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喜志
作者：夏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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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本武藏
宫本武藏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一代剑圣，十七世纪的剑道家，四百年前的传奇人物；他，十七岁前杀戮无数，二十一岁立志修行，后与六十六位高手比武皆获全胜，最终参悟了「剑禅合一」的至高境界。这一境界引导他在岩流岛的比武中，面对小次郎的高超剑法和力道，凭着精神之剑取得最后胜利，成为了天下第一高手。 本书以日本战国初期的这段历史为背景，描述了宫本武藏在乱世的历史舞台上，凭着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强健，手提孤剑，漂泊天涯，寻求「剑禅合一」之真谛的曲折历程。全书分为地之卷、水之卷、火之卷、风之卷、空之卷、天之卷和元明之卷七个部分，叙述了日本战国背景下武藏波澜壮阔的一生。 宫本武藏，为迷茫中的你我提供修炼己身之道，寻找跨越障碍迈向成熟的凝练人生。
奥诺丽纳
最初于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七至二十九日在《新闻报》上连载。一八四四年由波泰书屋出单行本，划分为四十章，各章都有标题。同年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四卷时，取消了分章和标题，编排在《莫黛斯特·米尼翁》与《入世之初》之间。后作者又将本篇调到《被遗弃的女人》之后，《贝阿特丽克丝》之前，纳入“不如意的爱情”系列中。在这一系列作品里，作者不仅提出了家庭、婚姻、爱情问题，也提出了道德、法律、宗教问题。奥诺丽纳不满于自己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追求独立、自由和激动人心的爱情。她抛弃了财产和丈夫，随情人出走，却又因失去财产而遭到遗弃。
山堂肆考
二百二十八卷，补遗十二卷。明彭大翼撰。彭大翼字云举，又字一鹤，号林居。扬州(今属江苏省)人。万历中曾知云南沾益州。张幼学补遗十二卷。张幼学为彭大翼之孙婿。是书辑录群书故实，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类编成帙。后有损佚。万历四十七年经张幼学重加辑补整理终成。全书分宫、商、角、徵、羽五集。又分四十五门。宫集分为天文、时令、地理、君道、帝属、臣职;商集分为臣职、仕进、科第、学校、政事、亲属;角集分为亲属、人品、形儿、性行、文学、字学、谥法、人事、诞育、民业;徵集分为释教、道教、神祗、仙教、鬼怪、典礼、音乐、技艺、宫室、器用、珍宝、币帛、衣服、饮食;羽集分为饮食、百谷、蔬菜、花品、草卉、果品、树木、羽虫、毛虫、鳞虫、甲虫、昆虫、补遗。每门又分子目若干。每一子目有小序一篇，述其内容梗概、范围沿革等事。下录引文。引文采集宏富浩博，经史子集、释经道藏无所不及。或注作者、或标书名，剪裁适当，浅显易读。但亦有类目繁杂、立目不清之处，或引证间有改动，未尽据原书，或不见出处。如臣职一门，分开而隶属宫、商二集;亲属一门，而分隶商、角二集;饮食一门，而分隶徵、羽二集。有万历二十三年(1595)周显金陵书林始刊本。万历四十七年梅墅石渠阁刊增补本。清北京文锦堂刊本、《四库全书》本。
康熙台湾府志
台湾地方志。清蒋毓英修,季麒光等纂。十卷。毓英字集公,奉天锦州(今属辽宁)人。历官笔帖式、知府、按察使。麒光字圣昭,号蓉洲,江苏无锡人。康熙进士,官内阁中书、知县。著有《台湾杂记》、 《番俗纪略》、 《风说》等。康熙二十三年设台湾府,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是志约当二十六年(1687)成书,记事止于二十五年,五万余字。分沿革、分野、气候、风信、封隅、物产、风俗、岁时、规制、学校、户口、田土、赋税、人物、古迹、灾祥等二十五门,含海道、潮汐、澎湖三十六屿、城郭、社学、开拓勋臣、胜国遗裔等目,或门下按县、朝代、物类细分,故目无确数。其中以赋税、叙山、叙川、物产门最详。凡载木岗、大岗、鸡笼、赤、凤七十余山,岗山、淡水、浊水等三十余河川。物产有早尖、早籽、薯黍、黄豆、涂豆、番薯、加说豆、海粉、檨、波罗蜜、白蒺藜、猫竹、三友花、千日红、仙草、桃草等三百余种植物,鹩鸰、鬼鸟、海鸡母、金钱豹、海翁、龙鲇、仙人耳、沙蚕等近二百种动物。田赋收录郑成功祖孙统治时期赋额。气候、风信、灾祥所载台湾及其附近水域四季气候、降雪、潮汐、信风、地震、海上交通,对发展海洋经济和海防有重要参考价值,据科学家考证,此志首次论证台风。但有的门目过于简略,统计数字也不够精确。有康熙间台湾府刻本,1985年中华书局《台湾府志三种》本。潘君祥《蒋毓英修<台湾府志>述略》 (载上海《社会科学》1982、2)、陈秉仁《第一部<台湾府志>考辨》 (载《图书馆杂志》1983、1)可供参考。
入药镜
气功著作。不分卷。唐代崔希范撰,撰年不详。此书以三字诀形式写成,记述了内气贯通任督二脉之过程、内丹功修练阶段与步骤,并介绍意守命门之法、月节律与练功之关系、练功偏差之预防等内容。此书述说习练气功之要领在于调节阴阳、形神合一。记述内气贯通任督二脉之过程、内丹功修练阶段与步骤,并介绍意守命门之法、月节律与练功之关系、练功偏差之预防等内容。此书以三字诀形式写成,言简意赅,对后世影响较大。现存《道藏》之《解注崔公入药镜》注本、《道藏辑要》之《入药镜合解》注本
答万季埜诗问
清代诗论著作。1卷。吴乔著。全书为问答形式,共27则。其论诗重视“命意”,要求“其中有人”,反对拘泥声韵,执着死法;提倡“三百篇”的传统,尊唐、薄宋,力贬明诗;强调诗的特征,并以米“酿而为酒”与“炊而为饭”来比喻诗与文的差异。在回答具体问题中，体现出吴乔的反拟古主义的诗歌主张。清初反拟古主义，始有钱谦益，其后冯班、吴乔等起而响应。吴乔论诗，主张诗要有寓意，他认为，唐诗的优点，就在于“读唐人诗集，知其性情，知其学问，知其立志”，而“明人以声音笑貌学唐人”，只是注重修辞形式，结果“千人一体”，终不能超过唐人。他最推崇的是晚唐李商隐的诗，这也可能与他推崇委婉寓意的诗歌主张有关，他曾选录李的无题诗，猜度其意旨，作《西昆发微》。吴乔认为拟古诗内容空虚，而强调寓意，这基本上抓住了要害。他指出“诗中须有人，……诗而有境、有情、则有人在其中”。“有人”与否、寓意的存无，决定诗句的“死”、“活”。诗句的死、活另外还与表现手法有关，在此方面，他最崇尚的是诗三百的“比兴”手法，“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作。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他还比较了唐、宋、明各代诗歌，认为“唐人作诗， 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说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说好，故不相入”，宋、 明诗的局限，就在于太实太露，无言外之意，而不象唐人那样“实话亦虚”。“比兴意在言外，不可以言求意”，这就是吴氏重视比兴的原因。答问中，吴氏还指出了诗文的区别， “唯是体制辞语不同”，两者都需有寓意，但是具体表现形式又不同。在论诗歌的演变时，他坚持“变复”主张， 强调“复”的同时，要“变”，这也是对拟古派的反动，这种见解是合乎艺术发展史的运动规律的。