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传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顽固地认为，一个写文章的人，只需要写文章。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总之，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写，只是不要絮絮叨叨地在读者面前表白自己，这是很乏味的。因此我拒绝过许多人，留下了一些使人不快的影子。但这次徐州师范学院的教师们为了编辑《作家传略》面对我提出了殷切的要求，使我没有办法推辞，只得试一为之。这原不合我的本意，而时间又紧迫，写得不能如愿、请编者、读者共谅之。
我生于一九〇四年，今年七十六岁。
我是湖南人，出生在临澧县，长在常德。我父亲的家庭属官僚地主。但我幼年丧父，四岁便跟着贫困的当小学教员、后来当校长的寡母辗转漂流。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自由职业者。
一九三〇年在上海，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和书记处书记。
我一生当过编辑，编辑过党报副刊、文艺杂志、基层单位的黑板报、墙报、油印的小报；领导过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当过生产队的扫盲教员，夜校教员，辅导职工家属学文化、学政治；当饲养员，喂鸡、喂猪、种地；还当过短时期的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当过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一九三六年冬，担任苏区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主席；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和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理事。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妇女的代表，争取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我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和活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写文章，是一个写书匠，或者叫作家。
一九二七年我开始写作，先是写短篇小说，后来写中篇、长篇、剧本、散文、报道、杂文等。五十二年来，除最近二十多年写作上的空白外，共发表了二百六、七十篇长短文章，约一百六十万字，但还没有写出一部理想的作品。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来看，量和质都是不够的。
在这五十二年间坐过两次监牢。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随即押到南京囚禁三年多。在这期间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在国民党刊物上写过文章，没有给敌人做过i点事。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在党的帮助下逃出南京，奔向苏区。第二次是在一九七〇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关押五年多，得有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其它的经典著作，一九七五年无罪释放。
解放前出版过七八种集子、一九三三年全部被国民竞查封，禁止出售。全国解放后出过五六本集子，一九五八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又遭到查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纸型全部销毁。
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久即将发行。预计今年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选集、散文集、杂文集，三十年代写的中篇小说《母亲》和《韦护》；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抗战前后写的短文《到前线去》和一本《丁玲近作》。
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部搁笔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一九八〇年元月
自述
我原名蒋冰之、丁冰之，曾用笔名彬芷、丛喧等。一九〇四年生于湖南临澧，长于常德。幼年丧父，在常德、氏沙、北京、上海读过书。一九二七年开始创作，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作品。一九二八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同年与沈从文、胡也频组织文艺团体“红黑社”，出版了《红黑》半月刊。一九二九年出版《自杀日记》。一九三〇年出版《一个女人》、《韦护源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同年出版了《一个人的诞生》，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出版《水源一九三三年任左联党团书记，出版《夜会》、《母亲》等。同年被捕，三年后在党的帮助下出狱，到陕北中央苏区，曾任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抗战开始后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山西前线，后回延安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九四二年在中央党校参加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先后出版了话剧《重逢》、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三日杂记》、中篇小说《泪眼模糊中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一九四六年参加了华北农村的土改运动，一九四八年写了以反映上改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并先后译成近二十种外文版，在国外发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并主持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期间的作品，除了《跨到新的时代来》、《到群众中去落户》和《欧行散记》三个论文和散文集外，还有若干短篇如《粮秣主任》等。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改正”并在一九七九年六月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议上，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回到北京的近一年里，先后发表了《杜晚香》等十余篇短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母亲》等著作，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重印。
遥远的故事【1】
【1】这是丁玲回忆录的开头一节，写于1980年底于厦门鼓浪屿，以后未能续写下去。
第一章：根
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屋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一一对这家人的传说很多山安福县蒋家是湘西一带远近闻名的大户。可是当我五岁，离开这家人家时，我却是一个破产了的家庭里的孤儿，随着寡母和抱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刚足一岁的小弟弟，我同这家人隔断了联系。我虽然姓蒋（后来连蒋也不姓了），同这家人实在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常常在填写干部调查表时，在出身一栏里还填上“破落地主”。实际我只能按我母亲的职业填上“自由职业者”。但为了中国历来的习惯，随着父亲，我总是忠实地承认我是属于地主阶级，戴着这顶帽子，为我后来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留下了根据。
溯本求源，据说还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人带着兄弟俩，不知从什么地方迁到了这里，哥哥叫蒋光清，弟弟叫光业。慢慢地，这兄弟俩发财有人说他们挖到了金子，有人说他们原来留在外省的钱很多，猜测很多，流传的神话也很多，但他们不管这些，钱财还是越来越多。有钱的人就有官做，红顶子、蓝顶子（当官的帽子口的一颗珠子，有红、有白、有蓝，按颜邑分官的大小）进进出出。世代流传蒋光清是大房，多半住在乡下，蒋光业的子孙多半住在城里，蒋光清家里的官也不少，但钱财不如弟弟家，名气也稍微差一点。我在外几十年，凡遇湘西，特别是澧县、石门、桑植等地的人，常常总会问我；“你是蒋光业的第几代？”自然这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现在年青人大约知道的就少了。
我是属于蒋光清大房里的。是有名的渥沙溪蒋家。渥沙溪的房子是我老爷爷名下的，后来分给了我的四爷爷和六爷爷。我所能知道的我家里的事，大约就是从我这位老爷爷开始，以前的人和另外的老爷爷们的事，我就根本听到的也少。即使有一些琐事轶闻，也联不起关系。我就不在这里赘述。
我老爷爷名叫蒋朝辉，是一名进士，曾任上海道道台，他在上海时曾经娶了个上海姑娘，我的七爷爷就是这上海老婆生的。因为她是妾，回安福后，先是瞒着家里另住的，后来才拜祖宗。七爷爷在家里是不被看重的。分家时，分得少。不过据说老爷爷还是悄悄给了他们不少金银财宝。我爷爷蒋圣书算长子，也是做宫的。在云南贵州一带穷地方，没搜刮到什么钱财，还经常从家里带钱出去花。他是死在任上的。生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小的，才七八岁。祖母带着三个儿子住。当我父亲十五岁时，就分家独立门户过日子，跟着他的有祖母，还有一个他的妹妹，我的姑姑。
我大伯父自幼抽大烟，好吃懒做，大伯母懦弱无能。也生有三个儿子，大哥是医生，老二老三都是无能的公子哥儿，吃喝嫖赌。分家后很快就穷了，常在外漂流。开始还只回家来偷点、摸点，后来就蒙面装强盗，半夜回家抢劫仓库、钱粮、衣服。甚至连我大伯母的寿衣都抢走了。两个人的老婆到山穷水尽时，也只得悄悄当破鞋，混点饭吃，把当官人家的脸丢尽。
我二伯父蒋保仁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性情孤傲，一连几次考举人都因在场内肚泻，不能完篇，没有得选，疑心是一同赴考的叔伯兄弟暗害的。悲愤不过，一气出了家。他出家的时候，我还没出世，到我七八岁的时候，他忽然在渥沙溪一带出现了。听家里人告诉我，有一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里，离老屋有十几里的一个屋场，他一直走进堂屋，家里的人都下地刈稻去了。他的儿子，我的堂兄蒋伯铭已去长沙读书，他的女儿已死，二伯母腿摔坏了未好，独自一人坐在上房床上。只听见堂屋里有人念“阿弥陀佛”。二伯母在屋里问，原来是一个和尚，说是替蒋保仁捎信来的。二伯母叫人不应，只得请他进屋。和尚进屋后就坐在窗前，面朝里，脸上背光，二伯母看不清，只听他说他在朝南海时，在普陀见到蒋保仁，说蒋保仁身体很好，知道他要来湖南，就托他代看看家里，好叫大小放心。就便也托他打听家里情况，二伯母边哭边诉，说到我父亲死了，孤儿寡妇奔娘家谋生去了，说到女儿死了，儿子去了长沙，只落得她一人独守家门，生活艰难，又多病，现在也信佛了，只求菩萨保祐，盼望丈夫回家看望看望……。坐了一会儿，佣人回来了，问和尚吃点什么，他说有点压茶就行。于是冲了一碗炒米粉，配了两块油炸儆子，和尚吃后，才慢慢告别走了。走不多时，一个原来在家当过管事的跑了何来，急忙忙问看见一个和尚没有？说是刚走，他掉转头就跑，说要找和尚去，说这和尚就是蒋保仁，二伯母吃一大惊，仔细一想，觉得这和尚曾经用大袖子拭了两次眼泪，而炒米粉和儆子是他平日最爱吃的。结果找了两天，不见踪影，有人看见他去过祠堂，去过我祖父祖母坟上，我父亲也葬在那里。二伯母哭了几天、比十年前他出家时还哭得厉害。她明白这是最后一次，是惟一的一次回家，他决不会再回来的了，他真的是一个和尚，是一个游方和尚，他同她已经隔绝在两个世界，除非是死后，就不可能再见而了。从此她更信佛爷，希望死后能再陪伴丈夫。只是，他既然已看破红尘，出了十年家，为什么还念念不忘家庭，千里迢迢又来探视一回呢？
那时，常德县有两家报纸，一个是土豪劣绅、本地人办的。另外一个是《民国日报》，可能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分社，也可能是办报的这些人喜欢这块招牌而借用这个名字。这些人比较进步，不是常德人，和那时的国民党或者与上海的《民国日报》有来往。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不是管得那样直接，管得那样紧，他们只是有关系。我把文章寄到他们那里，开始他们不登。我就同王剑虹跑到报社去说：“你们这里不登，我就拿到上海去，就说你们不肯登七你们这个报纸在地方上不起一点作用，不敢维护人民的利益厂王剑虹可会说啦，她的嘴厉害得很。我们这么一说，他们不得不登了，但把我的名字打了三个框框，把我三舅的名字打了三个又。唉呀！这篇文章一出来被我三舅看见了，他在我母亲面前大发脾气。他说：“你们两娘母商商量量，还登我一报！想怎么的？想为王吗？！现在就为王，还不行呢！还没有到上海呢！就是到了上海，还回来不回来？还回常德来吃饭吗？”他不是讲“工作”，是讲“吃饭”。我母亲根本不知道写文章这件事，简直莫名其妙。第二天，她跑来问我，“什么，登我一报？”我说可不登了一报吗？我把报纸拿给她看。那时候，我们都是很冲的。过不久，我几个就到上海去了，现在回想起来，王剑虹确有了不起的地方。那时她自己花路费，从上海跑回湖南，动员我们几个去上海平民女校。当时平民女校学生分高级班和低级班，高级班只是我们这六个人；如果再多儿个就好了。我们这六个人中，有两个是师范毕业生，已经在当教员了，每一个月可以拿一二十元教薪，可以维持生活，但她们把这些都不要了，跑到上海。如果平民女校的学生都像这样，或者更多一点，坚持办下去，的确可以成为一股力量。这个学校是我们党最早创办的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
我们到上海以后，六个人实行“共产主义”，每人把从家里带来的钱都放在一起，交给王剑虹的姑姑一个人管“我们生活得很融洽，因为我们都有理想。我们那时还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只是想找一条社会革命的路，当然那只能是空想。当时我们也没有读很多书”在长沙念书的时候，中学老师陈启明经常介绍我们看一点新书。我们离开长沙时，毛主席正在筹办文化书店。这个书店全卖新出版的书，我就是在这里看到郭沫若的《女神》的。文化书店卖文艺书，也卖辩证法的书。这些书是外地出版的，文化书店代卖，文化书店代卖的都是进步的书。
我们在上海平民女校时，都没有姓我们那时“废姓”。六个人都没有姓。我用家里的小名“冰之”，王剑虹叫“剑虹”。我们都不愿要姓氏，但是“废姓”麻烦得很，人家问你贵姓？我说我没有姓，我就叫什么名字，人家说，你为什么没有姓呢？我们就绐他讲道理：“哎呀，名字不过是人的记号嘛，何必要姓呢？我们不喜欢姓就不要姓嘛，用个代号就行了。我可以叫A，也可以叫。”但结果麻烦得很，人家还是要问你，没有办法，要找个姓：我那个“蒋”字笔划太多，就找了个两划的字，姓丁吧，省事一点，我就这样姓丁了，叫了冰之。这不是从母姓，是自己后来随便找的姓。我们这六个人同时全废了姓。
一九八二年一月谈话
（宋昌琴笔录，经：丁玲同志校阅）
早年生活二三事
平民女校生活
我初次去上海，是一九二二年（有的记载说是一九二一年，系误）阳历二月间，阴历元宵节后。当时，我只差半年就中学毕业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王剑虹认识在上海办妇女刊物的王会悟，王会悟告诉王剑虹上海有一所平民女校，要我们去。我和王剑虹就去了，我们是为着寻求真理而到上海去的，当时想半年后就能得到的中学文凭丢了就丢了，大学不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上海的平民女校地址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福煦里，它的南边是法租界，北边是英租界。平民女校是二楼二底的房子，它表面上是一所学校，实际上还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的地方，常常有人来找陈独秀、李达等人，来来往往的共产党人很多，一会儿这个来，一会儿那个来，很热闹。起初我们住在学校对面的一所房子里；不久，我们搬到学校后门的附近，找了个一楼一底的房子住。
平民女校的教员有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李达等，此外有临时去讲一课的，如刘少奇讲过苏联情况。这些老师们大都另有职业，不能按钟点来校，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来，成了讲座，有时候老师夜里来了，学生们便从床上爬起来听课。平民女校有学生二三十人，分低班、高班。我们是高班，上的课是社会科学、共产主义。低班学员的文化水平很低，有的是共产党人的家属，如张秋人的妻子等，上的是文化课，教语文、认字，张秋人、柯庆施等人教他们。他们是工读，一面读书一面做工，给人家做衣裳，有一个裁缝在那里教他们/高班的学员，有王一知、王剑虹等，还有两个：一个姓谢的，那时二十三岁，当了教员，后来回去了；另一个比我大一岁，后来她也回去了，那时候我叫冰之，十八岁。有一个同学走了另外一条路：她到吴淞中国公学读书，再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后来嫁给一个军阀，帮家里做买卖，全国解放时自杀了。她叫王醒余，是王剑虹的姑姑（不是嫡亲的）。
平民女校的课程并不是很系统的，讲“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包括散文、短篇小说等，这些作品我们中有些人老早就看过的。邵力子讲古书，我们对此不感兴趣。陈独秀经常来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上了几次数学课。沈雁冰教英文，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穷人》。那时候陈独秀、沈雁冰才二十多岁。沈泽民、张闻天、汪馥泉都到平民女校来过％他们三个人搞了个狂飙社，找我们这些小孩子参加，我们兴致很好，但是没有搞起来。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我们去听，由李汉俊讲马克思主义。黄爱、庞人铃那些人死了，开纪念会，我们也去参加。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演讲，劝工人坚持罢工。我的湖南口音女工们听不懂，张秋人给翻译。开始时，我们对这些事满有兴趣，认为这是革命，但半年下来，觉得这样东跑西跑，东听一课西听一课，有些浪费时间，不如自己读些书。因此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我和王剑虹就到南京去了。
到南京后，我们想自己读些书，没有进学校。两个人天天跑、玩，今大上鸡鸣寺，明天上莫愁湖，后天上玄武湖，再后天上明孝陵。我们开头是住在一个学生公寓里，那里住着金陵大学、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木少学生“那时候女学生时兴穿比较新式的裙子，im我和王剑虹都穿长裤，即普通妇女穿的那种裤子；每天吃了早饭就不见我们，两个人在外面成天跑，晚上才回来。公寓里有的学生便对老板说，“她们两个是坏人”，一定要我们走。我们吵不过他们，才决定去租房住，我们向穆济波借到一点钱，自己租房子住。我们是在上海平民女校认识穆济波的，他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语文，也是四川人。他陪我们去找房子，替我们预支三个月房租，并借了十块钱给我们——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到这年阴历年底，我们就回家去，我回湖南，任剑虹也到常德，她的家那时在常德。我们是去筹钱。想以后到别的地方去。上剑虹家里比我家有钱，但她的母亲死了，她父亲娶了姨太太，关系不大融洽。我们各自在家待了半年，到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间，我和王剑虹一同离开湖南，又到南京就读上海大学
我和王剑虹认为年轻人应该走遍天我离家时，母亲同情我，相信我，她对我说：“学校不毕业就不毕业，到处流浪就到处流浪，你去闯吧！”这次。我和王剑虹在南京住了四个月左右。这时，瞿秋白、施存统、柯庆施等来南京参加共产党的会议」他们分别来看我们，劝我们还是进个学校好，可以找一个比较自由一点的学校。T是我们在这一年的七八月间从南京到上海。
上海大学在闸北青云路，房子不好，附近有个纪念宋教仁的公园匚上海大学校长是于右任，设有社会科学系、中文系、英文系。瞿秋白在社会科学系，邓中夏当教务主任。老师有陈望道（讲古典文学沈雁冰（讲希腊神话）、田汉〈讲外国诗歌）、俞平伯（讲宋词）、邵力子（讲《易经》——我们那时候对《易经》也读不懂）。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施存统住在我们隔壁，我们常去他那里玩。瞿秋白，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
青云路校舍是一楼疵，楼上住几个学生，楼底住几个，我和王剑虹两个住亭子间。有的同学学英语，有的同学学商业，基本上没有学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学校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才学的。和我们比较接近的同学有杨之华、张琴秋、陈碧兰（彭述之的妻子儿一九二二年八九月份到年底，我们壶青云路学了一个学期，一九二四年初，上海大学搬到西摩路。我们住在西摩路二楼二底的房子里，楼上住瞿秋白、王剑虹（两人已结婚），楼下住施存统夫妇，他们两家人，还有我一道吃饭，雇一个烧饭的（这个女人很能于），我每月交十元饭钱。
上海大学搬到西摩路后，社会科学系加强了，学生也增加匚学习正规一些了。
一九二四年暑假，我在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和周南中学、岳云中学时的一些同学（她们在北京上大学）写信来叫我去北京，说北京思想好，补习学校的校长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人。这样，我回家和母亲商量，我走时王剑虹留在上海，不久她患肺病死了。那时候我二十岁，她二十二岁。瞿秋白写给王剑虹的十几封信，听说现在还保存着。
王剑虹死后，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瞿秋白说只有两个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评他，一个是天上的女子王剑虹，一个是世上的女子杨之华。他写履历的时候第一个妻子写的是王剑虹。他和王剑虹认识一年，同居才半年。王剑虹死后，遗体放在四川会馆。当时瞿秋白正好到广州去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会，这个会他是非去不可的"瞿秋白是知识分子出身，后来搞革命工作，确实不容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一次纪念会上，罗迈同志说过"共产党的历届领袖中，瞿秋白是比较民主的。他没有“我要权，我要当皇帝”的愿望，不勾心斗角，不搞权术。一九二五年我见过他一次，以后就几年不见。一九三〇年见面，他对我第一句话就说：“几年不见，当刮目相看；田园将芜胡不归！”很有感慨。他这个人如果专搞文学，是很不错的。但也许是当了共产党员才有后来的文学成就。瞿秋白人很好，有才，聪明，是个了不起的人。
和几位文学界朋友的交往
我和胡也频到北京后，住在一个学生公寓里“我们到饭馆里常能和冯至、陈翔鹤等沉钟社的人碰头，胡也频有一首诗回忆到那些诗人，我们和他们比较熟。胡也频脾气不好，但对人毫无私心，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大感觉人家对他不好，他比较单纯。他经常陪人家喝茶、做诗（文盲诗儿胡也频曾代项拙还债，他找到一个做诗的朋友，那个朋友给他五十元，他代项拙还了债。
那时候我们在北京很寂寞。后来沈从文等人走了，徐元度（徐霞村）特地来看我们；当时徐元度刚从法国回来，戴望舒也住在我们住的那个公寓里。那是一九二七年底。当时在北京的，还有一位外语补习学校的同学，是共产党员；还有周南中学的同学。那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比较解放的，只要觉得对方思想对头，大家就相处很好。胡也频也喜欢冯雪峰。当时冯雪峰穿西装，沈从文穿长袍。沈从文离开北京较早，那时他还不认识冯雪峰。后来他们怎么见面的，我不知道。
离开北京时，冯雪峰先走，我们后走。冯雪峰走时我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稿子已经寄走。他看了这篇东西后说：读后很感动，流了泪。但又说：这篇东西效果不好，是消极的，看了会使人消极，太空虚了，太消极了岛现在有人问莎菲的原型是什么人。原型是谁很难说，那时候我的朋友中很多都是这样的人。当时年轻的女子和男子恋爱，不发生关系，想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这是当时比较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些妇女的特点；当然她们中也有从一而终的思想。
冯雪峰是一九二八年初离开北京的。不久我和胡也频也到上海。
一九二八年二三月间，我和胡也频搬到杭州，那时我还穿着厚大衣，后来冯雪峰来看过我们。此后冯雪峰回义乌。直到胡也频参加左联，他们一起开会，碰上了，冯雪峰和胡也频一起到我们家。
后来我和胡也频从济南回上海，冯雪峰找胡也频到左联办的暑期训练班教书。有时候到我们家开会，如党小组会等。
我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生孩子，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胡也频牺牲。胡也频牺牲以后，冯雪峰和潘汉年一块来看我。
冯雪峰一直是关注我的创作的，这在人与人之间的友谊里是少有的。
办《红黑》杂志的经过及其他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和胡也频从杭州到上海，沈从文就讲是否办一个刊物，那时候我们住在萨坡塞路（今淡水路）一九六号，沈从文住在附近，常来我们家。这时正好胡也频的父亲来上海，带了一千元钱来，是一笔卖房子的钱，想投资入股到一家叫“小有天”的福建菜馆。胡也频便和他父亲商量，借这一千元钱开书店，讲明三分利息，他父亲同意了。于是，胡也频、沈从文和我就用这笔钱办刊物，取名《红黑》。那时候上海的文艺刊物，有创造社办的《洪水》，有戴望舒等办的《现代》，有徐志摩等办的《新月私我们商量，哪一摊都不去，我们自己办。“红黑"一字在湖南话里是“横竖“反正”之意，意思是一定要办下去。在这之前胡也频曾经利用《中央日报》办过副刊《红与黑》，那名字是胡也频自己想的，也带点这个意思，那个副刊办了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他才明白这是国民党的报纸，于是辞了。《红黑》杂志办了半年多，虽然没有赔本，但是每期刊物交给发行者后，钱总是收不回来。而每月要付三十元利息，对我们是沉重的负担，实在办不下去了。刊物停办的另一个原因，是沈从文跟我们的思想碰不拢来。这时胡也频左倾了，他读了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书。《红黑》停办后，我们三个入凑钱还了那一千兀，沈从文拿了一部分钱，胡也频把在济南教书的工资拿出来，我也向母亲要了一笔钱，还清了那笔债。
在北京时，胡也频、沈从文是知己之交，沈从文的第一篇作品是在胡也频办的《民众周刊》上发表的，发表后胡也频马上给他写了封长信，两人当然成了知己。
在北京时沈从文是向胡适靠；胡也频向鲁迅靠；至于我，思想上还是要单命的，但没有适当的环境条件，没有朋友，感到很苦闷。我很少和沈从文谈革命方而的事、因此沈从文没法写我在卜海平民女校、上海大学的情况，因为我不大和他讲，事实上在北京时我是左的，胡也频是中间的，沈从文是右的有人说那时候胡也频思想偏左，我思想处于中间，实际不是这样。胡也频在认识我以前，没有认识一个革命者，他对鲁迅是佩服的，但是思想上与鲁迅差一截。他想写诗，他当时的作品里充满对生活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而对共产主义却没有一点缘分胡也频碰到的第一个革命者是冯雪峰，但起先他们也没有谈革命，只谈人生。胡也频到上海后接触了革命的作品，革命的理论，加上过去生活苦，思想上才有大的进步。在革命路上他比我跑得快，他是跑的，我是走的，到上海后他跑在我前面去了，至于沈从文，一九二九年胡适介绍他到中国公学去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一日
（包子衍、许豪炯、袁绍发根据录音整理）
上海湖风书店与周廉卿先生
上海湖风书店是由中共地下党员宣侠夫同志（抗战初期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议）集资筹办的，由周廉卿先生任书店经理。周先生是宣侠夫同志信得过的好朋友。湖风书店实际是当时“左联”的出版机构。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在我们党处在地下的困难时期，周先生惨淡经营，支持“左联”的工作，坚持左翼文化阵地，先后出版“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文学导报》，还有一些进步书籍。《文学导报》的经费是周先生筹措的。湖风书店当时还成为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约会碰头的场所，而且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事件。周先生对“左联”的工作是出了大力、有过贡献的。湖风书店后来被国民党查封，周先生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一九七九年十月
在宝泉岭农场【1】
【1】这是丁玲在“文革”开始时写给农场党委的工作报告和检查。
一、概况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号到农场。组织科通知我的编制在工会，没有具体工作。我要求随五好总评工作组下生产队，未获批推。以后又要求把编制放到生产队，组织上未作肯定答复。最后要求作一点临时工作。组织家属学习。经批推介绍到乡人委【1】，阳历年后去家属区二委【2】。
一九六五年一月在二委组织了四个读报小组十余人至二十余人，选出学习小组长及读报员，每星期学习二次，每次二个小时，读了山涧里的女秀才，还有二三篇《中国妇女》上阶级教育忆苦思甜的文章。一月末到四委，组织了两个学习小组。在这两个委里推备春节演出，组织两个小合唱队，春节时唱了革命歌曲，还表演了家属自编自演的快板。
二月在两个委里帮助家属委员、学习小组长、读报员在一起学习，以便帮助群众学习，学习了《纪念白求恩》，大家满意，要求继续下去。一委的一个组还学习了《为人民服务》。
三月组织了有三个委参加的（加上了二委）一百人的合唱队。有几个五十岁、六十岁的老太太参加，在“三八”纪念会上唱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学大寨》、《勤偷是传家宝》等革命歌曲。
四月全场开展了“二十三条”的面上教育，在这个高潮里组织了各委的学习小组。“五一”以前场部家属区共有二十个学习小组，自愿参加学习的六百人；唱革命歌曲成为各委普遍要求。“五一”劳动节晚会上，有六个委表演了自己的小合唱、表演唱、话剧等，五月巩固组织，迎接夏锄。本着自力更生精神，一委成立缝补小组和托儿所。
六月组织不能参加田间劳动的家属继续学习毛主席著作，第一次讲山东吕南县陈兰花的《不断前进的动力》，以邓婉荣为例，请她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与经验。在六委、四委、一委都得到较好效果。
七至九月继续学习毛主席著作，六委学习了《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放下包袱，开动机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报纸上的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人物。不少家属能以主席著作检查自己，要求为人民服务，替缺少劳动能力的家属种地、锄草，经常打扫环境卫生，组织人员参加场院和短时间的大田义务劳动。出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
九月萝北县妇联主任来场，了解六委学习与工作。这时，我又参加夜校扫盲班教学。
十月帮助乡人委整理六委材料，准备家属在十一月建场节表演的“家属学毛选”快板剧。
十一月准备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因天气寒冷同我的年龄与体力关系，我向乡人委提出分工，乡人委同意决定，家属区的学习，我负责六、七两委。其余的委也分配了人。学习王杰，六委家属两次冒风雪去嘟噜河边刈草，准备自建托儿所。
十二月根据全场计划，学习“备战备荒为人民”。
一九六六年一月根据全场计划，学习“上纲要，到黄河”。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垦区而奋斗。
二月组织家属积肥献肥。
二月学习焦裕禄。帮助六委筹备自建托儿所。月底，苗主席（当时农场工会的主席苗贡九）通知我停止家属工作，可以专门从事写作。夜校教书也停止了。
四月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客观需要，想整理一部分农场先进人物的材料。经领导批准，即开始搜集邓婉荣材料，除同邓谈话外，并去七队十来天。
五、六两月主动暂停搜集材料工作，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学习。写了三篇检查札记和一篇《八年来的改造》，都交给了组织。
七月因为没有工作，自动要求去七队，参加力所能及的场院劳动，八月上旬，因旧病复犯回总场。下旬，苗主席叫陈明转告我，工作调到果园或苗圃。
九月我向程书记要求去生产队，未得同意。我因病情反复，请假在家。
十月工会告诉陈明，工会已把我的关系转到农场组织科了。至今仍在家服药，自己学习。
【1】乡人委，萝北县宝泉岭乡人民委员会的简称。
【2】场部的职工宿舍分八个区，即一委、二委、三、八委。
二、为什么要求做家属工作，为什么辅导她们学毛主席著作？
（一）我来宝泉岭，主观上除继续改造外，原希望能体验社会主义机械化农场的生产生活，参加部分工作，接触生产管理中问题，接触干部、工人，准备将来实现反映垦区的愿望。但到宝泉岭后，新的环境，新的干部，新的群众，促使我警惕：如果不工作，就会脱离群众。于是，我向领导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对集体，对个人改造都是磁该的，对当时和以后，都是需要的。
（二）我过去轻视妇女工作，认为琐碎罗嗦。但在垦区六七年来，经常接触工农妇女，向她们学习，改变了这些观点。我觉得如果家属工作做好了，许多问题就解决了一半。而且我发现她们的优点，热爱她们勤劳的、正直的品质，旧社会带给她们的缺点是可以原谅的，也是很容易克服的。
（三）来宝泉岭后，听说家属中打架吵嘴事很多，有因此而发疯的。又听说乡人委只有一个秘书兼管家属工作，我觉得这就更需要有人去做。
（四）我认为什么工作都要突出政治，都要突出毛泽思想，家属工作决不能例外。我过去在汤原农场备牧队当教员时，曾讲过“老三篇”及其它文章，收到一定效果，我觉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一切工作也是家属工作的灵魂。特别是我自己过去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犯过错误，现在应该自己学，也应该帮助别人学，这是我的责任。
（五）帮助家属学，也就是自己学。而且从她们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上，看到自己过去在这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基于以上的认识和责任感，我没有考虑工作的困难。个人的条件，就这样做下来了。
三、怎样辅导家属学毛主席著作？
在帮助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有几个思想在我是很明确的。
（一）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结合实际，要在“用”字上下功夫。
（二）根据家属们的实际情况（文化、生活……），应该少而精，反复学习“老三篇、再加上《反对自由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三）我要少讲，让她们多谈。多开讨论会、讲用会，引导她们谈自己，亮思想，忆苦思甜，新旧对比，同先进入物比，同本委人物比，组织一帮一、一对红，让她们互相启发，自己教育自己。
（四）少讲多做，引导她们参加集体活动，提倡多做好事。只有在经常的集体活动中，才比较容易改变和正确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
（五）家属大部分是贫下中农，不少人在旧社会吃过苦，她们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很容易接受毛主席思想。而帮助她们学习，实际是同她们一道学习，而且向她们学习。这个观点，我是经常记得的。常常警惕自己要谦虚，我是当学生的，决不夸夸其谈，冒充先生，因为有以上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在辅助她们学习时，主要是依靠家属委员、党团员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学什么，怎么学，怎么用，都是同她们商量，由她们领导群众去作的。让她们尝到甜头，她们就更积极组织群众。一委的托儿所；六委的二十多次义务劳动，献肥廿万斤，都是她们自己在高度的热情底下，她们自己组织，想方设法去完成的，几次总结材料，也是由家属委员、学习积极分子集体讨论，由我执笔写成的。有些讲用会的材料，根本就是她们个人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没有什么整理，如六委吕淑贤在本场家属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上的发言，和她在萝北县妇代会讲用会上的发言，都是这样。
选择学习材料比较集中，主要是“老三篇”及有关语录，以及报刊上介绍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人物的材料，用他们活学活用的经验来启发思路，联系自己，在“用”字上下功夫。学习过的材料有；雷锋、毛杰、焦裕禄、黄顺玉、陈兰花、宋乐山，养牛模范王传河，八五二农场家属陆丰云，本场标兵邓婉荣，大庆家属萍妈妈，在中国的外国人白求恩，武汉的两个工人，大寨人的故事，越南的阮文追，等等。
学了就用。用在团结互助、邻里和睦、教育子女、助人为乐、先公后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上。每学一次，就引导她们联系自己，找问题，找差距，就想些可以做的好事去做。如开始学《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第一次就出动六七十人帮助本委的劳动力缺少的家属，去培珑锄草，连几年吵架不说话的人也去了“感动了那些被帮助的人，也感动了一些在那里观望的人们。六委家属准备自建托儿所，因为秋收忙，没有顾得上备料，到了十一月，天气严寒，雪花纷飞，但学了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后，连续两次，每次七八十人，去到廿里外嘟噜河对岸刈草，连有吃奶孩子的妈妈都去了。春节后，学习“上纲要，到黄河”，又学了大寨英雄人物故事，大家热情高涨，总想为集体尽一份力，天天在零下二十多度大风底下刨猪圈，刨厕所，家家都刨得光光的，自己一点也不留，献出粪肥二十余万斤。
四、我得到的教益：
（一）反复学习“老三篇”，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过去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觉得每篇都是大文章、好文章，认识到毛主席几十年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一贯的英明正确。也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的一条胜利的红线。那时所联系的是革命历史运动，是大形势；就是不联系自己，不触及自己的灵魂，不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对“老三篇”学过，也教过，觉得容易学，容易懂。联系自己时，却浮皮潦草，一读即过。到宝泉岭后，辅助家属学习，主要材料是“老三篇”，我为着向她们讲透道理，必定先学，反复学，吃透文章的精神实质。这样就得一字一字的、一点一点的啃，提问题，找答案，这样就很自然的，“老三篇”首先成了我的一面严酷的镜子。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对我都成为一条鞭子，我每讲一次，就是鞭打我自己一次。我越学习“老三篇”，越认识到一个人如果没有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活着就真正没有意义到极点了。我过去虽然学过“老三篇”，但真正学习“老三篇”，是从同家属一道学起的；最具体表现在我的思想上的变化，是我安心做家属工作，而且准备毕生做家属工作。我认为这也是革命工作，只要我能做，党要我去做，我就尽力去做。除此之外，我毫无什么个人打算。
（二）家属们热爱毛主席著作，学了就用的态度教育了我。自从到北大荒后，因为生活、工作在劳动人民中间，对劳动人民逐渐熟悉、理解，慢慢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我曾几次对领导表示，愿意长期留在垦区，不愿调回北京，也不愿意换地方，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喜欢这个环境，喜欢同这里的工人同志一道生活，像毛主席指示的，继续熟悉他们，理解他们，而不愿再回到那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小圈子里去。过去我曾认为那个圈子我熟悉，谈得来，有朋友。但我决心重新做人。下来以后，觉得劳动人民可爱得多，我对这些人发生了浓厚的感情，不只有朋友，而且有同志，还有老师。许多人都是我的老师。在宝泉岭同家属们天天见面，天天一道学习毛主席著作。每次学习时，她们都提前到，学完了也不走。她们一学就用，如学习陈兰花时，许多人都流泪，争着发言。她们想起过去，比比现在，痛心自己忘了本，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对不起毛主席。为一点点小事，鸡呀鸭呀的同姊妹们闹不团结，她们检查了就立即改正。学习“上纲要，到黄河”，学了大寨故事，她们就掀起献肥运动。许多家属头也顾不上梳，饭也顾不上吃，早早起来就忙前忙后，有的因为星期天不休息，同爱人吵嘴；有的因不顾家，小猪病死了。她们这样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她们有一颗无产阶级的红心，毛主席指出了一条革命大道，又教导她们走上了这条大道，她们就更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话是说给革命的人听的，革命的人听了毛主席的话就更革命。家属中许多人认不了多少字，平日学习也少，但一碰到毛主席的著作，就像人得到空气一样，一下就活跃起来了，就发出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亲眼所见，天天所见，这就不能不大大感动我和教育我，而使我对她们发生热烈的感情。我爱她们，连做梦也常常是家属工作。我如果一天不去，就觉得这一天过得空虚。直到现在，我心里总是挂念她们的。我只做了十六个月的家属工作，但在我的感情上却起了很大变化。我觉得我与劳动人民的关系近了，更加亲了，我想的是她们的觉悟，她们的前进，她们的工作，她们的幸福。是她们，是她们！而不是我自己。
五、我做家属工作中的缺点：
我做了这样一段时间的家属工作，家属们做了不少事，而我工作上的缺点和思想上的问题还是很多的，我自己初步检查，还有计划不够，争取领导的指示不够，普遍深入群众不够，和大家同劳动得太少，等等。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还是“怕”字当头和私心杂念太重的缘故。
我因为自己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的原因，常常不敢多说多做，怕引起误会。比如，为什么工作计划不够和争取领导指示不够？原来我曾认为把家属学习工作成为一个持久的深入的群众运动，必得加强领导，培养骨干。曾多次向乡人委建议成立一个核心小组，但始终未能真正成立起来。我催促过，但不敢坚持，更不敢批评，怕人怀疑是否我为着要参加这个小组。结果，学习工作常常落在我一个人头上。后来我提议分工，工虽说分了，但没有集体讨论、研究，还是各自为政。这样，就成了我想到什么，就学什么，就作什么；我作了一点，就向乡长汇报一点。工作既无计划，也无检查，也就没有什么总结经验勺我常为此感到苦闷，很想向乡上领导坦率谈谈我对领导家属工作的一些意见。有时怕谈了没有结果，有时怕谈多了遭到报复。几次都没有谈成功，或是很好的谈了自也想向党委或政治部反映一些问题，曾要求同王国述【1】同志谈话，要求同孙主任【2】谈话，他们因为忙，再三延期，不容易见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又产生了政治上的苦闷。觉得他们因为我是右派分子，不愿接近我，不愿管我。我还怀疑他们不一定相信我的意见，他们不喜欢听人提意见。我的政治地位，也很难说话，结果也许给人误会，这样我就很痛苦的产生了我不愿意有的消极想法。明明知道这是“我”字当头，是不应该的，却没有战斗的勇气，自“我”投降了。
同群众的关系也是这样、我知道宝泉岭解放团【3】来的人多，因此每见一个家属总是先问她是哪一年来的，如果是五八年来的，就放心同她们来往，如果是建场来的，就心存警惕。常常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几次下决心，想挨家挨户串门子，把一个委或几排房子摸摸透，特别是四委，有两排房的人总是有纠纷，乡上也知道，也无法解决，我很想深人下去，弄个清楚。但一想家属们已经够复杂了，而这工作乡上又并没有要我去作，我不作，不会有人责问我；我作广，即使作好了，也许反而会引起误会，就裹足不前了。对一委的家属工作也是这样。我心里很愿在一委多下功夫，觉得一委家属政治条件较好，都是干部家属，年轻人比六委多，文化程度也高些。但一看见她们有不少“骄”、“娇”二气，有政治地位上的优越感，又怀疑有个别人因为我的政治问题看不起我，也不会听我的，怕工作做不好，在干部们那里落一个坏印象，就胆怯了，管得就少了，说得更少了。
工作依靠家属委员，依靠党团员，是对的，但不等于我就不直接去同群众更密切的联系。但我有了以上的种种顾虑，就停留在一般的讲用、集体活动，却没有真正深人，把工作做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使家属人人能自觉学习，又能身体力行，成为扎扎实实的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新人。
我产生这些私心杂念，未能把工作撒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自我改造不够。没有摘去右派帽子“但主要原困还是自己没有经常狠狠向自“我“作斗争，没有撒到坚决完全相信党，相信群众，没有“舍得一身刖，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我希望听到领导和群众的批评，也就是没有真正树主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
【1】当时农场的党委书记。
【2】当时农场政治部主任。
【3】解放团。建场初期，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解放一团奉命到宝泉岭来开辟建场。
一九六六年十月
证言笔录【1】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我因事住在佳木斯农垦总局招待所。此时曾经有一个穿黄衣服、个子较高的女孩子交给我一本小书。当时她没有说什么，只是说给我的就走。我回来打开一看，是一本用晒图纸晒出来的小诗集，都是旧诗，写的都是北大荒农场生活。看到其中有自嘲的诗，还有一首是写胡考的诗。我和陈明便猜这本诗是谁写的。从诗的内容，和陈明曾听人说过，聂绡弩、胡考等都到过密山改造。我们判断可能是聂绡弩等的。但是谁给我们的，或是谁替聂纳弩给我们的，我们就猜不出来。因为我当时认为诗不好，也不愿同聂纳弩这个人有来往，所以也没有打听那个女孩子的下落，小诗集在局里的时候也毁了。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1】据陈明同志说，“文革”前夕，在密山垦这农场劳动改造的聂的弩委托东北农垦总局文联负责同志郭力送来自印的诗集《三草》给丁玲，“文革”中，造反派再追叠这个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聂绀弩和“右派分子”丁玲之间的联系人。在严格审讯后，丁玲于19的年3月26日按下手印，填写了这纸有规避格式的证言笔录，巧妙地把男说成女。灰衣说成黄衣，果然迷惑了造反派，保护了疑雄弩和郭力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