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纪闻
作者：佚名
一卷。清不著撰人名氏。顺治十八年(1661),江南苏州吴县新任知县任维初因苛征民赋,平仓获私,激起当地人士不平,诸生倪用宾、沈玬、金圣叹等,遂有抗粮哭庙之举。适清世祖哀诏至,府堂设幕帐,哭临三日,诸生百余人至庙,鸣钟击鼓,并即至府堂,跪进揭帖,且千余人号呼而来,欲逐任维初。苏州巡抚朱国治以哀诏初临之日,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列罪不逭者三条,密题治狱,自倪用宾、金圣叹以次十八人,皆奉旨处斩,仅礼部员外郎顾予咸免死革职。《辛丑纪闻》记江南哭庙案始末,用日记体,条理分明,于当时奏疏及廷议、会审、行刑等情节叙述详细,并不乏生动。又及是时江南奏销、金坛、镇江、无为等十案,共一百二十一人,凌迟二十八人,斩八十九人,绞四人,分5处处决。其中镇江、金坛九案一百零三人大抵因通郑成功被祸,顺治生前曾说:“他们怕死耳,不必问其事。”迨顺治死后,朱国治欲行杀戮以示其威,遂复成大狱。其后知县任维初亦因别案处斩,朱国治后抚云南,仍如故操,吴三桂反,被手下将士处死而食,骸骨无存。《辛丑纪闻》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江南地方的严厉镇压政策。四大臣辅政时,将顺治亲政后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略有宽松的政策骤然改变,以至金圣叹等江南名士罹于难者不下数十人。《辛丑纪闻》有《纪载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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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集。刘西渭著。1936年1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30年代撰写的独具风格的、影响比较大的文学评论集。收文16篇,评论了10位作家的作品。小说方面有巴金的《爱情三部曲》、《神·鬼·人》,沈从文的《边城》,萧乾的《篱下集》,骞先艾的《城下集》,罗皑岚的《苦果》,林薇因的《九十九度中》;戏剧方面有曹禺的《雷雨》;散文方面有何其芳的《画梦录》,李广田的《画廊集》;诗歌方面有卞之琳的《鱼目集》。李健吾厌憎当时“不中肯然而充满学究气息的评论或者攻讦”,认为文学批评“也正是一种艺术”。他说:“批评的成就是自我的发见和价值的决定。发见自我就得周密,决定价值就得综合。一个批评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有颗创造的心灵运用死的知识。他的野心在扩大他的人格,增深他的认识,提高他的鉴赏,完成他的理论。”(《咀华集·跋》)他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属于美学的批评,而不同于当时盛行的历史批评方法。例如他在评论茅盾、巴金的行文风格时说:“读茅盾先生的文章,我们像上山,沿路有的是瑰丽的奇景,然而脚底下也有的是绊脚的石子;读巴金先生的文章,我们像泛舟,顺流而下,有时连你收帆停驶的工夫也不给。”作者学识渊博,阅历丰富,他评论某一作家的作品,不仅能联系到社会人生,而且能联系到中国的、外国的许多作家和同一作家的另外的作品。他在评论沈从文时写道:“乔治桑是一个热情人,然而博爱为怀,不唯抒情,而且说教。沈从文先生是热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这里不仅有对沈从文小说的美学品味,而且有对沈从文与外国作家乔治桑的比较。李健吾在批评上对作家采取朋友似的对话态度,彼此之间有不同意见就进行磋商。《咀华集》中作为附录收入的5篇文章,就是评论《爱情三部曲》、《鱼目集》时与巴金、卞之琳所进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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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符经玄解者，范一中所著，名曰玄解而义不轨于正，遗误非细，故述本经之义以正之。一得亦深惧饶舌之罚，惟是阴符经注凡数十家，各有玄义，何敢敢轻议而谓是，的解则未能治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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