去读报。这是我每天生活秩序的一项，报纸每天傍晚来，有时我自己到场部收发室去取，有时打夜班的老壬头顺便捎来。老王头是四川人，跟着当连长的儿子转业来农场的。现在儿子换了地方，他一个孤老头子就留在这畜牧队当工人，干不了多少活，就打夜班。自从我搬到这四周全是鸡舍的院子后，夜晚他偶尔主动来看看我，不敢多坐，喝一杯开水，抽半支烟，说一两句话；“白天职匚开小组会，有人说你好疽或者是：“队长在部队是营级干部，谈到你时他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是；或者又说：“指导员面前你要小心厂他并不要听我的回答，说几句就走了。我明知道这老头不坏，却不敢接近他。我不喜欢听小话，更不愿意连累人；不过他总三四天来转一次，像到鸡舍看窗户关好没有一样；今天的报纸就是他捎来的。
我翻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封信！到北大荒后我很少收到来信，我们是被遗弃了的人，哪里会有人给我们来信？即使还有挂念我们的人，我们相信有几个人会为我们惋惜，只是他们怎么敢给我们写信呢？！我们也曾暗暗企求哪天会从天外K来一只鸿雁，让我们知道一点人世的消息，听到一曲短短的美丽的音乐。可是我们又希望谁也不要给我们来信，我们最怕听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熟人因我们而落到像我们一样的境地。这是最可怕的！因此我们虽然十分想念世界上曾经与我们有过关系的亲人、朋友，但我们不敢，不愿和他们再有什么联系。现在竟然收到一封来信，立刻像有千万个电子射向我脑子并且四散传播，挤撞，这是谁的来信？有什么样的消息？是祸、是福，……说不清有多少个人的形象在眼前转动，有多少个声音在耳边响动。信封上的字迹使我马上明白了，这不是儿子的来信吗？是从遥远的列宁格勒寄来的呵！我还是七月间刚到这里时给他去过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北大荒安了家，我说了许多使人愉快的话、让人放心的话，我也说过相信他们、放心他们，反复叮嘱他们要听党的话，我还违心地告诉他，我确有错误，我心里多么想得到一封回信，让我知道他的情况，但我又担心他因此得祸，不希望他给我来信。他没有给我回信，我又高兴，又失望，怎么今天竟回信了？出了什么事吗？这是一个深情的孩子，有理智的年轻党员，但他能顶得住吗？加在他身上的庄力太大了"我急于要看来信，等不及撕开信封，急切地要知道落在我头上的到底是什么，我心跳，手颤，盼望这是我承受得了的厂终于，我畏畏缩缩地展开信纸，一行行，一字字地读了下去”
呵！多好啊！开头写得多么平静。他一点不动感情。述说了他的生活照旧，告诉我他的毕业论文已经写完，老师同学都非常满意。他不久可以领到毕业文凭；但年底还不能回国，将去潜水舰艇实习几个月，计划明年夏天可以回来。他询问了我们的生活，希望我们在劳动改造中有收获，有进步……看到这里，心里滋生了许多说不清的滋味！后面的述说仍然是冷静的，他告诉我，近几个月来，受到一些同学的批评，也得到一些同学的同情。他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在一个时期里不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和任何联系。……这里没有更多地说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流露出一点感情。这种冷静使我怔住了。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会是最爱我的儿子此刻写给我的判决书吗？
我不能哭，我不敢哭。我小心谨慎地要保住我感情的堤坝，只要有一丝缝隙，水就会潜流进来。只要有一条细流，就会洪水奔涌，就会泛滥成灾，就能淹没一切，淹没我自己。我所有蓄积起来的，我们精心培育起来的，细心修补起来的，那道维持我活下来的，薄薄的堤坝是经不起再受冲击的。可是，我该怎样想，怎样办呢？我呆了，我该死心了。我该支持他的理智的决定。我该鼓励他。但在支持他的里面，我自己将不能支持自己。我该为他的冷静处理感到高兴。他只能这样，他只是为了怕我动感情才克制住他的感情的。可是我将被他的冷静冻僵。儿子啊！你也许不会想到从此你妈妈将被送上绞架，送到天国、送到地狱、送到永远的黑暗中去“可是我反过来想，他可能从此得到解救，至少可以减刑，他还可能争取保持住自己学习的专业。这在他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亲爱的儿子呵！你知道吗？妈妈已经软弱得不能再经受一丝风雨了，她的忍耐力和使自己坚持活下去的一点支柱是摇摇欲坠的。她现在更需要的是爱，是温暖，是了解，是信任，是剥掉强加在身上的那件耻辱的外衣，是挖去盖在罪犯脸上的金印，是要对未来重新确立信心，是要迎着暴风雨屹立在浪涛中的力量，是要坚定，是要坚强。可是，现在，我能忍心说这封来信是对我又一次的致命打击吗？这能怪你吗？不能，不能！你是对的，你早就应该这样做。你只是过了很久，为了不使我伤心才等待着、等到这时才下的决心。你也是被害者。你的冷静只是为了使我冷静。我很理解儿子的处境。心情和为此而经历着的痛苦与折磨。
我呆呆坐在小桌子旁的椅子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老王头站在桌边，他茫然地望着我，又满屋搜索。半天，他才说：“出什么事了？我一直看见你屋里灯光不灭，唉，陈明不在家，要多照顾自己呵。”我仍然不能动，不能说，只是呆呆地，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又向炉子里加了木柴，加了煤块。最后他扶我到床上，他为我关了电灯，退了出去。我的表老早就坏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只听见屋外风吼，天果然变了。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好心的小组长来看过我，问我是不是病了，要我休息。晚上，夜深了，我仍在昏迷中，听到门“呀”地响了一声，走进来一看，真真吓了我一跳，啊！修路工人又回来了。他俯下身子看我。我从来不是教徒，可是我想，是快乐的圣诞节日来临了。
一股凉气侵袭到我脸上，但全身却暖过来了。严严实实压在心底的热泪，涌满眼眶，忍不住流了下来。陈明说，“队上有人一早赶来看我，说老王头告诉他你病了。我立刻就请假赶回来了。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已经承受了一切，还准备着承受一切，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怕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短信寄到列宁格勒，说：“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决定，你是对的；放心妈妈好了。”
下卷 “牛棚”小品
一、造反派的威风
我年轻的时候，不太懂事，好像有点孤高自傲，不太容易喜欢人，特别是对一些妄自尊大、飞扬浮躁的女人。除非她是非常聪明、非常漂亮、非常会做人的人，才会引起我给以注意或喜爱。我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这是一种很不好的脾气3以后年事稍长，阅世稍深，这脾气才逐渐改变。到后来就更改变而成为一种偏爱，凡看到年轻姑娘，就如看见新鲜美丽的花朵，总是爱着她们，爱亲近她们，爱关注她们；即使发现她们的缺点，也能够理解，给以原谅，而且也忘记了自已的老和丑。虽然我已经不能再吸引她们，但还是可以和平相处，甚至也有人仍然欣喜接受我的爱抚心可是在十年动乱中，我才忽然感到怎么这样难于和她们接近臼无论我怎样尽心竭力，也难以获得她们的丝毫同情，我曾和那么一群革命女将相处大半年，可算是朝夕与共，至今想来，仍觉得那种相处是多么的别扭啊！可是我至今还仍然想着她们，她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过什么生活？她们对社会有什么认识？对过去有什么看法？对现在抱什么态度？她们一定也变了，是怎么变的呢？变好了呢还是变坏了呢？我很想她们“她们会想到我吗？
我第一次见到这群革命女将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八九月间，那时我在宝泉岭农场水利大楼的一间“牛棚”里已经住了快二个月，“牛棚”里还只关着我一个人、四个造反派的家属日夜轮班看管我“她们对我都还算不错，常常问寒问暖，问我的家世，问我的遭遇。有时看见我吃得太少。打饭时，便给我买一个稍好的菜“她们的出发点可能是：这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尽管有时因为照顾我她们遭到旁人的责问，但还没有引起太大的麻烦。这时我虽然很痛苦，思想受熬煎，但只要不搞突然袭击，来什么批斗，日子总还是可以挨得过去。一天我正坐在炕上，看放在桌上的一张旧报纸；报纸是陈明隔几天送一次来。屋子里很黑，窗户下层的两块玻璃都涂有墨水，只剩上边一块透进微弱的光亮，这时房门忽然砰的一声推开了，进来一群年轻人，我不敢抬头看她们，（如果我抬头看看，她们就会嚷嚷，“看，她那仇恨的眼光！”）习惯地低着头无声地坐着，就听到好几个人齐声咆哮道：“你是什么东西！还坐在那里不动弹厂接着更多的声音乱嚷道：“还不快站起！跪下跪下广而且有人扑近来，有人拉，有人推，有的动拳头，有人用脚踢，我就跪在炕边了。我来不及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拳脚像暴风雨般地落到我的身上。我听见有人斥骂：“大右派！大特务！反革命！打死她！打死一个少一个！……”我实在又紧张、又麻木，一下醒悟不过来，不明白我又犯了什么大罪，该挨如此这般的暴打，我只得任她们打骂，任她们发泄。值班看守我的那两个家属也不知怎么一回事，被挤得站到一边去了，不敢保护我。我躬身弯腰缩头缩脑跪在炕边，任她们暴打了一阵。她们又翻了一下我看的报纸，把压在我枕下的几件换洗衣服抖落出来，扔在地上，好像我犯了滔天罪行，又像是得罪了她们，她们跑来痛痛快快地找我出气，报复一番。然后一阵风一股浪似地涌着挤出小门走了。
我慢慢站起来，收拾地上、炕上，然后又低着头就着微弱的亮光看报。好像任何事都没有发生那样。其实我浑身都像掉在火里，火烧火辣的，一颗心更冷了，也更麻木了。一个小头头，造反派指挥部的人跷着二郎腿坐在炕那头冷静地对看守我的家属解释道；“这是刚从北京来的学生。看她们的造反精神，她们真革命广这次暴打留给我的腰眼疼痛，加重了我原来的腰痛病，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要犯。
北京的学生，我见过很多。“五四”时代的，“一二.九”时代的，抗日战争时代的，这些都不说，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的我也见过不少。像我的好友罗兰同志的女儿宁宁，在北京大学学考古，谦逊有礼，她同我谈读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的感想显得多么有思想，有修养。我也见过一些学科学的少男少女，他们孜孜不倦地在斗室里勤奋学习，力求上进。六三年底我请假到北京治病，两个大学生亲戚常来看我，我和他们互相都能接近，了解，融洽，很谈得来。六四年我们调到宝泉岭农场，遇到几个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属于社会青年，是在社会上曾经犯过一点大大小小错误的人“我们同这些年青人也处得很好由因为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过去犯的那些错误，算不了什么，他们都太年轻，他们都还有远大的未来，现在的环境对他们的未来将起重大的影响；我们尽可能去理解他们。我们本着自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我们不冷淡他们，注意发现和重视他们的长处，有机会，有条件时还向领导建议。吸收他们参加工会组织的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小分队。他们在工作中都表现得很好，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我听说，他们中还有人留在县的文工团里，成了台柱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批斗我们的时候，他们还有人无所顾虑地对我们表示公正，不给我们为难，而现在，同样是来自首都北京的这批革命小将却为什么这样盲目、横暴，初见面就不分缘由，给一个龙钟老人一顿暴打，来一个下马威？他们在首都受到革命造反的洗礼，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那么以后又将怎样呢？我心中不免升起一阵忧虑。这忧虑并不是为我自己的胆小、痛苦，我只是想到这批年轻人的未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
五、希望在阳光下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关在“牛棚”里的人将近发落完了时，才一声令下，放我离开“牛棚"去二十一队劳动，在群众专政监督下劳动。我含着满腹的悲愤和辛酸告别了陈明。陈明将发落到什么地方去呢？他的命运前途如何呢？离开我，没有我，他将怎样生活呢？而我没有了他，我只能勉励自己，全力支持自己，使自己不倒下去，也许将来还能再见一面吧。我恨透了这间“牛棚”，却又难舍难离这“牛棚”。我无奈地走出了水利大楼，我在这栋楼下孤独地住了十个月，十个月中经常想到何时能回家，回到八委的只有七平方米的那间温暖的小茅屋去。现在已经明明白白回不去了，从陈明进“牛棚”不久，那间小屋连同我们过日子的锅盆碗盏都全部借给一个转业来的军人家属去用了。现在不能想它了，现在只能想念这个曾经把我禁闭了十个月的水利大楼了。尽管这间小屋记下了赐与我的许多污辱、许多痛苦，但这间小屋的邻室曾住着与我同命运的人，住着有了解我、关心我、爱我、疼我的亲人，有将我同这世界联结起来的人。现在把我打发到哪里去呢？二十一队，这个在多次武斗中出名凶狠的队，是一个老虎队。二十一队里有打过我的人，有侮辱过我的人，这帮人三五结伴，经常在三更半夜到我们家来，名为抄“四旧”，实则打砸抢。他们拿走我们的衣物、鞋、袜、笔记本、稿件，和日常的生活用品。我现在正是被押到他们那里去，在这帮凶神恶煞的眼皮底下过日子，我只能用^抖的心灵去迎接更加残酷，更加黑暗悲惨的日子。但我却又揣想着，安慰自己，可能这里还会有一线的希望，不是别的，我只以为，不管怎么样，我可以不再关在黑屋子里，我可以见到太阳了。我可以在阳光底下劳动了。劳动是累人的，是苦的，但在劳动中我是可以得到乐趣的，而且是在太阳底下，我是多么的长时期的渴望阳光啊！一九五八年我决心离开北京来东北劳动。在劳动中还是得到过乐趣的。现在重又下来劳动，我真愿意。我以为人与人在共同劳动中是可以产生共同感情的。这可以打通人为的隔阂而沟通彼此的心曲。这我是愿意的。尽管我背负着创伤和恐惧，但我仍然鼓起我生命中仅有的力量，一边免不了战战兢兢想到我将遭遇的种种灾难，但还是打开一丝心扉，向着阳光，迎接阳光。
当我们走到一条岔道边时，推着自行车走在我后边的那名“解差”忽然命令道：“转弯走厂就是说要我走一条去二十一队的小道。我有点迟疑了。走大道路上碰见的人多，常常碰见一群群小孩，在几个大一点的学生的唆使怂恿下，他们会跟在我身后起哄，边跑边叫，当着好玩。“打倒丁玲！打倒大右派广有时还会飞过来几块小石头子。造反派以此得意，他们彼此笑着：“看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得多么广泛深刻，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嘛厂但我更怕走少有人走的小道。如果在这里遇到一两个坏人，一看前后左右没有行人他们更会耍尽威风，有时用拳，有时用棍，有时还会用手中的锄头、镰刀朝你砍来。我真怕，我得拼命快跑，有时得挨一两下，有时便狠狠地被饱打一顿。想到这里，我不愿拐弯。但“解差”用自行车横撞过来，我退到路边，他又挤过来，接着嚷道：“叫你拐弯嘛！”我只好听命拐弯，走进果园苗圃里一条小道。这里行人很少，我有点心悸。但那位“解差”却一变刚才的凶相，很平和地说道：“把行李放到车架上。”我一下不能理解他的话，回头望望他。他一板正经地又重复了一遍，看来不是开玩笑。我才放心，并且暗暗欢喜，因为我已经被肩上的那四件小行李压得喘不过气，战争时期经常行军，我也没有背过这样多的东西。这几件行李并不十分重，我是勉强拿得动的，只是又要走路，还要快步走路。他可能看出我的狼狈样子，才发了善心。我用发抖的手把网兜放在地下，又从肩上卸下那两小卷铺盖，一床薄被子，一条褥子放到他的自行车架上，还可以放上一个网兜。我一身感到轻松，用衣袖擦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再拎起剩下的一个网兜。而且稍稍放慢点步子，我也不敢去多看几眼那个“解差”，怕惹怒了他。可是我心里却充满了对他的感激之情，为又碰到一个通情的人而高兴，把适才的担心、愁苦都放开一边了。
六、晒肥场上的遐想
走了一大段路，才走出果园，转到一条上坡的大道，不远便到了二十一队。再走过几个小坡，便看见坡下场院里满是人群正在那里劳动。“解差”命令道：“你也去那里干活去，我把你的行李送到你的宿舍去厂他拿过我手里的网兜，就一个劲上坡向队部宿舍那个方向去了。
我放眼一看，啊！真热闹啊！满场院都是人。我怯生生地走拢去。一个中年人，留有络腮胡子，远远看见了我，板着脸，恶狠狠走近来，抛给我一个钉耙，厉声道：“就在这里翻晒肥料，老老实实，不准耍滑偷懒！”我接过钉耙，就在这满场院铺晒拌了药的土疙瘩当中走开了，边走边推，把这些肥料翻松扒开来承受阳光。啊！我自己也该尽情地承受这久别的阳光。
但我不敢昂头，我悄悄看到有一群青年，兴致很好，在这大场院里来回走着，他们、她们大声吆喝、说着，笑笑闹闹。好在他们谁也不看我，不屑于看我。我开始的紧张，慢慢松弛一些。我好像感到，也可能是我有意去想，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一九六六年，麦收时，我主动要求下队劳动，也曾在七队的摊满麦粒的场院里用耙子来回走着、推着，翻晒新麦。虽然那时七队的指导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我表现亲切，职工们也似乎有了一点点隔阂，但他们还是让我们去为他们布置农忙时节的俱乐部，设计，画光荣榜等。每天都客气地把农忙时特地加添的一顿下午饭，炸油条或是两个热呼呼的大肉包子送到我们手上，还有几个曾经接近过我们的工人和家属、北京青年，不时地和我们说几句话。而最使我能比较坦然地在那里劳动和生活的，是邓婉荣【1】也在七队参加劳动，她同我们一道从场部下来，她还时时照顾我，而她在七队，谁对她都熟悉，都友好。她的垦区标兵的荣誉称号，就是在七队每年评比中，公认选举出来的。在表面上她在七队是一个普通工人，但她在队上享有百分之百的信任，在七队她是一个权威人士，那个时候只要我跟著她，就能得到安全，七队的老职工们是不会给我一点点难堪的。而且她在场院奔走忙碌，是霞光四射的，我会因为她感到劳动的愉快。现在时过境迁，我被揪到【1】邓婉荣同志是当年星区著名的标兵。丁玲复出后的第一篇散文《杜晚香》便是以邓婉荣的事迹为标本的。
二十一队，情景大不一样了，但那种过去的淡淡的回忆仍使我微微动情，我会稍稍忘记眼前的艰难险峻。难道这群年轻人不可爱吗？他们从北京来，从上海来，从哈尔滨来，他们离开城市，离开父母，离开优越的牛活来到这荒芜的边疆，她们、他们自然多少会有远大的理想和劳动热情，我应该把他们当着老师，像过去我对邓婉荣那样。我愿意相信他们。我几乎以为一切都会很快变好起来。虽然心里还填满了刚刚离别陈明的阴影。
七、“你还配睡午觉！”
中午收工时，那位“解差”又来了，他把我引到一间集体宿舍里，指着靠房门的一张小木床道：“你就睡在这里。把东西收拾好，再到食堂去买饭票。马上就开饭了疽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南边窗户下有一铺大炕，可以睡八九个人。炕上铺着花花绿绿的床单，摺放着几床厚厚的棉被。东边也是一铺大炕，可以睡四五个人。我的床紧靠西墙，床的两头都有一点点空地方，南头码着一摞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箱子。北头靠门的三尺来宽的空地方，放着水桶、扫帚之类的杂物。屋子中间是一堵一米半高的火墙，从北到南约有三米长的样子，火墙南头留了一条小道。这道火墙把我和东边的炕隔开了，我只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人影。但睡在那边炕上的人进进出出都要绕过火墙，走过我的床前，顺着火墙一溜支着一个窄长的木架子，住在这间屋里的人所有的脸盆嗽口缸，镜子等塞满了这个架子“我稍稍整理一下床铺，我已没有多余的东西，只能把换洗衣服和脸盆、牙缸都塞在炕头底下和床铺底下。
我赶紧到食堂去买饭票。食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我远远站在后面“等所有人都打过了饭菜，我才走到窗曰伸手递过五元钱买饭票】厨房里边那个同志似乎是一个知青，伸出头来望我一眼，又转过头去朝里边人喊道：“是那个大右派厂然后才转过来从抽屉里点了儿张食堂的粮票菜票给我，还问；“怎么只买五块钱的？”我说：“以后再买吧。现在只有这点钱。”他又向里面的同伙说：“是一个穷右派，装穷！几十万块钱，都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然后又对我说：“乙菜卖完了，只有甲菜，五毛钱一个。以后开饭早点来，你不能顿顿吃甲菜。”我心里有点高兴，甲菜就甲菜吧，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尝到肉味了。今天刚来，第一天就吃顿好的吧。我把菜和饭端到屋外空地里，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好在人们都在屋里、宿舍里吃饭，没有人来这里打扰。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我不被人注意，能够让我默默地好像没有我这个人那样，像一条牛、一匹马那样无声地劳动着，那样我才会感到我的存在，感到世界上还有一个我，我可以从那样一个安宁的小世界里找到一点点存在的乐趣，吃完饭的人都回宿舍休息去了，食堂内外慢慢人少了，我也吃完了饭。我想，我也该休息一会儿了。我该点燃一支烟解解乏，松弛松弛绷得紧紧的神经。我需要一支烟，一张床，那怕很短很短的时间，一会儿也好。于是我踽踽慢步走向那间让我栖身的大宿舍去。
同屋的人异回来了，全是二十岁上卜的活泼、健康的女孩子，全是我平日"分喜爱的姑娘们。但是，现在，现在她们是神圣的革命女将，造反派的战友。她们没有我在面前时，大概都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嬉戏打闹。可是只要我一出现在她们面前，她们就都鸦雀无声，变成了威严的罗刹。为了不惊扰她们，我的动作很轻，甚至呼吸也很轻。我悄悄进了屋，坐在自己的木床上，想等她们睡了觉我便也睡一会儿。
我轻轻地从怀里拿出一包大众牌香烟，我还没有打开烟包，就听到一个姑娘失声大叫道：“烟！香烟！还抽烟，你们看，她还抽烟呢！”跟着就有人冲过来，站在我床边，叱道：“什么东西！不准抽烟！”我冷冷地看着她，看着她那一副傻相，想骂她两句，但不知为什么，一股可怜的心情压过了一切憎恶的感情，“唉！她怎么会变得这样蠢，真像一只野猫厂我拍拍灰，把烟包塞在枕头底下。这可能是由于巳成为我的逐渐习惯了的顺从，可以少挨些打。同时也夹杂有无理可说，对牛弹琴，懒得周旋的情绪。
我正想睡下去，到农场以后，我早就没有了睡午觉的习惯，但实在太累。可是我还没有倒下身去，又听到火墙那边有人叫了起来：“她怎么也敢睡觉？！她怎么能和我们一样？我们是革命派，她是反革命，我们休息，她也休息，那怎么成呢？”另一个人也说：“对，总得有点区别厂于是好几个人都嚷起来：“对！对，不能一样！”好几个人从那边走了过来，逼着我说：“出去，出去！下地干活去！你还配睡午觉！”我站起身就向屋外走去，脑子膨胀得厉害，心想：怎能这样不讲道理！
八、禁烟
屋外太阳很暖和。风微微地扫过我的全身，也好像扫去了压在我心头的愤懑。我往哪里去呢？我慢步向场院走去。小路两旁是刚刚耘过的松土，等着去种植，有些地方已经冒出各种各样的嫩菜，有韭菜，有小葱，还有很小的白菜叶子，或是豆芽。呵！万物都在这和煦而温柔的春天萌芽生长。一种爱念涌上我的心头，我真想拥抱什么二我的步伐轻了，我的眼睛明亮了。我走到这条小路的尽头，又横拐过去。我遥遥望着坡上的那一排房子，那大约是队部。我过去来过一次，它的东边是机车房，看得见里边还停得有两部机车。再过去大约是宿舍吧。厨房好像锁了门，一个人影都没有。我尽情呼吸着新鲜空气。我还是去年夏天在畜牧队劳动时呼吸过这样的空气，也曾在没有人影的大自然中独自徘徊。多舒畅呵！
我走到一间放农具器材的保管室匚房门上一把大锁，静悄悄的。我找了一块阴凉的屋角。在地上坐了下来，抬头回顾，不觉把手伸进衣袋，拿出一盒新的烟来厂我真高兴，还有这一包，现在该我享受一会儿了“我正要划火柴，猛然从我背后伸过来一只手，手里拿着打火机，咔嚓一响，火燃了，我吃惊地转身抬头去看，原来是我住在八委的一个邻居，这个老李太好了。他低声地说：“我碰见老陈了。他回家取换洗衣服，他要我告诉你，他被分到一队，过一两天他会把你要用的东西送来，让你放心。还叫我照顾你。你需要什么，有什么话，告诉我好了。我会告诉老陈。”他说完，转身就朝库房后边的一条路走了，走得很快，一会儿就看不见他了。老李，你真好呵！足足有十个月没有见到你。以前许多夜晚，你常在我们危难中出现在我们的小屋，给过我们许多可能的帮助，我一直感谢你。现在你在二十一队，在我困难中又伸出手来，我是多么为你的出现所震动呵！
我再去抽烟，原来烟并没有点燃，然而远处来了人，我拿着烟踌躇着。难道我就成天躲着偷偷地抽烟吗？我想着那满屋的年轻姑娘，她们都不抽烟。即使她们不干涉我，不禁止我，我也不应该一个人把那间充满了年轻人的欢乐的宿舍弄得乌烟瘴气。何况我又只能抽大众牌。陈明虽说给我买了比较好的烟，可是只有几包，抽完了也难以为继呵！我们在“牛棚”里住着，偶然还能见面说话时，陈明几次劝我，无论如何。不要再抽那大众牌的白包纸烟了，那里面的杂土杂物太多。我也曾下决心想戒掉它，那么，现在就下决心戒了它。这同那些面临着我的政治上的难题，两相比较。真是轻如鸿毛。戒烟有什么了不得为难呢？第二天，我把几包好烟悄悄地送给.位种菜的王老头了。
九、鱼肝油丸
从一九六八年六月底被揪到“牛棚”后，头两个多月陈明还能常常托人给我捎点钱和东西，还有轮流看管我的那四个家属对我也还算宽待，我的伙食还是可以的”可是十月间，“支左”部队进入农场，农场的造反派两派都喊“大联合”，打砸抢之风表面上减少了，可是揪进“牛棚”被专政的人却更多了。所谓牛鬼蛇神们的正常工资，合法存款都被冻结，这时陈明也被勒令进了“牛棚”。他平日对经济钱财太不经心，两个入过冬的烤火费也没有领，两手空空就进来了。负责看管我们的人宣布，关在“牛棚”里的人，工人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家属发八元，他们告诉陈明，我只有八元，因为我到农场后，从来不领工资，因此只能按家属待遇。这对我确实是无法生活下去的。陈明向他们百般解释，说明，全都不听。最后总算找到一条理由，陈明说，丁玲在农场一直享受公费医疗，这证明她是职工，不是家属。造反派查证属实，这才答应每月也发我十五元，但从此我的生活更加降低了。陈明在“牛棚”得参加重体力劳动，饭量比我要大些，我几乎每月都留给他一两元钱的饭票，这样，就得对自己卡得紧些。饭吃得少了，还仗着我素来体质较好，没有什么大病，菜也吃得差些，常常只吃一点咸菜，以为没有什么关系。到二十一队以后，离陈明远了，更不敢花钱刚到的第一天，吃了一个甲菜，以后就再没有吃过甲菜，只吃咸菜时多。后来食堂伙食改为包伙，十二元钱一个月，钱花得多一点，但仍然吃得不好。有一个晚上。我去为同屋的革命小将们提洗脚水，只觉眼前一片白茫茫，模糊糊，看起来是平展展的一条平路，但脚底下却是高高低低。不知怎的，我碰到-块石头，一下就摔倒了，把水泼了一地。幸好水不十分烫，我身上腿上都渍满了水，总算没有烫着，我摸着爬起来，又去水炉边打水，走在路上感觉仍是那样。我提着水桶，每桶只有少半桶水，便一步一挨，总算回到了宿舍。我悄悄用眼四面打看，亮处都还清楚，但一到模模糊糊的地方，就觉得眼前有两团黑红黑红的云。我又试着外出，仍只觉得脚底下是平坦坦的一片淡白色的光。我没有吭气。第二天我再试验，白天看什么都一样，就只到了晚上又像头天晚上那样。我又试了一天，还是那样。我心里明白了，我有点害怕，如果长久如此，或者更发展下去，我将怎么办呢？这大概就是夜肓症！
这天上ZL时，我请假到队上的医务室看眼。我找到了医生，医生看了看没说什么，在药柜子里拿了一小瓶药给我。我问：“什么药？”医生说：“维生素。”我又问：“管事吗？”他说：“管事。只有这半瓶了，每顿吃三粒，每天吃九粒。”我又问医生：“这是不是夜盲症，能好吗？还会更坏吗？”他一边叫另一个人看病，一边冷冷地说：“你以后要吃得好一点，是营养问题。”医生不理我了，我只得退了出来，紧紧握着那半瓶药。瓶签上写的“鱼肝油精丸”，服法是每顿两粒，医生嘱咐我一顿服三粒，不管它，多吃一点，大约是集中火力打歼灭战吧。可是同时我心里真凉透了。这几粒药能管用吗？我真希望这是灵丹妙药，可是万一不好，怎么办呀？我的眼睛千万不能瞎呵！
连吃了三天药以后，我的视力有了变化，明显好转了一些；五天以后，我的视觉已经恢复正常了，晚上出去提水能辨认出路的高低。眼前那两团黑云逐渐淡了，甚至好像没有了。一个星期后，我确实好了。药也吃完了，我再到医生那里去，想再拿点“宝药”，巩固疗效，还想悄悄留下几粒，万一眼病再发，处境更坏时，我可以不找医生，有备无患呀。但医生说，鱼肝油丸已经用完了，要等下次进药时才会有。他总算非常好，又给了我一瓶多种维他命，我真感谢他；一直到现在想起这事，我还打心眼里感谢他。尽管他后来也对我不好，寒冬腊月，我患感冒，他还叫我做杂事，夜晚去医务室看炉子，我觉得这有点过分。我心里曾不免为此难过，觉得他是医生，也参加到欺负我的行列，他不应该。不过，他的确给了我半瓶鱼肝油精丸，挽救了我的双眼，后来我一有机会就宣传这件事，既是宣传鱼肝油丸的灵验，也是对这位医生表示感谢。
十、任人差使
生产队的劳动安排都是在早晨一小时的“犬天读”后，由队长宣布，然后分别由组长带着到各个指定地点去劳动。每天的劳动不一样，地点也不同，有时分散，有时集中。我不算是工人，不准参加“天天读”学习，也没有资格参加集体劳动。我是一个被干部、工人或造反派的任何人都可以临时勒令差遣去干活的“犯人”。开始的时候，队上多是派我到马房，跟另外两个“牛鬼蛇神”一道，清除马房内堆积得很厚的粪泥。这两个挂着“牛鬼蛇神”牌子的人，一个是五十年代初建场就来的起义的或是俘虏来的国民党军的士兵，大家叫他老黄。这种人在这个农场很多。时间长了，经过教育、改造，有的成了农场的中、下层骨干。原来这些人的处境都差不多，思想上比较一致，精神上都属于一派，“文化大革命”一来，因为各人站队的造反派观点不同，中间就有了分歧，有了亲疏。老黄这人还是很机灵的，他不属于哪一派，只因为他女儿是另一派的一个活动分子，使他受了连累，在这一派势力的控制下，暂时便处于被专政的地位占但是看起来，他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变。他在我们三个人里的地位显得高些。果然不久，他就离开了我们，到水炉专门烧开水去了。
另一个是解放前小地方的税务所的所长，刚解放时偷偷进关，继续贩卖毒品，被抓捕归案，判刑二十年。三年困难时期，各地生活实行低标准，他请求监外执行，就迁来农场，依靠儿子生活，农忙时做临时工，当杂工，赚点工钱，队上人都叫他老李头。他的儿子不在这个队，可是同这里大多数人是一派，老李头貌似愚蠢，其实是比较会逢迎的人，“文化大革命”时他当然躲不过，被专政劳动，但仍可以拿到工资，只是稍微少点。在造反派眼里，他自然也比我高一点。他们都可以住在自己家里，每天按时来上工，而且还可以有星期天。我和他们一同劳动，得听他们差遣。我更不愿说话，也不看他们眼色，不拍他们马屁，他们也不找我麻烦，只稍稍同我划清点界限，这样倒好。
麦收时节，我也下大田，手拿镰刀参加劳动。有时为收割机打道，有时在小块地面人工收割。我手脚笨，一直缺少劳动锻炼，割得慢；打黝捆麦也慢，常常遭受女将们的斥骂。夏天在大田锄草也是这样，真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虽汗如雨下，总还落在一群人的后边。只好在别人小休时我不休息，紧赶慢赶地跟上去。五十年代初我就有腰病，骨质增生，曾在大连医治疗养过。一九五八年到农场参加劳动，虽然病势更加发展，但我觉得，经过锻炼，痛感似乎轻了“些。不过像现在这样从早到晚，弯腰出力，劳动过头，我实在支持不住，手上磨出血泡，腰酸腿疼，我都不愿说，也无处说。我咬着牙，强打精神，汗如雨流，跟在入家后边干。我认为我是可以战胜这些困难的。
一天我正收拾锄头准备下地，给厨房种菜地的老王头把我喊住了，他让我去菜地拔葱。我犹豫地望着他，他肯定地说：“已经给队上说过了，你往后就在菜地劳动，去吧。菜都长起来了，伙房要用，要有人收。”菜地的活也多。我有时和几个老头一起，有时就单独一个人下菜地，收好了，一麻袋一麻袋背到伙房去。这几个老头都好，有比我小几岁的，也有比我大几岁的心他们都是职工家属，，他们不革命，也不造反；同我在一起，他们不问我过去，也不管我现在。他们把我当一个人，不讨我的好，也不虐待我。老王头是这个菜组的头儿，他就是我第一天到这里来同我说过话，并带领我上食堂买饭票的人。我把剩下的四包好烟就是给了他的。我给他烟只是为了我决心戒烟，而在这四顾无亲的环境里，只有他同我说过话，我是什么别的想头也没有的，他叫我来，可能他们缺少一个专门收菜的人；也可能有什么好入看到我在大田里的狼狈样子，发了善心"讲了几句什么话。不管怎样，我在菜地里干活儿要轻松自由一些，精神也就敢于有一点点解放。我可以坐在菜畦的地埴上、眺望无垠的田野，欣赏着蒸腾的袅袅上升的雾气，望着那变幻无穷的云团，想着国家的未来，想着我个人的未来，我的希望真小呵！甚至小到只要能再见到陈明一次也好。这几个老人，老好人，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他们有一间办公室，是靠墙搭起的半间茅屋，房间不大，放一张破桌子，有两条长板凳。靠墙根一铺木板床，床上铺了破草席。虽然墙歪了，屋顶露光，可是可以坐几个人休息。他们按时上匚先到这里拿工具，他们的锄头镰刀都挂在墙上，种子用报纸包着放在抽屉里，还有吃饭的饭盒。他们吃饭、喝水都在这间屋里。他们也不参加“天天读”，几个人碰碰头就下地走了。我的工作都由老壬头指派，他从不计较我干了多少，只要我在地里就行，工时长，工作还是累的，不过再没有人骂我。当我不能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的时候，我还可以在这间小屋里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十一、立竿见影的劳动
我几乎整整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都和这几个老头一起劳动。这年夏秋之间，有一阵天天下雨。这里地下水位高，一下雨，地下水上涨，茅坑里就更明显。厕所里每天上聚下渗，人人都以去厕所为苦。还是年轻学生聪敏，主意多。他们就勒令我天天去打扫厕所，不特要把板架下面打扫干净，洒上石灰；把去厕所的路面垫渣垫土，修得平平整整；更重要的是把茅坑里的粪水掏干，我要求领导清修理班的工人替我焊一个铁瓢，绑在竹竿上。我每天站在厕所后面的坑边上，向下舀粪汤。这是仝队的公用厕所，里边有墙隔开，一头是男同志用。有七八个坑；一头是女同志用，也有四五个坑。粪坑足有十一二米氏，二米多阔，两米深。夏天粪便随地下水上涨，离坑面只剩不到一尺，就要溢出坑外，因此上厕所时人人叫苦。我从坑边挖条沟，顺着坡势，把舀出来的粪水顺沟流到附近的一块韭菜地里去；粪坑的面积大，我舀得很慢，一天从早到晚，舀丘六千瓢，粪水才下去一尺多。但地下水渗得很快，过一夜又会涨起来四五寸占我不由想到希腊神话里被神处罚的那个人，他每天从井里淘水，白天把水淘干了，一夜又涨满了。好像我也将永世这样干下去一样。但我还是有点高兴，因为我看着我的劳累是有成效的。不管怎样，粪水每天都浅下去一截。厕所上面也打扫得下干净净。每个人能气昂昂走进厕所，舒舒服服走出厕所。我心里还笑咧：“真是立竿见影哪！”秋天来了，天气也好了，厕所可以不再要我管了，可以一直度过冬天，到明年开春。我好像做完了一件伟大的工程那样舒坦。
十二、把心磨炼出厚厚的茧子
在雨季里最感不方便的是我没有水靴，连一双解放牌的胶底鞋都没有。陈明曾给我捎来过三十元钱。但造反英雄不让我买、农场的百货商店又没有适合我穿的。我只能穿一双塑料底的便鞋,踩在泥地里打滑，踩在水里双脚给泡着。每天黄昏后，我就躲在这几个老头办公的半间茅屋里，用热水泡一泡，洗一洗，当时是熬过去了，一到秋凉，我一双脚全裂口了。收藏的一点胶布也全用完了，脚疼得连地也不能下。去找医生，医生说：“这不是胶布能贴好的厂他给了我一小盒凡士林，让我每天洗脚’每天搽油，叫我用块布把脚包起来，穿得暖和些。我只得把一双破棉鞋穿上，下雨天就当雨鞋，这样裂口还是慢慢好了起来。好在冬天，陈明又给我捎来一双棉鞋。第二天春天（一九七〇年），还给我捎来一双解放鞋，我坐牢时穿进了监狱，一九七五年我出牢时，还给了我，我带到山西，一九七九年我又带到北京，现在还在我身边。
秋天没有过完，菜地里的活少些了。给食堂喂猪的一个老头同食堂管理员商量，让我帮他喂猪。这个老头已经七十五岁，比我大十岁。我从心眼里同情他，抢着帮他干。我们两个人一共喂六十来头肥猪。我力气小，却常常抢着拌猪食。我只在一九江八年和五九年用我特制的小水桶（一桶约盛二十斤）挑过水，现在却是用大桶，一桶盛四十斤。好在我可以装得浅一点，路也不远，每天三顿，每顿十几担。他挑得比我多。他看见我勤快，能吃苦，就让我挑得多一点，特别是去厨房挑汨水，那都是我的事。我只会用右肩，不能换肩，这样右肩肿起来一块，每晚火烧火燎地，痛极了。我回想一九五八年我们刚到农场不久，陈明去修铁路，十天半月赶夜晚攀装煤的货车回家看我。每次回来，我都要看看他的红肿了的右肩；后来就有一大块茧子似的厚皮，他锻炼出来了。我悄悄鼓励自己，我大约也可以锻炼出来的。我不只要在肩膀上磨炼出一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八十斤重的水桶，而且要把心也蘑出一块厚厚的茧子，来承担无限重的精神E的痛苦，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倒下去，才能生活下去。可是，这路究竟还有多远呵！
十三、医治我的不治之症
来二十一队后，白天劳动虽然累一点。还是能熬下去”后来在食堂的菜地干活，由于那几个老头对我的照顾，劳动不算重，有时还可以坐在地头休息一下。只是一到晚上，我的魔星就来了，我瞌睡得厉害，同屋的十来令革命女将却精神抖擞，兴致正旺以她们早晨起床比我晚得多，中午再睡两小时；加之她们年轻，精力旺盛。她们是些快乐的人，每晚她们都要举行一个娱乐晚会，唱语录歌，唱样板戏，唱她们各自家乡的小调。她们之中，也可能产生未来的声乐家，有个别人的确唱得不错。她们只是为了炫耀她们无尽的幸福，她们需要大声呼喊、肆意狂笑。我原可以独自坐在小木床上，作为一个观众，默默地欣赏她们的天真。只是我的眼皮即使在这样哄闹的响声之中也要慢慢地合下来。我也觉得我如果睡觉了，或是表现要瞌睡了，都是极不礼貌的。我总是熬着，拿张旧报纸好像在看，用来遮掩我的疲惫，但仍是支持不住。尽管我自己以为我是在专心听唱歌，但我会在报纸后边发出鼾声中这真不像样，真对不起那群正在兴高采烈地表演着的歌手。这很自然地要惹怒那群天之骄子似的姑娘们。这时总有人跑到我床边用力摇撼我的木床，或者啪的一声，拿起顺手抓着的一件任何东西，一把管帚，或者是一个小钮子等等，扔到我床上。我猛地一下被惊醒了，我张惶四顾，发现了我的疏忽，我怎会睡着了呢，而且还发出鼾声，我使劲地大睁着眼，故意让自己想一点事。但是不行，常常很快又睡着了；于是又被惊吓醒。就是等她们大家都安静地躺下来了，我去熄了灯，我放心也躺了下来，以为没事了，可我还是会很快入睡，等不到她们都睡着，我又先发出了鼾声。别人讨厌我睡觉打呼，我更讨厌自己打呼。以后，她们勒令我写一张保证不打鼾的誓言贴在床头。我实在没法，只得跑到那个好心的医生那里求救，请他能给我一点不打鼾的药。他说我胡闹，说这是生理现象，是无药可治的。可是我能说别人是胡闹吗？我还得自己去想方设法医治我的这个不治之症。
记得刚来二十一队不久。有一天下雨，大家都不出工，在宿舍休息；我自然不能休息，队上的仓库保管员曾经把我叫到仓库缝补麻袋。后来又把我叫去搓麻绳。这时我便想到搓麻绳子，我以为这样或可把我的瞌睡虫引走。于是我找到那位保管员，领来一些麻，晚上当她们大家开晚会热闹的时候，我就搓麻绳。开始搓得比较慢，一晚能搓五六米；后来快些，可以搓七八米，十多米，慢慢我简直搓出味道来了。天天晚上自己和自己竞赛，总要和头一晚的成绩比一比，如果不超过就不罢休，队上有些人知道我在搓麻绳，常常有私人要用，跑来向我要，保管员也不问，只要我报告一声就行了，我这个小小生意还很兴旺，我好像是一个工厂老板似的，为我的劳动，为我的产品的销路而感到很满足，直到秋凉以后，才发现我粗糙的手心裂了许多小口子，长时间不好，这搓麻绳的工作才停止。我不由不想到那些以搓麻绳为职业的人将如何应付他们这一生的艰难。我希望这些人千万搞一个机器，不要再用手搓。但是，我自己呢？我明白，像我这样，如果把手搓出硬皮来，让整个手心都长上一层硬茧皮以后，大约还是可以适应下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