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通俗演义

作者:蔡东藩
民国通俗演义

《民国演义》是《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中的民国部分,由蔡东藩、许廑父所著。该书采用章回体,蔡东藩原著前一百二十回,许廑父续写四十回,共一百六十回。该书内容翔实、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华民国的历史,问世后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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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译注

天工开物译注

中国明代含有农业内容的科学技术专著。宋应星撰。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万历举人。崇祯七年(1634)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后又任福建汀州府(今福建省长汀县)推官、毫州(今安徽省亳县)知州等。明亡后弃官回乡终生不仕。《天工开物》是作者任分宜教谕时所著,初刻于1637年,但此后几乎失传,直到1929年才出现据日本所藏翻刻本的影印本,后又出了日本营生堂本的影印本及万有文库等本。60年代初中国发现原刻本后,又出了原刻本的影印本。全书共三卷,有18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在农业方面,“乃粒”讲耕作栽培,“乃服”讲蚕桑,“粹精”讲米粮,“甘嗜”讲种蔗、制糖和养蜂。此外“彰施”记制植物质颜料,“膏液”记榨油,“蘖”记酿酒,也与农业有关。本书在每篇后均有多幅附图,表达具体操作情状。书中绝不引经据典,全是经作者直接观察、访问和研究所得,内容丰富充实,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少年漂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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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蒋光慈著。1926年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小说出版后即在广大读者、尤其是在广大进步青年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自1926年至1933年,先后印行了十五版。这是蒋光慈的第一部小说,而且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书信体形式的小说。作品集中描写了佃农出身的贫苦青年汪中,在父母双亡之后漂泊四方,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饱尝了人间的冷暖,最终由自发地反抗逐步走上了自觉地为革命事业而英勇斗争的道路。汪中的命运表明了时代青年只有奋起反抗、投身现实斗争、献身革命事业,才有真正的出路,才有壮烈的人生。汪中的艺术形象以及整部小说,曾经激励过许多进步作家和时代青年走上革命斗争的人生道路。由于作品鲜明的进步倾向,这部小说从30年代起就一直成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查禁的对象。《少年漂泊者》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最早描写人民革命斗争、最早歌颂党的领导以及最早塑造优秀共产党人形象的作品之一。小说完稿于1925年11月1日,及时而深刻地展现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斗争。这是一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创性的作品,因此被称作“革命的前茅”。

登徒子好色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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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辞赋。旧题战国楚宋玉作。见于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19。其序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毁谤宋玉好色。楚王要宋玉:“有说则止,无说则退”。宋玉表白自己无此事,反证登徒子好色。他为自己辩解的一段文字非常精采:”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肥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先以层层递进的手法,推断“臣东家之子”是天下佳人;再以不能增减其身段和不用著施粉朱,以说明其是天生丽质;然后运用恰当比喻,呈现美女形象。这样的绝色女子“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作为画龙点睛之笔,突出了宋玉为自己辩白的力量。宋玉进而反证登徒子好色。这时,秦章华大夫又出来称赞郑、卫等地女子,其“不待饰装”之美更盛。因而使楚王称善,宋玉遂不退。李善在为《文选》作注时说,这篇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登徒子好色赋》是影响相当大的作品,以致后来“登徒子”竟成为好色之徒的代名词。但对于本赋是否为宋玉所作,历来就有许多不同意见。

细说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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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撰写。它叙述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朝灭亡期间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作者以“讲史”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明太祖的北伐、西征,以及土木之变、夺门之变、明末三大案等历史事件,以及陈友谅、张士诚、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方孝孺、张居正等历史人物。全书既有生动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又有颇具见识的评点。本书所采用的“细说体”既不像正史的艰深枯燥,又不似野史的胡编乱造,是别具风采的史学著作。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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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著。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仍以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政治观点,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02年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一文即其代表。章炳麟在这封信中批驳了此文对革命的种种非难,阐述了中国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为当时革命派对改良派进行公开论战打响了第一炮。文章围绕着中国应“立宪”还是“革命”这一中心问题,着重驳斥了保皇派康有为提出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仿行立宪,不能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则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他又针对康有为“保皇是天命注定”的谬论,认为革命是“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认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他深信中国经过“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革命之后,将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信中表现作者不信天命,信革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力地鞭挞了勾结帝国主义的满清政府的罪恶,揭露保皇派的反动本质。此信发表后引起反动派的极端恐惧,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力的鼓舞。但信中在反满思想中掺杂了不少大汉族主义的糟粕。全文万余言,以古今中外的实例佐证,阐述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观点鲜明,气势凌厉,说服力和感染力极强。

华严心要法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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