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逆纪略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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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
《张居正大传》是朱东润具代表性的作品，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全书以确凿可信的史料描述了张居正的一生，他从一个普通家庭起步几经沉浮，终位极人臣。面对弊政，他不惧难关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扭转了明朝后期的颓势。作品不仅刻画了这样一位有作为的历史人物形象，也揭示了封建王朝内部的权力斗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张居正 是明朝后期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之一。他从荆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起步，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万历首辅、神宗皇帝老师，以及明朝中兴的奠基人。 张居正对明朝的弊政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但是，为了推行改革措施，张居正也曾经使用过不光彩的手段，其个人生活也难说检点。生前，他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死后，却被剥夺谥号，查抄家产，祸及子孙。否定了张居正改革成果的大明帝国，也走向了灭亡之路。
道学外传
严复著。发表于1898年6月5日《国闻报》。《宋史》中有《道学列传》，颂扬宋儒程、朱等道学家;作者特以迂腐昏聩的村学究为道学家作“外传”，以示讥讽。文中的村学究，外貌丑陋，老态龙钟，思想陈腐反动。他满口八股，认为科举一改，“国家将亡”。说今日宣传维新的报刊，都是“乱民”报，并发出种种怪论：所谓“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所谓“瓜分”，只会导致使洋人对中国之“威胁”，而洋人“本无大志”，只知“穷奢极欲”。若中国真被“瓜分”，但愿“吾辈衣食自若”。平时节衣缩食，只愿一生积蓄传给子孙。听到维新立宪，便想当议员做官。文章最后说，“此辈人材”，“以钱财为上帝，以子孙为灵魂，生为能语之马牛，死作后人之僵石”;并发出感叹：“独恨此辈既充塞国中，岂无上膺执政之权、下拥名山之席者?”文章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死守旧学、昏聩腐朽、利禄熏心的村学究的形象，对当时的顽固派以辛辣的嘲讽，表达了作者提倡新学、反对旧学的强烈愿望。文笔犀利，议论精当，寓庄于谐，形象鲜明生动。
从征缅甸日记
清周裕著。乾隆三十二年(1767)，裕以一文官随明瑞征缅，将其亲身经历及明瑞征缅经过，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写成是书。该书对自明瑞引兵深入至宋赛后及明瑞殁于阵、部属回至永昌之情况，所记甚详，为他书所不及;而对波龙银厂记述尤详，为研究缅甸史、中缅关系史和华侨史的重要参考书。有《借月山房汇钞》本和《指海丛书》本。道光二十一年(1841)由金山钱熙祚、锡之甫校梓。
挥麈录
《挥麈录》，南宋王明清撰。王明清，字仲言，汝阴人，与其父王铚都是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此书共分4编，其中前录4卷，成书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后录》11卷，成书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三录》3卷，成书于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余话》2卷，约成书于庆元二、三年间。王明清是一位十分留心当时史事的学者，这部笔记主要就是录存本朝史事旧闻，时间上起宋太祖，下迄宋孝宗，尤详于南、北宋之间大动乱时代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书中所记南渡初年史事，李心传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多加采录，可见此书的史料价值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其中如《后录》第2卷记宋徽宗穷奢极欲，大兴土木之功修建“艮岳”，《后录》第7卷详细记载高俅的发迹经过等等，都是后来修史者依傍的内容。《挥麈余话》第2卷全文收录了王俊诬告岳飞的状子，后来李心传也据此录入《系年要录》中，同卷又记秦桧在靖康之变时要求金人保留赵氏宗室的状子实际上是监察御史马伸起草的，只不过强迫秦桧签了个名而已，这条记载所披露的事实真相也都为后来修史者所接受。此书也有遭人非议的地方，作者系曾布第10子曾纡的外孙，因此书中对曾布多有溢美之词，对王安石也曲意回护，而对米芾却大加丑诋，不免为其小疵。但这并不影响此书的价值，在南宋一朝的笔记中，保存史料之丰富，记载史事之详确可靠，很少有别的书能够比得上《挥麈录》。全书历经30多年才最后完成，前三录成书后各自单独刊行，《余话》写成后，才有全书四录的合刻本。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点校本，是目前最通行的本子。
皇帝大同學革弊興利百目
廖平经学四变时期著作。全书分论圣、《论语》、《周礼》、《诗经》、《易经》、《尚书》、《礼记》、《春秋》、《大学》、《中庸》、子学、九家、理学家、中国政治家、中人西学、西人宗教家、西人大同学、西人政治家、西人思想家、西人天文家、西人地学家、今日时局等二十二题，共列各题中有关皇帝大同説的正反观点一百零一目，逐条予以简要解説、论证或反驳。书中主要以公羊张三世、夷夏之辨、素王立法、小康大同等角度，从经典和中西思想家观点中寻求佐证，提出六经皆孔子微言，诸子爲孔子后学，孔子爲全球立皇、帝、王、伯之法等思想。该书原附于《公羊验推补证》，有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则柯轩刊本，今据此本整理。
春秋辨疑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