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记
作者：姚廷遴
姚廷遴著。所记起于明崇祯元年(1628),止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姚为上海人,先任县吏,继为乡农,深知民间疾苦。在其笔下,或记县官肆虐,如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初,连续三月,多雨歉收。知县涂贽征粮甚迫,百姓无措,多借营债,如稍缓付,便被吊打,惨状万千,破家者甚多。或叙年岁半歉,如崇祯十五年(1642)春,出现严重饥馑惨状,大家小户俱吃豆麦,面皆菜色,有将榆树皮做饼食,并蚕豆叶亦炒食,掘草根茅根大把食之。对此七十年间气象变化之实录,为研究上海气象史重要依据。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六月初一,上海出现大风潮,大雨竟日,河中皆满,至夜更大。宝山至九团,南北二十七里,东海岸起至高行,东西约数里,半夜时水涌丈余,淹死万人,牛羊鸡犬倍之,房屋树木俱倒。灾情发生后,陈知县面对哀鸿遍野,麻木不仁,百姓上告无路。
姚廷遴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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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
又译《政治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代表著作之一。全书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探讨各种政治和道德的原则,是一部实现美德的学术著作。它第一次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研究,意在寻求理想国家和最好政治的基本形式,系统地提出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在亚里士多德整个社会思想体系中,政治学高于伦理学,并把道德放在一定社会政治生活中加以考察。在他看来,伦理学只是研究和解决个人的善的问题,而政治学则要研究和解决民族和国家的整体善这样更为深广的问题,个人的美德只有在良好的政体中才能实现。他首先发现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善恶、正义等观念,在于人具有政治品质。从发生的次序来说,个人、家庭先于城邦国家,但从本质上说,全体大于部分,国家高于个人和家庭。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经济交往,更重要的是使全体公民过一种符合德性和最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从维护城邦制观点出发,为了调和阶级矛盾,批判了柏拉图的 “理想城邦” (即共产社会),提出了“理想政体” 和由 “中等阶级” 执政的理论。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偏袒富人,也不偏袒穷人,较其他阶级稳定。只有这个阶级执政,才能实现公正,使全体城邦公民过至善的幸福生活。同时他又提出用法律手段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政治思想和伦理学结合起来,详细地研究了城邦整体的伦理和幸福。他探讨了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其中包括主奴关系中的伦理,个人和城邦关系中的伦理,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的伦理,以及职业伦理等,并力图在各种伦理关系中,确立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原则。这既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又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它和《尼可马克伦理学》一起,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完整体系。
画禅室随笔
画论。明代董其昌。 四卷。约1620年。该书辑录《容台集》所未载的论书画文字。卷一为论用笔、评法书、跋自书及评古帖;卷二为画诀、画源，题自画和评旧画; 卷三为评诗、评文、纪事、纪游; 卷四为杂言、随笔、禅说等。该书和作者的《画旨》、《画眼》二书， 所收内容， 范围不一，且各种刊本都有不同，其中并有十六则和他同时代、同乡人莫是龙的《画说》一书内容完全相同。有谓该书为清初杨无补所辑录，并非董亲手编成。但董氏积毕生之力研究书画，创见颇多，对后世影响很大。
种杏仙方
方书。4卷。明龚廷贤(云林) 辑。刊于万历九年 (1581年)。汇辑各科单验方,按病证分为中风、中湿、脾胃、伤食、痰火、咳嗽等90门。每门首为七言歌诀四句,略述每病辨证、治疗要领。卷末附“经验秘方”,详介桃源龟龄延寿丹、紫霞丹等的配制和使用。现存初刻本、其他明刻本及日刻本等。
正一法文经章官品
正一法文经章官品，撰人不详。约出于南北朝。四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此书为早期天师道经典《正一法文》残卷之一，又名《千二百官章经》。内载正一道士上章召请一千二百天官之名，按所请天官主治某种疾病灾害分类。各卷概略如下：卷一有收土公、军兵收怪、主利宅舍、收官事等二十四条。 卷二有收万精魅、收癫瘸、收目病、诸毒立差等二十六条。 卷三有主斩草、收葬送冢墓鬼等十一条。 卷四有主蚕桑、主六畜、主鱼捕、主贾市等十六条。本经认为凡一切灾害疾病，皆因精鬼作祟，或有恶人作为，而各种灾病亦皆有神主治之。故世人若有灾病，即应上章召请某类天官收鬼除妖，治病消灾。例如〈收土公〉条称：「若病饥内清尽，性命垂危，当请天官杨秩君，官一百二十人、君吏一百二十人合治之；若久病著家，请须臾君官将一百二十人令治之」云云。其它皆类此。本书对研究早期天师道与民间信仰之关系颇有参考价值。
三唐诗品
《三唐诗品》三卷，其体例摹仿钟嵘《诗品》，论唐代诸公诗，往往溯其渊源所自。如谓张九龄，“其源出于鲍明远、江文通”；王绩，“其源出于程晓、应璩”；卢照邻，“其源出于江记室”，等等。 凡初唐十五家，盛唐二十八家，附十三家，晚唐十二家。三品以时代相次，无高低升降之意；但每品之中，则以高下为先后，不以寸代为序，此又与钟嵘相异。 其诗学宗旨乃承王闾运《湘绮楼说诗》及《王志》诸篇而来，故论唐诗每探源于魏晋。行文清微淡远，尤有魏晋古调。其“三唐”之论，则上承高栋之“四唐”说而变易之，盖以盛唐诗人之中，“高者起列盛唐，其次统归晚代”，故略去中唐。
闽游月记
二卷。明末清初人华廷献撰。华廷献字修伯，江苏无锡人，生卒年月未详。崇祯进士，曾官明福建沙县、归化知县。《闽游月记》记华廷献宦游福建乙酉(1645年)丙戌(1646年)两年间所闻见事。起自除补归化县赴闽，迄至逃归故里。首卷记过仙霞岭抵延平府遇见诸事，其中记南赣汀、韶一带农民军阎王总猪婆营四处攻城，华廷献守沙县事。二卷续记华廷献守沙县与农民军作战，事后议加衔候考。又记隆武朝政事，唐王、鲁王不和，自相纷争，至成鹬蚌之局，元戍大帅持空头札市值充饷，郑芝龙专擅，太阿倒持，弃帝出走，浙东兵败，鲁王与后宫狼狈奔逃，仙霞岭险关无人把守，清兵从容入闽，马士英、方安国、阮大铖死于途中等事。尾记华廷献逃回故里，全家仅数口而归。《闽游月记》于明末地方之纷乱，朝臣守令之不和，叙述较为详尽。据华廷献称，“屈指两年，以五奇而处四难”(《闽游月记》卷二)，而《闽游月记》世传本多有遗缺，傅以礼认为，《荆驼逸史》所录此书，“叙次丛杂，盖仅摘录数条，非全书也”(《闽游月记》傅以礼跋)。计六奇《明季南略》曾引《闽游月记》四则，取以互勘，凡校补五十字。《记载汇编》有《闽事纪略一卷》，与《闽游月纪》内容颇有出入，谢国祯认为“其中必有一伪，或一书而割裂为二书者，姑付阙疑”(《增订晚明史籍考》)。《闽游月记》有《荆驼逸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